动荡岁月的韦伯与德国社会政策的历史发展（1890-1920年）

——一种历史社会学的分析

熊跃根

《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1期

 

 

摘要：本文试图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出发，结合韦伯的主要文本和相关历史素材，讨论在1890-1920年这段动荡的岁月中，韦伯的学术及政治思想与德国社会政策历史发展的联系，进而深入理解韦伯的政治理念如何影响当时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辩论与发展方向。

 

关键词：德国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社会政策；学术；政治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昆汀·斯金纳在其代表性论文中指出，在方法论上对历史的理解不仅受到对“文本”意义理解的影响，也受到文本作者所接受的那些基本概念的影响。然而，在时代变迁进程中，人们如何看待过去以及如何看待久远时代的作者的文本，却不能只注重时间与其他要素的重要性。与历史学类似，社会学也无不关注时间在人类关系与活动中的重要性。时间的指向与循环两个核心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科学和历史社会学所面临的挑战。在历史社会学的范畴内，对观念、事件、机制和过程的社会学解读与分析究竟应该偏重“文本”（texts）还是偏重“情境”(contexts)，或应注重“事件”(events)还是“过程”(processes)，学者们对此迄今仍然争论不断。安德鲁·阿博特曾指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理解人类世界，而认识到人类世界是由决定性的关系与偶然性的事件所构成的这一点极为重要。作为社会学的奠基人和20世纪一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韦伯深邃的思想和庞杂多元的理论对研究者而言，依旧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究和澄清的宝库。近年来，社会学研究者倡导“回归历史”或“把历史带进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学学科内部对学术传统、学科本质以及方法论的一种深入思考。重新认识历史性和历史情境在社会分析中的重要性，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那些宏大而重要的历史转变，如何影响今天和未来的人类生活。而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社会政策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将历史性地塑造不同社会里公民的生活。

 

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关“价值中立”、克里斯玛型统治和理性化等韦伯命题，在今天这个变迁的时代里依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们一直都是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论范畴讨论的核心问题。然而，正如人们所理解的那样，作为一位划时代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韦伯的问题域或思想光谱远远超出了上述范畴。而作为一个晚近才统一的欧洲大陆民族国家，德国的社会政策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背景。而19世纪下半叶以来德国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诞生及其发展，对社会政策学科与实践产生了深厚的影响，研究者在审视和分析这些影响及其后果时不可忽视马克斯·韦伯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与发挥的作用。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指出，在社会学三位奠基人中，只有韦伯不仅在生活上，同时也在写作中对学术与政治做出了持久的关怀和努力，在思考与行动二者上都对社会学这门学科为后人提出了深刻的警示。在学术界，对韦伯政治理念及其对早期德国的时政尤其是德国社会政策发展影响的关注和解读还很不够。从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理性化及其现代文明的发展，一方面创造了极大的物质繁荣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在文化与生态领域产生了深重的危机，这是为什么作为对抗资本主义体制的乌托邦思想及其实践在今天依然有活跃的动力的一个重要缘由。在本文，作者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一段动荡岁月（1890-1920）中韦伯的思想及其变化与德国社会政策变革的历史观察，来试图理解德国作为一个工业化晚来的国家，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早期，德国社会政策发展史背后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伦理的影响。同时，本文还试图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通过将历史素材的分析和社会学的解读将德国早期社会政策的发展经验与更广阔的时代图景进行勾连。

 

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科学家和德国社会学的奠基人，政治与学术一直是韦伯终生关注的两个主题。然而，终其一生，韦伯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或世俗）的政治家，而且从日益出版的诸多有关韦伯研究和个人书信材料来看，韦伯的政治理念和学术抱负是始终一贯的。1920年4月14日，距离韦伯去世前恰好两个月，韦伯给时任德国民主党主席的卡尔·彼得森（Carl Petersen ) 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20世纪60年代由一位美国学者从彼德森家族档案中获得。在这封半个多世纪前公开出版并被翻译成英文的信件里，韦伯清晰地表达了他的政治立场和信念。在信件里韦伯提出了从德国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辞去委员的强烈意愿并详细解释了原因。信里的字里行间再现了韦伯作为一位理性、深刻和明晰的社会思想家所具有的政治观点和判断。在信中，韦伯写道：“政治家应该也必须妥协。但是从专业的角度上，我是一名学者（Aber ich bin von Beruf Gelehrter ）。……学者既不应妥协，也不应掩盖任何荒谬的行为”。作为一位学者，韦伯始终对“政治行动”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在价值观上韦伯从不隐晦自己的观点。韦伯所处的时代恰逢德国资本主义与工业化处于上升发展的阶段，德国国内社会结构与阶级矛盾重重，外部遭遇诸多困扰，并最终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德国在俾斯麦统治时期及其之后都在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发展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1872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政策协会（the Verein für Sozial Politik）对德国社会政策学科与实践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韦伯作为一个核心成员、协会刊物《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Th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的编辑与重要的精神领袖，他在德国社会问题(social questions)和有关劳工等社会立法问题上发表的诸多评论与批评见解，无疑体现了那个时代德国社会政策历史发展的思想轨迹。基于此，本文主要讨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历史社会学视野中的德国社会政策起源问题；第二，1890-1920年间韦伯的思想变化与德国社会政策的历史发展；第三，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解读与历史社会学的政治关怀，阐述它如何连接过去与现在。本文分析的主要思路，是试图通过历史素材和文献，探究在1890-1920年间韦伯的思想变化（主要是对社会政策的观念与立场）与德国社会政策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与过往的研究不同，本**调的是韦伯在那段特定时期通过参与德国社会政策协会以及福音教派全国代表大会等组织与政治团体（比如德国民主党）的活动，来理解韦伯的政治理念如何影响当时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辩论与发展方向。而在本文，作者的分析文本主要是依赖以下几方面素材：第一，韦伯的核心著作文本（包括演讲）；第二，韦伯传记中体现的韦伯思想肖像及变化（包括韦伯夫人、学生写的韦伯传记和回忆，以及当代学者的韦伯传记）；第三，韦伯在其与桑巴特一起主编的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刊物《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基于此，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包括：第一，德语语境中社会政策的内涵与德国社会政策的历史起源；第二，1890-1920年间韦伯的思想变化与德国社会政策的发展；第三，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理解社会政策的学科发展与研究的意义。

 

 

二、德语“Sozialpolitik”的内涵与德国社会政策的历史起源

1.德语“Sozialpolitik”的内涵

 

受英语学术界的影响，中国内地学术界在过去20年里对“社会政策”概念的讨论基本上受到英美学者的影响，在学科上自然把它归类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在实践上则倾向于把社会政策视作一种对政府行动失效的矫正或干预行动，核心内容是围绕社会福利的一系列行动或措施。在德文文献中，对应英文词汇“social policy”（社会政策）的“Sozialpolitik” （社会政策或社会政治）则很少被人们关注和讨论。如何理解德国乃至欧洲大陆对社会政策的界定和学术传统，对我们深入认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中国学术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意义。1911年德国学者奥托·冯·茨丁尼克-苏登霍斯特（Otto von Zwiedineck Südenhorst）用德语出版了《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一书，其中一章后来以英文形式发表在一本文集中，该文详细阐释和区分了“社会政策”的含义和特征。社会政策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社会政策侧重如何回应并解决影响社会功能的诸多社会问题。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社会政策也试图探究一种理论可以解释和分析这些社会问题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联。但是，从历史起源来看，美国的社会政策学科基础更多体现在对社会问题的理论解释上，即注重以社会学的解释为重，核心是对人的越轨行为的解释与分析。然而，在英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历史中，它与福利国家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 通过社会安全网、社会保险的制度设计和社会服务的平等设置与供给来减少不平等。

 

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德国的社会政策发展最早的重点并不是像英国那样注重工厂法和济贫法(或安置法)，而是侧重社会保险立法，而这与俾斯麦的社会保守的动机不无关系。在德语文献里，“社会政治或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一位慕尼黑的名为威勒姆·海因里希·里尔 ( Wilhelm Heinrich Riel, 1823-1897 ）教授撰写的一部题为《人民的自然史作为德国社会政策的基础》著作中。里尔认为，社会联系的松散比经济剥削更成为社会分裂和重建的核心问题。因此，他认为社会政策应和社会的总体性（或整体性）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里尔认为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不是成员的经济状况，而是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尤其是社会团结的基础是否牢靠。因此，社会政策可以作为一种立法实践在人民与行政管理之间建立桥梁。从里尔的论述中我们看出，在19世纪那个工业革命发展迅速的时代，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大陆国家，急剧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变革导致的社会分化，显然动摇了一贯的社会基础，因此通过社会政策或社会立法的努力试图改善受损害的社会关系，调和阶级利益和矛盾，是促进社会整合、维护社会既有的伦理秩序的重要措施。作为德国历史上一位最负盛名也是颇具争议的政治家和统治者，俾斯麦努力促成了德国的统一，并通过社会保险立法建立起历史���最悠久的社会保障制度基础。在韦伯看来，俾斯麦是一位典型的“克里斯玛型的统治者”，他依靠自己的知名度、威权和民粹主义的思潮，有效地操控了议会选举和国家政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德国在19世纪晚期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但是，就个人而言，韦伯认为俾斯麦的操守仍然值得怀疑。

 

要充分理解德语世界“社会政策”的内涵和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传统，研究者有必要回到19世纪下半叶德国学术社团的历史发展脉络，而德国社会政策协会无疑是我们理解和分析韦伯政治理念和德国社会政策发展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作为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发起者和核心领袖，古斯塔夫·冯·施莫勒，阿道夫·瓦格纳和鲁杰·布伦塔诺的观点代表了早期德国学者对社会政策阐述的内涵，他们认为社会政策是一种代表政策倡导的努力，它试图通过对劳工阶级斗争的调整，将其整合进其他社会阶层的社会-政治系统中去。与当时桑巴特等狭隘地将社会政策看作一种针对特定阶级利益或问题的努力不同，施莫勒等人更倾向于将社会政策看作一种社会整合的系统努力。而另一位德国学者考夫曼在著作中指出，在德国历史上，社会政策协会缔造者们并未深入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阐发社会政策的立场与行动纲领，而是更多从政治和伦理的角度来讨论社会立法实践的走向。

 

韦伯在《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的客观性》一文中曾明确指出，作为文化科学的社会政策不仅涉及工具理性的效率，还涉及行动背后的价值观与伦理。将社会政策界定并理解为一种“行动”，韦伯的意图很明显，即社会政策既不同于意识形态和观念，也不同于人们的日常行为，而是一种特定价值和策略引领的文化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与人们观念综合作用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那段岁月里，韦伯一直把社会政策视为与社会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利益高度相关的一种政治。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传统不同的是，在德国历史上，社会政策被一直当作是一种处理或回应国家与经济关系的行动。英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德国注重社会整体性的哲学观在国家如何干预社会方面表现出了不同实践传统。在英国，社会政策主要受到应用社会学的影响，以济贫法为基础的社会行政传统注重于管理穷人，它强调价值理性、道德正确性和社会控制。而在德国，社会政策作为一门学科与经济和法学的关系则更为紧密，形成了以社会保险为基础的社会立法传统，主张透过规范的社会立法来处理劳资关系，社会政策注重技术理性、强调政府与不同法团组织之间的沟通以及法律实践的科层效率。关于如何从政治的角度来界定德国早期的“社会政策”，有学者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策实践做出了相关论述。莫西斯在一篇论文中指出，19世纪末期德国的劳工运动和工会的诉求被政府视作一种不利于社会整合的力量，需要通过安抚型的社会立法或政策措施来回应，而不是通过暴力的形式来铲除。换句话说，当时主导的声音是应该通过“去政治化”（De-politicise ) 的方式来协调国家（或政府）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在俾斯麦统治的德国，社会保险作为一种安抚产业工人利益和减少工人阶级运动的政策工具，通过“政治工资”等的讨论与立法在德国议会中获得比较广泛的支持，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德国社会政策实践中具有的广泛的党派妥协共识。在另一篇论文中，彼得·巴尔阐述了韦伯对俾斯麦的评价，并基于此讨论了“恺撒主义”“议会主义”和“克里斯玛”等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他指出“恺撒主义”是理解韦伯政治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如果研究者重新回到历史的传统中去或将历史的视野带入社会分析中，人们势必会认识到，早期德国的社会情境、政治思潮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对韦伯政治和社会政策的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围绕韦伯理论的政治批评多数是在强烈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导引下做出的，这些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将韦伯的理论分割在对其思想的片面理解上。众所周知，尽管对其著述的理解一直存有争议，但是韦伯本人一生都对倡导“政治理性”充满了热情。而最重要的是，对韦伯思想的理解应该放在一种世界-历史性的视角中来进行，而他的思想既是学术的，也紧密地关乎政治。因此，理解韦伯的思想必须将韦伯自身对政治的洞察和分析放进历史的视野里，而不能仅仅从理论的冷静分析得到真实的结论。

 

2.德国社会政策的历史起源

 

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里，人们在谈论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时很自然会将其与济贫法 (The Poor Law)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德国，“社会政策” 作为一个统一的学术术语和政策实践出现，相对较晚。德语“社会”（sozial）一词的词根源于拉丁语“socialis”，较早源于法国的影响，19世纪30年代开始得到传播，19世纪40年代进入德语诸多的复合词中被广泛使用，比如社会问题、社会运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18世纪法国哲学家和古典社会学家孟德斯鸠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中出于对绝对主义的批评，提出了对政治与社会的区分。而对政治与社会二者关系进行更为清晰的区分，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821年在其代表作《法哲学导论》（或《权利哲学导论》）中按照法律原则将社会联合体区分为国家（或政治）、市民社会与家庭三个彼此不同的领域，其中市民社会是指具有经济部门的社会，市场是一个主体。同英国经济学先驱人物的经济理论论述不同，黑格尔作为哲学家，提出经济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市场主导的一种交换关系。社会中的个人既是国家的成员（市民），也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在德国，洛伦茨·冯·斯坦（Lorenz von Stein, 1815-1890）是一位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改革家，一位黑格尔主义者，极力关注“工人问题”并倡导社会变革，冯·斯坦试图将法国社会学家的社会诊断理论与黑格尔的社会理论整合起来，他提出解决德国工人问题的出路不是革命而是通过社会变革来实现，国家应该发挥调和的作用，避免不同社会阶层的分裂。19世纪末在欧洲普遍出现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使得“社会主义”成为一种联结政治参与和社会科学的价值理念，它并非是今天意义上的阶级取向和意识形态导向，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关系属性中的团结性和相互性，进而为后来的社会干预（社会立法与社会服务）提供了智识指引。

 

同英国济贫法传统不同，德国社会政策的历史传统虽然也与工业革命息息相关，但是其社会立法却明显早于工业革命。德国有关社会的立法（在现实中社会法出现相对较晚）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指有关组织、联盟和协会的立法，二是指有关社会保护的立法，主要是针对特定脆弱人群所采取的社会救助与安置等服务。在启蒙运动时期，德国北部的汉堡是较早在济贫实践中推行改革的地区（1788年），在济贫于特定条件下部分成为州政府（而非国家）责任的情形下，德国仍然有很多地方济贫依赖地方的协会或社团的救助实践，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1848年前后。在德国的法律传统中，19世纪中期法律规定穷人无权要求慈善机构满足其救助需要，相反穷人须要向行政当局的管理机构申报并获得不能超出其正常需要的诉求。因此，在德国统一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贫困等社会问题的回应主要依赖家庭、地方政府的济贫与民间的社会救助渠道。普法战争伤员的问题和工业革命出现的工伤事故以及工人罢工运动，随后促成了俾斯麦统治时期社会保险的诞生，也是德国社会政策立法及其实践的支柱。考虑到19世纪60年代普法战争以及1870-1871年出现的“德国革命”的影响，自由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在社会政策理念上达成了某种共识，个体化的社会政策应成为对抗列强的一种重要武器。由于俾斯麦关注到英国当时的工人阶级状况及其组织化的抗争实践带来的潜在影响，他试图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来限制工人阶级联合会或自组织的扩张。俾斯麦借用了英格兰济贫法实践中的工厂监察员制度，在1870年通过了一项立法，要求德国工人阶级的协会或自组织必须符合政府的要求，建立一个政府委派的工厂监察员机制作为对雇主与工人利益冲突的仲裁者。19世纪80年代，德国发生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这些事件都发生在俾斯麦统治时期，也同样对德国社会政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同英国不同，德国的社会政策历史是建立在一种重商主义传统中，绝对主义国家的官僚合法化将福利目标置于一种中心位置，其实践要为大众的利益但并不由大众来决定。对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而言，福利国家作为国家的一个榜样假定了国家作为照顾者的角色，而弱化了解放的过程。同19世纪早期不同的是，19世纪下半叶乃至20世纪初期，个人解放的诉求和民间自助社团的兴起使得社会福利出现了一种新的体制，而不再是旧时代绝对主义国家的主导性权力实践。在俾斯麦任宰相期间，“社会政策”的界定和社会改革的议程及其内容充满了模糊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俾斯麦一开始就拒绝在社会政策的项目中对劳工安全采取措施。德国社会政策协会（the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成立于1872年，它的核心成员是大学教授，其成立的背景主要是基于对当时日益发展、高度组织化的德国工人的社会敌对情绪和政治思潮的担忧，进而展开对德国社会问题进行理论与经验分析。而在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创立者、国家社会主义者阿道夫·瓦格纳看来，社会政策是指国家采取的政策，旨在分配过程中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与悲惨的情境做斗争。作为社会政策协会第二代成员，韦伯与协会年轻一代的成员保持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同时，在学术思想和政治理念上也与后者更为接近。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门学科，德国的社会政策具有很独特的学科传统，同时也经历了与英美等国很不同的发展轨迹。由于在19世纪政策科学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德国的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附着于像经济学这样的学科，而那时的经济学是以历史学派著称的，其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影响着人们如何看待社会政策的知识领域。与英美显著不同的是，德国社会政策的历史起源与早期发展，更多是与日益兴起的工业革命中产业工人的诉求与劳资关系矛盾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着力解决城市济贫问题，进而也促成了19世纪80年代具有浓厚法团主义色彩的社会保险法案的诞生。作为一种国家主导的规范实践，德国俾斯麦时期的社会立法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政策的理念更广为人知，更重要的是这些立法使得工人问题变成德国国家整合的一个关键问题。

 

三、1890-1920年间韦伯的思想与德国社会政策的历史发展

 

任何研究者要试图理解韦伯的性格和思想及其与那个时代的关联，都不太可能忽视韦伯的家庭背景、内卡河畔的海德堡大学以及韦伯府邸所形成的社交圈。自小受到从政的父亲和长辈日常交流及人际交往的影响，“政治”对年轻的韦伯从来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而海德堡大学自由多元和国家化的大学学术环境又无疑给了年轻的韦伯较深的影响，避免让他成为一个正统的保守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韦伯的社交圈不仅积聚了一批各个领域的严谨和训练有素的科学专家及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还包括政治家、诗人、音乐家与作家等，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最初的十多年里，在韦伯府邸周日下午开始的聚会常常高朋满座，谈笑风生，它不仅是窥探韦伯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场景，也是理解韦伯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窗口。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从事政治活动的机遇和召唤时常出现在他的生活里，而韦伯严格维持了做一个学者的基本生活，率直的个性和厌恶繁琐实际政治操��的实践多多少少令韦伯本人望而却步。可以说，在重要的生命岁月里，韦伯一直以一种间接而非直接的方式参与了政治活动，并且集中体现在韦伯参与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和福音教派代表大会的政治活动中。在韦伯的学术生涯和政治参与中，社会政策主题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点在社会学研究社群中或多或少被中国学者忽视了。韦伯在其代表作中阐述的社会政策观点和针对德国社会问题所进行的论述，主要围绕对俾斯麦政策和德国议会政治的批评、后俾斯麦时期德国社会政策的变化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民族国家的发展与社会政策的走向三方面展开。本文也是重点结合韦伯的代表作和相关传记文献及社会政策的历史分析作品，来讨论在1890-1920年那段动荡岁月里韦伯的思想与德国社会政策发展之间的历史联系。

 

1.加入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后的社会调查与活动参与（1887-1894年）

 

作为韦伯的妻子，玛丽安妮·韦伯在《马克斯·韦伯传》中用充满爱和坚定认同的笔调描绘了韦伯的形象，给后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理解韦伯作为学者同时作为一位德国人的素材。在传记中，玛丽安妮写到，年轻的韦伯“作为一个意志坚强的男人，他渴望承担重大责任，并渴望投入‘生活的大潮和行动的风暴’”。韦伯在成年后，尤其是1886年完成法学学业后做见习律师期间，1887年前后参加了德国社会政策协会，与经济学家、关心社会福利和有各种政治倾向的官员以及讲坛社会主义者有了广泛接触和学术交流。1890年韦伯受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委派，参加了一个对德国易北河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状况调查的分析，问卷由德国社会政策协会负责设计和派发，调查对象是德国的土地主，调查问卷一共发出了3000份，回收率为70%。另外，协会还发出了300份一般性的问卷，回收率为50%。韦伯的任务是对东普鲁士地区的农业工人状况提供研究报告。同其他分析者不同的是，韦伯是唯一一位运用比较的方法将自己的研究结果与早期研究做了对比。经过对调查数据严谨和客观深入的分析，韦伯给德国社会政策协会提交了一份长达数百页(890页)的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揭示了易北河东部地区传统的家长制农业生产方式面临的危机以及农业工人面临的生存困境，资本主义成为动摇并瓦解传统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力量。韦伯的这份调查报告在1893年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会议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老一辈协会学术领袖克纳普教授看完韦伯的调查报告后深受触动，深感政策协会像韦伯这样的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方法训练。基于此，本文作者在讨论韦伯的思想时，主要是围绕他的学术与政治两方面来展开讨论，并试图将这些思想与当时德国社会政策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同样，在柏林举行的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年会上，韦伯在发言中也明确对研究计划的方法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提出问卷调查的受访者只涉及地主是不够的，而且问卷内容也没有足够重视农业工人的处境本身也是一个大的缺陷。

 

沃夫冈·蒙森在其著作中提出，基于对罗马农业史的研究，韦伯对德国东部地区的农业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主要的原因还由于当时人们对普鲁士时期实施的东部地区拓展政策所产生的后果与影响缺乏深入的分析。1892年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出版了6份基于德国农业工人的研究报告，时年28岁的韦伯是6位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位。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将从德国不同地区地主填写的问卷收集的原始资料交给6位研究者，协会选择韦伯对普鲁士的默克兰伯格和东易北河地区的农业工人进行分析，那里是容克和大庄园集中的地区。同其他五位研究者不同的是，韦伯的研究报告不仅深入而复杂，而且敏锐地分析了上述地区的社会结构与农业工人状况之间的联系，也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农业工人状况和维护德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建议。

 

2.1895年弗莱堡就职演讲与韦伯的政治思想

 

1890年俾斯麦被迫辞职，离开了他多年的首相位置。这位拥有广泛民粹主义支持基础、铁腕风格的统治者和德国统一大厦的建造者，被韦伯描绘成“凯撒”，而凯撒主义是韦伯多年使用的一个词汇，用来描述和分析那些强有力的统治者。1894年4月，30岁的韦伯被弗莱堡大学聘为国民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并于当年9月开始任教。1895年5月，法学训练出身但是担任国民经济学教授的韦伯来到弗莱堡大学的第二学期一开始，按照惯例给包括学生、当地居民以及知识界人士做一个公开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韦伯的这次演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对年轻人产生了明显的政治影响，对弗里德里希·瑙曼这样的老一代政治家也给予了很大的感染。在演讲中，韦伯称自己为“经济民族主义者”，而经济政策则是民族国家的仆人。由于这篇演讲，人们很容易将韦伯看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而实际上，考虑到韦伯当时接受这份教职的年代和时代背景，以及韦伯血气方刚的岁数，他在演讲中所展现的政治观点所具有的挑战性和批判性，与其身为政治经济学新科教授的身份也是相符的，这样的解释将大大缓解甚至削弱韦伯“民族主义者”的角色分量。

 

在演讲中，韦伯充满激情地展示了其政治关怀与抱负：

 

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

 

基于早期对东普鲁士地区的深入调查与分析，韦伯在弗莱堡的就职演讲里，深入分析了那里人口的社会分层、民族与宗教差异及潜在的影响，进而提升到德国民族性的高度来论述以容克庄园主为代表的权势阶层与农业工人为代表的贫困阶层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对德国经济与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破坏。在演讲中，韦伯发人深省地告诫德国统治阶层、社会精英与大众：

 

各民族适应能力的差别，似乎是既定的。最初造成这种差别的，无疑是长期的遗传，并且还会因世世代代的机遇不同而产生变化。无论如何，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应该把不同的适应能力视为既定。

 

在韦伯看来，晚近完成国家统一的德国，重要的问题不是卷入世界政治，而是面对国内的问题，重点在于促进工人阶级的成熟，进而取代脆弱的市民阶级。韦伯鲜明地提出，德国社会政策（或社会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整合。同样在演说中，韦伯也提出了领导阶级的政治素质对民族国家的重要性。

 

但社会政治问题的最关键问题并不是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统治阶级和上升阶级的政治素质。我们社会政治活动的目的并不是使每个人都幸福，而是要达成民族的社会联合。这种社会联合在现代经济发展下已经分崩离析，我们必须重新造成民族的社会联合才能应付未来的残酷斗争。

 

作为一位国民经济学教授，韦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德国在经济政策上的可能选择，但是他本人亦十分清楚，作为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最终取决于“国家理由”。韦伯认为，在一个民族国家里，由一个在经济上衰败的阶级来掌握国家统治权力，对民族国家的未来是不利的，原因是这一衰败的阶级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对国家的未来前景缺乏必要的视野。在这篇著名的演讲中，韦伯还对当时政治经济学的价值与理想等方法论问题提出挑战，日后也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方法论之争。在演讲中，韦伯反复强调了价值判断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联，认为它本质上是一门以“人”为对象的科学，关注的重要问题是“人的素质”。

 

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跨民族的，但是，一旦要做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就必然受制约于人的某一特殊族系，这种特殊族系性是我们从自己本性中就能观察到的。

 

在弗莱堡就职演讲中，韦伯不仅阐述了自己对德国经济政策的看法，作为学者他同样深刻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德国的韦伯研究学者指出，其实在弗莱堡演讲前，韦伯已经开始思考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价值判断问题，这篇演讲某种程度预示了1909年至1913年方法论辩论中韦伯与桑巴特和施莫勒的交锋。在19世纪90年代，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中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学者在政治经济学的价值与理想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并进一步导致方法论上的大辩论。老一代学者以古斯塔夫·施莫勒为代表，年轻一代学者以韦伯和桑巴特为代表。基于学术伦理与政治理念上的不同，韦伯刻意与施莫勒保持了距离。与施莫勒不同，韦伯并不是一位教皇式的大学教授，韦伯本人也反对这样的做派。施莫勒通过其巨大的影响力，在大学和政府部门安排自己的学生就职，韦伯对此深为不以为然。韦伯本人认为大学职位应给予那些在学术上都名副其实的人，对此韦伯也十分谦让并积极推荐别的同仁获取教职。施莫勒极为赞赏普鲁士君主制下绝对主义年代的体制，认为君主应联合受良好训练的政府官僚，来保护底层城市公民和农民的利益，进而反对中产阶级和有势力的封建贵族。他认为新的时代上述阶级关系虽然不同了，但是事实上仍然保持了本质上的类似。本质上，韦伯是一位受新康德主义思想影响的学者，他坚定了自己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学术与政治立场，因此，长期以来韦伯对官僚体系和强权政治深表厌恶。自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来，俾斯麦的个人声望达到顶峰，故很少有人深入思考统治者人格及其合法性问题。而在韦伯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俾斯麦是一个善于操控权力和惯于利用周围政治势力的机会主义者。对这位统治者的待人方式，韦伯尤为厌恶。通过发动“文化斗争”，俾斯麦成功挑起自由主义者及其政党内部的分裂。俾斯麦的个人统治以驯服异己为导向，以牺牲多元的政治思想为代价，而这无疑是对自由主义的最大威胁。1890年俾斯麦辞职，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然而，既有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在很多层面上仍然对德国的社会政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正是基于此，韦伯在1895年的弗莱堡就职演讲里，才充满激情地阐述了他对德国国内政治与经济两大领域面临的挑战，并从方法论上指出了学术论争的方向。由于俾斯麦当政时期实施的强权政策，统治者为了政权的稳固狭隘地实施了各种干预政策，造成德国政党与社会阶层的各种分化，也引起韦伯这类自由主义学者的高度警觉与忧虑。1896年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协会成立，韦伯加入该协会并积极参与协会活动。尽管韦伯和瑙曼在社会改革的手段上存在本质差异，但是韦伯仍然积极支持瑙曼。通过参与不同的政治与学术团体的活动，韦伯一如既往地关注德国的社会问题与民族国家的经济及社会政策的发展。

 

3.参与主编《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与韦伯学术思想的发展（1904-1913年）

 

从1898年开始，韦伯经历了五年多的精神健康问题困扰，在辞去教职和几乎完全退出学术活动后，韦伯基本上都是在欧洲多国游历以逐渐恢复精神健康，一直到1904年韦伯才重新以作者和活动参与者的身份恢复其学者身份，它也点燃了韦伯本人重新著书立说和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1904年德国诞生了一份新的学术刊物，《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它同时也是德国社会政策协会核心的学术阵地。1903年7月埃德加·雅菲(Edgar Jaffe)以6万马克的价格从海因里希·布劳恩手上购得，并在翌年由图宾根的保罗·希贝克出版社出版（J.C.B. Mohr, Paul Siebeck Publishing House），1904年新刊出版的卷数为第19卷。该份刊物定期出版，一直持续到1933年8月，纳粹上台后该份刊物被迫停刊。马克斯·韦伯、维尔纳·桑巴特及埃德加·雅菲三人接管《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做主编以来，一直到韦伯去世的十多年间，《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不仅成为德国乃至欧洲和西方整个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学术阵地，也是韦伯积极拓展德国社会政策研究，倡导社会政策改革的一种政治努力。从1904年重新发刊到1933年8月停刊，韦伯一共在该刊物上发表了29篇论文。

 

在1904年《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出版的新刊中，三位主编对刊物的办刊宗旨和导向做了一定的修改和调整，强调德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面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尤其是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加强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理论上的理解尤为重要。韦伯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新一卷上发表了题为《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1904）一文。在文中，韦伯明确指出，作为文化科学的社会政策不仅涉及工具理性的效率，还涉及行动。将社会政策界定并理解为一种“行动”，韦伯的意图很明显，即社会政策既不同于意识形态和观念，也不同于人们的日常行为，而是一种特定价值和策略引领的文化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与人们观念综合作用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那段岁月里，韦伯一直把社会政策视为与社会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利益高度相关的一种政治。

 

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一文中，韦伯明确指出：

 

一个问题的社会政策性质的标志直接就是：它无法根据从确定的目的出发的纯粹技术上的考虑而得到解决。围绕起调节作用的价值尺度本身，能够和必定会引起冲突，因为这已属于一般文化问题领域内的突出问题。

 

 同上一代社会政策协会的先驱人物不同，韦伯期望《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不再将关注的问题局限于某一狭小的专业范畴，而是要从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角度，深入认识资本主义发展所面临的历史与理论问题，不仅仅是关注社会事实，更要基于清晰的概念和方法论，寻找强有力的社会理论的解释与分析。因此，韦伯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上的发刊词，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时德国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的一篇纲领性文献。考虑到19世纪下半叶在德国社会科学与哲学依然保持紧密的联系，韦伯在方法论论述中讨论的问题也基本是以哲学观点来呈现的。在这篇标志性的论文中，韦伯一开始就从文化科学的内涵入手，讨论包括社会政策在内的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特征。在论文中，韦伯还提出了“理解”“理想类型”与“价值无涉”这些在当时极富争议但是又被人广为运用的概念。在论文中，韦伯指出，同其他文化科学一样，社会政策在厘清与自然科学界限的同时，也必须阐述清楚自身的客观性。

 

作为‘社会-经济的’现象的事件的性质不是‘客观地’附着在它身上的东西。相反，当它自我们在个别情况中赋予有关过程的那种特殊的文化意义产生出来时，这种性质是受到我们认识兴趣指向的制约的。

 

在韦伯看来，在现实中，虽然社会政策作为一种实践的领域，经常与社会问题的具体干预活动联系在一起。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或文化科学，社会政策既不应附着在政治信念的目标上，也不应聚焦于狭义的社会问题及其工具论上，而应该深入讨论这类问题的一般属性及其与其他社会状况的联系。在韦伯眼里，正是由于社会生活中个别实在的经验与人类文化观念产生的联系，才可能促使研究者接近社会事实，并从中抽象出概念和建立对事物的因果解释。在方法论上，伴随韦伯终生的一个信念受到了来自康德和费希特的影响，即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目的就是发展一种独立自主的人格。然而，在政治立场上，韦伯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同时反对在不同的法则之间进行调和的做法。对韦伯来说，就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区别科学与信念的差异是至关重要的。韦伯强调指出，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并不是追逐新的观点和新概念的构成，而是认识与历史经验相关的那些具体社会事实的一般性的文化意义。在韦伯的时代，经济学的决定主义和历史学的唯物主义所验证的事实，与人类真实的心理动机及其复杂的多样性对事件的影响导致的结果之间有显著的差异，因为人类现象或活动是由特定条件决定的。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学术阵地，同时也作为德国早期社会学的一个核心学术团体，韦伯和桑巴特等《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编辑们一起，积极倡导社会科学研究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并通过对德国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与理论及经验研究来倡导进步的社会政策的理想目标。桑巴特提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作为一个刊物应有自身的理想，他认为这些理想应包含下列新内容：认同社会变革应通过法律手段而不是暴力的社会革命来实现，应通过建立最有效的经济体系来倡导经济进步，并基于大众的自我决定来捍卫大众的利益。同马克斯·韦伯一样，作为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者，桑巴特也强调《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这份刊物应拓展研究范畴，提升理论的清晰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的编辑与众多作者（如滕尼斯、齐美尔、阿尔弗雷德·韦伯等）在促使社会学在德国成为一门学科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1904年出版的第2卷（总第20卷）上，韦伯发表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一部)（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I）。正是通过《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这份刊物，韦伯、桑巴特等成为摒弃古斯塔夫·施莫勒老一代社会政策协会先驱所主张的伦理-历史学派，韦伯等认为施莫勒等人是在没有充分合法性认识的前提下将价值带入到社会政策，并急于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一种方案，而韦伯却坚持认为需要在价值无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科学的判断与认识。韦伯等新生代社会政策协会成员，普遍反对施莫勒的政治-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主张一条更有力的社会政治的、民主的路线。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韦伯等人已充分认识到，官僚化和国家权力的扩张成为对个人的一种奴役机制，而社会变革的重要标准就是如何促进人的人格发展。也正是基于此，韦伯、桑巴特、齐美尔等人认识到，有必要在社会政策协会之外，成立一个社会学学会，在纯学术的领域内讨论现代社会的生存问题，尽可能基于纯粹科学的、摆脱伦理-政治重心的知识共同体，这是韦伯1910年冬天参加在柏林举行的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年会的主要目标所在。

 

4.学术与政治在生命最后岁月中的呈现及发展（1917-1920年）

 

学术与政治是充满与贯穿韦伯一生的两个主题，但是本质上，正如韦伯自己所言，他是一位学者。韦伯对政治参与充满热忱，但是由于天性和学者的使命加上命运的捉弄，韦伯始终未能在政治职位上大显身手。曾经是韦伯家的访客和非正式学生的卡尔·鲁温斯坦在韦伯回忆录中写道，韦伯是一个对各种意识形态免疫的人，具有非情绪化和守护神似的人格。尽管韦伯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他并未采取片面的自由主义态度。针对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实施的专制统治以及发动的文化斗争（国家与教会的斗争），韦伯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时也表达了深刻的忧虑。韦伯不赞同以牺牲思想自由和个人权利为代价的国家观。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8年11月战争结束，德国作为战败国遭受重大挫折，这给关注德国前途命运的韦伯带来了很大的焦虑，也对韦伯的思想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可忽视的影响。1918到1920年间，对韦伯和整个世界而言都是动荡不定、世事纷繁。这两年也是韦伯生命的最后阶段，其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韦伯学术与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高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前的1918年10月，忧心忡忡的韦伯已经着手考虑战后德国重建的问题，并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宪制改革的方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韦伯并未沉浸在战败的失望和痛苦的深渊中，而是竭力寻求有所作为。韦伯无情地抨击德国由威廉二世所建立的制度,这一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遭遇崩塌。战后来自工人运动的左派社会力量试图通过革命等方式以寻求国家权力为目标，韦伯对此深为忧虑。1918年韦伯接受了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邀请，担任经济学教授一职并于当年夏季研讨班开设“宗教社会学”课程。与此同时，韦伯像往常一样，仍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包括筹建德国民主党的活动（后来韦伯担任该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并于1920年4月提出辞呈）、在《法兰克福报》上撰写政论文章和相关的集会上发表演讲。但是，迄今为止，在韦伯的所有演说中，《以学术为天职》和《以政治为天职》两篇演讲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由此可认识韦伯思想中学术与政治在他个人生命中所处的位置与意义。在韦伯生命的晚期，作为一个面临重建和饱经磨难的民族国家，德国社会依旧充满变化与冲突。而对德国知识分子来说，如何践行教育的使命，基于对人类状况的客观认识，用德意志理想主义的信念来实现民族强国的梦想变得十分重要。韦伯在1917年11月7日给德国大学生所作的《以学术为天职》的演讲中，在比较德国与国外大学制度的基本差异后，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学术生涯面临的各种挑战。但是，韦伯更注重的是，他希望年轻人认识到学术工作作为一种纯粹的志业给人带来的精神召唤。在演讲中，韦伯热情洋溢地指出：

 

个人的研究无论怎么说，必定是极其不完美的。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够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

 

在这篇演讲中，作为一个学者，韦伯始终都坚持并强调科学作为一种智力活动其中科学思维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韦伯再论及了更为重要的方法论问题，科学不关心终极价值问题。对韦伯来说，理解科学的价值无涉这一核心问题尤其重要。作为教师，韦伯认为理应服膺于科学精神。韦伯明确提出，大学讲台不属于先知与煽动家。在演讲最后，韦伯论述了科学与信仰的关系。韦伯指出，作为天职的科学，不是哲学家和智者的沉思，而是通过专业化的操作来实现。

 

1919年1月28日韦伯应邀为慕尼黑一批青年学生发表了《以政治为天职》的演讲，通过对这篇演讲的深入阅读，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韦伯的政治情怀与他对政治理论的看法。在演讲中，韦伯的核心始终围绕政治和政策展开论述，由于德语的特殊性，“政治”（politik）一词同时具有政治和政策两层意思。在这篇演说中，韦伯明确提出，政治乃是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在此基础上，从国家这种特殊的政治团体的角度上看，政治就是领导权或领导权的影响力。在演说中，韦伯论述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两个核心概念，二者对政治家而言显然是不同的。韦伯认为，“以政治为天职”包括两种，第一种是“为政治而活”，第二种则是“靠政治而活”，二者的差异从伦理上表现得很明显。更为重要的是，韦伯提出有三种素养对政治家是必不可少的，即激情、责任和判断力。在韦伯看来，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仅有激情，而欠缺对事业的责任感和敏锐的判断力，政治行为就会演变成为与伦理目标截然相反的后果，这是韦伯对后世政治家中肯的提醒。在演讲中，韦伯指出：

 

政治行为的最后结果往往——甚至经常——完全不合初衷，甚或时常同它截然相悖。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现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无暇做详细的证明。但是正是由于这个事实，若想让政治行为获得内在的支持，对事业的奉献就是不可缺少的。

 

在动荡岁月和生命最后阶段的韦伯，一直没有停止对学术与政治主题的思考，也从未放弃作为教师的治学理性和作为政治参与者的热情。但是，韦伯作为一个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也充分意识到，政治自身的局限性，他明确提出政治总是存在不可能之事，可能之事却不可得，也是基于此，韦伯认为一个有责任感和充满信念的政治家依然会服从政治天职的召唤，并为之献身。

 

四、结论

 

作为欧洲工业化的大陆国家，19世纪德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明显落后于英国。但是，同英国不同的是，德国在管理和控制社会动荡力量的措施方面，某种程度上通过社会立法和工会的力量有效平衡了政府干预、就业者权利与社会运动之间的矛盾。因此，法团主义传统在德国由来已久，确立了在社会政策领域协商或谈判的策略机制。作为在工业革命时期最早创立社会保险制度的欧洲大陆国家，德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统治时期，通过社会立法等措施瓦解工人运动中可能的政治反对势力并抑制其他政党的影响力。然而，在韦伯的视野里，俾斯麦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韦伯一方面坚持认为自由作为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强权的克里斯玛型统治可能对德国政治文化产生伤害。在学者看来，韦伯对待俾斯麦政策的立场或态度是最受争议的。在韦伯眼里，俾斯麦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政治天才，韦伯欣赏俾斯麦加强德意志统一和权力的各种努力。然而，韦伯也警惕地注意到，俾斯麦为寻求铁腕统治铲除其他独立政党的影响力而采取的措施，以及为了统治不惜一切压制工人阶级和工会活动的做法。为此，韦伯倡导有必要教育德意志民族在独立政治思想和精神自由方面的教育。本质上看，韦伯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对克里斯玛统治者始终保持警惕。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和随后的巴黎和会，韦伯作为见证和参与者都经历了内心强烈的震撼，这就不难理解韦伯年轻时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曾表现出的对强大和富饶的德国的期望。

 

在英语世界乃至德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人们对韦伯的了解大多数是基于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韦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著作（宗教研究作品），这主要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世界影响力和社会科学的美国化，尤其是帕森斯对韦伯作品的早期翻译也促使了韦伯学术思想与理论的美国化。由于语言的限制和德语作品英译的困难性,在很大程度上韦伯的学术作品和思想的早期传播有很明显的局限性。在英语学术世界，韦伯的美国化和社会学的美国化有很相似的地方。但是，就韦伯的学术思想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按照古恩瑟·罗斯的说法，帕森斯创造性地误读了韦伯的作品，在翻译《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帕森斯有意无意忘却了韦伯对世界宗教的比较和类型学，尤其是针对韦伯后期的《经济与社会》，帕森斯的翻译是孤立和局部性地理解了韦伯的学说，因此帕森斯把《经济与社会》第一部翻译为《社会与经济组织的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读者对韦伯学术思想的误解。帕森斯对韦伯学说的利用和滥用其目标是，使用并最终抛弃韦伯的学说，以图建立系统的结构-功能主义，将系统论完全作为指导性的理论来分析社会结构与社会事实，而这在很大意义上偏离了韦伯一贯倡导的以客观性和价值中立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思想。因此，正如沃夫冈. J. 蒙森指出的那样，无论如何，20世纪40年代中期尤其是60年代以来，大多数有关韦伯理论及其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是在论述我们当下自身的问题，并未回到韦伯的问题及其思想的源流，因此重新发现或还原韦伯，或者使韦伯的思想进入某种德国化的语境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蒙森指出，重新回到韦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始终围绕韦伯的核心问题：承袭于自由主义时代的个体化的生活或人格的操守，如何在高度官僚化和全面理性化的环境下得以保存。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韦伯的学术思想主要限于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尚未在英语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尽管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韦伯的著述就开始被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但是韦伯思想的传播主要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即在帕森斯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翻译成英文，之后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和学术思想开始在英美获得广泛传播、讨论与引用。同样，因为帕森斯对韦伯的解读和传播，导致韦伯思想的帕森斯化或美国化。而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学科专业化的影响，英美社会科学界很少有学者深入去探究和理解在动荡的岁月里韦伯对有关“社会政策”的论述，尤其是韦伯本人作为作者和核心编辑在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刊物《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这一重要阵地上所做的学术贡献。本文试图从1890-1920年间韦伯的思想与德国社会政策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来阐述作为政治实践的社会政策和学术探究的社会政策学科在德国的早期发展轨迹，进而解释和分析德国社会政策的历史传统及其特征。

 

在某种意义上，长期以来社会学更多是以规范的社会学的面貌出现的。而社会政策，作为一个学科和政治行动的范畴，则是可被作为一种实践或“实用的社会学”（pragmatic sociology）。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韦伯也绝不是一位书斋式的学者。作为韦伯的同时代人和好友，特洛尔奇在韦伯去世后在《法兰克福报》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中曾称韦伯是一位政治家。而实际上，韦伯并非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而是一个实用的政治家，终生都致力于社会学不仅解释世界，而且试图改变世界。相反，韦伯一直致力于将自己的社会学理解与对现实世界的关怀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于公共领域内的学术对话和政策辩论，对时代的社会变革充满抱负和敢于承担。作为一门具有使命感的社会科学，社会学不仅仅要注重于解释当代社会的变迁与发展，还要从历史的维度来将社会发展的现实与过去的文化及其结构有机联系起来。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学不能忽视其参与社会变迁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行动者角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应在思考行动伦理（价值理性）与寻求社会行动的策略（工具理性）二者之间努力实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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