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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

专业性与本土化:社会政策学科建设的类型学

2022-01-31 作者: 冯仕政,房莉杰


作者简介: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房莉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社会政策主要偏向于实践应用学科范畴,一方面,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领域,它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也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作为干预社会的工具,它的研究具有较强的问题导向,且深深嵌入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之中。换言之,自19世纪后半期社会政策学诞生之初,探究的就是如何运用社会政策工具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关系,进而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政策学科培养的是专业的“社会规划师”。

社会政策事关如何建设“美好社会”,因此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社会政策带着“先入为主”的价值观。由于对“美好社会”的理解不同,价值观也各不相同,因此衍生出不同的社会政策模式,由此,“社会政策类型学”应运而生。同时,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经历着老龄化、数字化、全球化等巨大转型,对于社会政策的要求也与工业社会时期截然不同,因此当我们再用平等、正义、可持续这些价值观看待社会政策作用的时候,得出的可能是充满辩证甚至截然不同的结论。

本期的三篇笔谈就是带着社会转型和比较社会政策的双重视角,讨论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三个国家的社会政策学科建设。从这些国家的情况看,社会政策研究或者独立为一个学科,或者从属于多个学科的一个领域,或者一直在这两者之间摇摆,其学科建设过程无不与嵌入其中的具体环境相关。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学科发展历程,尤其是政策实践与研究之间的互动逻辑,给予我国的社会政策学科发展诸多启示。此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与发达国家的共性越来越多,这反过来将如何影响到社会政策实践,继而影响到社会政策学科建设,也是全球国家面临的共同议题。正如李秉勤在澳大利亚的经验介绍中所言:“学者追求直接的影响力和与实践结合虽然来自不同的动力源泉,但是可以说二者是殊途同归……这些问题体现在社会政策领域就是学者如何更有效地获得公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信任。”

回到中国社会政策实践与研究的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对于民生事业和社会治理的日益重视,在社会政策学科发展上也进入到了有意识的学科建设阶段。除了出版物和期刊文献数量大幅增加、多本专业期刊创刊,以及社会政策学术共同体不断壮大之外,两次标志性的期刊组稿,也反映出社会政策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第一次是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组织了一期由李培林、王思斌、梁祖彬、周弘、张秀兰五位学者参加的笔谈,共同讨论如何通过社会政策理解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一期笔谈主要聚焦的是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实践问题;第二次是2019年,《社会学研究》刊发了李强、王思斌、冯仕政、关信平,以及贡森和李秉勤的五篇笔谈,其中关信平、贡森和李秉勤关注的是新时期中国的社会政策实践发展,而李强、王思斌、冯仕政的三篇笔谈则转向社会政策的学科建设。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的社会政策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呼唤学科建设作为实践的支持。

从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科定位的角度讲,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2011年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社会学一级学科下包含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等七个学科方向。诚然,对照其他国家的社会学的学科边界,我们有很大的区别;这是因为任何具体学科的发展,尤其社会科学,都是深深植根于一定的社会现实中,因而针对其嵌入的社会现实具有合理性。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上述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在逻辑关系上可以被看作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个学科谱系,进一步地,社会学七个学科方向间的关系就可以被理解为一条“学科链”。其中,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是倾向于探索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一般原理,因而可以被认为是在“解释世界”的一端,所以处于“学科链”的上游;社会工作以及从“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中单独辟出的“社会管理”,直接致力于操作和实务,更偏“改变世界”一端,算是“学科链”的下游。而社会政策,是从“解释世界”向“改造世界”转变的中间环节,因此,算“学科链”的中游。可以说社会政策既是打通社会学内部上游和下游,也是联系社会学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的中间环节。抓住这个中间环节,不仅有利于加强社会学学科建设,尤其是推动社会学的本土化,同时也有利于社会学更好地扎根中国大地,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

中国过去十几年的社会政策实践道路充满“中国特色”,这些特点不可能用既有的西方理论进行解释。然而回顾过去十几年的研究进展会发现,一方面,我国的社会政策理论本土化发展仍是不足的,现有的理论研究仍停留在用西方理论路径理解中国问题;另一方面,理念建构与实证研究之间往往也是脱节的,实证研究大多并不具备足够的理论关怀。因此,展望我国未来的社会政策研究,除了学术规范性的提高外,本土化理论建构,尤其是规范化的实证研究支持的理论发展,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总之,在我们看来,对于社会政策这样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学科,其学科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干预社会的能力,这就要求高度的专业性和本土化的结合。借鉴国外经验,发展中国社会政策学科,正是本期组稿的目的所在。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建设》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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