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家庭寄养制度建立以来，围绕着“如何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寄养儿童的发展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以往研究从依恋理论、生态系统理论、抗逆力理论等不同视角，对寄养儿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依恋理论强调依恋关系对儿童人格与社会发展的影响，生态系统理论揭示了儿童发展的系统网络结构，抗逆力理论聚焦于个体与环境的互动性研究。通过对这三种视角的系统分析，本文提出寄养儿童融合发展的概念，并借助嵌入性理论，从制度嵌入、结构嵌入、关系嵌入的角度剖析寄养儿童融合发展差异的机理，以需要—供给分析逻辑建构一个整合性框架对儿童家庭寄养问题进行综合研判。

关键词：家庭寄养；寄养儿童；融合发展；嵌入性

作者简介：陈丽（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一、研究缘起

寄养儿童发展是儿童照顾和福利研究的重要主题，政策界和理论界对家庭寄养与机构照顾孰优孰劣的争论由来已久。家庭寄养可追溯至1601年《济贫法》中的“院内安置”精神，其后出现过由雇主负责照顾贫困儿童的“学徒制”。直到19世纪，孤儿收容所才开始逐渐取代学徒寄养。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儿童权利运动的兴起，收容所糟糕的环境遭到批判，“儿童应该被安置于家庭”的观念被重新认可。特别是1909年美国第一次白宫会议确立了家庭优先的观点——“家庭生活是文明的最好和最高产物，儿童不应被剥夺”，这次会议将机构照顾作为最后选择。自此，机构安置儿童的数量逐渐下降。

1951年，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提出的“依恋理论”在西方引起较大反响，成为现代家庭寄养制度最直接的理论依据。1959年11月20日，联合国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宣称儿童有权接受特别养护与协助。此后围绕着“儿童利益最大化”（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的核心命题，学界发起了关于寄养儿童发展问题的持续讨论，促成了美国一系列儿童福利和社会政策的改革，并最终确立了寄养儿童“永久性安置”（permanent placement）的政策目标，即通过与原生家庭重聚、收养或其他永久性安排使儿童“回归家庭”。与此同时，在寄养儿童发展的研究上主要形成了三种理论视角——依恋理论、生态系统理论、抗逆力理论。

家庭寄养的永久性安置政策保障了儿童安全地脱离国家监护权，然而这样的良意并不总是持久的。随着社会变迁和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人们表达出对寄养儿童发展的担忧，西方理论界开始对永久性安置政策进行反思。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寄养儿童在获得家庭重聚后却重新回到寄养系统，“重返寄养”（foster care reentry）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背离了儿童利益最大化的理念，挑战了永久性安置目标的合理性。

从国内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机构养育被视作保护孤残儿童的最佳方式。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受西方儿童照顾观念变迁的影响，我国开启了现代家庭寄养制度的探索。在其后的政策推进中，家庭寄养的新型照顾方式取得了一定社会效果。然而，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家庭寄养事业面临着新挑战，尤其是寄养儿童的社会融入和发展问题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寄养的效果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寄养儿童社会发展目标的探讨尚不充分，整体的研究视角取向比较单一，缺乏对寄养儿童的系统性考察。

儿童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寄养儿童这类特殊脆弱群体尤其如此。鉴于已有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寄养儿童复杂的发展问题，本研究希望在梳理现有理论视角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整合性的研究框架，以期对寄养儿童发展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二、儿童家庭寄养的理论透视

（一）依恋理论

家外安置起源于对家庭贫困及相关社会问题的关注。20世纪中期全球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快速发展，儿童权利观念深入人心，依恋理论的提出使家庭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获得广泛认可，家庭寄养成为安置贫困儿童的首要选择。

依恋理论重视对人格的解释，强调儿童—父母间的依恋关系对个体人格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其创始人鲍尔比认为个体通过接近能够接触到的对象以寻求保护，当个体感受到危险时，生物本能会激发其依恋行动，这是“基本的动机系统”。个体通过这种“内部工作模式”来塑造期望并引导行为。

安斯沃斯（M. Ainsworth）发展了依恋理论，提出“安全基地行为”这一核心概念，认为“依恋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她通过“陌生情境法”实验证实了依恋关系的存在，并和其后的研究者对依恋关系进行了划分，即将依恋分为四种类型——安全型、回避型、矛盾型和混乱型。有安全依恋的儿童能调整各种情境下所遭遇的悲伤或焦虑，敢于表达消极情绪，从而更有可能发展出归属感和价值感。依恋障碍会导致儿童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不良后果更会持续到整个儿童期甚至成年以后。

已有基于依恋理论的研究，证实了家庭环境、寄养父母及安置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父母和儿童间建立的安全型依恋关系，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被剥夺母爱的儿童更容易产生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有研究认为，缺乏母子依恋、多次寄养安置导致儿童无法建立安全型依恋关系，会阻碍儿童的认知、语言和动作发展，限制他们的情绪和社会性发展，并最终使他们成长为一个很难与他人建立信赖关系的“难以接近”的“问题儿童”。对寄养儿童而言，通过频繁接触来维持良好依恋关系，不仅对亲子关系至关重要，而且对儿童的社区功能发展也至关重要；而且如果儿童和寄养父母之间的积极关系在儿童离开家后还能继续保持，那么儿童将更有可能适应他的当前状况。

依恋关系被视为解释寄养儿童行为、心理问题的一个中心机制。儿童的人格、关于自我和他人的心理表征是在依恋关系中形成的，关系的连续性、安全性将会影响儿童心理表征的一致性与依恋质量。虽然许多观察研究已经证明了依恋关系和儿童心理健康的病理学联系，例如布加勒斯特（D. Bucharest）早期干预项目揭示了安全型依恋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然而，理论界的研究结果不具一致性，在缺乏实验设计的情况下，无法得出依恋在心理障碍病因中的解释作用的确切结论。盖布勒（S. Gabler）等认为父母养育的压力和他们对儿童反应的敏感性对儿童安全感的形成和行为问题有明显的预测性，但同时发现寄养儿童的依恋安全和行为问题之间并没有显著关联。

研究同时还表明，相比于不在儿童福利系统的同龄儿童，寄养儿童自我报告的健康问题较严重，寄养儿童表现出发育迟缓、认知缺陷、非典型的情绪问题等问题。虽然无法确定过去的依恋质量，但至少可以假设有些孩子是带着先前的不安全依恋进入寄养家庭的。原生家庭的伤害导致寄养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较多，经历多次安置的儿童更会遭遇行为适应上的困难，每次安置失败都会引致“情感受挫—行为问题—心理疾病”的恶性循环。相比于与亲生父母一起生活的儿童，寄养儿童发展新的依恋关系更具挑战性。到底是儿童行为问题导致依恋关系建立的失败，还是依恋不安全导致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生？内在动机、外在行为和其他与心理健康相关的问题通常会导致关系破坏或加剧关系破坏的可能性，但也是多重破坏的结果。针对寄养儿童这样的特殊脆弱群体，需要一种系统方法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众多复杂困难。

（二）生态系统理论

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美国政府接连出台了多部儿童保护和服务法案。1961年联邦寄养基金法案扩大了救助儿童的支持范围，同时随着虐童问题走进公众视野，1974年《防治儿童虐待法》出台，更多被虐待与遭忽视的儿童被纳入寄养体系。一系列举措使得寄养儿童数量一度达到顶峰，然而在缺乏规范资金的支持下，大量困境儿童深陷于寄养系统并经历多次安置，这种长期的、无计划的“寄养漂流”（foster care drift）现象引发了儿童福利领域对寄养儿童生存环境与发展问题的重新认识。

有学者认为影响儿童发展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帮助儿童从伤害中恢复的策略也需要体现出复杂性。即使在最和谐的以儿童为中心且资源丰富的家庭中，儿童发展也不完全是由对父母的依恋所塑造的，而是几乎不可避免地与祖父母、兄弟姐妹等其他亲属以及朋友相关联。布朗芬布伦纳（U. 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模型被用来解释系统之间如何相互影响进而影响个体发展，成为分析寄养儿童发展的重要工具。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五个系统——微观、中观、外观、宏观和时间的相互关系影响着个体的发展结果。微观系统是个体所处的直接环境，如低质量、高压力的亲情环境和拘束的学校氛围会直接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中观系统是两个或者多个微系统间的联系，个体在一个微系统中的经历会影响另一个微系统，例如亲属寄养家庭和原生家庭。儿童的发展还会受到更大的外观系统的影响，这个系统不是儿童直接接触的，例如社会组织和社会福利工作人员。宏观系统通常被称为“文化蓝图”，是影响微观系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时间系统包括生命历程的变化或一致性，指向类似制度层面的福利改革和其他历史及经济事件。不同层次的系统环境对寄养儿童和家庭的幸福感起着重要作用。

理论家用生态模型来解释儿童所处的系统是如何影响其行为和认知，并最终影响其成长的。理查德森（Evin W. Richardson）等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探讨了影响儿童发展的多层系统环境。寄养制度为那些与父母在一起有风险的儿童提供了一个安全环境，尽管出于保护的目的，但由于离开原生家庭或者受创伤的性质不明，寄养安置可能会给儿童造成额外伤害。寄养的过渡性、迁移和潜在的多次安置，为寄养儿童创造了一个同非寄养儿童相比更为独特的生态，这些对寄养儿童、照顾者都有影响。

目前形成的共识是，需要采取多种协调性的办法来解决寄养儿童所面临的各种心理健康问题。莫里森（Janet Morrison）等建议在总结儿童经历和发展缺陷的基础上，采用专门针对儿童需求的生态治疗干预措施。他们通过一个被诊断为发育不良和依恋障碍的个案治疗，解释了这种方法的作用，并提出了其对社会工作实践的启示。

生态系统理论拓展了家庭寄养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将研究关注点扩展到寄养家庭以外，以考察寄养儿童在向成人过渡过程中所需的支持。哈维克（R.M. Harwicka）等建立了一个有助于寄养儿童离开福利体系的过渡规划的生态模型，即通过关注可改变的条件，明确了可以介入儿童心理和社会发展的干预点。生态系统理论揭示了不同的系统如何影响儿童发展，当然，在注意到寄养儿童多重背景的同时还需考虑这些系统是如何共同作用从而影响到这些儿童的。忽视寄养环境及不同层次系统的互动，将忽略寄养儿童身份和现实的重要方面。例如，如果儿童经历了安置中断，微系统会随之扩展，负面结果也可能会增加。因为更多关系加入到孩子的命运中，此时中观系统对安置稳定性以及儿童心理健康也有着独特影响。我们需要重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理论被认为是复杂问题的干预方法的适当框架。

（三）抗逆力理论

儿童行为与心理发展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生态学研究试图覆盖所有的可能性，但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同样或相似的环境中，有些儿童有正向反应和积极发展，而另一些却向着负面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在政策实践中，从打破“寄养漂流”开始，美国家庭寄养制度开启了朝向“永久性安置”政策目标的努力。然而抱着良好愿望的规划却不总能带来稳定的结果，“重返寄养”不断发生并且持续恶化。对此，吉里根（R. Gilligan）提出应将抗逆力作为寄养安置目标的概念框架。抗逆力概念具有的包容性可以拓展永久性的内涵，不仅可以建构更广泛的衡量寄养儿童需要的框架 ，也能为一些儿童在逆境中表现良好的方式提供必要解释。

抗逆力通常被视为是生活在或曾经生活在逆境中却仍能胜任工作的能力，包含诸如自尊、自我效能感、反思等重要个体特质和诸如家庭凝聚力、社会支持等环境特征，这些保护性因素有助于个体成功地应对逆境和风险。抗逆力反映出逆境之下个体发展的差异性，即“为何有些人被逆境所压垮，而为数不少者却似乎未受到严重压力的破坏性影响”。蒂特斯（C.S. Titus）将抗逆力归纳为应对、稳定和建构的能力，“应对”即个体面临高风险仍能取得好结果，“稳定”指个体持续的抗压能力，“建构”即个体创伤后的心理复原和重构过程。

1. 连锁反应还是缓解效应——个体—环境的互动过程

抗逆力的运作涉及类似逆境的风险因素、弹性相关的保护因素与心理社会功能的相互作用。研究者们通过连锁反应和缓解效应来解释抗逆力的产生过程及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

连锁反应是指某个因素的改变引起其他因素变化的连带效果，意味着前一阶段的行为、经历会引发后一阶段的结果。连锁反应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消极连锁反应即先前的风险因素会增加当事人后来遭遇困境和产生问题的可能性。这种连锁反应很可能在严重逆境与心理行为问题间所形成的持续累加的恶性循环中愈演愈烈。积极连锁反应即之前有益的经历会引发更多的积极因素和资源，从而提高逆境到来时的应对能力并获得良好结果，此种叠加作用最终使个体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对于受到风险影响的个体，保护因素作为“压力缓冲因素”也会缓解这种消极影响，对意外伤害和压力事件起到缓冲作用，即缓解效应。缓冲因素既可以是融洽的家庭关系、较好的社会网络、积极的生活事件等外部因素，也可以是自律性、乐观主义、适应能力等内部因素。个体和环境中都包括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诸多因素间也可能形成连锁反应。当危机来临时，风险因素会引致当事人的成长压力，保护因素则能有效缓解风险因素的影响，从而减轻危机事件对个体带来的不利影响，防止个体心理行为问题的出现。

斯科菲尔德（G. Schofield）及其同事通过对53名儿童在1997—1999年和2001—2002年前后两个阶段寄养效果的评估及对比研究发现，第一阶段结束时为每个寄养儿童确定的风险和保护因素对第二阶段的评估结果有解释作用。儿童遭受虐待、被拒绝等不良经历或对发展结果产生独立影响，或与其他内在和外在因素（如稳定感或教育医疗支持）相互作用，并产生连锁反应，促成螺旋上升或下降的发展结果。这项由纽菲尔德基金会资助的关于寄养儿童的纵向研究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儿童取得了良好进步，但另一些却继续经历着多重发展困境。

2. 平衡、瓦解与重构——个体—环境的互动结果

“身心灵平衡状态”（biopsychospirtual homeostasis）是身体、心理和精神对环境的一种适应状态。外界的压力或挑战导致个体自身的平衡状态被打破，这种刺激就是抗逆力产生的起点。平衡被打破的后果如何则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结果——或继续维持或瓦解。如果个体的抗逆力特质和经历过的抗逆过程可以应对当下的突发事件，个体就不会受到外界冲击，平衡状态得以维持；反之，平衡状态则会瓦解，内外失衡的结果则是个体可能产生心理障碍或行为问题。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平衡状态是否瓦解，后者扮演着抵抗外界冲击并维持平衡的杠杆功能。瓦解既是之前生活经历中所形成的抗逆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新的抗逆力塑造的开始——重构。良性重构意味着个体能获得更多的抗逆力特质，继而提升其应对危机事件的抗逆力水平。不良重构会导致个体抗逆力停留在一个较低乃至更低的状态，为下一次失衡后的重构埋下隐患。吉里根的研究证明，一些寄养儿童能很好地应对困境或压力事件，抗逆力的重构过程也为他们未来的成长带来了难得的积极影响。

抗逆力概念为理解一些儿童在逆境中的表现方式提供了必要的解释，了解儿童在面对逆境时的抗逆力因素和调解机制是预防不良结果的关键。列韦（L. D. Leve）等通过4个完整的“多维治疗寄养计划”（MTFC）的随机临床干预试验证实了在缓冲儿童因早期逆境而产生的风险方面，抗逆力是有支持作用的。在干预的背景下，早期逆境和不良结果之间已知的联系减少了，缓冲效应会引致抗逆力发挥作用。抗逆力过程不仅直接受益于干预，而且还会启动一系列积极效应，从而充当了长期抗逆力形成的中介，“基于力量”的干预被认为是促进早期暴露于逆境的儿童抗逆力运作的潜在机制。

当然，影响抗逆力的各种因素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中。伯利（H. N. Bailey）等认为寄养儿童未消解的创伤是风险因素，其影响对于儿童来说很难说是固定的，有时表现明显，有时表现模糊。斯蒂尔（W. Steele）和库班（C. Kuban）也认为，未消解的创伤作为一种风险因素，在特定情形下甚至可能转变为保护因素，儿童因此获得“创伤后成长”。

总的来说，对抗逆力的强调是建立在社会发展领域的儿童照顾研究基础之上的，研究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孩子在遭遇巨大困难的情形下仍能很好地发展。长期被寄养的儿童经历了多重逆境，这些不良体验持续影响他们的自我效能和应对挑战的能力。然而，原生家庭、寄养父母和与儿童有关的风险和保护因素以复杂的方式交互作用，再加上儿童不同发展阶段的交错时空的效应，最终使得对问题的分析变得令人迷惑。

儿童家庭寄养的三种理论视角看似彼此独立却又密切相关，依恋理论着眼于支持关系和心理发展类型的分析，生态系统理论揭示了儿童发展的系统网络，抗逆力理论聚焦于个体与环境的互动性研究。这些视角并非对立，而是具有广泛的互补性，且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解释力。但家庭寄养研究的三种理论视角都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依恋理论框架对解释儿童发展的内在机理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该理论过于注重依恋关系形成的生物学基础，此认知科学取向的局限性造成其在依恋模式导致寄养儿童发展问题的原因分析上存在局限性。此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寄养儿童的依恋模式可能是不同的，此点被依恋研究忽略了。第二，生态系统理论为全面分析寄养儿童发展提供了一个有用视角，然而难以厘清系统间交互作用的复杂机制，亦不能解释为何相似环境下寄养儿童却呈现不同的发展格局，尤其是有些儿童在缺乏良好环境保护下仍发展出了健全人格。第三，抗逆力理论对于风险因素、保护因素与心理社会功能作用的分析为寄养儿童研究提供了可行思路，然而相关因素盘根错节的影响也让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变得更加复杂。而且抗逆力概念有一定争议性，其多元、边界不清以及缺乏可操作化的界定，使人们难以充分理解其内涵并评估相关结果。

三、儿童家庭寄养理论的整合性框架

（一）儿童家庭寄养理论整合的基点——需要

家庭寄养的三种理论视角以儿童问题为出发点，关注的是儿童的问题，例如行为问题、健康问题、心理问题等，而不是儿童的需要。这种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和把安置稳定性作为评价标准的研究倾向，使得大量研究关注于安置成败，而非儿童的发展和现实需要满足的状况。儿童获得永久性安置会感到幸福，这只是推测性的。一旦寄养结束，服务及支持会停止或改变，但寄养儿童因过去创伤而产生的服务需求还会存在。研究表明儿童在被收养或落实监护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表现出明显的行为和情绪问题，家庭必须适应他们不断变化的需求。就我国情况来看，家庭寄养的主要对象是福利院养育的孤弃儿童，这些儿童的残疾比例偏高，部分地市新收入院的弃婴中有95%以上罹患残疾。与普通儿童相比，残疾儿童在认知行为、情绪健康、关系发展和社会功能上面临着独特挑战。寄养安置本身就是一个困难的过程，残疾会使得关系建立变得更加困难，因此，非常有必要考虑残疾儿童需要的复杂性。未来的研究应适当采用“需要”概念，这也可能引发对需要而不是问题的思考转变。

“需要”概念是社会政策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是理解福利制度安排和运作机制的最佳角度。需要决定了服务范围、服务标准以及服务的优先顺序。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尤其是在儿童期最需要必要的照顾和保护，寄养儿童这类面临多重发展困难的特殊群体更是如此。

寄养儿童的成长经历不同于普通儿童，从发展需要上说，他们既有作为普通儿童的一般需要，又有明显的特殊需要。儿童被安置于寄养家庭，但寄养关系毕竟有别于自然家庭关系，寄养儿童的社会化过程面临不确定性。生命早期的不良遭遇带来的心理创伤，日后也会引发同一性发展中的危机。与原生家庭分离让他们很难与他人建立信任与亲密关系，更易产生情绪和行为问题。整体来说，作为社会上的典型弱势群体，寄养儿童具有个体、家庭、社会等多重脆弱性，同一般弱势群体相比，未来面临着很大程度的社会排斥，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都可能被剥夺，发展愈加艰难。也因此，寄养儿童的发展需要不是一般性的、物质性的、生存性的或者单纯的情感依恋需要，而是具有独特性、动态性、包容性且多维度的融合发展需要，要能满足寄养儿童现在和将来的身体、社会和情感需求。

（二）儿童家庭寄养理论整合的视角——嵌入性

寄养儿童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因此建构一个更为综合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十分必要。本文尝试在对寄养儿童发展需求进行界定和辨识的基础上，以嵌入性作为视角，构建整合性的研究框架，深入分析寄养儿童发展状况及差异的机理。

“嵌入”概念原本是指某一事物或行为被卡入另一系统的过程和结果，反映出二者间的密切关联性。自波兰尼（K. Polanyi）开创性地将此概念用于经济理论分析以来，嵌入理论获得迅速发展。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继承了这一概念并把嵌入性分析推向深入，认为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结构、政治、文化、宗教等各类网络所构成的社会环境中。他还界定了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关系嵌入指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嵌入到与环境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中，网络中的要素会对行为主体的决策与行动产生重要影响；结构嵌入首先强调网络结构和整体功能，另外关注行动主体在网络中的结构位置。“嵌入性”指出了经济活动与社会环境间普遍联系的共同特征，这一理论也为剖析及解决一些较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寄养儿童的境遇复杂，大多存在被忽视、被虐待、遭遗弃等不同情形的生命经历，离开原生家庭进入福利体系，进而被安置于社会上的其他家庭。从形式上看，这一过程具有了“嵌入”的基本特征。而伴随着养育方式改变的是寄养照顾取代了机构养育，寄养服务也被一同嵌入既有的儿童福利体系中。因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嵌入概念都符合寄养儿童及家庭寄养服务的实际状态。

儿童之于成人的重要区别在于其发展性，而寄养儿童多重脆弱的叠加又使其发展需要具有特殊性。通过嵌入性的理论视角去剖析寄养儿童复杂的发展问题，有助于以系统性的思维对寄养儿童的需要及其供给状况进行解释。为此，本文以格兰诺维特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二元框架为基础，同时考虑儿童寄养照顾中制度供给的重要性，吸纳了嵌入性理论中的“制度嵌入”维度，从制度嵌入、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入手建立起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的寄养儿童融合发展的分析框架。

（三）家庭寄养儿童融合发展框架

家庭寄养制度作为儿童福利框架下的一项理论研究，制度背后涉及对儿童拥有哪些权利、谁来保护儿童权利以及怎样提供保护等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制度嵌入从宏观层面揭示寄养儿童发展障碍的诱因，家庭寄养的宏观政策导向往往主导着寄养儿童发展的预期和网络主体提供服务的方式。制度嵌入层面的分析弥补了现有研究中的生物—心理学视角的偏向，有助于挖掘寄养儿童融合发展问题背后的深层逻辑。社会网络分析是结构嵌入性的理论基础，寄养儿童受到父母、朋辈、社区、学校、福利机构等多种因素影响，结构嵌入即从中观层面去探究寄养服务网络中各主体的互动过程及合作机制。微观系统主要是与寄养儿童直接相关的人际关系和环境条件，如必需的生活照料、必要的学校教育等。网络关系贴近寄养儿童的真实生活环境与情感需要，对儿童依恋情感及抗逆力的生成具有一定解释力。

寄养儿童融合发展可以视为是嵌入过程和结构性要素共同塑造及交互作用的结果。只有寄养儿童获得积极发展的机会才能实现社会融合，也只有达至社会融合的状态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从结果的意义上说，寄养儿童融合发展是实现儿童在行为、文化、心理等方面达成社会融入的状态；从过程的意义上说，它可以理解为通过政策制度、服务主体、运行机制、保障条件等多层面的系统性服务，实现寄养儿童融入社会的目标。家庭寄养制度须以儿童个体实际需要满足为出发点，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体现以儿童为中心的权利观念，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

鉴于此，本研究参考社会融合理论中的维度划分标准，同时考虑寄养儿童群体特殊性和发展需要，认为寄养儿童融合发展至少包含行为融合、空间融合、心理融合三大关键维度，可以说这是当前寄养儿童融合发展的最基本和最核心需要。其中行为融合反映在行为和生活适应性上，是寄养儿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会促进或妨碍其他维度的融合；空间融合是核心，涉及社会交往、社区参与和自立能力养成，是寄养儿童发展的基本路径；心理融合是根本，包括情感依恋、复原能力和个性特质等，反映了寄养儿童融合发展的程度。前两项属客观维度，后一项属主观难度。

人不能脱离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而独立发展，嵌入性表达了这样一个概念：社会行动者只能在关系、制度、文化情境中得到解释。家庭寄养的照顾服务实际上是将儿童“嵌入”到新的社会结构中，因为“嵌入”的作用，寄养儿童实际的发展状况与所嵌入之具体的制度性、结构网络性及关系性要素密切相关。

综上，本研究提出家庭寄养儿童嵌入性发展的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首先，制度嵌入对寄养儿童的发展既有约束力又有促成性，制度环境限定了寄养儿童发展的边界并促成了其可能的方向。寄养儿童生活场域发生重大变化，再加上不健全的身体和遭虐待、被忽视或被遗弃的经历，他们的生存发展困境远超普通儿童，这也意味着他们对特定资源存在迫切需要。而制度与社会生活和资源紧密相连，为社会活动提供秩序和规则。孤残儿童被嵌入新的养育环境中，既受益于家庭寄养制度的发展，同样也可能受制于寄养制度未尽之方面。因此，制度嵌入是否充分从根本上决定了寄养儿童需要满足和融合发展的程度高低。“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地说是人类设计的、构建人们行为的约束条件，由正式制度（法律、规章）、非正式制度（习俗、行为准则、规范），以及两者的执行特征组成。”制度要素会对寄养儿童的行为、空间和心理融合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具体来说，家庭寄养制度以及医疗、健康、卫生方面的支持性政策对儿童的身体功能、生活自理能力、行为适应性等行为融合具有促进作用。教育、就业、住房等政策供给会促进寄养儿童社区参与、自立能力培养等空间融合。社会心理、道德认同、传统观念等文化风俗则会影响寄养儿童被社会接纳的程度，也会明显地影响儿童的归属感、认同感等。家庭寄养说到底是儿童福利和保护的重要命题，制度嵌入（包括文化背景）的分析有利于填补现有研究框架中制度分析和跨文化研究缺乏所带来的不足。

其次，结构嵌入关注网络参与者之间相互联系的总体结构，侧重于关系网络构造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政府相关部门、福利院、社区和市场等结构性要素构建了寄养儿童成长的生态，网络中的各种风险与保护因素与寄养儿童发展所需的资源密切关联，不同要素规则、竞争与合作机制、资源组合网络分别与风险和保护因素形成了互动关系。寄养儿童的空间融合涉及教育、技能与就业、社区联结与参与等社会发展内容，集中了儿童大量的特殊需求，这恰是市场、社会组织发挥功能最多的领域，因而结构嵌入对寄养儿童的空间融合有明显作用。同时，结构嵌入理论认为现实中的社会网络不是完全相通的，处于网络中心结点位置的组织联接着相互之间并没有联系的组织，因此发挥该组织的“桥梁”作用尤为重要。显然，寄养儿童作为特殊脆弱群体，其发展涉及民政、卫生、教育、公安等行政部门，这些部门处于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结点，其功能发挥的程度将极大地作用于网络中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内容与方式，从而对寄养儿童融合发展效果起到关键作用。寄养儿童发展不仅取决于非政府组织、社区、市场等力量在服务提供上的协作，而且取决于政府在服务的筹资、激励、监管和整合上的主导性作用。生态系统理论揭示了影响寄养儿童发展的多重环境因素，但对系统间互动性分析存有不足，结构嵌入中关键结构点作用机制的分析可以弥补这一点。

再次，关系嵌入强调的是网络关系的内容，对寄养儿童的社会融合尤其是心理融合的影响最为直接。根据格兰诺维特依互动频率、亲密程度、持续时间等标准对关系进行识别的论述 ，寄养儿童社会关系有强弱之分。强弱关系依次有寄养照顾者、社工、同辈群体等，表现出类似同心圆的差序格局。处于内圈的离寄养儿童最近的是寄养父母，其照顾质量直接决定了儿童的行为适应水平，由此形成的依恋关系对儿童的安全感、抗逆力等心理能力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从传统机构养育到家庭寄养，反映了社会对儿童成长环境的重视。强关系分析中对于寄养家庭作用的强调和儿童照顾理念发展相吻合。福利院儿童被安置于家庭，家庭既是家庭寄养制度的载体，也是儿童与社会进一步联系的纽带，家庭融合成为社会融合的基础。良好的寄养关系是儿童融入家庭的前提，更是其日后融入社会的重要支撑。不良的寄养关系会导致寄养中断、再安置甚至多次安置，也可能会导致儿童融入寄养家庭困难程度的增加。社工服务对儿童、寄养家庭同时发挥着联系社会资源的功能，其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儿童的融合发展程度。同辈群体是寄养儿童的重要互动对象，交往程度不仅影响到寄养儿童的社会参与意愿，同时也形塑着其自我认同和社会价值观。支持性关系是儿童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寄养儿童面临压力事件时的反应与结果具有解释力。

基于嵌入性视角的寄养儿童融合发展分析，需要关注以下几点。第一，各种力量的交互作用建构着儿童嵌入的环境，共同作用于儿童的融合发展。制度性要素为寄养儿童发展提供了方向性解释。一方面，制度规则对寄养儿童融合发展起直接作用，包括寄养政策在内的儿童福利制度等正式制度安排对其行为和空间融合起决定性影响，而社会心理、文化氛围等非正式制度对其心理融合有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制度环境作为宏观背景，还可以通过影响网络主体间的关系间接地对儿童融合产生作用。合适的制度环境如儿童福利观念、家庭寄养政策定位、政策资源供给、助残扶弱的社会文化观念等会影响到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的效果。因为这些制度要素会激励或者抑制寄养服务提供主体的参与、合作和互动，影响到儿童享受服务的机会、多寡及形式，进而对融合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寄养儿童发展是各种嵌入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当制度性、结构性、关系性要素都能准确匹配儿童发展需要并实现良性互动，才能促成其完全融合。即便某个要素呈单极增长但其他要素不匹配、不充分或缺失，也会导致儿童的需要不能获得满足，并引发其社会发展上的障碍，造成融合不佳的结果。同时，各要素的供给数量、质量和此消彼长的复杂情形导致了寄养儿童发展程度上的差异。第二，嵌入性分析要考虑到融合维度间的关联性和交织性，个体—环境的互动会引发儿童行为、空间、心理融合间的循环作用，寄养儿童融合发展程度的获得—增长—消减是三个维度发展叠加效应的结果。例如，身体行为能力的极大改善会提升儿童的社会参与性，频繁而健康的社会交往会增强儿童的自信心和认同感，以这些因素为特征的抗逆力生成又会进一步提高儿童抵御风险的能力。反之，行为适应力受阻会影响到儿童的空间和心理融合，社会交往受挫也会对儿童心理能力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心理融合障碍又会影响儿童的社区参与意愿和空间融合深度。任何行动都不是片刻的、瞬间的行动，是同儿童的过去、当下和未来交织在一起的。对儿童融合发展的分析不仅要考虑到其嵌入之环境及社会关系的影响力，也要注意到不同融合维度之间的高度关联性及连带作用。第三，嵌入性视角立足于情境，强调行动发生其中的各种条件，此动态分析更契合儿童这一人群的发展性本质。随着时间推移、年龄增长、身心状况和环境条件的变化，寄养儿童的发展需求也会改变。例如，学龄前儿童与学龄儿童对于教育的需要不同，低龄儿童与即将成年的大龄儿童对于职业规划的需要不同，肢体残疾与精神障碍儿童对于医疗康复的需要不同，有永久安置经历儿童与有多次安置经历儿童对于心理辅导的需要不同，等等。因此，以需要为导向的动态研究是嵌入性分析的内核。

总而言之，寄养儿童的融合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认为以需求为出发点的嵌入性分析框架能整合现有研究视角，有助于理解和阐释寄养儿童的发展问题。

第一，家庭寄养本质上关乎儿童福利和权利保护问题，一国的制度理念、政策导向、文化底蕴对寄养儿童融合发展的边界具有框架性意义。需要将寄养儿童发展置于宏观的制度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因此制度嵌入性分析是必要的。制度要素是决定儿童寄养服务的关键变量，为了有效地回应儿童的发展需求，网络结构中的各主体需要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

第二，寄养儿童发展既是社会融合的结果又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过程，需要将其置于社会结构及关系中加以考察。生态系统理论揭示了寄养儿童发展的系统网络，但对网络关系的分析较为笼统，结构嵌入理论关于结构位置和关键结点的分析有利于弥补系统间互动机制分析的不足。关系嵌入理论强调依恋关系对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以强弱关系为特征的递进式分析突出了家庭对儿童发展的关键性作用，同时拓展了依恋关系的层次性。

第三，寄养儿童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情境交织性决定了儿童所嵌入之制度文化、社会网络及关系结构的任何改变都会引发其在行为、空间、心理融合上的连锁反应，进而促进或阻碍其发展，嵌入性研究框架力图呈现寄养儿童融合发展的全景式分析。

第四，本文提出的家庭寄养儿童嵌入性发展分析框架，不仅可以用于分析寄养儿童融合状况生成的机理，阐明造成寄养儿童融合程度差异的复杂原因，也可以作为探索实现寄养儿童融合发展的现实操作路径，即从制度嵌入、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入手，以需要—供给的制度逻辑建构符合寄养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融合发展政策体系，以满足寄养儿童的现实发展需要。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建设》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