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夹心世代/三明治世代是指在工作的同时需在家庭中承担父母与子女两代或多代无薪双重照顾责任的同期群。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或即将进入“夹心”位置，成为夹心世代中最为特殊的同期群，面临多重竞争需要与福祉损失风险，但中国学界对此尚未有系统回顾与评述。本文以夹心世代为对象，围绕夹心地位与福祉关系的现代迷思，绘制了夹心世代概念的流变轨迹，区分了照顾者、雇员、志愿者与公民四重角色，并引入推动政策发展的结构-功能主义与行动者两条解释路径。照顾者更需“照顾”，未来需要推动以照顾者为中心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建设，进而满足夹心世代的美好生活需要。

关键词：美好生活/多代照顾/夹心世代/照顾者/工作-家庭平衡

作者简介：臧其胜，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一、引言：需要“照顾”的照顾者

“夹心世代”(Sandwich Generation)，或称为“三明治世代”，是指在工作的同时需在家庭中承担父母与子女两代或多代无薪双重照顾责任的同期群。他们在人类历史的每个时期都会存在，但各个时期面临的压力存在差异。在美国，二战后婴儿潮世代出生率高而其结婚后的生育率低，导致只有更少的成年子女去赡养老人，此趋势也影响了子代生育率，加上其退休准备不足、妇女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提高，极大地增加了夹心世代的照顾压力。在中国，1976-1985年出生的约3000万人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或即将进入“夹心”位置，他们是夹心世代中最为特殊的同期群，其中“双独夫妻”家庭据测算将在2030年达到34.2％的最高比例。加上处于同一位置的非独生子女家庭，其比例则会更高。2010年8月富达国际(Fidelity International)委托经济学人智库(EIU)所做的研究报告《进退维谷——亚洲的“三明治一代”》就宣称，中国大陆的“夹心世代”占比高达37％，位居亚洲之冠。基于同期群的角色变迁，学术关注的视角需要从独生子女转向夹心世代，研究的焦点则由成长转换为工作-家庭平衡。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家庭支柱，中国夹心世代的特殊处境使其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面临更多工作-家庭间冲突的挑战，若出现角色超载与负担超载，不仅影响个体福祉与家庭生命历程，也会影响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简言之，照顾者更需“照顾”。然而，在社会照顾系统中，照顾者处于模糊地位，服务的结构也主要围绕“被照顾者”而不是“照顾者”，这对服务的传递和评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何满足夹心世代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就成为学界与政府亟须回应的重要论题。

鉴于上述背景，本文以夹心世代为研究对象，围绕夹心地位与福祉关系的现代迷思，试图梳理夹心世代研究的文本脉络，寻找解释路径与应对策略，并挖掘其本土意义。因与夹心世代研究直接相关的中文文献较少，故回顾以英文文献为主。主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夹心世代的概念演变与多重角色；夹心位置与福祉关系；照顾政策发展的解释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研究的本土意义。

二、研究简史：从被照顾者到照顾者

“夹心世代”，有时也称“命令的一代(command generation)”“被榨取的一代(squeezed generation)”“被拉伸的一代(stretched generation)”“多代照顾者(multigenerational carer)”，关注的是既有老又有小，还要工作的中年(Midlife)现象。较早时期，有学者将此表述为“左右为难的一代”(the generation caught in the middle)、中生代(the middle generation)等。

夹心世代的时间跨度较为宽泛，可横跨多代，时间起点与终点也不会恒定。初期主要关注的是女性，后来扩展到男性，年龄跨度也更大。研究形成三条相互缠绕的发展路线，一是米勒(Dorothy A.Miller)的“夹心世代”，由其首次提出，另有学者借用古罗马双面神杰纳斯(Janus)的面向过去与未来之义，将其称为“双面世代”(Janus generation)；二是布洛迪(Elaine M.Brody)的“中年妇女”(women in the middle)，与前者同时提出；三是阿贝亚(Carol Abaya)的“多层夹心世代”(club sandwich generation)，也称“多层三明治世代”，具有“传统”“多层”与“开放”三个特征，也可译为俱乐部式夹心世代/三明治世代。从实际应用情况来看，米勒的夹心世代概念已经非常流行，但因其本人缺乏后续研究，学界多引用成果比较丰富的布洛迪的研究，而沿多层夹心世代路线展开的独立研究还比较少见。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未能关注面临生理与心理衰老的同时还要为家人提供照顾的老年照顾者，这些家人可能是存在发育障碍、慢性病、精神疾病的成年子女、配偶、兄弟姐妹或孙辈。相较于一般的夹心世代，其需要承担更多样的照顾角色，承受更复杂的压力。艾布拉姆森(Tobi A.Abramson)将此扩展为“意式三明治世代”(panini sandwich generation)，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研究路线。

在中国，当代女作家谌容198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曾经引发社会共鸣，但学术研究并未同步前行。中国内地学者目前有采用“三明治一代”的概念，也有使用夹心层家庭、双职工家庭等相近概念讨论双重照顾与工作，中国香港学者则采用“夹心代”中译名描述此现象，而中国台湾学术期刊数据库中未能检索到相应的中文表达，但有媒体采用了“夹心世代”表述。从学术研究来看，夹心世代更能体现问题回应的紧迫性；从媒体传播来看，三明治世代可以更为形象地为公众所接受。

关于夹心世代的研究，与欧美国家起步于婴儿潮世代及其子女面临的照顾困境不同，中国内地的相关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对独生子女家庭未来养老问题的预测，并于21世纪初开始讨论其养老与育幼双重挤压困境，但在照顾者能否胜任以及现象的普遍性上存在争议。原新认为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供养的严重性被夸大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独生子女是可以胜任老年人照顾的；风笑天则认为面临严重的现实困境，独生子女父母的观念上要从“依赖养老”变为“独立养老”；张远婷(Yuanting Zhang)与戈萨(Franklin W.Goza)的研究是明确以中国的夹心世代为研究对象，但其侧重点在老人照顾。总体而言，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双重照顾与工作责任叠加现实的到来，“照顾赤字”越发明显，照顾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研究目标已从理论预测转为现实回应，研究对象也从被照顾者拓展至照顾者。

三、多重角色：照顾者、雇员、志愿者与公民

角色是权利与义务的结合体，是社会期望与个体期望的汇聚点。角色理论阐述了照顾的社会属性，整合了照顾资源与需要对照顾者角色行为、照顾输出结果的影响，为家庭照顾的研究提供了情境与结构。夹心世代最显著的特征是其角色的多元性，对其角色定位不同，意味着政策设计的出发点不同，照顾者政策也必然不同。依据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多元福利提供主体及其组合会侧重夹心世代不同的权利与义务的角色期待而提供福利。换言之，主体不同则出发点不同，福利体制(传递机制)不同则客体(夹心世代的角色)也会存在差异。对应福利提供的四大主体：家庭、市场(企业)、社会与国家，夹心世代的角色可区分为家庭照顾者、市场雇员、社会志愿者与国家公民四类。

(一)夹心世代的四重角色

1.作为照顾者的夹心世代

萨德勒(Euan Sadler)与麦凯维特(Christopher McKevitt)基于学科视角总结出四种照顾者模型：政策研究领域，作为公民工作的照顾者模型，将参与长期照顾视为一个“好公民”的表现；健康服务研究领域，缓解照顾者负担模型，将照顾重新塑造为一种负担、紧张与压力，视为一种需要监控与调查的病因，在照顾者与被照顾者之间形成权力关系；社会学领域，解构照顾者类别模型，主要来自女性主义视角，批评将照顾视为女性“自然”工作的意识形态，认为大部分照顾由女性承担却未获得国家的认同与补偿，这是对女性劳动力与社会地位的剥削；人类学研究领域，基于亲属关系实践的照顾者模型，与义务、互惠的实践与意义相关联，主要探索照顾的社会与文化意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专家型或准专业型照顾者模型，强调将健康专业的技术知识与实践传递给业余人士的重要性。

照顾者与社会照顾机构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理想类型：一是作为资源的照顾者(carers as resources)，照顾者是机构无法指挥也无法支配的资源，作为家庭成员，在传统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照顾提供者，理论上可以替代；二是作为同事的照顾者(carers as co-workers)，两者地位平等，目标是合作与增能；三是作为案主的照顾者(carers as co-clients)，特指负担沉重的照顾者，相对于照顾对象，属于次位案主，机构介入目标在于减轻照顾者压力。前两种关系类型中的照顾者含义宽泛，可扩展至社区等非正式部门，第三种关系类型中的照顾者则侧重于家庭照顾者。后续研究中增加了基于照顾者，或基于被照顾者的利益产生的“替代型”(superseded carer)，目的是通过增强被照顾者的独立性，减少其对照顾的依赖，增进照顾者福祉，但这并不意味着照顾义务与责任的消失。也有学者认为照顾者是积极的参与者，之所以被视为案主，是由于机构对有关服务提供者的类型、数量、时间与目的等信息缺乏与照顾者间的共享；而若视为同事，那么向照顾者提供服务提供者资料以及被照顾者的健康医疗等信息就是机构工作的一部分。

2.作为雇员的夹心世代

作为照顾者的夹心世代愿意接受工作场所进行相关支持性环境政策的改变，如弹性工作时间、育婴假、带薪休假、轮岗、居家办公、提供照顾设施等，但政策的使用可能给雇员的职业生涯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只有与强有力的监督者和同事一起工作，雇主才会真正执行支持性环境政策，雇员也才更有可能使用这些政策而不会担心被借机惩罚，但男性视照顾为耻辱，因此往往会错过雇主提供给他们的资源或支持；另一方面，政策的使用可能会侵占雇员的家庭生活时间与资源等，导致企业对雇员生活世界的“殖民”(corporate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

3.作为志愿者的夹心世代

夹心世代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除了承担照顾者角色，还存在雇员、配偶与/或志愿者的角色竞争。邻里照顾是典型的志愿服务形式，可区分为邻里参与的志愿行动(voluntary action for neighbourhood involvement)、非正式照顾的志愿行动(voluntary action for informal care)与邻里照顾的志愿行动(voluntary action for neighbourhood care)。邻里参与的志愿行动类似于公众参与，具有政治性，目标指向照顾政策或项目；非正式照顾的志愿行动建基于关系、互惠或宗教之上；而邻里照顾的志愿行动是前面两者的综合，突出的是社区成员的互助。研究显示，承担主要照顾责任的女性，既是志愿服务的接受者，也是志愿活动的积极提供者。她们能够有效利用志愿活动时间，从中获得信心、建立自我支持系统与获得有益于未来工作的技能。因而，照顾并不必然导致“自我丧失”(loss of self，self-loss)，作为照顾者的夹心世代可以借助志愿活动减轻自己照顾的压力，甚至从中受益。

4.作为公民的夹心世代

作为公民，夹心世代在履行照顾责任时，其相应的社会权利应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英国自1995年先后制定了《照顾者(承认与服务)1995年法案》(Carers(Recognition and Services)Act 1995)、《照顾者与残疾儿童2000年法案》(Carers and Disabled Children Act 2000)、《照顾者(平等机会)2004年法案》(Carers(Equal Opportunities)Act 2004)，持续赋予照顾者新的与改进的法定权利。后续又出台了一系列与照顾者相关的政策，如《工作与家庭法案(2006年)》(Work and Families Act 2006)、《照顾者新政(2006年)》(New Deal for Carers 2006)，以及最新倡议证据咨询的照顾者策略(Carers Strategy Call for Evidence Consultation 2016)。澳大利亚制定了照顾者支付政策，2012年通过了《照顾者认同法案》(Carers Recognition Act 2012)。各个国家关于照顾者的公共政策旨在减轻与照顾相关的情感压力，其主要效果是降低了非正式照顾的消极影响，可以更为有效地阻止或延迟照顾的机构化。

(二)夹心世代多重角色的关系

多重角色间关系是竞争还是支持?传统假设认为，多重角色会对照顾者的时间和精力产生竞争性需要，进而造成精神沮丧；但多重角色也可以增强照顾者自尊、认同，增加其物质与社会资源，可以与其他网络建立联系，提高问题解决的效益。既有研究主要关注两对角色关系：一是作为照顾者与作为雇员的角色间关系，二是双重照顾角色内关系。

照顾者-雇员角色间关系。从竞争领域来看，与照顾相关的需要与支持不会导致与工作相关的角色紧张，如对照顾者时间、被照顾者的日常生活能力与照顾者日常生活照顾任务数量的需要，以及获得的非正式帮助者数量、非正式帮助者时间的支持。而与工作相关的需要与支持则会导致照顾与工作两个领域的角色紧张，如对工作条件改善、工作量调整，工作风险降低的需要，以及获得主管、同事理解其承担家庭照顾责任的情感性支持，需要工作场所环境做出相应改变。从照顾对象来看，需要照顾儿童的雇员比仅照顾成人的雇员承受更高水平的照顾压力与职业影响。从工作-照顾关系来看，家庭照顾压力大与工作满意度高的女性特别容易沮丧，因为拥有工作对女性的自我概念的塑造更为重要，失去工作犹如失去自我。

双重照顾角色内关系。既有研究形成了竞争假设与团结假设。前者认为照顾父母是标准的家庭压力，养老与育幼之间存在消极关系，相互之间存在资源竞争；后者则认为帮助父母与帮助子女之间具有积极关系，是家庭团结的需要。还有一类可归为支持假设，视多重角色为资源，认为其可以为照顾者提供成就感与自尊，提供更多物质与社会资源支持，具有增强福祉与提供资源的能力。

若没有足够的时间与资源去充分满足多重角色的需要，人们可以通过角色撤退与角色交易技术减轻。然而，对于夹心世代而言，他们是家庭的支柱、市场的支柱、社会的支柱，也是国家的支柱，如果个体选择退出角色关系，或在没有外部资源输入的情况下在角色间进行零和关系的交易，很有可能会影响家庭、市场、社会和国家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四、现代迷思：夹心位置与福祉关系

夹心世代研究的潜在预设是夹心位置会带来照顾者福利损失，但并非所有研究都支持此结论，以致夹心位置与照顾者福祉之间的关系成为现代迷思。对于政策设计而言，必须清晰地了解此现象是否普遍，是否造成福祉损失，以及如何测量。

(一)夹心现象是否流行普遍?

夹心现象指工作的同时需要提供双重照顾的现象，本文专指“夹心世代”现象。“夹心世代”现象普遍性程度的高低是决定我们是否需要为负有多重工作和家庭照顾责任的员工提供支持的关键因素。该问题最早由乌伦贝格(Peter Uhlenberg)提出，他认为中年困境仍然是一个不常见的体验，海姆斯(Christine L.Himes)则将夹心现象视为“一个流行的老年学迷思”。部分学者认为同时为子女与父母提供照顾是不普遍的，仅仅照顾儿童才是普遍的。也有学者认为夹心现象是普遍的，但双重照顾同时发生的情况是少见的。此外，普遍性的程度还依赖于人口研究如何开展，以及老人照顾与儿童照顾如何定义，方法、定义不同，结论很可能相异。

(二)夹心位置是否影响福祉?

夹心位置是否影响福祉，学界未能就此达成共识。主流观点认为，夹心位置会对夹心世代的福祉带来消极影响，如增加照顾负担，影响生活满意度。以女性为例，这不仅与照顾父母或公婆带来的压力相关，也与作为母亲、妻子与雇员等其他角色的体验相关。部分学者认为，夹心位置会带来积极影响，一是老年人可以为其处于夹心位置的子女提供经济、情感、儿童照顾，以及承担家务。二是儿童与成年子女可以为其父母提供代际支持，减轻父母负担。如儿童可能成为家庭支出的“经济抽水机”，但也可能是照顾老人与整理家务的“家庭小助手”。也有部分学者持中间态度，认为夹心位置对夹心世代的生活满意度、婚姻质量、心理福利、经济资源、闲暇时间与工作公平(家务劳动与市场工作)等几乎没有影响。总体而言，较多研究倾向于夹心位置对夹心世代的福祉有消极影响，但存在抽样方法不严谨、规模过小，对象选择不同一，缺少非照顾者作为参照，集中关注阿尔兹海默症病患照顾者，忽视照顾者的抗逆力等问题。因而，很难对照顾者心理与身体健康状况影响的普遍程度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

(三)福祉损失如何测量?

照顾者福祉与照顾者负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从负担的角度看，照顾者负担指照顾过程中承受的生理、心理或情感、社会以及经济问题；从福祉的角度来看，照顾者福祉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参与，以及经济资源等维度。照顾者福祉损失的测量基本围绕这些维度展开，自20世纪中期以来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设计了一系列的测量工具。

从测量工具来看，有以下几个主要量表：蔡瑞德(William Zarit)的负担访谈(Burden Interview，BI)、照顾者压力指标(Caregiver Strain Index，CSI)、照顾者反应评估(Caregiver Reaction Assessment，CRA)、照顾者支持需要评估工具(Carer Support Needs Assessment Tool，CSNAT)。负担访谈关注功能受损老年人的亲戚，为照顾者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开端，自发表以来被广为使用，但将照顾视为无维度的变量，后续研究者将其区分为主观与客观两个维度。照顾者反应评估发展比较完善，经过测试，包含大多数令人感兴趣的领域；而照顾者压力指标比复杂冗长的照顾者反应评估更为可行，可用于非正式照顾者负担的深入调查。照顾者支持需要评估工具则是一个以证据为本的综合性评估工具，照顾者的需要被区分为照顾增能与直接支持两个领域。相对于已有的量表，它能够直接测量照顾者需要，问题数量少，内容也比较简练，并适用于临终(end of life)照顾场景。

不足的是，量表虽以照顾者为核心，但非夹心世代研究专用；侧重于照顾，较少考虑家庭-工作关系维度，也未考虑到夹心世代的志愿者、公民角色；随照顾对象而变化，未能形成统一的基本框架；照顾对象以阿尔兹海默症、中风、癌症患者等为主，缺少对双重照顾的关注；以截面、静态研究为主，难以反映随时间而变的照顾者与被照顾者情况；不同理论依据还会带来量表的设计差异，结论难以比较；临床效果与量表统计结果之间也并不必然一致；重在结果评估，忽视了对照顾者风险、需要与权利的识别；重微观分析，缺少宏观考察。因而，许多量表对夹心世代的研究并不太实用。

五、解释路径：结构-功能主义与行动者

尊重夹心世代的主体地位，增进夹心世代的福祉，满足其美好生活需要，这是照顾政策制定的出发点，而推动照顾政策发展的动力可通过结构-功能主义与能动/行动者两条路径解释。前者关注“结构”，认为“工业化逻辑”具有重要作用，将政策发展的动力归因为工业化发展与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的非正式照顾力量急剧下降，家庭照顾能力弱化；后者关注“能动”的作用，认为行动者的能动作用推动了政策的变迁，可分为照顾者视角、雇员视角、雇主视角、国家视角和女性主义视角。

(一)结构-功能主义路径

结构-功能主义的路径有三个版本：一是威伦斯基(Harold L.Wilensky)与勒博(Charles N.Lebeaux)的“工业主义逻辑”，认为工业化等改变了社会结构，乡土制度已经失去照顾的能力，政府需要承担起相应责任以保证社会的平衡功能，而工业化为政府创造了更多富余的资金。换句话说，“强经济产生强福利国家”。二是弗洛拉(Peter Flora)与海登海默(Arnold J.Heidenheimer)以及阿尔伯(Jens Alber)所称的涂尔干式路径，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部分，它弱化了社会整合，增加了失范，导致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的自助功能萎缩。在此情境下，政府成为有效帮助的唯一源泉。三是以奥康纳(James O'Connor)为代表的部分(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认为福利国家是功能性的，并非来自社会整体的共识而是来自资本的共同利益。为了后者，国家必须满足承担了经济增长“成本”的人的不同需要，承担起一些劳动力市场再生产的责任。简言之，工业发展提高了照顾需求但也提供了资本保证，从而推动了照顾政策的发展。而从人口结构来看，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妇女就业的增长，以及法定退休年龄的改变意味着大量的工作者必须寻找调和照顾责任与工作需要的路径。

照顾责任并非归于单一主体，而是在国家、市场、家庭，以及非营利的志愿组织或第三部门之间分布，它们共同生产和分配福利资源的组合模式就构成福利体制(welfare regime)。作为福利体制具体表现的社会照顾政策，在照顾者可能执行的策略选择上，以及在照顾者消除由于履行照顾责任而面临的紧张与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夹心世代而言，其经济与社会责任是福利体制的一项功能，在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中，政策鼓励家庭支持，而政府仅仅在个人资源耗竭时才出场，以至于夹心世代很少能够为他们的父母提供支持，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东欧福利体制中；在社会民主福利体制中，政府更为慷慨，更可能“挤进”(crowd-in)支持老年人的家庭政策中，而夹心世代也会提供更多支持。换句话说，收缩的福利国家服务出现在家庭照顾失灵之后，而慷慨的福利国家服务是补充而不是“挤出”(crowd-out)家庭照顾。从西方家庭政策演变来看，其经历了“家庭主义”到“去家庭化”，再到“再家庭化”，但在将家庭行为变化归因于政策因素时仍需保持谨慎。

(二)能动/行动者路径

1.照顾者视角

夹心世代作为工作着的照顾者，面临工作-家庭的冲突，但其仍然提供照顾，主要有五重解释：(1)孝道责任。家庭成员提供照顾，通常是基于家庭责任、个人情感，以及对老年人的回报，但子女的孝道行为与能力受子女性别、就业情况、居住距离、父母健康与婚姻状况等情境因素影响。(2)依赖本质。无论是生存还是发展，个体无法摆脱依赖，照顾依赖者也是一项工作。(3)集体主义。照顾责任受到文化的影响，个人主义的家庭最小化他们的照顾并依赖正式照顾，而集体主义的家庭通过照顾建立联系的纽带。(4)资源守恒(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该理论认为，获得满足生理与心理需要的物质与非物质资源是贯穿人类一生的目标，而家庭成员在需要的满足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家庭纽带则影响代际情感交流。照顾，作为家庭成员联系的纽带，则是情感交流的重要形式。因而，人们倾向于通过照顾等情感交流的形式修补失去或缺位的家庭纽带。(5)照顾权利。传统文化与服务伦理并没有成为照顾者放弃争取照顾权利的障碍，照顾者有放弃照顾外出工作的权利，有放弃工作在家照顾的权利，也有结束照顾后随时回到工作的权利，其与妇女运动交织一体。当照顾成为有偿工作的一个特征时，更为棘手的话题也就产生，非正式照顾者与正式照顾者开始围绕照顾权利(a right to care)产生竞争。这涉及两类群体：一是作为职业照顾者的护士。自19世纪70年代正式护理培训引入美国之后，照顾的权利便开始在护士与母职(womanhood)之间产生竞争，本质上是照顾是专业还是爱/情感的争议。二是移民照顾者。女性移民认为其有替代母职提供照顾的权利，使得家庭成员面对面的照顾权利因移民的女性化、照顾链的国际化、福利态度的移民化而受到挑战，本质上是照顾责任能否替代，照顾权利能否让渡的问题。

2.雇员视角

传统的分析路径多采用阶级/阶层视角，作为雇员的劳工是其分析的对象，但二战后“工业主义逻辑”成为理解社会发展的首要范式，福利国家则成为工业产品的功能性补充。随后，权力资源路径取代“工业主义逻辑”成为主流范式，认为福利国家制度在规模与原则上的变化取决于劳工运动以及它与正在上升的中产阶级结盟的能力，反映了与阶级相关的分配冲突与政党政治。就理论而言，生命历程中风险高的群体倾向于使用较低的个人资源去应对，这为与阶级相关的集体行动提供了潜能，而从事高强度照顾工作的群体更可能形成阶级意识。但权力资源理论既不关注劳动力的社会分工，也不关心市场、国家与家务劳动的互动，所以解释力是有限的。

3.雇主视角

权力资源理论假设雇主反对社会政策，然而与工作-照顾相联系的负担不仅对雇员，也对雇主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雇主中心路径对其提出了挑战，认为雇主作为一个组织的行动者，在福利国家发展中具有中心的、积极主动的作用，跨阶级联盟在社会保护政策发展中居于关键地位。该路径并不完全反对新政策的引入，甚至认为为了克服“技能形成中的市场失灵”，商业(business)应成为主角，并在政策制定中承担积极的角色。通常雇主会通过加强人力资源实践以支持雇员调和工作与非工作责任，其秉持的假设是此类支持会对劳动生产率或效率带来积极的效果。但受政治环境变化影响，不同时期雇主会持不同的政策立场，一般通过社会和平(social pacification)或政策遏制(policy containment)方式影响社会保护政策的范围与慷慨程度。

4.国家视角

照顾的官方表述会因特定情境而建构，照顾的政治地位或随福利体制而变化。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以英美为代表，认为依赖是应当避免的，照顾是公民身份中义务的表达，非正式照顾是优先的，强调在家庭、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才出场。保守-法团主义的福利体制以德国为典型，政府倾向于投资家庭照顾者而不是服务，也不认可服务是家庭照顾的替代。斯堪的纳维亚福利体制以北欧的“照顾国家”(caring state)为典型，其特征是普惠的、综合的，由税收支持，照顾提供不再视为由私人慈善自行决定的事，而被视为国家的责任，其介入被视为公民社会权利的扩张，支持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地中海地区福利体制沿袭天主教传统，将家庭照顾视为自然的与神圣的秩序，与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一致，倾向于投资家庭照顾者而不是服务。但在东亚，其政治目标是首位的，经济增长与全面就业是福利的主要引擎，生产主义的福利是其目标，是以家庭主义或家庭为中心的体制，老人与儿童双重照顾的责任主要由女性承担，大部分老人偏好家庭照顾，但随着长期护理保险的引入与儿童照顾市场的扩张，也开始了“照顾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care)运动。

5.女性主义视角

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女性主义学者开启照顾现象的正式讨论，女性对工作与照顾权利的诉求成为推动社会政策变迁的动力之一。研究者将照顾的概念嵌入福利政策中，并探讨它的性别意义，认为照顾是家庭私人领域中的无薪工作，性别则是能够形塑照顾安排的社会关系的主导系统。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与大量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照顾的去家庭化程度提高，原本位于私人领域的照顾开始出现在公共领域，成为商品或公共物品。而家庭服务市场女性构成从业主体，公共部门出现职业性别隔离，伴随劳动力不平等再生产与照顾链(care chain)全球化，移民女性化显现，引起父权制公共化、照顾殖民化的担忧。当家庭照顾上升至社会照顾时，被照顾者也从家庭成员角色转变为国家需要照顾的公民，如何在多元主体间及主体内分配“照顾”成为福利国家研究的重要范畴，进而演变为角色与公民权利的界定问题。

公私领域的困境在两条策略中得以呈现：从家庭策略看，肯定女性的照顾者公民(citizen-carer/citizen-the-carer)角色，即作为公民的照顾者，通过提供独立的收入维持资格，使得女性在私人领域仍承担主要的照顾责任；从工作策略看，将女性从照顾责任中解放出来，承担雇员公民(citizen-worker/citizen-the-wageearner)角色，即作为雇员的公民，使其在公共领域获得经济与政治的自治。这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与政治路线通常被描述为追求差异与平等的区别。然而，试图实现性别平等的双收入者/双照顾者模型在欧洲国家中并未全面实现。

六、本土意义：迎接“照顾社会”的来临

循迹中外学术研究的文本脉络可见，20世纪80年代，夹心世代问题在实践中被提出并获得学界响应，学者普遍认为夹心位置对照顾者福祉有消极影响。20世纪90年代，学界在是否影响及影响程度等问题上，观点出现明显分化，夹心位置与照顾者福祉之间的关系成为现代迷思。进入21世纪，面对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变化，英国、加拿大等国家与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组织，也开始关注此议题，夹心世代开始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但中国尚未关注。

简言之，在新的经济社会转型、人口变迁的背景下，增进夹心世代的福祉，建立以照顾者为中心的多元照顾支持体系以平衡工作-家庭关系已成为西方学界与政府的初步共识。但由于研究时间相对较短，对夹心世代的美好生活需要缺少关注，应对策略重静态轻动态、重治疗轻预防，学术议题也不够宽泛，学术观点仍处于争鸣阶段，呈现出多视角、多线程、多维度缠绕并进的特征。尽管中外夹心世代面临的时代背景与现实处境不同，存在制度与文化差异，其理论的可移植性与实践的可应用性还需进一步检验，但西方先行的理论成果与政策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夹心世代拥有多重角色，照顾者是其最难选择撤退的角色，故最为关键。照顾者更需“照顾”，这是被照顾者福祉可及的保证，也是维系社会稳定、保障个性发展的重要策略。以照顾者角色为中心，关注夹心世代福祉提升的主要意义在于：(1)满足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需要。夹心世代角色间围绕稀缺的时间与资源存在竞争性需要，坚持以照顾者为中心，基于家庭生命周期优化时间与资源分配，推动社会发展由生产主义转向福利主义，有利于平衡家庭-工作间关系，促进家庭团结，提高工作效率，保障夹心世代提供志愿服务、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与义务，满足夹心世代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也有利于维持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的可持续性与稳健性。(2)优化福利资源生产与分配的组合。将夹心世代照顾者角色置于服务结构的中心，有助于协同儿童、老人与夹心世代，以及市场主体等提供的支持性政策，能够增强家庭团结，推动代际互助与互惠，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改变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角色期待与角色参与，保证被照顾者福祉可及，降低夹心世代的福祉损失。(3)消除资格审查产生的耻辱烙印。获得照顾支持通常要对被照顾者的身心健康与需要等进行评估、对照顾者准入设定资格，会不可避免地给被照顾者以及申请资格的照顾者带来耻辱烙印。照顾者视角将“依赖”视为与“独立”共存的条件，将照顾视为一项法定权利，通过制度保障可以更好地消除资格审查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可避免市场主体因逐利而执行不力、甚至变相惩罚政策使用者的现象，进而推动照顾者更积极地享用照顾政策提供的权益。

为增进夹心世代福祉，西方国家照顾者政策设计形成两条路径：一是为被照顾者赋权增能，减少被照顾者的依赖，降低夹心世代的照顾压力，鼓励夹心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如社会投资路径倡导并促进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并建议重新划定家庭—国家边界，以负起对作为人力资本的儿童的责任，但照顾老人却很难转化为社会投资的机会，因此仅仅是一个必要的“缓冲器”。二是为照顾者赋权增能，提供服务支持，引入照顾技术(信息通讯与共享技术、节约劳动力的技术)，优化时间与资源配置。以照顾者为中心，相关利益主体(如老人、儿童、市场)福利政策的设计将获得联结的纽带，服务传递与评估可被纳入统一的框架，推动了家庭的团结与工作-家庭的平衡。如英国“照顾信心”计划就鼓励当地社区为照顾者提供支持与培训，提供在线资源与同辈群体支持，提供信息搜索支持，帮助照顾者成为业余专家。瑞典在20世纪30年代为在职父母提供带薪休假(parental leave)，70年代以父母保险(parental insurance)取代并沿用至今，它在保证性别平等的同时保证了结束休假返回工作场所的权利。

西方国家因福利体制差异与照顾理论分歧并未有效解决夹心世代的角色紧张及工作-家庭平衡问题，但为中国照顾者政策设计提供了经验借鉴。在中国的政策实践中，目前采用与前述相同的两条路径：针对被照顾者，有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购买专业服务等；针对照顾者，有经济(货币、实物)补偿、育婴假、老人护理假、“喘息服务”，以及照顾技能培训。此类政策的特征非常明显，主要是围绕“被照顾者”而制定，附带为“照顾者”提供支持，而且仅限于经济、时间补偿与增权赋能，支持体系缺乏系统性，不具有强制性，仍以鼓励与倡导为主。

借鉴西方国家经验，中国照顾者政策设计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照顾应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从家庭照顾上升为社会照顾，照顾不应视为是女性的自然工作，而应是男女双方共同的权利与义务；(2)照顾是维持家庭团结的纽带，政策设计应促进家庭团结，是赋权增能而不是完全替代照顾者；(3)夹心世代是家庭、市场、社会与国家的中坚力量，强调夹心世代照顾者角色，不能排斥或放弃其作为企业雇员、社会志愿者与国家公民的角色；(4)逐步推动从直接补贴(货币、服务、时间等)转向社会保险，在技术许可的最大范围内实现照顾成本在多元主体间的制度化分担。

夹心世代的存在是客观的，但在中国这是否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仍有待学术上的验证。未来亟待研究的问题包括：(1)厘清夹心位置与夹心世代的福祉关系。夹心位置始终存在，可能影响工作-家庭平衡，也可能影响生育意愿与社会参与，如何消除其对夹心世代福祉的消极影响是研究的首要议题。(2)建立夹心世代福祉损失测量指标。福祉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追求，包括生理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参与，以及经济资源等维度。既有的指标多是从与照顾者工作-家庭不平衡相关的精神压力、情感支持切入，未能全面覆盖夹心世代福祉所涉及的多重维度与多元角色。(3)明确照顾的性质。照顾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责任?是有偿还是无偿的工作?是依赖还是独立的形式?是照顾者还是接受者的权利?答案始终处于两难困境中。要建立有效的制度，就必须清晰理解作为支点的照顾的性质及其伦理，完善照顾理论，协同夹心世代多元角色间的关系，平衡照顾成本(稀缺的时间、有限的资源)的责任分担。(4)建立照顾者政策。照顾是“处于国家、市场、家庭(和志愿部门)交汇处的一项活动和一系列关系”，部分任务已从私人领域跻身公共领域，从家庭照顾上升为社会照顾。在社会照顾系统中，照顾者应被置于清晰可鉴的中心位置，服务的结构应主要围绕“照顾者”而不是“被照顾者”，政策的设计应以照顾者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从根本上“改变价值观，反思工作至上的伦理”，最终迈入“照顾社会(Caring Society)”。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10期/《社会建设》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