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过聚焦近年来异常火爆的互联网“吃瓜”行为，揭示其在现代系统逻辑支配下的矛盾定位。将“吃瓜”从个体零碎的情感行动上升至一般性“社会事实”，发现其在情感与传统支持以外的系统性生成机制。将互联网技术平台上的表层呈现与深层道德结合起来，探寻“江湖”文化本体之于网络表达的结构性限定，说明可能引发的秩序后果。研究表明，与传统仪式相类似，“吃瓜”打破了生产组织的单一逻辑而转向了激情的发泄与集体亢奋，使得单调沉闷的社会境况得到了暂时缓解，社会分散与个体化转而呈现出聚合状态。这种新的组织化方式与意义生产途径，较之于传统仪式表征的内涵更加复杂，与工具理性化亦存在本质差异，同时也蕴含了巨大的社会风险与弊端。

关键词：“吃瓜”/道德秩序/江湖/网络文化/技术与社会

作者简介：门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圣加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在互联网上，作为一种新的公共参与形式，“吃瓜”成了影响广泛的文化景观。互联网信息以新、奇、特、怪符号来“吸睛”，有文有图，有枝有蔓，充斥着明显的主观取向。“吃瓜群众”则闲来无事，游荡在自媒体当道的网络世界，就想找点热闹看看。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人，彼此参照和相互调整，经常性地被公共事件左右，被戏称为“瓜田里的猹”，“上蹿下跳”。每当高浓度的情绪被燃起，“吃瓜群众”就凝聚成了“情感共同体”；人数众多时，甚至可以左右舆论。“吃瓜群众”成了互联网时代最具规模与代表性的社会群体。

互联网“吃瓜”呈现的“公共性”与联动效应，与日常好友间的闲聊明显不同。网络中很多孤立的事件在具体情境当中才能理解其发生缘由。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在线聚合方式异常便捷。对于任何“大瓜”，“吃瓜群众”通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是在互联网情绪的带动下，便充当了公共事件的传播者和评论者。在互联网事件演化过程中，“吃瓜群众”凝聚起了前所未有的“超级权力”，打破了确定性的人群、时间地点、区域特色、文化价值等传统边界，实现了空前的网络串联。作为一种互联网文化现象，“吃瓜”的社会意义也产生了相应的流变，逐渐从表层理解到深度探析，从线上群体激愤到线上线下联动，从个体性的好奇心与情感介入演化为一场场彻底的道德审判。由于“掌握内幕”的网民在各种自媒体频频现身说法，“大瓜”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的态势，涉及的利益群体也越来越多。有些公关公司甚至打出“至今没有一个瓜能活着走出我们社群，娱乐瓜、行业瓜、企业瓜，热搜上有的我们有”“没有谁能够活着走出互联网”等宣传口号。在这类现代服务公司的运作之下，“吃瓜”产业应运而生，利益链条涉及面之广史无前例。

反观“吃瓜”的源头，可能仅停留在局部小群体中，却由于某些普遍诉求瞬时引爆全网，转化成社会事件，甚至会引发全球影响。例如“MeToo”便是由一起性侵个案作为导火索引爆的全球性公共事件。数百万人使用了该标签来公开她们的不快经历，其中包括许多知名人士。近年来的“吃瓜”，不再是单纯看客行为，而是倾向于深度挖掘、质问本源，溯源到与自身紧密关联的尊严或社会公平等问题。瓜熟蒂落之间，“吃瓜群众”以其强大迅捷的组织能力展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动员与意义建构方式。

二、研究视角

“吃瓜”以互联网技术平台作为发生场所，因此不能忽视平台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对于分析的层次，“吃瓜”亦不能被简单地视为纯粹的个体行为，而是真正成了我们所处时代的集体意象。本研究立足于解析“吃瓜”得以可能的社会意义结构，将分析视角从零碎的认知、情感行为上升至文化层面，同时也注意到了“吃瓜”对网络社会秩序的建构、对信仰扩散的影响。一方面，呈现平台之于集体行动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揭示文化传统作为“意义本体”，对互联网“吃瓜”的行为导向、选择与限定作用。为了能够将技术变迁及文化意义两方面的分析结合起来，我们首先简要回顾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以及文化社会学的各自研究重点。

早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与米歇尔·卡隆就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方法，利用描述性而非解释性方法，说明“物质性”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巨大动员力量。其不再接受人的唯一能动性，而是将物质纳入日常的行动体系之中。而后以“转译社会学”作为解释工具，说明物质本身引发的社会变迁。在互联网世界，转译即可视为机器语言向人类社会扩散与蔓延的过程。当然，也可以视其为双向的进程。转译的视角，与“人机融合”等概念如出一辙。总之，机器与人的行动不再被割裂开来，而被研究者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文化社会学对此描述性方法并不满意，试图对技术社会化过程进行意义呈现。他们观察到社会生活中物质的、人为塑造的元素被认为只是客观的、外在的“物体”，指出经济组织的效率逻辑需要并奖励这种客观化的维度，但在同时掩盖了其中的文化取向。故而必须将美学和道德结合起来。其中，审美是表面形式，而道德可以被认为是深度意义，两者共同创造了人们感知到的社会世界。在下面两小节，我们结合上述两种方法论的理念，分别从表层的符号呈现与深层的道德价值入手，说明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技术工具，是如何改变传统的互动形式的，以及是如何完成人们对于彼此行动意义的感知、重构与模式化的。

三、互联网对情感行动的聚合性转译

(一)生活世界的平台化呈现

互联网是现代性语境下的基础设施，是现代理性化系统最有力的物质性表征。原本处在个体意义世界中的分散性、地方性知识，被通用性的机器语言高度集成、编码和贯穿成了统一的数字结构。如果没有互联网平台，大多数人与社会互动的范围，仍旧会局限在地理边界内部。就此意义上说，互联网就是新型社会结构，为社会交往活动带来了更加丰富的选择和更加广阔的天地，同时也为我们的经验世界带来了很多非预期后果。身在其中，我们的遭遇前所未有，在打开全新的经验世界的同时，技术平台本身也在肢解我们的认知结构、现实中的行动规则与制度结构。活跃在互联网技术架构上，每个人的生活都可能被无限度地拉进公众视野之中，被审视、穿透，批驳或赞誉。人们普遍具备了一种以往任何时期都不存在的超能力。这种新型的技术赋能，使得个体化的行动成为基于历史的、有迹可循的、可溯源的物理对象。这是一种通用符码，可以被瞬时记录下来，具备完整的证据链条，也可以被任意个体利用。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人类所普遍面对的社会情境，从私人领域转移到了公众可及的通用载体之上。

从社会知识的角度来说，互联网平台已经最大限度地吸纳和集成了地方性知识，它改变了知识在社会结构中散布的特性。互联网平台赋予了社会以强大的组织化效果，它为人们彼此的深度注视提供了一种全天候的技术解决方案。原本彼此隔离的生活情境与个体化状况被无限度地链接了起来，甚至可以做到毫无边际、全网覆盖。可以说，在历史上任何时期，人类社会都没有达到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程度。每个人都具有通过互联网随处审视或张望他者的权力。互联网作为技术工具，将日常生活以“合理的”方式，拉扯到观众的视线之中，重现、解剖与放大。包括“越轨”行为在内的大量分散存在的地方性知识就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主流社会”的可见范围之中。然而，原本的个体生活及秩序，其实是一种极其私密化的存在状态，一旦遭遇了互联网，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拉近与观照，纳入了统一的规范性体系。日常生活秩序再也不可能回到以往分散的、局部性的、地方性的状况，而是说，每个人随时面临被标准化的系统所追问与质询的普遍境遇。人们误以为那些永远不会被组织起来的、私密的、隐晦的和个性化的“边边角角”，却在现代系统中随时面临被一览无余的风险。

这种透视的力量是技术系统带来的。被充作“大瓜”的那些内容与社会构成，要么是隶属于生活世界的，要么是反抗理性化系统的结果，但无论如何都是与系统支配下的逻辑所不相容的，却是人的“社会性”所无法抗拒的。无论是对被爆料的群体还是对一般看客来说，越想挣脱的背后，实则就越孤独，就越会主动爬上那张无形的“意义之网”。这是在孤寂而同质化的经济技术逻辑之外，仅存不多的个体化生活空间了。然而，看似吸睛和有趣的“大瓜”，却是一套现代性工业流水线的产物。它们不过是经济系统及其组织逻辑，在人们日常生活空间中的搜寻、暴露与再生产，是简单的同义反复。互联网技术平台，正是以任意穿透个体化“意义空间”的方式，为平静的日常生活铺盖了一层无形的面纱，笼罩一切。在此意义上看，互联网平台不只是表层物理结构，更是影响或殖民生活秩序的底层支配结构。它正如一双无形的手，改变了、重构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原初意义”。一旦要面对互联网审视的普遍状况，“原初意义”便趋于被动地却看似自然地发生了某种偏离。这是现代技术系统对日常生活的介入性治疗。

“吃瓜”带来的后果不言自明。任何“不得体”或“稀缺”的社会行动，都可能被划分为“异类”而成为“大瓜”，拉扯到“瓜田”之中供人享用。由此，我们可以说，人们的生活秩序被某种“统一性”极大改造了。我们无从判断未来社会中人的自主行动与想象力将被置于何处。然而，可以确证的是，生活世界原本的那种“本真”和“怡然自得”不复归矣。“经济—技术—社会”所构成的理性化系统，彼此间的配合是如此严丝合缝，以至于个体的自我规训和自觉的伦理审查，终将成为技术支配状况下最为“得体”的日常仪式。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种意义感，也蛰伏于无所不在的网络监视之下。

(二)个体对系统意外后果的持续期待

晚近学者对一般性社会技术范式变迁做出了考察，聚焦社交、经济和人际交往等全球平台主导的新变化，描述了通过数据驱动并由算法组织与规范的全新社会形态，提出“平台社会”的研究范式。他们提出，平台社会的组织逻辑无所不包，物品、活动、情感和想法等都被纳入其商品化机制之中，远超乎于传统企业和民族国家的组织效率。而其中的新闻生产、流通和商品化，亦涉及了广泛的社会群体。具体地说，它不是由平台驱动或用户驱动的单向过程，而是平台、广告网络、新闻监管部门和数十亿用户之间互动的结果。正是通过这些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数据化、商品化和选择机制才得以形成。我们认为，平台的确帮助人们扫清了交易与互动过程中的诸多障碍，拓展了自发秩序与市场空间，但它只是现代系统工具理性化的一个面向，绝不等同于复杂生活逻辑的展开。这种理性化的单一取向，亦不能够解释日常行动中多元意义的表露。故而，我们需要追问，在平台的效率逻辑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取向吗？如果平台能够提供的仅仅是组织效率，那么对于行动类型的丰富性来说，它是不能自足的，现实中的替代性方案又有哪些？

从人类理性的“解放兴趣”出发，哈贝马斯将“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视为当代社会诊断的两大内容。他就理性化指出了这样一种文化后果：受传统支配的生活领域的理性化趋势，使得文化传统中的那些支配因素正在丧失世界观的性质。的确，理性化作为一种底层逻辑，已经在经验世界普遍蔓延。工具理性指向的“手段与目的的高度一致性”已占据了绝大多数人的工作领域，并朝向日常所见的任何社会生活空间迅速扩散。而平台的创新实践，似乎依照工具理性的概念图式，很好地把效率精神贯彻到了日常生活中，将生活意义与组织逻辑糅合了起来，任何人都无处遁形，都需要按照一套固定的程序运动下去。其实，作为技术系统的组织逻辑，手段与目的的高度一致性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一旦其加之于能动的人的行动之上，原有基于“理性计算”的“优选法”，使得行动路径之间存在了差异与比较。也即是说，“合理的”行动存在了固定的理性化预设，那种“合理性”之中潜藏的是最大化所指涉的那种极端唯一性。这无疑会对人的自由意志造成很大干扰。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当人们越发感受到技术系统的强大支配作用以后，便会自然地反抗这种组织逻辑。其做法就是有目的地去制造系统设定程序之外的任何非预期后果，我们称之为组织预期的偏离。然而，这种偏离总会遭遇任何可能的组织成本。而对于个人来说，这是可以预见的源自系统理性的惩罚，虽然可能以儆效尤，但并不必然影响到系统中的其他任何行动者。反而，这些反抗的个案可能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笑谈技术系统中暴露出的问题，凸显那些偏离了“高度一致性”行为背后的叛逆与能动性，仿佛这些个案值得推广。于是乎，在系统牢笼以外，我们似乎找到了形式固定的反抗模式。人们期待在索然无味的生产领域与理性生活中，制造某些非预期的后果，暂时性地远离算计与工具理性。一旦人们目睹或耳闻了偏离组织逻辑的个案，在精神层面便会非常“过瘾”。通过这样一种对理性的逆反，技术系统逻辑与生活意义之间的紧张感得到了某种释放和矫正。

“吃瓜”就是对平台逻辑的有力反动。表面上这是在围绕具体事件展开戏谑式讨论，实际上则是寻找共同的空间，借由互联网集体行动找回真正期待的“社会”。平台系统利用一以贯之的效率逻辑扯平了“社会性”差异，但是，人们又反过来找到了一种再组织化的形式，借助于与系统运转毫不相干、无关紧要的“鸡毛蒜皮”，颇费周章、借题发挥、彻底批驳，可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具体来说，网民在线上的联动与欢腾，是基于个体情感和强烈共识的有目的的行动，其实是在表达对“高度一致性”的鲜明态度。“吃瓜群众”总能或者总是期待能够得出一种“意想不到”的结论：某某行业的水很深。其实是说，我们不仅不了解理性化组织本身的复杂性程度，现代高度组织化行业的规则也可能没有被遵循和执行。而这两种情况都是有选择性的、人的自主行动造成的结果。这类打破系统规则的心理期待，反映出人们对于生活本真及其不确定性的诉求，不仅是客观的、始终存在着的，而且是普遍性的。人们渴望在高度理性化与形式竞争以外，寻找一种非实用性的社会组织与个体生活空间；希望网络嘉年华能够反复重现，以使这种诉求得到片刻缓解。

吃相越是卖力，就越是对系统支配的状况不满。在瓜田里寻寻觅觅的东西，正是对自由的渴望。人们不仅不反感意外事件的发生，反而会有目的地朝向下一次“大瓜”行进。通过一次次被爆出的“大瓜”，“吃瓜群众”共同期待着系统压迫的消散，冲出牢笼，迈向新平衡。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对于非预期后果的期待，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性内部固有的某种周期性危机。或许，只有每当系统逻辑被打破之际，才能真正地缓解其与生活世界的紧张感。然而，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系统秩序正是由包括自己和身边的人所共同维系的。在集体向系统开战的同时，也将武器朝向了自己，即那些处于严密规则之中的鲜活个体。

网络群情振奋是一发不可收拾的。人们越是猎奇，则“瓜田”市场越大，“吃瓜”过程涉及的利益就越多，也就不难理解在自发传播链条以外出现了灰色产业。“大瓜”看似是生活的产物，其实早已入彀，本质上都是经济组织吸引眼球和用来敛财的工具，谈不上任何创新。“吃瓜”不过是“经济—技术—社会”的联合展演，很难真正获知事件背后的诸种驱动因素。“吃瓜群众”就这样处在现代性的平台架构之中，审美疲劳且越发无味。其实，人们原本试图在“爽口”之间品咂、逗留，为的便是脱离“谁都无法抗拒”的组织化逻辑，不料却仍旧不能脱离庞大的系统片刻，一刻不得闲。

“吃瓜”只是现代生活的冰山一角，互联网也只是一个社会聚合场所，它充当了仪式表演的舞台。通过隔三岔五地“吃瓜”，人们远离了重复而枯燥的生产活动，找寻到了理性化以外的社会激情和生活方式，构筑了新型的文化认同。不过，虽然远隔千里的人可以建立表层联系，在他者陪伴下跨过一道路障，但实际上却难以跨越心灵的距离。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吃瓜”虽覆盖了广大参与群体，但内容却是空洞的链接，是“无意义”的符号价值。而这是系统化以后的社会症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四、文化本体的彰显

围绕系统与生活世界的紧张关系，上文集中分析了“吃瓜”背后涉及的现代性组织机制问题。那么，作为一种情感行动，其中的情感缘起或文化支持又应该如何定位？接下来，我们寻求一种历史的解释。以“文化延续性”作为切入视角，无疑会给我们带来启发。

在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中，道德礼俗是构造社会秩序的基本依托，且以人之自喻共喻、自信共信者为基础。用瞿同祖的话说，即“每一家族能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的秩序自可维持”。家族制几千年来很少变迁，至今还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单位。然而，在家族统治秩序以外，还有一部分是社会游民或流民。封建时期，他们得不到合适的对待，无法被当作治理对象，秩序只能在“江湖”中自发形成，却没有建立成熟的治理体系。游民以“力”维持秩序，在自身的小范围内是秩序的保护者，而对于超越这一范围的外部世界则是颠覆者。其存在着不同于主流社会的独特行为模式，置身江湖而游刃有余，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有学者认为，江湖秩序及其相对应的文化类型，实际上不仅流行于流民等特定社会群体，而且深嵌于常态文化体系之内。改革开放以来，在传统“静态社会”中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流民”，早已褪去其消极色彩，而是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流动的社会参与者早已遍及各个阶层，构成了文明的推动因素。

反观互联网，它就是一个流动人员横行其中的大江湖，或者说是现代版的江湖重现。人们“吃瓜式”行侠仗义的背后，可以深刻洞见历史中所反复上演的那些传统因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一次次情感的律动，是“天下为公”的决断与冲动，绝非偶然萌动。它由社会核心价值观所支配，重现了华夏族群更替过程中恒常不变的文化因素。从功能来说，“吃瓜”作为非实用性的仪式，表达了参与者的精神价值，本质上是对该文化认同的昭示。从参与方式来看，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简化的互联网参与更能适应人们的实际需要。而“吃瓜”正是通过不定期的“集会活动”，相互印证某种共同持有的集体信念，帮助形塑群体身份和文化价值观，强化价值认同，逐渐形成稳定的社会共识。一言以蔽之，“吃瓜”对于群体共同建设某种信念，或者说对于“社会性”形塑来说，功能与意义重大，尽管这并不是参与者本身的自觉意图。

故而，我们认为，“吃瓜”并非技术平台上的“昙花一现”，而是具有特定的文化支持。与其说“吃瓜”是个体化选择，不如将之视为“集体意象”，即涂尔干意义上不可还原到个体的那种“社会事实”，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饱含着对健康社会的希冀与对“清正廉明”的社会愿景的渴望。“吃瓜”成为网民深度参与社会并进行干预、共同建设的一种基本形式，希望以非正式的方式真正解决层出不穷的互联网“江湖问题”。并且，其绝不排斥江湖上流行的那种“道义文化”与非正式制度。大量“吃瓜群众”借由“自我执法行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公序良俗，试图将江湖中衍生的不确定性问题抹杀在襁褓之中，以道义整合利益。就此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吃瓜”只是互联网呈现出的一种社会表象，而背后始终存在着深层的文化意象。这种意象必须通过某种仪式性活动得以伸张。即便到了实用主义横行的互联网时期，这种伸张的激情也未曾消减。“吃瓜”正是借由互联网平台“集体围观”和“共同执法”等方式，进行文化确认的有效形式。一次次的瓜熟蒂落，也是文化确认的完结，它真切地展示着社会变迁。

“吃瓜”成了人们理解并促成社会变迁的切口，背后涉及的是社会公平、效率与幸福等永恒议题。我们的绝大多数时间已经被经济生活所占有，无暇顾及他者，甚至丧失了观察与感知身边环境、人和事的能力，这样一种过程被学者们称为“附近的消失”。然而，公民对现代公共生活与表达的热情并未消减，而是在技术平台上获致了更加丰富的选择，而并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那样，物理或地理维度的“社会”缺场。其实，“公共性”与“社会性”的意涵，在平台加持下也得到了相应更新。

五、“心随瓜动”与秩序隐忧

“吃瓜”得以开展的前提，是全新的平台技术维度。互联网信息与机会的多样化为大众“吃瓜”带来了可能性。当然，伴随信息流的涌入，个体拥有的选择空间和偶然性都同时增加了。紧随这一进程的可能情况是，以往头脑中的确定性知识缓慢消融、确定性的认知不断被消解，以至于“是什么”的基本问题会模棱两可，最终无人可信、无处可信。举例来说，引发人们关注的是那些具备知名度和光环的名人，该类群体是功成名就的时代风流，已经抵达了其所在行业内的天花板。这类群体中间爆出的任何“大瓜”都会对个体职业憧憬甚至是价值追求造成直接打击。对那些意图通过职业系统实现跃迁的群体而言，不亚于梦想的瞬间破碎。这些“吃瓜”背后的个案，不断削弱着现代系统的信任机制与合法性，其引致的波动与社会效果，也将很快浮现出来，最终给个体信任带来深远影响。

以上反映了互联网参与背景下治理模式的转轨。互联网治理已经由自上而下的广泛社会动员，转变为平台加持之下以个体化、扁平化与分散化为主要特征的平台型治理模式。群众发声所依赖的流媒体平台多种多样，它们可以突破地方性界限，实现全球拓展。这是平台存活并壮大的组织基础。从客观上来说，互联网技术存在着一套全新的数字逻辑和编码系统，属于社会规范难以跟随的创新实践。它们自由游走在“无国界”的疆域。这与传统社会的科层制治理模式表现出很大的不同。进一步地说，由技术创新引发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使得整个治理体系所依托的社会基础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正在大幅冲击社会科学的本体性概念“社会”。与此同时，治理主体和需求也发生了诸多变化。流动性增强之后，无法简单地运用熟人社会的伦理道德来解决实际问题，而必须依赖弹性的制度空间来提出一套弹性治理方案。实际上，我们知道，原本在封建社会时期奠定的一套大一统制度，无论是基层自治的乡约制度还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都是与当时的封闭体系和小农经济条件相适应的，以道德约束实现的有效治理模式，在社会流动性增强以后便表现出了尖锐的文化矛盾。而“吃瓜”所对应的文化本体同样是一整套与传统时期匹配的同质化的道德秩序，当它遭遇了互联网平台社会中的“流动性”或“异质性”情境时，背后暴露出的文化困境就非常之多。

历史经验已经表明，通过文化与道德约束实现秩序建构的方式存在着集体性风险。具体来说，过高的道德标准会导致社会过载，使得处于社会中心位置的秩序机制趋于瓦解。反观互联网“吃瓜”，我们也发现“吃瓜群众”无法挣脱情绪化的枷锁，只是向外强力表达对社会的期许；就像是参与到传统仪式那样投入，每个人都不假思索、未加反思地涌进网络舆论洪流之中；基于社会唤起的一时情绪化介入，来寻找一种“自身合意”的社会状态。殊不知，这种“自我执法行为”背后是对未来制度期权的超前支配。一次次较高社会道德的激情表达只会降低社会规则的有效性，甚至会摧毁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埋藏着的可能是更大的不确定性。对此产生的潜在后果我们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通过解析互联网“吃瓜”现象，本文说明了个体生活被系统支配后，是如何形成反抗共识并开展集体行动的；发现了互联网平台作为经济系统的动员工具，是如何深刻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的；揭示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早已深度嵌合于现代系统架构之中。而关于生命意义的追寻与个体自由的探问，也已经附着于庞大的系统框架之下。在理论上，利用涂尔干提出的“集体欢腾”的核心概念，阐明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联结形式。

“吃瓜”是一种情感行动，存在着特定的文化与结构限定，道德支持与低成本的属性使得人人皆可成为参与者，是个人参与社会并出现集体欢腾为数不多的现代性表达。但“吃瓜”对正式制度的冲击显而易见。由于“吃瓜”的文化本体是同质的道德，其中暗含的宗教式狂热会给社会带来潜在风险。在此背景机制之中，我们发现了秩序的缺场。非正式制度如此强大，以至于在互联网上“重现江湖”。而每个人都可能借助于“大瓜”的出现而加入“自我执法”队伍，互联网便可能会呈现出群氓状况或集体混沌。当然，着眼于“吃瓜”的本质，我们认为它并非网民对事件本身的猎奇，而是出于对非预期后果或系统不确定性的期待，或可称之为奇迹的张望。由此观之，即便身在理性化“铁笼”的普遍束缚之中，人们仍旧“以身试法”，探寻着生命的多元价值与实践的丰富性。无疑，“吃瓜”的社会意义，始终在个体自由与组织效率之间来回摇摆。通过亲身参与互联网上的集体展演，“吃瓜群众”也正在引发并回应着共同的思考，即是说，人类智慧能否打破系统牢笼，突破工具理性的普遍限制，迈进一种新的现代性纪元？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6期/《天府新论》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