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序求助：互联网时代的乡村互助关系重构

郝国强

《思想战线》2020年第2期

摘要：传统乡村具有悠久的互助文化资源，通过亲缘、地缘关系得以传承。市场经济发展和乡村人口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格局，对一些地区的传统互惠互助关系带来冲击。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交网络与电商平台的崛起叠加市场经济发展与人口频繁流动等诸多因素，逐渐形成了基于“人情——市场”“熟人——生人”两条基本逻辑的乡村多元社会关系网络：一是基于互联网技术修复和重构的亲缘关系网络；二是基于熟人和市场经济形成的业缘关系网络，既有人情往来又有利益共享的互助关系网络；三是基于强关系转化的交往型互助关系网络；四是基于弱关系拓展形成互助关系网络。“优序求助”策略是村民基于多元互助关系网络的理性选择，是面对人情社会与市场经济展现出的世俗理性。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乡村互助关系修复与重构，对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传承乡村互助文化资源、重新理解现代乡村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乡村互助关系；优序求助；互联网时代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有互助互惠的传统，并且不断演化出各种类型的组织和网络。在还没有出现市场、契约的人类社会早期阶段，人们靠“馈赠”来完成交换和契约的功能。现代社会诸如保险、慈善、公共援助、互助社团等组织的出现，正在回归于互惠的古老道德。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中起主导作用的经济系统，一直是互惠型的经济系统，只是在市场脱嵌于社会之后，社会才开始滑向互争型。萨林斯甚至认为，早期礼物经济所代表的互惠经济和今天的商品经济是同一个连续体的两个极点，其关键变量是“亲属关系距离”：礼物交换往往发生在亲属之间，随着亲属关系距离的延长，陌生人之间的交换才带来商品经济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农民社会的调查和研究之后发现，互助互惠这条道德原则渗透于农民生活和乡村经济中。爪哇的互助合作形式“gotong—rojong”通过邻里会餐的仪式得到加强，在周期性的农业生产和典礼仪式中，存在大量互惠行为。费孝通同样关注了乡村互助行为，他分析了“街坊”及“亲密社群”之间的互助合作。“街坊”之间不同于保甲制度的团体格局，在红白喜事和日常生活中互帮互助；“亲密社区”之间依靠人情往来，维系一个互助合作的网络，彼此之间计较人情，但不“算账”。近年来，学界开始拓展和深化互助互惠理论的应用性和功能研究。例如，景军关注“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在中国部分城市地区的运营和实践，分析其背后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与互助精神的互动关系。他认为，互助养老模式作为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家庭代际养老的“反馈模式”的补充，打破了血缘关系的界限，为社会和机构养老提供了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张骏在对海南黎族互助组织的研究之后发现，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始在工具理性和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了较强的合作关系。胡佳则以广西防城港海产品养殖协会为例，提出了互惠型专业合作社可持续发展模式。李全生认为，农村互助行为对农村社会具有辅助生产经营、整合社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等重要功能，等等。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出现，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网络均发生了改变。农村人口的流动模糊了城乡之间的界限，使得原有人际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断裂和变形，甚至出现了人际交往趋于功利化、工具化和淡漠化等特点。中国传统乡村的发展日新月异，早已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内核的“熟人社会”，过渡为半熟人社会。笔者认为，乡村人口的流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旅游的开发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等因素，带来了乡村社会互助关系的新变化，从高度重合的单一的亲缘互助关系网络，转变为多重互助关系并存的复杂网络。“优序求助”策略则是村民基于多元互助关系网络的理性选择，是面对人情社会与市场经济展现出的世俗理性。本文意在探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乡村互助关系修复与重构，重点分析村民主体面临乡村社会及文化转型过程中的观念转变与社会实践，以及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互助文化资源传承与发展的可能性。

二、优序求助：基于多元互助关系网络的理性选择

《乡土中国》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处在一个无文字的熟人社会之中，与今天的时代相差甚远。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叠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每个家庭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街坊），这就是差序格局。差序格局就是以“己”为中心，就像石子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就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关于这个代表中心的石子，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指血缘或姻缘关系，这些亲属关系有远有近，由其推出的人际关系有亲有疏。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村寨内部的市场交换，导致了乡村社会人际关系格局的变更，从中衍生出“团体格局”，这种新格局是对原有差序格局的拓展，是村民获取社会资本和利益的新形式。因此，乡村社会已经是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并存的二元格局。乡村网络专家“经济能人”，往往也是传统差序格局中的人缘好和面子大的人，因此两种格局不是矛盾对立，而是相互融合的。即便在当时的社会，中国的乡土社会中也存在团体，一切社群都属于社会圈子性质，譬如钱会，即賩，显然是属团体格局的，两种格局在任何社会都是并存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乡村已经从结构单一的简单社会转变为多元关系网络并存的复杂社会，要做一个复杂的现代人已经不仅是城里人的基本素质，也是对乡村人提出的新要求。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已经感受不到10年前在广西偏远瑶族山寨调查时的宁静与安详，所见之处多是忙碌的身影，甚至为了一次个案访谈约了3次才得以完成，村里人的繁忙可见一斑。乡村振兴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和支持，但同时也带来了生产劳动的繁重、人际关系的复杂、闲暇时光的减少等新变化，这些变化无疑给大部分村民带来处理人际关系的不适感。然而可喜的是，笔者在乡村中发现部分精英在面对复杂的乡村世界中所体现出的智慧，在这里将其概括为“优序求助”策略。

如今的乡村社区，叠加市场经济的因素，再加上网络技术等科技带来的信息交互方式转变等因素，乡村社会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包括亲缘关系、地缘邻里关系、行业关系、干群关系，等等。表现在互助网络中，亲缘互助、邻里互助、行业互助以及网络平台互助等叠加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元网络。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村民，依靠街坊便可以满足大部分日常生产和生活所需，然而在今天所处的复杂社会，村民则要面临各种需要，在各种互助组织中做出选择，这就产生了“优序求助”策略。一个普通的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他会优先求助于街坊邻居；在遇到仪式性的节日，他们会首先邀请家族亲戚来帮忙；而在遇到农业种植中的专业问题时，则是求助行业内的带头人；在家庭成员遭遇重大疾病的时，可能会求助轻松筹等互联网互助平台；外出务工时，则首选在当地务工微信群求助……

在商品和礼物交换系统中，人们都试图实现最大化：礼物经济活动中的人们，之所以尽可能多的送出物品，是为了实现社会关系的最大化；商品交换中的人们，则是力图实现货币财富和占有物的最大化。同样，村民在所处的多重互助关系网络中，都会想办法去确认和强化自身在互助网络中的位置，并且通过优序求助策略最大化自身的社会关系网，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得到互助关系网络的支持。

以某乡村能人为例，其微信好友多达700人以上，微信群多达42个，其中第一类人情关系网络，包括家族群和好友群，家族群如“老爸老妈最大”群（4人）、“*氏兄弟”群（39人）、“一家亲”群（娘家人群40人）、“老表们”群（群主是老婆的姑姑，目前人在广东皮鞋厂，共35人）、“兄弟姐妹”群（家族年轻人30人）、“平岩互助”群（村民组成共56人）等，好友群如“共穿内裤”群（13人）、“开心”群（14人）、“美人更美”群（10人）、“跳舞”群（7人）；第二类兼具人情和利益群如“便民信息服务”群（47人）、“工作”群（15人）、“芦笙队”群（17人）、“二十几年的表演队”群（17人，任群主）、“脱贫奋斗目标”群（19人）、“景区大队”群（20人）、“旅游业主交流”群（74人）；第三类交往群如“侗歌情愿开心”群（170人）、“六一班家长”群（65人）、“时代民族文化传播”群（212人）、“舞蹈交流”群（41人）、“柳州*氏宗亲”群（463人虽然是家族群，但里面大多数人并不认识，交往不多，实为弱关系）等；第四类协作群如“外出务工人员信息”群（248人）、“宾馆信息”群（185人）、“平寨团结起来”群（289人，任群主）等。

三、优序求助策略产生的土壤：乡村多元互助关系网络

针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和特征，韦伯认为:“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事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这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费孝通先生则用“礼制社会”来概括，并用“差序格局”来描述这种以亲属关系为核心、以“亲疏远近”为行为实践的社会关系网络。根据乡村社会的“人情——市场”“熟人——生人”两条基本逻辑，可将乡村互助关系网络分为四种典型：一是基于互联网技术修复和重构的亲缘关系网络，依靠血缘关系联系紧密的情感型互助关系网络；二是基于地缘关系和市场经济形成的业缘关系网络，既有人情往来又有利益共享的互助关系网络；三是基于强关系转化的交往型互助关系网络；四是基于弱关系拓展形成互助关系网络。

（一）互联网技术修复和重构的亲缘关系网络

传统乡村非常重视血缘、姻亲以及宗亲关系，总体上亲属关系限定在宗族范围之内，在此范围之内的互助，笔者统称为亲缘互助。家族之间联系紧密，平日里走动频繁。在“重阳”“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以及村落家族仪式如人生礼仪等需要仪式性互助的场合，家族成员往往第一时间聚集。从人类学的意义上讲，家庭是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家庭的功能是子女的生育和基因的延续，家族则是家庭的扩大和延伸，其对应的功能包括组织生产、文化教化以及维持家族内部团结和秩序等，在保障家庭的短暂的功能得以完成的同时，还要维系家族的长远发展。一个家庭由于某种原因出现困难，此时家族会出面给予经济和精神上的帮助。但假如这种互助没能挽救这个家庭，那么一个家庭的消失，正常情况下并不会影响整个家族的延续。亲缘互助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主要的功能是，帮助风险抵抗能力弱小的家庭抵御天灾人祸，顺利完成家庭的生育职能。具体到日常生活中，主要表现在农忙时节的生产互助、节庆仪式中的互助、日常生活中的财力人力互助以及情感精神方面的支持等。在一些仪式性场合中，仪式展演、宴席坐次、通知的先后等，都在亲缘互助关系中起到划定圈子边界、凝聚家族内部向心力和强化亲疏关系等作用，从而为互助行为提供规范。

亲缘互助帮助乡土社会中的小家庭解决了日常生产生活中所遇到的困境，助其实现家庭的生育功能，同时它还为村民提供了精神层面的慰藉和支持。同样，作为个人及其小家庭，要付出较大的成本来维系这个互助网络。在笔者早期关注的皖南乡村婚礼中的礼物流动分析来看，礼物的轻重与规则对于维系人情网络非常必要。“关系的维持也是靠礼物的礼尚往来，如果资格老的一方连续两三年不回礼，那么这段关系就告结束，以后两家就不来往了。这里没有富人和穷人的概念，只有辈分的概念，晚辈有送礼的义务、长辈有拒绝的权利。送礼是很讲究的，直系亲属送的钱要最多，然后是亲朋好友，再是左邻右舍。”礼物的流动同样是维系互助关系的人情纽带，其规则遵循亲戚、好友、邻里的先后次序，亲疏关系可见一斑。在这个过程中，礼物成了社会话语的支线，礼物机制在构成社会的同时，用文化力量把人从生物性中解放出来，从而馈赠并非物品的纯粹传递，而是带有确定意义的社会行为。礼物的流动表达或确立了交换者之间的社会联结，赠礼与回报便赋予参与者一种信赖、团结、互助的合作语言。

地缘互助是与亲缘互助区别开的非血缘关系群体之间产生的互助行为，发生在相邻地域内产生的邻里和非亲戚的村民之间。在乡邻这个结构中，每户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把左右五家组合起来。邻里就是一组户的联合，他们互相承担着特别的社会义务。“远亲不如近邻”，有近亲的情况下自然是亲戚重要，假若都是远亲，则近邻发挥更大的功能。在传统的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亲戚是排在邻居之前的，邻里互助是亲缘互助的补充。但这种补充对每个家庭和个人的意义和功能都不太一样，具体要因人因地而论。作为亲缘互助的补充，其功能也与其类似，只是特定场合表现的亲疏距离及其重要程度不一样而已。比如节庆以及仪式性场合，主角是堂亲、表亲中的长辈，而在农业生产中则无差别。

如今，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乡村互助关系中亲缘和地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衰落，表面上人情社会渐渐被利益关系所取代。实际上金钱关系并不能取代亲情关系，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消灭互惠性的礼物流动和人情往来，只不过现代村民更加忙碌，与过去相比，分配给家庭和亲朋好友的时间减少，参加各种仪式性活动的次数和频率降低，看起来显得人情淡薄而已。如果引入“个人总时间”的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工作的时间多了，自然与父母乡亲在一起的时间少了，但这并不能说明彼此感情淡了。

互联网技术的出现，部分抵消了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并带来了乡村亲缘互助关系的修复与重构。

1.网络技术降低了沟通成本，增加了亲缘互助网络的沟通频率

与高铁技术大大缩短了交通出行的时间成本类似，互联网技术大大降低了村民沟通的时间成本。得益于微信、轻松筹等平台的发展，各类亲缘互助群体降低了沟通的时间成本，提高了沟通的频率和效率。以亲缘互助为例，原本被市场经济发展冲击的家族互助网络在微信技术的帮助下重新复苏，甚至比之前更加活跃。各种家庭群、家族群纷纷出现，形成规模从十几到几百不等的家族微信群。因为有了微信群，亲缘关系得以加强，彼此沟通更加频繁。与都市居民微信沟通以文字为主不同的是，村民之间沟通以方言语音为主，在需要电话沟通的时候，则采用微信视频的方式，这种类似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感情，维系了亲缘互助关系网络。更重要的是，让部分外出打工的村民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即时沟通的功能，随时与家族保持联系，参与并关注修家谱等家族重大仪式性活动。

2.微信红包再现了互惠型交换，修复并重构了亲缘互助关系网络

微信移动支付功能的发明重启了新型“礼物的流动”“非获利性交换”模式，帮助乡村社区修复和重构了社会关系网络，为一些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重新确认和加强亲缘、地缘关系创造条件，在异乡工作的同时依然可以维护乡村社会关系网络。

微信红包再现了传统乡土社会的互惠型交换，修复和重构了互助关系和人情关系网络。这中间既有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非获利性的平等交换，也有旨在确认和加强各种亲缘、地缘互助关系网络的赠礼交换。举例来说，同学、好友、邻里之间的微信红包往往是随机的，对等的，相互之间没有等级或明显的利益关系。而在家族群中，往往有一个辈分长幼、级别高低的等级观念，则需要通过不对等的微信红包来确认关系和身份归属，巩固家庭结构等。如长辈50岁生日，则晚辈要发200甚至更多的微信红包；而晚辈生日，则长辈象征性发10元、20元即可。这中间包含了长幼有序、关系亲疏、等级高低等熟人社会中人情原则的社会性表达，而非市场经济体系下的平等交换观念。在特罗布里恩群岛，各个家庭都同样生产甘薯，但他们种的甘薯和吃的甘薯是不同的，在收获季节，男人把收获的甘薯送到他们的姐姐家，而他这个家庭所食用的甘薯则由妻子的兄弟供给。这种交换不产生获利性或差额累积性的事实，对经济学相同的使用价值不交换的定律提出了最尖锐的根本性挑战。这些挑战表明经济交换是可以借助不同形式而得以表达的，交换的动机和目的也是可以各有千秋的。同样，家族、邻里等互助群体之间互发红包，没有获利性，但其借助礼物流动的形式，在长期来看维护了互助关系网络，一旦某个人遇到临时或意外的天灾人祸，则可以获得亲缘互助网络的帮助。

（二）既有人情往来又有利益共享的互助关系网络

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村民的互助关系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当市场一开始嵌入社会时，市场是互惠性市场，社会是互惠型社会，社会与市场是互惠共生的关系，但是随着资本的介入，要实现其最大化增值，从而使市场慢慢脱嵌于社会市场，成为了竞争型市场，社会也就成为了竞争型社会。市场是资本获取利润的战场，所以要想尽办法把一切都市场化和商品化，开始是城市，然后是乡村，开始是一般产品，随后是自然人和货币。随着市场对社会的改造越来越深入，互惠型市场的最后堡垒，乡村社会也不能幸免，而沦为服务于单一市场体系的区域。村民开始抱怨大家越来越忙，特别是年轻一辈，人情观念较老一辈淡薄。一些重要的婚丧嫁娶及传统节日，有些年轻人借口务工忙不回来。不仅如此，也有村民认为，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兴办，带来了一批就业岗位。以前农业生产周期性强，农闲时间比较多，大家经常聚在一起，交往比较频繁。现在农闲时间，年轻一点的都会去工厂做工，邻里之间交往比之前要少，互助也没有之前频繁，有时候需要帮忙的时候找不到人。

以上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亲缘和地缘互助关系带来的冲击，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些乡村开始出现了围绕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乡村文化旅游等而形成的村民互助网络。电商网络的兴起带来了两种类型的村民互助网络：一种是依托特色农产品电商销售所结成的互助小组，他们以微信群为主要沟通渠道，线上组织协调，线下配合销售与互助，包括网上接单、下单、集体采摘、包装、运送各大物流代办点；一种是类似拼多多、云集等社交电商带来的购物、砍价及销售微信群，这种社交电商带有极强的社交属性，但同时还又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物种，遵循利益共享的原则。以广西武鸣区太平镇文坛村为例，该村的水果、蔬菜种植渐成规模，其中以柑橘种植最具影响力。柑橘种植需要专业的技术，从选苗、施肥、农药、剪枝到保果等，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怠慢。因此，在柑橘种植的农户之间形成了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行业互助小组，经常通过各种场合交流柑橘种植技术。这个互助小组除了在柑橘生产环节，还在柑橘销售环节同样发挥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销售过程中抱团，以便吸引有实力的收购商取得价格上的优势；二是在电商销售过程中互相协作，相互配合。在一定程度上将基于人情和亲属关系的互助网络融合进以利益共享为主的社交电商网络，这两种网络的重叠，重构出一种新型的村民互助关系，既有人情关系，又有利益共享。

这种双重性质的村民互助网络，既包含了亲缘地缘等强关系，又带有市场经济的成分，因而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利益和人情的矛盾和冲突。以黄果树瀑布景区的黄果树村为例，旅游的发展吸引了大批游客，为村民带来了摄影业务。村民们自发地购买摄像机，学习简单的技术，开始从事了这项投入低回报高的行业。由于彼此熟悉，亲戚朋友的口口相传，村民纷纷开始加入摄影师队伍，形成了竞争关系。最终130位摄影师经过多次协商，选举了负责人，成立了临时组织，根据市场情况分为了两个摄影小组，形成干1天休息1天的简单制度，利用村民之间的熟人关系解决了村民之间的利益问题。

村民之间本身就是亲戚、邻里，有一套熟人社会的人情交往原则，在此基础之上叠加或者衍生出一个村民业缘互助网络，是市场经济背景下乡村社会转型的普遍现象。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同乐乡，掌握非遗刺绣传统文化与现代互联网技术的非遗传承人，通过微信、公众号自媒体等网络平台，将数百名绣娘组织起来，初步实现了侗绣的活态传承、组织与生产、线上教育及创新发展。一旦他们之间出现利益冲突，往往会通过人情网络予以解决，很少最终演化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强关系转化的交往型互助关系网络

前面两种均是互联网技术对于乡村强关系的修复和重构，还有一种普遍存在的基于强关系转化而成的乡村交往型互助关系网络。强关系衍生而出的弱关系其维系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在传统社会乡村的熟人社会关系中以强关系为主。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封闭的乡土社会网络，改变了村民的交往方式，网络文化的开放性、平等性、虚拟性和交互性等创造出了一种超越传统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的交往型互助关系网络。这种基于强关系转化而来的弱关系，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网络，它不以传统的人情交往的亲疏远近为原则，也不以利益关系为纽带，而是以文化资本为核心，一般由掌握文化资本与地方文化资源的乡贤作为核心人物。相关的微信群是村民线下关系网络的线上投射，可以轻易发现对应的微信群。强关系转化而来的微信群，最常见的便是各种与子女教育有关的家长群、兴趣群等。家长群中，大多数家长从不发言，和老师也仅有一面之缘，但通过微信群共同为子女的教育努力。

以三江侗族地区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年轻人忙于生计，纷纷外出务工，许多传统文化资源例如琵琶歌、吹芦笙等技艺不断衰落，然而文化旅游的兴起改变了这种局面，在面向游客的文化展演中，各种传统技艺重获新生。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故乡，并且开始学习各种非遗文化，各种“侗歌”群应运而生，人数从十几人到上百人不等。其中一个“侗歌开心”群，由当地一位歌王的弟子建立，最初只有10多位关系较好的歌友，但两年下来，不断有朋友介绍朋友新人加入，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166人大群，彼此之间并不是很熟悉，甚至还有湖南和贵州的歌友，是一个依靠兴趣维系的弱关系网络。

类似的群是通过强关系转化的弱关系网络，彼此联系并不紧密，大多数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结构也比较松散，主要靠群主的文化资本和社会影响力来维系，体现了网络文化的互动性和平等性原则。但它是乡村强关系转化而来的，和大多数匿名社交网络又有着本质区别。即便彼此不是很熟悉，但是总能找到熟人，而且微信可以显示你的推荐人，群主可以据此找到担保人。正因为如此，这依然是一个嵌入在熟人社会的半熟人网络，彼此还是默默遵循一些基本的人情交往原则。

（四）基于弱关系拓展形成互助关系网络

乡村人口的流动与互联网的开放性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封闭性格局，从而使得很多乡村成为了半熟人社会，村民也有更多的机会拓展弱关系。一方面，村民每天面对的外地游客、乡镇企业的员工、快递公司及电商公司的员工等等；另一方面，网络的开放性让村民每天都有机会加入各种微信学习群、广告群、电商群，等等。这些基于弱关系建立的网络，有些只是一面之缘、一次合作，甚至没有见过面，但是却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以乡村外出务工人员为例，他们都会加入各地的外出务工群，这种群人数众多，彼此不是很熟悉，但是往往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相反，亲朋好友等强关系同质性较高，具有相同的资源，往往不能带来高质量的就业信息。有研究表明，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依靠弱关系找到的工作，在收入、就业正规程度等方面质量更高。

此外，随着农村产业融合趋势的加速，通过农牧渔循环，带来了“稻田养鱼”“林下养鸡”等农业内部融合；通过与文化、旅游、生态、养生等产业融合，催生了创意农业、乡村旅游等业态；通过与信心产业融合，出现了在线农业、智慧农业等类型；通过与城镇化融合，出现了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类型。如今的乡村不断涌现新的经济业态和类型，村民在日益忙碌的同时，必须接触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包括文化旅游、特色产业等带来的弱关系、政府主导的各种培训或自发建立的各种行业协会等，均是乡村市场经济和产业融合背景下产生的弱关系网络。随之出现的各类“行业协会”“信息共享”“产业资讯”等组织和网络，最终反应在微信群和个人社会关系中。

四、优序求助策略带来的乡村社会变迁

本文列举的基于“人情—市场”“熟人—生人”划分的四种互助关系网络，一方面实现了被互联网技术赋能并重构的差序格局，从技术上将人口流动更加频繁的村民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维持着传统的人情关系网络；另一方面基于市场经济原则实现了乡村资源的最优配置，达成了与陌生人之间的有效合作。“优序求助”策略的普遍存在引发了乡村互助关系网络的变迁，带来如下变化：

其一，传统差序格局的乡村社会结构开始松动，高度融合的单一亲缘互助网络转向多元关系网络并存，优序求助策略是基于多元互助关系网络的理性选择。差序格局始于“血缘差序”和“亲疏远近”，首先被运用于血缘群体的社会关系，最终演变成一种观念文化，并广泛渗透进各类非血缘社会群体中，使差序格局可以脱离血缘基础而广泛存在于非血缘群体和非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之中。传统乡村家族社会场域中的差序格局观念契合了皇权政治场域倡导的儒家“礼”制社会观，因此得以长期存在并形成核心共识。然而如今的中国，皇权政治早已不复存在，仅存的家族社会场域也因为人口的加速流动而不断松动。正因为如此，差序格局赖以生存的家族社会场域的松动，叠加乡村人口的频繁流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等因素，多元互助关系网络得以成为愈发普遍的社会事实，优序策略应运而生，并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在乡村农业产业融合、城乡融合、文化复振、非遗传承等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二，以外出务工返乡为代表的乡村现代人崛起，同时维系着人情强关系与市场弱关系网络。尽管差序格局的家族社会场域不断松动，但是存在于村民心目中的观念系统与核心共识依然根深蒂固，这种核心共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举例来说，利比里亚和菲律宾完全照搬美国的政治架构和规则体系，却未能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本质上就是因为民众对于现代法制、市场经济的核心共识和观念体系并未建立，所以相应的规则不能真正运行和落实。同样，尽管市场经济已经运行多年，但在传统乡村的人情关系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外出务工返乡村民为代表的乡村现代人开始崛起，他们一方面内生于乡村社会，内嵌于地方家族社会的人情关系网络，同时又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和专业技术，熟悉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以及网络技术，迅速在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脱颖而出，成为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的“新乡贤”，发挥着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总体而言，要快速适应复杂的现代乡村社会，核心在于村民能否建立与陌生人的关系，拓展弱关系，维系强关系。乡村能人大多具有外出务工或学习的经验，具备拓展弱关系并与陌生人建立信任及合作关系的能力。这群人与美国社会学家甘斯眼中的“都市农民”形成了强烈对比，可以称之为“乡村现代人”或“乡村市民”。“都市农民”指的是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工薪阶层，却只相信亲朋好友，不信任外部世界，不能与陌生人建立合作关系。

其三，差序格局观念将长期存在，但乡村弱关系的拓展与网络协作愈发重要。差序格局作为一种依附于家族群体的观念系统将长期存在，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也继续在家族社会发挥作用。但是乡村社会的发展早已摆脱传统的小农经济与家族作坊，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开始替代人情关系资源，在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掌握乡村传统文化资源、技术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能人，开始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乡村社会不再是单一的高度融合和重叠的人情关系网络，因此，在分散的、多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谁能够基于弱关系的拓展，内嵌在多元关系网络中，便可以根据优序求助策略，实现多元互助关系网络的切换，争取更多的资源。与“都市村民”相反，乡村现代人善于与陌生人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是优序策略的最佳实践者。

五、结语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中，互助是一个重要的法则和进步因素。在中国传统乡土宗法社会所倡导的儒学礼制思想中便有诸多类似的互助思想，这是重要的乡村文化资源和传统，例如“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基于小规模的熟人社会的亲缘、地缘互助关系受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冲击，部分互助功能也被“新农合”等社会保障体系所代替。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再加上互联网技术的使用，非但没有从整体上弱化亲缘和地缘互助关系，反而重构了原有互助网络，出现了集合亲缘、地缘及业缘互助以及网络弱关系并存的的多元关系网络，既有人情的纽带和情感的慰藉，又有利益的共享。亲缘关系没有松散反而更加紧密，现代乡村村民之间的分工协作也更加频繁。从人类社会演化的角度来看，群内互助合作与群间竞争是并行的两条原则，乡村互助的演化也遵循着群内互助的逻辑，必将形成结构更加复杂多元、协作更加紧密频繁、组织更加高效的互助关系网络，符合现代乡村社会开放性、节奏加快的特点。

优序求助是村民基于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并存的多元互助网络的实用策略和理性选择，是面对人情社会与市场经济展现出的世俗理性。在乡村城镇化和城乡融合的过程中，村民会不断接触各种组织和团体，必然面临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观念上的碰撞。在城乡之间游刃有余的乡村精英采用优序求助的实用策略，使其可以在人情社会圈子和市场与国家组织之间找到平衡，在亲缘、地缘与业缘及弱关系互助网络中左右逢源。单从人际关系和互助网络的维度来说，乡村是熟人更多的城市，城市是陌生人更多的乡村。剑桥大学邓巴教授的“150法则”认为，从原始社会的部落到早期农业乡村，再到复杂社会的现代人，认识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但是你所能维持亲密关系和频繁互动的人数大致不会超过150人。过去的城乡差别或许在于弱关系的拓展，在于与陌生人建立信任与合作的能力。而微信好友数超过700的乡村能人，已经开始超过许多都市人，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城乡边界的模糊？乡村社会基于人口的频繁流动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利用网络技术修复并重构了村民互助的关系网络，传承了乡村互助文化资源，在强化传统强关系的同时拓展了弱关系，这对广大村民提出了新的要求，对现代都市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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