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二手消费的逻辑要义是消费主体根据自身需要购买或错时性租赁前一任消费品持有者永久/阶段性的闲置资源。作为一种相对理性、绿色和“低资本涉入”式的消费选项，其在全球多元化经济业态中逐渐占据一席之地。当前，国内二手消费在不断发展中表现出四重本土化特征：分享经济壮大弱化排他型交易频率、资源循环“旅行”丰富阶层间消费体验、二手市场广阔促进零工经济兴起、商品趣缘群体扩容刺激消费部落主义生成。因此，针对二手消费内在系统化运作原理，从消费者认同体系更迭、现代性智能工具演进、行动者生活环境调适这三维转型动力间耦合支持的角度出发，能够对二手消费在我国流行的原因和未来走向做出理性判断。

关键词：二手消费/二手市场/特征呈现/动力支持/发展反思

作者简介：范和生，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社会与政治学院。

“在工业化时代里，拥有是精髓；但在消费时代里，高效使用才是终极精神。”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关于人们消费偏好的预判，从时下全球规模性消费群体对产品及服务优惠、实用、节能、环保等属性的关注中得到高度印证。作为“市场再流通”(market recirculation)的应承载体，二手消费(second-hand consumption)以其充分发挥商品剩余价值、减少同质消费多次支出、降低资源生态承载压力等优势逐渐成为各国大量行动主体所青睐的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应该注意的是，现代化二手消费机制在国内现有消费氛围中尚处于初生阶段，仍有不成熟之处。因此，本文尝试基于“文化认同—工具介质—环境调适”三个维度的转型干预，来深入解读二手消费在我国的本土特征、兴起动力和变迁趋势。

一、二手消费的全球实践与理论应答

近代二手消费雏形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旧货交易“跳蚤市场”(flea-market)。它起初存在于法国境内巴黎、马赛、里昂等大城市的集市中，每月定期举行，卖家低价出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买家则根据需要自由选购。其后，这种物件循环交易模式被美国民众以环保名义进行了拓展。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废弃物制造国，国内生态环境形势严峻。为了有效解决该问题，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再到普通市民都积极倡导“二手品”多次流通。在环保企业、科技组织和官方机构的合力推动下，大量消费者投身到二手商品买卖热潮当中，规模不同的二手集市更是分布在全国不同社区内。而当代二手消费流程的真正成熟是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将其以框架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传递至世界各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战后经济恢复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20年间民众的财富迅速积累，消费热情高涨，“买买买”成为那个时代多数日本人的购物常态。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趋于停滞，民众也不得不回归节俭，在此背景下二手市场应运而生。人们一方面将消费目光转向二手资源，减少新品购入；另一方面在手头拮据时，将此前购置的奢侈品以低价卖给品牌回收商，以换取日常生活所需的资金。

当前，在互联网的助推下，这种二次交易范式在我国消费语境中衍生出新的本土化特征。其一，消费场域由线下逐步转移至线上。“闲鱼”“58转转”“爱回收”等专业性App出现，提供了广阔的互联网“二手品”交易平台。其二，消费品覆盖面迅速延展。大到房屋、汽车、奢侈品，小到电子产品、衣服鞋帽、日常用品都可以在消费关系密集的网络社会中找到买家。其三，消费意识的合理切换。盲目性、炫耀性、冲动消费的意识逐渐向社会共享意识和理性消费观念转变。其四，发生动机适时改变。原始的二手消费的核心本质是人们将“暂时无用”的商品售出以换取“当下急用”的物品，不考虑该物品之外的资金二次增殖的问题。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贸易的深入发展，部分个(集)体抓住二手消费的契机扮演起“中间商”角色，从一方以相对低价收购物品，加价后再出售给他人，从中赚取差价。但这种差价数额的不确定性放大了二手消费中的功利化色彩，同时也埋下了信任风险。

在二手消费实践不断深入的同时，围绕其生成背景、运行逻辑和内涵特质所做出的理论探索也在持续深入。日本消费社会学家三浦展将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消费分为四个时代，二手消费是第四消费时代中“集体共享”(collective sharing)信念下的产物，它表明人们的新消费理念已经从追求时尚、奢侈和彰显身份转向注重质量、效率和舒适度，进而过渡到追求内心的满足感、平和的心态、地方的传统特色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上来；美国经济学者瑞奇·波茨曼(Rachel Botsman)认为，二手消费是“产品—服务系统”(product-service systems)的循环运转，它具备了有偿和无偿两种类型。前者是人们将手中空闲物品或服务通过付费的方式转让出去，完成其综合价值的二次货币化；后者则属于非物质馈赠，人们出于兴趣爱好或情感共鸣等因素将自己冗余的物品免费捐赠或无偿用于社群扶助。无论是何种类型，二手消费都极少卷入新资源用度；西蒙·安德森(Simon Anderson)在此分析理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二手消费与传统的单次垄断型消费相比，更加具有“可共享”色彩且显现出以下三大特征。首先，它在信息技术革命所主导的数字化在线平台中不断成长，把“一手消费者”(primary consumer)转化为“二手制造者”(secondary producer)；其次，二手消费大多采取“点对点”(Peer-to-Peer)交易模式，这个“点”既可以是个人对个人的直接联系和交换，也可以由中介组织居中协调；最后，二手消费中人们更加关注物品和服务本身使用价值的性价比，而不是纯粹的符号要素收拢。因此，它有助于提高闲余资源的社会利用率并遏制由过度消费引起的环境危机。

我国学者对于二手消费的关注也在陆续发酵之中。如石青辉以风险社会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来论述我国二手交易市场存在的功能单一、经营不规范、缺乏专业标准等现实问题；甘佳虔、杨以雄等人对上海市二手服装的买卖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后指出，国内二手消费市场在处理方式、消费者态度以及受众广度上较20世纪初显著改善，特别是人们消费意识的变化成为二手消费发展的原发性动力；王丽丽等则强调二手消费包含的商品或服务价格弹性较大，前任卖家在定价时必须考虑成本费用、竞争与需求、硬性质量等因素，而后任买家则是根据自己社会经济状况、心理认知以及消费风险等因素进行选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内现有二手消费的理论分析成果存在两点不足。第一，研究起步较迟且切入点微观，尚未形成具有宏观维度的总结性依据，这就导致在对二手消费进行更为深入和专业讨论时，缺乏本土化的理论支撑；第二，研究呈现“散状”趋势，大多停留在诸如汽车、房屋、服饰等分散的市场领域，尚未对二手消费在我国的兴起原因、发展特征和运转规则做出整体性解构。因此，本文的主要目标就是结合中西方已有理论与实践叙事，对当下我国二手消费的具象特征、流行缘由以及其潜在正负外部性做出学理层面的回应。

二、二手消费当代特征呈现的本土解读

“在地化”(Localization)是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分析全球化事件时提出的重要概念，它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社会中的经济或商品流动只有适应地方需求，才有可能得到普遍化的发展。也就是“以全球为架构思考，以在地为基准行动”。当代二手消费进入我国后，遭遇国内在地主体的“抗争”，经历与各类传统地方性消费文化、理念和方式融合后表现出特有的本土化气质。

(一)分享经济壮大弱化排他型交易频率

在固有认知中，消费是通过货币及各种一般等价物一次性买断某物或服务的所有权，将其永久性归至名下的行为。这种排他模式虽然满足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丰富了个人及家庭的消费产品，但其与私有产权高度绑定的性质在无形中导致了资料利用效率不充分的负外部性效应。对商品使用权的垄断导致他人在获取该物品时会遭到所谓的“合法性排斥”，哪怕明知该物品对于所有者来说已然是冗余资源，但所有者已经将其私人货币化占有。近年来，以线上支付和智能化设备为介质的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崛起，对过往排他型交易中商品的弱循环性弊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矫正，如美国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所言，“分享经济根本上代表了一种合作性消费(cooperative consumption)，是人们与一个人或多个人在卷入联合性活动过程中共同消费商品或服务的行动集合，是对资源的多方整合与交互使用”。分享经济在二手消费中的最大作用是将线上和线下他者的闲置资源进行二次分配和再利用，达成使用/符号价值的“让渡反复”。这一强调“物尽其用”而非“物占不用”的信条实际上与二手消费的运转内核存在三个层面的不谋而合。

第一，消费过程诉求类同。分享经济作为二手消费的具象子集之一，消费者在二者中表达的意图大体一致，即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换取相应消费欲望的达成。以当前在各大城市中流行的“共享汽车”和“共享按摩椅”为例，它们既是一种“分享物”，更是一种“二手品”，人们不需要通过昂贵的“排他购买”而将其归属至指定的个(群)体，他们能以较为低廉的价格使差异化人群接续享受其所提供的服务。第二，物品流通路径类同。建立在分享经济基础上的二手商品既可以是由企业或社会组织集体供应(B2C)，也可以是个人作为商家进行零散供货(C2C)，但都来自先前持有者多余、不再有用或低度使用的物品。二手可分享物的转让与租借使交易涉及主体均达到结果上的互惠。第三，买卖双方的逻辑运行类同。分享经济中所涵盖的二手交易程序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产品所有者将自己现阶段应用不到的物品借助互联网寻觅下家，将该闲置物品使用权转交至需要者手上，收回一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需要者在自身资源不具备占有全新的某物或者只是为了临时满足某一需求而需要某物时，可以以低价租金阶段性借用该物品，用完后再将物品归还。客观来看，承载了分享理念的二手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资本中“永恒性拥有”和“短时性利用”这两大矛盾，并在中间建立起一种“弱排他”的实用型消费模式。

(二)资源循环“旅行”丰富阶层间消费体验

“阶层旅行”(class trip)是近代社会学研究中常被提及的概念，原意是文化社会学者马茨·特朗德曼(Mad Trondman)在探析19世纪80年代瑞典民众通过各种努力实现阶层跨越时所概括出的一种“向上流动”。而按照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Jonathan Turner)的理解，“人们从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能力较低的阶层跃升至较高阶层是一场漫长的进化之旅，这其中还蕴含着人们在阶层改观过程中所经历的不同境遇和情感体验，这些都是考察一个社会中不同阶层相互融入状态所不可舍弃的命题”。事实上，笔者认为，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不单单是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流动正在经历一种阶层化改善，而以物为核心的消费流动同样与其他社会事业一样，在共时经历着一种阶层化改善。这种改善不仅表现在全民消费能力、消费结构、消费条件等方面整体水平的提升，还表现为各类消费品可以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自由流动，打破了所谓“专物专享”的阶层挂钩。

二手资源的“市场现身”源自双重渠道，其一是私人(集体)前任买家将对于本体低意义物品出售，从对该物品持高意义态度的买家处回收部分成本，这种资源循环呈现明显的市场化色彩；其二是使用权的非损益性转移。这种资源循环不会对某一个人或群体的经济资本造成过多利益侵犯，反而会给其他人带来该资源的福利性借用，继而提高该资源社会使用效率，减少他者同类资源的无效代谢。该情况最常见的模式就是公益捐赠和共享用品。搭建在此二维基础上的二手商品要比新出厂商品更具性价比优势，变相帮助资本总量有限的“价格敏感型”群体实现了原先同等一手消费品货币的“降层化”，如“闲鱼”上相似质量的同款物品就要比一手实体店中便宜两到三成，这些省下来的开支又可以促进人们再获取购买其他商品营造出的消费快感。因此，二手消费降低了交易成交所需的财富要求，进一步扩展了消费资源的受众阶层。

(三)二手市场广阔促进零工经济兴起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压力陡增，“稳就业、保民生”日渐成为各项宏观政策的前提目标。特别是在国际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如何深度挖掘本土市场的就业潜力，密切关系到民众的现实收入与生活质量。在此背景下，以“高弹性时空”“低门槛准入”“灵活性方式”为核心特质的零工经济在我国就业体系中应运而生。美国学者黛安娜·马尔卡希(Diane Mulcahy)曾对全球零工就业进行了定义式描述：“零工就业泛指那些用时自由、工作场景不固定、非传统朝九晚五的一切工作形式，包括了兼职工作、临时工作、个体经营以及依托各类网络平台开展的自由职业等。”零工经济与二手消费的资本源头存在高度契合，二者都是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或服务，将其进行社会性再利用，以达到自我收益增殖的目的。二手消费品市场越广阔，投身二手商品交易的主体越多，围绕二手消费品衍生的零工经济就会越兴盛。目前，附着于我国二手消费行业链上的零工经济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

一是催生出一批基数庞大的专业销售“二手品”的零工者。当前，国内有相当规模的因学历层次不足、行动障碍、家庭事务繁重等负外部性因素导致无法进行正常就业的人群，但为了维系基本生活保障，他们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加入时间灵活、门槛较低、学历要求不高的“二手品”交易行业中。他们有的是在“58同城”“闲鱼”“京东回收”等线上App中注册账号，专门回收他人的空闲资源来进行二次销售以赚取利润，还有的在当地线下二手零售品聚集地租赁柜台或门面开展诸如二手房屋、二手电子产品、二手服饰等营销业务。

二是为阶段性失业人群提供一份缓解生存压力的临时收入。当下很多参加“二手品”交易的个(集)体并非固定从业者，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将其视为从前一份工作离职到下一份工作入职之间的一种过渡。他们认为，尽管二手商品买卖的零工收入不高，但可以从中赚取一定收入来维持正常生活。

(四)商品趣缘群体扩容刺激消费部落主义的生成

如果说以上三重“二手品”的本土化特征是凌驾于其经济属性之上的，那么二手消费相比于一手消费更具有一层社交属性。“二手品”交易容易将对某类物品具有相似内在需求和兴趣的个体集结在一起，随着围绕该类物品所展开的沟通和讨论的不断加深，具有相同兴趣的个体通过爱好交换和情感共鸣，最终形成趣缘群体。互联网时代，趣缘关系已经突破了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局限，成为一种摆脱时空边界的、更广泛的人际关系连接。美国学者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指出，“以相同旨趣为桥梁建立的俱乐部及其成员之间的互相交往是后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二手品”的价格优势使年轻人以相对较低的资本压力来释放其对爱好的消费欲望。在二手消费的过程中会凝聚出一个个消费趣缘组织，如时下常见的“洛丽塔”“汉服热”“二次元”等服饰消费团体。这种黏性很强的趣缘群体的不断扩大会对当前我国的消费趋势产生重要影响，理性化的消费个人主义将受到情感化的消费部落主义的冲击。

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在《部落的时代》一书中最早提出部落主义范式(Tribalism paradigm)，用以强调情感因素对于社会聚合体的作用机制。他认为，人不能孤立地存在，共通的情感促使人们汇聚成具备群体活动和社交倾向的部落，并基于个人喜好和兴趣经验选择同类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围绕二手消费品搭建的趣缘群体实际上就是具备了弱理性、自目的性和集体化等色彩的一种消费部落主义。在这些趣缘群体中，个体不将消费看成是理性主义干预下，为追求某种资源溢出效应而对物品进行的排他性占有，而是将其视为彼此为追求内在快乐动机做出的消费选择。这种高情感逻辑的消费取向实际是对人们消费行为中一贯被设定的工具主义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思路。以二手消费为纽带的趣缘群体生成的消费部落主义更加具有人情味，使当代消费者非定向地自由联结在一起。沉浸于消费部落主义中的人群其消费动力不完全是资源私人占有或社会排他，更是追求志同道合的情感认同。

三、认同体系更迭：二手消费流行的原生动力

在检视一种消费方式完整的互动过程，不仅要考虑消费行动的“外结构”，更要深刻领会消费者群体认知的“内结构”。因此，对二手消费在国内社会中流行成因的探析不能脱离对个(群)体消费认知和文化观念所构成的认同体系的研究。

(一)喜新不厌旧：“效益型”消费认知的理性靠拢

二手消费近年来之所以盛行，其内部关键推力之一就是人们“一味图新”的消费观念逐渐向“喜新不厌旧”的消费观念转变。改革开放后，我国各领域经济事业经历跨越式发展，一切有利于社会整体性财富积累的要素受到空前关注，国民收入成倍增长，各阶层压制已久的消费欲望逐渐从贫困枷锁中挣脱出来。在消费热情的推动下，国内各类消费品成交量爆发式上涨。但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经济进入增速放缓的新常态阶段，此时绝大多数民众收入增幅与消费欲望开始脱节，加上城市中复合式生活成本的不降反升，在内—外双重压力作用下，经济资本持有量有限的部分消费者为实现消费诉求与消费能力之间的平衡，不得不重新审视之前“想买就买”的消费模式。在此前提下，“效益型”消费认知应运而生，人们更加关注在消费过程中如何实现“低投入—高收益”。

当下二手消费的逐渐升温正是源于“效益型”消费认知所蕴含的“经济人”(economic-man)与“社会人”(social-man)双重理性的作用。前者是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首次提出，他认为一切消费活动都会格外重视各类经济因素的地位，并经由“理性计算能力”和“偏好一致性”实现交易过程中所有涉及人群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后者则是由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提出的，他在不否定“经济人”追逐经济目标最大化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成本”(cost)和“报酬”(reward)两大概念来详解消费互动稳定发生的缘由。所谓“成本”就是为了博取某种利益或完成预定目标而进行的提前预付，“报酬”则是付出计量性成本后得到的所有回报的总和。二者将共同决定某种消费模式的延续性。“二手品”的循环流动本质上是个(集)体理性意识的回归，人们不再为了追求新鲜、夸示、模仿等非理性感官体验而选择不适宜的消费方式，而是凭借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合力构建出一种“效益至上”的消费取向。细化来看，在二手消费程序中，经济理性促使人们在面临若干消费品采用路向时，重点聚焦那些既能满足消费需求，但又付出货币较小的供货渠道上，而非在商品本身新旧上加以区分；社会理性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消费结果上的排他性。在社会理性介入下，人们会积极寻求以适当的“力量—回报”投入方式来换取消费效果相同的商品或服务。这种“精打细算”的消费意识潜在排斥了那些循环利用率不高或仅能满足自己“一次性”消费需求的产品，更不会一味进行产权的一手高价垄断，而是通过租赁或借用等成本较低的方式来进行临时性消费。由此可见，包含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效益型”消费认知是引领二手消费高潮来临的意识支撑。

(二)不以旧为耻：“务实型”消费索引文化的默契共筑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成果逐渐显现，我国进入了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一方面，国家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状况，重新调整“消费—储蓄”的比重关系，通过市场化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来提高消费在经济社会运转中的地位，大量体制外资源得以在消费市场中顺畅流通；另一方面，一以贯之的对外开放政策使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品、消费文化、消费标准接连涌入，对中国消费者产生强烈的诱导效应。在内外双重刺激下，国家愈发突出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而个体则看重消费在改观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上的积极效应。至此，我国正式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整个社会出现了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描述的“物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景象。“今天，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如其分地说，人们周围不再是被人所包围，而是被各式各样的物所包围，我们很多时候只能根据它们的节奏生活在物的时代。”此前，我国社会中也存在炫耀消费、攀比消费、过度消费等异化行为，人们对一手消费资源的耗用达到空前程度。但随着2008年后国内/国际宏观经济增速受阻，民众可用度资本空间收窄，不少消费者不再愿意为非必要的商品支付额外溢价成本，转而将目光瞄向更加理性的精准消费、去个性化消费和实用消费。在此观念主导下，以“去积压”和“少成本”为宗旨的务实性二手消费逐渐成为关注热点。

二手消费的另一重支持来自商品的“一手转让者”和“二手购入者”之间达成的一种“务实型”消费索引文化。“索引性”(indexicality)一词源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语言学范畴，用来研究语句可能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含义。他认为，语言的意义及规范只有在特定情境的使用过程中才能被准确理解。围绕该主旨，他发掘出人们如何借助语言的索引性将自己的思想、行动和生活世界连接成活生生的生命运动和文化遵循过程。尔后，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在其常人世界(ordinary world)视野里赋予索引性社会学想象力，人的活动和场景之外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也就是索引性行动和其他行动作为日常生活中各种有组织的巧妙实践，且未经申明就可以被广泛接受和理解的假设及共享价值。他进一步阐释，尽管日常生活中交流双方的索引性表达会存在模糊和分歧，但这不妨碍社会互动的深化，反而会以一种软引导方式让双方或多方更愿意接受索引性秩序的安排。从“一手转让者”的角度来看，二手消费过程中的务实型索引文化就是其享受完新物品带来的阶段性快感之后，在减少新一轮财富卷入的前提下，通过售卖“二手品”的方式处置个人冗余物品来获取其他消费物的购置空间；而从“二手购入者”角度来看，实际是“能省就省”观念在发挥效用。他们在平衡自身消费欲望和消费条件的基础上，寻找可以满足其消费需求却更加节约资金的物品。当前社会对于二手消费的认可，从根本上是因为务实型消费文化在交易双方内部已经达成了共识。

四、智能工具演进：二手消费运行的技术动力

二手消费真实进程中涉及的商品信息发布、价格咨询、资金转移和实物交付等环节都离不开互联网技术所依托的智能设备。如果说人们消费认同转变是二手消费流行的内生动力，那么各种智能工具则是二手消费顺利开展的硬件保证。

(一)工具介质进化拉伸“消费物”生命周期

二手消费仅从“物”的本体而言，最大优点在于拉长商品生命周期，它使某项产品从准备进入市场到被淘汰而退出市场的全部运行时间被二次拉伸。通常意义上来说，物品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自然生命周期和市场生命周期两大类。前者泛指商品的“物理寿命”和实用功能，也就是常说的可用程度；后者泛指商品的市场接受程度和流行时间，也就是人们对其价值的认可期限。二手消费要想在人们消费体系中持续发展，那么无论是自然生命周期还是市场生命周期都必须延长，其中现代化工具及其介质的升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从拉长自然生命周期来看，当代工艺的日臻完善为物品基础性使用价值提供了保障。二手消费最终成交的首要前提是该商品的物理功能不能被过度破坏或仍维持在二次购买者所需使用价值的最低阈限之上。正如美国学者亨利·佩卓斯基(Henry Petrowski)在《器具的进化》一书中写道：“任何物品的性能都难逃局限性定律，但这些使用范畴上的‘缺陷’不能导致消费者对它产生不满情绪，又或说人们愿意接纳某物并继续沿用时，必须是对其物理属性仍保留信任。”在工业化早期，技术水平整体性偏低，工业制造品大多比较粗糙且功能单一，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质量问题，损坏率偏高造成产品的使用周期较短。但随着全球化程度和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持续提升，一方面，大部分同类产品在与以往横向比较时物理功能已然更加齐全和多元；另一方面，即便产品的物理功能随着频繁消耗逐渐弱化，但随着后续维修、保养以及护理等维护技术的愈发精湛，产品可以再次具备价值、功能，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二手房翻新和二手车性能改造。

其次，从延展市场生命周期来看，现代媒体通过多渠道和高频次宣传，放大商品符号功能以延伸其流行受众面。前文已述，二手消费是人们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共同作用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二手消费时完全排除了感性的符号价值。当前，以LV、爱马仕(Hermes)、宝格丽(BVLGARI)等大牌名品为交易主体的二手奢侈品营销之所以在循环消费市场中成为焦点，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们在新媒体的造势下，借助价值转移(value transformation)使自身具有某种特定的符号象征含义，并在人与物之间搭建起某种习惯性联想。即个(群)体人为赋予此类商品“高贵”“富有”“脱颖而出”等一系列身份或地位标识。一旦人们内化了外界对某物赋予的强符号效应后，该物品市场流通的生命周期会自然地被延长。对此英国实业家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感叹道：“当今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商品是不受到大众传播机构和机制所触及的，更不存在什么领域不面向新式媒介所描绘的象征形式流通开放。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一拨又一拨消费者臣服于所宣传的‘商品幻象’。”这表明，新媒体所营造的符号效应在二手消费过程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二)网络交易灵活化扩展二次“消费物”获取多样性

科学创新历来是社会进阶的第一生产力，也是塑造新型消费方式的核心支柱。特别是21世纪信息技术强势介入人们社会生活诸多领域，促使中国社会从工业技术时代走向数据技术时代，未来以大数据(big data)为依据的各类网络要素将在消费的开发应用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网络本身的“强中介”属性会进一步在人们消费结构中掀起一场“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运动，形成一种消费“抽离化机制”(extraction mechanism)。即个(群)体摆脱了传统消费中具体时空定位、交易环节和互动程序等硬性规定，转而借助前沿技术在不固定条件下的多维范畴内采取消费行动。事实上，这种看似抽象的抽离化特质为二手消费涉及的各个交易节点带来了切实的可操作性，促进二手消费物在多个获取维度上实现了多样化。

首先，二手消费品获取空间多样化。时下在以计算机、通信媒体、全开放平台为主要内容的新技术助推下，二手消费交易实现了空间剥离。以往人们必须在现场完成商品拣选和结账的消费流程，而现在买卖双方可以通过网络完成所有交易步骤。现代化的网络空间降低了物理空间对于交易达成的要求，二手商品购入者可以不进入一手商品出售者的线下场地，利用各种网络技术就可以非面对面地对“二手品”进行观察、挑选和议价。

其次，二手消费获取时间多样化。互联网在突破地域空间对二手消费束缚的同时也淡化了时间概念上的边界。传统线下消费场所大多有营业时间和节假日的规定，但网络平台上的二手消费受到这一外部性约束较弱。一方面，挑选商品的时间更加随意。消费者一旦产生对于某种“二手品”的需求时，可以随时在网络中搜寻出售该商品的卖家，在进行商品信息和价格查阅后与卖家开展对话。另一方面，购买商品的时间更加随意。当双方达成“二手品”交易意向后，可以根据彼此需要自由安排时间完成商品的交付。如需快递邮寄则可根据自己作息规律选定配送时间；如需线下对接，也能够以网络留言的方式协商彼此碰面的时间与地点。这两种情况都减少了时间因素对二手交易的限制。

最后，“二手品”获取业态多样化。二手消费是一个大集合，里面囊括了网购、共享经济、社交电商等一系列新兴消费业态。它们不仅加快了商品的流通和循环利用的频率，还有助于人们依据自身消费条件、能力、资源以多种形式达成消费需求的落地。特别是在“电商平台化”和“平台百货化”的趋势下，大量仍有高循环使用价值的产品被“推”进广阔的网络消费环境之中，以租赁、众筹、兴趣交换等多种渠道完成个人或家庭的消费目的。在二手消费中，人们不仅关注由商品本身质量所决定的直接价格成本，还关注实际获取时由空间、时间和渠道所造成的间接价格成本。

五、生活环境调适：二手消费稳定的集体动力

二手消费是人们对一种具象生活方式的追求，无法与真实生活环境的各类影响要素相割裂而独立存在。当前无论是人们面对生态环境所做出的集体反思，还是客观外部环境的优化，都会对二手消费的发展产生调适效应。

(一)生态环境压力走高，唤起社会主体“绿色承诺”自觉

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群体中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理念导致了消费的“不适宜性”，这为世界各国的生态环境带来空前冲击。20世纪70年代美国各界为了解决“高消费”导致的资源浪费与污染问题，开始推崇二手消费。这一尝试促使人们逐步将二手消费天然的“绿色属性”与改变工业社会中一手消费的“不可持续性”紧密联系起来，搭建起二手消费与绿色消费的互通桥梁。英国学者约翰·艾利奇顿(John Kinghton)概括道，“消费过程中选择低污染、使用后仍可再生的产品，从生活情境角度来看，它就是绿色消费的现实体现。如果更苛刻地说，大众在保证自己生活品质的同时，能够在固化的交易体系中注入更多可循环之物则能充分赋予全球未来生态环境良好的发展趋势”。与国外相比，近年来我国二手消费的兴起是尝试改变先前的以牺牲自然资源换取经济增长的单线型发展结构。这种单纯型发展结构不仅在生产层面催生出“轻生态—重利益”的负面取向，而且在消费层面异化出“轻生态—重消费”的失衡判断。我国生态环境承载压力的持续走高，要求切实担负生态责任的各主体为缓解这一弊端积极探寻既能满足自身“底线欲望”，又能降低生态摩擦的绿色消费方式。二手消费作为兼顾此双重功能的载体逐渐蓬勃发展起来。

其一，从消费者维度出发，二手消费一方面是人们全面认知到本体消费行动会对自然环境产生负外部性结果后，自觉自愿地对自我消费理念和实践进行自律的产物；另一方面它是人们在不妨碍可持续消费原则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商品合理享用，用以提升现阶段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高效消费体验。

其二，从企业维度出发，其“绿色承诺”的履行在于通过技术创新来破除“二手品”在市场流通时遭遇的环节阻碍。首先，遵循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决定消费”这一原理，做好诸如能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资源(废物)循环及环境治理检测等新型生态技术在生产端的研发与应用；其次，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二手物”的推广与销售工作，扩大二手商品的市场影响力和功能宣传，让更多消费者真正了解购买和使用二手商品的便利与优势；最后，加大可循环技术在回收端的利用率，将仍有使用价值的旧物实行有针对性的二次利用，强化全社会“变旧为宝”的意识和技术可行性。

其三，从社会组织维度出发，充分发挥对二手产品行业的监督职能。目前在我国二手消费推行过程中，面临着缺乏完整规范的行业标准、缺乏第三方机构对交易枢纽链上的风险点加以约束等问题。这种缺陷不但会加重二手商品交易市场鱼龙混杂的状况，更会导致消费者对二手商品的品质产生怀疑。因此，亟须培育专业性和官方性并立的行业机构，从源头上为二手消费制定标准化与制度化的市场规则。

(二)外部环境优化拓宽二手市场运转空间

与西方国家不同，当下我国涌现出的消费方式大多与国家塑造的主体结构紧密联系。国家的集体政策取向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人们采取的框架式消费行为。二手消费作为我国近年来才兴起的消费模式，对其成因进行梳理时不能忽视我国转型时期各项外部环境优化为其带来的激励作用。

一方面，“神圣化”(sanctification)向“世俗化”(secularization)消费环境的嬗变。在冯·哈耶克(Von Hayek)看来，神圣化动向的最大特点是使人们用“国家目标”(national objective)代替“个体目标”(individual goal)，并把“国家目标”当作自身价值观念和行动实践的牢固信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大多处于一种高度“神圣化”状态，私人领域的各类消费行为处在国家“强干预”之下，人们消费方式服从于强制色彩的说服性指令。各个阶层消费者为免受所谓“不名誉”的指责，保持着与他人消费方式的“复刻性”，不敢突显个性和标新立异。这就使广大消费者的行动既要经过理性规划使其与所处情景类型相统一，又要受到公共责任单位履责状况的限制，必须符合外部社会环境与价值观的合宜性。因此，人们遵循着常规化的消费模式，处于主观上不愿意但客观上没条件进行消费创新的状态。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20世纪90年代，一种以“祛魅”(disenchantment)为导向的“世俗化”消费意识在我国兴起。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世俗化”就是现代人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实现自我发现与解放的过程。该过程中“平民主义”(populism)的登场加速“集体意识”的瓦解，人们凭借通俗化的个体意识来调动自身拥有的生活经验、文化观念和兴趣模式等相关资源，主动创造各种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活动。[24]同时，人们开始对之前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下的绝对“神圣化”的消费系统产生排斥，消费认知结构中个人主义的觉醒使大量个(群)体将消费视为一种主动的自由表达，重建与开放式环境相匹配的“需求导向”消费方式。在此外部背景下，以二手消费为代表的各类新消费模式层出不穷。

另一方面，国家消费权力的“让渡”刺激居民消费活力迸发。20世纪80年代国内政治环境恢复平稳，各级政府全力投身于经济事业，有意识地将与经济建设相联系的权力下放至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手中，中央政府本着对普通民众消费生活话语的解绑原则，逐渐降低其在消费领域的绝对话语控制，积极探索更加灵活和开放的消费政策，并致力于与消费者达成一种“隐性契约”，即国家不再强力干预人们的消费选择自由；而个(群)体则投桃报李地在“去政治化”的消费环境中创新一切活力因素、自觉促进地方经济转型。这种“权力放松”促使大量有利于消费结构转型的要素释放出来，使消费者能够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和创新多样化的消费方式，更为关键的是在不违反国家法律前提下，凡是能够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民生大幅改善的模式都能得到国家层面的鼓励和支持。二手消费与近年来国家层面倡导的循环经济和绿色消费在运行程序和基本内涵层面上高度契合，因此二手消费的后续发展空间将是巨大的。

六、总结与反思

当下，我国正在步入“十四五”规划的全面迈向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宏伟目标时期。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无论是从国内实践还是国际经验看，二手消费的最大优势在于让闲置物品获得再次利用，实现了一手持有者的资产变现和二手购买者的“低投入—高收益”，提高了资源循环使用率。二手消费以其绿色属性在促进我国经济良性发展、塑造民众健康生活方式、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作用。当前，二手消费在国内仍处于发展“爬坡”阶段，其中消费观念、交易流程、市场机制、行业规范等环节还都处于变动未定的过程之中，自身存在的潜在风险会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规则下被不断放大，出现诸如买卖方信息不对称的“柠檬市场”悖论以及二手商品质量评判缺乏标准性、卖方售后维权乏力、信用惩戒机制缺失等问题。针对二手消费朝向更高水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解决。

一是全面提升二手市场内产品质量，避免“低质—高价”的“二手品”再流通。二手交易注重对产品剩余价值的再度挖掘，但前提是一手商品出厂时产品质量必须过关。这就需要制造商不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瞄准国际标准和细分市场需求，提高产品初始性能和可靠性，为后续商品的再次周转提供质量保障。

二是要对二手市场进行线上线下双监管，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一方面，线上各二手交易平台应依法经营，加强自身信用机制建设，同时探索与有关部门建立信用档案制度，严厉打击企图利用线上“虚拟性”和“非在场性”以次充好等欺骗性的非法行为。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强化线下二手交易市场的检查监督力度，对越轨经营者施加外部高压。随着二手消费发展的日益规范化、合理化和良性化，二手消费将进一步放大其绿色属性，推动我国经济低碳化可持续发展。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3期/《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