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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赋权、焦虑消费与文化塑造—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日常迷信”
刘汉波
《中国青年研究》 2020年第1期
摘要:在中国,广泛受到科学教育的青少年是信息碎片化、社群原子化、媒介融合化的网络空间的主要活跃群体。饶有意味的是,以青少年为参与主体的“日常迷信”行为反而不断出现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当中。它在过去20多年间经历了符号赋权、焦虑消费和文化塑造的传播阶段,反映了中国网络社群浸入社交媒体的时候如何进行意指实践,折射出他们面对社会焦虑的时候如何通过意指实践进行情绪布局,也体现了他们共享媒介经验的时候如何参与到文化塑造的现场。
关键词:日常迷信;青年亚文化;符号;消费;现代性
中国互联网自1994年诞生以来经历了由门户化社区到社会化媒体的交互更迭,见证了从桌面端到移动端的碎片化转变,其间不断激活的媒介融合图景进一步勾勒出不同的网民群像和价值区间,流动越来越快的信息和指涉越来越模糊的边界有充分的空间和契机诱导人们置身于信息洪流中。这意味着互联网中的群体更容易依赖非理性参考系所提供的共鸣现象(resonance phenomenon)来实现自我界定(self-definition)[1],对自身和外部事物的理性判断亦因信息内爆的塌陷而滑入客体知觉化的建构当中。互联网迷信,便是这种行为所催生的结果。
迷信(superstition)作为舶来词源于拉丁词源“supersater”,如今普遍被认为是非自然或超自然的信仰行为。它不基于理性或科学知识,认为未来的事件可能会受到某种神秘方式的影响。迷信虽然是人类通过处理外部信息来调整内在认知秩序的原始思维手段,却从未因为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而消弭,反而以更为新颖、更为隐蔽也更为充满文化隐喻的方式暴露在大众视野内。中国互联网刚发端之时,一些“另类门户”借着“风水”“命相”“堪舆”“周易”等名头提供“特殊服务”,它们不仅寄生于一些大型门户的子栏目,还发展为“专业网站”。但这些充满“前现代趣味”的网络迷信更像是传统民间迷信的电子化,其目的是通过欺诈牟利,借助虚假的宣传和伪科学知识来诱导受众。它们很快便游移到互联网的主流视野之外,逐渐丢失市场和受众。“电子化的传统民间迷信”虽然被互联网的理性面相遮蔽了,但是广泛流通于当今互联网的“日常迷信”却悄然崛起,以亚文化的形式生产着文化符号和媒介形象,“人品”“占星”“水逆”“欧气”“锦鲤”等话术组织和形象符号层出不穷。而饶有意味的是,“日常迷信”恰好是滋长于科学至上、效率优先的后工业社会,其生产者、传播者和接受者往往是接受唯物主义教育的青少年。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29亿,10~39岁群体占整体网民的67.8%,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26.8%[2];而“水逆”和“锦鲤”的搜索人群当中,青少年占比分别高达58%和79%[3]。
“日常迷信”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提供着关于迷信的人类学解读,但与社会通识所指述的“封建迷信”不同,“日常迷信”更多地反映着身处严重同质化的媒体叙事、普遍消费化的媒介形象以及高度原子化的市民社会等后工业语境下,青少年群体如何以自我嘲解的方式行使互联网的符号赋权,如何在认知冲动下卷入焦虑消费的漩涡,又如何隐蔽地经由某种角色扮演参与文化塑造。
一、意指实践:“网络迷信”的“符号赋权阶段”
“日常迷信”的“日常”本身便是极具现代性的表述,无论是以文化循环和商品迷思介入消费社会的鲍德里亚、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之名解读符号消费的费瑟斯通,还是以抵抗策略反观日常生活实践的米歇尔·德·塞托,不少社会学家、文化学家都避开了用“Dailylife”来描述“日常生活”,转而使用“Everyday life”来解读生活流程化、分工精细化、体验碎片化的现代社会。毋宁说“Everyday life”的滥觞暴露出学科焦虑和术语饥寒,不如说日常生活的文化转向已然浸入到各个领域和不同位面。“日常迷信”正是被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所裹缠的“日常生活”在认知结构上触发的应激反应和文化样本。倘若要为互联网语境下的“日常迷信”量身定做一个概念范畴,那么它可以是:在生产资料整体丰富和社会服务大量提供的现代社会当中,社会阶级带来的价值分化、科学理性带来的未知风险、融媒语境带来的经验游离受到社会化媒体过滤后,人们主动对自身处境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进行非理性阐释,对个体祈愿与达成条件的过程进行娱乐化归因,对生活现状与理想状态的落差进行社交化述情的亚文化现象。它与中文互联网的发展历程相伴相生,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
2009年微博诞生之前是中国互联网“日常迷信”的第一个阶段,以直观的虚拟等价物和粗糙的象征关联为代表。早在2000年前后,聚集了大量网民的水木清华、西祠胡同、猫扑、天涯等论坛社区便组构了一批相对稳定的网络社群,从衣食住行到社会热点、工作信息、情感话题等,网民们的生活经历和私人情感被转录成网络社区上的二手信息和间接资源,成为公开的叙事素材和共情话语。在这种信息情景下,当人们在网络社区分享自身烦恼或周遭不幸的时候,“人品问题”像突变的基因般切入喧杂的互联网言说场域,引发了一轮又一轮自我嘲解和自我述愿的哗变。
“人品”这种无伤大雅的述愿念头和神魅归因移除了网民真实身份的边界,兑换出现实处境所不具备的关注焦点,逐渐成为当时网民们乐于斟酌的虚拟等价物—它游移在互联网的宏大叙事中,可以像钞票一样得失和囤存,遇好事可谓“人品爆发”,遭不幸可归咎“人品问题”,“人品守恒定律”随之闻达于网络社群之间,而“攒人品”更一度成了网民们的“日常迷信”。在这一阶段,“人品”像一枚钥匙般打开了中文互联网情感陈示和经验共情的大门。2005年6月6日,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魔兽世界》登陆中国,它一反过往韩式网络游戏“练级打怪”的单调套路,建构宏大的世界观和自洽的世界史,搭载成熟的社交功能,成为中国网民的焦点,甚至引发了当时著名的“网瘾战争”。在这款曾经大热的游戏中,大部分精良的装备并不能直接用人民币兑换游戏货币购买,而是一视同仁,在一定的掉落概率设定中考验着玩家们的“手气”。“人品”这种虚拟等价物便又一次以“日常迷信”的面相介入到互联网事件当中。同年,以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年度总冠军出道的李宇春成为媒体报道的热门,她以中性形象和阳刚气质被网民戏称“春哥”[4],也被《魔兽世界》玩家视作“网络吉祥物”—当玩家“残飞囧雪”凭一句“信春哥”而获得心仪装备后,“信春哥,得永生”“信春哥,不挂科”等口号便传遍互联网,李宇春随即与“运气”挂钩,“春哥教”更成为当时社交门户的热门话题,众多的“网络信徒”通过文字状态或表情包“拜春哥”以求“保佑”[5]。自此,中文互联网的“日常迷信”已经组织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话术实践和语言系统,“信××,得××”的话语模式逐渐转为一种伯明翰学派式的“意指实践”,无论是“人品”“春哥教”的相关话术(文字语言)还是围绕李宇春个人形象所创作的大量表情包(图像语言),都是“日常迷信”的亚文化实践。
在“人品”“春哥”成为“日常迷信”新表征的同时,全民造星运动、网络购物等大众娱乐的商业实践伴随着网络社区和博客热潮,将网民的虚拟互动推向新高潮。2005年是中国的“博客元年”,QQ空间、网易博客、搜狐博客、新浪博客、校内网等为每一位网民提供了个人门户的平台。《转发这棵四叶草,你将带来好运》《快把这条彩虹转发给你的亲友》《转发这段信息到3个QQ群,你将马上获得会员》等爆款文章传遍各大博客和QQ群。它们往往以图文的形式传递“转发有运”的信息,哪怕图片的像素低下、质量粗劣,只需要所指述的对象和运气挂钩,便依然拥有不俗的转发量。这时候,“日常迷信”已经具备了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化表征(representation)功能,即通过语言产生意义,人们可以借用语言媒介将意识中产生的概念意义指称到真实或虚拟的物、事、人上面[6]。“人品”“春哥”“毒奶”和博客时代那些爆款文章所标记的“网络吉祥物”作为运载意义的媒介,无不收纳着网民的概念、观念、情感和欲图,寄存在“日常迷信”的符号意指中。这种通过表征实践来对具体的事物进行意义赋予的权力,便是符号赋权。自2005年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网络社区和个人门户为网民们提供了非常自由的平台,让每位网民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参与到意义赋予的现场,虚拟的图文载体能够经由互联网社交填充制作者和传播者的观念与意图。
“日常迷信”是特定传播语境下网民自发的符号赋权行为,“迷信”的对象可以是四叶草、彩虹,也可以是麋鹿、凤凰、气球等所有曾被视为祥瑞的事物,就连“不祥之物”,也能够在娱乐化的维度切入到“日常迷信”的场域。在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有毒奶粉亦被网民用作创作素材,“毒奶”应运而生,在网民对食品质量的揶揄浪潮中变成了与“人品”相对立的“日常迷信”,意为“事与愿违”。在“日常迷信”的第一阶段,网民已经开始适应网络社区和个人门户的运作法则、话语方式,奠定了“日常迷信”的传播基调。
二、情绪布局:“日常迷信”的“焦虑释义阶段”
2009—2018年,是中文互联网“日常迷信”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由2009年微博的登陆而启动。当时,新媒体所主导的媒介融合已经越发明显,自媒体的普及直接推动了互联网内容垂直化、分众化的局面。拥有相同兴趣或相近职业的人群在互联网互动中形成一种“圈层”关系的分布,不同的圈层间存在横向链接的关系。他们关注个人隐私、喜爱定制化服务、更愿意为自己的心头之好买单[7]。“日常迷信”在第一阶段笼统的意指实践和符号赋权的基础上,发展为第二阶段归属明确的群体表征和圈层布局。“星座圈”“游戏圈”“动漫圈”“饭圈”等不同的圈层参与空间生产着不同的“日常迷信”。
“星座迷”在地面媒体时代便早已有之,却借着微博的东风一举成为网民当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生活参考”。纵观微博上的“星座大V”“星座圈”的“日常迷信”可以说伴随着国内微博而成长:至今近1500万粉丝的“Pandora占星小巫”于2009年开通微博,至今近1200万粉丝的“蓝蓝占星”于2009年开通微博,超2000万粉丝的“星座秘语”于2010年开通微博,“Alex是大叔”“唐绮阳占星”“同道大叔”等头部星座命理大V皆为2012年前后出道。各大星术博主分门别类地诠释着性格属性,有条不紊地编排着命理走向,绘声绘色地解读着运势行程,占星术和星座注解这些古代术士用以总结事物规律和预测命运走向的“释义技能”在自媒体的鼎盛时期悄然介入到个人命运的释义现场。有调查指出,在关注星座问题的网民中,10~19岁的人群占24.5%,20~29岁的占57.7%,其中大学本科学历以上人群竟高达45.1%。他们关注十二星座在事业、健康和感情的运势,也关注男女性格特点,以及星座间的姻缘匹配[8]。“星座运势”的垂直内容显然已越出地域、阶层、学历的界限,成为“指意物+意义”的典型文化表征实践。在这样的语境下,网民们不仅生产着大量的占星话术用以问因果究始末,还对“水逆”这种“不祥征兆”实施社会情绪的侧面哄抬。水星逆行本是水星运行轨道与地球黄道角度差所带来的视觉上的错位,而在星座流量头部和一众星座拥趸的配合下,逐渐演变成互联网的“日常迷信”,它和“毒奶”一样,为“诸事不顺”提供了宽容而可塑的话语图式,去调解网民现实生活的记忆,去分离现实处境与虚拟背景的成败归因。
2014—2016年间,《炉石传说》《阴阳师》等卡牌游戏大热,游戏中的高端道具或角色卡牌抽取概率往往较低,久而久之运气背的玩家便自嘲“非洲人般脸黑”,运气好的被视为“欧洲人般脸白”,“非酋”(非洲酋长)便应运而生,与之相对的就是“欧皇”。“非欧”的话术实践让“欧气”取代了“人品”的位置,“吸欧气”成为继“蹭人品”之后备受追捧的“日常迷信”,但和“人品”不同的是,“吸欧气”更具社交属性、跨圈流动和运营价值—自媒体热衷于利用它吸引关注、收获流量,年轻的网民也乐于接受这种关于概率和随机性的阐释意图和娱乐契机。正因如此,“脱非”“脱欧”的话术热潮才广泛在青少年群体中传播开来。在手游的随机性机制引发“非欧”对立的“日常崇拜”之时,不少游戏早已推出人民币充值服务来为玩家改变装备获得的概率,“玄学”成为“游戏无产者”苦修路上聊以自慰的笑谈,“氪金”反映出“有钱为所欲为”的戏谑,“玄不救非,氪能改命”的“日常迷信”更折射出青少年在现行社会情绪下对运气与金钱关系的认知,分割着网民们对“努力”的态度—“日常迷信”在新媒体语境下唤起的媒介狂欢和话术热潮中,为“运气”和“努力”之间的关系埋设了极大的释义空间和娱乐功能,“肝”和“flag”便是其体现。有人依然恪守有志者事竟成,为奋斗目标夙兴夜寐、伤肝劳神,“爆肝”一词便悄然而生,指述着那些顶着压力、冒着失败风险、顺着渺茫概率依然一往无前的行为,“肝”也在“日常迷信”的概率危机中被赋以动词的属性。与“肝”相对的是“立flag”,指还未付诸行动之前便立下旗帜、扬言成功,结果一语成谶,有着“毒奶”一样的功能。这些“日常迷信”的话术,不仅分布于其起源的圈层,还渗透到动漫圈、饭圈、美剧圈等,在不同语境的运用中升格为互联网青少年群体的“通用话术”。
我们不难看出,在“日常迷信”的第一阶段,人们“攒人品”“信春哥”,娱乐意图往往大于求福禳祸的意图,社会的焦虑情绪尚且以极为隐蔽的状态漂移在网络社群的日常分享当中。但随着社会分化在信息流中完成新的大众表达,人们似乎更愿意将焦虑摆在互联网社交的前端,去释义、去共享、去分流、去嘲解。对于如今的青少年而言,其成长过程亦是见证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信息不断碰撞、社会变迁不断加剧的过程。有报告指出,2018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受雇全职工作”的比例为76.1%,低于2017届的77.1%和2016届的77.3%;同年2.7%的“自主创业”比例也低于2017届的2.9%和2016届的3.0%[9]。另外,2018年全国本科应届生平均起薪水平为5044元,但大学毕业生租房月租金在2000~5000元的占比高达70%[10]。长达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使得人们对社会制度和个体价值有了更深入的认可和实践,但另一方面,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所带来的风险则加重了个体生存的挑战,科学技术甚至使得人群越来越失去黏着感和充满未知感。社会高速发展带来全方位的社会压力,便捷科技引发多层次的未知风险,众声喧哗的媒介生态酝酿更无边的价值危机,从这个角度看,“日常迷信”所折射出的“概率崇拜”无疑应验了那些勇于直面现代性诡谲的学者们曾经做出的判断:查尔斯·泰勒以三重关系来罗列现代性的隐忧,鲍曼用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和不稳定感来突出现代性危险的“三位一体”,博格斯以现代知识分子的建制和分类透视现代性的矛盾,阿帕杜莱以五个景观针砭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的全方位构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观点都指向着风险与概率的隐忧—以“祛魅”为己任的现代性在人类“理性化”的过程中不断强调控制感和释义权的介入,就仿佛一切事物都可解释,一切风险都有迹可循,解释世界和精算未来恰好是现代性留给后工业社会的“精神遗产”,但人类对未知的恐惧是无法精算和无法消弭的,无法解释世界的恐惧成为讲求科学、崇尚推算的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更深层次的焦虑。心理学家斯科特曾指出,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the age of ambiguity),人们在更多的选择与未知中,感受到的并不是更多自由,而是一种消极的无穷无尽感。现代社会的焦虑,正是滋生于这“现实与可能”“当下与未来”之间的不确定[11]。
而事实上,“日常迷信”的网民不一定真的笃信各路“网络吉祥物”的拜物功能。他们更像是将焦虑所指述的风险合理化、将未知所可能涵盖的内容具体化,继而获得解释事物的依据。“日常迷信”的象征功能所指涉的无非是消灾禳祸和祈愿借福,人们创造、寻找、转发“日常迷信”内容的时候,实质上是将原本属于私密的负面情绪公开化,让个体的风险和未知的恐惧处于大众视野和舆论场域内,对接“日常迷信”所提供的因果性关联和娱乐化社交,从而使自己处于心理舒适区:成绩不好是因为“人品”攒不够,杂务缠身可以归咎于“水逆”,情场失意可以追溯到星象不合,顺利通过考试可以寄望于“信春哥”或“挂柯南”(挂科难)......“日常迷信”恰如其分地游走在媒介嬗变的边缘,为人们提供“可接受的假设”以满足现代社会的“理性人”对未知与恐惧的解释欲望,满足个体在应对不确定的情境时对确定性答案的强烈愿望,它所完成的认知闭合恰好为人们短期内无法寻根、释义、划策的问题提供娱乐化的解释,结束心理上的无解状态,让对生活丧失控制感的现代人重获解释权[12]。
此外,当焦虑产生时,它极大地占用人们的注意力,但越是信息发达的社会,注意力越容易成为置身互联网语境的个体所怀揣的稀有资源。“互联网3.0时代”依仗媒介融合顺理成章地让碎片化的信息时刻包围着沉浸其中的“数字子民”,不同的自媒体站在不同的利益动机和立场诉求,在社交媒体上病毒式传播“爆款推文”,时刻觊觎着价值向导的位置,输送着被消费文化包装过的“爆款焦虑”:今天自食其力上热搜,明天拼爹拜金成热门,“正能量”和“毒鸡汤”交互洗劫公众视野,就连“焦虑”也被打造成一种可供消费的流通资源,浸入到概率崇拜当中。内容泛滥,但人的知觉能力有限,当注意力被信息分流的时候,人的知觉能力会自觉去寻找其他的刺激物,达成一种“自愿的”“乐意的”分心[13]。面对各路“网络吉祥物”所指述的、所宣传的、所承诺的奖赏或福报,人们只需要低时间操作成本的转发、评论或二度创作便可以高效地安放自身游离的注意力,谋得最大化的解释和期待。
三、意义内爆:“日常迷信”的“文化塑造阶段”
面对现代性的自悖所带来的焦虑,人们一边在“日常迷信”的概率崇拜中分流注意力、获取慰藉,一边又将“日常迷信”视为某种传播实践,自发地参与到社交互动中,来完成网络社交的自我塑像和社交群体的价值认同。这种社群惯习在2018年的一系列“锦鲤事件”得到最明显的体现,也直接催使“日常迷信”进入到文化塑造阶段。早在2013年,新浪微博的“锦鲤大王”便发布了一条“本王法力无边,关注并转我子孙锦鲤图者,一月内必有好事发生”的微博,转发量很快就破百万,人们纷纷在转发评论里求福祈愿。当时的“锦鲤”尚属粗糙的文化表征实践,让“锦鲤”跃进大众视野这道“龙门”的,是2018年出道的杨超越。
2018年6月,出身农村、父母离异、初中辍学打工的杨超越参加《创造101》选秀,即便唱歌跑调、跳舞乱套,却凭借哭场收获观众缘,排名更是一度稳居前三。一时之间,“转发这个杨超越,不用努力也可以得第三”的戏谑传遍各大社交平台。饶有意味的是,当时适逢高考阶段,这种原本用来讽刺杨超越“不劳而获”“德不配位”的段子,居然很快便成为“日常迷信”,大量基于杨超越个人形象而创作的表情包更成为高考的“线上许愿池”。“锦鲤”的符号意义亦逐渐转向那些在小概率事件中运气极佳的人。网络市场和流量资本敏锐地发现了杨超越的“日常迷信”功能,在几个月后的《光明勇士》手游代言中,她穿上鲤鱼红的尾摆裙,完成了“人形锦鲤”的形象传达[14]。无独有偶,同年9月29日支付宝所举办的“寻找中国锦鲤”活动也进一步强化了锦鲤符号,该活动规定中奖者将获得包括多个国家吃喝玩乐免单在内的支付宝大礼包。在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支付宝官方宣布网友“信小呆”为“中国锦鲤”获奖者,“信小呆”毫无悬念地成为网友们用以许愿的“锦鲤”。
自此以后,“锦鲤”不仅成为中文互联网至今为止影响最大的“网络吉祥物”,还吸引了各方资本的关注,为不同领域的自媒体提供了一系列利益诉求的实现契机。从微博上的爆款锦鲤图到杨超越这种“人形锦鲤”,它们满足了人们对时尚潮流的追捧、对运气释义的热衷、对社会情绪的理解,进而被资本追封为营销宠儿,接二连三的符号消费热潮为“日常迷信”谋得自下而上的话语合法性。“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需要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物品和区分的编码上”[15]。与“日常迷信”联动的消费系统很快便适应了其赋意法则,区分出“锦鲤”的符号功能和运营价值,从微博到微信朋友圈都纷纷出现了各种以“锦鲤”为名的转发抽奖活动,以文字段子和表情包为主要形式的“锦鲤”文本开始流行起来。人们若错过了支付宝锦鲤,还可以迎接杭州锦鲤、广州锦鲤、成都锦鲤等“地域锦鲤”,以及诸如“高校锦鲤”“彩妆锦鲤”“体育锦鲤”和“游戏锦鲤”等垂直内容的“锦鲤”。2018年10月9日,大龙燚火锅联合成都68家餐饮企业,在其官方微博推出“成都锦鲤”活动,中奖者可免费“吃垮成都”,该微博在当晚便阅读量破亿,也为该微博带来近10万粉丝。“锦鲤”一词更是被《新周刊》评为“2018年度十大关键词”[16]。“锦鲤”作为“文化商品”越发依赖它经由社会化媒体过滤后的符号意义,其本身退化为一个流动的能指符号,其使用价值也让位于消费主义诱导和建立的引申意义。资本“通过广告、大众传媒和商品展陈技巧,消费文化动摇了原来商品的使用和产品意义的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影像与记号,全面激发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欲望”[17]。
至此,“日常迷信”具备了完整的生态程序和文化样式,马云、王思聪、周立波、萧亚轩、邓文迪等名人相继成为新的“人形锦鲤”,就连一些影视作品中的虚拟角色也被网民奉为“野生锦鲤”。网民们可以从自己所属网络社区或圈层群体的叙事诉求出发,对一切事物和人物进行“锦鲤”赋意,并在这个过程中强化自身在网络社交过程中的传播角色,推动“日常迷信”在符号赋权和焦虑释义下获得意义内爆。在传播领域,“内爆”(Implosion)指媒介时代人们通常在信息中获取必要的意义,形成人们的经验知识和事物经验,但信息的真实性已经被搁置,媒介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所吞噬、拼接和制造的意义总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把非真实的信息呈现到人们面前[18]。商业化的消费系统、趋向性的媒体引流、娱乐化的社会情绪共同合力,为不同网民圈层的集体叙事提供文化塑造的实现空间—任何一款流通于市面的“锦鲤”,都是某个述愿个体或叙事圈层经过符号赋权后所完成的“文化产品”,它们不需要经过质检,不需要经过验收,甚至不需要耗费心思发掘猎奇看点,而仅凭“锦鲤”的“信仰加持”便可以代表制作者或传播者的个人意志在社交平台上展示。而至于“锦鲤”能否真的应验制作者或传播者的祈愿追述,会否沦为商家和自媒体的流量收割计划,以及是否消解现实生活的不适感和焦虑感,这些问题都统统被“日常迷信”的文化塑造加以意义潜闭。参与其中的网民俨然对“日常迷信”中的诸多商业行径抱以较大的宽容度,更自觉或不自觉地多加配合,他们更乐意享受经过文化塑造的“锦鲤”在社交化传播的行为中所得到的情感反馈。比方说,有网友在考雅思前转发了“锦鲤”并祈求必过,他所在乎的往往并不是能否被这网络吉祥物“赐福”的自我预期实现,而是享受“我将要是雅思通过者”的预期身份,沉浸在向身处的网络社交圈子传达“我要考雅思”的传播快感。在这样的情境下,文化已经成为某种商品,文化产品和事件甚至更一般性的地方生活方式、集体记忆和情感社群都被纳入消费范畴。参与到其中消费文化现场的人,构成了丹尼尔·贝尔所谓的“文化群众”(cultural mass),主动成为媒体及其他机构的文化传递者[19]。“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并且因此,它和物质生产一样并非一个个体功能,而是即时且全面的集体功能。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20]。因此,与其说“锦鲤”开启的“文化塑造阶段”是拜物集群化的表征,不如说是“文化群众”重建联系的传播仪式。以“锦鲤”为代表的“网络吉祥物”如今层出不穷,恰好是因为它置于互联网社交和特定消费系统的背景下,方能成长为一种亚文化实践。“对于许多人来说,跨越距离、无视时间地在任何地方与任何人进行沟通的古老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成就感。在对新媒体的预测和赞美中,这种渴望已经表达了无数次。在流动的空间中,空间向量变得越来越异构,不同空间内同时进行的社会互动变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活动”[21]。虚拟空间正是凭借建立“关系网络”来引导用户进行沉浸体验。在这个网络中,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可以潜在地联系起来,随时随地进行对话或传播信息。它提供了丰富的交流选择、以电子方式连接和调解知识、意见和欲望的自由。
四、结语
新媒体时代降临,资讯越来越多,信息更新越来越快。急剧变迁的社会、多元分化的人群被社交化媒体表述为不稳定的、流动性的价值体验,贩卖焦虑和概率崇拜在消费主义的包装下一度介入到这种价值体验的理解当中。媒体裹挟流量制造的信息一边宣召着后工业时代的伟大口号,鼓吹精致生活,提倡活出个性,起哄花式炫富;一边又以阶级固化、消费降级、拼爹时代等世情判断布局着大众的不安和焦虑。网民们既要在价值多元、信息纷杂、面相各异的网络空间和社交语境中理解媒介化社会的“秩序”,又要在社会焦虑与消费主义的多重夹击底下谋得自我确证的空间。“丧文化”和“佛系文化”亦随之滋长起来。在这样的语境下,年轻网民所身处的一面是难以试错、无力改命的窘迫和失语,暴露着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被动应对和消极态度;但另一面却是不惜通过投身消费狂潮来实现公共形象的自我确证。而“日常迷信”则提供了“丧”和“佛”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既然无法摆脱不确定性和风险,那么就为不确定性和风险寻找解释依据;既然解释依据可以经由社交媒体获得自我展示和意义放大,那么就让寻找解释依据这一行为本身成为一种符号赋权的文化途径。
“日常迷信”带来的这种价值体验为处于夹缝中的网民提供了一场盛大的媒介仪式。在传播学家尼克·库尔德里看来,媒介仪式是任何围绕关键的、与媒介有关的类别和边界组织起来的行为,它旨在让“媒介是我们通往社会中心的大门”这一价值观得以合法化和自然化[22]。当网民们以概率崇拜的面相处理现实经验与自我述愿的时候,当网民们通过话术设计或表情包传播等途径塑造社交群像的时候,实质上是试图将“日常迷信”及其背后的价值体验合��化和自然化。“现实是一种稀缺资源,权利的根本形式就是定义、分配和展示这种资源的权力”[23]。“日常迷信”及其背后的价值体验在既有的传播语境中获得合理化和自然化以后,网民们便有了对现实处境进行符号化创造与社交化表述的权力,有了通过个体化运营和社群化仪式而介入到网络文化现场的权力。正因如此,“日常迷信”充当了现实秩序和媒介秩序的润滑剂,经过社会情绪的加工和文化塑造的搅拌,在不同阶段打造出面向各异的社交群像,也记录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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