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是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和产业升级而出现的新兴群体，他们的社会认同状况集中反映了当下中国民众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面向。在社会认同的类化阶段，这一群体表现出鲜明的圈层文化特征；在认同阶段，其身份的虚实多重性打破了社会认同的整体性，主观认同呈“向下偏移”的趋势；在比较阶段，他们既对互联网行业前景充满信心又面临职场焦虑。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认同状况反映了当下原有的社会认同基础被打破，新的社会认同整合机制尚待重建的社会现实。因而，必须在对这一群体的社会心态、利益诉求进行准确把握的前提下，采取一系列预防性、应对性策略，引导他们在分化的社会认同中求得更多共识，进而形成有效的社会认同整合机制，确保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稳定发展。

关键词：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社会认同/圈层文化/社会整合

作者简介：李阳，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及其发展趋势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规模巨大、影响深刻的社会转型。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2035年的远景目标，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轴。令人欣慰的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和世界经济发展整体下滑的宏观背景下，我国经济在互联网行业的推动下实现了逆势上扬，其中“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功不可没。作为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新的社会阶层，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是伴随产业模式加速转型和社会结构深刻变迁而生成的群体。他们以互联网为核心生产力，其主要经济收入源自互联网及其相关产业，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社会阶层提升，使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何谓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一般指收入保持在全社会中等水平、就业相对稳定、生活相对宽裕的群体。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讨论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但至今尚未对“中等收入群体”做出统一的划定标准，而是普遍采用一种相对标准，即以收入分布的中位值或平均收入为基线，下限设定为50%至75%之间的一个点，上限设定为1.5倍至2.5倍之间的一个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报，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40378元。结合上述定义，我们将月收入低于2524元的定义为低收入群体，月收入在2524元至4206元(含)的定义为中低收入群体，月收入在4206元至6730元(含)的定义为中高收入群体，月收入高于6730元的定义为高收入群体。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即主要经济收入源自互联网及其相关产业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一群体以拥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资本、文化参与较为活跃的中青年白领为主力军。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日臻成熟，互联网行业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其中，对内外要素加以整合重组并以业态融合为特征的“新业态经济活动”，例如互联网+产业，包括社区团购、直播带货、电子商务、农村电商、借助互联网的四众平台企业(众创、众包、众扶、众筹)、互联网金融业务等成为互联网行业的核心组成部分。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简称“四新”)的不断涌现，推动了产业间跨界融合的发展态势。互联网行业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中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据《2019-2020年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指数报告》显示，互联网及其相关产业对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5%。从行业收入来看，据我国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1～4月，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业务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营业利润同步增长，业务收入2649亿元，同比增长24.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5.4个百分点。网络游戏、电子商务领域保持活跃。从个体收入来看，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无论是在非私营单位还是在私营单位，2018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都是IT行业。其中，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47678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9倍；而在私营单位中也是如此，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工资水平(76326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4倍。

基于互联网行业内涵的丰富性，本文将从如下三个维度对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进行操作化界定：一是其主要收入源自互联网行业；二是从事的职业属于知识、文化资本密集型岗位；三是在年龄上以“70后”及之后的世代为主。

(二)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趋势及其社会影响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互联网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渗透，技术进步、知识创新以及产业升级推动互联网产业成为当前发展最迅速、竞争最激烈、创新最活跃、参与最普遍、渗透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技术产业领域。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持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社会流动的机会，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均衡，进而推动了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与此同时，国家的政策扶持也为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期间要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而高增速、高收益的互联网行业无疑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技术升级和政策扶持的双重推动下，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具有必然性，而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大也将推动我国向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转型。

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转型、产业升级的时代产物，集中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发生的新变化。同时，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的出现扩大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拓宽了阶层上升通道。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新兴群体，我们目前依然所知甚少。从学界已有研究来看，究竟能否将这一群体看作拥有共同信仰和价值取向的社会群体，还需要从更深层次去进行挖掘和分析，而从社会心态与社会共识的角度去了解他们的社会认同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社会认同框架分析：与社会现实紧密贴合的圈层文化表达

社会认同是考察社会心态，了解社会共识变化的重要指征。社会认同理论的提出者泰弗尔(Taifel)指出，社会认同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基础。劳伦斯和贝利提出，社会认同是“这样一些关系，诸如家庭纽带、个人社交圈、同业团体成员资格、阶层忠诚、社会地位等”。张春兴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人的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于一致”。王春光则将社会认同视为“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张文宏、雷开春研究发现，对于社会认同的理解都是发生在个体对自我社会身份、特性(Social Identity)的回答当中，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fication)指个体对其社会身份的主观确认。上述研究对社会认同的界定确立了这一概念的社会性。从广义上说，所有认同都是社会性认同。社会学对社会认同概念的认识和界定，更多关注其所受到的社会规范、社会利益、社会关系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社会认同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被广泛用于对特定社会群体的考察。较早的社会认同研究往往聚焦于个体认同，主要用来探讨如何摆脱偏见和社会融入等问题。

从社会变迁层面进行的认同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一研究重心转变的主要动因是后工业社会科技革命的到来。及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及移动通信等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的社会生活逐渐网络化。在不断扩张且充满新因素和不确定性的网络社会中，对个体而言，已有的社会认同被打破，新的共识尚未形成，当前重要的问题不是自我属于这个社会的哪一个位置，而是自我应当怎样看待和评价这个瞬息万变的新型社会。就互联网时代社会认同的分化与重建的问题，学界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刘少杰认为，在社会生活网络化背景下，认同研究实现了从个体认同、群体认同到社会认同的转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网络社会认同主要以社会表象的形式存在，对实现迪尔凯姆所希求的社会整合具有重要意义。张荣、刘秀清从社会认同主体、基础、动力三个层面的变化对互联网时代展开分析，认为网络社会中虚实结合的多重身份使认同主体的价值信念日趋多元而复杂，社会认同整合难度增大。姚德薇则从个体自我认同的角度出发，提出当代社会认同仍将处于调整状态，一方面继续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另一方面网络化也为实现新的社会认同整合提供了基础。吴茜认为后真相时代的认同主要发生于网络空间。由于身份的多元性，个体认同具有流动性、情绪性、多元性等特点，解构了现实社会的制度性认同，使得个体间、个体与群体间疏离且不信任，从而引发异化。

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互联网引发的人际交往模式变革给人们带来的社会认同观念的变化。对于由互联网作为生产工具引发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认同的变化关注不多，尤其是对于最能代表这种变化的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认同尚没有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以互联网为核心生产力的“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是当今社会最活跃、经历变革最深刻的群体，深入探讨其在适应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认同的特征与变化，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新的历史时期人们社会观念及社会心态的变化趋势，进而探索更为契合时代特征的社会整合机制。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认同不仅在于对个体的身份归属进行划分，更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对于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而言，网络既是他们的生产工具，也是他们的社交工具。他们在认同主体、基础、动力这三个层面都存在着自身的特殊性，更具备“圈层性质”。就认同主体而言，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的认同主体具有虚实结合的多重性特征。在不同场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价值信念取向，从而导致认同主体的价值信念更为多元且复杂。从认同基础来看，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的认同基础呈现出碎片化、动态性的特征。随着网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深度介入，时空观念被打破，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被不断颠覆重构，场域的动态变化进一步打破了认同基础的整体性和稳定性。就认同动力而言，主动性、建构性、情境性认同占据主导，其中情境性认同成为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社会认同的主要表现形式。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笔者于2020年在北京、上海、杭州、沈阳四地对25位互联网中等收入者进行了半结构式个案深度访谈。这些互联网行业从业者包括互联网私营企业主、互联网专业技术人员、互联网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互联网平台讲师、带货主播、短视频网红和社区团购团长等。在职业类型上，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均属于文化资本密集型互联网产业；在年龄上，处于22～45岁之间，属于比较年轻的世代，其中6位被访者为“70后”，11位为“80后”，8位为“90后”；在性别上，男性13位，女性12位；在收入水平上，月收入处于2524～6730元之间。

类化：“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的群体画像

所谓类化，实际上就是对象、事件和人归类的过程。在当代中国社会，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不断深化，利益分化加剧，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认同实质上就是人们身份感和意义感的心理投射，它受人们实践经验和心理感受的影响。人们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博弈，原有的集体归属感已无法消弭当下不断分化的利益冲突，因此社会群体面临更为多元的类化模式。这一点在网络社会语境下，表现得尤为显著。对于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而言，网络技术和社会变迁对社会心态的影响在该群体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并逐渐外化为该群体的特征，进而成为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标志和界限。

通过对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社会行为和社会心态的分析，我们发现该群体具有以下社会特征。

(一)以互联网行业生产环节为核心聚合多个业缘圈层

与其他职业群体相比，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所从事的文化密集型产业，其专业性更强，行业发展迅速，技术迭代频繁，促使他们必须紧跟专业知识更新和技术升级，与同行密切交流行业发展动向和技术发展趋势的需求强烈。因此，他们以业缘为核心聚集于不同圈层，这些圈层往往与互联网行业生产环节相对应，圈层内部的交流往往更具有专业性，更注重实践工具性。

我们往往有自己专门的圈子，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就在群里问一下，会有很多大神来解答。大家平时交流的内容往往也是研发了哪些新技术、新技能，对工作真的很有帮助，比看书实用。(HZYZ02)

我们搞网络的几个人，经常聚一聚，喝喝茶，聊一聊。现在互联网竞争很激烈，大家一起聊聊看看有什么项目可以一起做。单独靠自己，搞不来的。(SHZW0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提出“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他认为即使在最小的国度，其成员也永远不可能认识甚至听说过其他绝大多数成员，但在每个成员的内心都有着关于他们所处共同体的图景。而以业缘形成的圈层更容易筛选出教育程度相当、经历类似以及价值观偏好一致的人，他们聚合在一起，更容易产生共情，形成共有的价值评判、利益追求和行动取向，完成社会认同的类化过程。基于不同的商业定位和运营机制，从事互联网行业不同生产环节工作的群体各自的交流需求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内部呈现出多个圈层聚合的状态。不同圈层之间以互联网行业生产过程作为连接，以推动互联网行业发展为共同目标，他们看似松散，实则休戚与共。

(二)个体认同呈现动态性和碎片化

作为与网络接触最为密切的人群，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同时具有网络身份和现实身份，这两种身份共同形塑了这一群体的个体认同。

网络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肯定是有差别的。网络上是我想展示给别人看的我，角色不同肯定立场不同的。我是做互联网讲师的，我觉得我的工作难度与线下讲师比难度更高，因为要面对更多的学生，所以知识付费我觉得很必要也是值得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让我在网络平台上付费观看视频，我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了。(SYYQ06)

当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所形成的认同不一致时，网络中的多重自我与现实中的唯一自我将会产生巨大冲突，个体认同之前所具有的稳定性和整体性就会被破坏。因此，动态性和碎片化是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个体认同的主要特征。

(三)人机界限日趋模糊，社会认同不确定性风险增加

目前互联网行业中最为前沿的产业是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由“深度学习”引发的人工智能技术，使机器能够完成“类人”任务，实现特定领域内的“人机交流”。这种更深层次的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更会引发社会认知和社会伦理层面的巨大震动。不论是人们对内在性探求的自我认同，还是体现群体共识的社会认同，都将受到巨大影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臻完善和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无限增加，与此同时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无限提高，而人们对于自身的意义感和个人行为的价值感以及社会意义都容易产生怀疑。

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身处最具前沿性的互联网产业，从事着上升空间广阔的职业，经济收益较其他行业更为丰厚，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具活力和创意的群体，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甚至影响着社会变革的进程与方向。但同时这一群体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面临不知前路的迷茫和焦虑，这些都将对这一群体的社会认同产生冲击。

认同：焦虑与信心并存的积极区分

认同，也被称为积极区分。个体之所以会产生认同心理是因为需要通过其所认同的群体来提高自尊水平，通过认同可以促进个体清晰定位自身在群体中的位置，从而增强安全感。一旦个体对某一群体产生认同心理，便会尽力融入该群体以便获得归属感。作为社会认同的第二个阶段，个体对所属群体形成认同的过程同时也是群体凝聚力和社会共识产生的过程。

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反映了个体对其社会身份的主观确认，因此，对个体多维度的社会身份认同进行深入调查，有助于全面呈现个体社会认同的状况。美国社会学家亨廷顿将人们的社会身份/特性分成六类：(1)归属性的，例如年龄、性别、祖先、血缘家族、血统民族属性和人种属性等；(2)文化性的，如民族、部落、从生活方式界定的民族属性、语言、国籍、宗教和文明等；(3)疆域性的，如所在街区、村庄、城镇、省份、国别、地理区域、州和半球等；(4)政治性的，如集团、派别、领导地位、利益集团、运动、事业、党派、意识形态和国家；(5)经济性的，如职务、职业、工作单位、雇主、产业、经济部门、工会和阶级；(6)社会性的，如友人、俱乐部、同事、休闲团体及社会地位等。国内不少学者对于社会认同的研究也沿用了亨廷顿的这一分类。王春光从身份认同、社区认同和乡土认同等角度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状况展开了深度考察。张文宏和雷开春通过文化认同、群体认同、地域认同、职业认同和地位认同探讨了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内在关系结构。根据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的特性，本文将着重从职业认同、地位认同和群体认同这三个维度对该群体的认同状况加以探讨。

(一)职业认同

我们从职业稳定性、收入与福利保障、职业发展前景等相关因素入手，就职业认知和基本生活状态、职业意志和价值观、职业归属感和满意度这三个层面，设计了访谈提纲。

从对职业稳定性的主观感受来看，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对跳槽这件事接受度较高，认为自身掌握专业技术，有从事互联网行业的相关经验，无论在哪里都有用武之地。如果说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单位制的话，那么互联网行业的兴起则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进程，这一点在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他们对于职业稳定的定义不再局限于体制内，经常更换工作单位对他们而言属于正常的职业流动。他们更为看重自身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提升，在他们看来，只要具备核心竞争力，就能够找到工作。

我们做互联网的换工作单位是常事，工作肯定要尽量选择让自己舒服的、待遇又好的。我们是依靠自己的技术，不愁找不到工作，失业一般是不存在的。即使不去公司上班，也可以自己在家接一些小活。(SZCY20)

从职业的收入和福利保障来看，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互联网行业的收入普遍高于其他行业的平均水平，而且在实际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一群体中有不少人在工作之余还拥有兼职的“斜杠收入”。

我对现在的收入还算满意，跟同龄人比起来还算挺多的，当然我们也比较忙一些。我的同事们有的在业余时间也接点别的工作，这也能增加一份收入。看个人的选择吧，我不想那么拼，但是如果有一天需要钱的话，想做一些兼职也很容易，因为现在有专门的中介来做这个事情。(HZWK15)

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与理查德·佛罗里达所提出的创意阶层有着很大程度的重合，他们在就业方面表现得更为多元而灵活，相当一部分人选择非正规就业。互联网行业的开放性使从业者拥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加上在收入方面的满足感使大部分从业者对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

互联网行业是发展趋势，我是很有信心的。中国在这次变革中走在世界前面，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商机，中国企业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发展壮大，在技术和服务上领先。(SYZZ18)

在职业意志和价值观层面，我们主要考察从业者是否有持续从事此职业的意愿。互联网行业技术发展迅速，对从业者知识更新速度有很高要求，因此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普遍面临着知识升级的考验。

现在暂时还能适应当前的工作压力，但是互联网行业更新太快了，刚毕业的小孩儿(新员工)知识新、有冲劲，让我感到很有压力，我们老员工胜在经验多些。(SHJZ13)

除了知识焦虑以外，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中的女性，尤其是“大厂”的女性员工普遍面临生育焦虑，女性从业者一旦面临生育，在怀孕期间就可能被边缘化甚至有被劝退的可能。即便生产后再回归职场也可能面临职位变更、技术脱节、精力不足等困境。

我前年怀孕时就休假在家了，生孩子以后一方面是孩子小需要有人照顾，另一方面回到原来单位发现自己不能像之前一样随时可以加班了，而且工作内容也比之前升级了很多，也觉得自己拖团队后腿，所以就选择了离职。现在孩子大了一些，老人可以帮忙带，我就自己陆续接了一些零散的工作在家做。(SYML16)

这种困境对于女性互联网从业者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除了在“大厂”从事技术工作的女性之外，对于从事网络主播工作的“网红”而言，结婚生子更是一种冒险。

我是2016年开始做主播的，主要是直播唱歌、跳舞等才艺表演，然后收入和公司分成，平均收入每个月3万左右。怀孕其实并不在我这五年的计划之内，因为如果一天不直播，粉丝没看到你，可能还会关心你，但是一旦一周、一个月不直播，粉丝就会忘了你，直播的更新迭代太快了，粉丝关注你的同时可能还关注了20个、30个与你差不多的主播。(BJBQ07)

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对他们的收入总体上是满意的。这一群体大多由中青年构成，他们有活力、有精力，对于互联网行业的工作时间较长、工作压力偏大等问题通常能够接受，但是也正因为他们还比较年轻，所以普遍面临结婚生子等人生大事的安排，这些对于女性从业者而言是比较大的挑战。从职业归属感来看，在访谈过程中不少从业者表示，从事互联网工作可能不会是终生的职业，等到一定阶段后会计划转型，这种想法并不限于女性，男性从业者也有类似考虑。

(二)地位认同

对地位认同的考察，主要是基于对“我的社会经济地位归属于哪一个阶层”的回答，力求反映“个人对其自身在阶层结构所处位置的感知”。

新业态造就了大量新职业，使固有的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收入和生活方式等来看比较符合典型的中产阶层特征。他们大都从事与互联网行业管理或专业知识相关的工作，消费能力较强，文化品味较高，工作时间更具灵活性，如网店店主、互联网培训师、网络运营专员等。从职业来看，他们既区别于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老中产(小企业主、自雇者或个体户)，也区别于传统行业和传统体制的中产，比如朝九晚五的办公室白领等。还有一部分是新型职业的互联网从业者，如公众号写手、网络主播、文化创意从业者、IT创业者等，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借助网络平台，大多属于非正规就业。还有一部分人是以互联网为平台，依靠线下人脉关系进行营销活动，如微商、社区团购团长等。

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与新近兴起的新阶层，如服务阶层、创意阶层等概念有所重合。这为阶层分析这一项经典议题拓展了新的维度。社会学的阶层分析历来都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的。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个层面设置问题，发现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在客观因素层面，如收入、职业等，与自身的地位认同趋于一致，但是在主观因素方面存在整体“向下偏移”的倾向，即个人对自身地位的感知低于实际所处的阶层位置。

我就是个打工的，每天早出晚归挣的都是辛苦钱。年纪大一些不做这个行业了，可能还赚不了现在这么多了。(SHYI5)

我现在除去每个月应酬、孩子教育、基本生活费用以外，也剩不下多少钱，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其实中产阶层什么标准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感觉比我有钱的人应该很多。(SHSZ4)

从月收入来看，上述两位受访者均超出了我们所划定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但是他们在主观认知上却存在“向下偏移”的倾向。之所以产生这种“向下偏移”的地位认同，究其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相对剥夺感。互联网行业的职业归属感不足使很多从业者对自身的阶层地位信心不足。互联网行业对于不少从业者而言，只是一种过渡而已，日后收入状况存在极大不确定性。二是观念固着。长期以来社会上存在的传统的社会阶层划分给人们造成了一种身份固着观念。这种阶层身份壁垒的遗留很大程度上是受父辈社会地位的影响，能够直接作用于个体的心理感知。这一点在访谈中也得到了验证。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中专毕业开始在商场卖货，后来听人说直播带货比较赚钱，我就想试试，结果看到镜头就不敢说话，又去培训学校学了一段时间，现在直播带货已经3年了，也有了自己的生意，但我还是觉得回老家农村比较放松，其实说白了我还是个农民，没多少文化，高雅的东西装不了太久。(BJWB3)

(三)群体认同

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社会认同的类化特征决定了其群体认同实际上指的是对其所在圈层的认同以及该群体内部各圈层之间文化的出圈、破壁和扩散。首先，以圈层内部的文化认同作为核心凝聚力。符号互动论认为，人们之间的交往通过交换象征符号来实现，能够引起价值认同的交往通过交换象征符号来实现，能够引起价值认同的意义也在该互动过程中生成。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大多深谙网络交流之道，能够充分发挥网络优势，与同好者快速汇聚于亚文化圈层之中，有时甚至会形成某种亚文化的垄断。但归根结底，这种小众的圈层亚文化的形成是与经济基础、社会地位、社会环境、教育背景、思想倾向等因素密切相关的，圈层中实际上蕴藏着巨大的结构性力量。

其次，以相对固定的话语体系巩固圈层文化。在圈层形成的过程中，相对固定的话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对圈层成员的行为和心理有凝聚作用。其内部“术语”让“圈外人”很难轻易参与到该圈层的建构之中。特定的语言规则对内保持了圈层行为的同一性，对外增加了圈层文化的神秘感；既有助于保持圈层完整，又巩固了圈层文化的吸引力。

再次，以圈层内部成员的印象管理与身份塑造维系圈层稳定。圈层内部的成员会根据特定规则对自身身份进行构建——知晓更多圈层术语和内幕的人与对其知之甚少的人之间形成了信息的不对称。相对而言，前者拥有信息传播上的优势，因此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身份营建，从而成为“意见领袖”。对自身网络身份的扮演，其实就是人们对自己虚拟身份进行印象管理的结果。这是一种超越现实身份满足个人偏好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网络角色的塑造在满足个体社交需求的同时，也加深了自我对圈层文化的价值认同。从戈夫曼拟剧论的角度来看，圈层成员就是通过不断协调前台——整饬化的自我和后台——自发性的主我来维系圈层的稳定性。

最后，小众圈层文化破壁、扩散，与主流文化融汇。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深度介入消解了传统媒体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对于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而言，分众的市场定位和圈层文化的快速发展，为其内部小众的圈层亚文化发展带来契机。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的圈层文化反映了社会大众文化分化背景下出现的某些小众文化认同上的聚合。这些圈层的边界并非僵化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场域，不断从内向外辐射、从外向内渗透。事实上很多圈层文化早已出圈、破壁，打破了代际、次元之间的隔阂，与主流文化融汇。这些圈层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集权，形成了某种“新差序格局”。

比较：对社会变迁的适应与回应

比较，作为社会认同的重要一环，是指把自己所在的群体与其他群体在权力、声望、社会地位等方面进行比较，这个过程使得类化的意义更为明显。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以“去身份化”的方式来建构自尊水平。在将自己所在群体的权力、地位等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后，如果觉得所在群体不够优越，便会做出两种选择：一是远离该群体；二是寻求达到积极区分的途径，如同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进行比较等，来提升自尊水平。

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从事着当下前景最为广阔的行业，然而，在之前的访谈中我们也发现这一群体承载着很多焦虑，这些焦虑大多来源于对自身更高的预期所形成的“悬浮”心态。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正是在这种悬浮状态中摸索前进。在比较过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将努力获得或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作为面对困境的第一选择。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工作之余往往会有意识地进行自主学习，更新个人的知识储备，以不落伍于群体的发展。“终身学习”理念在这个群体内部并不鲜见，这不仅是他们缓解知识焦虑的一种手段，更是他们应对社会变迁时努力适应的一种策略。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在比较之后选择了远离该群体，正如我们在访谈中发现的，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对于群体的认同在发展前景广阔这一点上是大体一致的，但是他们往往也将其视为“过渡职业”。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所面临的特有的困境和焦虑是其选择转型的重要原因。

一是互联网行业存在的若隐若现的从业年龄限制。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互联网行业对中年人不友好已基本成为共识。这种不友好不仅存在于基层工作岗位，即便在企业的中高层中也同样存在。很多企业在人员招聘的时候直接将年龄作为一项硬性指标。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他们普遍认为年轻人精力更充沛、更有激情、更有创新意识，有足够的沉浸度和时间投入。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接触了一些“大龄”的程序员，他们普遍比较焦虑，因为一旦过了35岁还没有升迁的话，就可能面临被裁员的风险。他们也曾计算过一旦自己被裁员，生活是否会受影响，结果不容乐观。

我今年35岁，在我们这里35岁是个坎儿，如果能升到管理岗的话还好，升不上去就会比较麻烦。就看年底的升职评定了，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被裁员的话，我不至于没有收入，但是无论是找工作还是自己创业都需要一定时间。我现在在杭州落户，日常开销比老家高很多，去年还有了小孩儿，奶粉钱、教育费用等每个月都是不小的开支。想到这些有点透不过气。(HZYS07)

年龄上的隐形歧视在很多行业都存在，但在互联网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大部分互联网企业都在经济发达城市，生活成本相对较高，一旦因为年龄大被裁员，那么从业者及其家庭的生活将受到极大影响。随着互联网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加，年龄歧视将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问题，更可能演变为一个社会问题。

二是女性一线从业者职业生涯有限。大多数职场女性需要兼顾工作和家庭，承担职业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责任。对于互联网行业的女性从业者来说，在面对生育等问题时，通常要么主动辞职以家庭为主，要么在评级等方面遭遇不公平待遇甚至被迫离职。总体而言，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中的女性一线从业者往往由于婚育原因，较早面临职业瓶颈，导致从事该行业的职业生涯较短。

三是行业规范不健全，劳动保障不足。互联网企业的工作同时具备高技术、高收入和高压力的特点，为了赶超竞争对手和满足资本市场的要求，加班是常态化和全员化的，“996”已属常态，“007”也并不鲜见。近年来，各类互联网公司员工猝死、过劳死事件经常见诸媒体。这反映出与互联网产业发展速度相比，互联网行业的规范明显滞后。高收入、高福利暂时掩盖了长时间、高强度工作造成的从业者劳动保障不足的问题。只有健全行业规范，保护劳动者权益，才是保护行业持续、稳定发展的长久之计。

四是互联网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技术支持不足。互联网产业发展迅速，但资源大多集中在少数“大厂”手中。互联网中小企业因其产品的虚拟性高、人员流动性强等特征，融资十分困难。然而，互联网企业不管是依靠流量还是依靠软件开发升级，都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注入才能实现效益转化。在访谈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互联网中小企业主普遍反映，当下运营的最大瓶颈在于资金，确保资金链的完整是保证其生存的首要前提。此外，这些企业往往处于技术链和信息流的末端，由于无力高薪聘请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只能被迫追随“大厂”，利润空间和成长空间都十分有限。

五是网络平台条件严苛，商家弱势明显。互联网营销平台是很多互联网商家主要的营销渠道，尤其是对没有经营实体的商家来说，网络平台更是关系到其生死存亡。

要加盟网络平台就要服从它们的规则，很多活动都是强制性的，如果不参加活动平台就不给推流量，就没有人看你的店。但是参加了平台的活动利润就变得很少，基本只够工人的工资。就是平时，平台的提点也很高，但是也得接受，否则的话可能就没生意了。(SYBW11)

在访谈中我们感受到了经营者的无奈，在问到可否选择其他网络平台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

客人订单多的大平台就是那么几个，小的平台提点少但订单也少，所以只能接受大平台的条款，没有办法。(SHBC20)

在社会认同的比较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所面临的多种焦虑和困境。这些不仅仅是特定群体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问题。面对社会结构的巨变，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不断调适自身去适应这种变迁，以求获得积极区分；另一方面，他们中也有很多人将在比较中重新做出选择。

结论与讨论

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认同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互联网时代经济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的宏观背景下，社会心态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向。在不同的社会认同阶段，这一群体表现出不同的认同特性。

在类化阶段，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表现出文化离散性、身份多元化、人机界限模糊和消费异化等特征，反映了当下原有的社会认同基础被打破，国家、市场、社会三者格局面临重构的社会现实。与前互联网时代相比，互联网时代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微妙和复杂。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需要经济资本大力支持，市场主导下的产业升级带动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基础的变革是社会认同变化的根源所在。形式多样的网络平台和网络应用促使文化认同多元化，人际联结更具动态性和“社会”性。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关系更为密切。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以主导者和引导者的身份，通过政策法规的途径对市场和社会加以规范。

在认同阶段，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在职业、地位和群体认同方面表现出的信心与焦虑并存、主观认同“向下偏移”和圈层文化兴起等态势，体现了当下认同主体的主观意识增强、社会认同动力的多维离散。一方面，精英文化消解，人们的自我意识增强；另一方面，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了人们职业归属感不足。社会变迁带来的相对剥夺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焦虑，这种焦虑并不仅限于某个群体，而是逐渐扩散成一种社会基调。个人主观意识增强与社会情境信息化使主动性、情境性认同占据主导地位。其中情境性认同甚至成为互联网时代社会认同的主要表现形式。情境性认同与对群体归属的需求共同推动了圈层文化的兴起。不同的圈层定位与不同的沉浸机制在构筑圈层壁垒的同时，也形成了凝聚圈层的文化认同并进而发展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动员力量。而这些社会动员力量正是一些网络事件暴发的推手，因此对于圈层文化既要保持理性的态度，又需要进行积极的引导，发挥这种认同力量的正向作用。当前已经有不少积极的小众的圈层文化出圈、破壁，汇入主流文化之中，丰富了主流文化的内涵，备受年轻人的追捧，发挥了引领社会规范的正向作用，成为互联网时代社会文化的风向标。

在比较阶段，互联网中等收入群体所面临的年龄门槛、性别弱势、劳动保障不足以及融资难、受资本密集经济体挤压等问题，反映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凸显的一系列关乎民生的现实矛盾。这些问题存在于社会转型期的诸多行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将导致行业人才流失，进而阻碍行业经济发展。由此带来的社会认同危机将会削弱民众获得感甚至对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

在互联网时代，社会认同“日益超越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的边界，在网络交往中成为无边界限制、流动扩展的真正意义的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是社会秩序的重要文化基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然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日益显现。具体表现为地域发展差距明显，不同阶层、行业以及城乡之间分化严重。这些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潜藏在社会认同的分化与冲突表象之中，在网络催化下被放大甚至激化。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实现社会整合是必要且紧迫的。对社会认同的整合，不是否定个性，拒绝分化，而是在对普遍社会心态、利益诉求准确把握的前提下，积极采取一系列预防性、应对性策略以缓解互联网时代社会认同的分化与冲突，积极引导民众在分化的社会认同之中寻求更多共识，凝心聚力，探索社会认同得以整合、重构的新共识，形成有效的社会认同整合机制，增进全社会福祉，确保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稳定发展。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2期/《江海学刊》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