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移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在重新塑造着社会本体和自我意象。个体化的进程导致了日益孤独的现实，社交媒体虽然能够轻易地建立联系，但并未改变人际关系的疏离。互联网作为情感机器促成了线上集体欢腾和狂欢，但虚拟世界短暂的情绪波动取代持续深层的现实情感联系，势必加剧个体亲密性圈层的塌陷和中介性联系的缺失。自我与社会之间情感纽带的瓦解，是互联网时代一个突出的效应，极大影响到当代个体的自我观念与交往策略。

关键词：互联网/情感机器/自我/社会/中介

作者简介：成伯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2020年，一部名为The Social Dilemma(《社会性困境》，但流行的中文名为《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这种译法颇值得寻味)的纪录片风靡全球，此事或可视为一个转折点——此前，对于互联网之社会效应的看法偏于积极和乐观；此后，则是互联网的负面效应普遍受到关注，对于相关行业的伦理道德也产生了怀疑。这部纪录片邀请了数家重要科技公司的重要(前)成员出镜作证：科技本来是为了实现美好目标，高效快捷地满足正常的需要，但慢慢地就变味儿了，朝着资本支配的逻辑蜕变了——让用户滞留尽量多的时间(engagement)，让尽量多的用户加入(growth)，从他们身上尽量多地赚钱(monetization)。而且借以赚钱的手段，也颇为恶劣，譬如故意利用虚假信息，因为真实信息往往颇为无聊，鲜有人问津，而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是真实信息的数倍。当这种商业模式与技术联袂，当技术手段成为一切问题的答案时，“技术垄断”(technopoly)的反社会和非人化的后果就暴露无遗了。也是在2020年，欧美多国相继发起针对互联网平台巨头的反垄断调查，一场“驯服技术巨头”的斗争拉开了序幕，中国的市场监管机构也对阿里巴巴集团涉嫌垄断进行调查，乃至最近禁止斗鱼、虎牙合并，堪称平台经济领域禁止经营者集中第一案。

而在差不多20年前，即2000年，曾有一本《赛博文化读本》(The Cybercultures Reader)出版，汇集了近五十篇研究论文，其中的基调极为乐观，憧憬着一片崭新的、撤除管制的、自由开放的文化空间，用以刻画这种可能性的语汇是“生成”(becoming)、“发轫”(first steps)、“共同体”(community)、“欢迎”(welcome)、“世界”(the world)、“勇士”(warriors)、“另类”(alternative)、“新时代”(new age)、“修复”(prosthetic)、“无边界”(unbounded)、“宣言”(manifesto)、“愿景”(envisioning)、“共通性”(commonality)、“全球化”(globalization)之类充满希望的字眼。确实，曾几何时，互联网被认为造就了特定的时代精神，即开放、平等、共享、协作以及世界性。所谓开放，不仅指网络的广泛可接近性，也指内在心灵的开放；所谓平等，就是进入互联网者人人平等，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是扁平的，现实生活中的等级和权势差别在此一律转化为网友之间的平等交流；所谓共享，就是信息资源的共享，打破了信息的封闭、垄断或者不对称；所谓协作，就是互联网让多人之间的合作变得简单易行，每个人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传播者，还可能是创造者；所谓世界性，就是超国界和跨文化，互联网真正将世界变为一个地球村。

尤为重要的是，因在建立联系上的迅速便捷和成本低廉，互联网被认为正在改变所谓的社会性(the social)，乃至孕育着新的社会形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于2000年，美国社会学家普特南出版了《独自打保龄球：美国共同体的衰落与复兴》(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指出因建立工作之外的联系的交易成本上升，导致美国社会中共同活动和人际联络减少，也就是社会资本的下降。该书大概触动了当时社会的神经，轰动一时。出路何在？不少人自然转向了互联网。而被誉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及“新文化最敏锐的观察者”的舍基在Here Comes Everybody: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中文译名为《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一书中，不仅赞美了这种可能性，而且不无巧合的是，其中一章的题目，就是“社会性困境的解决之道”(Solving Social Dilemmas)。现在看来，这种观念营销，如同宣称“世界是平的”一样，不是过于乐观，就是选择性关注。

随着越来越多的领域被渗透，互联网越来越深地介入了我们社会生活的进程，重塑着我们的自我观念、权力体系和时空体验。一方面，互联网毕竟首先是一种技术，我们不能期待通过一种技术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种中性的技术工具，犹如双面刃，虽然具有强烈的社会性，但由此建构的却可能是一种未必符合我们期待的社会性。互联网有时还将现实中的问题放大，甚至变本加厉，像瘟疫一样散布反社会的仇恨与怨毒，进而危害社会。尤为不可忽视的是，每一种现实的力量，都希望在互联网上得到表征，进而征用互联网的力量以扩大自己的优势。借用洛芬克(Geert Lovink)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互联网曾经改变了世界，而现在则是世界正在改变互联网”。其结果，就是现实世界的问题，在互联网时代不仅可能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愈演愈烈，同时因穿戴上了先进技术的修辞外衣，可能变得更为正当化了。当然，这件外衣所不能遮盖的“数字鸿沟”，无疑一直加剧着既有的社会不公。

要之，互联网时代，我们依然面临着种种的两难选择，而且有时还将原有的社会性困境尖锐化了。譬如，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原先可能仅是理论性的困境，现在由于技术演化的缘故，日渐变为现实性的难题了。但无论怎样，笼统地谈论互联网的社会效应，并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更不能揭示诸种效应所产生的关键机制。还有，互联网发挥怎样的社会作用，肯定高度相关于其所作用的社会本身的特性。所以，我们必须借由切实的路径，方可探寻互联网的社会效应。当然，这种路径也必是多样的。正如齐美尔所言，“从存在表面的任何一点，都可放下一支探针，直达心灵深处，结果就会发现，生活中一切平庸肤浅之事，都与有关生活意义和生活方式的最终决断紧密相关”。互联网时代给予了我们更多的选择空间，使齐美尔的这一洞见愈显真切。那么，我们从哪一点出发呢？众所周知，互联网最为直接的社会作用之一，就是方便人与人之间快捷地建立联系；而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日趋个体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孤立和孤独之中。那么，互联网的出现是否扭转了这种趋势，让人真正联系了起来，克服个体的社会孤立状态从而纾解了孤独感？下面我们将以这个问题作为探针，来探索互联网的社会效应。

一、孤独与分离式自我

让我们先从现实说起。这似乎是一个日趋孤独的世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确有多种因素容易导致孤独感的产生。首属关系(primary relationship)的解体、日益频繁的移民、家庭规模缩小、社会流动的增强以及新型媒体消费方式，都可视为滋生孤独感的结构性条件。竞争日趋激烈的劳动和工作环境，显然也是孤独感增强的重要原因。社会学家一般所指的社会资本的降低，基本上就是孤独感的社会性成因。当然，也有人认为，导致孤独感的原因之一，恰恰就是个体主义的崛起：虽然每个人都渴望参与到一个共同体，信任他人并共同活动，但这一基本需要在个体化的社会中却得不到满足——因为信奉个体主义，每个人都得去为自己的目标奋斗，结果就是每个人都陷入孤独。

事实上，现代性处境确实导致了分离式自我(disengaged self)的产生，而“分离式自我的理想，就是不仅能够将周遭世界予以客体化(objectifying)，而且也要将自身的情感与爱好、恐惧与冲动予以客体化，从而获得一种距离和镇静以理性地行事”。在后来的《世俗时代》中，泰勒又将这种自我意象称为“缓冲的自我”(buffered self)，并且借用浪漫主义的批判口吻指出，“将我们自身封闭于迷魅世界之外，我们即已隔断了生命与意义的一个伟大源泉，而这个源泉是与生俱来的”。脱离了这种源泉的自我，失去滋养和支持，宛如断线的风筝，孤独而漫无目的地飘向不确定之地。

不仅是外在的社会环境可能诱发孤独感，个体的内在品格和价值取向的改变，也为孤独感的产生准备好了温床。当然，孤独可以是一种深沉且值得回味的生存状态，不少哲人就曾对此予以了颂扬。根据存在主义的观点，孤独是人类存在的本质，每个人都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孤独地度过一生，最终孤独地死去。接受这个事实，妥善处理这个事实，学会以富有尊严的方式来指导自己的人生，此即人类境况。而在当代社会，这种坚韧而超拔的个体或自我观念受到系统的侵蚀。根据里斯曼等人的看法，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变得更为他人导向(other-directed)，即总是不得不将自己的行为适应于人际环境，而这就把个体与他们的内在自我、他们的感受和抱负切断了，于是乎，“孤独的人群”出现了。不难想见，当内在真理被假定存在的时候，孤独的个人，或许因为远离喧哗和尘嚣，反而更能接近内心的真理；但当这种真理不复存在的时候，孤独的个人面对的是空空荡荡的灵魂，体会到的是无边的寂寞和落寞。所以，“品格的销蚀”可谓是孤独感的内在成因。

在“终极现实”(ultimate reality)已然坍塌的当代社会，确有不少人忍受着孤独感的折磨。所谓孤独感，就是个体强烈的空虚感和孤立感。当然，孤独是一种主观体验，一个人如果感觉到是孤独的，那就是孤独的；一个人可能在独处时感到孤独，也可能在人群中感到孤独。一个人感到孤独，是因为想要更多有意义的社会互动，而实际上却缺乏这样的互动。归根结底，孤独感源于向往的状态与现实状态之间的不一致。在孤独的体验与社会关系的缺失之间存在着中介因素，即当事人的参照和解释框架。当然，这种框架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显然，当代的价值取向，降低了个体对于孤单和独处的耐受度，越来越将之体验为消极的情绪，变为一种社会痛苦(social pain)。这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似乎尤为如此，仿佛落单就意味着为人处世上的失败，沦为“孤家寡人”。一本科学地探讨孤独的成因、性质和后果的英文著作《孤独：人性与社会联系的需要》，翻译成中文，书名竟然变成了《孤独是可耻的：你我都需要社会联系》！虽然这可能是受到一首名为“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流行歌曲的影响，也可能只是译者或责编的营销策略，但却透露出了一种价值判断，即孤独是不可接受的，应当受到谴责！这个极端案例或许不能说明什么，但这种选择偏好无疑参与了特定社会氛围的营造。

就具体情况而言，孤独感的成因非常复杂，可能是缺少朋友，可能是慢性抑郁，可能是周边缺乏有意义的社会关系在场，可能是重要的长期关系的丧失。如果根据形成原因进行分类，孤独感大致可以分为：特质性的孤独(个人心理特征导致的，譬如沟通能力欠佳)、情境性的孤独(置身于一个触发孤独的情境之中，譬如身在他乡为异客)或者结构性的孤独(缺乏富有意义的社会网络)。本文所谓的孤独感，主要是指结构性的孤独。在当代社会，结构性的孤独甚至可能成为其他孤独类型的根源，并更为频繁地诱发另外两类孤独。

对于目前的孤独状况，我们可以略引数例来加以说明。英国精神健康基金会(The Mental Health Foundation)发布的《孤独的社会？》(2010年)报告称，约有一半的英国人认为他们生活在更加孤独的社会中，三分之一的人愿意与他们的家人更加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但因工作的原因却迫使他们相距遥远。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体验到孤独，并因此而感到压抑。在伦敦进行的另外一项调查显示，五分之二的受访者感到自己正在逐渐远离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虽然熟人不少，但却没有几个能够建立深厚的关系。孤独在英国成为一个如此突出的社会问题，以至于2018年英国新设了一个职位“孤独大臣”(Minister for Loneliness)来系统应对这个问题。确实，同年进行的一项号称“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孤独调查”显示，孤独不再仅是老年人所面临的常见问题，年轻人的孤独感表现得相当显著。《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一份报告称，通常美国人仅有两名亲密朋友，而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根本没有知心朋友。在日本，随着有关孤独死去的“无缘人”纪录片的播放，以及在该报道基础上编辑而成的《无缘社会》一书的出版，激起了广泛讨论，普遍认为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之上的传统人际关系，在都市化、少子化、个人主义化的冲击下日趋淡化乃至瓦解，独居化和独身化趋势严重，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无缘”。其实，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多年前在法国一次持续数天的热浪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不少孤独老人因缺乏救助而死去，主要原因就是家庭、朋友、熟人、邻居等非正式网络明显不足或完全缺失，而专业体系又不能及时做出应对。

具体到中国社会的情形，根据一位记者的观察，“老式的限制严格、等级分明的数代同堂的家庭以及更为古老的儒家价值传统，已被孤独贫困的老人、无精打采的失地农民、处境艰难的女工和独自努力应对巨大教育压力和家人沉重期望的儿童所取代。难以根除、无法逆转的孤独，加上对未来不可预知的焦虑，可能在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身上成为普遍现象”。这种有选择性的观察，虽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确实抓住了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趋向，即孤独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种常见体验。结合上文所说的孤独感产生的客观社会条件，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显然是朝着催生和诱发孤独感的个体化方向在演变。其中，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效果尤为明显，普遍的独生子女化可能比其他任何要素都更有力地改变了血缘和亲属纽带，而它们本是儒家社会最为根本的团结机制。就内在品格而言，急剧转变中的中国文化缺少崇尚独立个体的精神支撑。所以，孤独感的蔓延或将一发而不可收。

孤独感会导致身心不适，最终可能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而健康一旦出现问题，又往往加剧孤独感——已有诸多的研究证实了这种恶性循环的存在。由此不难理解，陷于孤独之中的个体，都急切地希望逃离这种状态。那么，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出路吗？

二、“加为好友”与“一起孤独”

互联网是否降低了孤独感呢？至少从表面结果来看，互联网使用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目前是充满了争议的。既有无数的研究显示，经常使用互联网与压力、焦虑和成瘾联系在一起，使用互联网者更为孤独，越是使用互联网来建立新关系的人越是孤独，因此社交媒体被视为“邪恶的力量”；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互联网可以帮助人们巩固既有的联系，可以降低孤独感和抑郁感，显著地提升自我价值和社会支持，也就是说，互联网“在人们的生活中具有能使和赋权作用，增强了人们自由和控制的感觉，对于康乐或幸福具有积极的影响”。

迄今为止的量化研究，多是试图确定互联网使用与孤独感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而未揭示互联网使用与孤独感之间的交互影响机制。如果我们深入地考察人们究竟如何使用互联网来克服孤独感，也许可以更为具体地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曾有一篇题为“真正的友谊在消亡吗？”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转载。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由于互联网的发展，譬如“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之类的社交网站，人们一方面感到忽然之间就被朋友们淹没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处理友谊的方式也悄然发生了改变：促膝长谈让位于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亲密的小圈子正被素未谋面的海量联系人所侵蚀。然而，一旦下了线，离开了网络，却又无处话凄凉了，孤独的境况依旧。

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社交网站的勃兴，确实带来了全新的社会联系。但这种联系的性质和品质如何呢？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我们知道，就人际关系的紧密性和深刻性而言，少往往深，少即是多。互联网上的互动则是多对多(many to many)，虽然现在只需在屏幕上轻轻点击一下，即可“加为好友”，但若要培育深厚的友谊，则还需诸多的努力和大量的时间。毫无疑问，在人际沟通中，新技术既可能让人建立起以前无法建立的新联系，但也可能因此而替代直接面对面的人际互动。或许借助于后续的努力，可能将虚拟的友谊变成真实的关系，但显然，贪图互联网之便的人们，经常将本该当面晤谈之事，通过电子媒介来进行沟通。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暂时性的结论，在互联网上“加为好友”一般只会培育出肤浅的关系，难有真正友谊的心照神交。

西方社会向来有重视友谊的传统，视之为共同体的基石，而且在越来越趋于碎片化和个体化的当代社会，更是视友谊为“社会的护卫舰”(鲍曼语)。在中国的传统“五伦”中，亦有朋友之伦，虽则位于末端。孟子有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无论中西，友谊关系作为一种自我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中介环节，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势必凸显出来。因为友谊是一种既能让个体整合进社会结构，又不会让个体丧失自我认同的特殊渠道，同时，友谊关系的成立，又是参与者之间建立平等地位的结果。一般而言，我们倾向于选择社会经济地位相似者作为交友的对象，从而不仅支持了个人的社会认同感，而且确认了其在社会分工和层级体系中的位置和价值。特别重要的是，朋友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个体感，让我们体认到自身的独特性。虽然友谊经常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联结纽带，但作为一种首属关系，大大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紧密黏合，尤其是在弹性和多元认同盛行的当代社会。

特别有趣的是，中文报刊将那篇谈论友谊文章的摘录标题改成了“网络世界将人类友谊推入危机”，大有归咎于“网络世界”之意。这其实有点本末倒置了。原文作者固然提到了网络交往会让友谊肤浅化，但是，互联网本身并非根本原因。社会学家费夫尔曾分析过当代西方社会中“感情的衰落”(degradation of sentiment)问题。在他看来，体验感情需要信念和信任。如果我们不再相信友好，不再相信友谊的可能性，而是认为自己被有求于自己、利用自己的人所奉承和操纵，那么我们也就将这种情感扼杀了。而当代社会的运作模式——“在自由招牌下的所有经济制度的最终基础，就是失业、工作不稳定和隐含着的被解雇的威胁这一结构性暴力”——却处处破坏着信念和信任。于是，公共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着恶意，日常生活中普遍缺乏友爱。其结果，“我们不只是对陌生人粗暴无礼，冷漠无情。失去友爱与我们对‘日常’友谊(不包含性的友谊)贬值的默许正相吻合”。

就社会交往和友谊的培养而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沟通技术的主要优点，是克服了空间距离对于人际关系之社会建构的限制。但是，新技术也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一种可能。我们在利用新技术的时候，还要受到其他的限制。牛津大学进化人类学教授邓巴(Robin Dunbar)指出，亲密关系所需要的情感和心理投资相当之大，而我们所拥有的情感资本却极为有限。在真实世界中，我们每周从有限的社交时间中抽出40%给我们认识的最重要的5个人，而他们只代表我们社交圈子的3%——在可能发生较为亲密的交往人数上，存在着所谓的“邓巴数字”(Dunbar's Number)，即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我们绝大多数人仅能维持150个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如果没有面对面的接触，情感的亲密度则会逐步降低，久之，就会有人从非常亲密的朋友变为疏远的熟人。此外，由于社会经济的流动，有些特别亲密的朋友也可能失去联系。当然，社交网站确实可使原本可能枯萎的友谊保持下去，但倘要一直维持亲密，必须要有直接的互动和情感的交流。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限制就是过多选择的诱惑。新技术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选择，但选择越多就越好了吗？加为好友的人越多，我们就越幸福了吗？未必，甚至可能相反。因为太多的选择，往往使我们落入“选择的暴政”(tyranny of choice)之下。正如施瓦茨在《无从选择》中所揭示的：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众多可能的选择，多样的选择也确实改善了我们生活的质量，不仅让我们感到可以掌控自身的命运，而且有助于我们获得向往之物。但是，选择是件好事并不等于更多的选择会更好。过量的选择往往会让人在决定之前就开始自我怀疑，也会让人设定不切实际的期望，更会让人对失败的决定自怨自艾。长此下去，就会导致决策的迟钝、情绪的焦虑和心理的抑郁。互联网上的关系得来实在太容易了，我们不能期待这种关系会受到特别的珍惜。在关于网络恋情的分析中，学者就发现网络上潜在交往对象的无限可得性，不仅可能破坏现实中既有的情感关系，而且也使线上的关系虽然可能一时热烈，但相形之下还是更少承诺、担当和投入。

关于互联网与孤独问题最为有趣也颇富洞见的观点，体现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技术与自我关系研究的谢里·特克尔教授的新作《一起孤独》(Alone Together)之中。正如该书标题所径直表示的，在赛博空间里我们或已建立了联系，但结果却可能是“一起孤独”！她在书中指出，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利用小巧便捷的设备和技术来跟人建立联系，但我们也前所未有地感到孤独。特克尔详细叙述了技术如何影响到我们对亲密和独处(intimacy and solitude)的感知方式。事实上，在她看来，互联网技术重新划定了亲密和独处之间的边界，甚至模糊了两者的界限。我们可能在互联网上跟人聊了一个晚上，感觉自己拥有了充实的社交生活，但也可能就在一瞬之间，我们突然感到自己还是影只形单。而且，“我们希望从线上的亲密关系中获得同情，但得到的经常是陌生人的冷酷无情”。“持续不断的信息之流，已经让我们找不到独处的瞬间。在独处之中我们并非拒绝这个世界，而是拥有可以思考我们自己思想的空间。”当然，“要体验独处之妙，你必须能够收拾心神自我振作起来，否则你只知道是何等的孤独”，因为“孤独就是失败的独处”。特克尔忧心的是，虚拟的亲密可能使所有其他形式的接触都品质降低，乃至退化变味，甚至以对虚拟技术关系(pseudo-techno relationships)的沉迷来代替持久的情感关系(lasting emotional connections)。“我们正在使用毫无生机的物件来让我们自己相信，即便当我们茕茕孑立的时候，我们也感到和大家在一起；而当我们形影相随的时候，我们让自己置身于一个孤独——不停地使用移动设备——的情境之中。我称之为一场在我们的人类关系中抉择何者最为重要的混乱而完美的风暴。”

三、情感机器与网络狂欢

既然互联网并不能有效地帮助我们克服内在的孤独感，那么，何以我们还蜂拥而上，趋之若鹜，甚至有人还沉溺其中难以自拔？显然，互联网除了可让我们以更少的时间和成本与更多的人进行沟通交流之外，还有其他的诱惑力。事实上，如今的互联网能比正常的自然生活提供更多的刺激。连上互联网，我们的生活突然之间变成了持续不断的信息链接，各种让人兴奋的事情——可以是匪夷所思的故事，可以是诙谐有趣的话语，可以是勾魂摄魄的艳遇，可以是紧张刺激的游戏，可以是酣畅淋漓的宣泄，可以是令人捧腹的视频，可以是刚刚结识的好友，不一而足——源源而来，而且所有这些都似乎在触手可及、安全可控的范围之内！相较于互联网上令人肾上腺素不断上涌的情形，现实的日常生活单调乏味得可怜。近十多年来，网络成瘾现象受到了广泛关注。其实，这一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除了现实中的个体深感孤独而难觅生活乐趣之外，网络世界给予的满足虽是借助于虚拟的手段来实现的，但在情感体验效应上却是真实的，并产生了足够的诱惑力将上瘾者一再拖入自己的世界，让其不能自拔。总之，“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情感机器。组成互联网的各种内容，有的让人激动，有的提供休闲，是情绪欢快，心情放松，有的鼓动人心，有的使人感到舒适和安全。……它的信息传播功能退到了幕后，让位于‘为交际而交际’，即通过交际在情感上寻找共鸣。……晚现代的网络传播媒体不仅是信息机器，还是带有巨大情感力量的叙事机器”。

当然，尽管成瘾者不少——一般认为互联网使用者中6%—8%的人可能产生依赖症，另据一份报告显示，青少年中竟高达五分之一的人有网络依赖——但我们却不能根据他们来给互联网“定性”，因为任何可能带来积极酬赏的事情都有可能让人上瘾。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现今的互联网确已变为一种众声喧哗的广场。倘要概括当前互联网上的行为逻辑，我们也许可以借用巴赫金的“狂欢”概念。网民们线下和线上的生活，颇类似于巴赫金笔下的“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互联网就是一个狂欢的广场，线下的孤独者纷纷涌入了狂欢的人群，暂时摆脱了“严肃的、阴郁的东西”，直接寻找“戏谑的、欢乐的东西”。互联网上的话语形式也如同广场狂欢一样，发生了改变，像脏话、咒骂之类言语中原先被归入“非官方”现象的方面得到了放大，“明显地践踏公认的言语交往准则，故意破坏言语规矩如礼节、礼貌、客套、谦恭、尊卑之别等。因此所有这样的因素，如果它们达到了足够的数量，而且是故意为之的话，就会对整个语境、对整个言语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们将言语转移到另一个层次，把整个言语置于各种言语规范的对立面。因此这样的言语便摆脱了规则与等级以及一般语言的种种清规戒律，而变成一种仿佛是特殊的语言，一种针对官方语言的黑话。与此相应，这样的言语还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不拘形迹地进行交往的群体，一个在言语方面坦诚直率、无拘无束的群体。实际上，广场上的人群，尤其是节日、集市、狂欢节上的人群，就是这样的人群”。

互联网上的人群，无疑也“就是这样的人群”，在寻求着“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为了逃避日常生活的单调无聊，他们期待着戏剧化的事件的发生；如果没有，他们会自己创造出来。他们创造出了各式各样的网络流行语，赋予这些词语迥异于其本身含义的意涵，而这些网络词汇虽不乏其新意，但基本上都是漂浮的碎片。我们知道，语言不只是社会心态的表达和时代体验的表象，更是存在之乡，“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或有趣或无聊的网络流行语，承载着现实世界中怎样的处身情态、心态和生态？事实上，当代社会心情郁结者日渐增多，主要的原因还是让人无所适从的结构性变迁和难以承受的个人责任扩大。伴随着网络式结构扩展，原先的责任共同体(community of responsibility)趋于瓦解，每个人都要将他们的努力、成功和失败理解为个人性的事情，诉诸更大的整体己不复可能。如此，个人需要承担悖论性的“不由自主的责任”(the compulsion to responsibility)，其结果就是随着更大的责任要求，不满情绪日趋增长。而互联网是一个安全的宣泄不满的场所，也是一场无休止的狂欢。现实中越是孤独的人，越是热衷于互联网上的狂欢，越是渴望彻底融入“集体欢腾”之中。

依传统眼光来看，狂欢的人群最多只是一个“表演会式的共同体”，缺乏守望相助的共同体精神。那么，狂欢的人们终究要回到他们的现实生活，在那里他们仍旧孤立，依然孤独？这种狂欢，难道仅仅只是片刻的欢愉、短暂的逸出？或是虚拟世界的昙花一现？不尽然。“词语崩解处，一个‘存在’出现。”从狂欢的眼光来看，“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也是没有终结的……世界是敞开着的，是自由的；一切都在前头，而且永远只在前头”。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在这种集体欢腾中，社会生活另外的可能或许会敞露出来。“在历史上有一些时期，在某种强大的集体震荡之下，社会互动变得非常频繁与活跃。人们相互探访，比以往更多地会集起来。由此普遍产生的欢呼雀跃的场面，正是革命时代或创造时代的特征。……变化不是点滴细微的，人们已经判然不同。”

只是不同于既往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在我们这个“创造时代”，社会互动的形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相互探访的方式迥异往昔，交往的范围无远弗届。不惟如此，互动或交往的主体形象也发生了裂变。当然，在文化保守主义者或精英主义者看来，互联网上的狂欢行为当属“在线集体主义”(online collectivism)。或者说，互联网上发生的基本上属于集群行为，易为情感冲动和偏见所左右。确实，互联网上的赛博空间，称不上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遵循理性原则、认真磋商的公共空间。思想碎片的冲撞和闪光虽间或有之，但更多的是匿名的情绪宣泄，而情感的共鸣确又来自现实中相似结构性条件下的共同感受。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互联网不过是现实社会的延伸，还是确实塑造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存在？我们或许需要以另外的眼光来看。

四、中介化还是无中介？

其实，对于互联网的社会效应之所以会有不同的评价——或认为一个新的大同世界跃然眼前，或认为人类又坠入了一种新的异化状态——关键就在如何看待电脑中介的沟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与面对面的沟通(face to face，FTF)之间的差别。

在很长时间内，正如曾经珍视共同体(community)超过大众社会(mass society)一样，论者大都对CMC心怀戒备，所关注的都是其所导致的非人化方面。但实际上，CMC有时并不比有血有肉的FTF互动更加缺乏效率，譬如在电子邮件中，虽然没有了FTF沟通可以凭借的多种非语言性线索和姿态，但仍可使用加强语气、突出强调、参照指示之类的符号学策略。更何况，现在的技术完全可能充分地传递情感氛围，营造出更为强烈的双方在场感。其实，这种立场的背后，潜藏着一种“面对面谬误”(the FTF fallacy)，即面对面是黄金标准，所有CMC的创新、情境和手段，都必须以这种标准来衡量，越是接近就越好。显然，在这种观点之下，CMC本身的效力往往得不到正确看待。更深一层地看，对于CMC的质疑，同长期以来对于中介化的沟通(即借助中介或媒介的沟通)的不信任，是一脉相承的。究其极致，就是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媒介即是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其实，任何沟通都不可能是完全直接的，即便“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也需要借助于目光的交流。当然，中介或媒介的喧宾夺主，也并非没有可能，沟通者甚至可能淹没在中介里而导致迷失。譬如，总是挂在网上，会使注意力分散，于是，缜密沉潜的思想，越来越让位于即时的轻率反应。“一切都是分心，一切都是浅尝辄止，一切都是草草了事；人没有闲暇，没有品味，没有深思。”如此，社会心理学家所谓的“群体思维”(groupthink)和“蜂房思维”(hive mind)，几成互联网上的常态。

但互联网时代的核心问题，似乎并不在中介化，而在“无中介”。所谓“无中介”，就是个人与群体的直接贯通，自我与社会的短路式对接。互联网中的自我，是虚拟的、复调的、多面的、溶解在赛博空间之中。或许存在着诸多的链接指示着某些线索，但试图捕捉住那个核心自我时，一切又都散开了，无法从中打捞或整理出一个完整而自洽的我。没有了固定和坚硬内核的自我，更易分割，适宜于互联网生的碎片化生存。每个人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失去了根基和中心，但众人相互之间扭结成一团，一个变动不居的云团。互联网上的个体是一个串接起来的长链，无数的长链纠缠在一起，交叉重叠，这也就是互联网上社会群体的样态。互联网上的社会秩序不可能根据预先拟定的剧本上演，而是大量的信息交叉、动态更新之后涌现出来的产物，是大量的转发、跟帖、回复、评论、再评论，是参与者的数量达到一定临界点之后的一种效应。

所以，这种无中介性，又恰恰是通过强有力的中介得以实现。在其中，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之间的明确分界不复存在。事实上，人类有史以来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生活在规模较小、联系紧密的共同体之中。我们的祖先，终其一生认识一群固定的人，在狭小的交往圈子里生活着，通过抽象的价值和规范以及有限的社会关系，跟外部更大的“想象的共同体”产生着关联。而现在，互联网一下子将整个世界呈现在每个人面前，但同时也让我们迷失在超现实信息的拟像世界的不确定性漩涡中。原先我们通过少而紧的社会纽带获得安全感和确定感，但现在互联网上的关系往往浅表化、短暂化和工具化。面对这种处境，我们需要不断调适，习惯多而松的关系，并在设计理念和技术上寻找更为合乎人性的社会性建构。既然我们并不能享受和承受“人人朋友，事事分享”(Friend Everyone，Share Everything)的社会网络，转向“动态性群体，选择性分享”(Group Dynamically，Share Selectively)的社会圈子，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建议。有时，新技术的最重要作用，恐怕不过是满足我们的旧需求而已：将我们的朋友圈子交融起来，重建一种人们都彼此认识的电子乡村共同体。

当然，怀旧或乡愁绝非这种新社会性的主要特征。在这种新的社会性中，个人可以直接参与到指数增长所造成的社会魔术之中，而整体社会在一定的瞬间也可能实现与个体的无中介对接。对于这种新的社会性，我们需要超越原有的乌托邦(utopian)和敌托邦(dystopian)的对立思维，接受让人爱恨交加的矛盾现象(ambivalences)。我们可以不断地流动、变化，但是我们所经历的每处痕迹又有案可查。我们被淹没在大数据之中，但只要巧妙挖掘，我们就可在大数据之中发现潜藏的社会行为模式，甚至找到每个人的足迹。又比如，正是因为互联网极大地降低了群体建构的门槛，人与人之间可以超越传统的界限而基于自我选择的理由联结起来，一起分享与合作，从而使社会的自组织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但互联网也可能创造出一个“相似性自恋”(narcissism of similarity)的世界，即社会交往降为在意识形态、种族、性别或其他旨趣上相似的人之间的互动，分隔为各种圈子和派系，导致“网络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其中的关键，就是所谓的回音室(echo chambers)效应：持有相同或类似观点的人，抱团取暖，相互强化，而回避对立的或不同的观点。这种倾向，跟现今全球化时代的“部落化”倾向颇为相似。再比如，互联网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超乎寻常的创建群体的能力，而且由此形成的网络化组织，都以更好的沟通工具和弹性的社会结构见长。但是，这种群体形成方式，未必可以造就原本意义上的共同体，未必可以孕育共同体精神，因为互联网是以在线的弱关系甚或技术本身取代了强关系，其中鲜有利害攸关的社会内容。还有，我们或许逃出了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铁笼，但却可能坠入文化产业的电子之笼。尤其是在算法社会(The Algorithmic Society)逻辑的操纵之下，人为建构的所谓共同体，本身就是一种商品(community as commodity)。

虽然我们都是这个赛博世界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但要认识这种新社会性，必须重塑我们的感受力和想象力。有一点可能需要特别指出，这就是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往一般认为，互联网建构出来的虚拟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模拟和延伸，但如今，随着新媒体的盛行，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逆转，即现实世界必须借助于虚拟世界方可为人所理解，甚至由此方能彰显自身的存在和价值。如果借用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说法，那么，现在的情形则是“存在就是被上网”。虚拟世界里承载和流通的信息，构成了我们理解现实世界的意识背景，我们理解现实世界的认知模式越来越是由互联网来塑造的。互联网上的信息，有时固然如实反映了现实世界，但即便如此，特定信息能否在互联网上呈现并得到关注，涉及复杂的选择机制。在这个眼球经济或者注意力竞争空前剧烈的时代，为了从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必须使用标新立异的策略，要有耸人听闻的内容。于是，虚拟世界里的信息所勾画的世界，往往倾向于异常而突兀的方面。长此以往，一种变形和扭曲的哈哈镜效应就会出现。然而，漫无边际而斑驳陆离的网络虚拟世界，犹如一个巨大的云团，笼罩在现实世界之上并渗透其中。这个虚拟世界甚至成了现实世界的“意义索引”之源，是我们生活、工作、游戏、交往和思考时必须联上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需与“云”共舞，也要保持清醒的现实感(sense of reality)。

其中特别需要保持的一种现实感，就是对于互联网的最大特性的警醒，也就是组织力量。当舍基歌颂互联网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的时候，显然忽视了一点，即互联网并非是在真空中发展，而是可能跟其他力量勾结起来，甚至为其他力量所俘获。当下我们尤应关注的是实体组织利用互联网的这种组织力量来加强自身的优势，以及互联网组织建立之后利用技术优势而谋求垄断，最终是两种趋向的合一。目前最为直接的例证，就是互联网平台逐渐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了实体产业领域，利用自身强大的连接能力，掌握了信息流、资金流和货物流，从而在资本量级上一举超越传统实业巨头。免费的逻辑和共享的理念，往往掩盖了互联网平台的再中心化，导致平台权力悄然崛起。于是，看似透明的网络世界，实则可能变成了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 society)，即隐藏的算法控制了资本和信息的流向。

互联网平台不仅在悄然无声而又彻底地改造着社会本体，同时也在形塑着个体的自我。正如纪录片《社会性困境》(The Social Dilemma)中的一句话所概括的，“如果你不为产品付费，那你就是产品”(If you're not paying for the product，then you are the product)。作为互联网的用户，我们都越来越是互联网的产品，而且是互联网这架情感机器的产品！在互联网这个平台上，零散的个人纯属乌合之众，跟组织起来的力量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凡是有组织有目标有系统激励的互联网行为，肯定胜过散乱的自发行为。组织就是力量，在互联网中尤为突出。而互联网本身的最大优势，恰恰就在降低了组织成本。现在，平台就是最大的组织，是能将所有孤独的个体吸入其中的黑洞。当然，操纵的背后是利益的驱动。孤立的个体不仅便于操纵，而且渴望被操纵，并乐于为这种操纵买单。当今盛行的形形色色的饭圈，即是明证。

对于个体来说，原先将自身与社会连接起来的纽带逐渐松动乃至瓦解，这种亲密性圈层的塌陷和中介性联系的缺失，使每个人都直对着整个世界。互联网既促成也加剧了这种处境的形成。换言之，个体化的进程如果没有互联网的吸引和诱惑，恐怕不会呈现出如此的形态。但虚拟世界的情绪体验，往往短暂而无常。沉溺于这种体验，会让我们忽视乃至荒废现实世界中持久深层的情感联系。这让我们享受着莫大的自由的同时，也导致个体的漂泊无根。不难预见的是，当个体觉得数据化的世界“不再迷人”(disenchantment)的时候，也就可能轻易从虚拟的社会网中滑落。

停留还是离开，或将是互联网时代的大哉问？但离开互联网的个人，情归何处，还能找回失落的社会吗？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2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