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青年的“快手”世界：城乡关系的个体叙事与情感表达

孙黎 马中红

《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11期

摘要:对立统一的城乡关系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文化表征内容，它们不仅仅局限于政府话语和公共叙事话语。随着短视频和小镇青年的彼此激活，处于流动中的小镇青年通过积极的影像实践，正以生活化、娱乐化的个体叙事方式参与城市和乡村关系的话语建构，也丰富诠释了新型城镇化话语的内涵。本文运用目的性抽样法、内容分析法研究“快手”中小镇青年发布的城乡主题短视频(N=304)，发现相关短视频主要以乡村场景为背景，以乡村人物为主角，多数依赖于社交美化叙事和戏剧性叙事，集中表达了偏向正面的乡村情感和正负鲜明对立的城市情感，构建起对立为主的城乡关系。这源于处于结构夹缝中的小镇青年在短视频中的自我降格，在虚拟空间中展演“近乡土”的身份，从而试图对抗他们因主体被遮蔽而产生的“存在性焦虑”。

关键词:小镇青年;短视频;城乡关系;个体叙事;存在性焦虑

长期以来，城市传播、乡村传播一直附着明显的隔离主义的城乡观[1]。立足并服务于“城市中心主义”的大众媒介又经常将城乡关系主观地单一化为城乡差异，从而导致乡村传播抑或城市传播自始至终呈现出或隐或显的城市视角。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对立统一的城乡关系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文化表征内容[2]，尤其当城镇化的核心从“土地”转向“人”之后，为哪些人服务，给予这些人怎样的需求与满足就成为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小镇青年”作为被“新型城镇化”高度卷入的“那些”人，在诸多社会关系构成中迅速成为当代城乡关系考察的重要入口。与此同时，在媒介技术迅速发展、新型媒体平台崛起的前置条件下，短视频异军突起，并且很快与小镇青年联结，甚至彼此激活，创造出了丰富的媒介内容。“过去一年，2.3亿小镇青年在快手上发布了超过28亿条短视频”[3]。小镇青年在以“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世界里，正积极地以过往从未出现过的方法重构着城市和乡村的关系。

城乡关系是一个永恒的学术命题，已有的文献资料显示，在政府叙事话语、公共叙事话语的框架下展开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但是代表着多元观念和情感取向的个体叙事话语层面却鲜有研究涉及。为了弥补研究视角的缺憾，本研究选择关注“快手短视频平台”(以下简称“快手”)中小镇青年的影像实践，考察“众生喧哗”的个体叙事话语建构下的城乡关系。

一、小镇青年内涵的流变与影像的积极表达

官方、公共、个体三重叙事话语的交织使小镇青年逐渐被诠释为一股特殊而重要的力量。一方面，他们被要求为各种审美堕落和快餐文化背锅，另一方面，又因为惊人的消费爆发力和流量价值洼地而被追捧，这使小镇青年的概念界定很难统一。大部分研究者“顾名思义”，以小镇青年的生活地和年龄段为界定标准，即出生于县级市/县城、乡镇、乡村的18~35周岁青年[4];也有一些尝试从文化、审美等角度概括，认为小镇青年偏好轻松的文化内容和朴实的审美气质[5];有学者从消费领域界定，认为小镇青年是处在消费成长期和收入成长期的普通新生代消费者[6]。

小镇青年之所以被标签化为一类人群，主要表现在他们与城市青年、乡村青年的本质差异，他们处于不上不下的结构夹缝中。城乡二元结构的强大张力遮蔽了作为主体的小镇，小镇总是处于被建构中，或是以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城镇”方式出场，或是以审美、消费等话语体系中的“乡镇”“村镇”方式出场。事实上，小镇青年很难成为一个边界清晰的群体，他们既可能向上流动依附城市，也可能退而就近乡村。那些身处其间获得的直接或间接体验与想象混合，一起推动小镇青年的文化实践进入到城乡拼接的独特场域[7]。换言之，小镇青年作为一种文化标签的价值意义远高于其作为地域和年龄标签的价值意义。因此，本研究认为当下的小镇青年不一定有着标准化的地域或者年龄的限制，但是可能因为相同的城乡流动路径和心路历程，产生了相似的价值偏好和情感认同，并习惯将之投射于互联网。

快手短视频的出现正好契合了小镇青年的媒介需求。影像技术的下放，如伴身的移动终端、11秒的初级时长、模板式的剪辑和丰富可选的滤镜、配乐、字幕等等，使大众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言说方式，体现出一种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影像赋权”特质[8]，实现了福柯所言的“在一种中心化的观察系统中，身体、个人和事物的可见性是他们最经常关注的原则”[9]，大量的“隐身的旁观者”因此而被激活，积极地投身到影像内容的生产中。

二、城乡议题的媒介呈现与个体日常情境的营造

无论是报纸、电视，还是电影，总是通过叙事的方式传达城乡关系的象征意义。一直以来，城市精英主义的单向度叙事使得城乡关系的呈现日趋片面化。城乡差异被固化表现为乡村在城市面前的弱势，这导致同质化的表达效果[10];城乡冲突中制度冲突、利益冲突的呈现远远多于城乡文化冲突[11];城乡的极端式对比造成城乡冲突被一味地放大[12]。一个完整的城乡关系的叙事结构，不可能只包含自上而下的官方叙事，或者以媒体为代表的公共叙事。随着个体叙事的作用日益凸显，如有研究者认为个体叙事是公共叙事的补充[13]，也有研究者认为个体叙事的参与能够拓展话语空间[14]，因此，自下而上的个体叙事需要纳入到城乡关系全面审视的叙事结构中。

社交媒介扮演了鼓励个体发声的角色，社交媒介传播又是以个体话语为媒介的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15]，它所创造的生活化、日常化的交流情境也被认为是对精英话语的消解。因此，对城乡关系的全面考察不能忽视“城乡日常生活”这个场域[16]，尤其需要进入到参与性媒介(如短视频)营造的个体日常情境中真实地把握微观的个体叙事话语。

快手世界里的小镇青年在日常生活的影像呈现中主动嵌入了城乡关系的建构，并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等一整套互动机制促成其进入社会化的传播，实现了与“他者”视域下“被动改造”的不同路径与话语模式[17]。基于此，本研究将近距离考察小镇青年的快手世界，着重研究以下几个问题:小镇青年在快手短视频中构建了什么样的城乡关系?个体叙事和情感表达在其中如何参与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关系建构?小镇青年在快手短视频中建构的城乡关系反映了怎样的身份探求和文化隐喻?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截至2019年6月，抖音、快手分别占据中国短视频APP市场流量和下载的第一、第二[18]。相比抖音，快手的用户画像与本研究定义的小镇青年有着较高的重合度[19]。因此，将研究圈定于快手。

本研究选择内容分析法考察小镇青年关于城乡关系的个体叙事和情感表达。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式，分别于2019年6月19、20日以及7月30、31日共4次在快手平台上以“农村城市”“乡村城市”“城乡”等作为关键词进行短视频样本采集，共获得340个样本，发布时间段界于2018—2019年。将明显不属于我国的小镇青年用户(如国外用户、老年用户、未成年用户、一线大城市用户等)发布的样本，与城乡关系个体叙事无关的样本(如一条名为“全国没有乡村的城市”的深圳介绍短视频)以及重复发布的样本剔除后，共得到有效样本304个，平均播放量为23万+，平均获赞数为5819。其中，下沉用户(粉丝数量小于50万)占比最高，达86.8%，而头部账号(粉丝数量大于等于50万)只有11.4%，这符合快手短视频少量头部用户和大量下沉用户的基本分布。

综合网络影像叙事研究中较为常见的维度—叙事元素、叙事视角、叙事内容、叙事情节、叙事模式等[20][21]，本研究以清晰可辨为原则，确定个体叙事相关的叙事元素、叙事类型、叙事主题三类，以及与主旨相关的情感表达、城乡关系两类，共计五类研究编码。具体编码类目如下:

1.叙事元素

吴世文指出短视频的叙事元素主要由人物、场景、音乐等构成[22]，由于人物和场景直接指涉城乡，且容易辨认，因此本研究选取人物和场景进行编码。

人物:考察短视频叙事的人物形象，分别为乡村人物形象/城市人物形象/乡村人物形象和城市人物形象/无人物/不确定。

场景:考察短视频叙事的场景，分别为乡村/城市/乡村和城市/不确定。

2.叙事类型

依据马晓虎对用户生产的短视频叙事类型的分类[23]，区分为:纪实性叙事，指的是主要运用单镜头、采用同期声反映出强烈的纪实感;社交美化叙事，往往会采用音乐/音效、滤镜、流行语等美化包装内容，旨在刺激互动，实现分享交流;戏剧性叙事，是指注重情节性奇观的叙事方式;以及其他。

3.叙事主题

根据快手大数据研究院的《2018年度内容报告》对短视频主题的分类，将城乡关系的叙事主题区分为生活/表演/情感/交通/景色/居住/美食/工作/游戏/消费/知识/观念/段子/萌宠/其他。

4.情感表达

借鉴罗茜等对城市和乡村的情感分类[24]，将城市情感表达分为:认同，对城市、乡村的正面认知而产生的情感;积极感，对自我的鼓励和对城市、乡村未来发展的信心;向往感，对城市、乡村产生的羡慕、追求等感受;隔膜感，无法融入城市、乡村的感受;无力感，因无法改变自我、家庭在城市、乡村中的发展现状而产生的感受;鄙夷感，对城市、乡村产生轻视、抵触等方面的负面感受;以及无法清晰辨认的情感统一为不确定。

5.城乡关系

将短视频呈现的城乡关系区分为:城乡对立关系，包括表达城乡差异、城乡冲突等类似内容;城乡统一关系，包括表达城乡平等、城乡融合、城乡协同发展等方面的内容;以及不确定。在正式编码之前，对两个编码员进行培训，统一编码标准。

随机抽取了20个视频样本，双人编码后进行信度检测，Cohen’sKappa系数计算结果为0.87，单个变量的编码一致性在0.75(城市情感表达)和0.90(叙事类型)之间。

四、城乡关系呈现:个体叙事、情感表达的差异

1.城乡关系

在快手短视频中，用户通过个体叙事和情感表达参与了城乡关系的建构。频率分析显示绝大部分(65.1%)的视频呈现了对立的城乡关系，而32.9%的视频则反映了统一的城乡观念(见表1)。这延续了曾一果对城乡关系媒介叙事的考察结果[25]，与大众媒介相似，社交媒介上也更为积极地呈现对立的城乡关系。我们推测这可能源于:一、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言，“媒体的故事和图像提供了象征、神话和资源等，它们参与形成某种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多数人所共享的文化”[26]，大众媒介中的城乡形象和城乡关系参与形塑了小镇青年的城乡文化认同;二、差异、冲突等较为剧烈的叙事框架更具有话题性，且城乡对比并置的画面可以极大强化短视频的震惊效果，因而城乡多元复杂的关系极容易被约化为对立关系。

与此同时，城乡的统一关系(32.9%)也并未被遮蔽，小镇青年以影像实践的方式呼应着官方叙事话语、公共叙事话语中强调“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虽然微观表达、碎片对话还未凝结成一股强大的协商力量，但确实有助于近距离考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层推进和把握城乡一体观念的个体诠释。

2.叙事人物与城乡关系

通过城乡关系和叙事人物的交叉分析显示(见表2)，首先，无论是表达对立还是统一的城乡关系，小镇青年更倾向于以乡村人物的视角进行叙事(乡村人物形象占比52.3%，远高于3.6%的城市人物形象)，这意味着大部分小镇青年在城乡关系建构中主动选择身份降格，将自我投射于乡村人物身上;其次，还有27.6%的乡村人物和城市人物同时作为主角参与叙事，一种城乡互动对话的方式正在慢慢建立，且共同叙事更多地表达城乡的对立关系，这与姬广绪认为快手使得城乡文化并存下城乡边界消解的观点相斥[27]。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小镇青年在短视频中降格出场的形象大多伴着碎花衣、小脚裤、麻花辫、锅盖头等元素，形象的负面呈现多数与“粗鲁”“不讲卫生”“低素质”“观念陈旧”等挂钩。这种刻画带着典型的城市中心主义的视角，虽然小镇青年借用既往审美文化产品中类型化、程式化的“抽象农民”是出于鲜明化立场和身份的目的，但同时却又强化了他们相对于“文明”“优雅”“高素质”的“城里人”的他者形象。[28]

3.叙事场景与城乡关系

从表3可以得知，第一，乡村(62.5%)占据着叙事场景的绝对多数，与叙事人物更集中于乡村人物形象的发现相呼应，这客观上提升了短视频赋予乡村文化可见性的能力[29];第二，城市场景在反映城乡对立关系(9.9%)和统一关系(8.2%)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这表明城市场景可能是一种较为中性的场域，由高楼、车流、商厦、公园等组成的城市场景并没有实质参与到城乡关系的建构中;第三，乡村(40.5%)、乡村和城市(7.6%)并置的叙事场景更为集中地构建城乡对立关系，一方面，乡村场景中丰富的细节资源被征用，如样本#22在着力表达农村娃、城市娃衣着审美差异的同时，乡村场景中的灶台、柴火、煤球等又参与了农村娃不怕脏、不怕累、勤劳动的隐性叙事;另一方面，熟人、邻里、家庭关系嵌入下的乡村场景展现了更丰富的叙事空间，如样本#106在短短40秒间便呈现邻里矛盾、婆媳矛盾、妯娌矛盾、夫妻矛盾交织的复杂叙事，但是类似视频往往只是蜻蜓点水地停留在浅层叙事上，并未引导受众思考作为根源性的城乡矛盾。

4.叙事类型与城乡关系

社交美化叙事是短视频主要的叙事类型，占54.6%，戏剧性叙事和纪实性叙事分别为27.0%和14.1%(见表4)。这与快手短视频在技术层面提供各种美化工具以及注意力导向有关。相对而言，纪实性叙事(5.9%)、略偏向于统一的城乡观念，但社交美化叙事(29.9%)戏剧性叙事(23.7%)则更偏向构建对立的城乡关系。纪实性叙事最能体现出小镇青年短视频的“准现实”的特点(相比新闻媒介的内容)[30]，而社交美化叙事或戏剧性叙事则与娱乐化策略合谋，进而达到引流量、博关注、成网红等目的。视频#121中一位进城的打工者情境演绎了自己到处求职到处碰壁的悲惨遭遇，发出了城市之大却无容身之地的痛苦哀号，他故意将原因导向非城市身份带来的歧视，这瞬间引发了众多小镇青年的不平、力挺和安慰，该打工者迅速积累了人气，持续地日常操演深化城乡矛盾的身份。然而创作者发布的其他视频中隐藏着该打工者是残障人士的细节，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所遭受的歧视可能还来源于身体本身。

5.叙事主题与城乡关系

短视频的叙事主题较为分散(见表5)，主要集中在生活、表演、情感、居住、段子、景色这几类。其中，生活主题居于首位(27.0%)，基本印证了《2018年快手内容报告》中生活类内容最为突出的调研结果，也与生活化的个体叙事话语特征相适应。绝大部分的生活类叙事呈现对立的城乡关系，个体日常的微观角度跳出了既往公共视角单一化再现制度、利益等冲突的束缚，拓展了对立城乡关系的表达空间。

表达夫妻、婆媳、妯娌等关系的情感主题占比14.8%，多数运用类似“相同面貌的女人交换命运”等离奇框架、类似“穷媳妇和富媳妇”等对比框架展开具体的情感问题，情感主题叙事在对立关系建构中尤其吸引眼球(占比13.5%)。

段子诙谐、幽默的风格消解了城乡关系议题的严肃性，再加上流行语的模因效应，创造了丰富的参与可能。最初，快手用户编了各种段子吐槽城市，如“城里卖啥啥都贵，买棵白菜六块三哪，肚子疼想上厕所，还朝我要五毛钱哪，城里没有农村好，整天憋得我心烦哪，下楼出门买个菜，还让小偷钱掏干，城市套路深哪，我要回农村哪......”而后，随着“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逐渐成为流行语出现在不同的叙事文本中，意义也从最初的行为表达转向情感表达。高热度又引来了用户的纷纷改写，“城市套路深，农村路更滑”等对立话语进一步推进城乡关系的内容生产走向多元化。

相对较为特殊的是，并不常见的居住主题被多次用于表达城乡差异的弥合，小镇青年们打出“乡村婚房不比城市差!”等标语，在场体验乡村自建房在空间、面积、自由度、舒适性等方面的优越性。然而，视频又同时展现了这样的奇观，不论自建房外部属于哪种风格，内部清一色摆放各种欧式家具。究其原因，这种选择性的呈现说明小镇青年可能在长期的媒介规训中产生了欧式最能体现城市的认知偏差。

6.情感表达与城乡关系

如表6所示，小镇青年通过短视频表达了高度正面的乡村情感，即由认同感、积极感、向往感构成的正面情感(68.0%)大大超过了由隔膜感、无力感、鄙夷感构成的负面情感(23.5%)。认同感(46.3%)和积极感(13.2%)是最为典型的情感，这与小镇青年更多地以乡村人形象、乡村场景呈现城乡关系的分析结果相映衬，虽然小镇青年处于城市青年和乡村青年的结构性夹缝中，但是他们从情感上更亲近乡村，更积极地认同乡村。

更具体地看，城乡对立关系的建构中更集中地表达认同感(29.6%)、无力感(9.9%)、鄙夷感(8.9%)等乡村情感。其中，面对乡村现状和困境的无力感直接影响了小镇青年解决问题的方式。多数视频“想象性他救”的色彩浓烈，现实的无奈牢牢地束缚着个体，如视频#139中乡村媳妇与婆婆、城市妯娌因经济地位的悬殊而产生了紧张关系，乡村媳妇最终依靠拆迁脱贫缓和关系;再如视频#185中被婆婆欺压的乡村媳妇是通过与相貌一致的城市媳妇进行身份互换而逃离困境的。此外，对乡村持有的认同感(16.4%)、积极感(6.6%)作为城乡统一关系表达中主要的情感支撑，暗示着负面情绪基本处于城乡统一关系的对立面。

不同于乡村情感表达的高度一致性，小镇青年表达的城市情感较为复杂(见表7)。整体而言，首先，负面情感(42.1%)略高于正面情感(40.4%)，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度。其次，认同感(29.9%)和鄙夷感(28.3%)、隔膜感(10.9%)和向往感(9.5%)构成力量均等的对立情感。再次，交叉分析结果表明城乡对立关系的呈现较多地依赖于鄙夷感(23.7%)、隔膜感(10.2%)等负面的城市情感表达。视频中，城市的吵闹、污染和城市人的虚伪、不接地气最受诟病。最后，认同感(16.8%)较突出地构建了统一的城乡关系。

综合表6、7，在城乡对立关系的建构上体现出正面的乡村情感和负面的城市情感共存的现状，这说明城乡对立关系主要是基于褒乡村贬城市的主要立场，而在城乡统一关系的呈现上，较多依赖于正面的城市情感和负面的乡村情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正面的、积极的城乡情感有助于建立统一的城乡观念。

五、作为“对抗存在性焦虑的情感嫁接”的“近乡土”身份

不管是“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处于结构夹缝中的小镇青年似乎一直与频繁流动相伴。表面上是小镇青年自主选择的结果，实际上是主体被遮蔽的小镇青年不得不通过城乡流动以探寻其身份。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认为流动社会中个体身份追寻“是一场抑制和减缓流动、将流体加以固化、赋予无形的东西以有形的持续性的斗争”[31]，这预示流动中的小镇青年的身份追寻将是一场艰难的自我认同之旅。西美尔曾指出“较低的社会阶层总是向着较高的社会阶层看齐”[32]，因此当小镇青年以“向上看”的方式流动进入到城市，可能短时间内在吃、穿、住、行等生活方式方面趋近于城市青年，然而“过度城市化以及中国特色的户籍藩篱与社会排斥所形成的‘大都市化陷阱’使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33];当小镇青年选择逃离大城市回到充满着最初记忆的故乡，由于某些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无法被破除，使得小镇青年所在的乡土现实与乡土理想产生冲突，他们无法再找到自己的准确位置。

小镇青年在双重边缘的社会实践下，持续的疏离感、漂泊感和孤立感造成了自我认同的危机。吉登斯指出这与本体性安全和本体性焦虑有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的连续性、行动的社会和物质环境的恒常性方面表现出的信心与本体性安全有关，如果对于人和物的存在(being)产生信任危机，就会产生本体性焦虑这一现代性的后果[34]。换言之，降低本体性焦虑的方法是在个体对不同情境的适应、接纳和回应中增加对人和物的可靠性感受，从而形成基本的信任感。小镇青年一直生活在流动的环境中，一是个体缺乏连续的、一致性的感受，城市体验、故土记忆总是混杂着交织在一起，他们共同形塑着个体的心理和情感，二是变化环境中的风险容易让小镇青年产生负面的情绪，三是小镇青年对自我认同的障碍影响导致自我关注热情的缺乏，种种影响都将小镇青年的信任感排除在个体的情感之外，当然，也就构成了他们各自不一的存在性焦虑。

而快手短视频一整套的注意力指标—播放量、点赞数、评论数、转发数和算法推荐、热门推荐等技术的加持，使用户在快手中获得的可见性和认同感远远超乎想象，也吸引了处于城乡流动中的小镇青年选择将相似的价值偏好和情感认同投射到快手上。虽然，快手中生活化、娱乐化的个体叙事消减了城乡关系探讨的深度，却拓宽了全民表达的广度，也赋予了生活琐碎、与众狂欢以意义。而新型城镇化作为政治话语的实质是一组行动的代码[35]，官方叙事话语公共叙事话语中的城乡关系主要为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而服务，并非指向新型城镇化的内涵阐释。小镇青年的个体叙事话语直接参与新型城镇化的话语建构，相关短视频逐渐成为官方叙事话语和公共叙事话以外另一个“力”的中心，对观者产生诱导[36]，使观者根据自我的想象和经验对呈现的城乡关系进行审视，再通过沟通机制介入到新型城镇化话语的意义诠释中。围绕采集到的视频样本，我们进一步挖掘了新型城镇化的话语内涵，发现该话语被小镇青年丰富地延展，广泛应用到创业、交通等叙事内容中，并以机会、未来和理想等诠释弥补了官方、公共叙事话语中的缺失。

短视频创造的安全、稳定的媒介空间消除了现实生活中城乡双重边缘化带来的摇摆不定，小镇青年有意识地将身份调适作为生存策略，把现实城乡夹缝中模糊不定的身份暂时性地调适为虚拟空间中的“近乡土”身份，从而降低存在性焦虑对小镇青年带来的主体性追问。具体来说，第一，“近乡土”的身份指的是在社会结构和身份建构的共同作用下，小镇青年在短视频的表达中更加偏向用乡土青年身份替代主体性丧失的小镇青年身份，这既是小镇青年在城市融入受挫后被迫而为的自我安慰，也是为了获得更广泛的认同主动而为的自我展演。当然“近乡土”身份区别于纯粹的乡土身份，它本质上是一种身份的扮演，而小镇青年本身丰富的流动经验也随之带来了越加深刻的城乡文化双重印记。第二，偏向乡村的表达并未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异，反而强化了差异。正如霍尔所言，对立、差异影响下的排除其他是因为“被卷入到一种意义经济中”[37]，没有对立就没有意义。在一整套娱乐导向的互动逻辑影响下，小镇青年在短视频中反映对立的城乡关系是一种策略性的意义操演。第三，叙事人物中乡村人形象的出现率远高于城市人形象，叙事场景中乡村场景也是远多于城市场景，这说明更多的小镇青年选择自我降格，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乡村人、乡村环境中，作为他们言说城乡关系的根本出发点。第四，社交美化叙事和戏剧叙事被大量运用到对立城乡关系的表达中，而纪实性的叙事更多地被运用到统一呈现关系的表达中，这意味着短视频呈现的城乡统一关系更接近“准现实”，而对立关系的艺术化、戏剧化处理背后反映了强化、凸显乡土身份以获得关注的真实目的。第五，城乡情感的表达带有明显褒乡村的倾向，特别是在呈现对立的城乡关系时尤为突出。

综上，小镇青年在快手里如此活跃地进行着个体言说，是因为快手这样的移动媒介，已经不仅仅是连接距离的沟通工具，“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个‘流动的’和‘去地域化’的全球文化中，给我们提供了家的安全感和位置感”[38]。在这样的环境中，小镇青年通过“近乡土”身份的展演收获的受众认同使他们获得了虚拟空间里的本体性安全。但是，这种本体性安全是否能够真正对抗现实空间中的存在性焦虑，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和拷问。

孙黎: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生，浙江传媒学院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讲师

马中红: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wy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