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公共性思想谱系中，其所内含的共有性、共享性、共同性等基本价值似乎拥有与生俱来的稀缺性，使它成为社会发展的追逐目标，然而，算法社会使公共性骤然步入“过剩之地”。正如卡斯特所言，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数据流动带来的公共性扩张，使一切通透可见。数据算法导致公共空间私人化和私人空间公共化的互嵌甚至重合。借助数据这面透镜，社会似乎变得透明，个体不再神秘隐晦。一方面，个体日常生活过程被数据化再现，由数据而形成的持续可见状态使社会化凝视自动发挥作用，数据身体开始校准现实身体，从数据身体到电子符码，人们沿着算法所规定的方式不断地证明“我是我”。另一方面，数字孪生使一个由巨大的个人信息流浇筑的“超级全景监狱”成形，每个人在监视目光的压力下，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充盈着数据的公共空间距离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笔下的“理想的公共行动空间”越来越远，变成了一个只有赤裸同类的展示空间，私人性的消亡和公共性的过剩初现端倪。

关键词：流动的公共性/数据身体/数据透镜/透明社会/公共性过剩

作者简介：刘威，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东北振兴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徐明琨，吉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21世纪以来，信息主义不断渗透整个社会，即以追求数据存储规模和流动速度为取向，强调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以及信息处理更高层次的复杂度。在各个领域，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与更新迭代同时发生，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国家等数字化发展新形态不断涌现。大数据的海量处理能力与数据的自由流动正在不断重塑个体的社会存在方式。数字化生存从科幻走向现实，数字化技术在公共领域的实践应用成为治理领域的重要课题。网络也不再是一个看不见的虚拟空间，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实体，网络空间的公共性意义直接映射到社会空间中，甚至在一些时候，数据开始校准现实。

在社会的全面数据化过程中，个体数据的商业价值和公共属性不断凸显，数据链条在社会空间不断延伸，以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渐趋重合。数据的公共性价值将个体生活视为数据收集的基础来源，而数据挖掘与数据还原的过程完全逾越了个体的私人领域。得益于数据算法的发展，公共性渗透到整个社会，一个“透明社会”几乎成为现实，但公共性扩张带来的透明公开将会带来社会秩序重构和治理逻辑转型吗?它是否挤压个体个性，带来私人生活领域的变革?

一、公共性的思想谱系：从一元、多元到流动

在西方学术史脉络中，对公共领域及其性质的探讨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公共性的理论资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借助古希腊城邦社会的政治理论与民主实践来阐释“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这一古典命题，揭示了公共政治生活和人的本性之间的内在联系。然而，公共性的概念内涵并非一成不变，伴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人们对公共性内涵、公共领域边界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公共性作为一个内涵复杂且表现形态多样的概念范畴，其存在依赖于“公共世界借以呈现自身的无数视点和方面的同时在场”。从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到今天的大数据时代，公共性思想时起时落，却连绵不断，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升级要求我们必须在新的语境中对公共性概念做出新的解释。

在公共领域的相关研究中，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被认为是颇具代表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阿伦特的古典公共性理论从哲学角度来阐释政治现象的公共性本质。阿伦特从古雅典城邦生活出发，提出了社会三分理论，即人拥有三种最基本的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劳动是人作为自然人生存的需要，工作是人作为社会人生存的需要，二者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而行动更注重精神方面的需要，属于公共领域的范畴。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就是一个行动的空间，以自由为根本前提，以言语、劝服而非暴力为基本手段，表现为公共场合对话的公开性，强调公民个人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参与。在阿伦特眼中，公共性通过劝说的方式来实现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一致行动，而私人领域则通过暴力和命令的方式，由此阿伦特阐释了公共领域的古典形态及其基本规定性。

阿伦特认为，政治领域直接产生于公共行动，即“言行的共享”，行动不仅与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公共部分紧密相关，而且还建构了公共领域。在阿伦特的理论视界中，公共性和政治行动是紧密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公共性就是政治性，而政治性的核心就是公共性。公共领域的作用旨在通过“现象空间”使人们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行动和言语是主要的展示方式。人类的美德和高尚品质是维护公共性的必要条件，只有保持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张力，才能确保公共生活领域的政治公共性不被以消费主义为代表的世俗的经济市场所侵蚀。阿伦特对古典公共性的分析体现出其对公共领域的独特思考，对后续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但阿伦特将古希腊直接民主的城邦政治作为“理想的公共空间”，事实上脱离了现代社会的运作模式。也忽视了劳动、工作和技术在公共领域的意义及其权力关系，因此无法有效回应现代社会公共领域存在的种种悖论。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从历史变迁的视角来研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功能及转型问题。他认为，公共领域的主体是发挥评判功能的公众。根据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分为古典公共领域、代表型公共领域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古典公共领域指的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代表型公共领域则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随着现代国家的产生和商业贸易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开始形成。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对，公共性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天然属性，私人性是公共性的伴生物，只要公共领域没有异化，就具有公共性。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进行了界定：“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解的一个领域”，由此哈贝马斯建构了一个更符合社会属性和公共生活特征的公共领域概念。他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最早表现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的模糊，即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随着商业化的发展和消费主义的蔓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国家与社会一体化背景下面临结构转型，公共领域的结构性框架趋于瓦解，公共性逐渐衰弱。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从公共性的角度来阐释“社会想象”与共同体概念。泰勒发现在现代科技社会中，由于传播媒介的作用，公共性呈现出非物质化趋向，且对话不在同一空间也可以进行，从而发掘出“多元公共性”这一新特质。他认为，现代社会存在着多元的公共领域，借助于各类传播媒介，即使人们不在同一物质空间中，也能实现政治同一性。因此泰勒将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描述为一个以传媒为纽带、打破时空限制的公共空间，身处其中的公众不再必须面对面交谈汇聚，而是通过大众媒介整合与联结的“想象的舆论共同体”。泰勒的“多元公共性”理论突破了哈贝马斯一元公共领域的局限，在网络信息技术高歌猛进的社会情境中，其适用性不断凸显。

正如卡斯特所言，“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网络空间中的公私关系已然成为一种流动的过程，不再是静止的稳定结构。胡泳审视着网络社会喧嚣躁动的个体行动和公众表达，冷静犀利地指出，共有媒体正在重构公私边界，新的信息流动空间的出现，使我们正在经历着两个平行的转型过程：公共空间的私人化和私人空间的公共化。在信息科技推波助澜之下，两个过程彼此渗透、互相混溶，已经改变了隐蔽与暴露的边界，人们的生活体验已经被改写，公共权威正在进入过去被认为是纯粹私人的领域，个人的自我理解与内在意义都被迫重写。

从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再到算法社会，公共性的概念内涵不断变化。哈贝马斯继承并发展了阿伦特的古典公共性理论，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公共性分析建立在工业社会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之下，明确区分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范畴。二者将公共领域视为理性的、民主的、公众积极参与的行动空间，即“理想的公共空间”。注重个人的美德和思想品质对公共领域建构的意义。阿伦特的公共性研究是一种朴素的理想分析。忽略了现代社会的实践形式，但为后续的公共性研究奠定了基础。阿伦特和哈贝马斯都认为随着社会的变迁，特别是消费主义等思潮的出现会使公共性遭受冲击，公共领域的结构也会随之转型。

无论不同思想家书写的公共性内涵如何变迁，无论不同时空背景下公共领域的实践形式怎样变化，公共性所内含的基本价值都是社会努力寻求和渴望实现的稀缺资源，诸如共有性(非私人性)、共享性(非排他性)、参与性(非给予性)和共同性(非差异性)等价值属性都是始终如一的永恒追求。换言之，正是公共性价值所富有的与生俱来的稀缺性，使它成为社会发展的追逐目标。随着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提升，尤其是网络社会的崛起，上述公共性价值在信息技术驱动下日益凸显，成为社会运行的主流特征。

在网络社会中，整个社会的支配逻辑及其空间形式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流动”成为支配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深层力量，流动空间则是这一支配过程与功能的物质形式。过去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进行严格划分的公共性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网络空间中的公私边界问题。现代社会的公私关系表现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流动性过程，即公共空间私人化和私人空间公共化的双向互构甚至深度嵌入。互联网展现出了公共性与私密性交叠的特征。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交相辉映，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与人类日常生活的自主实践交织互嵌，使公共领域的情况愈发复杂。

时至今日，随着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算法社会已经来临。在数据的加速流动和全面联通中，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深度交互，个体生存的幻维交换已经成真。如此这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它对个体生活体验和社会治理过程将会产生哪些影响?正如卡斯特所言，技术就是社会，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借由数据的高速流动，公共性过度延伸，个体的私人领域被公共性所穿透，个体逐渐丧失了对自身主体性的控制权。在社会层面，公共性价值似乎不再稀缺，提前步入过剩的阶段。

二、全面数据化与数据公共性的扩张

信息技术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生活全面数据化。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个人数据的公共性与社会性价值也在不断强化，不仅成为数据治理的基础，也成为互联网商业化体系的驱动力。在数据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到达前所未有高度的今天，数据集成、整合、共享正在影响着社会空间的建构，重新塑造着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边界。数据的挖掘、还原和全面覆盖已经把个体血肉之躯“截取”描画为数据身体，将社会现实直接“映射”到虚拟空间，数据公共性在现实与虚拟的交互过程中不断延伸。

随着计算机性能的换代升级，特别是云端数据存储量和算力的大幅提升，数据的处理能力与传输速度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量数据穿梭于公域与私域之间，将社会要素牢牢捆绑在一起。在数据传播过程中，诸如消费习惯、行动轨迹、交往内容、情感经历等过去被视为纯粹个人的私事被算法规则绑定，直接展示在公共空间，成为众人关心热议的问题，甚至成为“暴露”的公共议题。从摩尔定律的“指数发展曲线”到库兹韦尔定律所说的“技术的力量正以指数级的速度扩张”，“倍数”已经难以描绘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除了计算机专家们，我们越来越难以追赶上信息技术背后的算法更新速度，数据的采集和使用正在成为一个巨大“黑箱”，让民众更加难以察觉，使个体在算法面前丧失了主动权。

奥哈拉和沙德博尔特认为，“泛在计算技术”(Ubiquitous computing technology)或“泛在技术”(Ubiquitous-technology)是改变隐私内涵、让隐私终结的技术本质。我们生活中使用的任何电子设备都有可能成为数据收集的隐形载体，但泛在性不止体现在数据收集的电子设备上，同样体现在个体被收集的数据种类上。个体活动所产生的所有数据被收集，“除了早已设计好的数据收集之外，更多的是无意中留下的各种数据，只要使用了网络或智能设备，我们的一举一动便已经被记录，并可能永久存储于云端”。虽然某个用户的个别数据不会被单独分析，但个体数据是算法优化与群体分析的基础。正是借助于大量的个体数据，算法所获取的知识才能越来越完善。

随着数据权力的扩张和应用场景的普及，数据合法采集、存储和应用的反面是对个体信息的监视、记录与滥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将“全景敞视主义”定义为：“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当数字技术全面渗透社会空间，社会场域内的所有个体都陷入了“全景敞视”的可能情境。

算法技术的逻辑起点是人和物的全面数字化并最大限度地获取个人数据，大数据时代带来了个人身体与社会整体的数据化。在信息技术的助推下，对个体数据的采集与分析正在成为轻而易举之事。同时借助于算法的技术性表达形式，数字化在数据挖掘和数据还原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数字化转型的历史出场与人类社会的伦理纲常彼此勾连，当个体数据具有了公共性意义，个体日常生活的过程则成为媒介取之不竭的素材(数据)来源。时至今日，随着数据分析与认知计算等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关于世界运行和人类活动的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巨量、多维的数据逐渐积淀为反映人与世界真实面貌和实践过程的原始素材，算法可能比我们更加了解我们自身和整个世界。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数据量的增加，算法对人类世界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将越来越深。

当算法应用于商业场景与社会治理领域时，数据就成为一种生产要素与治理资源。数据规模决定了技术的上限，服务提供者或公共管理者为了获取更多的数据，进而全面地“了解”服务对象或治理对象，必须加快数据的流转速度，不断挖掘过去属于私人领域的信息。个体日常生活的亲密过程在不同数据系统联结过程中被数据化再现，导致个体亲密的和私人的生活领域被逾越窥探，个人的自我理解与内在意义都被迫重写。正如格鲁丁所言，我们正在失去对自身行为的后果的控制。

随着信息技术的升级更新，特别是大数据算法的应用，信息技术不仅可以完成对个体身体的数据化构建，数字孪生技术也可以将整个社会的物理空间复刻到虚拟空间中，改变了过去对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范畴划分。借助于数据这一面透镜，社会似乎变得透明化了，个体不再神秘隐晦，但对于个体来说，透明意味着私人领域的“开放”。总的来说，如果社会治理将透明视作一味万能药，那么信息技术与种种新倾向“共谋”将走向“数据黑箱”和“算法霸权”，而不是走向后现代文化的去中心化的多元“小叙事”。上述“公共性”的延伸、扩张甚至过剩不仅会影响到正常社会秩序，甚至可能重构社会关系。

三、作为治理手段的数据身体：公共性从凝视到监视

在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中，心灵被赋予了自由的意志，代表着理性、稳定性和真理，而身体则意指着感性、不确定性和虚幻。最早赋予身体重要地位的是尼采，尼采以身体为准绳建构起人与世界的关系，身体开始进入历史与哲学的话语中。谱系学既用身体的目光看待历史，也从历史的角度去解读身体。福柯建立了有关身体的“权力技术学”和“政治经济学”。他以身体作为透视权力关系运作的支点。在对惩罚的谱系学研究中，福柯发现，惩罚的对象总是身体，身体相应地刻写了惩罚的痕迹。福柯关注的正是这种“身体政治”(body politic)，即将惩罚技术置于身体政治的历史中。

数据身体，是个体被数据化(测量和指标化)的身体、行为和生活内容。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为了有效解决人员流动的安全性评估问题，健康码应运而生。健康码或数据身体的迅速推广得益于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本能。个体的身体正在以一种“二维码”的形式展现，即通过数据创造了身体。数据身体的背后是信息技术与算法的深度融合，数据既是桥梁，也是展现形式。算法通过个体在空间、时间和人际关系三层维度的动态过程分析，确定个体在数据层面的健康状态。数字技术打着集体主义的旗号不断渗透到个体的生活中，“高效”成为所有数字技术的代名词，传统的治理手段已经无法回应大众日益加速的需求增长，我们日益频繁地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替身来进行互动。数据身体如同马克·波斯特语境中的“机械身体”，即权力随时会施加于个体的身体。政府借助信息化技术、数字化平台和智能移动终端，把数字治理覆盖、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各种群体。但实际上，数据平台呈现的治理对象、治理内容和治理结果都只是可以被数据化的部分，这导致了治理的简化和偏狭，一些治理对象、治理内容和结果都被排除在治理过程之外。

第一，数据身体的出现使个体健康具有了社会化、可视化的意义，将过去局限在医学领域的凝视演变为社会性的凝视。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将凝视定义为医学知识武装起来的眼睛的观看。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为讨论凝视提供了关键性的空间意象，即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福柯不仅注意到中间有监视所有人的监视塔这一空间设置，还特别强调囚犯由于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被监视而渐渐习惯了自我监视。经过福柯重新解读的圆形监狱，其基底正是萨特所描述的被无形的他人凝视的处境，它预示着一个监视社会。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进一步将“凝视”阐释为一种更加突出的形式——监视，使被监视者服从监视者的所有纪律。英国学者约翰·厄里(John Urry)和乔纳斯·拉森(Jonas Larsen)在《游客的凝视》一书中把凝视描述为一种“话语决断”(discursive determinations)，是社会建构而成的观看或“审视方式”。“健康政治”恰恰展现了凝视是如何由在身体之上的医学话语被建构成一种“科学”权力的过程。虚拟社区之父霍华德·莱恩格尔德(Howard Rheingold)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觉察到了现代网络发展对个体生存方式的影响，即个体逐渐把自己的身份简化并编码为显示屏的文字，同时对他人身份进行解码并打开他人身份的文件包。在凝视从医学走向社会的过程中，身体既是凝视的中介，也是凝视的客体。正是凝视的社会化将个体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纳入了凝视的内容。

第二，个体作为数据的生产者，反过来被自己所生产的数据牢牢捆绑和圈限。动态的数据生产与数据收集“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由数据而形成的持续可见状态使社会化凝视自动发挥作用。一方面数据身体已经开始校准现实身体，另一方面个人对数据的依赖逐步提高。在治理过程中，依据健康码来限制个体行动。借助于对个体数据的全面收集，精准图绘个体形象，从偏好到习惯，从工作到生活，后台的算法汇聚、整合、沉淀从个体收集的数据，对个体的数据身体进行精准图绘。随着身体的消失，痕迹将会见证会面。可以说，没有信息就没有会面。个体的行动、健康等方面的证据依靠数据身体来证明，而不是个体本身，数字空间对于主体性的压迫便从此开启，随着数据的集成、叠加，它不断深化、加固，并无可逆转。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从纸质证件到电子证件，再到数据身体，人们沿着技术所规定的方式不断地证明“我是我”。

数据身体与个人档案电子化(电子身份)的根本区别在于，个人档案电子化是静态的，信息收集方式是显而易见的，信息收集内容是事先限定的，但数据身体则是动态的，随着个体日常生活的行为变化而变化，数据收集方式是隐秘、实时的，数据收集内容是不断拓展的。

针对健康码这一数据身体的突出表现形式而言，“码上加码”的内容拓展已屡见不鲜。数据身体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的客体性的客观展示，个体存在被以健康码的方式转变为数据身体，甚至数据身体成为持码者的主体身份合法性的唯一确认。但个体存在与数据身体是否具有同一性呢?以健康码为例，健康码的颜色变化是否真的反映出个体存在的健康风险?归根到底，数据指标及其赋值代替了真实的身体，然而，个体的实际状态才是判断健康与否的客观标准，而不是数据。数据化建构的基础在于客体的可数据化，一方面取决于客体可数据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算法的运用逻辑。在数字化发展的今天，社会痕迹已经被抽象化为数字形式，同时数据的生成和在场也是隐匿的。

四、作为治理场景的数字孪生：公共性的虚实相生

在《拟像与仿真》中，鲍德里亚认为由拟像建构起来的“超真实”在现实情境中将被数字化生成的图像所代替。鲍德里亚拒绝柏拉图式的将拟像当作一种应被“真实”克服的幻象来理解。他认为拟像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现实世界的存在方式，正是数字化在今天的社会表征。“数字地球”作为数字孪生理念的实践先驱，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数字时代地理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突破，其整体性的、导向性的战略思想不仅是技术发展的结晶，更代表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为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作为信息化的虚拟地球模型，“数字地球”通过坐标化的方式使得地理信息得以重新整理，并在数字空间形成虚拟映射。

数字孪生(Digital Twin)，或译作数字映射、数字分身，即在信息化平台上，创造一个数字版的“虚拟克隆体”。是实体对象的动态仿真，本体的实时状态以及本体所处的外界环境都会复现在“孪生体”上。5G技术使人类真正进入万物互联时代，人类的连接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5G技术的支持下，“云”与“端”建立起更紧密的连接，更多的数据将被采集并汇合到一起，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构建一个更强大的数据孪生体——数字孪生城市。阿里的“城市大脑”“数字平行世界”、科大讯飞的“讯飞超脑”都是数字孪生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典型实践。

数字孪生体与物理实体之间只是“相像”，而非“相等”，数字孪生关系也不限于“双”，即“一对一”，还有“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等虚实映射对应关系。数字孪生体的反馈源主要依赖于各类传感器，在理想状态下，数字孪生体可以通过各类传感器的反馈信息进行自我学习。为了能够实时地在虚拟空间中呈现物理实体的真实状况，可以将多个同批量的物理实体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并将数据反馈到同一个信息化平台，数字孪生技术将根据海量的信息反馈，进行迅速的深度学习和精确模拟。

第一，数字孪生既是治理平台，更是治理场景，从某种程度上，人从治理主体沦为治理对象。数字孪生的“核心处理器”依靠数据完成整个输入与输出的过程，将治理过程转换为数据处理过程，依靠“城市大脑”进行数据处理，实现“人机互动”，将城市真实存在复刻到虚拟空间中。借助于“城市大脑”的超级运算能力，政府将治理过程简化为计算机的传导过程，追求社会治理的可视化，将数据重新整合成为三维或四维图景，在虚拟空间中进行仿真的治理实验，即拟仿实践甚至直接摆弄现实。当复刻现实的虚拟空间成为社会治理的场景时，数字孪生体所处的位置便成为物理实体自我身份赖以形成的条件。将数字孪生技术应用于治理领域，透过虚拟空间的孪生模型会实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效、简洁的治理模式，同时将形成一种可视化的数字平台，即一种平台型的数据治理模式，个体活动也将被治理平台监控规制。

第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特别是智慧城市的建设，地方政府依赖互联网企业的数据计算能力，进而形成政府的“被动监管俘获”。当监管者在自身某项能力不足时，不得不将部分资源或权力让渡于被监管者，由此形成的状态被称为“被动监管俘获”。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企业的精算式“杀熟”建立在其对于用户信息的垄断上，而一旦政府与企业广泛结盟，算法权利将被深度计算，没有人能在这一治理体系中获得自身主体性。卡斯特曾对“流动空间”的含义进行说明，他认为“流动空间乃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流动性既是网络空间的展现形式，也是网络空间的运作逻辑。数字治理是为了破除“治理黑箱”，实现一种共享过程与透明治理。但由于政府只能获得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无法知晓后台算法的运作逻辑和统计规则，并且政府监管远远滞后于数字企业的运营发展速度，因此数字孪生技术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数据黑箱”或“治理黑箱”。

政府与社会的治理互动往往不是“面对面”的，而是通过各类治理中介，即社会治理的“代理机制”，一是社会组织，二是数字媒介。相较于社会组织而言，以数字媒介作为治理中介，缩短了纵向的治理路径，延伸了横向的治理内容，使更多的治理对象和治理内容纳入治理过程之中。但数字技术的应用面临着内生伦理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根源于大数据的生产属性和技术特性，是大数据衍生的全新伦理议题。虚拟空间的孪生图景强调对社会现实的可视化复刻，技术的提供者是互联网企业。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数据是资源，算法则是加密方式，而密钥则牢牢掌握在互联网企业手中。平台治理将平台作为关键性的治理中枢，政府和社会依靠治理平台进行互动，治理效率得到有效提升，但政府是否存在逐渐消失于民众视野的风险?治理合法性的基础在于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在平台治理下，公众对政府的认同逐渐被公众对各种智能移动终端的依赖所取代。而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对公众的私人空间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当我们的活动轨迹和行为举止被直接映射在数字孪生体上时，个体变得透明了。在某种程度上，在数字孪生的虚拟空间中，公共性已经成为“共识”。

五、数据透镜：公共性过剩的“透明社会”

随着网络悄无声息地扩张，数据算法不断将具体而零碎的、来源于多个领域的个人数据链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关于个体偏好、习惯、生活方式等的数据个体。在大数据时代，监视渗透于整个生活之中，它早就超越了早期“人盯人”的活动，超越了视觉上的直接监视，而转向了数据层面的全方位监视，我们可以形象地将其称为“数据透镜”。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能够同时进行监视与宣传的邪恶的“电幕装置”，可以被看作当代互联网的一个隐喻。监视的效果可能是“社会关怀”，也可能是“社会控制”。监视既能促成社会利益的达成，也可能导致社会危机的出现。监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似乎已深深地渗透到整个社会之中，导致个体好像随时都在监视着他人，通过监视的方式确保个体与社会处于稳定状态。

监视行为作为国家和私人部门监控人们的系统性和常规性方式，与现代国家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相连。政治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全景监狱”，意指“所有的地方都能被看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全景监狱”是18世纪启蒙时代的一个典型产品，是转向理性的社会中广泛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其原则是通过经验观察来进行科学测度与控制，而不是使用野蛮暴力。学校、工厂、军队以及国家官僚机构都渗透着全景监狱式的原则。数据库是一种后现代话语，否认并取消了公共与私人的区分。随着电脑数据库的扩容，一种新的话语或实践便在社会场景中运作，社会俨然成为一个超级全景监狱，重新塑造了主体的建构。

凯文·哈格蒂(Kevin Haggerty)和理查德·埃里克森(Richard Erison)将当代的监视与块茎植物的生长方式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提出了“块茎监视”的概念，块茎植物的生长过程是在地下水平扩展其结构，块茎极具活力，不断长出新的根茎。“块茎监视”源于跨越多种技术和实践的多重联系，个人的习惯、偏好以及生活方式等日常生活的信息痕迹被一些组织机构采集并重新集合，从而利用这些信息形成关于个体的全面认识。这种监视方式早已深深地嵌入了人们的社会行为，以致人们在预期(或害怕)自己不断地被监视之时，也逐渐开始监控自我，个体并不知晓自己何时能够真正地自由行动。互联网公司悄无声息地记录着消费者的隐私偏好，除非消费者供出自己的个人信息，否则，几乎没有或者说根本没有公司会提供免费的商品和服务。在全景监狱中，每个人在监视目光的压力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实现自我的监禁。

数据时代的监视早已不再局限于福柯研究中的监狱、学校、医院等地方性空间，也不再是视觉上的图像监视。依靠数据的收集、挖掘、联结和还原，整个社会都处在监视之中，一个由巨大的个人信息流浇筑的“超级全景监狱”已经成形，这应验了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的预言。但“监狱”已经难以描述数据的监视逻辑，数据算法带来的无处不在的监视构建起一个“透明社会”。

“透明”的媒介不是光，而是没有光的射线。与在监狱中照亮个体，使个体无处遁形的光不同，射线不为了照亮一切。而是穿透一切，使一切通透可见，可以说，“透明”的媒介——射线是穿透性的、侵入式的。当光掠过私人领域时，个体还可以将私人空间隐藏在影子中。但当数据射线穿过时，私人空间无处可藏。由数据流动所带来的公共性正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个体的私人领域中，使一切通透可见。在此逻辑之下，充盈着数据的公共空间距离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笔下的“理想的公共行动空间”越来越远，变成了一个只有赤裸同类的展示空间，表现出私人性的消亡和公共性的过剩。

公共性与私人性虽难说一荣俱荣，但肯定可以一损俱损。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开始，公共领域就被视为一种理想化的公共行动空间，公共性与民主、信任和公众参与等观念密切相关，个人的美德与思想品质也被视为构建公共领域的重要基石。从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人们从未停止对理想化的公共领域的追求。互联网在诞生之初，被寄予了复兴民主与建设地球村的期望，人们将互联网视为重建公共性的希望。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大数据算法的扩张，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相互交织，“公共性的稀缺”不再是当代公共领域发展的主流样态，社会空间中到处洋溢着对透明公开的热情，公共性随处可见、充盈满溢。尤其是人际信任的式微和工具理性的凸显，大众便开始追求“透明”，试图用信息“透明”减少人际沟通成本，但“透明”无法带来信任的重建，反而使社会运行越来越依赖监控，信任也失去了其原有的道德价值。如是言之，“透明破坏信任”，而不是“透明创造信任”。但总的来说，我们离理想中的公共空间越来越远了。

经历了数千年与自然的斗争，人类终于摆脱了自然的束缚，进入奔流不息的信息时代，即我们的物种所达致的知识与社会组织水平已容许我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上是社会性的世界之中。人类社会的主轴已经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到个体、社会与信息数据的关系上来，看不见的、流动交错的数据网络成为支配个体的结构性力量。作为超文本链接技术的万维网既可以成为自由表达的工具，也可以成为控制表达自由的工具。

私人空间对于个体的意义，归根结底是一个人的尊严问题。在2018年3月27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表示，“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更开放，也相对来说没那么敏感。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为了便利让渡部分隐私”的说法明显忽视了人的主体性，矮化了人的个性。虽然在信息共享与隐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绝非易事，同时我们也无法忽略数据身体和数字孪生等信息技术在经济繁荣、社会治理、个人生活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但是人们必须充分认识信息技术发展对社会公共性的冲击，在这个根本上是社会性的世界中，重新思考公共性的内涵与边界。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9期/《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