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少杰1,2
(1.安徽大学,安徽合肥230601;2.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10087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大规模蔓延,引起了关于疫情的社会心态(简称疫情心态)十分复杂的变化。特别是武汉等湖北城市“封城”,以及其他省一些城市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和住宅小区封闭管理之后,疫情心态在快速流动的网络空间中交流汇集,形成了十分复杂的不确定的网络化状态。焦虑、恐慌、无助、无望、怀疑、埋怨等负面的疫情心态,在网络空间中广泛存在且不断发生变化,甚至引发一些扰乱疫区社会秩序的行为,严重影响了疫情防控的顺利进行。
随着中国社会网络化程度的大幅提高,社会心态同互联网发生了日益紧密的联系。一方面,人们通过互联网接受大量的网络信息,形成了无限丰富的认知感受,人们的社会心态在网络信息的接受与传播中快速生成和复杂变化;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便捷地把面对社会现象形成的各种心理感受表达在网上,或在微信群、QQ群、抖音群中异常活跃地述说和交流自己的心态,这些已经成为8亿多网民普遍而经常的网络行为。
不过,尽管社会心态的网络化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但仍有些人出于各种原因,还是习惯于在面对面的亲密关系中,在街坊邻里、休闲场所、餐饮聚会中倾诉心情、沟通感受,或者说还有很多心态沟通是在特定场域中进行的。然而,在大面积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社会心态的生成与交流方式发生了普遍性的脱域变化。面对极强的病毒传染和武汉等地采取的“封城”、封区和交通管制,疫情心态已经难以在实体空间中进行。除了家庭成员可以关起门来进行封闭式交流以外,绝大部分疫情心态的沟通与交流只能转入网络空间中进行了。本文把疫情心态在互联网中的生成与沟通称之为疫情心态网络化。
同平时社会心态的网络化状况相比,疫情心态网络化无论在活跃程度和变化速度上,还是在波动幅度和传递广度上,都发生了极大程度的增强。虽然导致疫情心态网络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多,但在诸多原因中最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对具有极强传染性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生来源、传播渠道、有效药品和治疗方式都很不清楚,以致产生了广泛的恐慌心态;二是在武汉等地采取“封城”、封区和交通管制等措施后,在实体空间的社会交往和信息交流被中断,人们只能从实体空间进入网络空间,依靠微信、短信、QQ和抖音等网络设置开展话语交流和心态沟通。
畏惧病毒感染的恐慌心态,既是人们急于了解各种疫情信息、防治措施和安全避险的心理基础,也是人们开展大量网络搜索和网络交流的上网动力。特别是实行城区封闭管制和交通限行之后,城市甚至很多乡村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都被间隔了。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间隔,不仅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也进一步增强了人们了解和交流疫情信息的愿望。然而,试图通过获得可靠信息而摆脱恐慌的愿望,已经无法在被间隔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实现,唯一可行的并且高效的途径就是进入网络空间,在网络空间中搜寻知识、表达意愿和交流感受。
关于疫情的恐慌、畏惧、烦躁、忧虑、无助、埋怨等疫情心态,通常被视为碎片化的情绪。应当说,称之为碎片化的情绪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在快速变化的疫情中生成的心理状态,确实还没上升到系统的概念性认识,而是表现为片段的、零散的、易变的关于具体事物的感知。但是,仅从情绪层面来看疫情心态还是有较大局限性的,而应进一步深入地追问这些心态的认识论基础。承认疫情心态的认识论基础,就可以像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为代表的当代认知心理学那样,在心理与现实的关系中对疫情心态做出更深入地观察与思考,而不是将之看作未必有事实基础的零散的、不确定的心理情绪。
在地理空间和社会场域被间隔的条件下,作为疫情心态生成和传播的认识基础是感性认识,是居民对自己周围环境、生存状态、疫情蔓延、抗疫行动、患者救治等具体现象的感觉、知觉或表象,也就是列斐伏尔、哈维等人在研究城市空间时所论述的空间表象和表象空间。疫情中的空间表象是居民对疫情现实的具体的形象的知觉与表象,而表象空间则是居民基于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对疫情现象形成的应然性想象。前者基于客观事实,反映客观状态;后者基于主观意志,表达主观愿望。
承认了疫情心态的认识论基础,就应当注意在疫情心态同现实的关系中开展研究。与网络化的疫情心态联系最直接也是最广泛的现实,是居民在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交流活动。通过对居民网络信息交流活动的考察,可以清楚地发现疫情心态的信息偏好,有利于对疫情心态做出积极导引。虽然目前关于疫情心态的调查研究绝大部分是在互联网中进行的,收集和了解到的疫情心态即网络心态,但对于疫情心态在网络中生成和传播的特殊效应,却未能给予足够重视。如何结合网络空间的本质特点、展开范围以及交流方式,明确认识疫情心态的网络信息偏好,进而更有效地疏导广大城乡居民的疫情心态,已经成为疫情防控中面临的十分重要的任务。
网络空间是海量信息快速供应的空间,疫情心态在海量信息的影响下,呈现了强烈的不确定性和某些信息偏好。不仅各大网站、官方媒体、新闻机构每日每时都在发布令人目不暇接的网络信息,而且中国已有8.5亿多网民,由广大网民以自媒体能力而形成的信息,其复杂性和供应量也是无法估计的。并且,来自各方面的网络信息,迅速地被更新替代,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还没来得及浏览和认识,便被新的信息遮蔽、覆盖。因此,主要活动于网络空间的疫情心态,就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海量信息持续不断地强烈冲击。这一方面导致疫情心态的不确定性变化,另一方面还逼迫人们必须有选择地去浏览信息,以致因接收信息而形成的疫情心态,呈现出对某些信息的选择性偏好。
尤为重要的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毒源和传播方式,医疗防疫系统还没形成明确的认识和结论,这使面临疫情威胁的城乡居民产生了对疫情知识信息的强烈渴求。在铺天盖地而来的疫情信息面前,人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全面接受海量信息,而是根据自身处境去选择那些直接与己相关的重要信息,进而形成了各自的信息偏好。在本次疫情中,广大城乡居民具有普遍性的信息偏好,主要关注的信息为:一是反映疫情真实情况的事实信息;二是对新型冠状病毒和新型肺炎及其防治做出明确而科学说明的专业信息;三是政府及有关机构推出的防控疫情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即抗疫行动信息。
居民对事实信息、专业信息和抗疫行动信息的渴求,既是疫情心态信息偏好的重要表现,也是认识和把握疫情心态价值认同的根据。事实信息要求新闻媒体和政府机构及时、准确、客观地报道疫情发生、蔓延、演化的实际情况。新浪网推出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动态跟踪”,就是一个及时、准确、客观报道全国疫情变化的事实信息栏目,对于稳定广大城乡居民的疫情心态,起到了非常有效的重要作用。武汉、杭州、北京等地每日召开的疫情新闻发布会,其发表的各种疫情信息,也受到了广大城乡居民的广泛关注,表明重视疫情的事实信息,是最普遍、最重要的疫情心态。
专业信息是专家学者和医疗防治机构发布的具有科学性和专业性的信息,特别是由钟南山、李兰娟等著名病毒疾病防治专家发布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与传播、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疗措施和医疗技术、避免感染的医学知识和治疗疾病的新药品或新进展等信息,都是人们急于了解的专业信息,特别是疫情重灾区的城乡居民更是如饥似渴地翘首企盼。
抗疫行动信息是指政府机构、社区物业和相关机构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行动信息。居民对这类信息的关注点在于其行动,而不是通常的数字报表、原则规定、战略构想等形式化的政府机构信息。这次疫情之所以大规模扩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关部门不能深入实际,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以致延误时机,导致疫情大规模蔓延。因此,反对说大话、厌恶空喊口号,是城乡居民广泛存在的疫情心态。
信息偏好还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人们的价值认同。在网络交流中,认同是具有核心地位的力量,是可以起支配作用的网络信息权力。网络空间的海量信息是由各种机构、新闻媒体或自媒体发布出来的,而当某种信息得到了较高程度的网络认同,信息发布者就掌握了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力。面对疫情的快速蔓延,心情焦虑的广大城乡居民若能得到某种可信赖的话语权力的支持,无论对他们的事实认知、行为选择,还是对他们的心理寄托和前景预期,都具有去除迷津的指引作用,或者说是十分重要的精神力量。
网络空间既是人们接受信息的空间,也是人们述说言谈的平台。无论何种身份、何种层次,但凡在网络中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或观点,都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认同。某个观点或一席话语一旦得到了广泛认同,就能形成影响他人心态和行为,甚至影响社会行动和社会秩序的力量。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网络话语都能得到认同,只有那些在广大居民的心中形成了较高威信的人或机构,他们的言谈才真正具有影响人们心理活动甚至社会行动的力量,即形成有效的话语权力。
在疫情蔓延中,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和信誉度较高的新闻媒体,其言谈话语得到了广泛认同,成为直接影响疫情心态变化的话语权力,钟南山和李兰娟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疫情话语权力的拥有者。他们在网上发表的言谈话语,广泛而积极地影响了广大城乡居民的疫情心态。他们之所以能够拥有影响疫情心态的话语权,不仅在于他们是卫生防疫领域的权威专家,一贯不折不扣地向人们真实介绍疫情,亿万群众有口皆碑地赞扬他们是讲真话的人,而且还在于他们不顾七八十岁高龄易被感染的危险,毅然站到防控疫情前线,他们高尚的医德医风和崇高的科学精神,为国人普遍敬仰。
在网络空间中通过信息交流而生成的疫情心态,是流动的可传递的心态。疫情心态因其极强的传递性而转化成网络空间的经验基础。经验是人们的身体经历和心理体验的统一,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实证主义的经验观单纯强调身体经历过程,而轻视了经验中的心理体验。在场域间隔的疫情期间,人们的身体活动受到了限制,身体经历被压缩在狭小的家庭空间中,但经验并未就此而终止,相反,作为经验的重要方面———心理体验却在十分广阔的网络空间中展开。并且,疫情中的心理体验通过网络交流实现了快速的无边界的大范围联结,形成了其地位和作用都不可忽视的传递经验。
在实体空间中,人们的经验是身体的行动经历和心理的直接体验,但在网络空间中,身体不能进入其中,人们只能依靠信息交流而形成间接性的网络体验。疫情中生成的网络体验,既是重要的疫情心态,也是城乡居民具有普遍性的疫情经验,是网络化、信息化时代具有广泛性和基础性的传递经验。
在疫情迅速蔓延的过程中,由疫情心态汇集而成的传递经验非常值得高度重视。因为传递经验是人们在网络交流中以心理认同、观点共识和价值趋同为基础而形成的共同体验,传递经验可以通过反映事物的空间表象和应然想象的表象空间表现出来,虽然它主要是一种心理状态,但可以由之引发身体行动,很多规模较大的网络群体事件就是在传递经验基础上发生的。
由于传递经验不依��身体行动而在特定场域中形成,是超越了地理边界限制的脱域经验,因此,它具有展开范围的广阔性和扩展速度的快捷性。在疫情爆发蔓延的过程中,武汉“封城”,杭州、南京、合肥等城市封闭小区,天津宝坻从百货大楼开始的病毒大追踪,很快在全国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人们产生了同自己生活的很多联想,形成了一些恐慌、紧张的传递性心态。而当科技部宣布新冠肺炎部分治疗药物已初步显示出良好疗效,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说痊愈患者血浆可以挽救危重病人生命,这些消息都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响,迅速起到稳定疫情心态的传递作用。
疫情中的传递经验是一种间接经验,而在传统的观点看来,间接经验必须有直接经验的根据,否则它就是缺乏现实基础的虚假观念。应当承认,虽然疫情中的传递经验在其发生的源头上具有直接经验的根据。诸如居民在疫区看到大量病毒感染者以及医院无法给突然出现的大量患者提供有效治疗的现象,形成了严重的危机心态和恐慌心理,这些都是直接经验。而当眼见者把这些经验在网上陈述出来之后,在网络交流中形成了快速传递,使之转化成广大网民的共同的心理感受,形成具有普遍性的危机感和恐慌感的疫情心态,于是间接性的传递经验就在网络中发生了广泛而快速的传递。而当传递经验广泛传递之后,其直接经验根据就变得淡化了,但这不等于波及广泛的传递经验仅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观念现象,相反,它是在网络空间或网络社会中真实存在的现实经验。
当谈论新闻媒体在疫情中的作用时,人们或许会批评新闻媒体对疫情防控实践的舆论干涉,指责某些媒体过度地施展了网络舆论的暴力作用。应当承认,网络化时代新闻媒体确实通过其网络行为获得了一般实体机构或社会组织难以与之抗衡的话语权力。但是,新闻媒体的话语权力是在广大网民社会认同的基础上才能生成,而广大网民对新闻舆论的认同的基础则是传递经验。正因如此,一些新闻媒体发布信息时非常注意吸引网民眼球,以期引起广泛认同并形成快速传递,进而发挥信息力量或新闻话语权力。所以,新闻媒体的话语权力甚或网络暴力,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生成和施展作用的传递经验基础。
责任编辑:wy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