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基于“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空间调查”京津冀数据，本文从网 络社会空间分化与整合的视角，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区融入的影 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在社区情感认同、邻里交往参与和 公共事务参与三个方面对居民社区融入产生着积极影响。 中介效应分析 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在线社区交往、社区信息传播和线上线下转化 三种中间机制发挥作用，进而促进了居民的社区融入。不同互联网行为 对社区融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交往行为促进了居民的社区情感认同、邻 里交往和公共事务参与，信息行为对邻里交往的影响则不显著。本文旨 在说明互联网在关系、媒介和空间维度上为居民与社区的连接提供了渠 道，并揭示了其影响机制，对于理解网络化背景下的交往行为与网络社会 空间整合模式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互联网使用；社区融入；在线社区交往；社区信息传播；线上 线下转化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互联网已经 成为当代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第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8.54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61.2% 。网络社会的崛起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空前复杂的变化，缺场的网络空间与在场的地理 空间之间的融合、并立与分化是这一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刘少杰，2013）。在 城市社区中，这一问题突出表现为互联网与在地社区的关系，得到了学术界 的广泛关注。

相关研究发现，互联网不仅扩大了居民的公共参与、促进了邻里交往、 提升了居民的社区认同（黄荣贵、桂勇，2009；陈云松，2013），还成为社区组 织、社区治理与社区建设的重要平台（郑中玉，2008；杨建科、张振，2017；陈 福平、李荣誉，2019）。但也有学者指出，在考虑了内生性因素之后，互联网 使用与公共参与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刘学、耿曙，2016）；虽然互联网提供 了更多样的邻里交流方式，但互联网使用时长的增加导致了邻里交流频率 的下降（王斌，2016）等。

现有研究大都围绕互联网使用是否促进了社区融入这一问题展开讨 论，却对互联网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了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关注度不 足。只有对这些中间机制进行探究，才能更好地揭示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 网与社区深度融合的社会事实，理解网络化背景下的交往行为以及空间整 合模式。据此，本文利用“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空间调查 ”数据，试图回答以下 问题：在中国城市社区之中，互联网使用是否影响了居民的社区融入，起到 了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 如果存在影响，那么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如何 互动，其影响机制是什么？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互联网与居民社区融入研究述评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的经济生产、社会交往与社会认同带来 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人类社会从群体社会向网络社会的变迁（卡斯特， 2001）。20 世纪 90 年代，出于对美国社区生活衰落的担忧，帕特南强调，电 子通信和娱乐的迅速崛起大量占用了人们的休闲时间，降低了人们社会交 往与公共参与的投入度与积极性，最终将会导致社会资本的销蚀（帕特南， 2011）。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了“互联网悖论 ”的概念，指出本应有助 于加强人际联络的互联网却使人们的社会参与度下降，孤独感增加（Kraut et al., 1998）。一些相关研究也表明，互联网降低了人们与家人、邻居或朋友进行面对面交流沟通的频率（Gershuny, 2003；McPherson et al., 2006；Nie & Erbring, 2002）。

虽然许多学者对互联网会导致社区失落的问题表示了担忧，但更多的 研究显示，网络信息技术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机制具有双重性：互联网一方面 使社会交往摆脱了对在场时空条件的依赖，但同时又与基于地方空间的社会 参与息息相关，在不同情境中，二者可以分别或同时发挥作用（Hampton et al., 2011）。韦尔曼等人的研究发现，不仅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互联网对人们 面对面或者电话沟通有消极影响，而且互联网用户线下自愿性社会组织参与 度反而更高(Wellman et al., 2001) 。一项针对美国成年人社交网络规模的纵 向研究更是证明了，美国人朋友数量的增长与社交媒体的普及、互联网用户 的多样化以及无处不在的移动连接息息相关（Wang & Wellman, 2010）。

在城市社区中，网络空间中的社区交往可以把缺场社会生活与特定场 域中的社区连接起来，增进居民对社区生活的感知，提高社区居民的交往能 力和沟通效果（刘少杰，2009）。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地理空间与网络空间之 间的边界是模糊的，人们在地理空间建立联系，在网络空间继续展开交往， 反之亦然。对此有学者强调说，当我们审视互联网对现实社区的影响时，重 要的是关系，而不仅仅是沟通的媒介（Wellman & Gulia, 1999）。从这一角度 来讲，在网络社会中，所有社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于网络建立联系，区别 只在于每个社区将面对面交流和数字通信结合的程度和方式有所不同 （Tayebi，2013）。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近年来就美国人 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展开了连续、系统的调查，指出互联网促进了居 民的线下公共参与（Smith et al., 2009；Rainie et al., 2012），搭建了邻里交往 的网络（Smith, 2010），提供了获取社区信息的平台（Purcell et al., 2011）。

由此可见，虽然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使用可能会削弱在场空间的社会 纽带，但这些研究往往过于强调互联网对面对面社会交往的替代性作用，却 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互联网同样给人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沟通渠道，这些 渠道在许多方面强化了原有的社会关系（DiMaggio et al., 2001）。并且，现有研究多基于互联网发展早期的社会状况，而随着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入，尤其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互联网对邻里社区的积极作用被广泛证实（陈福平、李荣誉，2019）。 因此，本文认为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的社区融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互联网使用会对居民的社区融入产生积极影响，且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居民社区融入程度越高。

（二）互联网对居民社区融入的影响机制

假设 1 一般性地论述了互联网使用与居民社区融入的关系，而没有讨论 这一关系得以成立的现实条件和影响机制。人们在网络空间中，既有超越 特定身份、场所和环境限制的缺场交往行为，也有基于特定组织、团体、地域 的在场活动。对中国社会的网络群体而言，人们虽然活跃在缺场的网络空 间中，但他们的存在根基与活动内容却与地方空间有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网络群体本质是地方群体的网络化，是社会群体实现的地方空间与网络空间的融合（刘少杰，2017）。故要回答互联网如何影响居民社区融入这 一问题，必须将居民的互联网使用行为置于网络空间得以有效展开的社会情境中，考察地理空间中的城市社区居民借由互联网建立社会联系、形成社会群体的具体路径。

现有互联网与社区的研究多从互联网的媒介与关系属性两个基本视角 展开，前者认为互联网是社区媒介系统的一部分，是居民现有信息来源的补 充，后者侧重于强调互联网为居民搭建社区关系网络提供了新的途径 （Mesch & Talmud, 2010）。此外，在网络空间与线下空间的互动过程中，社 区生活中缺场与在场的融合有着生动的体现。据此，本文沿着关系、媒介与 空间三个视角，考察在线社区交往、社区信息传播、线上线下转化三种机制 对居民社区融入的影响。

第一，在线社区交往。通过互联网，社区居民借助在线社交工具展开社 会交往，从而增加社区认同，促进社区参与。以社区论坛、QQ 群、微信群等 为代表的在线社区网络快速发展，成为居民日常交流的重要平台（王斌， 2016）。特别是在中国以陌生关系为主的商品房社区中，互联网克服了陌生 人社区面对面交往的困难，超越了特定时空的限制，创造了更丰富的社区社 会网络（杨建科、张振，2017）。通过在线社区交往，居民逐渐形成了具有凝 聚力的社会纽带和情感认同，进而增进了社区参与（陈华珊，2015）。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在线社区交往在互联网使用与居民社区融入之间起中介作用。

第二，社区信息传播。除了提供线上沟通交流的平台，互联网还是当今

社会重要的信息媒介之一。根据传播基础结构理论，促进社区归属感、集体 效能感和公民参与的最重要因素是要有一个活跃的“故事讲述网络”，网络 社区媒介丰富了居民获取社区信息的渠道，提升了居民在故事讲述网络中 的参与度（Ball-Rokeach et al.,2001），利用网络社区媒介获取社区信息，是居 民增加社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认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王斌， 2016；陈福平、李荣誉，2019）。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社区信息传播在互联网使用与居民社区融入之间起中介作用。

第三，线上线下转化。线上的交往行为往往嵌入在线下社会空间之中， 反过来也对线下空间产生着影响。这一线上向线下转化的动力同样成为互 联网促进居民社区融入的路径之一。研究显示，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线上向 线下的转化率约为 25% ，即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线上朋友变成了线下交往的 朋友（边燕杰、缪晓雷，2019）。不仅如此，网络空间还为社区生活开辟了新 的公共空间，线上互动与线下交往的融合动员了社区集体行动（黄荣贵、桂 勇，2009），培育了社区公共生活（牛耀红，2017）。据此，本文提出最后一个 影响机制假设：

假设4：线上线下转化在互联网使用与居民社区融入之间起中介作用。

根据上述讨论，本文建立如下研究框架（见图 1），尝试从网络空间分化与整合的视角出发，探讨互联网影响居民社区融入的具体路径。

图 1 互联网影响居民社区融入的分析框架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

本文使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于 2018—2019 年开展的“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空间调查 ”的京津冀十城区数据进行分析。该调查 涵盖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张家口、廊坊、沧州、秦皇岛、邢台这 10 个京津冀地区城市的重点城区，采用配额和随机抽样结合的方法，调查了商 品房、单位房、回迁房和租户四类不同住房产权群体中 18 周岁以上的城市居 民，得到有效样本 2 082个。剔除重要变量的缺失值后，本文选取 2003 个样 本进入分析。

（二）变量

1. 因变量

本文将因变量社区融入操作化为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两个部分。社区 认同包括社区功能认同和社区情感认同两个维度（辛自强、凌喜欢，2015）， 使用社区认同量表来测量，共 8 个问题：居住在这个社区，生活很便利；我很 认可这个社区的管理水平；这里的社区环境条件令人满意；居住在这里符合 我们的家庭需求；这个社区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社区让我有家一样的感 觉；我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社区的看法；我对社区有特殊的情感意义。答案分 为“很不符合、较不符合、说不清、较符合、很符合 ”5个等级，赋值 1 至 5分。 其中，前 4 个问题测量社区功能认同，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0.79；后4 个问题测 量社区情感认同，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0.85，这说明量表的两个维度都具有很 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本文将其分别加总，得到两个取值范围为 5 到 20 的变 量，得分越高，表示社区认同感越强。

社区参与包括公共事务参与和邻里交往参与两个维度。问卷测量了居 民以下社区参与情况：请邻居帮忙；借给或赠予邻居物品；和邻居讨论小区 里的问题或事情；与邻居见面打招呼；参加小区居委会或者物业部门组织的 活动；反映小区管理问题；参与社区会议；参与社区组织，问题答案分为“从 不、偶尔、有时、经常 ”4个等级，赋值 1 至4分。其中，前4 个问题测量邻里交 往参与，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0.78；后4 个问题测量公共事务参与，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90，这说明量表的两个维度都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本文将 其分别加总，得到两个取值范围为 4 到 16 的变量，得分越高，表示社区参与 度越高。

2. 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互联网使用和互联网使用频率 。互联网使用方

面，使用互联网的样本赋值为 1 。互联网使用频率方面，问卷测量了被访者 的 11 个方面的互联网行为，本文剔除与社区没有明显联系的行为之后，选 取即时通信、社群交往、学习技能、获取信息、生活服务 5 类行为作为衡量互 联网使用频率的指标，答案分为“从不、偶尔、有时、经常 ”4个等级，赋值 1 至 4分，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84，说明量表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将 其加总后，得到取值范围为 5 到 20 的变量，得分越高，表示互联网使用频率 越高。

3. 中介变量

本文选取在线社区交往、社区信息传播和线上线下转化作为中介变 量。在线社区交往方面，考虑到微信是当代中国居民最重要的线上交往工 具，而微信群是居民在线社区交往最重要的途径，本文用受访者加入的与本 小区相关的微信群的数量来测量居民在线社区交往的广度和水平。社区信 息传播被操作化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网络信息渠道，考虑到社区微信 公众号是目前较为正式且使用范围较广的社区互联网信息传播渠道，本文 将“关注了与社区相关的微信公众号 ”的样本赋值为 1；第二个维度是网络信 息信任，问卷询问了被访者对网上发布的有关所在小区的信息真实度的判 断，答案分为“ 很少关注、很少真实、少量真实、部分真实、基本真实、完全真 实 ”6个等级，赋值 1 至 6分。线上线下转化方面，问卷询问了被访者过去一 年参加本小区论坛、微信群、QQ 群、公众号等平台组织的线下活动的次数， 本文将参加过线下活动的样本赋值为 1。

4.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两部分：社会人口特征和居住特征。社会人口特 征包括：性别（男性= 1）、年龄、年龄平方/100、婚姻状况（有配偶= 1）、受教育年限、年收入对数。居住特征包括居住时间和住房产权性质（租房、商品房、 回迁房、单位房）。 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 1 所示。

（三）方法

本文选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区融入的影响进行 分析。此外，由于互联网使用存在自选择问题，为检验多元线性模型结果的 稳健性，本文采用倾向值匹配法（PSM）来解决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通过 稳健性检验之后，为了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区融入的影响机制，即检验在线社区交往、社区信息传播、线上线下转化是否在互联网使用与社区融入之间起中介作用，本文采用了依次检验和 Sobel 检验的方法（温忠麟、叶宝娟，2014）。

四、研究结果

（一）互联网使用与社区融入

1. 基准回归

基于样本数据，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 区融入的影响。因变量依次为社区功能认同、社区情感认同、邻里交往参与 和公共事务参与，自变量分为互联网使用和互联网使用频率两个部分。如 表 2 所示，模型 1. 1- 1.4 为全体居民样本，包含所有控制变量和互联网使用与 否情况，模型 2. 1-2.4 为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样本，包含所有控制变量和互联 网使用频率。

从模型 1 可以看出，社会人口特征方面，男性居民社区情感认同、公共事 务参与水平更低；年龄越大，社区情感认同、公共事务参与水平更高，但年龄二次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年龄对社区情感认同、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有配偶的居民邻里交往频率高；受教育年限越长，社区 功能认同水平越高，邻里交往参与水平越低，公共事务参与水平越高；年收 入越高，邻里交往参与水平越高，公共事务参与水平越高。居住特征方面， 居住时间越长，社区情感认同、邻里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参与水平越高。住 房产权变量主要作用于社区功能认同和邻里交往，社区功能认同方面，从高 到低依次为租房、商品房、回迁房、单位房居民，而邻里交往方面则恰好相 反，从高到低依次为单位房、回迁房、商品房和租房居民。

模型 1. 1- 1.4 呈现了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是否使用互联网与居民 社区融入各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除社区功能认同之外，使用互联网 的居民在其他三个指标上均显著高于不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模型2. 1-2.4 的 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居民社区融入状况越好。模型 2 的回归结 果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模型 1 结果的稳健性。

2.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解决居民互联网使用的样本选择性偏差，进 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匹配方法为卡尺内近邻匹配法（卡尺值=0.01、k= 1、无 放回）①。

表 3 展示了匹配后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区融入各指标的平均干预效应 （ATT）。结果显示，除了社区功能认同之外，使用互联网的居民在社区融入 其他三个指标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不使用互联网的居民，这与多元线性模 型的回归结果一致。倾向值匹配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样本选择性偏 误的情况下，互联网使用仍然对居民社区融入有着积极影响，这证明了结果 的稳健性，假设 1 得到证实。

（二）互联网影响居民社区融入的中介效应检验

上文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城市居民的社区融入水平，接下 来本文将进一步检验三类中介机制（详见表4）。

1. 在线社区交往中介效应检验

如表4 所示，互联网使用频率显著提高了居民在线社区交往的频率。社 区功能认同方面，在线社区交往对社区功能认同的影响不显著，因而不存 在中介效应；而在社区情感认同、邻里交往参与和公共事务参与方面，中 介 效 应 均 显 著 ，Sobel 检 验 亦 通 过 ，中 介 效 应 分 别 占 总 效 应 的 6.06% 、9.34%、8.60% 。分析结果说明，居民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在线社区交往 越频繁，进而促进了社区融入 。 由此可见，除了社区功能认同外，在线社 区交往在互联网使用和社区融入其他各指标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从而支 持了假设 2。

2. 社区信息传播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将社区信息传播操作化为网络信息渠道和网络信息信任两个维 度。网络信息渠道的中介效应检验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 后，互联网使用频率显著提升了居民通过网络信息渠道接受社区信息的概 率，并且网络信息渠道提升了居民的社区功能认同、情感认同以及邻里交 往、公共事务参与水平。模型纳入网络信息渠道的中介变量之后，总效应互 联网使用频率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明显下降。

网络信息信任的中介效应检验的回归结果显示，网络信息信任对互联 网使用影响社区功能认同、社区情感认同、邻里交往参与和公共事务参与的 中介效应均显著，且都通过了 Sobel 检验，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 17.72%、 29.86%、30.26%、34.85%。

以上结果说明，居民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从社区网络媒介获取的有效 信息越多，进而促进了社区融入。由此可见，社区信息传播在互联网使用和 社区融入各指标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从而支持了假设 3。

3. 线上线下转化中介效应检验

线上线下转化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互联 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居民线上线下活动转化的概率。线上线下转化提升了居 民的社区功能认同、情感认同以及邻里交往、公共事务参与水平。模型纳入 线上线下转化变量之后，总效应互联网使用频率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明显 下降。 由此可见，线上线下转化在互联网使用和社区融入其他各指标之间 起到中介作用，从而支持了假设4。

上述对三类影响机制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互联网使用频率对 社区情感认同、邻里交往参与和公共事务参与这几个社区融入指标的影响 中，在线社区交往、社区信息传播和线上线下转化均发挥着中介作用。

（三）不同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影响差异

为检验不同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居民社区融入的影响差异，本文选取了两类典型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交往行为（用“ 社群交往 ”行为的频率来测 量）和信息行为（用“ 获取信息 ”行为的频率来测量）分别进行回归。 回归结 果如表 5 所示，交往行为提升了居民的社区情感认同、邻里交往参与和公共 事务参与水平，对社区功能认同的影响不显著；信息行为提升了居民的社区 情感认同和公共事务参与水平，对社区功能认同和邻里交往参与的影响不 显著。这一结果表明不同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居民社区融入水平的不同维 度的影响是有差异的，相较于信息行为，交往行为作用于居民邻里交往的效 应更为明显。网络交往行为与信息行为都未提升居民的社区功能认同，这 与模型 1. 1 的回归结果类似（见表 2），可能的解释是社区功能认同反映了居 民的居住满意度，与居民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关联并不紧密。

五、结论与讨论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原本的社会空间分化为三种基本类型：传统 社会的在场空间、在场的网络空间和缺场的网络空间。本文基于网络社会 空间分化与整合的视角，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城市居民社区融入的影响机 制。首先，在场的社会空间构成了居民社区融入的社会基础，不同社会人口 特征和居住特征的居民社区融入状况存在差异。其次，互联网使用对居民 的社区情感认同、邻里交往参与和公共事务参与发挥着积极作用。再次，影 响机制方面，互联网使用通过在线社区交往、社区信息传播和线上线下转化 三种中介作用机制促进居民的社区融入。最后，不同互联网行为对社区融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交往行为促进了居民的社区情感认同、邻里交往和公 共事务参与，信息行为对邻里交往的影响则不显著。

许多研究都强调网络社会的崛起使社区的地域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 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跨越空间的社会网络（Wellman, 2001），但此类研究大都 只关注了缺场的网络空间对传统社会的在场空间的替代作用。本文则聚焦 于互联网与地方社区的连接环节——在场的网络空间，指出网络化条件下 社区的地域性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促进了居民在地的社区融入，研究结果表 明互联网能够为对地域性社会网络的构建提供更丰富的渠道。特别是在当 今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城市社会中，在线的网络空间和地域性的社区空 间相啮合，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展开社区交往，获得社区信息，建立情感连接， 融合线上与线下的在场网络空间的社会意义将进一步凸显。

网络化时代信息媒介及内容的极大丰富使人们社会交往的方式带有越 来越强的符号化、游戏化特征，不仅降低了人们连接与组织的成本，也推动 着感性经验的传递和认同性资源的集聚（王水雄，2019）。随着互联网在居 民社区交往、参与、认同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网络社会背景下的社区 建设与社区治理也正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基层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 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在治理实践中不能仅局限于利用互联网技术展开更精 密的社会管理，还应当转变思维方式，发挥互联网的信息媒介和社交网络的 功能，建设社区新媒体，整合数据资源，拓展应用场景，积极促进居民邻里交 往与社区参与，打造服务型、智慧型的“互联网+社区”“ 互联网+基层治理”的 社区治理新模式，推动城市社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受限于数据，本文在具体研究过程仍存在一定不足。 比如由于数据的 精细化程度较低，本文难以检验互联网使用时间对其他社会活动的挤出效 应；其次，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截面数据，无法深入分析居民社区融入 状况的具体变化过程。这些可以在未来研究中随着数据的丰富继续深入。 尽管存在一定不足，但是本文对聚焦于互联网对居民社区融入影响的中间 环节，对相关影响机制的呈现与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互联网与社区研 究的视野，对于理解网络化背景下的交往行为及网络社会空间整合模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