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流动家庭:文化规范与生活实践互构下的性别秩序

杜平

《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6期

 

 

摘要：乡城流动给卷入其中的个体和家庭带来家庭理念与生活实践层面的冲击。本文将其置于家庭主义的文化框架之下，透过劳动性别分工和夫妻权力关系探究流动家庭性别秩序的重构。基于质性资料分析发现，“孩子为中心”的家庭主义是统合流动家庭成员共同关切的价值基础，而女性的性别化妥协表现为母亲屈从的主导与妻子妥协的相辅相成。传统性别分工一再被突破，家庭经济策略成为理解打工夫妻性别分工的重要线索。女性主体性的提升是夫妻权力关系得以改变的关键，男性以既有排斥又有接纳、既有对抗又有合作的不同方式予以回应。传统文化规范与日常生活实践彼此互构，性别秩序在不断妥协、坚持与再调整的动态过程中得以重塑。

 

 

阿珊和阿力是一对来自农村的打工夫妻，辛苦地维持一家四口在广东的生活。妻子阿珊是贵州人，35岁，是一家私营鞋厂的普通工人;丈夫阿力是湖南人，34岁，是建筑工地的水泥散工，兼职运货。两人结婚11年，育有一对子女，儿子11岁，女儿9岁。作为流动人口子女，他们在广州就学需要缴纳每人每学期2800元的学费。由于家庭承担不起两个孩子的费用，所以只有儿子在读小学四年级。

 

阿珊在访谈中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最想说的就是我感觉我人生很累。”中国有一句古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她借此引证自己人生的不幸源于错误的婚姻选择。阿珊和丈夫在打工中自由恋爱，尽管遭到了娘家的激烈反对，“被爱情冲昏头”的她依然选择了这段乡城流动中的婚姻。然而，丈夫曾一度沉迷于赌博，对孩子和家庭不管不顾。她依靠每月1700-1800元的工资支撑整个家庭，生活拮据的同时还要承受劝阻丈夫赌博所招致的拳脚相向。尽管丈夫后来改过自新，家庭生活日渐改善，但她仍然感慨“人生真的是走错路了，感觉很后悔”。

 

在对阿力的访谈中，他笃定地表示“我是一家之主，小孩一家几口就靠我赚钱养活”，但不讳言需要妻子的工作收入才能维持家庭生活。他轻描淡写地提及自己的赌博经历，从未谈及对妻子的家庭暴力，却不羞于表达妻子对自己“管得很严”。他给自己作为丈夫的表现打90分:“我对老婆实实在在，我老婆对我也好，我对她也好。她这么远嫁到我这里来，跟我一起受苦受累。对于我来说，到30多岁连个简单的家都没有，她这么心甘情愿地跟着我一起吃苦、一起发展是很不错的。我应该对她好一点。”谈到妻子，阿力热泪盈眶。

 

这样一个普通的流动家庭，伴随着家庭式迁移的逐步推进成为中国乡城流动主体构成的一分子。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核心结构的流动家庭在总流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60%。他们的生活在流动过程中铺展开来，体验并塑造着移居空间(diasporic space)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活图景。传统价值与现代文化的碰撞贯穿于其中，在规范实践的同时也被实践不断地重塑。然而，一个家庭似乎讲述了两个不同的故事，揭示出打工夫妻充满差异甚至矛盾的现实体验，却不难透视出文化理想遭遇现实冲击给他们带来的艰辛、压力和苦痛。

 

令人好奇的是，究竟是什么让阿珊继续留在这段并不幸福的婚姻和家庭之中?这是否暗示了打工女性对于父权婚姻的屈从依然晕染着流动家庭的性别底色?当阿力声称自己是一家之主时，他如何面对无力为妻儿提供一份安稳生活的现实?他又如何面对妻子的管束对男性权力的挑战?这是否意味着现实基础已然无法为打工男性拥抱传统文化理想提供支持，而夫妻之间的性别秩序也因此被改写?这些挑战、坚守与妥协在流动家庭中不断上演，使得打工夫妻需要寻求不同的个体和家庭策略以应对文化规范与生活现实之间的紧张。这一过程关乎乡城流动中个体自主与家庭主义之间的对峙与调和，也关乎夫妻之间性别秩序的变迁与延续。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的研究焦点。

 

一、研究背景

 

(一)家庭主义与个体化进程的冲击

 

中国的文化传统崇尚“家庭本位”，认为家庭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与归宿。家庭主义由两条人际关系线索交织而成:一是依据差别化秩序(differentiated order)的父子关系，二是遵循男尊女卑的夫妻关系。血统结构(the structure of a lineage)要求家庭以繁衍和延续血脉为终极目标，基于此，家庭生活与行动在决策层面围绕父子关系这一主轴展开。孝道伦理是其中核心价值的体现，同时成为组织家庭生活实践的根本性原则。而父权家庭之中的性别秩序则通过赋予男性主导权并强调女性的屈从得以巩固，体现在性别分工、资源控制和家庭决策的规范与实践之中。伴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乡土社会在代际关系、夫妻关系以及邻里交往等方面都呈现出诸多变化，即便如此，有学者依然认为家庭主义是乡土社会的生活内核与行动逻辑。从强调家庭完整性和利益优先的角度看，这一判断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然而，传统的家庭主义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个体意识与独立自主的挑战，个体化进程以多样且复杂的方式在城乡之间的不同情境中推进。家庭理念与生活实践的变迁，在传统与现代的角力中表现出复杂性。一方面，作为传统社会核心的家庭主义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现代生活方式及其实践与个人缺席的家庭理念渐行渐远。

 

事实上，伴随着个体对于情感、欲望、权利以及自由的追逐，家庭生活逐渐转向以伴侣式的夫妻为中心，个人幸福和人际情感联系越来越得到重视。家庭主义的焦点与内涵遭受私人生活变革的冲击。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乡城流动等进程共同推动了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与核心化，横向的夫妻关系逐渐取代纵向的父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家庭主义不再以子代对于父代权威的遵从为核心体现，夫妻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彰显出父母权威的衰落和年轻一代自主性和权力的增长。“孝顺”意涵在不同情境下的重新解读与具体实践成为理解家庭主义文化变迁的关键。有研究指出，乡城流动之中远距离审视孝道的打工男性更加强调顺从父母意愿的重要性，从而消解难以亲身尽孝的压力。而阎云翔则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服从”关系的消失重新界定了传统伦理规范，“孝而不顺”构成了当下农村社会对于“孝顺”的新理解。在此转变过程中，第三代成为凝结代际之间关注、爱与照料的中心，激励父代与子代为实现下一代的福祉共同努力。基于此，阎云翔提出“下行式家庭主义”，以彰显代际之间关系与资源的重心由上至下的转移。

 

(二)乡城流动对于流动家庭的改变

 

在乡土社会的婚姻家庭中，夫妻关系受到父权制的规范，遵循从夫居和父系继承的秩序与逻辑。对女性而言，婚姻实践成为她们得以被纳入社会秩序的必经之路，却也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之中的边缘处境。在娘家，她们作为临时且不受重视的家庭成员而存在;在婆家，她们需要经历艰难的过渡并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弱势的位置。虽然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使父权制得以削弱，但它仍然作为雕塑农村家庭的意识形态而存在。然而，当乡城流动为打工夫妻拓展出一条通往现代生活的新出路时，他们对于地域性联结的穿越以及社会关系的突破便在脱域(disembeding)过程中持续推进。事实上，迁移以不同方式实现着对于家庭的重构。对于传统性别身份和性别秩序的挑战往往在城乡社区、阶层以及文化的交界之处最为激烈，也就是说，各种紧张、协商和争论不断充斥于流动家庭在新居住地所占据的社会文化空间。

 

有学者指出，乡城流动对于父权制的侵蚀表现为男性家长权力的削弱以及不同性别家庭成员独立性的滋长。另有学者认为，仅仅将这一动态变化理解为“解传统化”过程未免过于简单且有失偏颇。父权家庭在多样化流动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反复拉扯下，既遭遇了解构也实现了重建，并在相互交错的过程中得以延续。事实上，父权文化无论是烙刻、消解亦或重构，在流动过程中的不同可能性都是情境化的。正如罗丽莎(Lisa Rofel)所指出的，现代性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想象”，它深植于特定的历史文化空间之内，在本土实践中不断探索另类的现代化路径。不同的经验研究记录了性别、家庭与迁移在具体情境下的实践轨迹与文化意涵。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农村男性，每一次外出打工都承载着家庭父权的烙印和复杂的男性特质。农村已婚女性的迁移实践既具有反抗传统家庭规范与性别秩序的意义，又展现出作为母亲与妻子“顺从”的一面。乡城流动直接导致非从夫居的居住安排(non-patrilocal residence)，为家庭性别分工的改变提供了空间，而策略性应对亦成为打工夫妻之间不可或缺的权力协商机制。面对女性外出打工对“男主外，女主内”的冲击，蔡玉萍提出“性别化的实用主义”(gendered pragmatism)以诠释男性的回应。具体而言，尽管实用主义策略促使男性以灵活的态度面对“女主内”的实践转变，但他们依然坚持“男主外”的性别规范。

 

事实上，性别规范与生活实践之间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现实和文化规范的复杂性。根据左际平的研究，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婚姻家庭中，“男主女从”的权力关系在生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也充满了不一致性，因为性别秩序需要服务于代际等级的维持，而女性对于父权的体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是混合甚至翻转的。安·斯维德勒(Ann Swidler)曾指出，在不稳定的文化阶段，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相互竞争，通过为行动策略的建构提供不同文化资源以实现对行动的影响，而最终，结构和历史机遇将决定哪些文化策略能够长久存在。在传统与现代交汇的乡城流动中，���会转变渗透并呈现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流动家庭的性别秩序，背负着鲜明的父权文化包袱，同时需要通过行动和实践对迁移情境做出回应。这将带来情境的进一步转变，进而形成新实践的客体，而结构正指明了在时间线索下过往实践对新实践产生限制的方式。在文化结构与日常实践不断交错互动的过程中，性别秩序的何去何从与社会现实给予它拥抱传统父权理想亦或现代生活方式的结构性机会(structural opportunities)息息相关。鉴于此，本文将乡城流动过程中的性别秩序置于家庭主义的文化框架下进行审视，试图澄清个体独立、家庭依赖以及性别秩序之间的关系，探索流动家庭面对现实生活所展开的劳动性别分工和夫妻权力博弈，从而窥见性别秩序在文化规范与生活实践互动下的重构。

 

二、调查地点与研究方法

 

在社会建构的视角之下，不同性别群体之间权力关系的检视需要考察权力结构和权力过程的互动，前者强调身份基础(status-based)，后者注重过程体验(experience-based)。笔者选择在广东省开展田野调查，试图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将社会性别从迁移研究的边缘带入中心。广东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对农村打工者最具吸引力的地区之一。1980年，中国第一批四个经济特区中，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特区均位于该省。2011年，广东省是吸引全国跨省流动人口最多的省份，流入人口数量占全国的 24.2%。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1)2007年和2009年在广东省东莞市某港资电子厂的田野资料;(2)2012年和2013年笔者作为合作研究者参与“转型中的男性特质:南中国制造业、服务业与建筑业男性农民工性别身份建构的比较研究”项目①所收集的田野资料。根据研究问题，本文选取36位已婚或有过婚史的农村打工者展开分析②。他们的出生年份介于1961-1987年之间，其中男性受访者22人，女性受访者14人。所有受访者均有子女，子女数量为1个到3个不等。他们来自于湖南、河南、湖北、广东等不同省份，以工厂工人、建筑工人等职业为主。

 

三、乡城流动情境下家庭主义与性别秩序的重塑

 

主干家庭本位的家庭主义是对传统父权文化的充分表达，凸显出代际关系与性别秩序共同勾勒的家庭轮廓。尽管非均衡发展导致中国社会中出现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共存的复杂局面，但个体化进程对于传统家庭主义的冲击却渗透于不同情境之中。乡城流动为它们的“直面”提供了生动的现场。个体化所强调的对于新生活之道的敞开，具有一种结构性强迫的可能，在流动过程中首先表现为家庭地理空间的城乡分离以及生活安排的重新调整。传统文化逐渐丧失对于流动家庭共同体及其关系的约束力，性别秩序的转变则与女性主体性的提升、男性主导地位的动摇密切相关。

 

(一)“孩子为中心”的家庭主义与性别化的妥协

 

前文提到的阿珊，她的婚姻选择与乡城流动紧密相关，不仅由于这段婚姻是流动过程中自由恋爱的结果，也因为迁移体验为她挑战传统婚恋模式提供了机会与支持，彰显出个体对于亲密、自由与权利的追逐。然而，丈夫为哄骗阿珊所编织的谎言在婚后逐渐被揭穿，一贫如洗的生活现实打破了她对婚姻与家庭的种种期待。随后，丈夫沉迷于赌博使家庭状况雪上加霜。在劝阻赌博带来激烈争执并遭遇一顿暴打之后，阿珊终于忍无可忍，在第二天清早独自离家南下深圳。可见，过往的打工经验不仅拓宽了女性的经济与生活空间，同时也为她们反抗父权暴力和家庭束缚积蓄了力量。但是，阿珊的离家出走并不持久，一个月后她便独自回家了，其原因在于难以割舍两岁的儿子。一个月的分离使得儿子不再认识和亲近自己，这给阿珊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冲击。于是，她决定“好好过日子”，践行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理想。

 

他(指儿子)不叫我了，不认得我了，一个月。有几天，他一直追着我老公跑，叫爸爸，后来几天他就要我抱了。我就想了一下，也就吵吵闹闹过日子算了，就这样子，我就已经放弃那种(出走的)心理了，想好好地跟他(指丈夫)过日子。哪怕那时他对我不好，我也要耐心地跟他过日子。

——阿珊(女，1978年出生)

 

对于已婚女性而言，母亲和妻子的身份集于一身，但孩子和丈夫对她的意义却不尽相同。特别是在婚姻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孩子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丈夫。阿珊选择继续留在充满父权暴力的婚姻家庭之中，暗示着她对于生活现状的屈从，其中充满了作为母亲的妥协与牺牲。正如她所说的:

 

一个女人不是说要完全靠男人，没有的这回事，真的不存在。现在女人同样能够赚钱养家，哪怕是捡垃圾也可以养家养孩子。但是，你说不要这个家了、不要孩子是不可能的，真的不可能。还是把孩子看得重于自己，那份感觉就是这样。

——阿珊

 

阿珊将孩子看得比自己更重要，所以甘愿为了维持家庭的完整而忍受不幸的婚姻。作为婚姻的结晶和家庭的一分子，孩子具有家庭“代表”的象征性意义，并与家庭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成为赋予家庭意义和维系家庭完整的关键。

 

根据戴慧思(Deborah Davis)和费雪若(Sara Friedman)的观察，当代中国社会婚姻与家庭制度之间依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家庭组织的“游戏规则”依然强劲，特别体现在育儿和养老方面，因而家庭制度表现出相较于婚姻制度更强的稳健性。根据阎云翔的“下行式家庭主义”，孩子在家庭之中的意义得以凸显——在凝聚代际团结的同时也成为夫妻之间的纽带。聚焦于核心结构的流动家庭，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主义成为统合家庭成员共同关切的价值基础。无论母亲还是父亲，他们关爱、奉献并为之倾斜家庭资源的对象都是孩子。

 

对于男性农民工而言，孩子的重要意义同样得到了证实。“成家立业”是男性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标志着他们由男孩成长为男人的阶段性转变。而“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通过婚姻缔结的“夫妻之家”，更在于通过孩子实现血脉延续所带来的“完整之家”。然而，男性在乡城流动之中的处境却给他们履行父亲责任带来不同程度的紧张与压力。对于孩子的亏欠之情较为普遍，一方面源于次等的经济状况使得他们难以为孩子提供充足的物质资源，另一方面由于打工生活往往剥夺了他们陪伴孩子成长的机会，而经济状况的改善与成长陪伴的给予之间又充满着难以调和的矛盾。阿城是广东人，在深圳做出租车司机。他结婚16年，和妻子育有三个孩子。他将养育孩子视作男人履行责任、实现成功的标准，也成为他努力打工赚钱的根本动力。但作为父亲，他只给自己打60分。

 

就是对不起孩子，赚不到钱搞房子什么的，生活费给他搞一点，他功课不会教他，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孩子为什么这么聪明，读书读这么高，孩子现在是什么样的孩子，想起来就睡不着觉了。

——阿城(男，1973年出生)

 

父亲之于男性与母亲之于女性的相似之处在于，个体性别化需求的满足与家庭核心价值的实现相统一，其焦点在于孩子所代表的共同利益。据此，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主义遵循“核心家庭本位”的逻辑，相较之下，个人次之，主干家庭再次之。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乡城流动给家庭带来的现代化转变，在于核心家庭从主干家庭中的分离与解放。有学者认为，打工女性在此过程中获得了摆脱父母与公婆管束的空间，却增加了对于丈夫的依赖。然而，伴随女性的经济独立与主体意识的提升，她们对于男性的依赖也在逐渐降低。父权文化的正当性和约束力逐渐削弱，围绕孩子所产生的家庭纽带是婚姻家庭更强有力的黏合剂。可以说，“对于家庭的依赖”比“对于丈夫的依赖”更贴切地描摹出打工女性的内在心境与生活现状。所以对于阿珊而言，即便丈夫不值得依靠，家庭却难以割舍。由此可见，无论是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in)的“婚姻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arriage)亦或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Elisabeth Beck-Gernsheim)夫妇的“后家庭时代的家庭”，都尚未在移居空间的主流家庭中发生。个人对于家庭无论在经济、情感抑或精神方面的依赖都不可或缺。尤其当他们的工作与生活充满风险与不稳定性时，家庭之于个人是一种合作性伙伴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工具性价值。而在个人主义发育不良的个体化进程中，家庭也依然是个体获得身份认同与生命归属的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当家庭依然是一个必需而非选择时，即便女性在主观层面并不依赖男性，却不得不选择客观的屈从。事实上，阿珊及其所代表的打工女性与婚姻家庭之间的关系裹挟了复杂的情感、意义与现实需求，呈现出一种性别化的妥协，即母亲屈从与妻子妥协的复合体。如前所述，女性对于父权家庭的屈从充斥着作为母亲的妥协与牺牲。延伸至妻子，她们所面对的机会只存在于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之间，而一个男人带来的失望往往难以燃起对另一个男人的希望。就此意义而言，女性作为妻子的妥协同样存在。正如阿珊坦言:

 

我没有说是再去找(其他男人)或是怎么样，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说实在的，说白了好的有，但是很少遇到，很少有很好的人。……因为你第一次路走错了，第二次就会更加糟，没有必要去走第二次。

——阿珊

 

归根结底，在“好好过日子”的生活理想之下，家庭的美好未来是家庭成员的共同期盼。孩子作为流动家庭生活图景的中心，维系着不同家庭成员性别化的人生。打工男女之间的差别在于，家庭父权将家庭整体利益与男性个体价值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为追求家庭幸福而不懈努力的过程，也是男性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但女性的个体价值在此过程中却常常是被遮蔽的，由此所导致的不平衡随着女性独立、自主以及家庭贡献的日益增长而不断加剧。当谈及生活期待时，尽管男性和女性都描绘出一个个朴素、琐碎却具体的愿望，诸如“搞一栋房子”“不想打工了”“孩子多读点书”“有钱不愁钱花”，但如下的个人宣言仍只见诸男性。从这一角度讲，男性的人生意义是在个人价值嵌入家庭意义中寻求完整与统一，而女性所面对的则是家庭意义掩盖甚至替代个人价值的人生。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我的家庭弄好一点，家庭幸福一点，一家幸福就可以了，这是我的愿望，也没什么，我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子供养上大学，没什么好愿望，毕竟作为一个家庭，毕竟一个大男人、一个在家庭里做主的人。

——王成(男，1976年出生)

 

(二)蕴含家庭经济策略的劳动性别分工

 

如阿力、王成一样，依然拥抱父权制关于“一家之主”文化理念的打工男性并不在少数。受传统性别观念与期待的影响，他们将养家糊口视为男性责任，并成为奠定男性家庭地位的现实基础。正如来自湖南的男性农民工阿强所说:“这个在中国已经是定律了，男人养家糊口，在农村里面这个没办法改变，男人养家是天经地义的。”这一理念体现在家庭劳动分工之中性别秩序的规定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即男性主导社会经济生活的有偿劳动，而女性则承担家庭内部无偿的家务劳动。然而，对于流动家庭而言，女性跨越内外边界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经济生活已然成为一种常态，是生活实践打破传统性别分工的具体呈现。几乎所有一同外出打工的夫妻都需要双收入来源才能支撑家庭的正常运转，说明性别规范在乡城流动情境中更加接近于一种文化理想而非社会现实。大多数情况下，家庭经济策略与劳动性别分工相互交织，共同勾勒出流动家庭乡与城、内与外之间的工作与生活安排。

 

当然，“男主外，女主内”规范的突破并未止步于女性参与就业，迫于现实状况往往需要调动更多家庭资源予以应对。在阿力沉迷于赌博的阶段，阿珊成为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生活的窘迫与艰辛可想而知。即便之后阿力改过自新，生活重担依然压迫着他们的家庭，特别是在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孩子年幼需要日常照料，妻子无法进厂打工。阿力一个人难以维持四口之家的基本开销，在最困难的时候不得不依靠晚上捡垃圾以补贴家用。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夫妻之间的劳动分工需要进一步调整，寻求代际支持成为打工家庭的重要策略。父权文化下代际照料的资源主要局限于父系家庭之内，且阿珊因婚姻选择与娘家较为疏远，阿力唯一健在的父亲便成为他们寻求帮助的对象。迫于现实，即便年迈的父亲并不情愿，但依然需要从农村来到城市帮助他们照顾孩子。为了实现将家庭劳动力资源最大限度地用于赚取城市工资的经济策略，代际与性别交叉的重新分工在移居空间展开。以上家庭分工显示出阶段性特征，因应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生命周期以及家庭劳动力资源的综合考量而调整，性别分工的文化理想则不得不做出妥协。

 

我老婆开始带小孩，后来我就把老爸也接过来，我老爸60多了，差不多70岁，我说那没办法，你要帮我带小孩，让她去进厂，要不然就养不起这个家。

——阿力(男，1979 年出生)

 

不难看出，流动家庭的分工实践与家庭生存策略密切相关，表现为成员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性别分工的内外之别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甚至遭遇彻底的摒弃。小可来自湖南，结婚2年了。和大多数已婚女性不同，访谈时她在东莞工厂打工，丈夫却在湖南老家边做装修工作边考驾照，1岁的女儿则交由同在东莞的母亲照料。事实上，她与丈夫的工作安排一直是灵活多变的。对于他们而言，内外分工、分离或团聚似乎都是顺应生活需要的权宜之计。在经济压力面前，家庭劳动分工的核心线索不再是性别秩序，而是经济策略。去性别化的劳动分工是性别分工规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预示着父权文化理想在现实之中的步步退让。谈及丈夫对于目前工作与生活安排的态度，小可表示:

 

不喜欢那也没办法，怎么说，有家了就不一样了是吧，有压力嘛。你再怎么说，爸爸妈妈也不可能说帮你一辈子是吧，还是要靠自己呀。你在家里面的话，家里面工资太低了，你不出来的话根本就没有钱嘛。又有小孩子，爸爸妈妈的年龄又越来越大了，到时候也是要养啊。你现在年轻不搞点钱，那老了更加不可能了是吧。

——小可(女，1987 年出生)

 

虽然现实基础不断改变，文化期待依然是权力的重要来源。父权制顽强地延续与重建，在于传统具备为饱受冲击的打工者带来稳定和安全的功能，而公私领域的区隔对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即便打工夫妻参与公共领域经济生活的性别秩序在日常实践中不断得以重塑，但私人领域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为传统性别分工的践行保留了一方天地。与男性一样，打工女性同样在成长过程中经历性别社会化，从而滋生了传统性别文化的内化与认同。苏珍来自河南农村，19岁与丈夫结婚，26岁追随他一同到东莞打工。即便她的收入已然成为家庭经济来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家庭内部依然延续着传统的性别分工。苏珍强调的“女人的义务”，正是性别规范内化的具体体现。

 

我们河南那男的毕竟好懒，洗衣服做饭就是女人的活儿，他(指丈夫)都不做，他不愿意干那些家务活，就是我来干。……做女人那是义务啊，你不做也没办法啊，那毕竟是作为女人都得要做那些家务事。

——苏珍(女，1977 年出生)

 

尽管如此，流动过程中的家务性别分工仍无可避免地出现去性别化的松动。在此背景下，移居空间与乡土社会地理上的分离，是劳动分工之中性别秩序得以延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男性农民工在乡土家庭中对于家务劳动的排斥，以及拆分式生产与再生产模式的具体实践，都是延续一面的具体呈现。阿城在深圳打工时，家务劳动不免需要亲力亲为，而当他返回农村老家，便可享受妻子的“服务”。

 

在家里就肯定方便了，有老婆做饭……在外面自己做饭、洗衣服，像什么都自己去做。在家里就是老婆，去买什么东西，想什么就叫老婆去买。在这里什么事都是自己去干，不方便，就是累。

——阿城

 

由此可见，改变与延续的并存刻画出乡城流动之中传统性别分工的遭遇。流动家庭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深植于结构性的社会矛盾中，却不得不在家庭和个体层面寻求生存的权宜之计，促使日常生活实践不断调整。在此过程中，父权文化对于劳动分工性别秩序的规定一再受到冲击，家庭经济策略成为理解打工夫妻劳动分工的重要线索，而公私领域的区隔以及乡城空间的分离则有助于性别分工在家务范畴的延续。与此同时，打工女性参与就业的日常体验必然促进她们对于主体与生存意义的追寻，从而推动夫妻权力关系中性别秩序的进一步调整。

 

(三)女性的主体性与夫妻权力关系的博弈

 

性别关系并非单一结构，权力关系与劳动分工一样，都是对其进行考察的重要维度。父权文化对于夫妻之间权力关系的规定，体现为男性主导与女性从属的等级秩序。然而，简单的二元对立并不足以捕捉打工夫妻在日常互动中权力实践的复杂性。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行动者屈从的过程孕育着其主体性的生长。打工女性的充权(empowerment)实践在乡城流动过程中不断推进，行动主体的意识得以增强，并对家庭之中的男性主导与特权提出挑战。相应地，打工男性在现实生活中采取不同策略回应权力关系的改变，既包括出于文化认同或利益考量的对抗，也不乏积极或消极的接纳。于是，打工夫妻的权力博弈围绕着生活实践以多样化的形式展开，或直接或迂回，或激烈或和缓。

 

对于打工女性而言，参与就业本身便具有提升主体性的意义，由此所带来的经济自主更加成为她们摆脱依赖、实现充权的关键，极大地改善了她们在父权家庭中的无权状态。如前所述，阿珊在阿力沉迷于赌博阶段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于是获得了掌控经济资源的权力。阿力欠下赌债，虽试图隐瞒却不成功，而阿珊在知晓之后并未帮助他偿还债务。可见，拥有独立经济空间的女性在权力较量中占据优势，而她们实践权力的方式则是直接的。

 

他跟别人借了钱，但是那些人不要，不敢(向我)问，真的不敢。我不是那种不认账的人，买房买车十万块都还，别说赌博的几百几千了。但是这样的一分(钱)都没的给，我做人就是那样，一分都没的给。

——阿珊

 

在家庭经济范畴之外，打工女性的权力实践也拓展至社会经济范畴，特别是在社会经济事务的处理直接关系到家庭经济安全的时候。苏珍��丈夫曾因工作与上司发生矛盾，于是扣留工作单据以泄私愤，并扬言对上司使用暴力。这不仅扰乱了工厂的正常工作，更有可能就此失去工作，进而给整个家庭带来经济风险。苏珍得知情况后，积极参与问题的解决，并与丈夫据理力争。虽然执拗的丈夫并不容易妥协，但强硬的苏珍最终说服了他。在这场博弈之中，苏珍并没有扮演一个顺从的妻子角色，而是表现出自己坚定的一面。

 

我知道我说的对，你(指丈夫)必须要听我的，我也是为了这个家。本来这个家就是很难很难的，你为了这个家，就是养活这一个小孩。

——苏珍

 

不同于直接且坚定的干预，女性在夫妻协商以及对丈夫施加影响的过程中，也可能采取迂回方式。尽管这种策略性干预并不对男性权力构成直接威胁，但能够潜移默化地实现女性的意志。来自河南的夏萍与丈夫同在东莞打工，自由恋爱的他们在感情上较为亲密，日常生活中最大的矛盾便是丈夫的赌博问题。丈夫曾欠下10000元赌债，夫妻俩用了一年时间才还清债务。然而，赌博嗜好并不容易戒掉，夏萍便通过参与赌博的方式对丈夫旁敲侧击。其中具有挑战男性特权的意味，体现在妻子将自身置于与丈夫同等的位置，是平等意识的微观体现。

 

他看到我打牌了，他就开始叫了，“一个人赌的话还受得了，两个人要赌的话都不行了”。我说只要看到你赌，我也去赌。他说我以后再也不打麻将了，你也不能跟我学了。

——夏萍(女，1985 年出生)

 

无论直接抑或迂回，打工女性对丈夫的干预常常被其视为一种管束。有学者曾记录男性农民工将女性持家与“管”丈夫视为妻子特质，并认为这与传统性别规范之间的不一致透露出中国家庭所发生的变迁。毋庸置疑，妻子的管束对于丈夫而言具有挑战权力的意涵，而夫妻之间的权力博弈在彼此互动中展开。阿力虽然声称自己是“一家之主”，却毫不避讳地抱怨妻子管束的严格。他提道:“我老婆她对我管得很严，像是赌博就更加不要说了。她说你最好是不要去，然后就说一大堆。”然而，阿珊却表示自己对于丈夫赌博的劝阻非但徒劳，反而会招致家庭暴力。在访谈中，阿珊借“说一两句”表达劝导之意，而阿力则用“说一大堆”抒发被管束之感，透露出同一情境下不同主体差别化的主观体验。当管束不受欢迎时，家庭暴力的使用作为一种极端手段，意味着以最直接、激烈的方式彰显男性权力并巩固性别秩序。相较之下，隐瞒或欺骗则是一种回避性策略。几乎所有存在赌博问题的男性农民工都曾试图向妻子隐瞒赌博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但能否奏效则取决于男性对于经济资源的掌控能力。

 

然而，丈夫的“一家之主”与妻子的“管”并不一定违和，前者对应男性的家长地位与特权，后者则呼应女性的“主内”职责。在乡土文化中，女性的持家能力是得到重视与肯定的，其关键在于合乎情理且适度把握边界。受欢迎的“管”同样存在。它往往站在家庭利益的一边，重在管“家”而非管“丈夫”，意味着持家有方而非过度干预。面对妻子的“管”，承认与接纳是另一种回应方式。丈夫往往能够通过选择性接纳，维持与巩固男性的实际权力。如同王成所说:

 

(老婆)肯定能管住我了，我很听她的。……她说得对我就听她的，说得不对就参考。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不能做，自己是男人也有自己的主见嘛，是不是?

——王成

 

所谓“说的不对就参考”，暗示着“有系统地忽视”。当忽视发生，重要的不仅在于孰对孰错，更加关乎权力较量。

 

相较于以上权力博弈的不同方式，更为理想的沟通是夫妻之间的共同协商。胡庆来自于江西，与妻子一同在东莞工厂打工。囿于工厂等级体系的限制，他深感自己晋升无望，于是一直尝试转换工作以实现向上流动。2006年，他遇到一个工作机会，自己权衡利弊后仍然犹豫不决，于是向妻子征询意见。

 

我问我老婆，我老婆也说，你跳了(槽)还不知道好不好，再说我们两个人又在一起，你走了，我还又要跟着你。我说算了，老板如果还能提高一点就不(跳槽)，但老板说提不了了，就这样。

——胡庆(男，1974 年出生)

 

共同协商展示出夫妻之间权力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性，即对抗之外的合作。与选择性接纳一样，这种方式同样彰显出夫妻在家庭利益面前的一致性。在权力的左右摇摆中，家庭的共同利益是夫妻进行权力协商的最终归宿。

 

打工女性在迁移过程中的充权和主体性提升，对于夫妻之间权力关系的改变具有关键意义。当她们在日常生活中透过或直接或迂回的方式向传统性别规范发起挑战时，“男主女从”的性别秩序便得以重塑。相应地，男性以多样化的方式予以回应，既有排斥又有接纳，既有对抗又有合作。事实上，夫妻之间的权力协商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个体在具体情境下采取权宜行动以调整家庭内部的权力消长与关系格局，这也正是家庭流动性最深层次的体现

 

四、结论与局限

 

乡城流动在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同时，已然成为流动家庭现代化与个体化进程的重要驱动。它动摇了传统家庭主义赖以维系的社会结构，也促进了个体对于自主、权利和亲密的渴望与追逐。在介于农村与城市的移居空间中，核心家庭本位替代主干家庭本位成为流动家庭的价值基础，夫妻关系替代父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

 

伴随打工女性自主意识与独立性的提升，她们对于男性的依赖逐渐降低，因此当婚姻生活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传统性别秩序不再足以将她们束缚于婚姻家庭之中。然而，在完整的家庭结构中为孩子成长提供关爱、资源与支持，仍然是作为父亲的男性与作为母亲的女性共同的期盼。于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主义要求男女双方的个人利益让位于以孩子为代表的家庭利益。可见，流动之中的个体化进程既不彻底也未完成，个人仍是家庭之中的个人。

 

尽管孩子成为家庭纽带，流动家庭的生活图景依然围绕夫妻展开。打工女性的性别化妥协，表现为母亲屈从的主导与妻子妥协的相辅相成。也就是说，即便女性日益增长的主体性与传统性别秩序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她们依然选择为了孩子与家庭的整体利益而屈从于父权底色的婚姻家庭。当然，这并不意味流动家庭的日常实践依然遵循男外女内、男主女从的性别秩序。事实上，传统性别规范作为一种文化理想，在乡城流动中不断遭遇生活现实的挑战。流动改变着同时也连续勾勒出打工夫妻性别分工的基本轮廓，透视出夫妻权力关系的博弈过程。当蕴含家庭经济策略的性别化分工不断消解乡与城、内与外之间的边界，当女性以直接或迂回的方式逐步挑战男性家长的特权与主导，男性农民工同样在关照家庭利益的前提下透过互动性实践做出实用主义的回应。但是，他们在价值理念上依然拥抱男性作为“一家之主”的父权文化，在劳动分工中依然努力维持男女界限并拒绝家庭内部劳动，在权力博弈中依然策略性地排斥女性的权力实践甚至不惜使用暴力，足见男性在妥协之余亦保持着对抗。流动家庭的性别秩序，正是在传统文化规范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彼此互构中，在不断妥协、坚持与再调整的动态过程中得以重塑。

 

囿于研究主题和经验资料，本文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局限。其一，本文主要从劳动性别分工和夫妻权力关系两个维度窥见流动家庭之中性别秩序的重塑，但未涉及性别关系的另一重要维度——情感依赖，对夫妻之间情感与亲密的剖析有待补充。其二，本文重点探究打工夫妻就性别权力展开的协商，未能将夫妻关系置于更为复杂、多样和流动的家庭关系中进行审视，对代际关系与性别秩序的交叉讨论不够丰富。其三，本文所分析的受访者以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居多，他们所呈现的价值理念、生活体验以及主观意义具有较强的年代特征，对不同年代农民工之间异质性的把握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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