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蒙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钟林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男性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这种性别不平等如此普遍，以至于生活在从前的人们从未将其视为一个问题，连追求平等的先驱者卢梭也不例外，他所提倡的平等仅适用于男性内部。进入现代社会，现代性所具备的启蒙意义赋予了大众自主运用理智的能力，促使人们反思其所身处的社会权力结构。工业化的发展则通过缩小男性相对于女性的体力优势而进一步推动了性别平等的发展。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性别不平等的改善体现在家庭、就业、政治代表等多个领域。作为现代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性别平等对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性别平等的推进催生了大量关于两性关系（特别是不平等关系）的起源、现状和对策的探讨。这部分研究被称为性别研究。在方法论层次上，传统的性别研究主要包括两种视角。一种是宏观社会学视角，这种视角关注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如何对男性和女性产生差异化影响，从而塑造两性的不平等关系。另一种是微观经济学视角，这种视角关注微观层面的个人行为如何导致性别不平等的形成。这两种视角指导下的性别研究为理解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和家庭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也因为两种视角间的彼此割裂而存在局限性。《女性、工作与政治：性别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Women, Work, and Politic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der Inequality）一书开创性地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解释性别不平等的形成，从而弥补了过往性别研究的不足。在此基础上，该书探讨了部分用以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对策的效果。因此，该书的部分结论对于推动性别平等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导意义，这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该书首次构建了一个嵌套在宏观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中的微观家庭议价模型，其核心论点是，微观层面上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权力博弈会受到宏观制度安排的塑造，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这些微观决策行为也会反过来影响宏观环境。该书将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构建的理论模型应用于分析不同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并辅之以实证检验手段。该书共有七章，除第一章介绍用以研究性别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以及第七章总结全书内容之外，第二至六章分别关注性别不平等的一个侧面：第二章关注男权制（patriarchy）社会规范的形成，第三章关注家务劳动分工的性别不平等，第四章关注生育决策考量的性别差异，第五章关注政策偏好的性别差异，第六章关注政治代表性的性别不平等。运用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该书旨在回答以下问题：在各个领域，性别不平等的表现是什么？性别不平等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的来源是什么？可以如何解决这些性别不平等问题？

该书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对西方国家的实践和学术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其研究结论不一定适用于该书案例范围之外的国家。但是，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可以迁移到其他国家的性别研究中应用，从而为相关研究的发展提供借鉴。因此，本文从该书体现的宏观、微观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概括并评价其内容，并重点讨论以下问题：为什么需要在性别研究中采用宏观、微观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宏观、微观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在该书中的体现是什么？这种研究视角对于当代中国的性别研究和管理实践具有哪些启示意义？本文希望借此呈现有关性别研究的不一样的视角，从而推进相关研究的开展。

二、理解性别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一）采用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必要性

如上文所述，传统的性别研究主要采用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经济学这两种视角对两性关系的起源、现状和对策等展开分析。宏观社会学视角着眼于用宏观层面的制度安排来解释性别不平等的形成，并常常从调整宏观制度安排的角度来寻求解决性别不平等的出路。以《女性、工作与政治：性别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第六章关心的政治代表性的性别不平等为例，部分采用宏观社会学视角的研究表明，选举制度的设计等导致了男性和女性在竞争政治代表席位时产生差异化表现，并提出解决该问题的方法之一是调整选举制度安排。微观经济学视角则着眼于用微观层面上的个人特质或行为来解释性别不平等的形成，并在讨论性别不平等的解决方案时侧重于从改变个人行动入手。以该书第三章关心的家务劳动分工的性别不平等为例，部分采用微观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表明，家庭中女性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家务分工的性别不平等水平，因此改善女性个体的收入能力有利于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传统性别研究的局限在于，这些研究在分析性别问题时或是单独使用宏观社会学视角，或是单独使用微观经济学视角，而未能将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宏观与微观视角的相互割裂使得传统的性别研究在发展的过程中容易遭遇以下瓶颈与困难：

首先，单独采用宏观或微观视角进行分析，无法解释很多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形成。就单独采用宏观视角的研究而言，它们的隐含假设之一是认为在享受相同宏观制度安排的地区中，所有微观个体面临的性别不平等是均等的。但现实却相去甚远，即使在享受同一宏观制度安排的同一地区内部，每个个体经历的性别不平等水平也存在差异。这是因为个体在微观层面上的特质或行为存在差异，个体在所处的中观家庭中与其他人的互动也存在差异。若忽略微观和中观因素，仅考虑宏观因素，则难以解释这些差异的存在。类似地，就单独采用微观视角的研究而言，它们的隐含假设之一是认为某一微观个体的某一行为对于性别不平等的影响即使在宏观制度安排不同的地区中也应当相同，但现实却并非如此。例如，在以专用型技能为主的经济体和在以通用型技能为主的经济体中，女性个体是否就业对于她们支持公共就业政策的影响存在差异。若忽略宏观和中观因素，仅考虑微观因素，也难以解释这些差异的存在。

其次，单独采用宏观或微观视角进行分析，可能会得出针对性别不平等问题的不恰当的解决对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这类研究对于性别不平等形成的不准确理解。例如，该书的第四章指出，与男性相比，女性因为生育和照料家庭通常面临更长时间的职业中断，相较于以通用型技能为主的经济体，以专用型技能为主的经济体会因此给予女性更严厉的母职惩罚，这使得在以专用型技能为主的经济体中工作的女性更多地通过减少生育来保全职业发展。日本就是这样一个以专用型技能为主的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起，为挽救持续走低的生育率，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项生育鼓励政策。在初期，日本推出的育儿补贴、税收优惠等家庭化政策收效甚微，这是因为这类政策仅能减轻家庭照顾负担，而未能降低女性的职业中断成本。之后，日本的生育鼓励政策向去家庭化转变，通过发展社会育儿机构等福利替代方案来减少女性的职业中断时间。由于这些政策试图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因而促成了日本总和生育率的缓慢回升。可见，只有针对性别不平等的准确来源提出相应对策，这些对策才能行之有效。

综上，鉴于单独的宏观社会学和单独的微观经济学视角在应用时存在诸多局限，使用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能够帮助性别研究更准确地厘清性别不平等问题的来源以及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于性别研究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二）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在书中的体现

《女性、工作与政治：性别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将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贯穿始终，其中心思想是，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会影响微观层面男性个体和女性个体之间的博弈行为，反过来，微观层面男性个体和女性个体的决策也会对宏观环境产生影响，最终，宏观制度安排和微观个体行为协同作用于性别不平等的形成。根据此思想，该书构建了一个内嵌在宏观制度环境中的微观家庭议价模型，并将该理论模型应用于分析不同领域的性别不平等。该书重点关注两种类型的宏观制度安排与微观个体行为对性别不平等的协同作用：一是宏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塑造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同时微观个体行为也会反过来影响宏观环境），这些个体行为进一步作用于性别不平等；二是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受到宏观制度安排的调节。

首先，本文讨论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第一种体现，即宏观制度安排塑造微观个体行为，微观个体行为再影响性别不平等的形成。在该书中，这种类型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实证检验主要依托多层嵌套模型（multilevel model）而实现。宏观制度安排对微观个体行为的塑造可以用该书第三章关心的家务劳动分工的性别不平等为例进行说明。嵌套在宏观制度安排中的微观家庭议价模型指出，家庭内部男性和女性承担家务活动的比例取决于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而夫妻双方的议价能力又受他们在家庭之外展示出的谋生能力的影响。这种谋生能力既会受到微观个人特质（如夫妻双方的受教育水平、年龄、工作经验等）的影响，也会受到宏观制度安排（如经济体的技能专有性结构、国家公共部门支出、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等）的影响。后者例如，在以专用型技能为主的经济体中，女性因生育或照顾家庭而产生的职业中断使得同等条件下雇主在女性身上进行专用型技能投资的回报低于在男性身上的投资回报。这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遭遇严厉的就业歧视和母职惩罚，许多高薪和保障性强的工作倾向于雇佣男性而非女性。在这类经济体中，男性在家庭之外的谋生能力通常强于女性，这使得男性在家庭内部就家务劳动分工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其结果是家务劳动的责任向女性不成比例地倾斜。而在以通用型技能为主的经济体中，女性因生育或照顾家庭而产生的职业中断并不会显著扩大雇主在男性和女性身上投资通用型技能的回报的差异，因此女性面临的就业歧视和母职惩罚更轻。这意味着在这类经济体中，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之外的谋生能力的差距较小，二者在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更加均势，其结果是双方各自承担较为平均的家务劳动比例。

其次，本文讨论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第二种体现，即宏观制度安排可以调节微观个体行为对于性别不平等的影响作用。这种类型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实证检验主要依托在实证模型中添加交互项而实现。宏观制度安排对于微观个体行为影响性别不平等的调节作用可以用该书第五章关心的政策偏好的性别差异为例进行说明。微观层面上女性个体的就业状态会影响其对公共就业政策的支持程度。对于未处于就业状态的女性而言，她们依靠家庭中的男性的收入而生存。由于公共就业政策以有工作者的收入作为税收基础，这类政策只会减少未就业女性所在的家庭的收入，因此未就业的女性倾向于不支持公共就业政策。但对于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女性而言，公共就业政策为她们提供了更多（特别是以通用型技能为主）的就业机会，这能够帮助减轻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歧视和母职惩罚，因此处于就业状态的女性会更倾向于支持公共就业政策。进一步地，女性个体是否就业对于公共就业政策的支持程度的影响受到经济体的技能专有性结构的调节。在以专用型技能为主的经济体中，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更严重的就业歧视和母职惩罚，女性更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更需要公共就业政策的保障和支持。在这类经济体中，就业的女性相比于不就业的女性可能会更强烈地支持公共就业政策。而在以通用型技能为主的经济体中，劳动力市场对于女性的就业歧视和母职惩罚更轻，女性能更轻易地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对于公共就业政策的需求更不迫切。在这类经济体中，对公共就业政策的支持程度在就业和不就业的女性个体之间可能不存在显著区别。

（三）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意义

采用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不仅对性别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借鉴价值，也对在当代中国推进性别平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

就对学术研究的启示而言，从方法论角度看，中国现有关于性别问题（特别是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的研究主要从微观个体、中观家庭和宏观制度这三种分析层次展开。但现有研究常常割裂地使用上述三个分析视角，即分别从这三个层次去解释性别不平等的形成和为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寻找出路。鲜有研究探讨上述三个层次的因素之间的联系及其对于性别不平等的协同作用，如上文所述，这容易造成对于性别不平等的来源识别不准确，进而提出效果有限甚至无效的解决对策。而在当代中国的性别研究中采用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有助于增进对性别不平等是什么、如何形成以及如何解决的理解。

就对管理实践的启示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断完善，社会观念不断进步，但性别不平等仍见诸各个领域。并且，部分性别不平等问题已经对社会和谐与经济繁荣产生影响。例如，女性因生育和照顾家庭而面临较长时间的职业中断，这使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遭遇就业歧视和母职惩罚。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牺牲生育以保全职业发展，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年来的生育率。又如，快速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在未来面临劳动力市场短缺的风险。女性作为劳动力红利仍有很大释放空间的群体，本有望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但性别歧视阻碍了女性的就业积极性，这不利于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动能。

为解决上述性别不平等问题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的效果较为有限，有些措施甚至扩大了性别不平等。例如，产假制度在中国的设立本是为了防止雇主对女性施加就业歧视，但根据该书的研究结论，就业歧视主要是由女性因生育或照顾家庭而产生的职业中断所导致的。由于产假制度没有改变女性因生育和照顾家庭而产生的职业中断给雇主造成的损失，因此雇主仍然会以各种方式对女性施加就业歧视和母职惩罚，只不过形式更加隐性。特别地，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实施的产假延长政策进一步提高了雇主雇佣女性的成本，使得女性可能面临更强的就业歧视和母职惩罚，这将进一步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而采用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性别问题，能够帮助当代中国的决策者在厘清性别不平等问题的来源的基础上，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措施。针对上述提及的就业性别歧视问题，根据该书的研究结论，有效的解决方法如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允许男性和女性分享带薪产假和育儿假，并对时长分配更为平均的家庭给予更高的奖励金。这种制度缩小了男性和女性因生育或照顾家庭而产生的职业中断的时间，能够从根源上减轻劳动力市场对于女性的歧视，在推动就业性别平等的同时也有利于提振生育率。

三、总结与讨论

《女性、工作与政治：性别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开创性地采用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性别不平等问题展开分析，弥补了传统性别研究对于性别不平等问题解释的不足。该书针对若干解决对策的效果的探讨也为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处理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意见，无疑对于推动性别领域的学术研究发展和管理实践改进有所帮助。

然而，该书也存在一定局限。第一，书中对中观层面的家庭因素影响性别不平等的关注较少。该书主要关注宏观和微观因素之间的联系及其对性别不平等的协同作用，但忽略了中观层面的家庭因素（如家庭的感情亲密程度、利益结合紧密程度、社会化过程等）与这两类因素之间的交互及其对性别不平等的共同影响。书中未将中观层面的家庭因素纳入考量的原因在于，作者们认为，在高离婚率下，比起将家庭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夫妻追求家庭共同利益最大化，将夫妻视为独立的个体、认为他们分别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许更加合理。但实际上，尽管婚姻不再像从前一般坚固，但夫妻双方在决策时仍会在个体利益之外对家庭整体的利益做出考量。因此，不能完全将中观层面的家庭因素排除在外。未来，性别研究可以使用宏观、中观与微观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展开分析。

第二，该书的理论框架有待进一步梳理与检验。本文基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构建了一个内嵌在宏观制度安排中的微观家庭议价模型。该书的学术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开创性地运用该视角开展性别研究，但构建起的理论框架仍显粗糙，其中的很多逻辑细节需要进一步梳理和厘清。并且，该书的分析对象多是发生在西方国家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研究结论在迁移到该书案例范围外的国家时需要谨慎考虑。该书采用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也仅是用于解释其关心的现象的一种角度，不排除有其他视角也可以对理解相关现象提供帮助。此外，该书基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提出的论述仅有部分得到了实证检验，且采用的实证方法较为粗糙。未来，性别研究可以在完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采用更精细的方法改进因果识别的有效性，从而增强该书理论框架的可信度和可推广性。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建设》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