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之变:改革开放40年的梳理与思考

扎根于中国变迁社会中的“性”是一个/些怎样的问题？在特定的文化、政治与经济背景之下有着怎样的特点与发展脉络？本地学者在不同时期侧重于响应哪些不同的问题？基于此，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可能是：在充斥着多重性与世界性的当下，作为在地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该如何切身地思考中国经验与中国问题？本文将综合相关的社会学经验研究与认识，立足于“性”的多重边缘立场，提出“生活现实-社会情境-对话语境”这三个相互交织的分析框架，分阶段自下而上地认识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性问题，力图以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议题带出更具普遍的思考与对话。

作者简介：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2019年秋季访问学者。;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各个领域都在回顾这40年间发生的社会变迁，而中国社会无论是在行为、关系、观念还是表达、知识生产方面发生着的性之变，不仅仅扎根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变迁，其自身也构成了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潘绥铭、黄盈盈，2013）。在当下中国社会，性议题至少有两个特点使其有可能进一步激发本土论述与跨界对话（黄盈盈，2018a）。

其一，“性”具有日常而边缘的特点。作为社会生活中最易引发社会情绪的话题之一，“性”一方面长期缺席于重要的知识场域，但是另一方面，不论是老百姓的生活八卦、媒体的报导，还是作为社会治理与国家政策的关注对象，都显著在场。可以说，“性”在近现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道德、政治、商业、社会规范的竞逐之躯，也是医学与科学知识主宰的领域；在社会变迁与文化交互过程中汇聚了多方规制力量，并与中国历史文化及日常生活中的丰富内容形成强烈的张力与博弈。恐怕没有任何一个议题，可以如“性”般在被构建为“隐私”“禁忌”且斥之“边缘”的同时，被多方主体如此津津乐道。这种多重的身体政治使其有可能成为人文批判地思考社会世界的重要切入点。

其二，“性”（依然）是构建“中西方”想象的一个重要领域，触及地缘政治与知识权力。一方面，作为体现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性解放甚至性泛滥，其冷战话语下的政治构建已经深深影响到老百姓对于“西方”的想象；另一方面，东方性文化也是西方学者用来想象异邦或是补充性地对话西方学术体系的重要来源（黄盈盈，2008）。相比于中国学者的冷淡与缺场，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的“性”有着特殊的青睐，从高罗佩对于房中术与戏秘图的介绍，到更为现代的学者们（包括在国外工作与学习的中国学者）对于缠足、妓女、一夫多妻、男风、同性关系等历史文化现象的窥探，一直到更近的英语世界（包括学者与媒体）对于中国大陆城市青年与新富阶层的性文化、性工作、女性之性、同志运动、新女权运动的关注，无不凸显了西方学术体系与中国经验之间的重要关联。1不论学者们如何在智理上质疑中西方的二元构建，作为可观察的结果，在社会生活中，“性”所透射的中（东）西方想象以及中英文世界不对等的学术资源、会议交流与发表机会，都彰显了扎根于不同语境、不同语言、不同发表平台的知识生产的主次位置。换言之，相比于很多社会议题，“性”更加敏锐地触碰到中国经验在世界知识格局中的特殊位置。

以上这两个特点使得中国大陆的性研究较早就或被动或主动地开始“边缘—主流”“传统中国—现代中国-西方社会”之关系的对话与批判思考，包括对于我们所使用的最为基本的语言与认识假设的检视，以及尝试着回到历史文化与生活经验之中寻找、创造新话语的紧迫感。近年来，具有很强全球联动特点（依然是以占据着主要经济与知识资源的欧美社会为主导力量或者发起者，但辐射甚广）的反性骚扰运动、LGBT运动、性教育等议题所牵动的社会争议与政策失措则把“性”更进一步地推到大众面前。进步、保守、左右、身份政治等国际政治话语在近年也更为明显、更加错综复杂地聚集在中国大陆某些“性”的议题之上，而中国大陆的“性”也在内外多种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拉锯之下呈现出越发多重的政治性与等级化趋势。与此同时，在性与性别的议题上，中国经验、本土思考、重新认识中国、南南合作等声音也在加强。在多重力量的并存与撞击之际，身处其中的研究者可以如何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保持独立思考的立场；如何理解这种“独立思考的立场”及其最终的关怀；如何在错综复杂中厘清中国的“性”脉络，使得“性”经验在有可能摆脱某种话语的桎梏之时，不至于落实另一种（虽然方向不同但是可能同样狭隘的）政治话语；或者在保持批判性的同时（尤其是警惕各种二元倾向），能够带出更为丰富而接地气的积极边缘思考；甚至，中国的“性”经验透视的是怎样一个世界。这些都是现阶段充满挑战却也令人期待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与问题意识之下，我希望基于自己（以及潘绥铭教授主持的性社会学研究所与其他同仁）在大陆开展的实地研究、学术实践（包括持续性地举办会议、培训、学术对话），以及对于中国社会性之变的社会学观察、文献回顾与切身感受，着重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现状与变化脉络。2

本文暂且把时间设定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选择80年代，显然与1978年开始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背景有关，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经验研究与观察更直观地始自80年代。这40年左右的性之变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尽管相对于更长时段或者更为久远的“过去”而言，这个时间段研究依然显得历史无关，但是对其所处的时间轴点的经验探究与分析所带出的“历史感”却是重要的。尽管，在论及“中国经验”时，因为文化与政治背景相对于西方的“独特性”，传统性文化及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时期显然更受青睐（近年不少社会学者的历史转向也有这样的考虑），但是，一则就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与参与观察的方法传统来看，我们对这些时段的现实把握显然是不够的（依赖于文本的历史与文学分析当然是另一些重要视角），另则我认为当下这40年里，中国社会的性之变是不容忽视的一段社会史，对当下的深描可以为“历史”提供更好的素材，而且，即便是关注当下，其与过去历史文化的连接（或者断裂）是值得细究的。在本文中，我将结合自己的认识，对这40来年做进一步的阶段划分，以更好地把握“性”在当下的发展脉络与大致图景。当然，将各类性质混杂的当下作为“中国经验”的论述对象，显然会面临很多挑战，姑且当成一个社会学研究者的执着吧。

设定中国大陆，则是考虑到中国台湾、香港等地有着非常不一样的性现状与对话语境，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大陆学者目前所能切身把握的。但是同理，从联系的视角看，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分析空间，辐射的是更大的世界格局，与周边的关系、与西方的关系、与世界的关联都在视域之内；对这个有限社会空间的性经验的探究，所带出的更大范围地缘政治的空间感当然是重要的。本文所涉及的“中国”，除非特别说明，指的都是中国大陆——在大陆发生的性现象，大陆情境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变迁，也侧重大陆的对话语境与中文文献（触及部分相关的英文文献）。

“性”也需作更为明晰的范畴界定3。本文主要关注性（sex and sexuality）与多元性别（LGBT）相关的社会现象，有别于女性研究（women study）及主流性别研究(gender study)，有别于“生理-社会性别”维度上的性别（sex)4。相比而言，主流性别研究无论是议题本身，还是研究资源、制度化程度、社会可接受度，其边缘性、经验特点与变化趋势，与性与多元性别都有所不同，带出的问题与思考也会不一样。换言之，性与性别相互关联，但不可互相替代与混淆，尤其不能以性别这一概念来涵盖性，这也是我对于“性-性别”体系的基本认识与立场（Rubin,1984）。

结合我自己的经验认识与多方对话的切身体会，本文提出“生活现实—社会情境—对话语境”这一三棱镜分析框架。棱镜的三个面具体指向：（1）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实践经验与生活逻辑；（2）所处的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情境；（3）所对话的大众语境与学术语境。三个面向彼此构建、相互映射重叠，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具体分析过程中，着墨力度会根据不同时间段的特点而有所差异。提出这一综合框架，其意义在于将我们的关注点从人们的性行为、性关系、性观念等现象的关注，过渡到更为整体的对于“性在中国是个什么问题”的提问与思考；后者包括了前面这些性现象，以及对其所依存的社会环境的理解，也必然触及由更多行动主体以及权力关系参与的“性”的知识与认识建构。更为重要的，这三个面向的整合分析也是朝向更为在地的认识“中国经验”与构建不以西方性话语为先验中心的知识体系的可能路径。而之所以要把这个整体的框架分这三个方面来论述，则也是不希望以“不可切割”为借口，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走向“神秘主义”（实则是稀里糊涂之中丧失了“更好的理解”与更强的解释力的社会学研究的目的）。

最后，本文希望立足于一种积极的多重边缘立场，将“边缘视为一种方法”（而不完全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存在以及受限于权力关系的向度）来思考性，思考尚未（充分）进入知识体系的那些历史文化、生活经验与日常认知——去碰触不同阶层/群体性/别主体的生活质感与境遇、检视性问题在知识生产中的位置、思考中国经验在世界中的位置。在有能力对“边缘性”展开更为丰富的论述之前，暂且借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左翼杂志《岛屿边缘》的定位，既指向处于社会权力边缘的弱势阶层，也意味着一种非主流、去中心的、在关系中加以认识的、动态的、积极批判的立场（陈筱茵，2005:78-81）。

与现代性文化紧密相关的中国性文化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本文暂且只把“前奏”定位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文化背景，以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之初的性之变发生在怎样一个社会基础之上，即变化的（就近）基点是什么。5

对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期，有关“性”的经验研究甚少，更多（仍需辨析的）信息隐含在相关小说与影视作品（比如十七年电影），以及尚未充分挖掘的各类历史档案与生活文本之中，整体上是一个亟待补充的研究课题。

这段时期的性特点在个别学者的论述里已有触及6。潘绥铭自1999年开始的全国性调查中设计的回溯问题可以触及一部分年龄较大群体当年的性行为、性观念与性关系，也结合自身经历与观察对这个时段的性有过整体性的论述，将之称为“无性文化”以突显“社会的非性化”特点（潘绥铭，2008；潘绥铭、黄盈盈，2013）。为避免“无性”可能带来的误解，我在此借潘绥铭的论述暂且称其为“去性文化”，意指政治对于公共性表达乃至私人生活领域的高度控制，包括样板戏中去性化的人物形象与家庭关系、语言的净化、身体形象的中性化及对于人们性行为及关系的直接干涉。“1949年以后，以‘移风易俗’和‘阶级斗争’为口号，性，逐渐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最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反性的社会秩序’”，其结果并不是实际生活中的“无性”，而是性的生殖目的论的强化以及相应的人口爆炸（潘绥铭，2008）。

20世纪50年代的婚姻法、新中国成立以来去除“通奸罪”、禁娼及打击会道门这三把火最为直接地与“性”有关。这段时间，进入公共领域的“性”除了出现在大字报上有关生活作风的批斗内容（可能还有不少内部的处理意见或法律文档），最主要的体现在对于北京、上海等地禁娼的报导与记录（北京市公安局，1998；《文史精华》编辑部，1997）。新中国成立之初自上而下发起的，运用解放妇女、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等政治话语开展的全国性禁娼运动是这一时期的显著“性”现象，也屡屡被作为“一举扫黄成功”的典型加以书写（潘绥铭，2008）。而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这种“成功禁娼”的话语多次从老百姓的谈话里再度流露——在感慨当下政治腐败的背景下带出对于计划经济时代道德风尚的怀旧式想象。可以说，就改革开放之前的性而言，尽管当年的公开记录与表述非常之少（除了禁娼），相关的经验论述也非常不充分，但是这种“去性文化”却基本上以“纯洁”方式存在于更为现代的人们的谈性实践里，从而与当下发生紧密联系。无论是在各类性事件的社会争论中（比如20146年东莞扫黄，贪腐官员包养情妇的报道），还是在我们实地的红灯区研究（尤其是针对嫖客的访谈），以及近年对于加拿大移民的访谈中，都多次听到这类道德感慨，即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纯洁”来斥责现在“受西方影响的性开放”——到处都是红灯区、乱七八糟的性关系、各种同性恋、恋童等“性变态”……

尽管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研究者依然可以找到生活反例来论证这个时段不同形式的性存在，但是整体而言，如果说社会主义时期的男女平等问题经常被作为“中国经验”而参与到南南以及南北对话之中，那么这个时期的性经验（除了禁娼史）则严重缺乏研究与再现，我们的知识与认识也过于简化与笼统。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性变迁在时间上连接着的正是这一时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于性的高度政治管控、社会的“去性化”以及性知识的断裂与缺乏。

对比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性的高度政治化与社会的“去性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中国社会与老百姓生活层面发生了一场“性革命”，意指短期内出现的快速、普遍、多维的性变化（潘绥铭，2008）。而本地学者们在这段期间也致力于“性的去政治化”与“祛魅”，把关注点投向社会生活领域的性议题及其观念变迁。

经历过中国大陆20世纪80-90年代的人都能直观感受到日常生活领域的诸多变化，先后、程度有异，但是这种变化是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潘绥铭把这段时期方方面面发生的“性”变化浓缩为五个方面：性哲学的革命，如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的破产，避孕与流产的合法化，“性的快乐主义”开始兴起；性表达的革命，如1985年以来各种性的出版物的涌现以及与性有关的新词的出现，性用品店的普及，色情品的剧增等；性行为的革命，包括性生活中爱抚行为的增加，性行为方式的多样化；性关系的革命，包括婚前性行为的逐步“去问题化”以及多伴侣性行为的代际增加；女性的性革命，包括行为、表现（着装与身体形象）、观念与性自主方面的变化，以及多元社会性别的日益显见（潘绥铭，2008）。

当代大多数中国人的性观念转变正是发生在这段时间。20世纪80年代初，引起社会热议的性问题集中在婚前性行为、婚外性关系。人们对于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有了较大的转变，尤其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婚前性行为更“不是个事儿”。性观念的变化，除了学者们的调查数据，从日常语言的使用与流行上也可见一斑。比如，即便是备受争议的婚外性行为，80年代初期常见的“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开始逐步被不那么贬义的“婚外恋”“傍家儿（傍肩儿）”和“情人”等日常用语所替代；而与“爱情”联系在一起的“外遇”也有了越来越大的正当性。在社会层面性观念/态度的转变也可以从这个时期急剧增长的出版物以及文化活动中加以窥视。

刚刚从“文化大革命”走来的人们对于性知识的渴求加上一系列新词汇的翻译与创造（包括“做爱”这个词），促使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一股性医学与性的科学知识所带动的“性学热”，而性在公开的场合再次变得可说了（20世纪初曾经有过类似现象）。比如，1980年郎景和在《科学画报》上刊登的“新婚性卫生”红极一时。1985年两本书——吴阶平的《性医学》和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更是具有破禁区的意义，一时畅销。各类新婚手册、婚姻家庭、人之初、故事会、古今中外之类的杂志开始在更为广阔的不同阶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流行，人们在其中直接间接地搜寻着与性及爱情有关的故事。除了杂志报刊上流行的“性知识”，1988年中国美术馆第一届人体油画展与1994年北京的性知识展览以更为直观的视觉方式吸引了大批城市观众，轰动一时。这一时期另一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性现象是：包括人体知识、青少年自慰议题在内的性教育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甚至在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走进课堂，《性教育》杂志与相关培训班也开始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到1992年10月止，以性科学知识为主题的正式出版物就已经达到了273册（潘绥铭，1997）。而这股20世纪80年代初重新兴起的性学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数万会员的性学会的成立达到巅峰，并与市场经济发展下的商业化日趋结合。

这段时期，性实践与社会规范之间的拉锯战逐渐明显化，围绕着1980年出台的《婚姻法》及1981年开始陆续颁布的禁娼法律条文相关的讨论就是一个热点。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显性议题是以婚前、婚外性关系为主，也包括有关爱情的讨论，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关卖淫嫖娼的法律规制、社会讨论及相关研究则开始突出（包括潘绥铭及我们团队的红灯区研究也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20世纪80-90年代，有关“变性”的相关媒体报导也曾经引发过社会热议（比如1983年第一个公开的变性人张克莎）。性的医学化与商业化，随着20世纪90年代到处出现的成人用品店及随处可见的壮阳药、阳痿早泄的广告而更加兴盛。20世纪90年代初李银河与王小波的《他们的世界》及张北川的《同性爱》的出版也把同性议题拉出水面。尽管，在性的讨论中，“受西方社会影响”的认识从未消失，但是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前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的性话语中有关“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飞来的苍蝇”之类的情感表达明显弱化，而有关“人”“人性”以及生活世界层面的缤纷繁杂得以更为充分地肯定与丰富地表达。20世纪80年代性议题引发的社会争论是比较热烈且多维的，几乎各类针锋相对的观点都可以展现，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公共”性则开始减弱，而性的个人化、私人化也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而逐步增强。总体上来看，这个阶段的“性”呈现出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而这一时期以刘达临、潘绥铭、李银河等性社会学家为主导的性研究也通常被认为是开创、先锋之作，其论述往往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与社会洞察力，展现出很强的社会性与大众化特定（经常出现在流行报刊或者街头地摊之上），甚至具有“启蒙”的意义；备受争议，但不夸张地说，影响了几代人。

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性之变，不同于欧美学者把中国大陆发生的“性革命”跟“西方”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的性革命是沿着西方的路子走，潘绥铭（2003,2008）明确主张，中国的性革命撇不开西方的影响（与国际的接触开始增加），但是，其根源还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结构变化：

其一，性变迁首先扎根于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80-90年代发生的社会变迁，包括单位制的解体与传统信仰的缺失所带来的各方面社会控制的减弱、人口流动的加强、居住环境的改变以及私人生活空间的发展、人际关系的变化与城市里陌生人社会的形成，等等。而20世纪9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经济发展与娱乐消费的进一步繁荣，科学技术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增加，也形成了性变迁的重要社会背景。

其二，两个政策的出台——1980年颁布的新《婚姻法》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不经意间”成了这场性之变的重要动力。在1980年的《婚姻法》中，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新的《婚姻法》把个人之间的爱情和感情作为婚姻的目标与衡量标准，瓦解了“婚姻”的神圣和不可动摇，也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离婚潮，甚至1982年出现了控诉陈世美们的“秦香莲上访团”。独生子女政策则给中国人的婚姻和性文化带来了几个意想不到的客观结果：（1）“性的唯生殖论”被打破了，人们之所以过性生活，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性的快乐主义”日渐得以“合法化”。（2）惩罚非婚性行为的主要利刃折戟沉沙。在计划生育政策之下，避孕与人工流产具有更强的合理性。（3）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女性不仅少怀孕、少生育，而且大大减少了对于怀孕的恐惧与顾虑，再加上青春期在提前，更年期在推迟，于是，中国这一代女性有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到自己的身体、性与生活方面。更重要的是，传统上被认为是“反常”和“伤身”的具体性行为，例如接吻、自慰（手淫）、性爱抚、口交、**等等，过去之所以被歧视，就是因为它们首先就违背了“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现在则至少在法理上获得了正当性。

其三，性变迁更直接地来自中国社会初级生活圈的变革。中国文化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性（sexuality）的概念，甚至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性（sex）的概念也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被涵盖在更大更综合的“初级生活圈”这个实体之中；就像“人”从来也不是指个体，而是一直被包含在“家庭”里一样。因此，要从中国社会中婚姻、性、生殖/养育、爱情、性别之间的关系变化入手来理解性之变，具体可以被表述为：以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为基础，以婚姻承认性的价值为起点，以爱情高于婚姻为旗帜，以性爱挣脱情爱为助力，以人口结构以及相应的养育形态为重要的物质基础（比如1966-1986年之间青少年人口的爆炸，迪斯科、流行音乐以及更为后来的网络等青年文化的兴起与反哺效应，以及独生子女政策下“小太阳”的出现），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里各种活动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恰当的政治社会文化历史时期内，不等量却几乎同时地发生了变化并且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催生性革命的合力。

20世纪80-90年代中后期，另外一个重要的性现象与性实践正是性研究的兴起。这段时间也可以被称之为性研究的开创期，甚至某种意义上的黄金期。相比于后面几个阶段，这个时段的社会氛围可以说是最宽容的，所受到的社会抵制与审查也是最少的。虽然研究经费与资助有限，研究者也屈指可数，但是各类发表（包括期刊与媒体杂志）则是比较容易的，除了对于中国性现象的各类评述，传统性文化的介绍也是这段时间的一个重点（比如对于娼妓史、敦煌性文化、阴阳哲学、房中术，以及同性文化的介绍）。当然，从学术环境来说，所受的最主要限制除了经费，一则来自学者的观念（是否认为这个问题重要，是否具有挑战现有的道德观念与规范的勇气，是否有足够的性想象能触及更多的性议题），二则来自系统的理论及方法训练的缺失，以及对话的缺乏。以现在的学术标准来看，当时的论述很容易找到“不够严谨”的地方，甚至或多或少会被套上“本质主义”“科学主义”的标签。一币两面，可能也正因为此（至少在中国大陆的性领域还没看到中西合璧互相添彩得很好的论述），这代学者的人生经历，基于生活经验与社会洞察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西方学术规范与预设的束缚，而更能“朴素”地把握生活的复杂，也更能扎根于现实逻辑来提出某些“真问题”。7

进入到21世纪，与“性”有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艾滋病”的兴起。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推力、国际与国内多重力量的连手之下，“艾滋病”极大地推动了以“风险/安全”为关键词的性讨论与性研究。在研究经费短缺的年代，大量项目资金的涌入，中国大陆与国际力量（包括艾滋病相关知识与防治理念）更为全面的碰撞，都直接搅动了性的生态。跨学科合作，检视带着浓厚全球化色彩的“艾滋病”与本地性话语之间的互构关系，分析“艾滋病防治”背后的健康治理术，以及警惕艾滋病所带来的新的道德恐慌，则是这段时期社科领域少数性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依然进行中且亟待补充）。

在中国大陆，艾滋病的防治虽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及90年代初，但是大规模的开展以及在社会层面引起关注是在2000年之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也恰恰是艾滋病防治最字面意义上的黄金期：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中澳艾滋病防治项目，以及WHO、世界银行、全球基金、盖茨基金会等机构支持下的不同类型的国际项目进入中国，伴随着大量资金的是一整套防治理念以及技术的引进（比如安全性行为、安全套使用、降低危害，以及社群参与、社会性别分析、同伴教育等）。在国际力量的推动之下，中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法律文件，并不断升级，迅速与“国际接轨”，把艾滋病构建为一个“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民族兴衰”的重要政治问题（潘绥铭、黄盈盈、李楯，2006）。

在这种“重视”之下，“性与艾滋病”在21世纪初开始形成直接的互构关系，在显性化的同时，也强化了两者的负面构建。一方面，80-90年代的“性革命”在媒体的报导之下开始引起道德恐慌，之前比较压制的情绪则借由艾滋病问题开始爆发，“性传播”被进一步夸大，“中国社会乱套了”的多米诺骨牌式道德滑坡想象开始彰显。在“预防”与“风险控制”的理念盛行之下，与性病、艾滋病相关的各类性风险以及相应的道德与医学论述逐步得到强化。另一方面，艾滋病防治的正当性确实也给“谈性”带来了合理性，并自上而下地把性的问题推到台前，不仅资助力度大大加强，也为某些性工作、同性恋等议题的社会学研究与基于权利的服务工作提供了空间，由此，“艾滋病”也成了某些学者与运动者的积极策略与战术。于是乎，艾滋病时代的性讨论与性研究在雄厚的国际资金与强大的国内行政力量的支持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这段时间的性问题主要集中在“高危人群”与“风险行为”，更为直接地聚焦于安全套的使用率。基于公共卫生的视野，安全套的使用、性交的频率与方式、性伴侣的数量（分共时性伴侣还是连续的性伴侣）与类型、性网络与桥梁人群、性病的情况等成为判断“性风险”的重要指标，当然也构成了问卷调查的核心问题。“小姐”、作为潜在嫖客的长卡司机、男男性接触人群等先后被贴上“高危人群”的标签纳入了干预工作范围，2004年左右，各级疾病控制部门专门成立了“高干队”（高危人群干预队伍）；而随后长期缺席于主流世界的农民工的性问题、农村性问题、老年性问题及青少年性问题，也在“艾滋病”的话语之下从公共卫生领域借由媒体宣传与健康教育的开展而渐入大众视野。相伴随的FSW(female sex worker）、MB(money boy）、MSM(man who have sex with man)、safer sex以及risk population这一系列英文词汇开始在中国大陆流行。就这样，前所未有的，多重的边缘与主流（国际与国内、国内主流与边缘人群、边缘性议题与更为主流的健康问题）在这短短的不足十年的时间里，以HIV这个病毒为中介，产生直接的碰撞、协商与博弈。

可以说，“艾滋病防治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某些性议题的可见度，也切实地以更为人文与社会关怀的态度关注到边缘人群，甚至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主流—边缘”的权力关系，给包括政府工作人员、不同领域学者以及草根组织的志愿者在内的利益相关主体都带来更多的能力培训（及其他）机会。可是与此同时，资金、数据与新词汇背后对于“性”的负面与病态预设、对于人（尤其是性边缘人群与弱势群体）的管控治理以及可能带来的问题，却并未得到足够的检视与警惕。很显然的，大量以公共卫生为主导的性调查，基本也是沿循着医学与行为学范式在进行，在具体方法上也有很多有待商榷的问题，用以论证艾滋病流行现状与预测的那些数据质量堪忧。艾滋病，推动的主要是性的科学主义与医学化。

这段时间，在艾滋病项目的推动下，个别社会学与人类学者开始介入对于“小姐”、“男同性恋”、感染者及某些人群性文化的研究（郇建立，2011），但是尚未形成与公共卫生话语的平等对话之势（黄盈盈、潘绥铭，2011）。不过，艾滋病时代草根组织的大量兴起与介入则确实在短时间内（暂时）改变了性的生态。比如在中英艾滋病防治的推动之下，四川与云南培养了相当数量的性工作者草根组织与同伴教育小组，虽然在艾滋病时代过去之后，所剩无几，但是在当时却带动了社群的发展。2005年前后，以全球基金为主力的对于MSM社群的支持则更是直接搅动了男同社群；资金搅动的性少数社群发展的社会成效评估，则是另一个值得批判性书写的问题8。

暂且不论艾滋病时代性研究的细节与艾滋病防治的成效问题，就本文相关的思考而言，具有极强全球化特点的“艾滋病”带出的重要问题是：中国大陆的“艾滋病”历史与欧美以及全球化背景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联系历史文化与当下现实，甚至不久的将来，这一横空而降的涉“性”问题，对于中国大陆的性经验而言，起到了怎样的搅动作用？

结合我自己的观察，至少如下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深化。首先，除了具体的流行特点，在中国大陆，“艾滋病”作为一个问题（不仅仅是公卫的，而且是社会与政治问题）是外来的，离不开国际力量的影响，其构建过程本身就涉及地缘政治、资金、知识、社会重组等议题。其次，以美国为例，20世纪60-70年代的同性恋运动、性解放运动培力起来的草根组织力量在艾滋病防治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也有着很强的自主性；在中国大陆，虽然在资金的刺激下瞬间生长出了上百个性工作者同伴教育小组与MSM组织，但是这些主体与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以及研究者之间的力量与博弈关系不同于欧美。艾滋病的流行与防治至少在短时间内改变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为性与多元性别的草根组织赢得了一席之地：虽然内部生态非常复杂，而且资金过后，大部分草根组织也不复存在，但是这种影响依然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到现阶段的性与多元性别生态——有些组织/个人（以MSM领域为多，包括个别跨性别性工作者及女性性工作者小组/个人）在“艾滋病”及更广的健康议题（包括心理精神领域）上继续与国内外公卫机构合作（包括各级疾控部门、美国及其他地方高校学者等）；有些组织/个人转向性教育；也有一些则（至少名义上）转向流动妇女的生殖健康与暴力防治。曾经轰轰烈烈的“艾滋病防治”之于个人/小组/社会的作用如何，有待在更长时段内肘进一步观察。最后，艾滋病时代的新概念，几乎是一路畅通地伴随着资金进入到大陆的中文语境，但是不同的人（比如政府官员、卫生工作人员、研究者、草根组织）如何使用、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是完全被动地全盘接受、不知其意地运用、还是策略性的挪用，都值得更为在地的谱系学考察。总之，文化、经济与政治背景、具体流行特点与防治实践、知识（再）生产等不同层面的“艾滋病与性”，虽然已有着墨，但是值得进一步扎根于中国现实情境进行研究，并反向地参与到有关艾滋病的全球化知识构建的批判性思考之中（Patton,2012；黄道明，2016）。

这一时期，“艾滋病”之外，其他层面的性变迁依然在继续。就现象而言，网络空间里或者新媒体技术带动的“性”变化是这个十年不容忽视的特点，包括耽美、同人等新现象、新语言，甚至人机交融的新人类的出现，连同着各类约炮交友网站与APP的兴起，革新了老一代对于性的认识。而技术与性议题的交叉所带来的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延续至今。这些变化也开始在“性知识”与“性语言”这个维度上分化了不同的人群，相互之间听不懂彼此的语言，也更难理解“不同次元”的生活与思维。在洋土、城乡、年龄、性别、收入、学历等传统维度之外，技术、身体与性/别的分层越发凸显，而这些因素之间的交叉关系或者相互强化或者有一定的此消彼长，进一步复杂化了21世纪以来的社会世界。

同时期，与艾滋病有交叉但是秉持着人文社会科学理念的性研究与实践也在开展。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的“变迁感”更多地来自社会生活领域的直接观察与体会以及零星的研究，21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性关系、性行为、性观念这些层次的变化则有了更有说服力的实证调查资料的支撑。9在这十年，20世纪80-90年代就已经开始关注不同性议题的若干学者（包括李银河、方刚等）与以男女同性恋、小姐等人群的权益与反社会歧视为导向的草根组织，也有其不依赖于“艾滋病”的论述与实践。

此外，在这段时期，因为国际碰撞的强化，我们对于多重国际力量与国内不同主体间的互动特点及不均衡关系（触及不同国际组织、不同政府部门、不同学科的学者、不同的NGO组织类型，以及性与性别少数人群内部的变化、分层与细化）也更加敏感，并在2005年以来更为主动地举办以中国社会发生的性现象为分析对象的不同主题的会议活动。除了希望激发“医学与科学”体系之外更为扎实而丰富的性论述，也试图加强学术与运动、不同性与性别主体之间的交流，以及更有意识地构建“性”的中文语境与对话平台，包括对于翻译词汇的再审视、中文文献的重视、以中文为主要语言的经验交流与写作实践（黄盈盈，2018b）。

与前十年的艾滋病时代的“性”特点相比，2010年以来，在博客、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的助力下，不管是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活跃的主体力量与性论述的特点都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进入大众的视野。基于到目前为止的观察，“多方力量之间的动态博弈”可以被设定为现阶段的关键词。对于本地学者而言，如何保持“独立批判”的精神，把握并参与这场多方博弈，在警惕不断彰显的“性的多重政治化”趋势之下扩宽更加丰富的本土论述，则是当下的重点与难点。

近40年以来，与性有关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性议题而言，20世纪80-90年代是一个相对自由但是经费缺乏的时期（不管是国内学术体系、企业赞助，还是国际资助）；21世纪10年代，性领域的资助经费开始增加（尤其是国际资助，包括艾滋病项目以及福特基金会对于中国性与生殖健康活动的资助），在健康的名义下，性研究有了更大的正当性。2010年之后，性的政治经济与学术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变。

从经济上看，性研究的经费整体上有所缩减，但是其资助来源及偏向上存在差异。缩减的主要是国际资金，政府购买服务的经费则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以健康类社工服务为主）。学术资助虽然也略有增加（比如双一流、社科基金对某些性与性别议题的资助），然而经费的分布显然是不均衡的（流向重点院校与学科），而且意识形态的导向也是明显的（比如有助于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对支持的性与性别议题也是有选择的（比如，与校园性霸凌、网络性现象、性教育、婚姻家庭相关的研究，相比而言更容易获得资助）。学院外，除了个别国际组织对于某些性议题依然有所赞助（比如UN推动的紫色校园、LGBT与性教育项目），商业的色彩进一步强化（不仅仅涉及商业赞助，也涉及粉红经济及部分以性教育、提升女性性自主、增强社会性别意识与理论水平为主题的培训机构）。

此外，出版环境也在发展改变。就学术界而言，与性工作、性行为及非主流性关系相关的描述与分析，比起之前更难以出版。不过，有关性教育、婚姻家庭相关的文章却比以往多了不少（前几年同性恋议题的文章与书籍也有所增加）。从学术上来讲，另一个挑战则在于主流学界对于性研究“有趣但不重要”的判定，也使得性研究话题很难进入到主流话语体系，除非认为某些性现象触碰到了社会稳定与秩序，比如家庭婚姻、性别比失衡、艾滋病防治等议题。

此外，国际局势的变动，包括整体上保守力量的增强、福特基金会纽约总部的资助策略转变、全球LGBT运动的影响，以及跨境人口及信息流动的加强，也更为直接地影响着中国大陆的性现状。近年来，政府官员在国际形象塑造上对于性别议题的表述，对外媒体有关LGBT的报导等也是需要关注的议题。而就在2018年10月，与“中国走出去”及非洲投资同步，以“非洲留学生-艾滋病-与中国女性的性（滥交）”为核心词的报导所引发的朋友圈刷屏与“10万+”评论正在掀起裹挟民族、种族与跨国议题的新一轮道德恐慌与“性的（国际）政治化”10。当下，在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下思考中国的性问题变得不可回避。学术、政治、经济、技术发展之间的多方博弈也将带来新布局之下具体行动与研究策略的重新思考。

2010年以来，扫黄的加剧、LGBT的进一步显化、新女权的兴起、青少年的参与以及反性大妈的出现，构成了五股不容忽视而且彼此纠缠震荡的发展势态。

2010年以来，与性相关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反腐背景之下扫黄的加剧（Huang and Pan,2014）。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扫黄，在不同阶段力度与侧重点都会有所不同（比如1999年发生过王英红因组织卖淫被叛死刑的案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部分地区的扫黄都不是太严厉。但是2010年以来的扫黄，无论是从力度上、普及面上、持续时间还是扫黄形式上（从高档场所下手触及各类档次），都是前所未有的（除了解放后的“一举扫黄成功”）。2014年的东莞扫黄事件更激发了有着广泛参与度的社会争论，除了网络平台上的针锋相对，也包括了不同领域的学者介入辩论，“东莞挺住”的口号牵动了卖淫嫖娼问题上左右立场以及“女权—性权”立场的进一步争论（宋少鹏，2014）。与此相关但略有不同的是，2011年河南的性奴案则是从“小姐作为受害者”的角度引发了社会长达半年之久的讨论及媒体报道，其背后透射的治理理念及过后（再一次）迅速被遗忘的社会特点也是值得深思的（黄盈盈，2012）。简而言之，扫黄加剧以及新一轮的净网运动、道德治理在2010年之后更加凸显，社会参与更广，也再度凸显了政治化的特点。而这一点，在最近一两年更加明显。

延续着上一个阶段，男同的MSM化及艾滋病化，或者称艾滋病的男同化越发凸显。回溯到改革开放这个起始点，中国的同性恋活动在20世纪80-90年代就已经存在，只是尚未浮出水面，主要以城市中各类隐蔽的“点”形成（以公共浴池、公厕、公园、公共阅报栏、公共车站为空间的交友活动等）、家庭聚会以及热线的形式展开。对于男同组织而言，社群组织的显性化始于21世纪初中期，尤其是在2005年之后，在国内外艾滋病防治项目的支持下，各地纷纷组建MSM“防艾”志愿者工作小组。而近年来，在不断报道的新发感染率的数字治理之下，艾滋病的男同化特点更加凸显，在混淆认同与行为的情况下，男同也越发被“MSM化”，而高校年轻MSM则更是公共卫生治理的重中之重。公共卫生与各类新媒体的合谋，带来了新一轮的道德恐慌。家长们不再或不仅仅忧心自己的孩子是否早恋、发生婚前性行为，而是更加担心孩子“年少无知容易受诱惑或赶时髦而成为（男）同性恋，感染艾滋病，毁了一生”。

此外，LGBT社群的倡导活动开始逐步显现“社会运动”的特点，而且因为受限于国内环境的紧缩，活动形式进一步国际化。国际组织的日益“粉色”进步（甯应斌，2013），促使大部分文化活动开始以电影节、文化月、骄傲节等形式在使馆、联合国的机构里面展开。“全球酷儿化”的口号、美国和中国台湾等地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进程正在对中国大陆同志圈产生影响。中国的LGBT，在国际社会上也越来越被看见。

相较于十年前，今日LGBT的权利要求、反歧视行动的具体形式更为多元，与主流社会的碰撞也更为直接。通过行为艺术、个案诉讼、友好厕所的倡导等形式，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拉拉组织除了90年代就开始举办的沙龙与杂志，也更为宽泛地通过把研究作为倡导策略（如口述史项目、反对性别暴力研究、生育领养意愿研究，以及支持青年人做研究，翻译相关文章与书籍），通过走进校园系列活动、法律咨询与倡导等形式在社会上产生影响；而且与女权主义有了更多的交叉关系，一部分人也成为新女权运动的主力军。因为性别议题的加入，男同与女同之间的张力也更加凸显，体现在有关本质与建构的争论、同妻问题的立场、LGBT内部男女性别的不平等，等等。这段时期，双性恋、跨性别、泛性恋等人群也开始发声，并与其他性议题，比如残障与性、性教育有所交叉。

商业与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带动了中国的粉色经济。随着与性及多元性别有关的心理咨询与性教育类培训开展得如火如荼，性与性别的医学化（反对矫正治疗，可是又在心理健康的意义上笼罩在新的治理术之下）与商业化（借助商业发声以及创造更多的活动空间，或者是以性与性别平等的名义赚钱），以另一种更为进步正当的面貌开始出现。这种进步的面貌，在挑战了原有带着强烈歧视色彩的医学体系与异性恋霸权、扩展情欲空间的同时，其所隐含的理念预设及新的治理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其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微妙与动态。

LGBT近期的运动重点，除了在社会上发声、反歧视、出柜问题，还触及婚姻平权、家庭关系与收养孩子等议题。亲友会、以孩子为策略获得家庭认可，成为新时期的热点与策略（魏伟，2015），相关的，**问题也成了不少人的关注点及另一个商机。也因此，LGBT与婚姻、家庭这一更加宽泛也更加主流的社会议题进一步勾连在一起。

女性（权）主义在中国大陆经历显著的变化，甚至出现新旧女权的说法，即便是在新旧内部也存有很大差异。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性之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本没有引起女性主义者的关注（除了李银河较早论及虐恋、情欲等议题），除了个别学者聚焦于女性的受压迫与身体客体化，很长一段时间，大陆的女性主义在性的论述上是缺席的。2010年前后，“性工作”议题曾经引起过女性主义内部的小小争议，但认为在性别与阶层的双重结构性压力下，女性是“被迫”进入性产业的声音依然占主导，对卷入其中的妇女则同情多于支持。在政策倡导上，即便不是直接提倡禁娼，也倾向于“罚嫖不罚娼”。而毋庸置疑的是，20世纪90年代只是零星出现在学界的“反性骚扰”声音，在最近几年（尤其是现在）所汇聚的女权之声是最强的，虽然内部观点有差异，但是基本态度与立场一致。

一系列被泛称为“青年女权行动”的活动——“占领男厕所”“受伤的新娘”“上海地铁反性骚扰”和“光头姐抗议教育部”，等等，为2012年带来了“女权元年”的称号（魏伟，2015）。2015年五个女孩因为在3月7日筹划反对公交车性骚扰的活动而被抓，却也因此在国际上赢得了名声。这股新生的以年轻女性为主体的女权主义者，通常被称为女权行动派，或者简称新女权，以区别于以往的国家女性主义。后者发生于国家主导下的再分配时代，又在市场化转型的不同阶段不断面临新的议题与挑战。相比于有着较强体制支持及学院特点的女性主义，当下青年女权行动所发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更加复杂与多变，行动力强、与性少数（尤其是拉拉）互动更多，也能利用个案迅速地运用新媒体力量产生社会影响，其“社会运动”的特点以及与国际力量的关联也加剧了其在国内的困难处境。

如果说在性议题上，主流女性主义只有零星的论述，基本处于消声的状态，那么新女权至少立场更强：宣称“性很重要”，重视女性的性自主，对于跨性别、拉拉议题有更多的交织与支持，在对待性工作、性骚扰等议题上有着直接的介入。这种介入，通过厦大教授被控骚扰学生而发酵的惩治签署事件、柳岩被闹伴娘事件、东莞扫黄等性/别事件，以及近期在高校首先开展然后扩展至慈善圈的metoo运动，在新媒体的作用之下，来势凶猛，且在当下的国内外政治局势中所能连接起来的社会力量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如果说此前阶段“艾滋病”将性从疾病的角度推到了大众视野，那么，以反性骚扰为主题的运动与争议，则前所未有的从骚扰与暴力的角度将性与性别推到台前，倒逼着主流社会关注到此类议题。在反性骚扰问题上，参与争论的主体与观点是多方的，绝对不是赞同与反对这两种，而且与其他社会议题的连接，与国内外左右政治的连接也前所未有的明显。也正是因为其彰显的“政治性”，metoo运动在尚未引发严肃的争论之前，在公开媒体上已变得不可说。在性的议题上，与西方女权相比，中国大陆女权主义到目前为止更多地连接着美国以麦金农为代表人物的支配论与法理女权主义的观点（丁乃非，2018；黄盈盈，2018a），尚且缺乏更为批判与本土的性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女权主义在性问题以及更广的性别问题上的介入显然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而与LGBT议题类似，女性问题、性别平等作为一个“进步”指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位置也将更加凸显。

相比于十年以前，年轻人——不再仅仅作为被教育者，也以更为主体的同伴教育者身份——在性与多元性别的舞台上开始站位。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与儿童，经常被作为“纯洁无辜”的群体而纳入性的讨论。自80年代开始，在中文文献里最多的也是有关性教育、大学生的性议题（黄盈盈、张育智，2016），而艾滋病的流行在近年的发展也是聚焦在大学校园的MSM行为和新发感染率。大约从2014年开始，反对校园霸凌、争取友好校园的紫色行动，已经在国际组织的带动之下飘进中国的大学校园，而这股紫色之风在2016年广为报导、广受评论的有关中关村二小的学生欺凌事件中再次发酵升温。针对青少年的暴力，安全校园等议题，因为更为广泛地触及社会的主体人群，在新媒体的放大之下，迅速地引起关注。时不时炸出来的“恋童”“儿童性侵”事件，更是挑动大众的神经。尽管个别人提出“过度保护”的风险，但是社会的娇贵化趋向（何春蕤，2011）正在加快步伐。

另一方面，早期经由艾滋病防治项目以及各类国际发展项目所引入的“同伴教育”，在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系统）的积极推动下，最近几年有了迅猛发展。青年人作为性教育与艾滋病防治的主体，借用新媒体的力量，运用夏令营、培训班、参加会议等形式，更显性地出现在社会上，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比如，在北师大刘文利所带动的流动打工子弟小学的性教育项目、方刚等人在中小学及社会上所开展的性教育培训班如火如荼地展开之际，玛丽斯特普的青年性教育项目也不断地发动青年人的力量，在全国各地（包括高校与社会上）巡回开展。尽管，各方主体与背后的推动力不一定一致，但是，不管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直接介入、非盈利的NGO模式，还是商业化的运作，在总体上型塑了一股逐步以青年人为主体的“性教育”运动力量。而“年轻人自己组织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一种先进性与年龄身份的正当性，这也是国际组织努力推动与扶持的理念之一。而在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不断变化的当下（包括从独生子女政策到二胎政策的转变所带来的可能变化），青少年的崛起其意义与趋势都值得进一步观察与分析。

在性的舞台上，还有一股力量不容忽视，那就是近年来奋起抵抗的“反性大妈”。大妈们以“反色情网”为大本营，连接在线下，更以2014年西安性博会门口的砸场式演讲及大连“砸鸡蛋”事件为高潮，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围观与介入。在这些大妈们的演讲中，除了情绪与词汇的激烈，言语及行动背后渗透了三个核心论调：西方阴谋论、传统纯洁论、色情祸国殃民论（黄盈盈，2018b）。这些论调及背后的逻辑并不新鲜，但是在沉寂（或者被弱化）了30-40年之后，在时下重新兴起，而且是以“反性大妈们”的形态兴起，却需要引起新的关注，而社会大众对于这些言论的反应，也折射出性观念的变迁。

“西方阴谋论”这个老论调，体现出早期“把西方腐朽生活方式阻挡于国门之外”思维的死灰复燃，只是，这个论调得到的大众反应已经今非昔比，觉得可笑者居多。相比之下，“传统纯洁论”的附和者更多，认为性博会有违中国“严肃的传统性文化”，但是，如以往那些希望“回归传统”的话语一样，这种“传统”依然停留在一种想象，对于传统是什么，哪一个传统，哪一种性文化，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与论述：房中术、春宫图、秘戏图、妻妾成群、余桃断袖、磨镜自梳、青楼文化、明清艳情小说，这些显然都没有被纳入“传统”的视野。当西方学者试图以中国丰富的古代性文化来批判西方近代性压抑的同时，这些大妈们却构建出这样的“传统的性纯洁”来批判“西方传来的性自由”。11“色情祸国殃民论”的市场更大，而且典型地反映了大部分人的反性逻辑，它与手淫有害论、色情毒害青少年（以及成人）、卖淫破坏家庭、同性恋阻碍人类发展等等类似。“如果……就会……”的无限推论在这样的反性逻辑伴随着对于性之变的恐慌，再一次得到了强化。

更为重要的是，在反对“性博会”的论战中，这些大妈们自称是“平民百姓、女性、母亲”，把“性博会”则定性为有着“政府、商家、（性学）专家”当后台。这样一种建构在当下中国社会是很讨巧的，很容易赢得正当性，能迅速聚集社会上某些人群的同理心与反性情绪。大妈们自身的行动逻辑，包括其背后的支持理念与力量，则并未得到足够的检视与研究。

较之以往，以上五个议题的一个共同点是：辐射面更广、介入的主体更多、与其他社会议题的连接（包括政治、经济）也更加显化。如果说扫黄与反性大妈依然以明确的“否性”姿态在运行，那么LGBT、女权、年轻人这三股力量的一个共同点是：在国际舞台上都具有很强的“进步”的意义与身份；三者之间的交叉互动以及与其他社会议题的连接也开始出现。也正因为这种复杂的境地，对于这些进步力量的批判与反思变得更加困难（比如对于西方知识体系的一味拥抱、忽略性/别人群内部的差异与分层，甚至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既有的性等级，或带来新的等级分化）。“中国大陆国情不一样”“我们连基本的权利都还没有实现”等特殊性论述也成了拒绝复杂化思考与反思、不容批判的重要借口。传统、西方、进步、保守这些政治话语在近年的性争论中也进一步彰显。性的议题，在当下及不久的将来，将以更加政治化、更加聚焦却也更为窄化及很可能更加西化（对“性”的关注会集中在某些能与其他议题连接的问题上，或者醉翁之意不在“性”本身）的面貌出现在国内外的舞台上。只是，在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变化格局之下，在多方主体参与斡旋的三国演义之中，如何能够更好地警惕“身份政治”的绑架与窄化，关注到多样而丰富的性实践以及更为生活化的性议题，保持更为丰富的性想象，并且如何以独立的学术精神继续扎实的经验研究（而不是被网络媒体所牵制的评论以及各类时髦却漂浮的研究），如何结合历史文化与生活经验的背景开启另一种性论述的可能，则变得更加有挑战，却也越发急迫。

2010年以来，从整体的话语层面来看，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性的医学与科学话语犹在，性的商业化也有了粉色经济与身体自主等新议题的注入，女性主义的性论述（以反性骚扰以及对于支配性结构权力关系的强调与法制化介入的呼吁）在加强，而作为抵制的不同类型的反性声音也不断出现在评论区。此外，我自己参与其中的性研究的对话语境与学术环境也在改变：除了研究范式与具体方法、论述依然有待发展之外（Huang,2012），在知识分子更替换届之际（比如刘达临、潘绥铭、李银河等老师相继退休），作为比较年轻的一代学者，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及多样的生活现实的认识不足，加上另一方面对于西方学术生态又缺乏系统了解，双重缺陷所产生的危机感在最近几年也是越来越强。

面对2010年以来变动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境，更多性与性别主体的兴起，以及本地学者所处的学术情境，近年来，以中国社会的性文化为核心，性研究领域的跨地域交流也有所加强（黄盈盈，2018b）。比如，2009年以来，甯应斌、何春蕤等台湾学者的论述直接影响了大陆的性研究。他们强调了“在地化”“重新认识中国”的重要性，对于全球化背景下带有“进步”色彩的“政治正确”与“身份政治”保持着警惕（甯应斌，2016），对于性思考的法理化走向、性等级的内部变化以及绝对的道德主义这三种新的性政治走向有着深刻的分析（何春蕤，2018），同时也提醒我们重新审视以西方话语为主导的相关词汇并在概念本土化层面作出积极尝试（比如提出中文领域的“性/别”概念）。最近几年，本地学者也更加自觉地从更长时段的历史文化与多样化的生活文本中寻找性论述的另一种可能，更加重视全球南方社会的经验分享与知识构建。12

以上四个阶段的性变迁特点，其所凸显的“生活现实-社会情境-对话语境”及参与话语构建的主体也有所不同。尽管我们很难以一个清晰的框架图来勾勒糅合了时间、变迁维度、参与主体与性/别特点的复杂性，但是从大体上不妨做一个初步判断。

总结而言，“性”在中国大陆首先是一个缺乏扎根于历史文化与生活情境的研究的问题。就初步观察来看，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高度政治化与“去性文化”之后，20世纪80-90年代伴随着社会变迁以及权力在性控制层面的“作秀化”，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性革命”。而在同时段人文与社科领域的性研究刚刚起步之际（基本上整个社科研究都刚刚起步），中国大陆的“性”首先遭遇了“艾滋病”，在资金的带动下迅速与国际（再次）接轨，也再度科学化与医学化。随后，经由相互交叉的LGBT、女权议题、青少年性教育而与多重国际环境有了更具进步意义的联动，这些国际接轨，在显化性与性别的同时，也进一步将中国大陆的性与性别议题导向以欧美为主的国际轨道。国内外政治张力，扫黄净网及反性力量的加剧，互联网时代，政治、经济、学术、NGO组织以及社会大众等不同立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复杂且充满张力。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政治挂帅、整体社会的去性化，那么20世纪80-90年代的主体是更为广大的生活与社会层次，性变迁突出地表现在生活现实与社会情境层面的“性革命”，整体呈现出一种触及人性的解放之态，对话语境的层面则主要体现在个别本地学者基于中国社会与历史文化的讨论以及论述，议题较为分散而多样，受外来知识体系的影响（也包括理论色彩）相对不明显。2000年以来艾滋病的介入，则显然把主体导向了公共卫生体系及其所标定的性传播相关的“高危人群”，性的议题也越发集中在风险行为与疾病论述，而国际力量伴随着艾滋病项目开始凸显。2010年以来的性生态，虽然“风起云涌”，但是不管是论述主体还是议题，其实越来越趋同于国际化的某些方面与某些“发声者”，在显化却也窄化的过程中，“性”整体上呈现出再度（多重）政治化的显著趋势，而在这种趋势下，性话语，包括其中的社会情绪与性经验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深。

当下，性政治的特点更趋向多重。除了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性政治也开始具有不同的进步面向，并与国际政治有了更为明显的连接，呈现多边拉扯之态，也变得更加难以批判与简化论述。但是这种政治化的发展趋势带来的，却同样是与历史文化及更为日常而多样的老百姓生活实践之间的距离，与“非政治性”（尚未进入主流政治话语体系）的琐碎日常经验之间的距离。拗口地讲，对于中国大陆，乃至南南地区发生的那些尚未进入国内外主流对话视野的琐碎日常“性”经验的忽略，恰恰是当下最重要的性政治，而如何发展另类的、更具原创的性论述则尤为急迫。

以上观察依然偏粗线条，部分触及了“性在中国当下呈现为什么问题”。但是，在更为整体地响应“性在中国社会是个/些什么问题，可以带出怎样的本土论述（及世界对话）”方面则为时尚早。

在有可能构建另一类中国“性”论述之前，在更广的时空中，以边缘批判的视角在以下三个相互交叉但是各有侧重的方面做出努力是必要且重要的：第一，动态把握多重社会世界中的性实践，其所处的具体历史、政治、经济与社会情境，以及当地所发生的对话语境（尤其是中文语境，包括研究与社会讨论）这三个经验层面的现状特点、变化脉络与各方张力；第二，时刻警惕各种“政治”与多重“生活”之间的距离；第三，就本地学者而言，保持“积极的反思”与“批判的借鉴”立场，看清并正视现实困境，虚心学习可供借鉴的经验与论述，脚踏实地地应对存在的诸多挑战——政治经济结构的约束、知识结构的局限，以及扎实的经验研究的缺乏（包括对于历史文化文本的细致探究及现实世界的扎根研究）。唯有��，中国大陆的性论述才不会沦于喊口号，或者再度被各类流行的政治所绑架、所简化，而中国大陆的“性”经验也不会被“独特性”的本质话语所钳制而故步自封；唯有此，我们才有可能在充斥着多重性与世界性的当下，更好地提出并切实响应中国社会的“性”是一个/些什么问题；也唯有此，我们才有可能立足中国社会，参与到全球性的知识构建之中。而这样的思考显然也不局限于“性”的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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