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

性心理、性实践与性影响

张群林 杨博

原文载于：《青年研究》

 

摘要：本文利用2008年在安徽省JC区对28岁及以上农村大龄男性的“生殖健康与家庭生活调查”数据，从性心理特征、性实践现状、性影响三个方面系统描述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存在。研究发现，大部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渴望结婚却难以结婚，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家庭压力和孤独感，婚姻状况和年龄是性实践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贫穷则是把双刃剑，既把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排除在婚姻之外，又把最贫困的人排除在性实践之外。

 

关键词：大龄未婚男性；性存在；性心理；性实践；性影响

 

一、背景

 

当代中国仍处于社会人口转型时期，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以及性别鉴定和人工流产技术的普及，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上升，并在偏高女孩死亡水平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主要的表现是女性缺失和男性过剩。婚龄人口中的女性短缺使得婚姻市场变得非常紧张，必然会造成婚姻市场上男性“婚姻挤压”，被挤压的男性无法找到配偶，形成男性过剩。按目前的增长速度，2010年之后每年将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初婚对象(Tuljapurkar et al.，1995：874-876；Edlund，1999：1275-1304；Poston & Glover，2005：119-140)。在人口流动的作用下，女性缺失导致的婚姻挤压对男性择偶造成的不良影响使得处于社会经济地位最弱势的男性群体成为性别结构失衡的“牺牲品”。在中国儒家文化中，婚姻不仅是组建家庭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男女两性结合的合法保障。女性短缺造成的婚姻挤压使得一部分男性被排除在婚姻之外。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男性不仅遭遇失婚，还可能会遭受失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因为不能按照社会规范的要求组建家庭，他们正常的生命历程可能会被打乱，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福利；另一方面，因为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他们会因为缺乏合法的性伴侣而丧失享受符合社会规范的正常、稳定的性行为的权利。

 

研究表明，滞留农村的大龄未婚男性生活福利、心理福利、性福利均受到损害，有些人甚至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李艳等，2009：52-56)；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中的同性性行为比例、商业性行为比例显著高于同年龄段的农村已婚男性，而其安全套使用率非常低(杨雪燕等，2012：58-67，2013：44-57)；农村晚婚和大龄未婚男性的存在会增加已婚妇女发生婚外性关系的几率(王跃生，2001：16-29)；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买婚、骗婚、收继婚、招赘婚等异质婚姻是他们摆脱单身的主要途径(姜全保、李树茁，2009：114-122，韦艳、张力，2011：58-70)。这些研究或采用宏观数据进行模拟仿真，或采用历史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分析，或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某个地区进行实地调研(邢成举，2011：72-77)，缺乏大规模调查和实证研究，因而不能完全定量描述他们的性现状。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将通过对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进行探索性研究，旨在较为全面系统地了解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现状。这对于提高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福利、改善性健康、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推动人口和社会经济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设计

 

人们对“性”的认识经历了从sex到gender，再到sexuality的过程。Sex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6世纪，用来表示“男女两性的区分”的意思，实际上也就是性别差异(Weeks，1985)。到20世纪中后期，特别是在西方性革命之后，风起云涌的妇女运动用gender一词来凸显社会文化的性别刻板印象对女性的歧视和限制，推动了gender概念的出现与相关理论的发展。在后来的发展中，sex的词义日渐缩小变窄，其最主要的含义已经变为“男女两性之间的肉体关系”，也就是“发生性行为”，gender全面取代了sex而成为标识性别差异的字眼。然而，女性主义引用gender来谈社会性别时却忽略了性别角色与情欲的内在联系，只强调环境、社会、心理对男女心理和行为差异的影响，这种对“性”的漠视与人们对“性”的认识日益变宽是矛盾对立的(何春蕤，2013：45-53)。“性”的欲望、行为、图像、感知、身份认同，以及各种规范“性”的法律政策道德规范层出不穷，促使sexuality成为人们焦虑和愉悦的核心问题。到20世纪末，英语世界的人们对“sex”的理解已经扩大到生理性别(biological sex)、社会性别(gender)和sexuality三种方式。这导致sexuality一词得到广泛应用，并越来越广泛地被用来指代与性有关的一切层面。

 

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对sexuality仍无统一的译法，可见的中文表述有性存在、性现象、性状况、性经验、性意识、性态、性征、性素质、性本性、性性、全性、性、社会性、“性”等(潘绥铭、黄盈盈，2011：37)。本文认为上述翻译都无法准确表达sexuality的真正含义，因此，本文仍使用英文的 sexuality来表示其无所不包的含义。近30年对中国的性研究主要包括对性的历史文化研究，性的社会调查研究，以及性的法律和人权研究、性教育研究等(潘绥铭、黄盈盈，2011：64-74)。较少有研究从sexuality的含义入手进行综合全面的实证分析，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难以提出一个可以对sexuality进行实证研究的操作性分析框架。

 

潘绥铭、黄盈盈(2011：40-42，2013：409)提出了主体建构视角下sexuality的操作化框架。在这个框架下，sexuality不仅仅是生理的、行为的和心理的，更是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是情境的、互动的和变化的。这并不否认性的生物性，而是以生物因素为基础，在个体的心理认同下进行性别认同，在人的不同生命周期有不同的心理表现，也会有不同的性认同、性价值观和性取向，外在表露为不同的性别形象，还可能在性权势下遭受不情愿的性经历或性暴力；在此基础上，每个人表现出不同的性交往和性心理，吸引或被吸引等，又会产生不完全一致的性外或性内的亲密关系，得到不同的性感受。以上所有行为经历、心理过程等都会受到主体活动和环境因素的影响。Sexuality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文化性，以及性的情境性、互动性和变化性。这个分析框架涵盖了sexuality的所有维度和内容，为我们从主体建构视角入手研究和分析sexuality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个框架内容过于丰富和庞杂，既包括生理学上的性生殖系统、生育行为，也包括人类的性发育过程，以及性与婚姻、健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关系，还包括一些异常的性行为、性取向等，难以通过最简单易行的方式了解一个群体的sexuality现状。

 

本文认为性别失衡背景下的大龄未婚男性具有自身的特点，婚姻挤压导致一部分婚龄男性暂时或永久性游离于婚姻和家庭之外，由于不能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和性生活，必然会给他们带来生理和心理等多方面的不良影响。他们的性感受和性实践应该与已婚男性不同。他们或者会寻找婚姻之外的性实践，或者会(努力)适应无性的生活，这源于他们对sexuality的定义和建构。因此，我们认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现状是他们自己建构的结果，他们的性心理、主要的性实践以及单身状态对他们产生的影响都和自身“大龄”和“未婚”有关。

 

基于上述分析和对sexuality的理解，在潘绥铭和黄盈盈的性操作化框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sexuality的分析可以从性心理、性实践和性影响等三个层面进行。性心理维度主要考察在普婚制下，由于超过社会预期的结婚年龄后仍未结婚的状态是否会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心理产生影响，他们是否认为婚姻不是必须的？他们是否适应了单身生活？性实践维度上，本文在充分考虑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可能没有固定和长期性伴侣的现状下，将通过从观看黄色录像或电影、自慰和性交行为三方面从远到近地了解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有关的性行为和性实践，他们是适应无性的生活，还是会采取各种性实践以满足自己的性需要？性影响维度则通过分析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由于单身感受到的压力和感知到的情感因素，以了解被迫失婚对他们在心理和情感上产生的影响。

 

三、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08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省JC区针对28岁及以上农村大龄男性开展的“农村大龄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的调查(张群林等，2009：51-60)。选择28岁作为大龄未婚男性是基于前期在河南省YC区的质性研究结果，在中国农村，28岁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农村男性在28岁以前仍有较大的结婚机会；但一旦超过28岁，他们的结婚机会明显下降，在35岁以后结婚机会更是趋于完全丧失(李艳、李树茁，2008；韦艳等，2008)。因此，我们认为按照婚姻状况选择28岁以上的未婚和已婚农村男性进行对比研究，可以较好地反映性别失衡背景下受到婚姻挤压的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和性福利状况。

 

选择在安徽省JC区的原因是JC区是全国最早开展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县区之一，经过治理后，当地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95年的124.40下降到2005年的115.44，但仍然远高出正常水平。就未婚性别比来看，2007年JC区27岁及以上农业人口中，未婚占了4.26％，其中男性为5.46％，女性为3.07％，未婚男性和未婚女性的性别比高达177.1。因此，有理由相信在当地大龄未婚男性不是偶然和个别现象。

 

为了确保敏感性问题的调查信度和效度，调查中采用了计算机辅助调查技术(Computer Assistant Personal Interview，CAPI)。根据地理位置和经济水平将JC区分成三个片区，每个片区随机抽取了2个乡镇，根据乡镇提供的28岁及以上男性名单进行简单随机抽样。但由于未婚男性样本数量不足，又在备选乡镇进行补充调查。调查时，调查对象被邀请到相对比较封闭的地方，由调查员一对一进行指导。当调查到敏感问题时，则由调查对象独自操作笔记本回答，调查员则坐到看不见笔记本屏幕的地方，根据调查对象的需要随时提供帮助。

 

最终，有665人参加调查，其中44人(6.6％)因为各种原因(如太敏感、识字不多不理解题意、中途有事无法参加完调查)中途退出，实际获得的有效样本为621个。

 

(二)分析方法和研究策略

 

本文主要采用列联表分析方法，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验，定距变量采用T检验。在分析性心理时，通过与同年龄段的农村大龄已婚男性进行对比分析，以了解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对婚姻的态度；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对比，以了解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对单身的态度。在分析性实践时，通过与同年龄段的农村大龄已婚男性进行对比分析，以了解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看黄色录像、自慰和性交行为上的发生率；然后，将这三种性实践综合起来，以发现有过不同性实践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之间在人口统计特征上有什么特征。最后，通过对不同年龄段的对比，发现单身生活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影响。

 

四、结果与讨论

 

(一)性心理

 

1.对婚姻的态度

 

为了了解独身生活是否会影响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对婚姻的态度，我们设计了两道问题直接测量对婚姻的态度。一个题是“您认为一个人必须要结婚吗”，选项为“完全同意、比较同意、说不清、不太同意、完全不同意”；另一题是“您能够接受一辈子不结婚吗”，选项为“完全可以接受、可以接受、无所谓、不能接受、完全不能接受”。从表1中可以看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和大龄已婚男性对待婚姻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对婚姻的认可度明显更低：认同“人必须要结婚”的比例(50％)显著低于已婚男性(69％)，不认同“人必须要结婚”的比例(19.6％)显著高于已婚男性(13.2％)。尤其是在高年龄组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中，四分之一的人不认同“人必须要结婚”观点。在能否接受一辈子不结婚的态度上，约三分之一(34.4％)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持肯定态度，远远高于已婚男性的12％。如果从年龄因素上看，在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中，高年龄组中对“必须结婚”持否定态度的比例更高；并且更能够接受一辈子不结婚。

 

由此可以看出，在大部分农村大龄男性心目中，婚姻具有很高的地位；但对于超过社会预期结婚年龄后仍没有或不能结婚的状态，影响了他们对成婚的期待，转而成为适应或接受不能结婚的心理，这种心理状态在高年龄组的大龄未婚男性中尤为明显。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大龄未婚男性逐渐更能适应或接受不结婚的现状，然而内心仍是向往婚姻生活，对婚姻存在渴望。这种可望而不可即让他们对婚姻的态度看似矛盾，其实却是一种无奈。

 

2.对单身的态度

 

我们分别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自己和父母两方面了解他们对单身的心情(询问“对尚未结婚的心情或看法”)和态度(询问“是否在意尚未结婚的状态”)。调查显示，虽然大部分(60.9％)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对自己尚未结婚的态度是“无所谓”或者“不失望”，真正在意自己尚未结婚的人的比例也不算太高，为44.4％，但是有略高于三分之二(67.2％)的未婚男性认为父母对自己婚姻状况是失望的，尤其是还有71.4％的大龄未婚男性清楚知道父母在意自己未婚的婚姻状况(参见表2)。这就是无形中的压力，尤其是对那些本来对结婚还有期望的大龄未婚男性而言，这种感受会更深。

 

但这些不良感受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减弱。调查显示，低年龄组的大龄未婚男性更在意自己的未婚状态(比例为49.3％，高年龄组中该比例为38.1％)，也更能感受到父母对自己仍未结婚的失望(比例为71.9％，高年龄组中该比例为61.3％)；同样，低年龄组大龄未婚男性认为父母在意自己未婚状况的比例更高些(80.9％)。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婚姻观念在大部分农村人心里根深蒂固，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家立业，似乎只有自己的孩子结婚生子后自己的使命才算完成。因此，达到结婚年龄后，只要他还没有结婚，家里人，尤其是父母，比本人更着急，往往都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另外，在农村，只要还没有结婚，几乎所有的未婚男性都是与父母居住在一起，这样父母对子女婚姻状态的态度能直接被子女感受到。所以，无论年龄大小，只要条件许可，他们通常都希望能结婚。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们感觉到结婚的希望日渐渺茫，非正规的结婚渠道又让他们重新看到结婚的希望，他们就会羡慕那些虽然采取了非正规和非法手段获取婚姻的人，因为他们能从大龄未婚的角度理解别人结婚的渴望。

 

(二)性实践

 

调查中，我们设计了三个问题询问农村大龄男性与性有关的行为，以了解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实践现状。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否看过黄色录像”第二题是“您有过自慰吗”第三道题是“到现在为止，您有过性生��吗?(无论跟什么人过性生活，都算有过。哪怕只有一次，也算有过)”。

 

调查显示，略超过半数的农村大龄男性曾经看过黄色录像，这在已婚男性中的比例61.6％显著高于未婚男性49.9％；并且，无论是已婚男性中，还是未婚男性中，低年龄组的大龄男性看过黄色录像的比例显著高于高年龄组的大龄男性。在自慰行为上，约五分之二的大龄男性报告发生过自慰行为，不存在显著的婚姻差异。但是在大龄未婚男性中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年龄越低报告发生过自慰行为的比例越高。在性交行为上，只有略超过半数(58.7％)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报告曾经有过性交经历，换而言之，有41.3％的人报告从未有过性交经历；并且年龄越大，有过性交经历的比例越低(参见表3)。

 

如果把这三种性实践(看黄色录像、自慰行为和性交行为)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实践行为形成了一个谱系：一端是三种性实践都发生过，另一端是三种性实践都没有发生过；介于中间是发生过三种性实践中的一种或两种的行为。虽然大部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位于性实践谱系的中间(也就是发生过看黄色录像、自慰和性交行为中的一种或两种)，但是位于两个极端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也占有相当比例。没有发生过任何性实践的未婚男性占未婚样本的23.4％(n=85)，三种性实践都发生过的未婚男性占未婚样本的23.1％(n=84)(参见表4)。那么，这两个“极端”的未婚群体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他们会有完全不同的性实践呢?这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因素有关吗?

 

我们详细分析了这两个“极端”群体的一些特征，从表5中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状况是性实践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没有任何性实践的大龄未婚男性在收入和教育上处于更弱势的地位：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三种性实践都发生过的性活跃的未婚男性低3.3年，平均月收入仅为他们的一半。相反，三种性实践都发生过的大龄未婚男性更年轻(年龄中位数为31.6岁，而三种性实践都没有发生过的未婚男性的年龄中位数为44.6岁)，与已婚男性的特征也更相似。可见，社会经济处于最劣势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不仅更容易被排除在婚姻之外，而且他们的性机会也更为有限。年龄因素同样非常重要，因为年龄大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更容易发生贫困或陷入贫困，并且受教育更低。虽然在这里我们无法证实收入和教育之间孰因孰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处于最劣势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仍是最大的受害者。

 

(三)性影响

 

1.压力感知

 

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感知到了独身生活的消极结果。实际上，独身生活的确给很多大龄未婚男性带来了各种心理和生理上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人们普遍结婚较早，当人们超过某个年龄仍未结婚时就会遭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各种压力(张春汉、钟涨宝，2005：17-19；韦艳、张力，2008：58-70)。JC区调查数据显示，绝大部分(65％)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认为来自家庭的压力是自己单身最难熬的事情，这在低年龄组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中尤为明显，70％的人认为“家庭压力大，父母会担心”是最难熬的事情(见表6)。虽然高年龄组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也认同“家庭压力大”很难熬(占58.1％)，但他们更认同单身中最难熬的事情是来自情感上，61.9％的人认为“一个人生活很孤独”，61.9％的认为“感情上很孤独，没有人交流”。来自社会的压力也是很多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单身生活中最难熬的事情(占55.4％)。可见，JC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同样也受到未婚的困扰，这些困扰既有来自家庭和社会，还有来自未婚本身，由于独身带来的孤独感和缺乏情感交流。年龄较小的大龄未婚男性由于未婚单身而感受到的影响更多是来自家庭的压力，而年龄大的大龄未婚男性受到的影响更多是来自自身，独身时间越长，这种孤独感越来越明显。

 

2.情感福利

 

婚龄人口性别失衡导致的婚姻挤压会使一部分婚龄男性暂时或永久性地游离于婚姻和家庭之外，因此他们无法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使得他们缺少与异性进行情感与生理上的交流，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进而会影响他们的情感福利。我们的调查也支持了这样的观点。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认为一个人生活很孤独(占全部未婚男性的56.2％)，没有人交流，一个人感情上很孤独(占55.4％)(参见表6)。这也反映出他们希望能找到独身生活的情感补偿。不能成家导致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没有自己的孩子，这也会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情感产生影响，因为这不仅是将来没有人给自己养老的问题，还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儿女是父母感情的寄托”。在我们的调查中，近一半(49％)的人认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情感，因为没有孩子“感情上得不到寄托”。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仍不完善，“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仍然在农村很盛行，子女居家养老、尤其是儿子养老的模式仍是农村老人主要的养老方式，大部分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的晚年生活比较悲惨。

 

五、总结

 

性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随着步入婚龄期的过剩男性的数量逐渐增加，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相关问题需要得到更多关注。本文尝试从性心理、性实践和性影响三个层面系统地分析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sexuality现状，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从性心理维度来看，大部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渴望结婚然而却难以成婚。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婚姻是必须，但是无法成婚的现状让他们只能屈服于现实，接受并适应不能结婚的事实，因此“接受一辈子不结婚”的比例要高于持“婚姻是必需的”的比例。这说明大部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对婚姻存在向往，但可望而不可即的婚姻让他们对婚姻充满矛盾，这也是一种无奈。

 

其次，从性影响维度来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承受着巨大的家庭压力和孤独感。中国的普婚观念根深蒂固，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影响着人们的态度。由于婚姻挤压导致的不婚必然会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带来各种压力，情感福利的必然受损，这显然会产生多种影响，不利于他们的生活。

 

再次，从性实践维度来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内部存在显著差异。通过综合看黄色录像、自慰行为和性交行为三种性实践的发生情况，可以把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分成三类不同的子群体，一类是三种性实践都发生过，一类是三种性实践都未发生过，和介于中间的是发生过三种性实践中的一种或两种行为。

 

最后，贫穷是一把双刃剑，既把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排除在婚姻之外，又把最贫困的人排除在性实践之外。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处于最劣势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是性别失衡最大的受害者。由于女性择偶的向上选择和婚姻成本日益增高，贫穷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不仅比其他男性更容易被排除在婚姻之外，而且他们的性机会也更有限。

 

当然，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08年8月至9月在安徽省JC区农村针对27岁以上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进行的调查。然而在人口迁移的大背景下，大部分男性外出打工，因此导致数据可能存在部分系统性偏差。另外，本文用从未结过婚的男性作为受到婚姻挤压的光棍是有内在缺陷的，因为这群人里可能包含有主动选择不婚或主动选择推迟结婚的男性。尽管存在这样的局限，但通过前瞻性的调查研究，定量分析中国中部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sexuality现状，有助于我们预测和了解未来大规模过剩男性在sexuality方面可能出现的情况，为改善和提高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福利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