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长期以来的低生育率，城市中产阶层家庭的养育从粗放型向精细型过渡。女性作为家庭生儿育女的主角，其母职实践充满了策略性。本文基于深度访谈材料，分析了城市中产阶层女性在孕产期的母职实践，包括个人层面的心理母职和物质母职、医疗层面的达成母职以及家庭关系层面的延展母职。城市中产阶层女性通过个人所掌握的物质、知识、人力资源来调和个人、医疗技术和家庭的关系，在注重自身心理成长、知识学习、身体体验和夫妻关系的同时，达成对母亲角色和对母职的理解，形成了具有中产阶层特点的“层级化生殖”。总体而言，当下城市中产阶层女性孕产期的母职策略表现出现代理性、消费性以及阶层性等特征。

关键词：母职策略；中产阶层；母职实践

作者简介：王蕾（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一、问题提出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长期以来的低生育率，使城市家庭对育儿高度重视，孩子成为家庭的核心，生育的主体——母亲以及她们所担负的关于生和养的母职实践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从生物性角度来看，怀孕分娩似乎是怀胎十月后将胎儿娩出的过程，是一个随着时间自然发生的过程，成为母亲似乎是育龄女性与生俱来的本能。然而，女性在“为人母”时面临着角色的巨大转变。从妊娠到分娩，女性“准妈妈”的生活实践涉及她对母亲角色的内化和对母职达成作出的准备。“母职意味着女性开启一个未知的个人旅程：期待孩子的降生，成为一个母亲”，其中包括孕妇本身和医疗体制、家庭、社会的互动过程。但怎样做母亲和做怎样的母亲因时而异，母职的概念是动态性的。对于城市中产阶层女性来说，她们拥有相对充足的物质、知识以及社会资源，她们在孕产期的母职实践及策略具有现代性意涵及阶层特性。母职作为成为母亲的体验，有其个人特点、时代特征并受制度约束。中产阶层女性如何通过调动个人所掌握的物质、知识、人力资源来调和个人、医疗技术和家庭的关系，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构建和母职相关的性别角色，并形成怎样的生育实践是本研究的主要着力点。本文希望通过个案研究深入探究当下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女性面对生育所采取的主体性实践策略，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对母职的理解。

二、母职的概念及相关研究

（一）从制度母职（motherhood）到母职（mothering）实践

与母职相对应的英文词有两个——motherhood和mothering，过去理论界并没有区分这两个概念，在很多场合是混用或并列使用的。一般来说motherhood对应的是偏静态、制度性以及社会性的母职，即制度母职。制度母职和父权制紧密相连，母职内容由主流男性文化定义 ，并由社会和历史建构，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母亲角色”或“母性”。而mothering对应的是偏动态、实践、个体的母职，是女性成为母亲或做母亲的过程和经验，是个人的主体感受和实践，又被称为经验母职——“做母亲”或“母职实践”。但是制度母职和经验母职并不是彼此分离的，它们也有关联和重叠的部分。经验母职虽是个体体验，但是也会受到社会期待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度母职对于女性来说是压迫性的，女性被认为天经地义要生育和养育子女，她们的生活被束缚在这一领域。莎朗海斯（Sharon Hays）提出的“密集母职”的概念正反映出制度母职下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依然是在家庭领域从事家务劳动和养育照料工作。女性的生活以孩子为中心，自身的需求被淡化，以无私的姿态实践母职。从和制度对抗这一角度出发，近来有学者将mothering（母职实践）翻译为“母性赋权”，意为在母职实践过程中反抗具有压抑性的父权制并实现自我赋权，使自己更加自由和解放。这种观点更强调女性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强调以女性为中心，由女性自己定义做母亲的体验。“密集母职”和“母职赋权”体现了母职两个层面既对立又重叠的张力关系，母职既具有制度压迫性又具有实践的解放性。女性主义试图通过批判和反抗动摇母职制度，同时通过赋权来拯救和支持母职实践，这一过程被欧蕾力（Andrea O’Reilly）称为“通过母职实践来反抗母职”（mothering against motherhood）。但是，母职实践不能单纯被认为是对制度母职的反抗，母职经验在现实社会中尽管不够完美，却也不是只有辛苦和劳累，在实践过程中，母亲角色本身也具有创造与快乐的力量。如里奇（Adrienne Rich）所指出的，造成女性受奴役的不是女性的生育能力，而是社会体制，因此要摧毁的是母职制度，而不是要去除母职经验。卢迪克（Sara Ruddick）则肯定了母职经验，并提出女性通过深思熟虑的母职实践可以产生“母性”思考（maternal thinking），这种思考是“注意力”和“爱”的结合，是非常有价值的。笔者认为这一面向可以被理解为策略性母职实践，即本文的研究重点。

（二）国内的母职研究

国内关于母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抚育和养育问题上，涉及多重视角，包括对母职体验、实践策略以及代际权力关系的讨论。母职体验多聚焦在当下母职实践的中国特色叙述，以及女性受到的压抑。一方面女性承担着“密集型母职”——精细化育儿、育儿责任内卷，另一方面还伴随父职缺失的“丧偶式育儿”。女性不仅在家庭内部需要承担起育儿的重任，在公共领域的劳动力市场还遭受母职带来的职场困境，即“母职惩罚照顾”或“性别-母职双重赋税”压力。女性的母职角色适应以及育儿体验表现出焦虑性，原因在于育儿成本高、育儿要求高以及育儿难度大，导致母亲的自我认同感降低。母亲作为家庭育儿的主导者担负着“精神负载”。其中教育焦虑促成母职的“教育经纪人”特质，母亲承担起在学校教育基础上了解外部教育市场产品、根据孩子的发展路线为孩子制订个性化学习计划的责任。母职的实践性策略和代际权力关系交叉在一起。对于外出工作的母亲来说，由祖父母或保姆提供的“扩展母职”是其继续工作的重要保障。这种合作养娃的模式是依靠家人和团队协作达成了育儿和工作的平衡。团队完成母职工作，是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合作母职模式，也是城市家庭通过互助应对育儿责任、平衡工作和生活的母职实践策略。这一模式中同时充斥着代际权力冲突以及应对策略，一方面“老漂族”流动到子女所在城市担负起子女和孙辈的日常照料工作，同时育儿文化代际间的差异可能会引发老一辈和年轻父母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代际的权力冲突和应对体现为“严母慈祖” 的分工模式和权力格局：母亲奉行科学育儿原则为孩子成长进行全面规划，掌握着话语权和决策权；祖辈承担起孩子的日常照料工作，但在决策和话语权上处于弱势。国内的母职研究多关注城市中产家庭。陈蒙的研究明确引入了中产阶层的阶层视角，并展现出在这一阶层中新的母职策略依赖祖辈或保姆的配合，母亲不再亲力亲为地负责孩子的日常起居，而主要承担起以陪伴和教育为主的母职责任。

（三）孕产过程中的母职实践

国内母职实践的相关研究大多关注抚育和养育实践，但是母职并不只包括抚育和养育，还包括生育经验。近年来也出现了少量关于孕产期母职的研究。有学者从医疗技术对女性孕期身体经验以及母职体验的影响角度出发，指出现代医疗技术尤其是产前检查中医疗话语及技术干预使得孕妇自身的身体经验被矮化，母亲角色的内化受医学检查的形塑。孕期的身体在医学的凝视下逐渐失去其主体性，女性通过屈从或迎合现代医疗对健康的定义完成了对母职的想象和理解。也有学者指出做母亲的责任迫使藏区孕产妇在个人的身体经验和医疗话语的强势介入之间进行权衡并最终达成和解，同时通过调和传统、家庭与医疗技术之间的关系形成对母职的理解。因此，生育过程中的女性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医疗化的控制，她们在作为妻子、母亲和患者的不同身体和身份的策略性转换之间共同参与了母职的建构。还有学者通过女性在怀孕期间对孕身的控制，饮食和健身以及对产检项目和分娩方式的选择来谈女性的母性赋权实践。

无论是对务工女性还是城市中产阶层女性而言，既有研究多关注养育过程中的母职实践，包括务工女性做工人、做妻子和做母亲三种角色下的母职实践，职场女性对工作-家庭的平衡，或作为教育经纪人的母职实践以及养育过程中母亲和祖辈合作的母职策略，而较少关注怀孕期间的母职实践策略。本研究是对目前学界过于重视抚育阶段的母职实践的补充，同时聚焦于中产阶层女性群体，通过个案分析来探讨这些拥有相对充足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的女性在母职的初识阶段如何理解和实践母亲角色。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经验材料来自对16位常住深圳的、育有1到2个0～3岁子女的中产阶层母亲所开展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因为研究内容涉及孕产，笔者希望接触刚生完孩子3年内的女性。选择这一阶段的考虑是受访者距离孕产的时间还没有太久，对怀孕以及生产的经历记忆清晰。笔者先联系了孕产学校，通过学校负责人的帮忙联系了几位符合条件的女性，之后以滚雪球的方法接触到更多的受访者。需要说明的是，这家孕产学校的创始人是一名产科医生，主要服务内容为孕产瑜伽，同时开展各类和生育相关的课程，包括分娩工作坊、养育力课程（包括胎教、抚触、母乳喂养、婴语、辅食、儿疾护理等）。受访者或多或少都接触过瑜伽等课程。

基于前述研究目标，笔者在选择受访者时首要的考量即对中产阶层的界定。目前国内学界对中产阶层的划分尚无标准界定，学者往往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选择相应的定义。李春玲在探讨中产阶级划分标准时指出，测量中产阶级应综合考虑职业、收入和教育等多元指标，并特别指出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是中产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中产阶层的定义强调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基于已有相关研究，本文将中产阶层定义为从事专业技术或管理职业、受过良好教育、经济方面属于中高收入群体的人群。职业上，本文样本主要来自专业技术人员、中小企业/私营企业主、中高层管理人员等职业群体，即便是全职妈妈，也是因为求学或养育而决定短暂中断职业；受教育程度上，受访者学历至少为大专，大部分为本科及以上。最后，强调“家庭年收入”并非受访者个人收入，同时询问其在深圳是否有房产及其主观阶层认同。

表1展示了所有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受访者年龄分布在25～40岁，收入问题比较敏感，所以笔者设置了三档层级，大于或等于100万元的有6人，50万～100万元的有5人，少于50万元的有4人，不便透露的有1人（考虑到该受访者和丈夫有自己的进出口公司，在深圳市区有房，所以笔者认为其符合中产阶层条件）。在少于50万元的4人中， 虽然家庭年收入相对不算高，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在家育儿暂时不工作，但是家庭生活各方面都有保障，祖父母对小辈家庭也有经济支持，所以她们主观上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层。

所有访谈由笔者在2021年3～6月完成，访谈时间为1～3小时不等，个别受访者在访谈后通过微信追加了部分信息。受访者同意全程录音，笔者随后对录音做了逐字转录以供分析。

为了在较为集中和完整的故事里，对策略性母职的发生路径进行更加细腻的解读，我们选取了悠悠、思思、清清、安安、蓉蓉、火火6个个案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需要阐明的是，虽然在资料的展现上没有呈现每一位受访者的故事，但本文的整体构思、理论框架以及对个案的选择和剖析都扎根于笔者与这16位女性的深入访谈。

母职体验不可能摆脱社会大环境对母职的形塑力量，但本文关注的是当下中产阶层女性在孕产期从个人、家庭、医疗层面进行的母职实践，这是她们对当下母职意识形态的回应，充满了个人的主体性和策略性。从个人层面来说，精神母职是她们为成为母亲所做的心理准备，物质母职是成为母亲的养育知识准备；从家庭层面来说，延展母职是她们协助丈夫成为父亲所做的父职预备；从医疗层面来说，达成母职是她们在医疗权力关系中追求重获自主权的分娩方式。这三个部分的实践体现了她们的科学育儿精神、对家庭夫妻关系及亲子关系的关注以及对成为母亲这一生命历程中身体感受的重视，三者共同构成了她们对母职的理解和建构。

四、精神母职和物质母职：科学育儿

（一）精神母职：成为母亲的心理预备

1. 内化母亲身份的第一步是接受怀孕

怀孕女性是生理意义上的准妈妈，人们通常觉得女性伴随着怀孕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自己即将成为母亲这一事实。母亲这一身份似乎是自然本能和生理宿命，但实际上她们对角色的内化并不是必然的，和胎儿建立心理联结比怀孕的身体更意味着她们接受了母亲的角色。安安和丈夫在父母的催促下感觉到了生孩子的年龄（26岁）。但她怀孕之后仍然保持着以往的生活状态——“该干嘛干嘛，没有一个当妈的自觉”。怀孕四五个月和闺蜜出去玩的时候，她还在后悔自己有孩子的束缚未来几年内不能出去旅行了，担心养育期间的辛苦可能会影响自己的情绪。生孩子更像是完成双方父母给的任务。直到她参加了胎教课，了解到胎儿在母体里是有记忆的那一瞬间，她反省怀孕期间自己的各种负面想法，并意识到自己之所以会有那些不积极的想法是因为没有和胎儿建立联结。从那之后她和丈夫会经常和胎儿说话、读绘本。在她看来，这才标志着自己真正接受了怀孕这件事，并进入母亲的角色。蓉蓉是意外怀孕，当时她和丈夫正在一起创业，对事业有很多计划和安排，怀孕将直接影响她即将参加的一个长期培训计划，所以她“在内心是不接受怀孕这件事的”，“该做什么继续做什么”，直到孕两个月的时候搬重物引发了大出血并被送往医院。在医院时她觉得如果失去了这个孩子，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好好珍惜：她得知自己怀孕后还总熬夜，又搬重物，之前有轻微留血也没在意。在得知孩子有可能保不住的情况下，她“在医院放声大哭”，觉得在那一刻“好像才有了一点母爱”。好在后来孩子保住了，她也停止了工作安心养胎。所以相对于生理的变化，受访者心理层面接受自己成为母亲，才在真正意义上进入母亲角色。

2. 合格的母亲是心理健康的母亲

对成为母亲的心理准备，除了从心理上和胎儿建立联结，还体现在女性对自身心理健康、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的探究和准备上。80后、90后一代人经历了中国物质生活的逐步丰裕，他们对生活的关注不局限于物质层面，而是将对精神层面的关注提升到新的高度。作为个体，她们可能目睹了父母不幸福的婚姻，可能因父母不懂如何表达爱而感到关爱缺失，因而形成了在自己看来需要改变的性格特点，比如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缺乏安全感等。同时，她们也在反思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希望重新理解父母关系和亲子关系。因此，她们积极探究自己性格养成的根源，希望改变原生家庭以及成长经历给自己带来的局限，尤其是在即将成为母亲的时候，她们意识到健全的心理以及有爱的家庭氛围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孕期去学亲密关系、家庭排列系统（德国心理学大师海灵格创立的一种心理治疗技术）的课，我说我来的第一个原因是我的原生家庭很糟糕，我老公的原生家庭更糟糕，所以我很担心（我们）把女儿的原生家庭变得很糟糕。”（思思）对自身心理需求的察觉，对亲密关系的探究推动着有觉知的女性做跨越代际的反思，希望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妈妈和充满爱的家庭，从而拥有更和谐的亲子关系。同时，怀孕的经历也会帮助女性对自身成长中的困惑形成新的认识，两者相辅相成。学界关于亲子关系、童年经历的研究都表明亲子关系是家庭人际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它直接影响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并将影响他们以后形成的各层次的人际关系。原生家庭是儿童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孩子健康与发展的分异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父母角色是否缺失。父辈挫折虽没有显著的即期冲击，但却具有“长臂效应”，个人在成年后的健康发展会受原生家庭环境（如父母关系不佳、父母一方早逝或父母离异等）潜移默化的影响。

悠悠和丈夫两个人的原生家庭都不是很美满，父母在她4岁时离异，此后她跟着母亲生活。她对男性缺乏信任，相处时没有安全感，小的时候对此没有体会，长大了在亲密关系里才体现出来。“谈恋爱总是三个月就结束，一直在找一个‘爸爸’，就是这个人能无条件地接受我、爱我，但是一直没找到这个人。自己找的每一个人都是‘爸爸’的替代品。”悠悠丈夫的父母虽没有离婚，但是关系不好，导致他对婚姻缺乏憧憬。他经常会关注心理方面的文章，两人吵架之后，会发一些心理文章给悠悠看。悠悠逐渐学会反思，同时也去参加一些心理课程。他俩原本打算丁克，也没打算领结婚证，但在意外怀孕之后，他们开始体会婚姻是什么。考虑到一些现实问题，他们领证了。而领证的前提是悠悠觉得自己拥有了自爱的能力，并能由己及人去爱别人，包括丈夫和孩子。而她说的“自爱的能力”也是通过学习反思获得的。“有一个视频叫《童年时期造成的心理缺憾要怎样在成年时弥补》，我边流泪边看完的，看到了自己问题的根源在哪儿。那段时间我挺痛苦的，因为要面对你父亲不爱你的这个事实。然后给我妈打电话，我妈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妈妈都会很爱你。那一瞬间我突然想明白了，我爸虽然不爱我，但是我身边的人很爱我，我自己也可以爱我自己。”悠悠和丈夫觉得孕育孩子是一个帮助他们更快速成长的契机。“因为会想要给孩子做个榜样，他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自己首先要成为那样的人。”怀孕期间，悠悠还是会为孩子出生之后自己会不会爱他这样的问题而焦虑，但在孩子出生之后“极速改变了，我觉得自己学会了如何站在他人的角度去看事情，从爱自己变得爱他人”。悠悠一直在和丈夫参加各种课程，他们不断在学习如何有效地沟通并解决问题，从而拥有良好的夫妻关系并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我老公还买了《非暴力沟通》，我跟他都没见过一个幸福的家庭该有的样子，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做才能做到幸福家庭的样子，所以这些其实是必要的工具，我们只有学会了怎样去正常的沟通，不是说带偏见的那种讥讽，或者我以前的冷战。学了这些之后，我俩基本没有再吵架了。”他们在家庭生活中获得的乐趣让他们决定生二胎。访谈的时候悠悠已经处于二胎的孕晚期了，谈话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她在和丈夫相处以及养孩子中获得的滋养和成长。心理的成长是夫妻关系以及胜任母职的前提。

如前所述，当下城市家庭对孩子的养育不仅关注物质层面，还特别关注心理层面。无论成长经历如何，对于如何表达爱，如何沟通和倾听，构建良好的家庭氛围以及亲子关系，培养出心理健康的孩子都成为当下女性母职关注的重点。在不断探究自我的过程中，她们借着怀孕的契机，疏解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心结。当女性对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她们便可以更从容地走进养育。所以，女性对母职的建构从心理准备开始。

（二）物质母职：成为母亲的养育知识预备

在育儿精细化的时代背景下，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习惯于获取关于孕期和养育的专业知识，她们关注孕产公众号、母婴博主的微博以及接受孕产学校专门的培训课程，学习产后照料的知识，为孩子出生后的抚育做好准备。对于第一次当妈妈的女性来说，她们希望通过寻求专业知识来武装自己，让自己少走弯路。对于二胎妈妈来说，一胎时的手忙脚乱让她们更加意识到专业养育知识的重要性。

前文提及的孕产瑜伽学校开设了新生儿养育力课程，包括婴语的奥秘、婴儿抚触、常见儿疾护理、母乳喂养，以及和后期养育有关的辅食课程。思思在孕期的学习帮助她在产后顺利地了解到女儿的需求，无论是在日常照料还是生病护理方面她都得心应手。“我上过养育力整套课程，孕期把辅食的课程都上了，还记了很详细的笔记。所以我女儿出生之后，我婴儿语言真的用得特别好，她一哭我马上就知道她要干嘛，是饿了、困了、皮肤不舒服了，想要换纸尿裤或者是太热、太冷了，她想要（被）拍嗝，肚子有没有不舒服，这个完全听哭声就能听出来，而且是100%的命中率。医生、我老公，包括月子中心的护理师都惊呆了，所以我女儿一出生，我真的就能快速满足她的需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她现在14个月，无论是幼儿急疹、发烧，所有的东西全都因为我之前的学习和了解，我们几乎不需要去问其他人，除非去医院儿保医生那里问一下。一般情况下出现感冒、急疹，我自己可以判断，配合医生的一些建议，我完全能够照顾她，包括辅食添加、母乳喂养都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思思说到这些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一是她对生活的规划井井有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应付新生活；二是她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孩子日常照料得好，生病时也少受罪。在她眼里，对孩子的日常养育，母亲比医生或月子中心的护士都更可靠。

婴儿抚触、儿疾护理类等小儿照料课程都可以同家人一起参加，常见情况是怀孕女性带丈夫、婆婆或保姆一起听课，目的是让全家人对养育的认识达成一致。一是提高抚育的质量，二是减少家庭代际间的矛盾冲突。当下中国家庭的照料实践包括隔代照料或与保姆共同完成两种方式。而老一辈以及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保姆在照料经验和育儿观念上与城市中产阶层母亲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此类课程对她们起到科普作用，可以减少年轻的母亲在以科学养育为导向承担起育儿全局规划时面临的阻力。丈夫和自己站在同一战线的话，可以对“老人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安安）。同时由于娇弱的新生儿无法和成人进行言语沟通以及一些儿疾症状不被成人了解，如果家长不做知识储备，在遇见突发情况的时候就很容易焦虑，从而让孩子遭受不必要的痛苦。所以无论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做父母，如果有婴儿护理相关知识的储备，父母不仅可以更好地照顾婴儿，还可以缓解面对新生活的紧张和担忧。

当下“母乳喂养好”的观念深入人心，但顺利实现母乳喂养并非易事。医院的讲座以及孕产课程会对母乳喂养的步骤、正确的哺乳姿势以及可能出现的涨奶或乳腺炎等问题的处理进行科普。但这些知识的获得和实际操作之间仍有差距，并不排除在现实母乳喂养过程中仍会遇到问题。虽然孕期上过母乳喂养课，产后在月子中心也得到了母乳喂养的指导意见，但安安仍然遇到了乳头皲裂、奶量不够、宝宝不好好吃奶等产后初期的喂养困难。后来请了母乳指导师上门观察孩子的状态，她给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如环境不能太热（不然宝宝容易睡着，影响吃奶的质量），注意调整宝宝吃奶的姿势——“上嘴唇和下嘴唇要像鱼嘴一样衔住”，这才实现了“宝宝吃得好，然后我也喂得很舒服，就是两个人都很舒适的状态”。

从以上讲述中，可以看到当下养育孩子不仅要求母亲具备学习能力以获得文化资源，还要求其具备社交网络构建能力。如何获得专业、有效的信息是高质量养育的前提。即便通过学习仍解决不了一些问题，但能够找专业人士来解决同样取决于母亲的资源获取能力。同时在知识储备层面，女性在家庭中还扮演了主导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帮助丈夫、婆婆或保姆提升知识水平，以实现高质量抚育。

五、达成母职：重获分娩自主权

（一）成为医疗权力关系中的参与者

生育使人类生生不息。生育虽然是个体行为，但受到多重话语的制约。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女性生育时的风险，母婴健康是个人、家庭、医院和国家的共同目标。关于健康的医学论述已经成为当下最具影响力的话语之一，同时也被称为道德上的话语。生育过程中伴随着各种内检、仪器监测以及医疗干预手段如催产素、人工破水、剖腹产等。但医疗工具和指标的运用贬低和压抑了女性的身体经验，身体被客体化、对象化。现代女性的产检以及生育过程始终处于医学的权力关系中，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只要我们是社会关系的参与者，我们就不能选择将自己从权力关系中抽离出来，因为权力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社会施加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但如何在权力关系中互动，个人有多种选择。”生育过程中，当女性希望在身体与技术的互动中突出自己的身体经验，并且在医疗安全边界的范围内顺应自己的身体感受，减少医疗手段的介入，恢复生育过程中的主体性时，她们就会策略性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做准备。洛伦兹（Jeanne M. Lorenze）通过审视孕妇的医患互动关系发现，女性是医疗权力关系的参与者，医疗体制中孕产行为的医学化并非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女性和医疗体制互构的过程。女性通过寻求医疗服务为孕产行为提供医学保障，保证自身健康，但是她们在选择何种医疗服务、如何配合医生的检查和操作方面则具有自身的主体性和策略性。帮助女性达成母职、获得母亲身份的分娩，其体验会影响女性对生命、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下一代传递的生命价值观。根据受访者描述，笔者总结出实现自主性的分娩体验需要具备四大要素：全面多维度孕产知识的学习、选择在医疗资源相对充足的私立医院分娩、回归自身身体感受和与医护人员有效沟通。

（二）主动参与的前提是知识资本的积累和心理建设

大部分受访者表现出很强的学习及信息收集倾向，她们希望在权威话语面前获得知情权以及和医生协商的知识资本，让自己拥有更多选择的可能性，这是获得分娩主体性的第一步。专业知识的获取渠道包括医院为孕妇开设的免费课程以及私立孕产学校自费的分娩工作坊。她们觉得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医院宣传的知识具有结果导向性或是单纯生理层面的医学知识，缺少实操性。但分娩工作坊介绍的是全面的分娩知识体系并进行人性化的心理建设，让她们不再惧怕分娩，从容面对分娩。清清的体验是“医院从医学上跟你讲一剖二顺的可能性，有哪些风险和好处，然后你自己可以做的有哪些，就是这些纯知识以及医学层面可操作的事。我听下来觉得我能做的其实就一点：控制体重，其他不管什么利弊都不是你能控制的”。安安将医院和孕产瑜伽学校的不同归结于二者立场不同。“医院要降低剖腹产率，因此从医学角度宣传顺产的好处并让产妇具备这样的思想意识，以结果为导向。而孕产学校也推崇顺产，但会让产妇了解生产的每一步过程，在遇到不同身体状况时她可以有哪些选择以及不同选择对自身和胎儿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产妇情绪上的引导——面对未知、恐惧、疼痛，我们可以怎么做。这种课程更尊重产妇个人的想法，有更多的人文关怀。”被访女性多次提到面对分娩时心理层面建设的重要性，她们形容在面对分娩时是“未知、恐惧、紧张”的，对情绪的处理似乎先于对身体的控制。拥有处理情绪的能力是化被动分娩为主动分娩的阀门。

对参加过工作坊的女性访谈时，笔者经常吃惊于她们描述的专业性——涉及非常多的医学术语、产程中的医学操作，对分娩步骤中每一步的医疗干预以及身体的反应都非常清楚。这是她们能够不慌不忙，在安全底线内坚持自己分娩要求的知识基础。她们并不执着于一定要顺产、一定不能有医疗干预，而是希望自己是在全情知晓下作出的最符合当时情境的决定，从而重获分娩自主权。“学习之后我感到很自由，我知道你给我做的每样医疗干预，它的意义是什么、适不适合我。抱着这种理性的态度，我知道我参与其中，我是这个分娩的主角。如果这个阶段我真的需要剖了，我就接受。所以即便我经历了一场12个小时的疼痛，这么长时间的产程，但我觉得我是爱上我的分娩体验的。”（思思）上过分娩工作坊的女性似乎更能坦然接受分娩痛并将其当作成为母亲的生命体验。知识的储备让女性更自由地去面对分娩，满足女性在知识和资源上获得平等，才可称之为“知情选择”。

医院的着眼点是安全、效率，关注的是作为“客体”接受医疗服务的身体对象的安全。而产妇是活生生的人，她们的心理需求不容忽视。医疗资源的松紧度决定了公立或私立医院行医的风格。产妇基本都知道公立医院的分娩流程：独自进产房待产、一名助产士同时负责多名产妇，自己将得到较少的人文关怀。但公立医院在大众眼中具有更高的医疗水平，比如市妇幼这样的医院是权威、安全的代名词；私立医院收费高，医疗资源充足，但是不如公立医院有保障。在生命安全和个人生育体验方面，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ing）是把事情弄清楚的认识方式，也是一种在具体的、特定的环境条件下采取最佳行动的能力。对分娩医院的选择就是产妇运用实践理性的一种表现。参加过分娩工作坊的部分受访者虽然选择了在传统的公立医院生产，但她们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以及相关医学知识，因此可以更好地和医护人员沟通，且自己也有强大的心理去面对分娩。选择私立医院的女性大都选择一家来自北京的高端妇儿医院，这里的医护人员相对充足，可以满足她们生产时的个性化需求。所以，安安说“分娩时的人文关怀需要在特定的医疗环境下实现”。私立医院的收费高，顺产和剖腹产收费不等（费用在4万～6万元）。公立医院可以通过医保报销，个人花费很少。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择私立医院是女性获得分娩自主权的第二个要素。在具备充足的分娩知识的前提下，她们希望通过更宽松的医疗氛围实现更自主性的分娩。即使在私立医院，如果女性对分娩缺乏认知，也有可能成为被动的医疗对象，遭遇过多的医疗干预。

（三）私立医院为回归身体感受的个性化生产提供可能

清清二胎生产时选择了私立医院，首先因为 “我生老大剖的时候感受不到作为一个人、一个妈妈在被照料，整个人就是从这个床‘哐’这样扔到这儿，然后推进去，那些护士在各自聊着天”。将自己的生育体验非人化，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最难忍受的不是身体痛苦，而是在精神上、人格上没有得到关注和尊重。清清理解公立医院效率优先的行为，“后面一堆孕妇等着要进来”。而私立医院医护人员更耐心，所以希望通过更高的花费，“让自己的身体少受一些罪”。在私立医院，没有时间上的紧迫感，女性首先可以依据自己的身体节奏进行生产，这也是重获自主性的先决条件。

按照医院的指标，清清二胎有很多高危参数：超过35岁，一胎剖腹产超过5年意味着疤痕老化、皮肤弹性不好，胎儿绕颈三周，悬垂腹——“腹部肌肉力量不够，肚子从前面看就像一个子弹头一样那么凸，孩子不是竖着在肚子里的而是倾斜的状态”，这种情况下生产的时候也会因为腹部力量不足“胎头一直卡不到骨盆里去，一宫缩就跑，没有强大的力量往下压”。根据公立医院的要求，胎儿40周时如果产妇还没有临产迹象就直接剖腹产。医疗健康话语依赖众多医学检查和医学指标，是一套标准化的医疗话语，女性的身体变成了“可以精确计算的客体”。根据现代医学的要求，分娩的指标越来越多、越来越苛刻，当身体被假设成“异常”时，医疗干预就具有了合法性。基于上述参数，清清的身体被定位为有“偏差”的身体，剖腹产被赋予合法性。而女性在决定自己的分娩方式时，是把这件事放在自己的生命历程和诸多变化的情境中进行考虑的。她们能感受到时代和生育相关观念的转变，并依据这种变化去阐释自己曾经在生育中所经历的医疗介入，进而在新的医疗支持和观念下决定自己的生育实践。在清清二胎产检的公立医院，每次随机分配医生，有一次产检刚好遇见生一胎时帮她做剖腹产的医生。当时脐带绕颈三圈，这位医生对她说：你要尽快剖了。但当她说想尝试顺产时，医生和她说“没事”。从这位医生的话语中，她感受到生产方式变化的可能性，并将过去被动的生育经验整合到当下的生育决定中来。之后，清清就转到了私立医院产检待产，私立医院的灵活性更大，但前提是双方进行充分的沟通，且私立医院也很担心她过于坚持顺产而带来医疗风险。虽然没有要求她40周直接剖腹产，但也要求每天来产检，如果胎心监测不合格就要随时入院。

面对这么多医学高危参数，清清仍然要尝试顺产，这是因为她参加了分娩工作坊具备了充足的知识准备。她自己生头胎选择剖腹产的原因也是脐带绕颈三圈。鉴于此，她觉得可能是遗传，因此怀老二时就没有太紧张，只要没影响发育就不去干预。现代医学忽视个体差异，但有觉知的女性会相信自己的身体意识和身体力量。最后清清顺产成功，她体会到“医学的判断很有限，但自己对身体的感知很真实。医学调动的是你头脑层面的思考，而不是你对身体的真正感知。孩子和你到底处于什么状态，如果只是根据医院给你的判断，B超显示是怎样的，这些检测是有用，但非常有限，你能感受到的其实远远大于这些”。现有的科技、仪器将怀孕与生产过程从听取女性身体感受转变为医务人员对仪器数据的监测和解读。医学的论述强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身体经验，因此医疗判断通常忽略个体独特的身体经验。现代医疗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进步，精准的医疗技术、缓解疼痛的麻药、仪器设备的数据都体现出医学对身体的精密控制。现代人依赖这样的医疗技术，但又表达出尽量减少医疗技术和产品对身体介入的愿望，回归到自身的身体感受、身体经验以及信念本身，在安全的边界内听从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外界的医疗判断。所以对身体感受的回归是女性获得自主性的第三个要素。清清选择相信自己的感觉和状态，但也不会绝对不听医嘱。她希望在自己的身体感受和医学话语之间寻求妥协。这一点在她的分娩过程中也体现出来。

接近孕42周，在经历了针灸等一系列自我催产手段之后宫缩仍然不规律，清清决定入院催产了。“我明白到后面风险可能越来越大，胎儿越长越大，很多不可控因素在增多，我觉得没必要冒险了。”入院后，医生根据她的意愿先进行物理催产，“就是放一个水囊”。即便进行医疗干预，对于有知识储备的产妇来说，她们也在尽量降低干预的影响。很多已生产的女性可能都不知道催产分物理和药物两种，它们对身体会产生不同的效力。如果没有知识储备，只能听从医嘱，身体是完全被动的。而清清则可以在分娩过程中和医生进行沟通，并在可控范围内减少医疗干预。当医生综合她的身体情况，告知如果第二天早上顺产没有成功就要剖腹产时，她也可以坦然接受。之后她和肚子里的胎儿进行对话，再次感受到沟通的有效性，并明确感知到胎儿入盆。“跟他对话后就很神奇，肚子里翻江倒海，后面我就发觉疼痛从腰背转移到骨盆，痛得受不了。我把小丽姐（导乐）和我老公叫醒，我说他绝对已经入盆了，他往下走了，果然是卡进来了，这才进了产房正儿八经要生了。”并且她准确预计了生产的时间：“我是晚上两点进产房，然后五六点的时候医生说你差不多12点前能生出来，我说8点以前吧。7点多，就是7点50左右，真的是8点以前出生了。” 最后能够顺产，“其实医生都有点不敢相信”。在理性、仪器、数据话语具有权威和合法性的时候，产妇自身感性的、不可见的感受被矮化。清清的实践表明，在她和医生的积极配合下，医学判定具有“异常”指标的身体也可能通过正常的方式分娩。对生育过程和生育方式的选择，体现了女性对生育的自觉，女性通过生育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并将其视为自身生命力的体现。同时，专业团队、亲人等的陪伴，让我们看到分娩不是单纯的“生理事件”，陪伴、鼓励、慰籍和沟通是女性获得自主权的第四个要素。

（四）通过分娩实现对女性身体的体验

清清对于分娩所做的努力，让她最终以安全、自然、健康的方式完成分娩，这份幸福、满足和快乐在分娩后继续延续到她的生活中。女性在分娩中完成身份的转变和认同，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体验着女性特有的身体。“我以前是个比较容易自我打压、自我批判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自己做不到，虽然很愿意去尝试。但顺产之后呢，我觉得不管做不做得到……我自己都很满足，也很喜悦。”（清清）女性也希望将“生育不是痛苦的生命体验，生儿育女是美好的”这一观念传递下去，“当我女儿有一天当妈妈的时候，她不会说我妈妈当时生我有多苦”（思思）。生育是女性自己的人生选择，而不是父权制压迫下要完成的繁衍任务。女性对子代的付出也是自己的人生选择，对子代少一些要求，母亲和子女都拥有各自更自由的人生。理解分娩的另一个意义在于相信生命的强大 , 从而在养育中少一些焦虑。

女性对生育的高度关注，反映出女性对成为母亲、母职达成这一生命历程的关注。她们通过把握分娩主动权，更加深入地发现自己，体验生命中的不同经历。为了重获主体性，她们主动参与到分娩中，她们的母职实践包括全方位分娩知识的预备——这是参与医疗互动的前提、回归身体感受、宽松的医疗环境以及和医护人员的充分沟通。这些形塑了具有主体性的分娩经历，当然前提是女性有策略的安排以及物质条件的支持。

六、延展母职：协助丈夫达成父职预备

（一）“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的松动

家庭是两性合作最密切的社会单元，也是情感和情绪交融的场所。在当下的性别分工模式下，大部分家庭仍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女性可能同时担负家外的职业和家内的抚育。除了经济支持，她们不希望孩子爸爸成为日常照料、情感照顾的局外人。从生理的角度来说，父亲没有经历怀胎十月，相对于母亲他们更需要参与才能进入父亲角色。“爸爸跟妈妈是不一样的，女人生孩子有激素的变化，但爸爸是没有的，他可能是看到或摸到之后才会有一些变化，所以他一定要跟孩子接触，比如说换尿布、做抚触、洗澡，才会有两个人之间关系的建立。”（悠悠）每个家庭中丈夫的工作性质和个人性格不同，并不是所有的丈夫都会参与日常照料。有些女性对丈夫的参与并不特别在意，而有些女性会策略性地让丈夫参与到孕期照料以及后续的抚育中。一方面，这样可以减轻自己的抚育负担，让自己可以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我也能有时间去发展个人，不至于说觉得自己的人生停滞了”（悠悠）；另一方面，她们认为父亲参与到亲子关系中对孩子的性格及成长都有益。且这种分工模式更有助于孩子建立男女平等的思想：“从孩子的角度来看，爸爸妈妈是平等的两个人，不是说男的要特定做什么，女的要特定做什么，我觉得男女都可以做，主要是看你想不想。给儿子树立榜样，他以后也会处于一个非常平等的两性关系中。”（悠悠）丈夫有意愿参与家庭事务以及妻子有意识的引导可以帮助丈夫更顺利地进入父亲角色。“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规范以及夫妻分工模式在当下的中产阶层家庭已经有所松动。部分男性已不满足于挣钱养家，甘愿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和陪伴妻子和孩子，他们体验并享受着做父亲那种丰富而复杂的过程和滋味。这种实践可能是劳累而费时的，但也带来了享受和满足。

（二）帮助父亲享受“当父亲”

清清生老大的时候，她和丈夫都是在“懵擦擦的状态”当上了父母。生孩子前她突然入院，在住院的过程中医生说排上期就立刻剖腹产了，丈夫在公司上班都不知道，按照她的话就是“爸爸可能刷着手机呢，孩子就抱出来了”。而二胎是和丈夫商量好了才要的，得知怀孕后丈夫很兴奋，希望能够享受这一次的养育体验。从孕期开始，他就陪妻子上孕产类课程，孕晚期每天给妻子按摩预备顺产，分娩时选择私立医院希望陪产并给孩子剪脐带，“他自己体会下来也觉得很值”。

女性对抚育分工进行规划，协助丈夫进入父亲角色履行父职，这成为母职内容的一部分，也是母职顺利开展的有力保证。悠悠从怀孕后就决定孩子出生后不和祖辈同住，而是请一位阿姨以避免复杂的家庭关系，同时有策略地通过提问的方式让丈夫思考养育的问题。“我没有要求，但我会问他一些问题，这就是沟通上的技巧。如果提了问题，他会去思考我要怎样安排，比如老大跟谁睡、老二跟谁睡，床要怎么分配这样一些细节的东西。如果全都安排好了告诉他，他只要照做，我觉得他没有参与感。睡前的仪式要怎样去安排？老大出生之后，一直是爸爸给他洗澡的，老二生下来，他要给两个孩子洗，怎么办？”悠悠提出问题，然后夫妻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在和思思做访谈的两个小时里，她的丈夫一直带着孩子玩儿，包括喂奶和哄睡。看得出来，思思的丈夫很有照料经验且乐在其中。

从上可以看出，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母职和父职同时在场。女性作为家庭养育的主导者，她们在孕期就有意识地培养父亲和胎儿的联系，并对孩子出生后的抚育做准备。父亲在这一过程中也可以是享受的、快乐的。当父亲能够很快进入父职角色，家庭抚育中母职便得到了延展，这也是母职角色得以完成的重要辅助条件。所以父母分工合作，母亲协助父亲顺利进入父职，也构成了母职实践的策略之一。

七、总结与讨论

过去的几十年里，母职主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因为它体现了社会变迁背景下性别、阶层、族群等多种结构性因素的交叉点，同时也是个体与家庭、国家与市场、制度与文化等多层次力量和关系在公私领域汇集与重塑的结果。给女性带来压迫的母职本身，同时也是女性获得自我认同和解放的力量，它源自女性作为母亲与作为独立的人之间的两难。母职从一开始就内含着张力，是压迫还是赋权的争议在不同流派和阶层的母职研究中被不断放大，体现了母职实践的多样性和变动性。本文正是沿着这一学术脉络，希望通过个案研究深入探究当下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女性在孕产期的策略性的母职实践。

在当下打造优生优育话语背景下，城市女性的身体异化成“以胎儿发育为关注中心”的身体，以定期产检为坐标的孕期被医学健康话语所支配。她们在孕期对身体的控制围绕着胎儿的发育，受制于医学数据的判断，但在生育实践中她们并没有普遍或完全丧失主体性。城市中产阶层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在实践中具有获取知识的自主性，且拥有丰富的信息获取渠道并善于通过社交结识相同背景的女性，彼此交流经验。因此在医疗权力关系中，她们争取做参与者而不是完全的被动者，在遵从医学指导的前提下努力回归自身身体感受。当下大众舆论的“分娩十级阵痛”“走一遭鬼门关”等宣传加大了产妇对疼痛和不友善的医疗环境的焦虑。但部分受访女性的实践体现了一种新的实践趋势，她们通过全方位学习分娩医学知识，融合医学话语和自身需求获得实践理性，她们不再惧怕疼痛，反而期望回归无医疗介入的自然分娩。她们通过选择私立医院实现了满足自己需求的个性化分娩，她们将分娩视为重要的人生历程。她们在对分娩的安排和参与中体验分娩这一女性身体独有的身体经验，并从中体会到孕育和成为母亲的快乐和满足，其主体性再次生成。除了对怀孕身体的关注外，她们的女性赋权还体现在对心理的疗愈、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家庭关系的规划上，这些共同构成了她们的母职实践策略。她们通过学习反思并改善原生家庭养育中的不足之处，争取做心理健全的母亲，她们意识到这是养育身心健康孩子的前提和基础。她们学习现代育儿知识，争取在孩子的日常照料和常见疾病护理上少走弯路。她们和在丈夫的不断互动中共同开启新的家庭分工，建立良好的家庭模式，父亲与孩子子关系的经营是母职的延展并构成母职顺利开展的基础。女性在开展策略性母职的过程中体验着如何成为母亲。她们在孕育期对未来生活的准备以及让孩子成为自身生活的一部分，这种规划本身就是人生经历的丰富以及一种自我实现。这也正是波伏娃提倡让女性同时成为快乐的母亲和独立的个体的原因。

总体而言，当下中产阶层母亲的母职建构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现代理性。母职的体验包括心理健康、身体照料、分娩学习以及辅助父亲，这一连串的规划和安排无不体现出一种现代理性。母亲对自己理想的分娩方式、家庭氛围、夫妻育儿职责分配、儿童抚育都有很明确的目标，在此目标的引导下，她们充分发挥搜集和甄别信息，理性规划与抉择、社会沟通与协调的现代理性能力。在中产阶层的精细化育儿趋势下，家庭以及女性自身对母亲角色的期待逐渐超越传统性别分工所指向的体力密集照顾责任，对情感投入和养育智慧提出更高要求。

第二，消费性及阶层性。城市女性群体因生育而衍生出很多消费品种和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医院没有给女性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在客观上促成了她们去寻找其他医学指导和服务，如中产阶层女性在孕期参加的瑜伽锻炼、各类专业课程及护理：分娩工作坊、儿童养育力课程、孕期按摩等。在产检及分娩时，她们选择私立医院并请导乐辅助分娩。母职体验过程伴随着消费性，这种消费不再局限于具体产品，更多指涉专业知识以及个性化服务消费。理想的母职体验如何达成基于家庭的经济能力，同时需要女性的理性规划。如何消费、消费何种服务取决于女性可支配的时间、规划能力、沟通能力以及资源获取能力。这种具有主体性的策略性母职实践暗含着门槛，女性不仅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还要有相匹配的理念和知识。拉扎勒（Ellen S. Lazarus）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女性对孕产行为的控制和选择存在很大差异，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中产阶层女性更关注自己对孕产行为的控制，同时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医疗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体现了拉普所提出的“层级化的生殖”（stratified reproduction），即生殖健康、生育体验和养育孩子等问题都会形成某种社会层级式的安排。

当社会形态呈现宽松开放的格局，女性的自我意识便在普遍的道德诉求与伦理规范中显露出来，孕育这一“人之初”的生命事件具有了重要的意义。生育事件不仅是自然的、生理的，更具有社会与文化意涵：它一方面是女性的身体体验与角色建构，另一方面是家庭成员的再生产与家庭伦理绵延的途径。纵观本研究的所有案例，因家庭经济条件、丈夫工作性质以及家庭沟通模式不同，不是所有女性都能做到策略性母职的四个方面，但是受访者都表现出了自己为母亲角色所投入的努力和即将履行的养育职责所做的积极准备，希望通过理性规划让孕期顺利度过并准备好抚育。要帮助更多不同阶层的女性形成这样的理性意识以及从容体验母职，还需要国家在公共医疗资源中提供更多的专业服务，包括对孕妇的心理关怀、养育知识的普及；给予男性更多的制度保障，以便其更好参与到孕育和养育中。本研究依然存在局限性，作为一个基于中产阶层女性的探索性研究，它可能未观照到当下不同阶层女性群体在孕期的母职体验和行动策略。作为基于深圳中产阶层女性的研究，尽管笔者相信在全国其他城市母职的建构具有类似规律，但也有可能受到当地经济水平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本文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其他城市女性的实际情况，仍需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加以检验。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建设》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