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以舞分”？ ——论变迁社会广场舞中的身体与阶层

周柯含、黄盈盈

《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5期

摘要：立足于人口流动和城市变迁的背景，本文聚焦于以中老年女性为主体的广场舞参与者。研究者在三个广场舞舞队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参与观察，并对28名广场舞参与者进行了深度访谈，最终选取了三位领舞的故事作为主要分析文本，探究分层内部的混杂和流变如何在个人的生命脉络中得以展露，融入了身体维度的社会分层体系又呈现出怎样的新样态。研究发现，在跳广场舞的实践活动中，身体极大地影响了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和分层体系的形成——经由一种性别化的、日常而切身的渗透路径，身体不仅能够推动跨阶层的交往，而且在松动既有社会阶序上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快速推进中，人口流动一直是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虽然全国的流动人口规模从2015年起进入了缓慢下降的调整期，但是老年流动人口的队伍正在并将不断壮大[1]。其中，因照顾子女或第三代而迁入子女居住地的“老漂族”，更是成为学界和媒体讨论的焦点。近年来，社会工作、社会学、老年学等领域都在积极探索“老漂族”的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合等问题，学者们从代际支持[2]、社区服务[3]等层面提出了解决对策[4]。而面对同样的问题，体育学界则提出了鼓励随迁老人多参与体育活动的主张[5][6]，特别是一些非正式的草根组织往往能为这群老年人搭建新的朋友圈创造契机，广场舞舞群就属于这类社交平台。与人口流动相伴的另一背景是城市空间的变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加快了城镇化的步伐，也重构了城镇体系中的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7]。城市化快速切换的不仅是城市的空间格局，而且包括户口、职业等社会属性的转变。在这一进程中，不同社会空间中的人被强行拉近或分离，这使得本无交集、处于不同位阶的人之间生出了交往的可能。当然，单是将各个阶层的人汇聚到同一个居住环境中，还不必然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跨阶层互动，但像跳广场舞这样低门槛、公开化且由群众自发组织的健身活动，则为实质性的跨阶层交往搭建了平台。另外，广场舞的参与者以中老年女性为主，这意味着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走下了工作岗位，即决定其社会地位的关键要素——职业，在这个以跳舞为核心的新集体里是被隐去的。由此，对广场舞的研究就为我们看待社会分层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把身体作为一个新维度引入分层的标准，或者说，从身体出发去窥视分层体系及其形成。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跳广场舞的参与者为研究对象，以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所共构的时空变迁为背景，探究融入了身体维度的社会分层体系呈现出怎样的新样态，并试图经由生命脉络的交叉来展现分层内部的复杂性和流变性，从而实现与主流分层理论的对话。

一、文献综述

如今，广场舞或广场舞大妈不仅是频频登上新闻的热搜词，同时也在学术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既有文献主要沿着三条路径对广场舞展开了论述：一是总结广场舞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现状，为更好地推广这项运动项目提供材料依据[8]；二是考察广场舞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强调广场舞在健身娱乐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及遇到的困境[9]；三是围绕广场舞中的各种纠纷(如占地、扰民等)，分析牵涉其中的权力冲突，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10]。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多为体育学和文艺界的学术成果，即使涉及对社会问题的分析，也多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仅有少量社会学研究建立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广场舞及其主体进行了深入剖析。

王芊霓从空间结构、阶层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几个方面，总结了广场舞被污名化的深层原因，其研究折射出当前社会主流对理想的公共空间形态和中老年女性形象的期待，而广场舞和广场舞大妈之所以背负污名，正是因为其展演形式与现代都市力推的安静有序的公共空间不搭调，也与传统性别意识对中老年妇女应当隐于家庭的定位相冲突[11]。米莉的广场舞研究同样贯穿着社会性别的分析框架，但其更突出的主题是广场舞中的代群差异。具体而言，老年女性试图在广场舞中重建主体身份与个体生命价值的生活场域；中年女性是在由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平等的性别分工中，以广场舞作为进入社会生活的入口；而年轻女性则力图在改造广场舞的过程中，以身体的自主权达成女性意义世界的主体性建构[12]。这种广场舞中的代群差异折射出了社会观念的历史变迁，在这层意义上，广场舞完全可以成为我们探寻个体与社会如何在发展中相契相融的切入点。

除了性别、公共空间等常被提及的视角外，另有学者提出了新的分析框架来对广场舞进行解读。周怡基于亚文化的理论视角，从表意、拼贴和同构三个维度来剖析初老龄广场舞群体的基本特征及其机制。广场舞作为一种亚文化，处于同主流文化的“对抗”和“收编”之间，即它既有与主流文化相疏离的一面，也有被主流文化吸纳的一面，而拼贴和同构的概念使得广场舞的上述特征得以进一步拓展，具体来说，传统与现代、疏离与顺从、健身与艺术之间的拼贴之所以能够持久地存在，是因为它们以同构为基础，其背后是广场舞与初老龄群体之间具有选择性亲和关联的机制。正是基于拼贴和同构的这层关系，该研究才预示了广场舞群体亚文化终将式微或消散的命运[13]。

上述研究都是围绕时间轴线来对广场舞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解析，无论是被现代化搅动的公私界线，还是不同代群的需求满足，抑或是文化流变中的交融与抵触，诠释角度虽有不同，但隐藏在广场舞中的社会脉络是被共同点出的主题，这给本研究以极大的启发——跳广场舞这项广为流行的休闲活动为我们探究社会变迁及伴随其中的社会矛盾提供了新的切入口，“在这个戏剧性变迁的时代，价值观的碰撞从阶层、年龄、性别的维度凸显出来，作为社会热点的广场舞则提供了研究这些价值冲突的样本”[11](P80)。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学者们都触及了社会变迁的议题，但并不意味着大家勾勒出的是同一条变迁路径。在王芊霓描述的河南某市中，子女(且多为独生子女)异地上学/工作和丈夫异地就业的普遍现象，共同促成了当地中老年女性独守空房的生活常态，因此，她格外强调孤独是女性加入广场舞的重要原因，并把参与广场舞的许多女性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孤独母亲” [11](P74)。这个称呼的背后是类似于留守妇女的形象，我们在理解它的意涵时不能忽视其依托的城市背景；在另一种城市空间中，孤独就未必是广场舞大妈的生活基调。就本研究的田野经验来说，由于田野点在北京市某片回迁楼和商品楼交错分布的学区房附近，所以研究者接触到许多为了照顾子女或第三代而移居北京的中老年女性，对她们而言，广场舞是打发无聊时光的最佳方式，于是，一种寓于身体之中的跨阶层、跨地域的人际交往就在这里铺展开来。这是本文选题的源头，也是我们试图同主流分层研究对话的起点。

另外，上述研究虽然都涉足身体领域，比如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扭动[11]、广场舞与女性体征的联结[12]、广场舞中的行为拼贴[13]，但这些论述并不是直接的身体研究，而是将身体作为一个分析面向去服务于更大的主题。在本文中，身体的分量更为厚重，作用更为凸显，舞者会因为巧用或错用身体的力道而促成社会地位的流动。在这里，身体不仅是分析的工具，更是分析的目标。本文之所以把身体和阶层同列为主题词，就是因为在与跳广场舞的阿姨们的聊天与日常观察中，我们越发觉得阶层可以成为身体能动性的显化剂，在广场舞中，我们既能够看到身体如何作为一种资源被挖掘和调动，也能捕捉到阶层如何与那些丰富的身体表达产生关联。扎根于这样的田野经验，本研究就必然要同时进入身体和阶层的研究脉络。

“西方关于‘身体’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盛行于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14](P20)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涌入了身体社会学/身体人类学的潮流，除了对西方身体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编译、梳理和反思[15]之外，中国语境中的身体经验研究也在不断涌现，老年女性的身体即是议题之一。吴小英从话语层面直接触及了“老化”的身体，她采用社会建构论的视角，从医学界、大众文化、女性自身三个方面对“更年期”这种常见的日常生活概念进行了话语式考察，分析性别理念如何影响了人们对于更年期的理解与叙述，如何进而导致更年期女性在大众文化中的问题化与妖魔化[16]。周柯含的研究着重于生活中老年女性的性与身体，更为前沿地挑战了大众对于老化身体与性的想象[17][18]。由于大部分广场舞参与者是中老年女性，所以本文中所呈现的身体也是与这一年龄和性别相勾连的身体，其特殊之处在于，它被放置到了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并且是一种集体式、公开化、被观看、可评判的身体活动。这些参与者如何在广场舞中应对这样的活动情境，如何去形塑特定性别期待下的身体，都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与新兴的身体研究不同，分层是社会学中最为经典且经久不衰的议题，这是因为对各种不平等现象的阐述几乎都可在这一范畴中寻得解释。决定社会分层的因素有两种基本的理论取向——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阶级理论和同时考察收入、权力、声望等因素的多元分层理论，之后的社会分层理论多沿着这两条路径发展。但直接影响本文选题方向的并不是上述分层理论，而是一些“另辟蹊径”的分层研究。比如，受盖尔·罗宾(Gayle S.Rubin)性等级概念(sexual hierarchy)[19]的启发，黄盈盈等在对男民工“谈小姐”的研究中发现，职业和性别的交错使得“小姐”和民工之间难以被划出一个清晰的分层，男民工在秉持着性别强势的同时，也被定义为弱势的民工；男性内部(包括民工群体内部)也因为“性”被进一步划分。在男性与女性之间、买性与卖性之间、上层阶级和底层民工的性文化之间，有太多模糊重叠的交集，这使得我们无法简单断言“小姐”和男民工的社会地位孰高孰低[20]。这看似与本文的研究议题相去甚远，但实际上，其独特的分析视角提醒了研究者，那些不被看到但同样具有影响效力的因素(比如性/别、身体)，可以为我们诠释某些本土语境中的分层现象带来新的灵感，在那种固化的、明晰的、割裂的分层体系内部，其实隐藏着许多跳动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研究者基于田野经验和对既有文献的分析，拟把广场舞中的身体作为考察社会分层的新维度。一方面，身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会在与阶层的碰撞中被挖掘，我们可以看到身体作为一种资源是否/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阶层的复杂性和流变性也可以在身体实践中被揭露，我们能够从一个新的启发点去探索社会分层体系的隐秘面。

二、研究方法

(一)田野点介绍

基于本研究想要展现不同阶层的人如何在同一身体实践的活动中相处的目的，调查地点就需要满足各种社会阶层的人杂居在一起这一前提。经过前期的资料查阅和现场观察，研究者选定了玲珑府三期的公共活动空间。

从历史脉络来看，玲珑府所属区域是“四季青”的一部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这片地域的地理环境、生产活动、居住人群等都在持续变动。20世纪50年代初，玲珑府各村成立了农村合作社，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四季青农业生产合作社。“大跃进”时期，四季青人民公社成为该区兼管生产和行政的统筹机构，其管辖的农业生产担负着“以菜为主”的副食品生产任务，一直服务于北京市的蔬菜供应。20世纪80年代，四季青已是以种植韭菜闻名的蔬菜生产基地[21]。进入21世纪后，四季青的农业用地逐渐转变为商业用地，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商入驻后，四季青的空间布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占地120公顷的玲珑府就是在这期间建成的。本研究所在的玲珑府三期于2002年开始动土，共设有十个园区，包括三个回迁户园区和七个商品楼园区，商品楼园区中有一��高校教师的住宅区(见图1)。

图1   玲珑府三期示意图

由图1可见，玲珑府三期的空间格局层次复杂，回迁房和商品房纵横交错，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杂居于同一个物理空间中，包括回迁的农民、在附近从事服务行业的打工者、高级知识分子，还有很多为了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而花高价在此购房的人。简言之，位于社会空间中不同位置的人，因为共同居住于此，所以有机会在同一片公共活动场所产生交集。广场舞作为一种开放式、自娱式的休闲活动，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将这些个体聚集在一起的平台。由身份和地域的差异以及年龄和空间的相近所带来的摩擦和融合，如何在跳广场舞这一身体实践中得以展现，都可以在玲珑府这个田野点得到解答。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1)先后接触了三支广场舞舞队——龙柱舞队、江雪园舞队和交行舞队，其活动时间、活动场地、成员结构、舞蹈特色以及进入方式都有所差异。研究者最早接触的舞队是龙柱舞队，该舞队最大的亮点也是最初吸引研究者的地方，就是其领队是一位男性，这打破了大众对广场舞参与者的性别想象。加入舞队后不久，研究者就在队里结识了江雪园舞队(2)的领舞，并在她的推荐下加入了江雪园舞队。交行舞队则是龙柱舞队内部发生分裂之后，研究者跟随离队队员重新加入的队伍，具体过程将在晴子阿姨的故事中详细论述。本研究之所以没有只锁定一个广场舞舞队，是为了在横纵向的轴线中去呈现立体的人和事，而正是在玲珑府广场舞的发展线和个人生命脉络的叠加中，我们才得以走进这群舞者的日常生活。

(二)资料搜集方法

本研究采取了参与观察及深度访谈的方法。研究者先在前四个月的田野中与研究对象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并把握舞队的整体情况，进而再选取适合的访谈对象进行访谈，以便获得更加细致和丰富的信息。

本研究中的参与观察是研究者长期切身加入跳广场舞的队列中，选择这种实践方式，一方面是为了能够真正融入这些集体，走进她们的日常生活，在与其一起跳舞时捕捉那些琐碎的反应和互动，这些是仅以看客的身份难以达成的事；另一方面，研究者在跳舞中的切身体会，也有助于发现舞队及其队员的特点。除了日常锻炼之外，研究者还在日常生活的其他面向上同研究对象产生了交集，与她们一起参加了社区组织的许多活动，比如听讲座、上插花课、上化妆课等；私下里也时常参加大家的聚餐活动，包括集体会餐，或者同个别阿姨单独吃饭。此外，研究者还加入了其中两个舞队的微信群，大家在线上的互动及转发的信息，都是我们走近舞者、了解舞队的重要途径。

深度访谈是本研究采取的另一种主要方法。研究者在访谈对象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与之进行一对一访谈，并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访谈多选在跳舞地点附近的酒店大堂或被访者居住的园区内。访谈过程基本围绕跳舞本身展开，在谈及自己的跳舞经历时，被访者往往会自然地带出自己的人生轨迹，对跳舞、舞队、其他队员的看法以及她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在访谈对象的选取上，研究者以最大差异法以及追求资料的丰富性为原则，尽可能呈现出被访者在年龄、(退休前)职业、所住园区(回迁房或商品房)、跳舞时长等方面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最终访谈了28名广场舞参与者，以年龄在54-77岁的女性为主。

(三)个案选取与分析策略

研究者在先后加入的三个舞队中，直接或间接接触的队员有百余人，但是本文只挑选了三位领舞的故事来叙说和分析，分别是一个已经解散的大舞队的领舞包阿姨、交行舞队的前领舞汪阿姨和龙柱舞队的前领舞晴子阿姨。之所以选择这三个个案，一方面是因为她们都曾经担任过领舞的角色，但是她们如何成为领舞、如何担当领舞、如何卸下这一重任的方式却迥然不同，这中间可能触及的、越过的阶层隔离为我们窥探身体与阶层的交织提供了现实样本。另一方面，这三位阿姨都在人生的后半段经历了某种身份的转变，并且她们在阶层体系中的游走方式不尽相同，这些灵活的流动路径引领着我们去摸索主流分层理论中常被忽视的议题。总而言之，这三位领舞的生命脉络足以支撑本文想探讨的研究问题，个案的聚焦也可以避免碎片式的话语分析。另需强调的是，尽管研究者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将搜集到的材料全部囊括进来，而只是选择了三个个案作详尽讨论，但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分析逻辑都深嵌于田野，因此，那些隐藏在本文背后的故事，其价值并不会因为没有被直接呈现出来而磨灭。

三、广场舞中的身体与阶层：三位领舞的故事

(一)包阿姨：身体的“晋级”与身份的“倒流”

包阿姨最初是江雪园舞队的队员，这支晨间舞队是玲珑府里成立时间最长的舞队，其建队时间可以追溯到2005年，包阿姨是在2010年左右加入的。她曾经是江雪园舞队的领舞之一，但包阿姨被视为玲珑府广场舞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并不是因为这个领舞身份，而是因为在2011-2013年，她撑起了这里晚间跳舞的空前盛况，成为一支百人舞队的领军人物。不过，这支庞大的队伍不到三年就解散了，在此之后，包阿姨也退出了舞坛，不再参与任何舞队的活动。所以事实上，研究者并没有亲自见过包阿姨，但是在许多阿姨的访谈中，她们都会提到对那段日子的怀念，而包阿姨的故事以及其他阿姨对她的评价，便自然地夹带于她们的回忆中。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研究者并没有直接对包阿姨进行访谈，也无法确认其他人口中的版本就是包阿姨真实的生命故事，但她们想让研究者看到的包阿姨和她们对待包阿姨的态度是紧密相连的，而这些论述已经可以呈现出主体视角下的阶层冲突，以及身体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研究者是在和第二位被访者——住在玲珑府一期的崔阿姨进行访谈时，第一次听到包阿姨的故事：

原来这还成立过一个(舞队)，唉呦那个人呦，她也是不收钱啊，自己买机子，买什么的，都自己花钱，还买服装。她是一个保姆(小声说)，但是她这个老头，这个老头非常有钱。

(您是说她在那个……)

在这个老头家做保姆，然后等于老头呢就……这个事咱也不爱管，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结婚不结婚，咱也不打听哈。但是呢，她就靠着老头的钱弄这么一个。但是呦，这个事儿呦，唉哟，最后垮了，没多长时间。而且她们那些人呢，都是挑的跳舞特别好的，能表演，特别那什么，又年轻。但是呢，就说没多长时间，一两年吧，就垮了，还花那么多钱。

在崔阿姨带着感慨又略带躲闪的表达中，研究者嗅到了一丝鄙夷的味道。在她看来，包阿姨之所以能成为一队之主，完全是仰赖老伴的经济实力，而更让她无法接受的其实是这段婚姻关系的性质。包阿姨本是外来务工的保姆，五十多岁时嫁给了她的看护对象——比她年长24岁的老头(3)。结婚常常成为人们增加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本的手段，但婚姻关系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以此为基础积累的社会资本将承担较大的风险[22]，尤其是把结婚视为跨入高阶层的唯一渠道时，“不靠谱”之余还有“不正当”之嫌。而包阿姨的婚姻关系更为特殊，她是从“保姆”变成了“妻子”，并且还建立在相当大的年龄跨度上，因此，许多阿姨对这对夫妻抱以负面的评价，男方贪色，女方图钱，把年轻(的身体)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是极不光彩的。尽管包阿姨实现了经济条件的升级，但大家并不认为她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向上流动”，反而对其保姆身份予以更重的鄙视。她们在对我说起包阿姨时，总是不经意地用轻蔑的语气强调：“她就是个保姆”“她是保姆级的”。

有趣的是，在对包阿姨充满不屑的评价中，还常常穿插着带有佩服之意的表达。因为包阿姨的确在舞队上投注了不少心力和财力，她自掏腰包给大家添置了许多装备，包括各种类型的播放器、几套演出服装，甚至还有可移动的照明灯，前前后后花费了好几万元，并且不可否认，能够把整个玲珑府的广场舞爱好者汇聚到一个大集体中，包阿姨的组织力和号召力都是值得肯定的。这从侧面说明，单是保姆的身份其实不足以摧毁包阿姨的领队之路，真正让她脱离舞队的导火索是由跳舞引发的矛盾。

在大舞队成立的后期，包阿姨开始在舞队中寻觅“跳舞特别好的、能表演、又年轻”的阿姨，打算打造一支专门演出的精英队伍，事实上也确实短暂地成立了一个16人的表演队，但她的这一举动挑起了许多队员的怨气。当初落选的阿姨会用看似自嘲、实则嘲讽她的语气说“人家还看不上我”，进而表达了对包阿姨挑剔眼光的不满，她们一再强调自己就是抱着锻炼身体、愉悦身心的目的来跳广场舞，愤愤的语气中透露着被评价、被挑选的不甘不愿。这让我们看到，或许大家在心中也会对自己和他人的舞姿进行比较，但是当跳舞的水平以普通队和表演队这种可视化的层级区分开后，本来自娱自乐的广场舞就变味了。没被选上会心生不悦，而有幸加入表演队的人也未必买包阿姨的账。曾经在表演队担任领舞的蒙阿姨就在访谈中向我抱怨，包阿姨的高标准和严要求迫使她不得不把跳舞排在生活的第一位，而当她因此退出舞队之后，包阿姨便不再与她往来，她对这种好胜强势和傲慢态度的指责，最终又回到了包阿姨的保姆身份上：“你说你就是一保姆，牛什么呀？”

在阿姨们的叙说中，从成立表演队之初，包阿姨就表现出了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她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不留情面的教练形象，且不论她的跳舞水平能否撑起这样的人设，单是从她忽略了大家舞者之外的身份来说，就已经把自己推入了不利的境地。

其实你成立什么，你就是为了锻炼，你单成立那么一个舞蹈队干什么，是吧？大家晚上都聚在一起，有这么一个空间，又能聊天，又能锻炼身体了。唉呦，我们真的有十几个人，每天一边唱一边跳，完了跳起来还跟着那音乐那个唱(笑)，完了还聊天，觉得好欢快呀，特别好那气氛。结果也就两年，就散了。

(好可惜啊。)

她就是因为成立那个舞蹈队弄的，四分五裂了，大家就都有意见了。她们演出去什么的，也是她自己掏钱买那个演出服，花了好几万元，扔在家里没用。结果最后这个舞蹈队给她踢出来了，后来都不让她参加了，你想想。她就是不会那什么，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会协调，我估计是这么回事。说话特别强硬，比较耍态度啊肯定。像这种退休人员，人家干嘛吃你这套啊，对不对啊？你说要是在单位，在哪儿，工作单位什么的，你还有一个利益的问题在里头，这就是为了一个锻炼身体，你那样把人都得罪了。(高阿姨)

高阿姨是江雪园舞队的骨干之一，曾经也被选入包阿姨组织的表演队，但是因为做了乳腺癌的手术后不敢太劳累，所以最终婉拒了包阿姨的邀请。她在评价表演队的成立和解散时，明确点出了广场舞舞队的特殊属性——与专业的舞蹈队相比，大家来跳广场舞的动机更加多元，为放松、为社交、为健身，这些目的都牵制着广场舞的专业化发展，若要硬性推进，就难免会挤压这些参与者的初衷；与工作单位相比，广场舞舞队中没有利益的纠葛，而透明的等级化只适合职位的晋升机制，如果在广场舞中也去践行这种可视的排序，就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甚至是破裂。进一步来说，虽然广场舞的参与者多已退出工作岗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就真的把自己的职业、财富、地位等特征抹去，纯粹以队员的身份参与其中。对这些退休人员尤其是从高位上退下的人来说，即使跳得不够出彩，也不希望被定义、被归类，简言之，跳舞水平的高低可以“自知”，但不可“他明”，而包阿姨却偏偏把这种��异摆到了明面，再配上她趾高气扬的态度和大家对其私生活的想象，原本被跳舞遮掩起来的非议就彻底喷发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身体作为一种新的资源如何在既有的分层体系中发挥作用：一方面，阶层的差异可以在表面上隐于身体之后，尽管大家并不认可一个保姆因为嫁给比自己年长的老头而变成有钱人的经历，但在一个以跳舞、以身体为核心的活动团体中，大家可以不计包阿姨的身份而与之和睦相处，她甚至还凭着自己的付出走到了领舞和领队的位置，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阶层跨越；但另一方面，由身体资源发展出来的优势如果公然挑战了由其他资源既已决定的位阶，那这种优势就将遭到碾压，包阿姨最失策的决定就是利用自己身为领队的权力对队员们进行了公开的评定，当她的领导者角色在一步步显化时，大家对一个“不本分的保姆”的不满也在被一点点激化，最终便促成了“这个舞蹈队给她踢出来了”的结局。

(二)汪阿姨：野路子的春天

汪阿姨是交行舞队的领队和领舞，当研究者第一次看到她跳舞时，误以为她有深厚的舞蹈功底，因为她不仅舞姿出众，而且善于教学。交行舞队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成为研究者参加的所有舞队中专业性最强、学习积极性最高的队伍。而在和汪阿姨更深入地接触、了解其跳舞经历和近十年的“北漂”生活后，她的不凡与不易就越发清晰地浮现出来。

汪阿姨在2009年女儿考上北京的大学后，就办理了内退跟随她一同赴京。在女儿上学期间，她就在学校的食堂打工，之后陆续做过家庭外卖、托管班的厨师等工作。她接触广场舞的契机是在2015年左右，因为身体免疫力低下，每个月都要经历发高烧的痛苦，所以汪阿姨的家人便提出让她去跳广场舞的建议。从未接触过舞蹈的汪阿姨，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学会了几十支舞蹈，这让她惊喜地发现了自己在跳舞方面的天赋。当她再次回到北京时，就立马找到了离家最近的交行舞队。事实上，那时候的交行舞队并不是在交通银行门口活动，而是在花夕园的小公园里。这支舞队大约在2011年成立，最初是一些来北京做转租房屋(她们自称“二房东”)的外地人白天闲来无事就在她们居住的花夕园里跳舞，之后改成了晚上在农业银行前的空地活动，后来又辗转至中信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空地活动。不仅舞队的活动场地多次迁移，其负责人也几经变更，2016年加入舞队的汪阿姨是它的第三任领队，在田野接近尾声时，她因为女儿的工作调动而离开了北京，交行舞队便迎来了第四位负责人。

据汪阿姨回忆，她是在三月底找到这支队伍的，到四月中旬时，当时的领队就离京返乡了，整个舞队陷入群龙无首的窘境，她便是在既没有丰富的跳舞经历也与其他队员尚不熟识的情况下，误打误撞地成为领队和领舞的接班人。尽管汪阿姨确实在跳舞方面才华出众，也是在队员的推选下担下了重任，但对于一个零基础的新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颇具挑战的选择。不过，和研究者想象中充满忐忑和顾虑的样子不同，汪阿姨在访谈中自信满满地回顾了当时的心理活动：

也可能我就胆子大，我真没忐忑过。让我上去，行啊！刚开始还……“不行，我跳得不行。”我说我才跳两三个月，你问徐姐，那时候我都说我才跳两三个月。“哎呀你行行行，你年轻！”我跟她们比肯定我年轻啊，对吧？她说“你看你这个《草原的月亮》你都跳得多好啊”，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我说那试试吧，就试试。我没有忐忑，我感觉……我不是说看不起农村的。我心想，这一帮人里徐姐是北京的；还有一个阿姨，她去年走了，得癌症走的，那个阿姨是易姐，易姐是北京的；玥姐吧，软软塌塌的跟病秧子一样，跳出一股难受劲儿来，也是北京的。就你们这一帮老太太，加上农村的“二房东”，有啥领导不了？也可能咱毕竟是工厂里出来的你知道吧？咱也见过那大世面，也见过舞台，也见过啥。虽然我不是跳舞的，但是呢大舞台我是见过，省里边舞台、比赛舞台我都见了，这我怕啥呀？可能也就是胆子大，我真没忐忑过。

由于研究者认识汪阿姨的时候，她在玲珑府附近的一家美容院负责做饭，所以她的形象就被框限为一个外来务工者。再加上别的阿姨曾提到，她住的集体宿舍是在环境最差的馨叶园的地下室，于是研究者就更“自然地”把她往一个弱者的形象上推。但汪阿姨的这段叙说提醒了我们，外来务工者只是她现阶段的社会身份，而个人对自己的定位是同过去的生命历程绑定在一起的。在成为“北漂族”之前，汪阿姨是一名退休工人，在工作期间积累的人生阅历(比如见过省里的舞台)让她在面对广场舞这样的自娱活动时泰然自若。无论她现在从事什么工作，住在怎样的环境，其经历足以让她有信心去领导没有见过太多世面的农村“二房东”，这是汪阿姨坦然接下舞队的第一层原因。而在面对北京老太太的时候，汪阿姨又以身体上的优势给自己加足了底气，年龄和舞姿就是她胜过这帮老太太的筹码。

成为领舞之后的汪阿姨更加痴迷于广场舞的世界，她练舞的用功程度远超乎研究者的想象，除了每天做饭和送饭的工作时间，她几乎都在看舞、选舞、学舞、练舞中度过：“我炒着菜，脚底下都在练舞步，夏天的时候一天能练湿几套衣服。”难能可贵的是，汪阿姨不仅想着如何提高自己的舞艺，而且会花心思琢磨如何让大家跳得更好。在选舞阶段，她并不像多数领舞那样，只是按照自己喜欢的舞蹈和音乐来挑选，而是用神农尝百草的方式，自己先试着学习，通过自身的学舞体验来判断大家是否能够完成：“你得考虑这个舞跳得舒展不舒展，舒服不舒服，它有的你看人家跳得舒展，咱跳了就不行了，特别累。”汪阿姨非常注重身体在跳舞中的感受，从身体本身出发去衡量舞蹈是否合适，所以不光需要舞蹈的音乐是好听的、动作是美的，最关键的是跳起来得是舒服的。简言之，她是用自己切实的身体体验给舞蹈打一个直感分数，这看似一种野路子的做派，实则是身体能动性的最佳发挥，如果是在学术语境，研究者会把她归为“体验派舞者”或是“现象学派舞者”。

汪阿姨因为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活学活用的教舞方式，在舞队中树立了绝对的威信，在面对水平参差不齐的队员时，汪阿姨想的不是如何把她们划分成不同的等级，而是尽可能地把大家统合起来，这就与包阿姨的领队策略形成了鲜明对比。汪阿姨会留意并重视舞队内部的各方差异，年龄、喜好、舞蹈基础……她深知让这些差异在跳舞中和谐共存的重要性，所以她从选舞开始，就特意把简单的和复杂的、欢快的和舒缓的、现代的和民族的交叉着列入清单，就连每日跳舞的顺序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她从来不会连续安排几支快舞或慢舞，而总是以难易结合、快慢结合的原则来进行排序，这些心思都源于她把舞队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此外，汪阿姨非常排斥演出和比赛，她深谙把利益牵扯进来的危险，所以一再强调自己“就是纯跳舞，就是纯锻炼身体”，事实上，汪阿姨也正是靠着这份“纯”去化解了很多跳舞之外的杂质。

汪阿姨对跳舞的喜爱除了是兴趣使然外，她从中获得的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也在持续浇灌着她的热情。跳广场舞不仅让她摆脱了之前虚弱的病态，而且还让她进一步挖掘出身体潜藏的价值：“我给我闺女说，妈妈年轻时候从来没人夸我身材好，要胸没胸，要腰没腰，要屁股没屁股，还扁身材，现在老了倒有人夸我身材好。”周柯含在探究老年女性的身体与性时，发现女性的某些身体优势会在老化的过程中被掩藏或凸显，与同龄人的比较会逐渐从比“美”转移到比“年轻”[17]。具体到这种社会性别态的身体期待中，“年轻”的身材就是能抵制或放缓皮肤松弛、体形走样的老化过程，而汪阿姨就靠着跳广场舞成功形塑了这种理想的社会性别态身体。另外，她因为要教学、纠错而具备了教师的特质，由这一角色带来的成就感也是她从未体会过的，更何况她教的队员中不乏厉害人物：“咱有个文青是你们学校的老师，也是博士生，要不我给我闺女说，‘你妈现在牛着呢，还带博士生’”！尽管汪阿姨在平日里从没表现出作为领舞的这份沾沾自喜，但她凭借自己的身体资源弥补了其他资源(比如教育背景)的不足，让研究者看到了追求美和健康之外的身体意义。

(三)晴子阿姨：从身体之别、站位之争到阶层之战、地域之隔

晴子阿姨是研究者在田野中认识的第一个人，她当时站在龙柱舞队第一排的正中间，因为身形高壮、舞姿大气，还有一副操着浓郁京腔的大嗓门，一下子就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并从和她搭讪开启了田野的大门。

事实上，晴子阿姨并不是龙柱舞队的领队，站在队伍最前方、一人成排的江叔叔才是舞队的负责人，但晴子阿姨在舞队中的分量并不比他轻。一方面，江叔叔的舞姿生硬笨拙，且年近七十的体力已无法支撑两个小时的活动量，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里，领舞的重担就压在了晴子阿姨身上，而且他们擅长的部分不同，江叔叔的节奏感强，晴子阿姨的动作到位，两人正好在互补中磨合出默契；另一方面，江叔叔不常和队员们沟通，夹杂着方言的普通话又难以听懂，而身为本地人的晴子阿姨在玲珑府修建之前便居住于此，再加上她好张罗、善社交的个性，使得龙柱舞队中的人际网与她的朋友圈多有重合。简言之，晴子阿姨与江叔叔以搭档的形式共同经营着龙柱舞队，而她在跳舞和社交两方面的突出表现，让她得以在队中立下一些或明或暗的规矩，第一排的站位便是表现之一。

龙柱舞队的第一排藏着专人专位的潜规则，除了晴子阿姨之外，另有三四个与她私交较好的阿姨会站在她的两侧，尽管这几位阿姨的舞姿并非都很出彩，但是她们和晴子阿姨的关系决定了其特殊站位。这种一成不变的队形被打破是在田野开始后的一个月，最初的征兆是在舞队的右后方出现了一个十余人的小团体，她们用集中的站位簇成一个小方阵，跟着自己的领头人——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阿姨跳舞。这个小团体成立没几天，就把这位领头人推到了第一排。这个阿姨的出现立马吸引了众多目光，不仅是因为她站位靠前、身形苗条，更重要的是她的舞姿因为扭动幅度很大而显得颇为妩媚。

当舞队的第一排闯进这位“不速之客”后，晴子阿姨就开始向研究者抱怨：“不是说我要和那个当兵的怎么样，你说你在那跳，没什么，但是你在那说什么我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你什么都喜欢。她给江哥说‘哎呀我喜欢这个，你让晴姐学’，我凭什么学啊？她就是特爱吹牛，说什么我当兵的，一个月(收入)有一万多元，就她那样还当兵的。”在此之前，晴子阿姨一直对江叔叔赞赏有加，可是当兵阿姨的出现打破了他们的互动模式，影响了两人的合作关系。当兵阿姨甚至让晴子阿姨配合其喜好去学舞，尽管晴子阿姨并没有言听计从，但这一举动的挑衅意味已然发酵。此外，晴子阿姨无法忍受当兵阿姨张扬的性格。她从未提过当兵阿姨的名字，总是轻蔑地用一句“当兵的”来指代。当兵阿姨公开过自己的职业和收入，不论语境为何、初衷为何，在晴子阿姨看来都是一种显摆，因此，她根本不屑对方“当兵的”身份。

两位阿姨的不和最终升级为一场激烈的冲突，虽然研究者没有在现场见证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但正是因为缺席，大家才会详尽地讲述他们所经历的事情，研究者也才得以窥见同个故事不同版本的生成路径。本文并不期待把这些不同版本的故事拼凑到一起，去还原一个所谓的真相，而是想要呈现大家在怎样的立场下冒出各执一词的说法。

研究者是在冲突发生后的第三天，毫不知情地回到了舞队。刚到那里，江叔叔就说起了晴子阿姨和当兵阿姨闹翻的事：

她们好像觉得她挤掉了第一排的位置，就故意越跳越往右边走，左边都没有人，起码空了三个人的位置，我就让大晴过来一点，那边那么多空位，结果她就发火了。后来就指着那个当兵的鼻子骂，骂得很难听，说什么“你怎么不脱了衣服跳”，把那个当兵的骂哭了。人家现在也不来了，说哪里受过这种气。

在江叔叔的第一版叙事中，两位阿姨的矛盾是由站位问题引爆的，但在争吵过程中，晴子阿姨却把枪口对准了当兵阿姨的身体。她在表达对当兵阿姨的不喜时，就曾用鄙夷的口气形容其“跳舞像蛇妖一样”，所以研究者并不意外从她口中说出“你怎么不脱了衣服跳”这句话，这些透露着性意味的讽刺其实直接指向当兵阿姨在跳舞中的身体表现。从当兵阿姨身上散发出的妩媚来自她在跳舞时腰部和胯部的大幅扭动，无论舞蹈的类型是什么，她都会凸显这两个部位的动作，研究者并不确定这是她刻意打造出的舞蹈中的性感，还是她在无意识中形成的表演风格，但在广场舞中，有一些女性参与者会极力压抑自己对感官愉悦和性魅力的追求，尤其注意自己的肢体动作不要过分招摇[11](P77)，晴子阿姨便是如此，在她看来，过度的扭动会给舞蹈覆上一层不雅的意涵，所以她才会直言不讳地攻击当兵阿姨的妖娆。并且，晴子阿姨本身就偏好刚性的舞蹈风格，“我就喜欢特男的舞，比如蒙古舞之类的，我觉得和我的性格有关”。在这种喜好和自我定位之下，就更容易理解晴子阿姨对当兵阿姨的厌恶从何而来了。

然而，江叔叔的这版故事只能解释当兵阿姨的缺席原因，但事实是当天晚上两位阿姨都没有出现，直到隔天，江叔叔才为他的剧本补上了更多情节。在晴子阿姨和当兵阿姨争吵后的第二天，当兵阿姨和她的小团体就没有再来活动，加上正值五一假期，舞队就显得更加稀疏，按江叔叔的话来说，“只有两三个人”。看着自己的舞队一下子冷清了许多，江叔叔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在他对其他人说“大晴把人都气跑了”的时候，正巧被晴子阿姨听到了，她立马就与江叔叔争执了起来，扬言以后再也不来舞队了。江叔叔也被瞬间激怒，嚷嚷着“你以后爱上哪儿跳上哪儿跳”。这便成了两人在舞队的最后一次对话。显然，从挤位置、骂人，到不承认自己给舞队带来的消极影响，江叔叔向研究者讲述了一个以理亏的晴子阿姨为主角的故事，但这位主角眼中的“事实”却是截然不同的剧情。这是在面对研究者这个不知情的局外人时才上演的“罗生门”，换句话说，故事的产出依赖于他们对研究者的定位，即倾听者和讲述者之间的关系语境[23]。

离开了龙柱舞队的晴子阿姨立马加入了交行舞队，还带走了一些老队员。当研究者去新舞队找到她时，她立马热情地展开了拉拢攻势，激动地讲述当天发生的事情，而在她的叙事中，出现了江叔叔只字未提的情节，也抹去了江叔叔那版的部分桥段：“就那当兵的，你要是想领舞你直接说，我就退到后面去。结果后头，就她们那帮，就有人说‘别和她一般见识，农民的素质就是低’，你说她说这话我怎么可能不气！”不过晴子阿姨话锋一转，马上把重点转移到了她和江叔叔的矛盾上：“其实那个当兵的确实没说什么，但是她们那拨人太过分了。还有老江，气死我了，我绝对不会回去的，太寒心了。你想想，我和老江我们四年了，从刚开始就我们三个人跳，到现在我给他攒成这样。你说你一男的，当时如果帮着我说几句我也就缓和了，结果说‘农民就是不能和军人比。’”晴子阿姨在复述这些经过的时候，和晴子阿姨住在同一栋楼的肖阿姨在一旁愤愤地补充：“她们说农民那话太过分了，我直接说‘你们不是根儿生出来的吗’？你们嫌弃我们农民，我们还嫌弃你们外地人呢！”

在此之前，研究者曾多次听到晴子阿姨说起自己在玲珑府因为拆迁获赔了三套房，张扬的语气里尽显她对自身经济条件的满足。不过，她却从未提过农民这个词，她对这一身份的重视和敏感是研究者在这次冲突中才有所察觉的。在晴子阿姨和肖阿姨的叙事中，矛盾的焦点是她们因为农民的身份而被别人看不起，尤其是江叔叔把军人和农民放到一起对比时，就更加凸显了她们的“低人一等”。“你们不是根儿生出来的吗”，从肖阿姨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对于自己农民身份的定义。农民意味着土地，意味着根儿，往更深一层说，这是所有人生存的基础和源头，所以她们认为没有人有资格歧视农民。而“我们还嫌弃你们外地人呢”，则又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她们在地域上的优越感。

经由这场从站位争夺发展而来的阶层骂战，我们看到了身体、空间、阶层等面向的矛盾如何在广场舞中混合并发酵。从普通农民到坐拥多套房产的拆迁大户，这样一种经济实力提升的路径，再裹挟着地域歧视，就在以身体为载体的广场舞中被不断显化和冲撞。具体来说，晴子阿姨对当兵阿姨的敌意源于其身体的表达越过了性别期待的界线，其与江叔叔的互动威胁了既定的关系格局，其站位上的“出线”又挑战了晴子阿姨的地位，而让这些敌意冲破了表面和平的推手，其实是被广场舞暂时黏合起来的阶层差距。这与包阿姨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即阶层之间的张力可以在跳舞的情境中被屏蔽，但一旦点燃了某根导火线，盖在阶层之上的这层保护色就会立马融化，矛盾的焦点便瞬间转移至此。

四、分析与讨论：社会的分层与分层中的身体

(一)主体视角下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主流社会学中的分层议题倾向于去搭建一个可操作、客观化的等级体系，把每个人依据相同的指标塞到分层系统中的不同位置，所以讨论的焦点就是什么样的指标具有最优的合理性。而本研究所呈现的社会分层是基于主体视角的社会分层，是身在分层之中的个人如何定位自己和他者，如此形塑出的分层体系是与主体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生命轨迹紧紧相扣的，即主体建构的结果[24]。本文中所涉及的分层标准则更为混杂和模糊，职业和婚姻、财富和地域、权力和身体……众多指标交杂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张生活镜面，映射出个人眼中的位阶与秩序。而研究者正是站在这一视角上，才推翻了对汪阿姨的弱势定位，挖掘出晴子阿姨作为本地农民的自我认知。

与社会分层并行的另一大主题是社会流动。搭建一个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是实现公民向上流动、激发国家发展活力的基本前提[25]，而本研究想要凸显的是流动路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强调个人特征的分层流派中，职业和教育往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以布劳-邓肯模型为代表)，许多经验研究就是在拓宽这条路径的途中，紧扣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26]、大规模的人口流动[27]等时代背景，以落实分层研究的本土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职业地位和教育资源的获得多集中在中青年时期，所以老年人的地位流动很容易被忽视。本文对社会分层及流动的论述正是以这一缺失为起点，在步入退休年龄后的生命历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诸如职业、教育等“常规”特征对社会地位的持续影响，也能够捕捉到一些“另类”的流动方式及其后果。

仅以文中的三个阿姨为例，她们每个人都在五十岁后经历了某种身份的转变——包阿姨从一个外地保姆变成了有钱太太，汪阿姨从一个退休工人变成了“北漂”一族，晴子阿姨从一个本地农民变成了拆迁大户，她们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也随着身份的转换而发生了变化。我们并不是说这些变动轨迹专属于这个年龄群体，而是想强调当常见的流动渠道在这个年龄段不再常见的时候，其他的可能途径就会被放大而进入我们的视野。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我们很难用统计的方法给她们的流动路径下一个准确的评判，断言这些生命轨线只有平行发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三种延伸方向。本文力图用她们的故事来打破这种线性思维，展现出翻卷在时空浪潮中的个体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后半生的起伏。通过这种方式描绘出的分层图景，缺少了明显的分割线条，但也囊括了许多主流分层研究中未被呈现的可能性。

(二)广场舞与广场舞中的身体

舞者的社会属性有层级之分，舞蹈本身亦是如此。一方面，广场舞因为受众以中老年女性为主、其目的以娱乐身心为主而处于舞蹈体系中的基础级别；另一方面，广场舞本身也在“进化”的过程中发展出不同的层级，从简单规律的步子舞，到追求观赏价值的表演舞(4)，这种等级分化的出现使得对舞蹈有不同定义和不同追求的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与之相符的舞蹈类型。不过，等级间的缝隙也是滋生矛盾的地方，当一些对舞蹈素养抱以高要求的参与者不想被拉低档次的时候，另一波强调广场舞群众性和大众化的声音也不甘示弱。前者想要把广场舞拔升到更高阶的队列中去，所以嫌弃停留在基础阶段的舞蹈和舞者；后者满足于广场舞娱乐身心的功能，认为无法达到真正的专业水平却总是以此为目标只会消耗掉广场舞的价值内核和群众基础。在这些舞蹈等级之间的拉扯中，一些舞队以“人以群分”的方式分裂成不同的子队伍，还有一些人在参加原舞队的同时开始在队外接受专业的舞蹈培训。总而言之，在广场舞的内部分化中，每个人都在用活络的策略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广场舞中的身体也是有好坏之分、优劣之别的，这并不是指至少不完全是指跳舞水平的高低，而是说在这种舞蹈中的身体呈现是要符合主流对于其参与主体——中老年女性的某种期待的。除了在晴子阿姨的故事中提到的社会性别态身体之外，大家对一个好舞者的基本想象首先是要精神饱满、动作利落、积极活泼的，这其实与一个理想的老年人形象相挂钩；其次才是对舞姿的考察。晴子阿姨还在龙柱舞队时，曾评价对面馨叶园舞队的领舞：“你看那个卖猪肉的，跳得多寒碜啊。”“寒碜”一词原本指向不体面的外形或行为，而不会用来形容舞蹈动作。那位阿姨的舞姿确实软塌无力，但晴子阿姨口中的“跳得多寒碜啊”，并不是仅仅针对她的跳舞水平，而是连带着她的工作——“卖猪肉的”。所以说，动作寒碜的背后连带着身份的寒碜，在这里，身体不仅能够传达丰富的文化符号，还可以成为一种区隔身份的可视路径。

(三)从不同切口探入的身体与阶层

身体与阶层的关系在古典社会学中就已被提及，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对时尚的论述就凸显了身体的地位，他将上层阶级创造时尚、下层阶级效仿时尚的过程视为阶级区隔的过程，具体来说，上层阶级试图通过新潮的身体装扮来与下层阶级区分开来，而下层阶级则试图通过模仿上层阶级的穿着以跻身上流社会[28]。在这里，身体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得以展示，其寓于生物性之中的社会性初见端倪，这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文化资本的讨论中更为凸显。布迪厄将文化资本的存在形式划分为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和体制的状态，其中“具体的状态”是与身体相连的，并预先假定了某种实体性、具体性。以这种形式呈现出的文化资本是在无意识中从阶级渗入身体的，即一种必须经由投资者的亲力亲为而转换成习性的外部财富[29]。可见，与西美尔分析时尚时强调刻意地、张扬地以身体装扮来划分阶级不同，布迪厄的着力点是在不经意间沉淀于身体之中的阶级惯习。

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身体与阶层的交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被显化。体育活动和社会阶层之间的互构成为体育学界的热门议题，体育项目、活动场所的阶层差异日趋明显，这既是消费水平的分化结果，也是阶层惯习的积淀过程[30]。与探讨体育和阶层的匹配性不同，本文的分析对象是在同一种休闲体育活动中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关注焦点是这些阶层的分割如何在身体实践中被呈现和松动。作为广场舞中最重要的元素，无论是在舞队里的地位获得上还是在人际网的资源摄取上，身体都载负着不容小觑的分量，而且这种能力的发挥在某种程度上挣脱了财力和权力的捆绑，使得规则的制定者不再专属于上流人士。汪阿姨的故事就是以身体拉开的帷幕，她通过积累和利用自己的身体资源，获得了超越阶层的情谊、权威和满足感。但是，身体的优势并不是在任何情境下都能得以发挥，它需要以一种缓慢的、低调的、不道明的方式渗透到分层体系中，才能让身在高阶层的人接受这种新秩序的出现。换言之，身体资源同其他社会资源和个人资源保持着独立但不孤立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拉扯可能会表现为融合或补足，也可能因为身体层级的公开挑衅而彻底断裂。

总而言之，把身体纳入阶层分析的范畴是我们扎根于田野经验的选择，也是本文的立意所在，尽管这三位领舞在舞队中获得或失去的权力地位，看似无法与主流分层研究所谈论的社会地位画等号，但她们的确在实质性的跨阶层交往中感受到了阶层的存在，并时常在跳舞的身体中让阶层“露出马脚”，但更普遍���情况是在身体与其他因素的混融中来揭开阶层常被忽视的某些面向。这样的呈现方式往往隐秘且细碎，而这恰恰是本研究想要抓住的一种更接地气、更贴近日常的叙事路径。在这里，我们所谈论的“阶层”不是僵固的，而是流变的；不是界线分明的，而是叠交混杂的。谈论的“身体”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的；不是动弹不得的，而是鲜活有力的。广场舞则是一个把两者互动过程放大的显微镜，透过它的折射，我们看到了社会分层的别样面向和流向以及身体资源的不均与力量，希望这样的呈现能够为拓展分层研究的边界、搭建身体研究的语境带来些许启发。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1.周柯含(1992-)，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2016级博士生。研究方向：性与社会性别、身体社会学。2.黄盈盈(1977-)，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导。研究方向：性与社会性别、身体社会学、质性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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