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女性化与女性贫困化：实证基础与理论悖论

李小云、张瑶

《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1期

 

 

摘要：自皮尔斯1978年提出“贫困女性化”概念以来，女性与贫困的关联研究成为劳动经济学、家庭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研究以及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全球化语境下，贫困女性化的现象具有客观性，但在不同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呈现的形式则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一成不变的全球性现象。具体而言，对贫困女性化的研究不能只关注收入和消费维度；在研究方法上需要超越以“女性户主家庭”为分析单元的局限性，将贫困问题放置于宽化的性别和其他群体领域，特别需要关注多维度的贫困和致贫的原因；针对城市化、工业化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女性的竞争劣势性也需要从总体社会关系的角度加以分析，单一的女性本位的发展干预往往会产生负面结果。本文认为，贫困女性化虽然具有实证研究的支持，但是女性与贫困问题在不同经济社会语境和社会关系维度上呈现出了复杂性和多样性。

 

关键词：贫困；妇女；妇女贫困化

 

 

贫困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和女性贫困化(impoverishment of women)是女性主义研究、女性主义社会运动和发展研究广泛使用的两个概念，同时也是政策倡导的重要框架。这两个概念经常混合使用，泛指女性与男性经济状况的差异。事实上，虽然二者都是特指女性的经济状况，但二者的含义稍有差异。前者主要隐含了女性贫困化的过程，后者则主要指女性在某一个时间点的贫困状态。

 

虽然女性主义有不同的流派，核心主张也不尽相同，但是几乎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都认为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群体。性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维度的两极化是女性主义理论框架的核心主张。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在承认性别不平等关系的前提下，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导致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本原因。在此理论假定下，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势必导致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的贫困化。因此，资本主义的消亡也就成为解决女性贫困化的根本出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分析框架聚焦女性的家务劳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迫使女性从事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交换价值的家务劳动，从而使得女性受到了经济的剥削。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强调经济不平等在影响性别不平等方面的重要性。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观点不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则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来源于性别政治社会权利的不平等，尤其是教育和就业等权利的不平等。

 

性别的差异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现象。这一差异首先表现在生物学方面，并同时延伸到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经济领域。虽然性别的差异被认为是一个跨越文化的社会现象，但是性别的不平等却有着强烈的政治经济的建构性。这是因为性别差异并不必然导致不平等，将性别的差异从定性到定量的角度进行结构化的确定是特定条件下的政治经济的构建。基于这个建构发展出的性别的政治经济不平等的前提，为女性主义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的正当性，并以此发展出了一系列全球性的女性主义政治议程，如195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妇女政治权利公约》以及一系列涉及妇女与发展、性别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讲，贫困的女性化和女性的贫困化是这一理论建构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进展，也是20世纪到21世纪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内容和政策倡导的框架之一，是当代女性主义思潮跨越不同文化产生影响力的重要理论武器。

 

尽管很多人认为历史的记录说明女性的劣势性并非新的现象，但是在全球化思潮的坚定倡导以及70%的全球女性处于贫困这一来源不详数字的支持下，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突破性地将女性贫困化议题纳入了全球发展的主流框架，贫困女性化几乎成了某种“政治正确”。在此次大会的引导下，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减贫的首要目标是关注妇女的状况，因为平等是从增长转为发展以及减贫的基本要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则将确定女性贫困及致贫原因作为其重要的优先工作之一；国际发展集体还将性别主流化作为评估的基本原则纳入重债贫困国家减贫战略文件中；发展中国家普遍实施的小额信贷项目更是明确地将资金贷款给贫困妇女。

 

在经济社会变化的长期过程中，一方面，性别差异演变为从政治经济角度衡量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这也是结构主义视角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客观依据；另一方面，性别的差异延伸到政治经济范畴的不平等又是人类社会关系发展的产物。在既定的人类社会关系作为维系人类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性别的平等存在所谓“非正义的正确性”问题，以此消除这一不平等的政治经济议程就遭遇到了某种社会张力的抵抗。这一矛盾触及了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核心问题，也就是说政治经济角度的不平等如何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理解，同时性别平等的政治经济议程又如何克服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制约。

 

贫困的女性化自提出以来，在学术界和实践领域的讨论也呈现出对于这一张力的争议。事实上，性别与贫困的关系是复杂的，扶贫干预并不能必然导致女性福利状况的提升和性别不平等的改善。贫困女性化成为全球发展的潮流实质上是全球化思潮下迎合全球化的二元性和规范性的知识生产，是“男人养家”范式巧妙的再生产的产物。贫困女性化理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全球化是既成事实的存在，而全球化势必造成对女性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通过外部的干预加以解决。问题是，一种社会文化下女性所遭遇的贫困为什么没有一致地出现在其他的社会文化中，一个基于某种社会文化特点提出的消除女性贫困的方案是否适合全世界，在发展中以各种形式和各种学术表达框架将女性弱势化和客体化是否是学术专业主义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并非否认性别的不平等问题的客观存在，而在于质疑其作为普适性教义的合理性，尤其是质疑将女性与贫困和赋权连成一个线性的干预框架的有效性。本文将从贫困女性化概念的提出、贫困女性化的定义、如何测量和确定贫困的女性化以及来自不同文化的相关实证等方面，对贫困的女性化研究展开介绍和评述，并从社会学角度对于涉及贫困女性化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展开讨论。

 

一、贫困女性化理论的提出及相关概念和测量方式

如上所述，尽管在特定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性别的不平等是客观的存在，但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女性的弱势化、从属性以及被压迫性依然无法摆脱女性主义思潮和现代发展主义的建构。因此，可以认为性别的不平等是长期以来性别政治经济建构中对于女性的话语表达，而贫困女性化则是将这一建构主流化和普适化的典型代表。虽然无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还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体系都毫无疑问地涵盖了贫困女性化和女性贫困化的理论含义，但真正使这个议题产生重要影响的则是20世纪70年代的性别研究。1978年，时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的戴安娜·皮尔斯(Diana Mary Pearce)在美国的《城市与社会变迁评论》上发表了《贫困的女性化：工作和福利》一文。皮尔斯基于1950-1970年美国的就业数据，研究了美国社会再就业和收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提出“尽管美国妇女的就业有所改善，但是美国16岁以上的穷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妇女”的观点。皮尔斯的贡献不仅在于首先提出了“贫困女性化”的概念，而且通过极具说服力的数据从研究的方法角度极大地影响了其后有关女性和贫困以及性别不平等的研究。有关皮尔斯之后的一系列研究以及对于该研究的相关质疑将在后文予以介绍。

 

尽管贫困女性化的概念聚焦女性的贫困状况，但这一概念仍然是与男性相比较而产生的。例如，如果一个社会中男性的贫困状况明显下降，而女性贫困状况的改善低于男性，一般则认定这个社会存在贫困女性化或女性贫困化的现象。具体而言，贫困女性化的一种定义是女性和女性总体贫困水平差异的增加。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尽管男性和女性的贫困状况都在恶化，但是如果女性群体的贫困水平比男性群体上升更快，即可认为存在贫困女性化的现象。另一种定义认为，如果女户主家庭比男户主家庭以及配偶家庭的贫困水平高，则可认为存在贫困女性化的现象。

 

贫困女性化概念的积极意义在于，评价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不能只关注人口“平均数”。男女平均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变化的指标无法客观呈现一个社会落实在人的实际发展方面的状况，如经常使用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人均预期寿命及教育年限等指标。一旦将社会群体进行性别划分，并分性别统计，即可看出上述不同的指标在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由于男性和女性本身即存在差异，同时在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社会条件下政治和经济社会的特点在性别之间也存在差异，因此，性别平均的表达掩盖了这个差异，贫困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来讲，贫困女性化概念揭示了以贫困为视角表达的社会福利的性别差异，揭示了性别不平等的严重状况，这也是贫困女性化理论很快得到学术和政策界接受并得以广泛传播、使用的重要原因。贫困是研究全球化理论的学者重要的实证依据，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必然产生收入的分化，贫困化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政治和经济社会结果。这一分化不仅表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也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区之间和不同的群体之间。女性主义研究者的重要贡献在于将贫困性别化，并通过全球化的概念使贫困女性化的概念成为跨越文化的全球性的问题，从上述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发展组织以及各个国家的妇女发展议程即可看出这一影响。当然，对于贫困女性化是否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一直存在争议，但是分性别呈现社会发展差异并以此制定相应政策的积极意义仍然值得肯定。

 

贫困女性化的研究和政策倡导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测量女性的贫困。皮尔斯研究的主要依据是工资收入。由于收入数据呈现性好、说服力强，所以收入成为研究��性贫困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皮尔斯在研究中采用了两个概念：一是穷人中女性的比例；二是贫困家庭中女户主家庭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没有采用包括贫困和不贫困总样本中的贫困家庭和个体的数量，而是选用贫困的家庭和个体作为样本总量统计其中女性的数量和女户主家庭的比例。因为皮尔斯研究的结论是基于女户主家庭这个单元，所以，采用这一方法的弊端是，如果总的人口中女户主家庭的数量减少，那么所要测量的结果将不会发生变化。后来的研究大都采用包括贫困和不贫困群体在内的总样本中的贫困比例，这一方法有利于估算贫困发生率、贫困的强度和深度，因此成为目前通过收入性指标研究贫困女性化的主要方法。之后，许多学者也在此基础上采用相对贫困线或绝对贫困线对国家贫困女性化进行研究。大卫·布兰迪(David Brady)和丹尼斯·卡尔(Denise Kall)对西方国家1969-2000年的研究主要运用了这个方法。他们使用卢森堡收入调查系统的数据，统计了西方18个国家家庭税后和除去转移支付的收入，并根据家庭的规模做了相应的调整。基于数据，他们按照经合组织国家采用的低于收入中位数50%的相对贫困标准统计了贫困人口的数量，从而估算出了这些国家的贫困发生率，同时也根据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估算出了贫困强度。之后再根据男性和女性的数量统计出样本的性别比，据此再估算出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强度的性别比。他们的结论是，女性贫困发生率与男性贫困发生率之比为1.397，贫困强度之比为1.374，显示出从相对收入衡量的女性贫困程度高于男性。马塞洛·麦迪罗斯(Marcelo Medeiros)和乔安娜·考斯塔(Joana Costa)采用同样的方法对拉丁美洲的贫困女性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利用人均收入的数据测量了相对于男性的女性和相对于男户主家庭的女户主家庭的贫困发生率、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而对于采用绝对贫困标准的国家而言，则主要是直接通过统计样本的收入展开研究。例如，按2011年不变价格计算，中国的农村绝对贫困线为农民年可支配收入2300元人民币，统计或调查低于这个标准的男性和女性的数量即可得到基于性别的贫困发生率，并可以根据分性别的最低收入和平均收入的差距估算贫困深度。但是无论采用相对贫困标准还是绝对贫困标准，都需要有分性别的统计数据，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研究贫困女性化的最大障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缺乏系统的统计数据，更无法获得分性别的数据。中国虽然有系统的统计系统，但是农村抽样调查的基本单元是户而非分性别的人，因此依然无法依据统计数据反映性别的收入和消费差异。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收入和消费的数据能够直观且更有说服力地说明性别的差异，但是以收入和消费为主要方法的研究所面临的挑战是“谁的收入和消费”的问题。对于像皮尔斯和布兰迪等人的研究对象是基于工资维持生计的女性而言，这一方法是可行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家庭而言，很难区分收入的性别贡献。在以农业为主的贫困家庭中，劳动虽有分工，但家庭的收入很难区分不同成员的贡献。在这样的条件下，按照收入和消费估算性别贫困发生率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学者质疑基于工资收入的性别收入差异所形成的贫困女性化理论是否具有全球普适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收入维度研究性别的贫困不仅受到数据可及性的制约，更为重要的是，收入和消费仅仅是贫困的一个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即使男性和女性在收入和消费方面的差异不大，也并不意味着女性没有受到贫困的困扰。芭芭拉·哈里斯-怀特(Barbara Harris-White)认为，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使用以收入为基础的贫困发生率仅仅是因为应用数据的便捷性，收入维度的贫困测量事实上存在很大的模糊性。收入性贫困指标在应用上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指标模糊了收入本身和对收入的控制的区别，后者可能更为重要，但是收入贫困的指标无法反映出来；其二，收入贫困指标的含义在于拥有收入即可获得公平的社会服务和最终的收益，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如影响女童辍学率的因素远远不止于家庭收入这样单一的内容，在很多情况下会更多地受到社会习俗的影响。除此之外，以收入为基础的贫困测量在研究贫困女性化时无法捕捉到女性遭遇贫困的社会细节。当贫困影响到家庭中女性的生活和生计时，只有当女性承担家庭食物生产和抚养子女的主要责任时，贫困的女性化才能呈现。

 

鉴于以收入为基础的指标的局限性，非收入性指标成为研究贫困女性化的重要工具。例如，使用人均预期寿命这样一个指标在很多情况下比使用收入贫困指标更能反映男女两性在最终福利状况下的差异。虽然人均预期寿命与男女在生物学方面的差异存在相关性，但是大量的研究证明，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是影响人均预期寿命的重要因素。因此，人均预期寿命这样一个指标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两性所获得的社会经济福利的差异。除此之外，还有教育维度的指标，通常使用的变量有人均受教育年限、小学入学率、中学入学率、大学入学率等，通过分性别的数据呈现男女在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除了教育以外，还需要考虑医疗保障的获得性，通常会使用就医率之类的变量来反映。除了社会经济类指标以外，还涉及基本权利类、政治权利类等指标，如政府中女性官员的数量、高级管理岗位女性的数量、女性就业比、男女收入比等，这些指标均属于所谓的非收入维度的贫困测量指标。

 

除上述单向性指标以外，与贫困女性化研究相关的多维度指标包括性别发展指数(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 GDI)、能力贫困测定(Capacity Poverty Measure CPM)、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人类贫困指数(Human Poverty Index HPI)等。其中，人类发展指数和性别发展指数是应用最广泛的。人类发展指数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预期寿命、受教育水平(成人识字率和入学率)和人均GDP。每一个维度的赋值为0-1，每个国家都会根据三个部分的实际情况分别得到0-1之间的赋值，三个赋值的平均数即为这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性别发展指数采用同样的三个部分，权重赋值与人类发展指数相同。不同的是，性别发展指数将国家的人口划分为男性和女性两个亚群体，主要评价性别发展的程度。人类发展指数和性别发展指数均是多维度的指标，其结果所代表的含义超越了单一的收入和消费维度，因此应用多维度指标研究贫困女性化成为国际发展组织和众多研究者所主要采用的方法之一。与人类发展指数和性别发展指数不同的是，人类贫困指数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开估算。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指数包括三个重要内容：一是穷人的生存率(40岁之前的生存率)；二是知识的排斥(文盲率)；三是缺乏有尊严的生活水平的比重(获得安全饮水人口的比例和体重低于正常标准儿童的比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贫困女性化研究广泛应用了这些指标。

 

但即使是上述多维度指标的测量方式仍有缺陷，多维度指标所呈现的更多的是男性和女性社会经济状况的差异，由于这类指标的构成内容之间具有相互联动关系，如人均收入和人均预期寿命等，因此不同类型的指标在决定男性和女性社会地位方面存在着差异，在方法上难以很好地确认权重。针对人类发展指数和性别发展指数的另一个质疑在于，由三个部分构成的指数是否能够具有全球普适性，而且人类发展指数和性别发展指数存在明显的基于发达国家标准的倾向，如妇女在议会中的比例、妇女受到高等教育的比例等指标。

 

针对已有的收入维度、非收入维度和多元维度的贫困测量方法，莎伦·白塞尔(Sharon Bessell)认为未来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改进，才能够准确地反映贫困的性别问题。一是如何针对日常遭受贫困困扰的个体及其生活经历使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测量。参与式研究方法在这个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尝试，其主要的问题是个体生活经历和感受如何汇总成一个系统的图景，以便与相应的政策干预相连接。这是基于个体经历的参与式调查方法的不足之处。二是目前关于贫困测量的研究与女性主义的贫困分析工作相脱钩。女性主义贫困分析的独到之处，在于对贫困维度的把握和性别贫困指标的确定方面。但是，女性主义性别分析的方法过于描述化和话语化，与主流贫困测量的规范性之间缺乏桥梁。三是分性别数据的收集，尤其是在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统计系统，依然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性别统计的概念已经提出几十年，但如何将分性别的统计纳入主流统计系统依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最后，在强调于大规模的统计和调查中纳入分性别的统计调查之外，需要研究如何将参与式数据收集工作与大规模的数据调查工作相结合，后者往往能够提供性别的贫困体验以及贫困的性质等方面的有价值信息。

 

 二、贫困女性化理论的实证依据

皮尔斯的研究是贫困女性化理论的起点，之后，女性与贫困问题成为女性主义研究、发展研究和社会政策研究等领域的热点，贫困女性化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被大多数学者和政策倡导者所接受。皮尔斯提出的1950-1975年美国贫困女户主家庭数量逐渐增加的结论是贫困女性化理论最早的来自系统科学研究的实证依据。之后的研究虽然深受皮尔斯将女户主家庭作为研究单元的方法的影响，但是大多数的研究均对皮尔斯的研究模型做了修正。修正的主要内容是将其研究框架扩展为相对于男户主家庭的女户主家庭的贫困变化和相对于男性贫困的女性贫困的变化。尽管皮尔斯之后的大量研究在总体上确认了女性的贫困化是一个几乎所有社会都面临的普遍问题，但是针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最初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贫困女性化是否只发生在女户主家庭；二是皮尔斯基于美国女户主家庭贫困的研究所得出的贫困女性化的结论是否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

 

由于贫困女性化的研究起始于美国，贫困女性化的议题在美国得到了很高的关注度，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凯伦·克里斯多夫(Karen Christopher)等的研究发现，与其他国家相比，以收入中位数的50%以下的现金收入作为指标，处于贫困状态的美国单身女性数量比处于贫困状态的单身男性高出两倍之多。美国国家贫困中心发现，虽然美国1993-2000年的贫困处于整体下降趋势，但是女性的贫困风险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美国人口普查的报告指出，生活在美国大型城市的18-64岁人口中，17%的女性和13%的男性的收入低于收入中位数的50%以下；在美国70个城市中，36%的抚养18岁以下孩子的女户主和21%的抚养孩子的男户主的收入低于贫困线。皮尔斯研究结论的重要假设是美国贫困女性化与女户主家庭存在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其研究显示了美国的贫困女性化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女户主家庭，进而暗示了家庭结构与贫困的关系。

 

皮尔斯的研究对美国的扶贫政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1996年通过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四个目标中的三个与鼓励结婚和防止非婚怀孕有关。在《特需家庭临时救助法》的支持下，20世纪末期美国每年有15亿美元用于支持鼓励婚姻的活动。因此，男/女户主家庭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涉及美国的社会扶贫政策，这也是皮尔斯研究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之一。萨拉·兰特维尔特(Sara Lightenwalter)的研究对此问题做出回应，为了更好地代表全美国的情况，兰特维尔特选取了美国70个大型城市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女性与男性贫困率比、女性在低收入就业岗位的比例、女性与男性的中位数收入比以及女户主家庭的比例作为指标，利用逐步多元回归方法研究了美国女性贫困发生的原因。她发现，影响美国女性贫困的主要因素是低收入���业岗位女性的比例而非女户主家庭比例，如在性别贫困差异最小的旧金山，女性和男性的贫困比为1.07，低工资岗位女性比例要素的作用为45.5%，女户主家庭比例的影响为22.1%；在性别贫困差异最大的弗吉尼亚，女性和男性的贫困比为1.75，低工资岗位女性比例要素的作用为59.2%，女户主家庭比例的影响为20.1%，显示了女性贫困与女户主家庭比例的关系并不那么显著。为此，兰特维尔特认为《特需家庭临时救助法》支持下的促进婚姻和就业相关活动的有效性值得怀疑，这些项目对于缩小性别贫困差异的作用不大。事实上自1918年以来，由于美国女性的就业领域局限在有限的岗位中，从而导致了工资的性别差异，这也从历史的断面上某种程度地支持了兰特维尔特的观点。在美国，由于最低工资的工人中61%是女性，因此从政策角度来讲，确定并维持贫困线以上的法定最低工资实际上是解决美国女性贫困的重要手段。这一观点与兰特维尔特也是一致的。

 

无论从哪几个角度看，美国的贫困女性化现象都是美国特定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的客观现象。那么，出现在美国的这一特殊现象，是否也是其他西方国家共同的现象？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的大卫·布兰迪和丹尼斯·卡尔应用卢森堡收入调查中 93个数据库的数据，选取了18个西方国家1969-2000年的数据，按照税后收入并除去转移支付收入，确定了每个个体的收入。他们以收入中位数的50%作为相对贫困线，估算18个国家分性别的贫困发生率，同时估算了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强度的性别比。最终得出结论：在1969年到2000年的时间跨度内，贫困的女性化几乎是所有18个国家普遍的现象，而且如果加入老人的样本，贫困的女性化程度要远远严重于其他研究的估计。布兰迪和卡尔的这一研究是迄今最为系统全面的、跨越长时间段的针对发达国家贫困性别化的定量研究。该项研究的主要贡献包括如下方面：第一，提供了18个西方发达国家最新的有关成年女性和男性的贫困状况，以及从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强度两个角度测量女性相对男性的贫困比；第二，认证了女性的贫困、男性的贫困和总体的贫困是相互关联的，且在福利型国家有很多共同的特征，但是，贫困的女性化却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第三，与之前很多研究不同的是，他们发现贫困的女性化主要受到社会安全政策、转移支付、单亲家庭、老人性别比和就业率的影响。

 

贫困的女性化研究不仅涉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这一研究范式和政策框架也影响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性别研究。巴西国际扶贫中心(现称金砖国家研究中心)的马塞洛·麦迪罗斯(Marcelo Medeiros)和乔安娜·考斯塔(Joana Costa)对8个拉丁美洲国家进行了研究。由于不同国家的数据来源存在差异，每个国家数据的时间跨度大致为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期的十年时间，他们主要选取了女性/男性贫困比以及女户主家庭和男户主家庭的贫困比作为指标。他们发现，在其所研究的8个国家中，总体上没有发现女性和男性贫困差异的增加，只有阿根廷和墨西哥的数据显示了女户主家庭和男户主家庭贫困差异的变化。去除一些小的贫困指标的变量，在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没有发现贫困女性化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在他们所研究的时段内拉丁美洲国家出现了广泛的贫困女性化的现象。

 

麦迪罗斯和考斯塔的研究并未挑战皮尔斯的研究，也没有挑战布兰迪和卡尔的研究，而是呈现了贫困女性化现象的复杂性。信彦(Nobuhiko Fuwa)采用女户主家庭的概念，对博茨瓦纳、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加纳、马达加斯加和卢旺达的贫困女性化现象做了系统的研究。他的研究没有发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女户主家庭为指标的严重贫困女性化问题。阿兰·马库斯(Alain Marcoux)应用同样的指标研究了孟加拉、印度和尼泊尔，同样没有发现以女户主家庭为特征的贫困女性化的普遍性现象。但是，里卡多·巴洛斯(Ricardo Barros)等人和舒布哈适斯·甘戈帕迪耶(Shubhashis Gangopadhyay)等分别发现巴西和印度城市女户主家庭的女性陷入贫困的概率很高。中国国内涉及妇女贫困的各种类型的研究很多，但是系统的大规模的定量研究工作并不多见。根据全国妇联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镇低收入的女性比例高出男性19.3个百分点；2010年，该比例近乎增加到19.6个百分点。女性与男性在就业率上的差异也从1990年的13.9%增加到2010年的19.7%。这一数据虽然不能反映贫困的女性化问题，但是男性与女性在收入和就业上的差异恰恰是产生贫困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数量不多的系统性实证研究主要是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陈银娥和何雅菲利用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数据对中国的女性贫困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她们选取了数据库中辽宁、黑龙江、江苏、贵州等9个省区的调查为样本，根据户籍类型划分为男户主和女户主两个子样本展开研究。虽然她们的研究发现女户主贫困家庭的份额逐年增加且主要集中在农村，但是其研究无法证明贫困的女性化现象的存在，而这一研究更多的结论在于什么原因导致了女户主家庭的贫困。张颖莉和游士兵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选取辽宁、黑龙江、江苏、贵州等9个省区1989-2011年的数据，以男户主家庭、女户主家庭为分析单元，将贫困脆弱性、健康风险、家庭医疗总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对中国贫困女性化做了系统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第一，女户主家庭在拥有资产、农业的收入和非农业的收入方面均低于男户主家庭；第二，女户主家庭与男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差异并非十分显著，她们用于医疗的总消费支出相对于男户主家庭差异不大；第三，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是影响家庭贫困的重要因素。张颖莉和游士兵的研究虽然也反复强调女户主家庭的脆弱性，但事实上其研究并没有从实证的角度确认中国存在系统性的贫困女性化的现象。首先，尽管张颖莉和游士兵的研究采用了修正版的皮尔斯研究的框架，但其研究重点是女户主家庭的贫困问题。其次，正如他们在研究中所说的，他们所采用的贫困脆弱性等被解释变量是基于收入和消费的维度，而从收入和消费维度上贫困的不显著并不意味着这些家庭不贫困。另外，以女户主家庭为单元的研究结果无论发现这类家庭贫困与否都不能必然反映中国是否存在贫困女性化的现象，因为该项研究没有将其他类型的女性纳入研究的范畴。肖萌、丁华和李飞跃使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动态追踪抽样调查数据，聚焦男性和女性贫困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问题对中国的性别与贫困进行了研究。但同样，该研究也并未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中国存在贫困的女性化现象。中国国内比较系统的实证研究主要受到了皮尔斯研究范式的影响，在研究中国的贫困女性化时也往往采用女户主家庭作为研究单元。需要指出的是，贫困的女性化并非必然呈现在女户主家庭的贫困状况方面，国家之间女户主家庭的数量变化也很大，因此很难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女户主家庭与贫困关系的固定模式。朱利安·拉普缇里(Julian A.Lampietti)和琳达·斯托克(Linda Stalker)通过分析100项研究发现，只有某些国家的女户主家庭存在贫困化的现象。因此，很难将“贫困的女性脸谱”普遍化为全世界的问题。

 

三、贫困女性化理论观点的讨论

显然，在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贫困的女性化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按照同一指标和变量衡量的贫困女性化现象并非是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尤其是从以女户主家庭为主要分析单元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看。发展研究、家庭社会学、劳动经济学以及女性主义研究均对贫困妇女化的议题高度关注，但是由于其分析研究的基本单元、所使用的指标以及所聚焦的领域有所不同，因此很难得出一致的观点。事实上，不管是从人类社会普遍性而言，还是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维度思考，性别的差异性是被广泛接受的事实。持批判视角的学者西尔维亚·阐特(Sylvia Chant)认为，与女户主家庭生计相联系的贫困女性化的理论假设的重要缺陷之一是，这一理论某种程度上是男性养家的“范式正确性”下规范认知的再生产。将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不分性别地进行分析，难免忽视客观存在的性别差异。因此，从性别角度出发聚焦女性贫困的贫困女性化理论虽然有其客观的合理性，但是，针对社会政治经济对社会群体的影响的研究一旦受到已有的女性主义视角下形成的贫困女性化范式的影响，容易进入先入为主的框架陷阱。正如蒂安·戴维斯(Tine Davids)和弗朗辛·德瑞尔(Francien van Driel)所提出的，通过多层面的“性别视角”的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先入为主的先决主义偏颇，从而解构这样一个虚幻的男女一定不同的二元范式。基于这样的理论观点，西尔维亚·阐特提出所谓的“性别贫困”的概念。他认为，就贫困问题而言，性别并不仅仅是妇女，贫困也并不仅仅是收入。贫困的女性化研究虽然促进了对于社会不同群体福利差异的认识，也使得贫困研究既超越了“人”，也超越了“男性、女性”，进而扩展到了“儿童、老人”，并且引发了将贫困问题与年龄、种族、身份、阶级和家庭的构成、婚姻、生育等诸多方面相联系的研究。但这一视角的研究也生产了大量基于所谓的“虚幻的二元框架”的具有先入为主嫌疑的所谓贫困妇女化的研究结果。

 

贫困女性化理论的起点是收入和消费维度的贫困问题。这一研究不断将传统的贫困研究与性别、就业等因素进行有机的结合，为劳动经济学、家庭社会学、发展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了共同性的议题，并使之成为贫困研究和贫困政策范围内的重要领域之一。基于对以收入和消费为指标反映女性贫困的质疑，贫困女性化的研究思潮极大地推动了多维度贫困测量的研究工作。

 

大量分性别的多维度贫困的研究主要以两种方式构成。一种方式被称作联合方式(Union Approach)，主要是指如果符合至少一个多维度指标即可确认为处于贫困状态。例如，表示福利型缺失的某一个具体类别，如营养的缺乏或安全饮水以及安全住房等，都可以作为这一类所谓的联合型方式的指标。一旦一个个体或者家庭在任何这些领域出现低于平均水平的情况，这个个体或家庭即可被认为处于贫困状态。第二种方式被称为“交叉方式”，主要是指确定一个个体或家庭是否处于贫困需要同时满足所有维度的贫困均处于缺失状态。这种方式的缺点是对满足指标的要求过于严格，往往会出现对贫困的低估；前一种方式的缺点则相反，容易出现对贫困的高估。当然还有一种方式是将两种方式混合使用，只选择若干非常重要的福利缺失的指标，但这种方式的缺点是，所选择的指标可能会出现相互之间相关性的交叉问题。在多维度贫困的测量中，为了避免上述这些问题的发生，很多学者选择使用要素分析的方法，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来确定哪些因素影响了贫困的状态。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极大地减少在多维度贫困测量中的变量的数量，从而可以聚焦与贫困关系密切的变量。

 

正如本文反复提到的分性别框架的贫困研究，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贫困作为一个受政治社会经济变化影响的问题的复杂性，克服了以往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评价存在性别盲视的弊端。但是，它所带来的主要理论问题是，两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体系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虽然有其结构性张力，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性别差异甚至是性别的不平等。因此，这种张力也会自然体现在贫困程度的差异上。但同时，性别关系又是一个两性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关系，这对于研究以配偶家庭为基本单元的性别平等问题尤为重要。���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国家,贫困女性化的研究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理论上都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从方法上讲，这种类型的社会中的家庭收入几乎无法区分，因此基于收入和消费的测量极为困难。在很多情况下，在一个大的家庭中，当有收入的女性出现消费的下降以及相应福利的损失时，她可以被认为处于贫困状态，但实际上她的福利可能转移给了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比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家庭中，母亲情愿在很多方面做出牺牲，她们将其福利转移给子女和年老的父母，以降低这些家庭成员陷入贫困的风险。同样，在很多情况下，家庭中的男性也会在妻子和子女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将自己拥有的福利转移给他们。事实上，这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的社会实践，也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实践。在以中产阶级为主要构成的社会，很多家庭妇女往往会比有工作的妇女获得更多的福利转移，但如果直接评估她们的收入，她们有可能被划为贫困人群。

 

基于女户主家庭贫困而延伸出的贫困女性化的理论受到质疑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从已有的实证案例可以看出，这一理论与劳动力市场、工资等市场化的条件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如美国，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通过工资和市场的交换维持其生计，因此工资收入对家庭是否处于贫困高度敏感。而对于很多相对传统的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言，维系家庭生计的市场化程度很低，除非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否则家庭内部的生产活动对于贫困的变化并不十分敏感。所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女性化趋势容易在城市呈现，而一旦将农村的家庭纳入研究样本，贫困女性化的现象就变得不明显。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皮尔斯的研究对于贫困女性化理论产生了十分关键的影响，不能说贫困的女性化不是客观存在，而应注意到贫困女性化主要的争议在于其后的大量研究都存在某种先入为主的倾向。很多研究所选用的指标容易夸大女性贫困化的趋势，如皮尔斯选取女户主家庭就是一个例子，很多研究即便不是有意但至少在方法上容易忽略男性和其他类别群体的贫困化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在贫困女性化研究领域出现的泛贫困化思潮的问题。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国内对贫困性别化议题的关注逐渐增多，但从各种研究结果来看，相当比例的研究都带有既定的认为妇女一定贫困的倾向。实际上，皮尔斯的原创性研究所针对的群体虽然是所谓的美国女户主家庭，但是其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非裔美国妇女。非裔美国种群在美国所处的社会地位低下，但是这样一个整体的种族问题与性别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大，也就是说皮尔斯所关注的群体究竟是因为种族造成的还是性别造成的，实际上是存在争议的。

 

贫困女性化理论在政策方面的含义是该领域研究争议的重要内容之一。贫困的女性化隐含了全球化条件下妇女经济地位恶化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全球化客观存在的某种不可改变性。按照这样的逻辑，女性变成了系统的“外来人”，仅仅是承受负面结果的被动的受害者。这一逻辑忽视了女性作为一个能动者在改变自身状况方面的能动性。实际上，中国国内以留守妇女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发现，即便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女性依然是改变自身状况的能动者。将女性看作被动的受害者或积极的能动者所暗示的政策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也不能将贫困的女性单纯看成孤立于总体社会关系的工作机器。从过去近30年在妇女与发展、性别与发展框架下所展开的各类针对女性的发展干预项目的微观实践经验可以看出，直接瞄准女性的很多干预性活动脱离了总体社会关系决定下的家庭、社区范围内的社会秩序。在已有的社会关系条件下，简单机械地强调帮助“贫困女性”经常会事与愿违，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妇女工作和负担的增加以及她们社会心理的极大负担。贫困女性化范式深受西方个体主义和经济决定主义的影响，因此，基于这个理论提出的实践干预往往容易脱离多样化的文化现实。当一位贫困女性把给予她的贷款机会给了丈夫时，她可能会获得丈夫的情感回报和家庭的和谐等超越物化的收益。

 

四、结语

 

皮尔斯基于美国女户主家庭贫困化的开创性研究提出了“贫困女性化”的理论概念，这一概念对于性别研究、发展研究、劳动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以及社会政策尤其是对于国际发展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续基于此基本框架所展开的大量围绕女性和贫困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女性主义研究和发展研究的理论体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条件下，贫困女性化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无论从收入和消费的维度还是从非收入和消费的维度衡量以及从多维度衡量，贫困女性化也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但是，从全球范围看，在多样化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女性是否产生贫困化的现象至少在呈现形式上是多样的。虽然女户主家庭也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个体主义文化相对突出的社会与集体主义文化相对突出的社会可能在女户主家庭的数量方面会存在差异。因此，关注女性是否贫困需要超越狭隘的聚焦女户主家庭这一分析单元，将一个宽化的性别甚至是不同群体的概念应用到女性与贫困的研究中。收入与消费维度的贫困评价同样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市场化的影响。依靠工资和劳动力交易行为维持生计的家庭和自给自足的、传统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家庭，女性贫困化的呈现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很难用收入和消费的指标来衡量，即使收入和消费在男女之间没有变化，也并非意味着女性没有贫困化。因此，非收入维度的和多元维度的评价就十分重要。但多维度评价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分解致贫原因和结果，这是一个在方法上的困难，因此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贫困在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状态和感受，定性的方法可以很好地呈现这种状态，但是定性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如何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也尚需创新。

 

分性别关注贫困问题超越了平均数的影响模糊性和不准确性，但是，由此又引发了割裂社会关系的弊端。女性和男性一方面互为结构，两性之间在情感、生育、性以及财产占有、资源分配和收入贡献与支出方面往往存在差异，甚至存在严重的不平等，这是消除男女不平等的基本正当性理论。但同时，两性的结构关系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维系总体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基本要素。过度强调女性的劣势与依附性，特别是激进的干预，都会造成这一基本社会关系的紧张。这种互为冲突又相互关联的复杂性成为性别研究的巨大困扰，也是社会政策干预的难点。克服这一难点需要多学科的研究，也需要女性主义研究范式超越“女权视角”。这一贫困女性化研究在理论上的难点，需要予以关注。

 

中国是一个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地域广阔，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条件差异很大，同时正处在迅速转型的进程中。客观存在的性别差异问题、历史性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与转型中出现的性别问题相互交织，特别是过去30年间中国大规模的贫困变化使得贫困与女性问题更加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义、发展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虽然自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都开始关注妇女的发展问题，但是从以往和现有的研究来看，多数研究还处在描述性和一般性的讨论阶段，针对全国的或区域的甚至一个省份的系统性实证研究极为少见，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女性与贫困问题的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性别政策的制定。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很多研究依然是在皮尔斯传统框架的基础之上展开的，从方法角度的创新也很少。中国多样化的社会经济条件提供了从定量到定性、从收入到非收入以及多元维度研究女性与贫困问题的优越条件。转型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留守老人问题、留守妇女问题、留守儿童问题以及正在开展的精准扶贫中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要求“不落下一个人”等都在客观上要求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要关注不同的性别、不同的群体。这意味着在未来，中国在贫困女性化的研究方面仍需要从方法上和理论上展开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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