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料经济的特征、价值与挑战：基于性别视角的审视

南希·福布尔著 宋月萍译

《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5期

 

 

摘要：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照料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重新认识照料的价值尤为必要。本文阐述了照料供给的经济学相关问题，在阐述照料、照料工作等概念及特征的基础上，重点指出照料之价值所在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本文亦从照料的经济特征指出照料惩罚存在之理论根源，就两类照料惩罚——家庭照料惩罚、有酬照料惩罚展开讨论，并就照料经济与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探讨。本文认为，照料工作创造、发展和维护了人类能力，是整个经济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照料的经济学外部性特征，其价值往往被低估，引致照料惩罚；照料惩罚也往往与性别问题相互交织，加剧了性别不平等。我们应当认识到，对更大规模照料经济的公共投资有利于长期发展，必须以更公平的方式分配社会再生产成本，才能让所有人都从中获益。

 

关键词：照料;照料工作;照料惩罚;性别

 

 

一、引言

 

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照料行业从业者多为女性的现象，开始探讨其与性别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并对之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但照料行业女性聚集与性别不平等之间关系背后的逻辑尚未得到深入探究，一些和性别不平等直接相关的问题尚未得到解答。例如，照料工作属性与性别，何者才是薪酬水平较低的原因，即“是因为照料工作者多为女性，所以薪酬才较低，还是因为很多女性从事低薪的照料工作才导致女性整体薪酬水平低下”？又如，女性从事照料服务工作是因其个人偏好，还是社会规范，抑或是女性进入其他行业机会受阻？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则涉及整个经济领域：照料工作的生产效率比其他经济活动更低吗？追本溯源，照料工作的“产出”究竟是什么？它们的价值该如何衡量？

 

本文将简要地回答这些关于照料供给的经济学相关问题，并就照料经济与性别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照料服务市场化相关策略通常被认为与追求经济效率的政策意旨相一致，然而，公共部门对照料经济的忽视最终可能会对经济持续高效发展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以照料提供者(女性为主)做出牺牲为代价来增加市场经济产出的政策可能会在短期内刺激GDP增长，但从长期来看，会阻碍一国通往繁荣之路。

 

本文首先将明确相关定义，阐明“照料”“照料工作”等概念的含义，其次会总结一些有关“照料惩罚”与性别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研究，并简要讨论近期中国在照料供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整个经济体系还包括创造、发展和维护人类能力(human capabilities)以及未来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服务等，而照料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创造、发展和维护人类能力。从这个角度理解，应提倡政府加大对照料经济的公共投入，并强调这种投入的作用虽不是立竿见影，但对改进经济效率而言是基础且至关重要的。

 

二、照料和照料工作 

对于“照料”(care)这一概念，相关文献呈现了很多相似但又不尽相同的定义，这些定义在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中有着细微的差别。本文力图解释作者所理解的照料，而并不对定义间的差异性做出点评。“照料”一词指的是一种心理状态，或是做出某些行为(照料行为)的动机，它暗指对他人福祉的关切——用经济学术语解释就是相互依存的偏好，也就是“你的福祉能影响到我的福祉”。在演化生物学术语中，照料意指利他主义，也就是即便要做出一些牺牲，也乐意为他者的福祉做出贡献(当然牺牲也可能并非必要)。“相互依存的偏好”和“利他主义”的存在——尤其是扩展到家庭单元之外的此类现象——需要更深层次的分析，这其中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建立在利己的经济理性人假设之上的传统经济学理论。

 

相应地，“照料工作”的定义如下：在广义层面，它指的是这样一类工作，其提供的服务质量极可能受到对照料接受者福祉关切程度的影响。很显然，这是从上述对“照料”一词的定义引申而来的，同时，它在经济学理论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对反映市场失灵的研究进行了重要补充。

 

在教科书经济学的程式化假设下，消费者拥有完善的信息，他们所需的商品被一丝不苟地标准化，如同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这使得消费者不用考虑商品间的质量差异性，不费吹灰之力即能获得所有的供给选择(这有时被称为“消费者主权”)。然而事实上，许多形式的交易过程远比这种简化理论更加复杂。在有些情况下，消费者无法切实了解所获产品的质量，等到获悉之时可能木已成舟，为时已晚。例如，一个病人去看医生，除非他具备专业医学知识，否则无法真正判断所接受的照料服务质量。购买糖果的人不会因为尝试不同的消费选择而蒙受过多损失，但是在选择医生、学校甚至婚姻对象的时候，试错成本很高，因为这些选择的后果难以估量。

 

(在市场失灵状况下)当部分交易涉及熟人关系时，相互之间的信任和感情可以提高交易的效率。陌生人交易和熟人交易之间的界限是较为模糊的。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大多数交易都是完全熟人性质的；相反，网络购买则通常是完全公开、疏离的。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一条较为复杂、难以区分的“熟人度”谱带。例如，许多人与他们定期做交易的店主、餐馆老板或调酒师是直呼其名的好友。此外，人们还很可能会与提供托育服务的工作者、教师或卫生保健工作者维系私人之间的往来。

 

除此之外，并非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交易。例如，对孩子以及患病、残疾、年老体弱的家庭成员的照料通常是一种“赠予”。虽然可以期望互惠，但并不一定真的会有回报。无论是否有偿，照料家属都是照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事照料工作的人，例如教师、护士、保育员和养老护理员，通常会展现出很强的内在驱动力。无论照料提供者的技能水平对照料服务的质量来说是多么重要，我们也不能忽视一点，即他们的同理心、所付出的努力和对照料对象的关切程度在其中起到的重大作用。

 

可见，许多照料服务的私人化特征定义了一种特殊的劳动过程。照料工作的“产品”也较为特殊，它有时是有形的，例如一顿精美的饭菜或干净整洁的房屋；但通常来说，它最重要的价值往往难以直观察觉或感知，即照料工作创造、发展和维护了人类能力。这些能力的其中一部分(即影响未来收益的那部分能力)通常被称为“人力资本”。不过除人力资本外，其他能力(有时是capabilities，有时也用capacities一词)在经济上也很有价值——包括合作和提供照料本身的能力。

 

人类能力并不完全只是个人决策的产物。除了本人的天赋和努力，它还由家庭成员、教师、医生、护士和许多其他人一起维护。于是，我们很难确定某一位照料者所做出的贡献，或者说很难从经济角度衡量该照料者的“附加价值”。这种共同贡献模式意味着结果难以标准化。没有父母会真正知晓他们到底为孩子的成功(或失败)立下了多大功劳(或帮了多大倒忙)；对于某些特定的学生，有的教师工作会做得更好；对于愿意配合、决定明智、遵从医嘱的患者，医生的工作也会开展得更为顺利。

 

由此可见，人类能力具有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共物品”属性，照料所创造的人类能力，不仅会回报于照料提供者，也将回报于他人和社会，具有强大的外部效应，即照料工作者的产出远大于其获得的回报。一个被悉心照料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尽职的工作者、尽责的社会公民以及尽心的照料提供者。与未曾被悉心照料的人相比，他们更快乐、更有生产力，也更具创造力。这种公共物品属性与宏观经济运行以及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成年工作者和纳税人为年轻一代的教育提供资金；而年轻一代长大后，会为老一辈的退休生活和医疗保健提供资金。现代的公共教育和保险制度将许多传统家庭的经济功能高效地社会化，增加了对年轻一代的投资，并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可靠的保障。

 

作为一种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照料可以是无偿的(如照顾家庭成员)，也可以是有偿的(如有偿护理工作)。男性和女性都可以提供照料服务，尽管女性被认为更擅长此类工作。照料工作者生产并维护着对经济增长来说最重要的投入品——人类能力。但是，他们从创造的价值中获利的能力很有限，并且这种获利能力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和社会机构在支持，而不是市场交易。

 

家庭内部照料者的收入通常取决于家庭收入，尤其是男性户主的收入。有偿照料工作者的薪资——无论是儿童保育或老年照料之类的低薪工作，还是教育或医疗之类经济回报相对更高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子收入”，即照料服务者凭借其能力资格在其他行业和岗位获得的收入，而不是基于照料本身所创造的附加价值。这种报酬机制所带来的后果就是，照料工作者的报酬往往低于其贡献的社会价值。

 

三、照料惩罚 

越来越多的文献提到两种类型的“经济惩罚”或者说终生收入折损：(1)“家庭照料惩罚”，该说法源自家庭内部承担照料工作的成员的低就业率和低薪资水平；(2)“有酬照料惩罚”，该说法源自那些涉及有偿照料服务的工作。这些惩罚不同于性别歧视产生的直接后果。例如，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成为母亲的女性的收入比其他女性要低得多；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从事照料工作的女性(事实上，照料工作从业者多为女性)的收入亦要明显低于从事其他工作的女性。照料惩罚通常会放大性别不平等对收入的影响，也可能有助于解释性别不平等。

 

(一)家庭照料惩罚

 

目前有关家庭照料惩罚的实证研究大多聚焦美国和欧洲的情况，也有研究关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家庭的照料惩罚情况。将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与人口发展轨迹的国家进行比较可以了解很多信息。“母职惩罚”是家庭照料惩罚中的一个具体例子，它在那些女性未育比例较高的国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有对照的组别，可以比对出花在照料和养育其他家庭成员上的时间会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家庭照料者的收入水平。

 

承担家庭照料责任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减少了就业参与机会，这会压低当前和未来的收入以及养老金收益。在美国，即使控制了包括工作时间和劳动经验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母亲的收入也通常要低于其他女。一些证据表明，雇主倾向于歧视育有子女的母亲。当许多单亲母亲独自抚养家庭，同时又很少或没有获得公共支持或公共服务的时候，她们的经济劣势更为明显。当然，研究还需要考虑文化背景。米歇尔·布蒂格(Michelle J.Budig)、尤雅·米斯拉(Joya Misra)和伊兰妮·柏克曼(Irene Boeckmann)在其跨国实证分析中表明，当文化环境非常支持母亲就业时，父母陪产假和公共育幼等做法与母亲的高收入密切相关；但在流行“男赚钱，女顾家”模式的文化环境中，这些做法与母亲收入的相关程度就没那么明显，甚至会呈现负相关。

 

在低收入国家，几乎所有女性都会成为母亲，并需承担家庭照料责任，那么此类“惩罚”就表现得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大多数尚未育有子女的女性将很快成为家庭内部照料者，这就意味着照料惩罚内嵌于就业和收入的性别不平等之中。此外，部分低收入国家的经济仍然以家庭为单元的农业为基础，这使得将赚钱与照料两种活动相结合变得比较容易。从这个角度来说，相较而言，城市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有可能遭受“母职惩罚”，因为家庭照料责任限制了其职场竞争能力。

 

中国的情况较为特殊。在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20世纪最后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期与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相对收入的改善有关。但中国的趋势恰恰相反。过去几十年中，伴随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家庭照料惩罚并未得到缓解。承担照料孩子与赡养老人的责任往往会减少女性就业机会。许多具体的公共政策，包括削减公共服务和公共就业，导致女性就业率下滑。而且低收入家庭会受到更为明显的负面影响。其中，退休政策特别值得一提。中国部分女性可以选择在50岁退休，这一政策可能会鼓励已成为祖母的女性回归家庭，重新专注于家庭照料活动。

 

(二)有酬照料惩罚

 

需要注意的是，家庭照料惩罚只是照料惩罚的一部分。参与就业的女性往往集中于照料相关的职业和行业，而这些工作的薪资水平并不能反映其对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的价值。市场决定的照料行业工资是基于人们的收入水平——人们能够支付的教育或医疗费用——而不是基于改善人类能力带来的真正的社会价值。美国和英国的研究表明，即使考虑到收入的性别不平等，控制了女性在职业中的占比，从事照料工作相关的职业也与“工资惩罚”显著相关，这类职业包括儿童保育、老年人照料、教学、护理等。

 

在美国，就业行业对工资影响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公共还是私营部门，受雇于健康护理、教育和社会服务行业的女性收入都要低于其他行业，这类“惩罚”在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中最为普遍而明显。在疫情发生的前四个月里，在被认为必不可少的工作中，那些照料护理岗位的平均工资低于其他工作[18]。将美国和欧洲的情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与家庭照料惩罚类似，文化环境和公共政策对有酬照料惩罚的影响十分显著。

 

其他国家的有酬照料惩罚情况尚未得到研究者普遍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照料服务”行业(健康、教育和社会服务)在所有就业行业中所占的份额较低。一般而言，投资社会基础设施有利于增加女性的就业机会。照料行业的就业往往由公共部门而非私营企业主导，工资由行政部门确定而非基于照料工作者带来的附加价值。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比私营企业的平均就业报酬更高，也更有保障。当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文化和体制背景。

 

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英文文献研究过中国就业市场中有酬照料惩罚的问题。中国的公共支出一直为教育和卫生领域的就业提供最重要的支持，而且女性在这些行业中的就业比例很高。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公共部门经历重组，其中包括减少对托育服务的公共支持，这可能导致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总体而言，私营企业的工资性别差异要高于集体或国有企业。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照料服务的重要性及公共部门投入的必要性，开始加大对包括托育服务在内的公共照料服务的供给，这将对中国经济走向繁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了解当今中国女性中从事照料工作及其在公共部门就业的比例、比较女性照料工作者与男性照料工作者的收入，以及将其和其他女性的收入进行比较会很有意思。此外，估计当今中国进行的无偿照料工作的总市场价值也很有意义：如果将这些照料服务置于市场中，予以正常水平的工资，那么它们的成本会是多少？

 

关于中国经济“市场化”与性别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研究都暗示可能存在一种权衡取舍——在传统性别观念环境下，为了使经济高速增长，女性往往得多做出一些牺牲。然而，从照料经济的更大图景来看，仅基于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它过于关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但这完全是一种基于市场交易价值的衡量标准。而对理解生活水平而言，这种仅看经济增长的衡量方式是以偏概全，一叶障目。

 

四、照料经济 

近些年在中国有一种女性回归传统家庭内部照料者角色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一些相关政策的影响。一方面，这可能与中国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一些理念认为由女性承担更大比例的照料负担，可以增加市场经济产出，而由此带来的收益能提高每个人的消费水平。这一观念符合欧美的传统经济理论，这些理论长期以来都在为全球新自由主义背书。然而如今，该战略的可行性开始遭到质疑，因为人们日益认识到无偿的商品和服务对长期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从长远来看，不可持续地开采自然资源和破坏全球气候稳定的代价将极为高昂；同样，对经济中的照料(包括无偿照料和有酬照料)投资不足，其后果亦相当严重。

 

减少对儿童照料和老人照料的公共补贴，的确可以节省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实业中，但是这种做法浪费了人力资源，降低了整体社会运行效率。以中国为例，大多数中国家庭育有一到两个子女，如果都在家里保留一个全职照料者(通常是母亲或祖母)来照顾子女，就会放弃集体育幼带来的规模经济。这种做法也没有充分发挥女性的能力：很多女性的收入有可能超过了高质量的托育费用。这些隐性成本虽不见于标准国民经济账户中，但仍属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

 

公共照料服务对照料接受者也有助益：儿童能在与同龄人的互动中学习社会技能；老年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活动机会。当然，家庭照料很重要，社会照料不能完全取而代之，社会照料应作为一种重要补充和支持，使得家庭成员(包括父亲)更容易平衡家庭内外的有偿劳动和无酬劳动。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就业方式实现一定的创新，比如专业技能岗位、管理岗位等能有机会实行弹性工作时间或兼职就业，这种工作—家庭平衡就更容易实现。这些收益同样不见于标准国民经济账户中，但仍属于福利。

 

依靠家庭提供照料来养老是低效的，因为这种养老照料方式的人口、经济风险很高——一些老人的寿命超过了他们的子女，或者他们压根就无法从子女那里获得支持。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平摊了风险，并提供了更可靠的福利，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逆向选择的问题(那些不太需要保险的人选择不支付保险)。社会保险还可以减轻应对重病或残疾家庭成员所要负担的经济困难。这些收益也没有被标准国民经济账户所列示，但它们对各方面的社会福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社会福利和在市场中进行消费一样重要。

 

对照料经济投资不足也可能会降低生育意愿，因为其增加了抚养子女的私人成本。因生育而丧失工资这一成本同样不会体现在国民收入统计中，但夫妻二人在做生育决策时自然会考虑这种损失。可能有许多夫妇发现自己正陷于双重困境之中，如果其中一人留在家不出去工作，就无法负担他们自己、孩子和父母的生活开支。西方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以家庭津贴和税收减免的形式为育儿提供了大量补贴。许多国家还为带薪家事假提供资金，并提供其他方面的就业/家庭便利，以帮助参与工作的父母。父母亲，尤其是母亲的育儿成本虽然依旧很高，但得益于这些政策措施，已经得到大大降低。

 

比较研究表明，使父母更容易兼顾家庭内外的无偿劳动和有偿劳动的政策有助于将人口增长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上。如果没有此类政策，女性因为知道在组建家庭后将承担专门的照料职责，可能会采取各种方法减少对家庭的责任，如不结婚、少生育，或是拒绝照料公婆。此时，文化规范虽然起到显著的��束作用，但会被劳动力市场制度所中和。这一发现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如果无法解决女性的“工作—生活矛盾”，普遍二孩政策便不可能“普遍化”。

 

人类能力(有时称为人力资本)的“质”和“量”也值得被讨论。诸如带薪家事假等措施对儿童的健康有着积极影响——据统计，这些措施与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和婴儿出生体重的提高有相关性；对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门的照料工作者来说，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会降低离职意愿、减少人员流动，激励他们更加努力，提高工作效率。

 

五、结论与讨论 

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公共部门的照料服务和家庭的照料服务之间究竟是互补还是替代的关系？如果对照料服务的公共支持挤出了个人和家庭提供的照料服务——换句话说，如果公共支持减少了原本出于性别义务和责任感而无偿提供的照料服务，直至收益被抵消——那么这种公共支持可能就变得无效。然而，研究表明，公共照料和私人照料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非替代的。事实上，如果对照料他人的义务和责任没有建立起一个认同和回报的社会性规范机制，那么这种出于义务和责任感的照料提供机制就很容易动摇，不会持久。

 

低工资甚至无偿的照料工作者为家人、他人、社会带来了重要的经济效益。比如，在美国，衡量父母贡献的一个指标——其成年子女未来的预计净缴税额——表明父母创造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经济价值。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医务人员产出的巨大而深远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们领取的工资。当然，照料服务的总收益是无法衡量的，它包括创造和维护具有内在价值的人类能力。此外，高效、公平的照料经济能够促进信任，从而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2020年，中国政府实施了历史上最大规模之一的检疫隔离，以大幅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挽救了无数生命。这种了不起的牺牲彰显了强烈的关爱(care)与互助价值观，也有利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我们应当认识到对照料经济进行更大规模公共投资也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性别不平等深深植根于全球历史，也威胁着全球的未来。我们必须以更公平的方式分配社会再生产成本，才能让所有人都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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