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来国内妇女贫困研究综述

刘 欣

文章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1期

 

关键词：妇女贫困；文献述评；研究展望

 

摘 要：贫困定义的拓展、妇女研究理论的发展以及妇女贫困本身具有的特殊性使妇女贫困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笔者基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国内研究文献，对妇女贫困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发展，妇女贫困的界定、类型、特征、测量、原因、影响研究以及妇女反贫困研究进行了述评，并进一步归纳分析现有研究在研究对象、内容、应用以及理论视角等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对未来妇女贫困研究提出思考和展望。

 

贫困是世界各国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妇女由于生理、社会等主客观因素，在健康、教育、权利等资源获取上常处于不利地位，因而妇女贫困更具特殊性。“贫困女性化”一词的提出首先在西方引发了对妇女贫困的关注，1995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首次将“妇女与贫困”纳入重大关切领域，开启了国内学者对这一主题的研究。随后，国内外学者从女性主义、妇女与发展、社会性别、人口发展、扶贫开发、民族发展、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等角度对妇女贫困的指标与内涵、测量标准、操作化定义、现状、原因、影响以及反贫困方法进行了广泛探讨。在文献评述方面，主要有高小贤、[1]吴惠芳、饶静[2]

 

等学者对农村妇女、留守妇女以及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综述以及张雪梅等对 2000 年以来中国“妇女贫困”研究的评述与展望等研究成果。[3]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对国内有关妇女贫困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发展，妇女贫困的界定、类型、特征、测量、原因、影响研究以及妇女反贫困研究进行文献述评，并基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提出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妇女贫困的界定

 

妇女贫困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动态发展性使其界定较一般贫困更为复杂和多元。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妇女贫困的定义尚无统一标准，学者大多基于所研究的妇女群体采用不同视角，主要沿袭了界定贫困的主流视角———物质及人文贫困的视角以及其他综合性视角。

 

一是物质视角定义的妇女贫困。从物质匮乏角度定义的妇女贫困主要是指妇女在收入、资产、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贫困。联合国妇女与发展组织认为妇女更难获得土地、信贷、资本和收入高的工作而陷入贫困。[4]李小云等认为，中国农村妇女多从事家务和农业生产，非农就业少，且工资低、安全系数不高，[5]并在土地、住宅、交通设施及工具等物质资产的占有、权属、分配、购买决策上存在资产贫困。[6]城市妇女以及农村老年妇女除收入贫困外，还存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物质贫困。[7][8][9]

 

二是人文视角定义的妇女贫困，具体表现为妇女在文化、权利、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网络支持等方面的贫困。金梅将女性文化贫困定义为相对于男性群体而事实存在的，妇女群体或个人在知识水平、科技修养、思想道德素质、价值观念、主体性、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行为趋势上落后于男性群体的综合发展状态。[10]同时，从夫居的传统婚姻模式导致女性社会网络资源流失，[11]产生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网络方面的贫困。[12][13]此外，已婚女性尤其是老年女性在信息来源、闲暇安排、活动范围、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精神贫困。[8][14]

 

三是其他视角定义的妇女贫困，主要是从健康、时间、婚姻等方面界定的妇女贫困。农村妇女存在疾病多、身体状况不佳、卫生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健康贫困，社会性别不平等也使其比男性更易遭受艾滋病侵袭。[15][16]妇女尤其是已婚妇女在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与社会性别分工所规定的家庭责任下，存在工作时间超时，得不到足够休息与闲暇的“时间贫困”。

 

[17]同时在婚姻意识、生育意识、生育行为以及婚姻家庭地位上存在婚姻生活贫困。[14]

 

四是综合视角定义的妇女贫困。叶普万等认为，妇女贫困是由于制度、资源、环境、生理等因素引起的个人或家庭最基本物质生活不能满足的物质贫困以及由此滋生的人文贫困。[18]井晶将城市贫困女性定义为：当前社会背景下城市女性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其生活持续性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9]

 

综合来看，学者对妇女贫困的界定大多基于实证研究中调查对象某一方面的现状，加之国家贫困测量缺乏完善的分性别统计以及相应的性别差异标准，学者对妇女贫困的界定缺乏整体性视角，且在以物质视角界定妇女贫困时缺乏更具性别意识的指标，未能凸显妇女贫困的特殊性，人文视角的界定则有滥用性别意识之嫌，对妇女贫困的界定夸大了性别差异而忽略了妇女置身其中的、客观的历史环境以及民族文化传统。

 

二、妇女贫困的类型与特征

 

（一）妇女贫困的类型

 

就国内研究来看，文献一般针对某一类贫困妇女，就妇女贫困类型进行的专门研究较少。除基于内容和形式的划分外，妇女贫困在研究地域、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一是从研究区域看，妇女贫困主要包括城市及农村两类。由于国家统计资料缺少对农村贫困状况的分性别统计，一般认为农村贫困妇女分布于贫困家庭，低收入妇女、老年妇女以及贫困女童等构成农村贫困妇女的主体。同时中国贫困的地域性、多元性决定了少数民族贫困妇女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妇女反贫困重点关注的群体。[20]在城市，妇女构成城市新贫困群体中各贫困层的多数，如失去稳定生计和福利的下岗失业女性、女性非正规就业人员、流动妇女、失地女农民、女性户主的单亲家庭等。[7]

 

二是从研究群体看，妇女贫困的研究类型主要包括城乡低收入妇女、已婚妇女、老年妇女、贫困女童、单亲母亲等一般贫困类型以及灾害致贫妇女、农村留守妇女、艾滋病感染或影响妇女等特殊贫困类型。张雪梅等梳理文献发现，女性贫困主要有八大来源：下岗失业人群、工作中的低收入者、流动妇女、失地女农民、女户主单亲家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老龄化中的妇女群体、气候变化等灾害影响的新型贫困妇女。[3]同时伴随社会转型，离婚妇女、农村留守妇女、移民妇女的贫困问题也引起了学者关注。

 

（二）贫困妇女的特征

 

除个体性别差异外，妇女贫困具有多重特殊性。从贫困主体看，妇女贫困具有易受损害性、脱贫困难性；从贫困特点看，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妇女贫困的演化性、传递性、分散性、多样性、多重交叉的脆弱性和隐蔽性等。

 

一是妇女的易受损害性和脱贫困难性。国外研究发现，贫困对妇女是更长期性的，对男性则是较暂时性的“，贫困女性化”对妇女或女户主家庭主要不是贫困发生率更高的问题，而在于贫困妇女所受到的严重剥夺以及她们和孩子摆脱贫困所面临的极大困难。[21]国内学者认为，贫困妇女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均处于从属和弱势地位，在遭遇经济危机、自然灾害等社会重创时更为脆弱。社会结构、婚姻家庭、文化素质的约束，市场机制的重利性取向以及发展计划没有足够关注妇女问题，妇女更易陷入贫困并难以脱贫。[22][23]

 

二是妇女贫困的演化性和传递性。妇女物质贫困与人文贫困密切相关，一种贫困常常导致其他贫困现象的发生。农村妇女经济贫困以及政治参与的边缘化易使其陷入可行能力、精神文化的贫困；[24]城市妇女的失业会引致贫困和精神颓废，且与婚姻、家庭解体密切相关。妇女贫困的传递性主要是对儿童的影响，妇女的文化、经济地位与降低总和生育率、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妇女和儿童营养健康水平以及教育水平密不可分。[25]

 

三是妇女贫困的分散性和多样性。妇女贫困作为贫困的一部分，基本呈现了贫困人口“小集中、大分散”的特征；[26]同时这种分散性、多样性与社会性别因素交叉，更加凸显贫困的多样性。[22]地域广阔和民族多样性也决定了贫困人群的分散和多元分层，[27]即妇女贫困具有地域、年龄和身份归属上的分散性和多样性。

 

四是妇女贫困的多重交叉脆弱性。一方面，贫困妇女在地域、年龄和身份归属上存在交叉重合，如少数民族妇女的贫困问题同时叠加了民族、妇女和贫困，[20]老年妇女在收入、健康、精神等多重贫困交叉下加剧了其脆弱性；另一方面，突发性疾病或自然灾害会在瞬间导致或加剧贫困妇女的脆弱性。[28]

 

五是妇女贫困的隐蔽性。这种隐蔽性既表现���主体对贫困的隐瞒，又表现在社会对妇女贫困的盲视。前者主要是受艾滋病感染或影响的妇女以及老年妇女等特殊群体，由于社会的歧视污名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而不得不处于隐蔽状态 。[8][22]对妇女贫困的盲视，主要是由于农村妇女文化水平较低和权利贫困的隐蔽性而进一步被社会忽视。[29]

 

实际上，贫困妇女在地域和身份上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合，这既是妇女贫困研究的特殊性，也增加了划分类型的难度。目前研究存在对各类妇女贫困关注不均的现象，尤其是中国户籍制度及文化传统影响下，农村名义上女性户主家庭并不多，但受劳务经济影响，大量留守妇女成为事实上的女户主，而国内对留守妇女贫困的专门研究尚少。就妇女贫困特征的研究而言，学者多对某一特殊群体的特征进行描述，缺少整体性的一般概括。

 

三、妇女贫困的测量

 

（一）对传统妇女贫困测量的反思

 

国际上测量贫困主要沿袭收入 / 消费维度，通过贫困线对贫困进行判断和测量。“贫困女性化”现象引起关注后，’95 世妇会要求国家统计部门和国际统计部门收集关于男女两性贫困的数据。然而，目前多数国家衡量收入贫困人数和程度的指数，通常并不按照性别进行计算和公布。缺少性别区分的收入贫困衡量指标导致了全球普遍使用“猜测性估计”，如经常重复的论断———世界贫困人口中有70%是女性，但没人能够鉴别这一论断。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专家认为，衡量按性别分列的贫困并加以检验有三个前提：资源在家庭内部是不公平分配的、妇女为户主的家庭比男性为户主的家庭更易遭受贫困损害、贫困家庭中妇女人数比男性多，而一些国际研究并未证实妇女为户主的家庭贫困发生率比男性为户主的家庭更高。因此，把男性为户主的家庭与妇女为户主的家庭相比较，并非衡量贫困女性化程度的正确方法。[30]中国测量贫困主要采用贫困标准，即以“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条件下，维持人们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为贫困线。一些调查发现，家庭内部基本生活资源的消费存在性别等级之分，且表现为女性弱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主流贫困测量方法关于“家庭内贫困分布均等”或“家庭内基本生活资源的消费等级均等”理论假定的脆弱和“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31]

 

（二）当前妇女贫困测量的拓展

 

2001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以包括能力、文盲率、营养水平、预期寿命、母婴健康水平、可预防性疾病等人类贫困指数来衡量贫困状况；贫困金字塔方法将个人消费、共享公共资源、政府提供的日常需求享有、财产享有以及丧失尊严、自主权和时间等无形方面的贫困纳入衡量因素，这些都为衡量妇女多维贫困提供了构想。伊娃·米勒（Eva Mueller）采取定量经济理论方法确定测量发展中国家妇女贫困发生率和程度所需的数据，并提出测量的理论框架、调查指标与抽样方法，认为妇女贫困的操作化定义应包括微观研究所需的三个方面，即妇女就业、支持结构和社会态度。[32]在拓展的贫困定义下，性别与贫困的测量必须基于具有多层次变量的复杂分析框架，而中国现有贫困监测调查系统及农村住户调查系统均难以实现。因此基于原有方法，有学者指出测量贫困女性化特别有用的指标是性别贫困比，即贫困线以下人口或最贫困的 1/5 人口中每 100 个男性所对应的女性贫困人口数量。[22]借鉴社会资本、生命周期、经济易受损害性等分析框架以及伊娃·米勒的微观分析框架和李小云等对性别与贫困关系的分析框架，蒋永萍对中国性别与贫困监测调查和统计提出了建议性指标，包括经济资源的获得与分配、就业与收入、教育和培训、健康和保健、家庭劳动分工和时间分配、社区参与和社会交往、贫困救助、社会态度等 8 个相互关联的方面。[33]

 

虽然目前忽视性别差异的主流收入贫困测量方法越来越受质疑，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同的带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拓展的贫困测量方式，但具体测量方法及可操作性指标尚未被系统提出和试验推广，妇女贫困测量的研究和实践任重而道远。

 

四、妇女贫困的原因

 

妇女贫困的原因主要包括自然、家庭、社会等环境因素，客观社会结构因素以及个人主观因素等。同时，妇女致贫的因素经常重合叠加、相互作用，特别是多重脆弱交叉下的妇女贫困。

 

一是环境因素。导致妇女贫困的环境因素主要有自然环境、制度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等。自然环境主要是生态环境恶劣、资源匮乏；[17]制度环境则是社会政策运行环境的低支持度、政策低可行性、低可得性，农村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约束、社会支持不足所产生的积累效应以及非制度的文化、习俗等。[34][20]社会经济环境中，国际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动荡、宗教与种族矛盾、传染性疾病、早孕早育与堕胎等，会进一步恶化女性的生存与发展环境。[35]

 

二是社会结构因素。个人由于性别原因在劳动力市场、社会分配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结构性要素面前的有限选择是导致贫困的结构性因素，[36]具体表现为土地政策、户籍制度、婚姻制度等社会制度缺乏对妇女的保护，造成妇女的边缘地位进而使其陷入贫困。[18]农村经济改革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等在发挥正向功能的同时也加重了农村妇女的相对贫困，出现因超生受处罚致贫、返贫等，并使部分妇女儿童的健康受损等。[37][38]

 

三是个人主观因素。妇女在生理、个人资本以及思想意识方面的局限性是其致贫的主要因素。生理上健康状况欠佳、疾病影响等易使其陷入时间、健康等方面的贫困；[39][40]较高的妇科病和性传播疾病增加了因感染疾病而陷入贫困的风险；[15]由于教育培训、流动机会等资源分配的限制和约束，妇女自身人力资本不足也是致贫的主要原因；[41]思想上缺乏性别

 

平等意识，“贤内助”家庭照顾者的角色限制了女性谋生致富的途径；[14]且农村贫困妇女存在集体观念淡薄、道德观念滑坡、法律意识不强、发展意识不足、参政议政意识薄弱等落后意识也影响其脱贫。[42]

 

综合来看，学者多就某一部分妇女群体的致贫原因提出讨论，从妇女个体和环境因素寻找一般性原因，但缺少对具体社区环境以及宏观社会转型对妇女贫困影响的关注。对贫困原因的描述性研究居多，解释性研究较少，缺乏对致贫因素作用于妇女主体导致贫困发生的机制研究。同时，以性别与发展理论探讨妇女贫困原因时，忽视了自身国情以及民族文化传统，或对传统、民族、习俗一味批判，不利于准确和全面地研究妇女贫困的原因。

 

五、妇女贫困的影响

 

妇女贫困的影响既包括对妇女自身的微观影响，又包括对家庭和社会发展的宏观影响。

 

（一）妇女贫困对自身的影响

 

一是妇女对贫困的特殊体验。男性和女性在既有社会关系建构中承担的社会角色、劳动分工和对资产权力的拥有不同，女性对贫困的体验与男性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研究发现，农村贫困妇女对“没有足够的粮食、没有打工找钱的机会、没有肥料”的体验要远远比男性深刻。[43]

 

二是导致妇女生活困难及心理压力。收入贫困将导致女性营养不良、就医困难以致身体和心理健康受损、合法权益受损进而加剧贫困、招致家庭暴力等，[12][8][44]同时中国女性自杀未遂发生率数据表明，社会底层妇女生活无望时更易放弃生命，贫困无疑是绝望的诱因。[45]

 

三是影响妇女自身发展能力的提高并造成对权利和发展意愿的忽视。贫困对妇女权利的削弱或剥夺进一步使妇女视野受限，导致其思想保守、进取意识弱，从而影响其发展能力。性别歧视又使其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被置于男权文化支配之下，个人意愿和要求往往被忽略或拒绝。[46]贫困也使妇女成为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或导致女性犯罪增多。[47][48]

 

（二）妇女贫困对家庭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方面，妇女承担了人口再生产、家务劳动以及创造家庭收入的任务。妇女状况首先影响了生育行为及质量，妇女贫困会导致高生育率、低受教育水平，从而影响妇女就业，进而陷入贫困的代际传递和恶性循环。其次，妇女贫困将导致家庭关系紧张。下岗失业———贫困———家庭失和———个别家庭破裂———贫困加剧，形成另一种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12][49]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并不等同于妇女发展，牺牲弱势群体利益而产生的妇女贫困会影响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展。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的许多领域相互制约、互为因果，妇女是环境恶化的受害者和资源环境管理的活跃参与者。[50][51]截至 2011 年底，中国大约有 0.5 亿妇女留守乡村，占中国农村劳动力的 60%以上，是当前农业生产、农村经济活动的主力军。在农业女性化、老龄化、农村空壳化、弱质化趋势加剧的情况下，妇女成为农村发展建设的主体，妇女贫��深刻影响着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及新农村建设。[52]

 

综上所述，学界主要从妇女个体的微观角度以及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论述了妇女贫困的影响，然而对贫困妇女的特殊贫困经验关注较少，且过于强调妇女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妇女置身其中的客观环境，妇女贫困与环境因素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研究应注重妇女贫困与所在环境的互动。

 

六、妇女反贫困研究

 

妇女反贫困是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妇女、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反贫困过程中的重要性、现有政策模式对妇女反贫困的影响以及以社会性别为视角的政策建议是目前妇女反贫困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是妇女参与反贫困研究。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最贫困家庭对妇女的依赖最大。国内对贫困地区妇女社会经济特征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妇女参与家庭经济活动的程度、在人口再生产中的角色地位以及对家庭总收入 50% 以上的贡献率，决定了妇女在实现经济增长、利用资源、缓解贫困、改进家庭福利、缓和人口增长等发展目标上的重要作用。[53]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中年妇女，承受较重的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努力生存是其生活的主要内容，因而会更主动抓住机会。[54]贫困妇女所具有的自我牺牲、勤劳勤俭、责任感等特质往往使其比男子更本能地参与反贫困。[55]因此，缓解贫困应把妇女列为关健目标组，反贫困政策也应把妇女作为关键因素。[56]同时，农村贫困妇女通过参与、从事生产项目，可以改善其

 

自身和家庭的生存发展条件，增加其参与社会活动和表现自我的机会，增强其自信心。

 

二是政府参与妇女反贫困研究。中国反贫困具有政府主导性，一方面，学者对妇女减贫政策措施进行了研究，包括提高妇女受教育程度和机会，提供基本有效的卫生保健服务、保护妇女健康、提高妇女劳动效率，消除就业的性别歧视、实行妇女就业计划、提高贫困乡村妇女的就业机会和选择、扩大妇女对经济发展的参与度等；[56]另一方面，学者认为现有反贫困政策存在对贫困概念的狭义理解，忽视女性的贫困经历及社会性别结构对家庭和社区的影响，缺乏解构性别不平等决策权力关系的策略，忽视妇女群体或将其视为特殊弱势群体等，不能较好地发掘妇女的主动性和支持妇女持续发展等。简单补救性措施会强化妇女的边缘地位，难以充分实现反贫困策略行动的公平与效率。[57][58]此外，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反贫困过程中自身固有的失误、低效干预、寻租行为等缺陷会影响反贫困的持续性、抑制妇女反贫困创新等。[59]

 

三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妇女反贫困研究。与政府组织相比，非政府组织在价值取向、成本控制、贴近民众、灵活创新等方面具有优势，可使其在消解妇女贫困尤其是人文贫困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如推动妇女就业、建立性别公平机制、维护人权、促进参与、增进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等方面。[59]非政府组织更在倡导新扶贫理念方法、影响舆论、传播知识和制度创新等方面对政府扶贫起到补充示范作用。[58]同时，非政府组织能够通过与政府、企业的合作，组织社会各阶层人士参与，动员广泛的公益资源。[60]研究发现，非政府组织在妇女小额信贷、参与式发展规划、社会性别培训等方面推动了反贫困进程，但也出现小额信贷模式单一、持续性差、成本高、偏离支持妇女等问题，[61]以及参与式发展中短暂参与方法构建的民主平台难以消解文化系统对个体意识和行为的支配等问题。[62]而如何扩大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消解国际机构内部和合作伙伴的隐性抵触、推进国内外 NGO合作和项目持续性、增加资金和人力资源支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在妇女反贫困进程中面临的共同挑战。[63]

 

四是妇女反贫困政策建议研究。从国家角度看，主要是将社会性别平等作为反贫困目标纳入扶贫规划和具体措施，确保妇女参与，关注多重交叉下易受损害人群的贫困问题及社会性别差异，在社会变迁、重大社会经济事件及自然灾害的应对措施中关注性别平等，完善分性别的贫困状况监测指标及反贫困效果评估制度，重视民间组织反贫困等。[22]从社会角度看，应建立有效的中介组织，在教育、培训、保健等多方面为妇女提供服务，增加其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和能力，[64]同时在全社会推广社会性别意识，形成性别平等的良好氛围。[63]从贫困妇女主体看，主要是提高其社会性别意识、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增强女性走出多重贫困的主体自觉性等。[14]除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妇女反贫困政策外，少数民族妇女反贫困政策或项目应更注重与民族文化相适应。[27]

 

总的来看，现有研究仍将贫困妇女作为政策受众，缺少对现有政策、组织如何介入妇女反贫困的机制和过程研究以及妇女主体如何利用本土知识参与反贫困的研究。妇女反贫困是一个复杂过程，社会政策、组织理论、制度变迁等视角都应成为对妇女反贫困政策建议研究的依据，尤其以社会性别视角介入妇女反贫困的政策过程、组织过程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对研究妇女贫困具有深刻意义。

 

七、问题与展望

 

妇女贫困研究在社会性别理论引入后逐渐凸显并引起国内外研究者广泛关注，在妇女贫困的界定、类型、特征、测量、原因、影响及反贫困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一是在研究对象上，现有研究仍将妇女贫困视作妇女问题而非发展问题。“贫困女性化”指出了贫困现象越来越趋于女性化，女性特殊性及性别文化也使其更易受到贫困损害并呈现一定的隐蔽性。现有研究实际沿袭了发展的“涓滴效应”会自然施惠于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成员，因而将妇女贫困置于一般贫困研究或妇女问题领域，缺少对妇女贫困类型、特征、影响等专门性研究，而这些在妇女贫困研究中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是在研究内容上，缺少妇女主体参与反贫困过程的研究以及现有政策、组织介入妇女反贫困的机制和过程研究。在强调妇女重要性的同时忽视了妇女置身其中的客观环境与妇女贫困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未来研究应理顺现有扶贫政策作用于妇女主体的路径、机制，注重妇女对贫困的特殊体验以及妇女贫困与所在环境的互动，以全面认识妇女贫困问题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三是在研究应用上，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主流决策机构的实践仍然很有限。大量国际宣言提出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实践并得到响应。就中国的扶贫体系来看，虽然国家重视妇女贫困问题，并与关注妇女发展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了多项有针对性的妇女发展项目，如妇女小额信贷、春蕾计划等。但这些政策或项目往往是局部性的或阶段性的，扶贫的公平性、持续性较差，这与国家缺少分性别的贫困统计以及专门性的妇女扶贫政策安排有关。即便是一些专门针对妇女发展的扶贫项目，在具体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也存在忽略妇女特殊需求及权益维护的问题，而单纯将其视为农村发展中的弱势群体或受助对象，缺少对其性别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启发。因此，如何引起主流决策机构的重视、开展性别差异化扶贫实践的尝试以及探索更公平的、可持续的妇女扶贫项目是未来研究需重视的问题。

 

四是在研究理论上，社会性别视角存在单一性。社会性别意识几乎成为研究妇女贫困的唯一视角，妇女研究界将西方妇女与发展、社会性别与发展等理论及实践方法引入中国，并未完全实现理论的本土化，尤其缺乏可操作的具体方法和技术手段。因此，探讨西方妇女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具体操作方法和技术手段的选择运用，以及结合其他理论视角，将妇女反贫困政策研究、组织过程研究以及制度变迁研究与社会性别视角结合，是未来妇女贫困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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