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料劳动与社会不平等：女性主义研究及其启示

肖索未 简逸伦

《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5期

 

 

摘要：随着老龄化、少子化、家庭小型化、女性就业率提升的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出现，为老人、孩子以及其他需要的个体提供照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挑战，照料赤字乃至“照料危机”引发了社会科学界和政策研究界的极大关注。其中，女性主义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力量。本文首先从梳理西方女性主义照料劳动的概念和理论入手，之后着重介绍女性主义交织性视角作为一种分析策略如何应用到照料相关研究中，最后简要阐述女性主义照料理论以及交织性分析对研究中国照料问题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照料劳动;女性主义;交织性分析;社会不平等

 

  

一、引言

 

近二三十年来，照料负担在中国已经成为显性问题。一方面，在人均寿命延长、迅速老龄化、全面开放二孩等人口变迁和政策调整的背景下，照料需求不断攀升。例如，中国目前有60岁以上老年人2.5亿，其中失能老人超过4000万。另一方面，由于家庭规模小型化、大规模城乡迁移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市场化照料服务不规范等问题，照料供给面临巨大挑战，尤其体现在家庭照料负担过重以及弱势群体的照料缺失等方面。这些与照料相关的问题时时引发社会热议，从农村孝道危机到城市的“空巢老人”，从女性的工作—家庭平衡到家庭主妇算不算“独立女性”，从留守儿童、隔(跨)代抚养到教育“拼妈”，从雇主—家政工矛盾到幼儿园、养老院一位难求。一些更宏观的问题背后，也与照料相关，例如，对于生育率的下降，有学者指出，担忧照料负担是很多女性不愿意生二孩的原因之一。

 

不止是中国，照料挑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国际劳工组织ILO指出，2015年全球有21亿人需要照顾，其中15岁以下儿童19亿、老年人2亿，这一数字到2030年预计将达到23亿，需要照料的人数的增幅大于能够提供照料的人数,“照料危机”的说法甚嚣尘上，人口学、老年学、经济学、社会学、政策研究等都介入了这个领域。

 

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以来，care(照料/关怀)是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学者们将照料视为一种重要的劳动形式，认为其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并为理解西方社会的照料危机提供了重要理论洞见。政治经济学脉络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将当下的“照料危机”视为一种内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产危机”在金融资本主义时期的表现，经济学以及经济社会学者往往通过更为具体的数据分析来探讨照料劳动的经济贬值和经济惩罚，思考如何使照料劳动获得“可比价值”(comparable worth)。还有不少学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到照料劳动的社会组织(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are labor)，指出“照料危机”不仅是照料缺口的问题，而且关乎照料“得”与“予”的不平等，其深深地嵌入在一个社会对于照料劳动的组织安排上：谁在照顾别人？谁的照料需求被满足？这种安排的社会后果又是什么？

 

下文将首先简要梳理西方女性主义对照料的理论思考及研究方法，鉴于其他学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路径，本文将着重介绍女性主义交织性(intersectionality)流派作为一种分析策略如何被应用到照料相关研究中，最后简要阐述应用西方女性主义照料理论以及交织性分析对研究中国照料的一些启示。

 

二、照料劳动及其特点

 

(一)照料作为一种劳动

 

从“工作”(work)或“劳动”(labor)的角度来切入是理解照料活动的一个重要维度，这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脉络下的再生产劳动(reproductive labor)概念以及社会再生产理论(social reproduction)有着密切关联。再生产劳动的概念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引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探讨了人类历史活动中的两种生产：一是人类为了延续生命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二是关于双重生命生产。马克思将社会再生产界定为“生产模式和嵌构于其中的不平等的阶级结构的存续”，指出劳动力再生产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重要性及其价值表现形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较为系统地阐释了两种生产理论，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恩格斯正式将再生产劳动界定为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的过程中所涉及的活动。

 

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美女性主义者批判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再生产劳动的论述，同时聚焦于女性在家庭中从事的隐形“家务劳动”及其如何构成了女性的从属地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将社会再生产的概念缩窄，重新定义为“对于生活的日常与代际维系中直接涉及的活动与态度、行为与情感以及责任与关系”，大致包括以下三个维度：种族的生物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其生存、教育和培训；照料需求的再生产与供应。在后期的使用中，广义的再生产劳动则被认为包括家务劳动、照料劳动、健康监护、教育和生育等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脉络下，再生产劳动的概念强调其对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资本积累的价值，从最早主要侧重家庭内的无偿家务劳动和照料活动，到后期涵盖有偿服务，并指出再生产劳动的多种组织形式：“在家庭内或是家庭外，作为有偿劳动或是无偿劳动，创造交换价值或仅仅是使用价值，而这些也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女性主义照料研究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再生产劳动”的理论洞见，将主要由女性从事的“隐形”劳动形式“可见化”，这些被认为在私人领域进行的活动往往具有重要的社会功用和价值，是社会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指出，对照料的理解必须打破一种支配性认知，即照料是“私领域的”“私人化的”。照料的组织已经成为一个复杂变动的结构，跨越了“公”与“私”，并将“市场”直接带入“家庭”。照料活动在家庭中进行，也发生在养老院、幼儿园、医院等机构中；照料可以由个体独立承担，也可以由集体合作完成；照料劳动既有无偿的，也有有偿的。但与“再生产劳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不同，关于“照料”的研究有更多的理论渊源，也纳入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多学科视角，包括女性主义哲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社会政策研究等。

 

女性主义理论家指出，应该把care理解成一种包含了感受(关怀，care about)和行动(照顾，care for)的实践。“关怀”既包括思考，又需要情感，包括认知与专注以及对满足对方需求的考量和责任感；“照顾”则指涉为满足他人需求和福祉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包括身体照料(洗澡、喂食等)、情感照顾(安慰、聆听等)，也包括其他一些直接满足需求的行动(比如送去就医、协助购物等)。在具体研究中，学者对“照料”概念往往采取操作性定义，并不完全一致，但总体而言，研究者将照料理解为直接满足被照料者需求的活动，而排除了其他也与生存相关的间接活动(比如为生存获得经济资源)。

 

照料行动背后的“关怀”伦理是女性主义学者强调的重点。照料被视为一种包含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抚育(nurturance)和关系(relationship)的实践与伦理，与英美社会强调个体主义、竞争和理性精神的主导价值观形成鲜明对照。女性主义心理学家指出，照料者习得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认知和思考方式，包含了大量的情感回应和关系性(relationality)。女性主义哲学家指出，关怀伦理超越了个体主义的正义观，建构起对彼此和世界一种共享共担的集体责任观。女性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对照料的研究，将爱、责任、互惠性加入以“理性人”为前提假设的经济学理论中。在现代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理性”和“个体主义”往往被视为“男性”特质，与之相对的，“情感”和“抚育”则被视为“女性”特质；在社会话语和价值观方面有着明显的“男性”中心倾向，而“女性”特质往往被轻视乃至忽视，对照料/关怀的探讨正是要提升这些“缺失”的部分的社会认可。

 

因此，从女性主义理论渊源而言，“照料”概念往往内嵌了“抚育”的意涵。比如，一些学者明确地将照料定义为“在面对面的关系中，满足个体需求和福祉的行为，同时伴之以在意(affection)和责任的情感”。这样的界定凸显了照料的情感内涵和关系性情境，使之与再生产劳动在更宏观的经济结构中的定位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照料的范围，将许多不涉及互动性和情感性的再生产劳动排除在外，比如打扫卫生、餐厅后厨、洗衣服务等。然而，一些学者也注意到，在日常的实践中，很多照料者的活动兼顾“抚育”与“非抚育”内容，一些时候抚育与非抚育的边界也往往难以区分(比如做饭，其过程很可能没有太多互动，但是备餐时常常会涉及询问用餐者喜好以及考虑用餐者健康等)。因此，后期的研究扩展了照料的外延，采取了比较宽泛的照料定义，在注重其互动性和情感性的基础上，更为包容性地纳入其他相关活动。比如，一些学者用照料劳动的概念指代为他人健康(well-being)或发展而付出的劳动，指出这种劳动通常是面对面提供的，并需要具有互动和沟通的各种技能；还有学者吸纳了再生产劳动的定义，将“照料”进行概念化，包括任何其主要职责是“维持人们日常生存以及代际更替”的工作或活动(包括身体与精神健康，膳食准备，清洁整理，个人护理，儿童、青少年及老人的看护等)。因此，在一些文献中，“照料劳动”(care work或care labor)、“再生产劳动”(以及“家务劳动”)有时会被替换使用，用以表达相似的意思。

 

在宽泛的照料定义基础上，一些学者又对照料活动进行了一定的区分，区分的标准有所区别，但通常以“抚育性”和“互动性”为分界，比如社会学家米格农·达菲(Mignon Duffy)对于“抚育性照料劳动”(nurturant care)和“非抚育性照料”(nonnurturant care)的区分。抚育性照料劳动是指本质上具有关系性的劳动，照料者与被照料者之间涉及面对面的、亲密的关系，进行这类照料劳动的人群包括儿童抚育者、护工、老龄看护者、教师、社工等。抚育性照料经常包含大量面对面的互动，要求具备与人交往的关系性技能以及一些专业性知识(比如健康知识、儿童心理等)。非抚育性照料劳动是指往往不与被照料者建立起明确的(面对面)关系的劳动，比如清洁卫生、后厨备餐、洗衣服务、采买物品等。类似的，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南希·福布尔(Nancy Folbre)将照料劳动分为三类：一是互动性照料(interactive care)，是指在提供服务时需要将被照顾者的福祉考虑在内的工作，比如照看儿童和护理病人；二是支持性照料(supportive care)，是指辅助互助性照料的工作，比如料理家务、购买互动性照料所需的物件等；三是监管性照料(supervisory care)，即为在需要时提供互动性照料的随时待命状态，比如看管熟睡的病人。

 

总体而言，从概念外延来说，再生产劳动的范围更为广阔，涉及与人的再生产相关的所有活动(包括生育等)，而照料的核心则为其抚育性，指向具有关系性的、为他人发展而提供的劳动，不过最宽泛的照料定义包含了有偿和无偿形式的家务、儿童抚育、老人照看、病患看护、社会关系维系乃至教育等相关领域。在研究的视角上，照料研究比再生产理论资源更为宽泛，在问题意识和学术路径上有所差别。再生产劳动更多被放置在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以及较为宏观的经济结构中进行理解，主要采取政治经济学的路径，探讨这些劳动如何被纳入生产价值的一部分，探讨劳动价值的生产、经济活动与非经济活动的关系等[35]，而照料是一个更为开放的研究领域，采取多学科的交汇视角，大量研究重视中观和微观层面，也更为注意照料活动的关系性和情感性，以及其文化伦理价值等方面。照料框架的意义不仅在于认可照料作为劳动的价值，而且在于认可照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价值(比如相互依赖、利他主义等)。

 

(二)照料作为“爱的劳动”

 

照料劳动对人的再生产，对个体和群体的生存水平、生计机会和生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形塑了每个人从生到死的能力发展和生活的质量。然而照料，尤其是抚育性照料，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性劳动，是一种独特的劳动形式，具有高度的私人性(需求个体性，难以完全标准化)、关系性(照料者和被照料者之间需要发展出必要的关系)、情感性和身体性(亲密接触乃至身心依赖)。因此，照料劳动往往被视为一种“爱的劳动”，强调劳动者的利他性付出，也高度依赖照料者与被照料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照料者的利他性和内在动机。在学者的论述中，照料劳动区别于其他类型劳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照料劳动不仅仅付出劳动，而且付出爱——对被照料者的关怀。对“爱”的强调在早期的女性主义学者书写中尤为凸显，比如阿贝尔(Abel,E.K.)和纳尔逊(Nelson,M.K.)指出“照料是一种包含了工具性任务和情感关系(affective relations)的活动”。福布尔将提供照料视作基于持久的私人(通常是面对面)互动，并(至少部分)为对被照料者的福祉所激励。这种认知与照料劳动的心理学和伦理学渊源一脉相承，同时默认了照料者真切的关心会更有利于满足被照料者的需求和个人发展。从现实层面来说，因为很多被照料者(比如儿童、病人和失智的老人)既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也无力对照料过程实施监管，因此照料者利他性动机以及由此形成的内在激励至关重要。好的照料高度依赖照料者对被照料者需求的留意和福祉的关切。因此，照料者在意被照料者的健康、需求和福祉等内在激励(比如通过帮助他人获得的满足感或者由衷地希望被照料者过得更好的意愿)是提供好的照料的关键。大量经验研究也发现，不仅亲属间的照料是“爱的劳动”，家庭之外亦是如此，护士会关心病人的健康，来自第三世界的保姆会疼爱第一世界雇主家的孩子。换言之，与其他类型的工作相比，照料劳动的道德义务感更强，是一种“善的劳动”。

 

其次，照料劳动的互动性和关系性。好的照料不仅依赖照料者爱的付出，而且高度依赖照料者和被照料者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爱的劳动”的结果，也是“爱的劳动”的催化剂，照料者与被照料者之间的良好关系有利于照料者利他性内在激励的形成，也有利于提升照料者对被照料者需求的感知，以及被照料者对照料的认可、接纳与评价。与一般性服务业的短暂性关系不同，照料劳动对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及关系强度要求更高，爱的培育需要时间、实际的接触和互动以及高度的投入和承诺(commitment)。

 

将照料劳动视为“爱的劳动”，勾勒出了照料劳动与一般性生产劳动的区别，也指向了照料劳动的复杂性，尤其当照料从主要由家庭成员间承担的无偿照料转化为由家庭之外的劳动者提供的有偿照料时，照料作为一种“有报酬的工作”和“爱的劳动”之间的张力和矛盾尤为凸显。

 

首先，照料劳动要求照料者投入情感，对被照料者给予关怀，但这些情感投入对照料者而言意味着什么？早期研究更多强调这些情感投入给照料带来的内在回报、照料者自身情感和道德感的满足，这恰恰构成了情感劳动最重要的抚育性特质。也有很多学者开始将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提出的情感劳动的概念纳入对照料劳动尤其是对有偿照料的考察。他们强调照料劳动既是有内在回报的，也可能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它可能需要照料者控制自己原有的情绪进行表演，在情感上它是矛盾的、有张力的，并构成了一个新的剥削维度。

 

其次，照料的关系性技能及其“贬值”。有研究者指出，照料的实施需要一系列技能的组合，尤其是与人交往的关系性技能，比如感知他人需求、沟通、亲和性等。然而，这些技能往往被视为女性的“天性”或者“本能”，在被赋予道德价值的同时并没有获得相应的社会认可。当照料劳动进入市场交换以后，工作技能评价以男性主导的职业技能作为标准，有偿照料劳动往往被视为女性无偿家庭照料的延伸而被“去技能化”，难以得到认可和实现市场价值。

 

再次，照料的道德责任和照料双方的情感纽带给照料劳动者带来内在满足，也往往制约其个人选择，将其置于某种不利境地。在有偿照料中，照料者对于被照料者的情感和道德责任，往往使其进行额外的劳动，并阻碍其寻求更高的薪资或更好的就业机会，甚至照料者的利他意愿和情感回报也被用于合理化其低薪酬，一些学者称之为“爱的囚徒”(prisoner of love)困境。“爱的囚徒”困境也体现在无偿照料中，女性关爱子女的意愿和责任感经常被利用。比如，在一些家庭男性推脱分担育儿责任，往往是因为他们知道妻子出于对孩子的爱和责任感会“兜底”，而女性的爱与责任感往往让其因不忍心孩子受苦而承担起更多的照料职责[48]。“爱的囚徒”的逻辑也一定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东部乡村“女儿养老”的兴起，女性在没有更多利益分享的前提下承担起更多养老的责任。

 

最后，照料双方的情感关系，反过来也可能改变有偿照料中的权力关系。因为照料的私人性和关系性，在照料过程中，被照料者可能对照料者产生依赖乃至依恋，使得后者对于前者而言难以替代，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照料者的权力筹码，甚至可能使其在雇佣关系中处于一定的优势地位，但也有可能引发被照料者家人的嫉妒或不适。这种情况往往带来更为复杂的劳动政治过程，比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照顾老幼病患的案例中，雇主家庭通过经济回馈、情感亲近以及让渡权力等方式来“讨好”或“留住”心仪的阿姨，或感觉自己处于某种“心理劣势”。

 

上述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以抚育性为特质(关系性、情感性、利他性等)的照料劳动的市场化与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或“劳动”概念(尤其是进行市场交换的有偿工作)之间的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传统的工作概念以男性主导的工作领域为底本，包含对特定形式的“技能”的认定(以及对其他技能的无视)，对外在激励(比如金钱回报、社会认可等)的强调，对效率、竞争等理性原则的推崇(以及对情感的抑制)。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中，照料劳动难以得到恰当的评价。与此同时，有偿照料的兴起也挑战了原有的工作框架，一方面照料劳动难以被妥帖地纳入传统的“工作框架”，从而凸显了该框架的局限性，研究者开始修正和发展对工作和劳动的理解；另一方面，照料劳动的显性化使得人们注意到在传统工作中存在但被忽略的“照料”面向(比如，私人秘书的工作，除了事务性的内容外，为老板提供照料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照料作为有偿劳动形式的兴起挑战了西方社会“爱与金钱”之间二元对立的文化预设。这种文化预设，抑或过分强调内在情感激励反而会限制照料劳动者获得公平对待，抑或过于在意经济原则的摄入而忽视了有偿照料中存在真实而真挚的情感。在现实的照料实践中，爱和亲密情感与金钱和经济报酬并不互斥，反而兼容。在现��生活中，认可二者的兼容性不仅有利于有偿照料者获得公正的报酬，避免成为“爱的囚徒”，而且能够为家庭照料者争取合理的公共补贴。因此，对于照料劳动的公正性的关照应该从限制照料活动的商品化，转为在市场交换的照料关系中建构更为平等和正义的关系，在经验研究中考察市场、家庭和国家行为的特定结构或文化特征会对照料实践及其公正性产生何种影响。

 

三、交织性视角与照料的社会组织

 

照料活动是人类的一项重要活动，维系着社会的正常运作，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照料研究有多种分析路径，包括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交织性视角等，侧重各有不同，但都关注照料供给与分配的公平性问题。照料活动是如何在社会上组织起来的？照料的提供和获得是如何在社会上进行分配的？特定的照料组织和分配形式是如何形成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后果？正如上文指出的，对照料劳动的认识需要超越私人化的文化认知，摒弃公与私、金钱与情感、有偿与无偿的二元对立思考模式，检视照料活动的社会运作也需要嵌入特定的社会制度及文化脉络中，并将照料实践视作一个浸润着权力关系的场域。

 

下文主要引介从20世纪90年代左右开始兴起的女性主义交织性流派，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女性主义关于照料不平等的讨论此前主要聚焦在性别维度，比如家庭内部的家务分担的性别差异及其后果、性别的收入差异与女性主要从事与照料相关职业之间的关系，等等。随着交织性流派在美国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将交织性视角引入对照料的研究中，突破了性别的单一维度，进而认真思考种族、性别、阶级等多种形式的社会不平等的交织关系，成为对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拓展。其二，本文着重将交织性作为一种分析策略进行引介，该分析强调动态性(dynamic)、关联性(relational)和系统性(systematic)，侧重对照料的社会组织方式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这对当下中国有关照料实践的经验研究有借鉴意义。

 

(一)“交织性”作为一种分析策略

 

交织性流派是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一个女性主义流派，源于黑人女性主义对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经验为基础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批判。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妇女运动和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也是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第二次浪潮。1982年，波士顿的一个黑人女性主义团体康比河发表了著名的《黑人女性主义宣言》，指出单一的“种族”或“性别”框架都只部分地、不全面地分析了美国黑人女性生活中的不正义，种族、性别、阶级和性取向都形塑了黑人女性的经历。黑人女性主义学者批判当时的女性主义理论中预设了同一性别类别内部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是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经历为“标准”的，忽视了性别的内部差异，尤其是非白人女性经历的特殊性，比如黑人女性身上所遭受的种族、阶级、性别等多重压迫。这使得研究者开始关注多重压迫体系的交织影响，逐渐形成一种重要的分析框架，并应用到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现实的分析中去。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始运用交织性视角研究社会议题和社会制度，并发展出一系列分析概念、框架和具体方法，拓展了对社会不平等的理解(比如年龄、性取向、公民身份等)。由此，交织性流派成为美国近三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流派之一，跨学科、多问题视野以及不同研究方法涌入交织性的研究。不同学者在使用”交织性“一词时采用了不同的概念化方式，造成了这一领域的“定义困境”——交织性到底是什么？是一种概念、范式、阐释工具、方法还是理论？学者们甚至自嘲：“当我们看到一个交织性研究时，我们就知道，但就是无法定义它。”

 

不过，一个基本共识是，交织性一词是指“一种批判性的洞见，即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族裔、国籍、身体机能和年龄并非作为单一的、相互排斥的实体进行运作，而是相互建构的现象，继而形塑复杂的社会不平等”。性别、种族、阶级等一系列的范畴在交织性研究中不仅是差异或多元，而且是一种权力关系作用的结果。对多种形态权力关系的捕捉是交织性理论的精髓，即“采取一种交汇的方式思考关于同与异的问题及其与权力的关系”。

 

交织性流派力图促成一种“新”的知识生产，其核心是对于权力关系和社会不平等的关注。而实现的途径，一是重视边缘的视角和知识，强调社会群体因处于社会不平等结构的不同“位置”而获得对于世界的不同立场和知识，比如“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被压制的知识”(subjugated knowledges)；二是将“交织性”当作一个分析策略应用到对社会现象、问题、制度的分析中，这种分析策略的使用，在笔者看来，恰恰是交织性视角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简单而言，交织性分析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突破单一范畴、二元对立的分析思路，关注阶级、种族、性别等不同维度之间的交织建构、系统性关联。其次，侧重动态化分化，注重“过程和情境”，分析影响社会群体的境遇及身份建构的社会过程，以及各种不平等的关系和结构的历史建构与演变。最后，强调宏观、中观与微观的勾连，比如采取历史—制度分析等方法，关注影响群体身份形成过程的复杂社会系统和制度，这些复杂的系统如何将性别、种族等因素嵌入所有权、劳动力的商品化和资源的分配等社会过程中。

 

在分析路径上，交织性视角侧重于动态性、关联性和系统性分析。不同于将性别、种族、阶级等视为一种静态的分类类别的视角，交织性视角侧重的是动态化分析，可被视为一种不平等的形成理论，比如“性别化”(engendering)、“种族化”(racialization)，即特定的性别、种族等不平等关系和结构的形成和变迁过程；需要考察的不仅是不同性别、种族、阶级等内部的独立的经验，而且是不同性别之间、种族之间、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性别化、种族化、阶级化的过程并不是独立发生的，而是相互交织互动的，并嵌入于社会的各种运作之中。例如，个体的阶级认同往往经由性别身份或性别表演来传达；在大众传媒中，贫困(阶级)的问题经常通过种族化的形式来被呈现和进一步演化；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既是性别化的，也是种族化的，通过诸如将特定的人群引入或限制进入特定工作，性别和种族从根本上嵌入于、运作在并且影响着特定社会中关于所有权、利润、劳动的组织与安排。与其化约为“资本主义”运作的过程并且将阶级关系视为核心特征，交织性分析将种族和性别视作内在于任何关于劳动剥削和财富分配的过程中。这样一种强调不平等的维度之间关联性、相互嵌扣的分析，有别于社会学研究中常见的只注重单一维度，或者将某一维度当作“主效应”、其他维度当作“附加效应”的分析路径。

 

交织性分析的系统性体现在将种族、性别、阶级等不平等置于不同层面的社会运作中，既包括社会结构(比如规定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一系列规则)，也包括文化层面(比如对符号、语言、形象的调度等)，同时也不忽略群体与个体的行动，分析的对象涵盖社会政策、制度、群体间互动、个体身份认同等。这样的一种分析路径超越了量化社会学“检验假设”和质性社会学“寻找模式/机制”的传统模式，更专注于提供一种动态的、非霸权式的分析来呈现关于社会不平等的新洞见。

 

(二)从交织性视角看照料

 

工作与劳动是交织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大量细致的研究考察劳动力市场的组织、职业分割、工作家庭平衡，以及再生产劳动如何影响社会不平等的生产与维系。笔者将重点介绍伊夫林·纳卡诺·格伦和米格农·达菲两位学者的研究，以便读者更好地体察交织性分析作为一种策略如何应用到经验研究中。这两位学者的分析都具有历史维度，考察美国照料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历史变迁。格伦的研究通过对历史案例的深度分析来勾勒出阶级、种族、性别嵌入于照料体制变迁的核心线索，达菲的研究则以量化数据来展现变迁的整体样貌。

 

伊夫林·纳卡诺·格伦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跨学科的妇女和性别研究系和族裔研究系，她的研究大量从交织性的视角切入分析美国的照料组织以及当下“照料危机”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基础。格伦将照料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care)界定为通过系统性的方式向需要的人群提供照料，并对照料劳动的责任进行分配。格伦将照料的社会组织置于美国社会一系列伦理、政治、经济困境的中心位置，指出其已成为一个显性的公共议题，内生于经济与社会的不公正以及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

 

在Forced to Care一书中，格伦系统阐述了从19世纪美国工业化转型至今，美国社会“照料的社会组织”根植于多种强制(coercion)形式，引导女性承担照料家庭成员的责任，并使贫困、少数族裔以及移民女性进入为他人提供照料的位置中。这些强制形式在程度、直接性以及明确性上有所不同，但都起到了限制和引导女性选择的作用，其后果就是使得照料劳动保持“廉价”，体现在家庭照料方面的“免费”以及在有偿照料方面的“低薪”。格伦细致地展示出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照料劳动如何经历了在市场、家庭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断地重新组织，而在这些变迁过程中，种族、性别、阶级又如何成为照料劳动核心的组织原则。例如，在19世纪美国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型中，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的发展并不均衡，这也构成了两种不同但交织的照料安排轨迹。第一种是在工业化和经济迅速发展的领域里出现的“自由劳动力”(free labor)系统，在这些区域，劳动者的家户以性别分工(男性在外挣钱、女性在家操持家务和育儿)为主要特征。第二种出现在以农业和采掘行业为主要产业的边缘地区，一直延续到20世纪早期。在这些区域，劳动者的家户依赖男性和女性都外出工作，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将有色族裔男性限制在低收入、非机械化的劳动中，将有色族裔女性引入为更高阶层的家庭提供家政服务和照料劳动。

 

这些历史的印记在之后的安排中并未磨灭。有偿的非抚育性照料劳动(例如清洁、打扫、备餐等)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大量从私人场所的帮佣工作转变为公共场所“服务业”的一部分，但这些“脏活”持续地被“派给”少数族裔女性。从前，她���作为帮佣在私人家庭清洁打扫，而白人女性以家庭主妇和女主人的形象出现，当这些工作从私人家庭转移到公共场所时，少数族裔女性依旧主要聚集在不可见的“后屋”(backroom)工作，比如在医院备餐、打扫卫生和清洗消毒病号服，而白人女性则更多集中在更可见的、更有监管权的角色中，比如护士。

 

格伦的分析不仅注意到政治经济变迁的一面，而且注意到这样的照料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如何与不同的阶级、种族和族裔关系相互交织，包括一系列意识形态的控制。比如，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美国民族主义崛起，主流社会力图改造那些被视为背离“美国理想”的群体和个人，这些改革的举措之一就是让精英和中产阶级女性变为“女性改革”的主力军，教导和培育底层及少数族裔女性持家和照料的“理想”，对底层女性进行“居家化”训练，例如在印第安寄宿学校系统里对土著女性的培训、在女子监狱对女囚犯的教化以及通过所谓的“美国化”项目对非西欧移民女性进行“提升”。这些项目强化着女性作为照料者以及作为家庭乃至国家的道德基石的意识形态建构，与此同时，也体现出按照中产阶级的女性照料标准重塑底层妇女是控制族裔与阶层“他者”的内在组成部分。

 

格伦的研究也触及了族裔群体之间的斗争如何形塑照料的性别和种族隔离。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医院从由医生掌控转变为一种盈利生意，兼顾成本控制和医生权威，护理工作的合法性从原先的中产阶级家庭化形象(“护士如同妻子，管理佣人但服从于丈夫/医生”)转化为“专业性”。医院采取当时开始流行的“科学管理”的方式，将计划和技术工作与执行和体力工作区分开来，护理劳动被正式分为高、中、低三种：高等的专业护士从专业的护校毕业，进行监管和计划；中等的实践护士接受一年的培训项目，进行病房清扫和日常护理；低等的护士助理则只需要经过10周的培训，承担病患生活照料、清洁卫生等工作。大量非裔女性被招募进入中低等的护理职业。以白人女性为主的专业护士，一方面倾向于招收辅助性工作者来从事打扫卫生和其他事务性工作，从而使得护士能够从事更为技术性的、职业化的工作；另一方面，为了争取自己的“职业地位”，积极抗争并“限制”中低等护士的发展，以确保自己的“地位”和“权威”。比如，白人护士群体力主控制对实践护士的培训时间，避免她们过度培训从而混淆身份，以为自己能与专业护士相提并论。医院管理层利用专业护士的身份焦虑，一方面与专业护士合作，另一方面限制下属护理工作者的职业流动和薪资水平，向专业护士保证下属护理工作者薪资更少、不能承担监管责任、“不是也不会是护士”，以此分裂了“女性劳动力”群体，维系了建立在族群和性别基础上的劳动分工。由此可见，专业护士的工作乃至职业地位依赖下属护理工作者从事低薪、缺乏上升空间的“脏活”；与此同时，通过维系相对于下属护士的职业地位，专业护士维系自我地位，转移了之前医生与护士之间的权威之争，从而使她们屈从于医疗系统内的性别分隔，最受益的是作为盈利机构的医院和作为医院权威的男性医生。换言之，种族分化维系了医院内的性别分工和资本收益。

 

除了案例分析之外，交织性的策略也被用于大样本的数据分析中，比如社会学家达菲对美国“照料劳动”历史进行了性别和种族的交织性分析，将格伦所论述的少数族裔女性持续被“分配”到“脏活”的图景进一步复杂化。她利用普查数据，考察了1900-2000年有偿照料服务的性别和族裔构成的变迁。以非抚育性照料(清洁打扫、食物准备、洗衣服务)为例，在100年间，劳动人口中从事这类工作的比例从6.8%上升到8.0%，但这类工作越来越多地从在私人家中进行变为在公共机构里提供；在这个过程中，从业者中女性比例从1900年的83%下降到2000年的56%，其中白人女性的比例显著下降，少数族裔尤其是拉美裔女性以及男性的比例则显著上升。在对历史趋势的分析中，达菲指出，非抚育性照料既是性别化的又是种族化的，白人女性更多与私人形式的非抚育性照料劳动挂钩，少数族裔女性则在私人和公共的非抚育性照料中都聚集；对男性而言，当这些劳动在私人场所提供时，他们极少参与，但当这些工作转向公共机构时，少数族裔男性则开始聚集其中。换言之，工作场所的“公”与“私”之分与工作的性别化关系密切，而这些被视为“脏活”的非抚育性照料工作则更多与少数族裔关联[13]。而在抚育性照料方面，女性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并且在100年间其比重进一步提升，从1900年的55%上升到2000年的80%，但依旧与种族分化密切关联，有色人种女性大量集中在私人领域进行抚育性照料(比如育儿嫂)，而白人女性则大量集中在公共的、机构化的照料职业中(比如教师、日托工作者)。

 

四、余论：对中国照料研究的启示

 

本文简要介绍了以美国女性主义学界为主的、跨学科的照料研究领域的兴起。研究者们打破了关于照料为“私领域”、家庭事务的常识化认知，指出照料的组织已经成为一个复杂变动的系统，跨越了“公”与“私”、“有偿”与“无偿”，结合了“市场”“国家”与“家庭”。照料研究领域的发展既吸纳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资源，将照料视为一种劳动，强调照料的社会价值及其与生产体系的关系，同时涵盖了女性主义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野，探讨照料劳动作为一种强调私人性、关系性、情感性劳动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也成为照料劳动从家庭走向公共领域和商业机构、从无偿变为有偿过程中呈现的各种张力和矛盾的内在原因之一。本文同时探讨了女性主义交织性视角作为一种分析策略如何纳入对照料的研究，尤其是对照料活动如何在社会中被组织起来以及这样的组织方式产生的后果的分析。交织性分析突破了单一维度的局限，提供了洞察多种不平等关系交织互构的复杂社会现实的有力工具；关注在宏观的经济社会变迁过程之中，不同的社会不平等形式如何被嵌入在对照料的安排中，背后有什么样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助力，裹挟着怎样的社会群体间的冲突和角力。

 

这些女性主义照料研究的理论洞见和交织性的分析策略提供了更为深入地理解当下中国现实(比如引言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的可能，有利于更为整合性地思考中国照料劳动的社会组织、照料体系的历史变迁以及与此相伴的各种问题。目前中国对于照料的研究中总体而言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大部分研究从单一维度进行切入，研究之间缺乏连接与对话。比如，“家务分工”是性别研究的经典议题，主要探讨性别不平等问题；近二十年来，农村的养老问题和代际合作育儿也是热议的话题，大多从家庭传统、代际关系以及代际不平等角度进行讨论；近年来，随着家政行业和有偿照料的发展，对于家政工的研究主要从劳动社会学角度展开；作为社会热点议题的留守儿童问题主要从城乡流动和城乡不平等角度出发。其次，与上一点相关，在照料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公私”分化，比如，对家庭照料的研究就局限在“家庭成员”之间，很少会考虑到市场化和公共服务已经构成家庭照料实践的一部分，也缺乏将家庭照料嵌入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中进行考察。而对于家政服务的研究，很少有对雇主家庭的关照，尽管月嫂、育儿嫂等照料劳动是在“私人家庭”进行的。研究文献“公私分隔”“有偿无偿分开”的路径似乎并没有跟上“公私混合”“市场家庭”交织的照料现实。

 

依笔者浅见，对于中国的照料研究，需要推动整体性的关于中国照料体制及其变迁的研究，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定位、关联和理解分散的照料实践。关于中国照料体制的研究，“重返政治经济学”的路径是近年来的一种呼声。随着西方照料危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重回理论视野并进一步发展，该理论侧重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生产—再生产关系的边界划分及管理，将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张力视为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矛盾之一。例如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对西方照料危机的分析指出，20世纪下半叶，一种金融资本主义的模式被建立起来，实际的工资下降，家庭工资的模式失效，双职工的模式建立，工作时间增加，而公共服务却减少了。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侵入再生产的领域，另一方面家庭成员更多地参与到市场经济中，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城市化的发展使得社区和亲属网络分担照料责任的功能衰减，这导致了进一步的再生产与照料危机。在对国内社会主义时期以及市场改革以来照料体制变迁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研究路径。但总体而言，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偏于宏观，其指导经验研究的可操作性尚待发掘，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偏于宏观的总体性论述，对于各种差异性的关注稍有不足。在这个意义上，加入更为中观的、注重复杂性的交织性视角将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在笔者看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与交织性的策略并不是竞争关系，二者可以结合起来进行使用，以实现较好的补充。在对政治经济变迁宏观论述的基础上，不忽略其他的社会力量，尤其是所研究的社会情境中最重要的社会不平等关系之间如何互动，以及它们如何与更宏观的政治经济变革互动，即被后者吸纳到政策制定、市场控制、意识形态传播等一系列宏观运作中，又如何因此影响处于不同社会位置中的群体和个体的境遇。

 

透过交织性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的照料体系，可以深入思考中国目前性别化、阶层化的照料组织形式是如何形成的，这其中包含着市场改革的变迁，从市场改革前的再生产劳动的价值被认可，但从属于生产劳动，照料组织在家庭性别分工基础上加入了大量的公共安排，转变到市场改革后“无偿照料”进一步贬值(成为生产领域需要缩减的成本)，但照料劳动通过商品化/市场化获得(经济)价值，照料组织重新转为以家庭为主，并将市场化作为家庭照料的支持手段。融入交织性的视角，我们可以尝试提问：在照料的社会组织及其历史变迁中，处于不同社会位置(阶层、城乡、地域等)的女性和男性以何种方式被卷入，对他们个人及其家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的照料体制如何建立在性别、阶级和城乡结构的交织关系之上，又对后者的动态变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也可以考察关于照料的未来想象，比如，家政服务的雇佣双方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建立起超越市场关系的有意义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社会关系将如何影响现有的城乡和阶层关系？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建立起超越(至少减少)性别和阶层不平等的照料体系？

 

在整体性的思考之下，我们可以拓展深化对无偿照料和有偿照料的研究。首先，突破将无偿照料仅限于家庭内部的研究范式，将其与公共议题相勾连、与制度文化分析相结合。比如，对家庭照料的性别和代际分工及不平等的分析，可以从家庭内部延展到关注家庭外部的社会政策、劳动力市场、职场运作、社会文化和群体互动，考察并反思照料角色在当代中国情境中的性别与代际特质的形成、维系与变迁及其衍生的后果，即女性(以及老人)是如何“进入”照料者的角色？又是如何“抵抗”的？更具体来说，比如关于工作—家庭平衡问题，一方面突破关于女性选择和策略的���路，考察家庭环境和互动；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追问，在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它变成了一个“个人的”且往往是“女性个人”的问题？再比如，母职惩罚是关于照料女性化的社会后果的一个经典议题，但在中国代际合作育儿的情况下，家庭照料的性别惩罚又呈现出怎样不同的样貌？这背后融汇着性别与代际的交织，也架构起家庭与职场之间的桥梁。

 

我们需要推动考察家庭照料的社会条件的研究。无偿照料主要由家庭成员提供，但要避免将之仅仅视为“家庭”事务，而是要将家庭照料置于更大的社会情境中，考察影响家庭照料运作的社会和制度环境，包括社会政策、机构设置与文化(比如工作单位)、社区条件和环境等，进而探讨家庭照料得以良性运作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足。我们一方面需要认识到目前家庭照料负担过重、家庭照料危机是各种社会支持性条件不足的一个表现，比如缺乏对家庭照料者进行合理补偿和有效支持的相关政策、企业总体上缺乏家庭友好举措、大量居民社区缺乏有利于育儿养老的配套设施以及社会文化中对于“家”文化的过度强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非亲属(非市场的)照料网络的搭建等；另一方面，研究也可将触角伸向各种正在发生的支持性实践，比如一些企业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而开办幼儿园，微信妈妈群似乎也成为年轻母亲育儿的重要支持性力量。

 

在当代的家庭照料实践中，“差异”和“分化”是尤其值得关注的。这些差异和分化具有阶层性，但不仅仅限于阶层。比如，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充斥着忙碌而“缺席”的父亲，也涌现出一批新式奶爸(全职爸爸)；在流动人口中，研究者也观察到男性家庭职能的变化，一些流动男性因从事的工作(如出租车司机、小贩等)比在工厂打工的妻子时间更为灵活，因此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子女接送和照料工作，另一些则坚持将被妻子“侍奉”视为男性家庭地位的表现。对一些家庭而言，亲属网络有用且有效，另一些家庭则已经失去了功效。在国家政策中，不管需要照顾的是老人还是儿童，“家庭”都被视为照料劳动的主体，但是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对儿童的公共介入更少，使之更具“私属化”特质，而反过来，家庭对儿童抚育和教育的投入往往超过了对老人的投入。在照料的社会性支持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域、行业、职业和体制内外的差别[87]。未来的研究不仅要记录和描述这些分化，还需要去分析和解释这些差异，比起某种单一趋势性的预测，对于分化和差异的深入研究可能更符合现在多元经济形态与性别意识形态的互动，从而形成某种“整体图景”。这样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打破对“标准化”家庭(normative family)的认识误区，从多元的视角来理解家庭照料运作的可能途径。

 

其次，积极拓展关于市场化照料及其后果的研究，从而更为恰切地理解中国的照料实践以及无偿照料与有偿照料之间的密切关联。近20年来，月嫂、保姆、家庭教师、小时工纷纷进入城市家庭，而越来越多的亲密照料发生在家庭之外的养老院、托儿所、月子中心等；与此同时，与照料、社会再生产相关产业的蓬勃兴起，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投资涌入、就业增加，国家和资本协力打造一个“专业化”的照料产业。家政服务“专业化”和“正规化”的过程，总体而言对服务使用者的“需求导向”、对照料劳动者进行着更大的制度制约和实际管控；从各种相关条例和行业实践来看，购买家政服务的家庭被界定为“消费者”，而免除了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将这些家庭界定为“雇主”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但目前照料市场的供需状况以及“专业化”“公司化”带来的成本转嫁和期望提升也为雇主带来了焦虑与不满。这个过程也在家政女工群体内部造成了分化，制度化的工种和等级的分化又往往与劳动者的年龄、籍贯、城乡身份等紧密勾连。与此同时，家政行业产业的发展事实上有着巨大的地区差异，与各地的市场供需、政府政策支持以及对照料劳动、劳动者权益的公共认知等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有关。

 

毋庸置疑，照料产业的发展给家庭照料带来巨大的影响。一是家政行业的市场化发展可以从根本上视为一种照料的阶层转移(以及城乡转移)，以这种转移的方式来减轻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中性别和代际张力，从而一定程度上调整并维系着城市家庭内部的分工和权力关系。二是照料行业雇佣的大量的女性劳动力，其中已婚已育农村流动妇女和城市中下层女性成为主力军，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后者的家庭结构和关系。比如，我们在对北京和济南家政女工的调研中发现，40%的家政女工的收入是家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占家庭收入60%以上)，另外20%的家政女工收入与丈夫相当(占家庭收入的40%-60%)。与此同时，这些女性将照料劳动转移到中产阶级雇主家庭之后，其家庭内部的分工和关系如何进行；长期分居、生活在不同屋檐下的现实，也对照料服务者的家庭维系提出了巨大挑战。

 

透过女性主义照料研究的理论棱镜和交织性的分析视角，我们可以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发展出新的提问方式和切入视角，更敏锐地捕捉在宏观体制变迁、经济转型、生产再生产关系变动中中国市场化照料实践的复杂现实。我们可以从具体而真实的问题进入，进而梳理出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力和机制。第一，关于照料劳动力市场的差异与变迁及其背后的社会形塑力量。比如，为什么“四川/南方阿姨优先”，而“东北/河南阿姨无缘”？为什么20世纪80-90年代加入照料市场的是小保姆(未婚，20岁左右)，现在却变成了“阿姨”(已婚已育，30-50岁)？第二，关于有偿照料中的性别、阶层与迁移。比如，为什么农村的留守儿童是问题，而城市的“丧偶式育儿”只是“吐槽”？这二者之间有何关联？第三，关于商业化照料的“得与失”。比如，家政业的兴起、照料的商品化以及更新近的“职业化”，谁是受益者？以何种方式受益？代价又是什么？谁在承担？从个人角度而言，得与失难以简单分割，往往充满了个人的伦理挣扎。比如，当服务于精英阶层的家政女工的孩子身患重病时，雇主提出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将其送到最好的医院，但前提是，家政女工必须留在雇主家里而不能亲自照顾孩子，这是家政女工所面临的伦理选择的极端版本，而更寻常的版本则是：是外出挣钱送孩子去县里的好学校，还是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而对于雇主家庭，何尝又没有挣扎？母亲们如何重新界定照料工作中“不可替代”与“可替代”的部分，以便重新分工，建构自身的地位？如果日常的照料被不断“外包”，家庭生活剩下的是什么？家人间的纽带以何种方式维系？这些看似个体的挣扎背后，是我们嵌入在照料体制、照料文化中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个具体而细致的研究来抽丝剥茧、管中窥豹。

 

关于照料的研究，直指女性主义的根基。在历史上，女性主义有两大传统。一个传统是女性赋权，女性应该展现她们的天分，发挥一切潜能，和男性并肩。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这个传统比较容易纳入市场改革以后“个体主义”框架中，在现实层面，则更多地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拥抱，在(中产阶级)社交媒体中被显性化，是一种关于性别的“进步认知”。另一个是“抚育”价值的传统，重视并强调照料/关怀他人的责任和价值。这往往因为女性长期从事照料工作而具备某种特质，而并非女性天生使然。这个价值事实上在当今社会往往被轻视乃至忽视，重新思考照料，必须在强调抚育、再生产的公共价值、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的同时，警惕将照料“女性本质化”，进而将其变成对女性的道德压迫。重新思考照料也必须正视照料的社会组织已日益吸纳了市场力量进行阶层转移、牵动城乡迁移的事实，关注照料者和被照料者双方需求，在满足照料的权利和劳工的权益之间寻求平衡。重新思考照料还要求我们整体性地思考在照料的社会安排中，国家、社会、企业和家庭应该如何担负起责任，共同应对“照料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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