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

赵鼎新

如果把欧洲和中世纪比作一个人，这个人就像中国今天一样，浑身不舒服，总是要变，但是它不知道自己要变成什么。

  受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叶敬忠教授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千人计划”教授赵鼎新11月13日做客“农政与发展”论坛，做了“国家、商人和现代社会的到来”的讲座。除了主题演讲，赵教授作为知名的政治社会学家，还回答了现场观众各种有关中国当前政治热点的问题，如“占中”、“新疆”、“普世价值”问题等。以下是部分讲稿：

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具有偶然的必然性

《春秋战国与儒法国家形成》这本书的中文版的提纲我写了两三个月，但是把它写成的路径非常长，大概花了十年，包括搞考古研究等等，这本书实际上刚刚杀青。我今天讲的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讲到1911年，也就是中国为什么不可能在清朝产生资本主义，而且也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产生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西方的到来。

这个题目本来没有多少争议。中国搞农经的一些学者，他们也都认为，中国明清有资本主义萌芽，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西方人的作品(从韦伯到马克思)，基本上认为资本主义是西方特有的性质，表现了人类的进步;马克思，虽然认为资本主义很野蛮，但他也认为与封建主义相比，资本主义是个进步，而西方产生资本主义之后也把世界慢慢带向进步。

但是从90年代初开始，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兴起后，一些研究人类学、英国文学的，一些左派人士有不同的观点。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好人，总是很遗憾，西方在19世纪把全世界都给欺负了。我有一次和一个左派教授聊天提到，他的外公的叔叔在火烧圆明园时，回去的时候被摔死了。他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听到可能会感觉)非常解恨。怎么被摔死呢?他抢了很多金银财宝不知该放哪儿，白天和谁聊天都背着，有一天在甲板上，一不小心，大风一起他失去平衡就摔下去摔死了。他说的时候(我)很解气，觉得hedeserveit(活该)。

这批西方人他们都赋予资本主义形成以很大的偶然性，像Jack Goody，Andre Gunder Frank，Janet Abu-Lughod，Mark Elvin，Pomeranz等等一批学者。其中最有名的要属Pomeranz的《大分流》。他有名到什么程度，这本书写出来，他不但当了美国的院士，而且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把他作为“学院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评出来。学院教授在我们学校可不多，大概就五、六个，可在我们学校得诺贝尔奖的人一大堆。在芝加哥大学，学院教授的地位要比拿诺奖高多了。这批学者几乎都强调，欧亚大陆各个文明是长期联系和同步进化的，但是到了一个时期，欧洲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产生了资本主义，虽然各个学者对于分界点的认识有所不同。他们有几个共同点，首先，强调外因的作用，其次，强调偶然因素促成“大分流”;并把欧亚大陆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拐点(turning point)在时间上不断推后。

在讲欧洲资本主义产生之前，我先把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讲一下。在讲关键的理论之前，先讲个故事。我的观点事实上和传统的学者，诸如韦伯马克思等等是更接近的：欧洲形成资本主义具有偶然的必然性，而且是欧洲内在的力量导致的。虽然它有受到来自伊斯兰教、来自中国的譬如印刷术、火药等一些关键性的影响，但是欧洲有一些独特性，别的国家是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但是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如男女平等、抗生素、医学上人类寿命的增长，但是同时带来了一大堆的坏处，环境污染等等。我觉得从人类毁灭角度来研究它，假设天上有个上帝来研究人类，他会觉得人类犯傻了搞个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使人类存活的总时间大大缩短了。当然这是题外话。

欧洲资本主义产生根源在基督教

那么欧洲为什么会产生资本主义呢?关键是欧洲有一个非常独特的(unique)起点。并不是希腊的民主，也不是罗马，到中世纪这些他们都忘了。关键是欧洲在罗马时期出现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罗马是“打也打不死，养也养不活”。想打压它的时候，它还高兴：死了我高兴，可以去见上帝;但是养也养不活：想把它变成国教很难。因为它讲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大家知道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他写了本书叫《忏悔录》，他还有本书叫《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书里描述战争的段落就写到，信基督教的人并不在乎谁打入他们的地盘，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是很容易当汉奸的，无所谓。这一来大家就骂，基督教坏啊。我认为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为欧洲的汉奸正名(defend)：我们是信仰上帝(serve the god)，你们是服务人民(serve the people)。

其实基督教是否产生于罗马帝国的垮台关系不大。罗马帝国的垮台有很多原因。但是有了基督教，罗马帝国的这块土地上就很难再形成一个像它本身一样的一个帝国了。一方面，宗教是需要国家保护的，另一方面，宗教又不希望国家的势力太强。所以，它始终和国家的政治权力有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西罗马垮台以后，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就起来了。就像一个人的供血系统，年龄大了供血不足手脚就容易发冷。帝国也一样，帝国衰落的时候，边缘就衰落。边缘衰落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们看中国的元朝、清朝、西夏、金等等，建立这些朝代的人基本都有一个共性，他们都是原来皇族的少数民族干的。帝国倒了，边疆便利用自己的武装，再加上汉人儒学知识分子给他出出主意，便入主中原，基本上都是这样。当时欧洲也是，罗马帝国的少数民族干部要搞独立，当时有很著名的法兰克人打进来以后，马上要皈信基督教，那时候基督教变了，变成天主教。所以宗教这个东西很奇怪，人是非常非常无聊(boring)，绝对没有想象力的动物。

所以随着罗马帝国的降低，天主教的力量越来越加强，变得教会化、教义化，天主教变成教廷，把罗马的官僚思想、官僚方式全部接受了。中世纪最像罗马的机构(institution)。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等级森严，国家也等级森严，所以那时候，天主教在欧洲有那么大的市场，当时就有一个问题，如果蛮族人打进来，要统治这个地方，带进来各式各样萨满教，肯定就不行，因为蛮族人口少，打仗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游牧民族吃肉，处在处在食物链的最上，人口应该是其他的十分之一，游牧在北方，单位产出不理想，这样靠人战胜不了。一旦入主一个地方，人家人多我人少，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人家的文化当做我的文化。这就是魏孝文帝主动地自我祖宗灭绝政策的原因。所以这时候也一样，蛮族学了基督教。

但是学习了基督教之后，他们出了问题，真的国王整天打仗，他脑子不见得相信上帝的，他是装腔作势。这时候就经常会出现争斗，表现在很多方面，有一个方面中国人都很熟悉，就是谁任命主教的问题。中国现在和罗马教廷斗的很厉害，就是在斗争谁任命主教的问题。因为谁任命主教谁好控制。今天中共和他们斗争意义不大，因为罗马人势力不强了，中共势力很强。但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那时候罗马任命就很有意义。所以在那个年代，欧洲谁任命主要也很有意义，罗马任命罗马就能控制。那么在刚才讲的斗争中，他们有时候是天主教赢，有时候是国王赢。但在关键的一次，在公元十世纪左右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国王被驱逐出去不合法了，这就是以后，欧洲北部一分为三，南部法国，中部变成很多小国家，北方德国，神圣罗马帝国一分为三，之后国家的力量始终很弱，受到基督教的钳制。随着罗马帝国拓展，受基督教钳制始终不能统一。

聪明的国家对百姓都是“养鸡取蛋”

他的国家力量很弱，导致国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一个国家面对老百姓，就是一堆鸡，无非是采取养鸡取蛋还是杀鸡取蛋。一般来说，聪明的国家都不会采取杀鸡取蛋的方式，但养鸡取蛋一般会采取两种策略。像中国，国家力量比较强，如秦始皇，打到一个地方，我也是养鸡取蛋，但是你生的蛋我怎么取是国家定价，你根本没办法商量。

但神圣罗马帝国那时候，到法兰克人去打，好多小公国，始终不能统一，国家连货币都没有了，到了那地方你就看到一堆小流氓手上拿一大堆武器，你就雇他当贵族，帮你一起打，这时候，他们发现最好的办法，去的时候就与当地人建立契约，把那里叫做自由村庄或自由城镇(free village)。神圣罗马帝国国家力量比较强，国家的笼子又关不住，人家可以逃，于是临时出现契约--和打仗的流氓签的契约，就变成欧洲封建主义的贵族;和老百姓签的契约，那里就成为自由村庄(free village)。自由村庄9世纪，10世纪就慢慢长大了。商业星期。欧洲的大教堂(cathedral)都是那个时候造的，一个大教堂肯定就有一个教主，大教堂里有好多的神话(mythology)，敬的都是当地的圣人等等。Free village逐渐变成free city。

于是这时候出现了比较奇怪的现象。这时候出现了新的精英集团，中产阶级。欧洲出现了四个精英集团。第一个精英集团是天主教集团;第二个精英集团是国王，是罗马以后逐渐形成的，小流氓打仗，大流氓变成国王，中流氓是贵族;第三个精英集团是贵族;第四个晚起的精英集团是中产阶级。

“自干五”洛克和亚当斯密让“自私自利”始有正面价值

中产阶级刚兴起时也不厉害，但是有一点，他刚兴起，管理城市的时候有个选章等等，这些城邦国家的商人，不是纯粹的商人，手上还掌握着军队，管理着城邦国家。

大学起来了，知识分子天生容易当流氓。最初的一批���，不知不自觉为他存在的东西合理化。人天生总是以为现在的存在有特殊意义。想着想着，就出现了加尔文主义，出现了自由主义伟大的思想家洛克，他骨子里其实只是为资本家张目的“五毛”(大学问注：大概是自干五)而已。个人主义、自然法则、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最后不断建立自己新的理论。到最后集大成者，出现了像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这样的理论，这可不得了--自私自利始有了正面的价值。这是不得了的。

但这个是怎么出现的，我们要回到中世纪说。因为中世纪欧洲国家多，就打仗，三十年战争。国家导致打仗，商业导致竞争，大家想想，人是竞争性的动物，但是不同的竞争导致的结果不同。也就是说，我是个佛教徒，你是个基督教徒，我们争论的时候，你说谁赢了?都认为自己赢了。意识形态的竞争没什么输赢。我今天作报告，里面当然有很多的科学性，但是背后一定有某种价值观存在，只要有5%的价值观，那输赢就说不清楚了。

如果你们觉得我的报告做得好，很可能是你们已经让叶敬忠老师洗脑了，学了某种思维方式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我拿了个大牌教授，你们相信这个牌子。所以往往只要有某个意识形态占上风时，它叫基督教也好，叫佛教也好，叫共产主义也好，叫法西斯也好，它占上风的原因往往是强制性的(coercion)，而不是哪个意识形态真的好。

意识形态本身是没有什么好坏的。但是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不同，这两种竞争输赢清楚。如果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争论后，都认为我赢了，我认为两个都不是笨蛋。但如果哪个做生意的人亏的一塌糊涂，问他赚了没，他说我赚了，那他肯定是白痴。假装白痴也没关系，可以不承认，但你再开几年就倒闭了。所以，生意和打仗的输赢是清楚的，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还有一个共同点，一个意外的结果(unintendedconsequence)——社会的发展。要打赢、要赚钱，必须生产比别人多，效率比别人高。所以我们认为今天的发展最终是这两个竞争的结果，输的必须学习赢的，然后赢了的就神气活现地说，我赢是因为某种道义，输的人以为人家的文化比我好，必须学习，就形成了中国80年代一批人说中国什么都不好，现在中国富了，又有一批人说中国什么都好。人就是非常可怜的动物。

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知道19世纪的思想家有多么的可怜，马克思也好，韦伯也好，斯宾塞也好，康德也好，黑格尔也好，他们都很聪明，也都是白痴。为什么呢?19世纪这两个竞争是主流竞争，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是主流竞争，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了，武器越来越好。因为输赢清楚，欧洲人就认为我们比你们好，制造一个正面价值观，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为什么19世纪所有的思想家都是进步价值观呢，就是因为这两个竞争在欧洲变主流竞争，因为输赢清楚了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破除迷信，马克思和韦伯都是白痴，所以你们做研究要大胆一些。

这两种竞争还会导致工具理性。赢我就干，输我可不干;这叫工具理性。对我干，错我可不干;这叫价值理性。

打仗怎么能讲道理，打仗就是打赢，讲道理还打什么仗。打赢了，和平也好，侵略也好，都是能促进集体主义工具理性的增长，产生官僚制的。因为官僚制有效，它需要一个大的政治性的组织来领导，越打仗国家越强。

做生意是非强制性的，经济权力分散在每个人手上，做生意的人做的再好，阿里巴巴把所有的人都垄断也不可能，阿里巴巴也不能强制你买东西，也就是说经济权力是非强制的(non-coercive)。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错了，经济很重要，古代的国王、贵族也要做生意，谁都喜欢钱。但是有一点，经济权力是非强制性的(non-coercive)，它是分散在社会中，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上，它是工具理性的。这就导致经济行动者在古代是很边缘化的，谁都可以来骂你。基督教徒也骂你，佛教徒也骂你，什么价值观都可以骂你，因为你自私，我是讲道理的。

黄宗羲曾是资本家的“自干五”

所以实际上，资本主义形成的最大关键，从理论上一定要给自私自利行为一个正面的价值。自私自利是好的。这就回到我刚才说的，欧洲形成过程中，城里在资本价值豢养下，出现了一批“自干五”。哪些自干五自己在写东西论证其合法性(justify)，论证城市生活的正面性。就像我们国家明代南方，很多有钱的商人家小孩儿开始考官一样，他的小孩儿像黄宗羲等人，他们写的也是在为资本家张目。黄宗羲在今天来说就是资本家的“自干五”。

所以这时候有一点，欧洲这时候理论兴起，把古希腊传统复兴了，理论通过一代代不断的探索，刚才我说集大成者是“看不见的手”的提出，包括自然法则等等，都是要给自私自利行为一个正面的价值。“看不见的手”最能说明问题，他认为“自私自利无所谓，这个社会只要有市场，你的自私行为必须和社会发展方向一致，你的自私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这样一来，整个发展体系要给个人主义的工具理性一个正面价值。

这就是韦伯的误区。他认为，第一，科层制(bureaucracy)是现代性的产物;事实上，科层制古代就有，它是集体的。表现在宗教组织，一个集体要想运作的有效，就必须搞科层制。但是个人主义工具理性变成正面价值，却是欧洲的特质。

当下中国很多人骂儒学，我并不是宣传儒学，对我来说我看人和看虫一样，这些人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不起来，因为儒学反经商。其实这无所谓，问题是虽然基督教、伊斯兰教经商很厉害，但是在他们的价值观层面上，他们都反对商人自私自利的行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所以要让宗教反自私自利情结弱化，除了出了一批“自干五”之外，还需要传统的宗教世界被打破。

而欧洲就打破了。最早这很偶然，欧洲中世纪政治行动者，国王和教会的斗争，但逐渐欧洲的天主教越来越斗不过国王，他们虽然把神圣罗马帝国打破了，但是新兴的国家，法国，英国，西班牙等等，这些国家国王虽然也是相信天主教的，但是国王的合法性是打出来的，并不是靠神圣罗马帝国每次要给你加冕才行。这批人，在和天主教的争斗中，越来越上风。

所以总结一下，第一，欧洲在打仗的过程中，国君的权力在加大;第二，和天主教的斗争中，国君占上风。再加上别的原因，南方出现了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就简单了，欧洲把它与希腊罗马神话重新建立联系(reconnection)，这个联系是假的，真的联系是不重要的，你想象有联系，结果就有联系。所以它在想象的过程中，重新建立了联系，把希腊罗马逐渐引进来，最早的目的当然是用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最关键的是，欧洲的国王很自私，假想你是一个国王，这个国家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对你没有好处的。国王在某种程度上希望，天主教意识形态受到世俗意识形态的限制。国王今天支持天主教，明天支持大学。所以在新教运动过程中，国王一方面加强宗教的力量，另一方面把宗教控制在国家手上。也就是说，宗教的地位下降了。那时候，南方欣欣向荣，北方那是死气沉沉的。特别是，南方的国王强了，不怎么肯给意大利前，意大利很穷，这时候怎么办呢?赎罪。你杀多少个人，你给钱多就可以赎罪，这样就很腐败，于是出现了马丁o路德。

实际上欧洲在中世纪的时候，这种异端思想始终在出现。罗马对待他们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把他们当成邪教打掉;另一种是把它拉进来当GOD。个人出现异端邪说的，他有个办法，就是把他拉到罗马天主教做个解释。当时我如果不肯承认错误，要坚持己见，很可能就烧死了，大多数人心里不承认嘴上也承认。被烧死的傻瓜也不多。这时候神圣罗马帝国很分裂，里面很多小的国家都有不同小的想法，有的就支持路德，这下麻烦了，本来是意识形态上的竞争，现在变成了军事竞争。

三十年战争最终形成了今天国际关系史上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每个国王管自己国家的宗教。

整个过程什么意思呢?天主教的势力被撕裂了。这个撕裂的过程，是天主教内部的过程，是国王和天主教势力斗争的结果，是城市成长起来的结果，也就是说欧洲到了中世纪的后期，传统的精英集团，贵族势力下降。天主教的势力也逐渐下降。有两支力量上升了，一支是国家力量，一支是城市力量。这两支力量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现在很多自由主义者，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最野蛮，他们去侵略。很多保守主义者还好。

也就是说，在西罗马垮台后，欧洲的精英关系始终达不到一个其他地区都在不同形势下达到了的一种稳定状态。这种稳定状态，不是说这些地区的精英群体内部不存在竞争和冲突，而是说这些地区精英群体内部的争斗对已成型的精英政治不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譬如中国，儒生到新儒家产生群体一路在竞争，考秀才竞争，考举人竞争，考进士竞争，考完以后做官竞争，弄不好还被杀头。但是，竞争虽然很激烈，但这个竞争从来不会改变这个精英结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都没有改变这个机构。而欧洲的结构很复杂，精英在竞争过程中，不断在改变，先是产生了国王和贵族;然后贵族势力下降，中产阶级出现;中产阶级上来后，天主教势力下降。如果把欧洲和中世纪比作一个人，这个人就像中国今天一样，浑身不舒服，总是要变，但是它不知道自己要变成什么。

其结果，第一，中世纪后欧洲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成了主流竞争，导致了巨大的“同构压力”和工具理性的成长，以及飞快的“积累性发展”。第二，这不稳定的精英结构导致了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的上升以及天主教势力的垮台。第三，欧洲还出现了新型的商人，他手上掌握着经济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权力，他们不是一般的商人，不是中国的红顶商人。第四，这个商人群体和国家之间的斗争和依赖，以及个人工具理性的价值化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这是我的观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