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话语权建构的双重面向

陈  岳，丁章春

原文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其中蕴含着提高国家话语权的双重面向。国家话语权利与国家话语权力是国家话语权的一体两面，前者强调中国发声的权利，是“向内”面向，需要处理的主要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即如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能量，面向现代话语传播，确立中国的主体性地位；后者注重中国话语的影响力和支配权，是“向外”面向，需要面对的是中西方关系，即在自我与他者的转换中，争取话语自觉，达到“美美与共”之境。如此内外同时发力，共同构筑国家话语权的双重面向，是新时期提高国家话语权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国家话语权；传统与现代；中西方关系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他明确指出：“提高话语权，应大力推动新闻舆论工作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创新，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努力在众声喧哗中定基调、在思想激荡中立主导、在国际传播中奏强音。”这与之前对于国家软实力的强调是一脉相承的。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中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从这些论述中，可以领会到，所谓“提高国家话语权”，一是向外面对国际话语体系，处理中西关系；二是向内挖掘中国文化，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两点共同构成国家话语建构的两个面向，是提高话语权的两个发力点。

一、内外兼顾的国家话语权

从概念上来说，话语可以表现为大众言论、媒体宣讲或者意识形态，涉及话语主体、传递渠道和接收客体等一系列渠道。福柯将话语与权力勾连起来，试图挖掘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即“话语所做的，不止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1］这为我们进入话语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意味着话语本身具有值得挖掘的深刻内涵。而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话语也是一种权利，是话语主体自由表达的体现。因此，所谓话语权即是说话权利与说话权力的统一。郑杭生从学术话语权的角度，论述了话语权利与话语权力的具体内涵。他指出，权利着重指行动者作为主体所具有的话语自由；权力着重指主体作为权威话语者对客体的多方面影响。对于前者来说，更注重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主权；而后者则更加强调它的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和行动支配权。［2］受此启发，笔者认为，国家话语权也具有这两方面的意涵，即它是由国家话语权利和国家话语权力的统一体。

国家话语权利向内发力，是指确立中国作为讲述主体，坚实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怎样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涉及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即我们怎样处理“中国”这一概念，如何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并运用到当今的中国特色阐释上。国家话语权力向外发力，侧重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支配权、影响力，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努力在众声喧哗中定基调、在思想激荡中立主导、在国际传播中奏强音”。国家话语权力涉及中国对国际舞台角色的定位，是在中西关系的调试中瞄定的最新目标。传统-现代关系与中西关系的双重面向是认清“提高话语权”的两条主线索。它们理顺了话语权涉及的各个细节，紧紧围绕中国这一核心主体，同时又相辅相成、高度统一，构成国家话语权的一体两面。

二、传统与现代中的国家话语权

诚如费孝通所言：“无论是‘戊戌’的维新变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还是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了起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了‘现代化’的敌人。‘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点，要把传统的东西统统扫清，使人们认为中国文化这套旧东西都没有了。”［3］传统文化对于今人而言，确实既近又远，近，是因为凝结着五千年文化的基因已经融入中国人的基因与血液；远，是因为近代系列文化运动的阻断与区隔带来的生疏与模糊。费孝通一生也游走于中学与西学之间，早年他将西学作为一种工具，践行学术“救中国”之路；晚年“取道西方又返回中国”，在“心”的研究中，突破研究困境。［4］如今，当我们致力于提高国家话语权，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怎样面对传统文化，怎样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

第一，正确对待传统的馈赠，寻找现代国家话语权的定位。20世纪80年代，梁漱溟号召“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对今天的我们亦有启发意义。相比于历史上曾经繁荣的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等，只有中国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可见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个性极强、同化他人之力最为伟大、绵延时间最久、臻于成熟之境、放射四周之影响远大，还有一种“指不出其力量，一面又明明白白见其力量伟大无比”的特征。［5］

面对传统如此丰厚的馈赠，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现代国家话语权的定位。张维迎指出：“五千年不断的传统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它意味着很多东西是自己传统和文化基因决定的，它意味着我们做的事情不需要西方人认可，就像中国人讲汉语，不需要英语来认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我们的宏观调控不需要美联储来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需要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来认可。我们知识界不少人最大问题是不自信，总觉得要西方认可才行。实际上，我们很多东西都不需要别人的认可，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将会出现我们认可不认可别人的问题，所以中国人一定要自信。”［6］强调这种自信，就是弥补传统文化的“远”带来的疏离与迷茫，重新审视自身的优秀传统和丰厚遗产，与传统愈亲近，则在现代社会愈自信，这便是国家话语权的基本定位。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稳定性等方面的作用，将传统与现代勾连起来，找到符合当下话语权建构的传统链接。

第二，充分汲取传统的营养，面向符合现代性的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丰富、层次复杂、形态多样，如何在对外话语体系中表达出来，显得尤为重要，即从内容到形式之间，还有许多课题要做。因为话语权的产生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提出5W传播模式：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7］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要将之与现代“5W”传播形式结合起来，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如“百家讲坛”普及学术经典，适合向外传播中国智慧；“舌尖上的中国”介绍美食文化与民间习俗，适合向外传播中国故事。

在这一方面，晏青将中国传统文化划分为表层文化、中层文化和核心文化，探究如何由表及里地推进传统文化的电视传播。［8］吴瑛提出“多阶段分类效果模式”，通过议程设置、解构框架、检测与网络化传播三个阶段发出中国声音，强化中国话语权。［9］这些研究都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有很大的启示，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传统文化进行横向或者纵向的分类，并有针对性地对此进行形式丰富的传播，如各大报纸、电台、影视文学作品、新媒体渠道，等等。除传统传播形式之外，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的盛行更是为话语权的构建提供了更大的平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总数已经达到6.68亿人。这意味着，规模庞大的普通网民的声音，也将成为国家话语权的一部分，如果因势利导，发出有利的中国声音，将是大面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好机会。

第三，积极发扬传统的能量，影响国际话语体系。如梁漱溟所言，中国文化具有影响远大的特质，在历史上，“北至西伯利亚，南迄南洋群岛，东及朝鲜、日本，西达葱岭以西，皆在其文化影响圈内。……更远如欧洲，溯其近代文明之由来，亦受有中国之甚大影响”。［10］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都能够从中国思想中找到精神来源，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影响力。而回顾近代以来，中国声音经历了“失语”到“话语稀缺”再到“谋求话语权”的变化，［11］如今提倡的“提高国家话语权”也是话语权诉求转变的重要一环，与中国崛起的趋势相得益彰。

从历史上的影响力能够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是有能力辐射四周的，近代以来的式微固然与中西力量对比强相关，但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失去能量。无论是关乎日常生活的人生哲学，还是关于天人合一的“天下”思想，仍然历久弥新，能够启迪世人。同时，“中国话语权的实现既是一个中国话语的传播过程，又是一个西方媒体‘解读’中国话语的过程，还是一个中西话语互动与博弈的过程。”［12］在这种互动与博弈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重要武器，能够加强底气，并展示大国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力。我们应该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自觉，进而重新开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辐射之旅，改变国际话语体系的格局，发挥中国话语的支配权。

三、中西关系里的国家话语权

从中西关系上来讲，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无一时不处于中西方关系的不断调试与定位之中。在中国研究中，中国一开始是以“他者”的面貌出现的，由此形成了“冲击—回应”和“国家—社会”两种分析路径；［13］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地位变化，确立中国主体性的向往成为学者们的重要追求。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今我们对国家话语权的强调，可以从如下几个环节中得到体现。

首先，速度惊人的中国崛起。2015年中国GDP总量达到67.67万亿人民币，增速6.9%，世界上经济总量超10万亿美元的国家不再只是美国一家。同时，除经济力、军事力、科技力等有形力量外，政治力、战略力、国际影响力等无形力量的增长亦使世界瞩目。这表明中国正在改变中西硬实力的对比情况，用日渐繁荣富强的国家实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为国家话语权建构基础性的第一步。

其次，多元话语的主客转换。不得不承认，无论是现实上的“中国模式”论证，还是学术讨论中的“中国研究”范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方话语体系。为改变这一状况，国内学者做出了很多努力，如近年广泛提倡的“本土化”概念。王思斌认为：“本土化所反映的是一种变化和过程，它指的是外来的东西进入另一社会文化区域并适应后者的要求而生存和发挥作用的过程。本土化不但强调外来者对它所进入的社会文化区域的适应性变迁，而且特别强调后者的主体性，即它是站在后者的立场上来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14］这表明，中国学者对于吸收外来东西和确立自身主体性的追求；然而，“本土化”本身也是在西方范式与中国经验的二元对立中论述问题，这在一定时间段内几乎是必经的过程。但是，反思不能就此止步。

其实西方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如同王铭铭在《西方作为他者》中的叙述，“西方”一直是个变动的概念，穆天子拜访的西王母到底在哪里？是西域还是西亚，在这个“真实地理”与“幻想地理”难以分辨的故事中，不得而知。［15］尽管现在人类对地球的地理情况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但在文化上，仍然存在一些不能预知的流动性。西方范式就是这样，在不同的西方背景中，它们尚且起着不同的作用，何况是转介到东方，如果将西方的社会状况剥离出去，剩下的理论躯壳还有多少是真理？另外，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大多是学着英文，研读着西方经典成长起来的，摇椅上的研究者看到的中国，有多少不是西方化了的中国呢？也就是说，在“流动的西方”与“看不清的东方”之间，我们需要理清楚的问题还有很多。

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主客转换的相关理念。陈曙光认为：“中国如果能够以自己的话语体系冲破西方的话语霸权，能够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给出一个中国的思路，那么，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终将消失，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终将终结，国际学术话语的中国时代也终将来临。”［16］王铭铭追求一种华夏范式与西方经验的融合，从中国的文化出发，出征海外，扭转东方的他者身份，变西方为他者，发人深省。［17］更进一步地，周晓虹提倡的“中国研究中主客体的并置，以及不同主体之间获得某种共通性的可能”，也能够为当代中国研究的范式重构提供某种新的路径。［18］这些主客转换的探讨与尝试，表明学者们开始探讨“谁作为表述主体”的问题，也意味着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中国话语权主体性的崛起，此为国家话语权建设的第二步。

最后，势在必行的话语自觉。这种理念来自费孝通1997年开始提倡的“文化自觉”，他在晚年一再强调：“‘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9］费孝通以他在80岁生日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在此基础上，郑杭生提出“理论自觉”，认为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改变话语权状况的必要条件、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增强自主创新力的必具前提。［20］这些关于自觉性的探讨对于如今的国家话语权建构，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沿着这一线性思路，话语自觉也是势在必行的，与上述第二点相比，这种话语自觉已经超越了主客转换阶段，进入与各种话语“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21］的新阶段，此为第三步。

四、结    语

国家话语权是话语权力与话语权利的统一体，既强调向内的主体性确立，也追求向外的影响力与支配权。向内，我们需要处理的主要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即如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能量，面向现代话语传播，确立中国的主体性地位；向外，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中西方关系，即在自我与他者的转换中，争取话语自觉，达到“美美与共”之境。如此内外同时发力，共同构筑国家话语权的双重面向，是新时期提高话语权的可行路径。

更进一步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能够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聚焦中国，并且，当代中国将发生的变化，将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也都要通过多元话语展示在世人面前。因此，国家话语权的提升意味着中国作为主体，以更加主动的姿态站在国际舞台上，并以更积极的方式影响国际话语体系，而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2］  郑杭生.把握学术话语权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1-17.

［3］［19］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J］.理论参考，2003（9）.

［4］  刘亚秋.从中西学关系看费孝通“扩展学科界限”思想［J］.新视野，2015（2）.

［5］［10］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  张维迎.中国崛起需要道路自信［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4-02.

［7］  Harold D. Lasswell.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M］. New York：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1948.

［8］  晏青.神话：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化生存——基于电视传播的考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9］ ［11］［12］ 吴瑛.中国话语权生产机制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13］［18］  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J］.社会学研究，2010（2）.

［14］  王思斌.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J］.浙江学刊，2001（2）.

［15］［17］  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论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16］  陈曙光.多元话语中的“中国模式”论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4）.

［20］  郑杭生.“理论自觉”简要历程和今后深化的几点思考——在“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OB/EL］.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xueshuredian/mak esizhuyishehuixuezhuantiyanjiu/cujinshehuixuedelilunzijue/2010-08-08/10775.html，2010-08-08.

［21］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J］.思想战线，2004（2）.

［作者简介］陈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丁章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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