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20世纪之交，交恶百年的英美逐步修好，而并无宿怨的英德走向对抗。结构性因素——地缘政治或政体差异与个体因素都无法解释这两组反转。本文引入“稳健行动者”概念，分析关键国家及其决策者的危机应对与其关系结构改变的交互影响。具体而言，德皇威廉二世无力驾驭俾斯麦留下来的精巧外交格局，其盟友关系被拆解，网络主导位置丧失，行动空间逐步被对手和盟友缩小乃至锁定。与此同时，英国成为大国政治中新的稳健行动者，构建了复杂对冲的盟友体系。英国对美国从敌对到绥靖，对德国施加限制却维持战略模糊。英德在一战的碰撞爆发于两国关系改善之时，显然不是双方有意算计的结果；陷入关系困境的德国误判了英国的战略模糊性，而英国也被迫对德国的军事冒险做出反应。本研究也说明，重大历史结果往往不是由结构性因素决定的线性过程发展而来，而可能是由多个事件序列涌现出的反复反转所致。

关键词：霸权竞争；帝国；反转；稳健行动者；历史社会学

作者简介：张杨，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助理教授

一、英美和英德关系反转之谜

19 世纪末期，德国和美国经济崛起，并进行帝国扩张，对当时的霸权国英国造成冲击。德美工业在19世纪下半叶狂飙猛进，美国工业总产值在1885年左右就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而德国也在1900年代与英国并驾齐驱。与此同时，德国在俾斯麦执政后期与威廉二世时期开拓海外帝国，而美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也变为海洋帝国。但是，德美崛起后与英国的关系却大相径庭：德国逐渐被英国视为头号敌人，并最终在一战中交锋；而美国的崛起逐渐被英国所接纳，两国甚至化敌为友。为什么同为快速崛起的扩张性帝国，德国、美国同英国的关系却走向了相反方向？

这个问题乍看似乎不成其为问题：英美都是英语民族，又都是民主体制；而英德在欧洲竞争激烈，同时德国名为君主立宪实是威权制度。但历史比这复杂很多。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英美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都是敌人： 1812—1814年双方再次兵戎相见，英军火烧白宫和国会；英国在南北战争中也支持南方，所以直到1890年代英美关系依然紧张。相反，英德之间存在广泛的宗教、文化、血缘联系，比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母亲是一位德国公主，而她又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外祖母。英德的敌人一度都是法国和沙俄，所以英德188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矛盾。如果说英美都是民主政体，所以更亲近，那么这无法解释为什么英国一度与美国为敌而与德国为友。英美确实相隔甚远，美国崛起似乎对英国没有直接威胁，但加拿大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英美是直接接壤，而英德没有陆地边界线。那么，为什么在20世纪之交，美国与英国化敌为友，而德国则与英国化友为敌？我们既需要解释这两对关系何以分流，也需要解释每对关系为何随着时间各自发生了反转。

本文通过比较德美在关键时刻与英国关系的变化，说明大国关系并非只由各种结构性因素以及个别关键行动者因素决定，而更取决于主要国家政治精英在关系网络中的互动。地缘政治竞争无法解释与英国矛盾更深、发展更快、威胁更大的美国为何后来没有成为英国的主要敌人；政体差异无法解释为什么威权制的德国曾是英国的准盟友而民主的美国则曾是英国的敌人，更无法解释英国与其他君主专制国家比如沙俄的结盟。与此同时，领导人物韬光养晦或者高调强势也非德美分流的决定性因素。德国的帝国扩张并不比美国更具侵略性；美国政治家在1895年之后的数年间同样咄咄逼人。德国只是在一个更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缺乏相应的富有灵活性的外交策略，从而被锁定于关系困局。

换言之，这些国家及其政治精英的关系结构与其策略性互动彼此关联，进而影响了宏观格局。具体而言，俾斯麦的战略模糊为德国搭建了多重对冲的盟友网络，使德国成为欧洲政局的“稳健行动者”（robust actor）；而威廉二世主政后则导致德国的关系网络被拆解，失去主导位置，行动灵活性减少，最终被敌手和盟友锁定而卷入一战。美国作为边缘地带的挑战者，行为强势却最终换来了英国的绥靖（appeasement）。英国在后俾斯麦时代成为欧洲地缘棋局的稳健行动者：从“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到构建多重对冲网络。英国对美逐步转为绥靖（1895—1903），对德防范限制但维持了战略模糊。讽刺的是，这种战略模糊却导致了德国在1914年七月危机中的军事冒险，最终英国也不得不对德宣战。这也说明，重大历史结果往往不是由结构性因素决定的线性过程发展而来，而可能是由多次反复的事件序列形成，而导致每次反转的原因也不尽相同。

在方法上，本文使用了包围性比较（encompassing comparison）或者包含性比较（incorporated comparison）（Tilly，1984；McMichael，1990），即不将比较的案例视为独立单位，而是视其为嵌入在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互相联系的单位。在一个互相紧密联系的体系中，假设案例的独立性不但不现实，而且具有误导性。相反，我们应该充分阐释各单位的关联及其对后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本文比较的不仅是德美两个国家，也是英德、英美两组关系。除此之外，本文也使用序列比较（sequential comparison），将比较安排在不同的时间段，特别是探讨关键行动者如何去应对重复出现的危机（Haydu，1998）。最后，本文的主要案例是英德关系的反转，所以理论阐发和历史叙事都会侧重于此；英美关系的案例则构成对照，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为什么结构或者策略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对反转。

二、对霸权国与崛起国冲突的解释

关于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敌对和冲突的解释林林总总，下面几种理论代表了主流或者流行的看法。

（一）地缘政治和安全困境：修昔底德陷阱

地缘政治解释强调霸权国家和主要崛起大国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崛起国（试图）打破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时期的矛盾。这种宿命论式的碰撞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或者“大国政治的悲剧”，其背后的机制包括从心理意义上的恐惧到宏观层面的安全困境，从对物质利益的计算到象征地位的竞争（Spykman，1941/2017；Gilpin，1981; Kennedy，1987；Cope⁃ land，2001；Mearsheimer，2001；Allison，2017；Ward，2017）。

19世纪后期的英国虽是全世界最大的帝国和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但实力开始相对衰落。在欧洲，英国面临法、俄、德三国挑战；在世界范围内，美国与日本对英国也构成威胁。不少学者指出，德国的挑战尤其突出。第一，德国处于欧洲地缘竞争的心脏，其一举一动对英国更有威胁性；第二，德国经济崛起的速度很快，对英国构成严重挑战（Arrighi，1994）；第三，德国从1897 年开始大力发展海军军备，从而对英国的制海权产生巨大威胁（Ken⁃ nedy，1980；Kennedy，1987：209-215；Allison，2017：63-68）。这些都使得英德对抗乃至冲突看上去不可避免。这种结构解释也面临着一些历史和逻辑上的问题。第一，尽管德国处于欧洲心脏，但是德国对岛国英国的威胁并没有那么大，而且历史上英德没有为敌过。同时，法国是英国在欧洲的宿敌，而19世纪沙俄则与英国在中亚和远东有激烈的“大棋局”角逐（Dehio，1948/1962：219）。由于地理上的毗邻，德国崛起或许对法俄造成直接冲击，但没有理由认为英德一定会对抗；相反，英德完全有可能（而且曾经）联手起来对付法俄。百年之后，一战时英国首相乔治（1916—1922）的曾孙女、历史学家麦克米兰依然感叹，“英德盟友关系符合情理”（MacMillan，2013：56）。同时，美洲也并不能自外于欧洲帝国的视野，无论是英属加拿大与美国的百年对峙，还是1895年的委内瑞拉危机，都可能导致英美交恶甚至交战。第二，德国的经济崛起固然迅猛，但与美国相比并不惊人。以制造业为例，德国直到一战前夕才超过英国，而彼时美国的制造业产值已经占世界近1/3，约等于英、德、法的总和（Kennedy，1987：202）。若以国内生产总值估算值来看，美国1872 年就已经超过英国，而德国直到1913 年才超过英国。至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在1905 年就超过英国，而德国一直也没有赶上英国（Maddison，2006）。美国的人口增长规模也更大，一战前其人口已是英国本土人口的两倍。而且，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也远超德国或其他欧洲大国（Palen，2016）。换言之，美国（而不是德国）的经济崛起才是史无前例的事件，也是当时对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最大的威胁——甚至出现了“美国威胁论”的说法（Beckert，2017：1149）。第三，美国比德国更早发展海军，而且速度惊人、规模巨大，对英国在美洲的地位产生了冲击。美国1890年即开始扩建海军，而德国是1897年才开始。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总统后，大力行使海权，贯彻门罗主义。一战前夕，德国与美国海军实力分别跃居世界第二、第三（Kennedy，1987：247）。也就是说，在威胁英国海洋霸权方面，美国与德国也不相上下。综上，地缘政治竞争最多能说明德国确实对欧洲主要大国构成威胁，但无法解释这种威胁何以变成英德对抗；在欧洲的均势政治中，英国完全可以扮演平衡角色，而不必与德国发生直接冲突。这个理论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英美没有走向对抗，反而关系出现逆转。

（二）政体差异：民主与威权之争

另一个被认为导致英德冲突和英美和解的结构性因素是政体差异。英美同为民主政体，而德国名为君主立宪实为威权体制，这会影响它们结盟的倾向性。威廉二世主政后，德国有扩张野心而缺乏有效制衡，更会加剧冲突。比如，费舍尔认为一战是德国为了成为世界强国而刻意挑起的（Fisch⁃ er，1967）。除此以外，德国受到国内民主化的压力，选择了扩张的海外政策来缓解（Fischer，1975；Wehler，1985）。相反，美国的政体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野蛮扩张，从而避免了德国那样的政治命运（Hase，1993：37）。在最近的一些作品中，这种政体解释再次活跃（Allison，2017；Schake，2017）。但是，政体差异/竞争理论无法解释以下重要事实。第一，英国选择与沙俄结盟，而沙俄则是当时欧洲最独裁的政权，远甚于德国。第二，威廉二世上台多年、已经开始个人集权之后，英国还一直试图与德国结盟。第三，英美在整个19世纪都是民主政体，但它们并没有修好，而是多次发生战争或处于战争边缘；美国内战期间，英国支持南方而不是联邦政府更说明自由、民主不是大英帝国决策考虑因素。第四，英美在20世纪初的修好、英美同盟乃至所谓英语民族的形成，与其说是因为同为自由民主政体，不如说是基于种族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兴起成为双方重建关系的基石（Kupchan，2010：73-111；Vucetic，2011：22-53；Bell，2020）。第五，19世纪末期民主政体还远不是欧洲政治的常态；相反，德、俄、奥、意都还是君主制。政体不可能是这些国家外交结盟的主要考虑因素。第六，所有欧美大国——不管民主或非民主——都是帝国，在本国或海外殖民地实施着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政策；而且，英法两个自由民主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殖民帝国。综上，政体因素并没有成为英、美、德划分敌友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政体解释的“反常识”因果逻辑是自由主义霸权本身具有更强的扩张和宰制趋势，而且民主政体意味着国内精英可以通过议会凝聚共识，一致对外。所以，可能是英国而不是德国激发了英德冲突。比如，德国学者德约在二战后写道：“我们自知我们不再追求霸权，因而我们从未想到英国可能迫使我们投入一场求霸战争。”（德约，2016：170）德国固然嚣张而粗放，英国人才是精于谋算。国际体系崩溃不仅是因为强势的新大国追求主宰其邻国，更是因为衰落的大国没有做出调整与适应，甚至追求将其衰落的优势固化为剥削的霸权（Calleo，1978：142）。但这个观点也缺乏史实支撑：英国并不希望开战，更是一直在避免与德国发生战争；维持和平局面有利于延续英国霸权。

（三）关键行动者的责任：威廉二世与强势德国

上述两种结构理论都无法解释英德、英美关系的逆转以及分流，其共同缺点之一在于没有将关键行动者及其关键决策纳入分析框架。行动者——更准确地说是精英做出外交决策；导致战争爆发的是危机事件，也不是抽象意义上的“结构”断裂。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核心行动者的能动性（agency）以及关键事件的偶变性（contingency）确是关键（Sewell，2005；Ermakoff，2015）。从其同时代人马克斯·韦伯开始，德皇威廉二世就被广泛认为需要对英德对抗以及一战爆发负责。战争与其说是德国政体的问题所致，不如归咎于威廉二世本人及其核心决策圈子（Weber，1994；Mommsen，1959/1984）。费舍尔将威廉二世视为更早的一个希特勒，直指他领导的德国政府有挑起战争的犯罪意图（Fischer，1967）。肯尼迪认为英德走向战争的主要责任在德国一方，特别是威廉二世在1897 年之后打破海权平衡；他还在不理智地挑战英国霸权的同时，开罪了法国和俄国（Kennedy，1980：467-468）。这种观点在历史学家约翰·罗尔所写的威廉二世传记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他不厌其烦地列举史料与事实，以证明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与乖张行为对德国外交与欧洲和平的破坏。如果说威廉二世执政早期还受到掣肘的话，那么在其亲信比洛1900年成为首相后，他就乾纲独断，而且在系列危机中都应对失当（Röhl，2014a，2014b）。

但是，这种过分强调个人能动性和威廉二世责任的观点也遇到解释上的困难。首先，威廉二世尽管实行独裁统治，但并非为所欲为，在很多事情上他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威廉二世的独裁专断远不及沙皇，而这并未成为沙俄与英国交恶的原因。其次，19、20世纪之交的几届美国政府的政治家同样非常强势，程度并不亚于德国。与德国相似，美国在这个阶段同样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外交危机。比如，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发生后，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和其国务卿向英国发出极为强硬的外交照会，甚至威胁要对英国使用武力。麦金莱总统时期（1897—1901）的美西战争、罗斯福时期（1901—1909）的大棒外交，更凸显了崛起大国的咄咄逼人之势。如果威廉二世的强势是英德交恶的罪魁祸首，何以美国领导人的“战狼”外交却没有让英国人以牙还牙呢？最后，萨拉热窝暗杀发生后，威廉二世一开始并没有发动战争的打算。他曾劝阻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冷静，不要轻易开启战端；他在7月6日还按原定计划去度假三周；甚至在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后，德国还做出了一系列外交努力来避免欧洲大战的爆发。简言之，他的行为比他的表兄弟——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更不像对战争有备而来（Otte，2014：515-516）。与其说是威廉二世把一次局部战争升级为欧洲大战，不如说他被卷入了一个无法控制、无力自拔的棋局，被各方行动者推着一步步滑向战争深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孤立分析核心人物能动性的局限性。

三、稳健行动者与大国关系结构的变化

本文将关键行动者置于变化的关系中考察，以发现偶然性之中的规律性，但又不至于掉入结构主义的决定论陷阱。引入关系视角，正是为了解决“结构/行动”之间存在的二元张力。如果说“从短期看，行动者塑造关系；从长期来看，关系塑造行动者”（Padgett & Powell，2012：2），我们也可以说：从长期看，结构塑造关系；从短期来看，关系塑造结构。马克思曾说人们是在既定的结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其实人们首先是在可见的、日常的和具体的关系中互动并改变结构、创造历史。在解释历史变迁时，重点不是去寻找某个或某组因素，也不是分析个别核心行动者的选择带来的意图与非意图性后果，而是呈现若干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以及关系结构如何在其中改变（Emirbayer，1997；Tilly，1995；Lachmann，2020；Zhang，2021）。某些突发危机确实更容易引发结构性的变化，但任何“终极”危机总是一组潜在危机中的一个而已。这些危机是否诱致结构变迁取决于关联行动者对局面的解读或误读、反应或过度反应、集体协调或失调。

考虑到英德是这个时期欧洲和世界政治的主角，我们有必要引入专门的理论资源来概念化它们的角色，那就是从齐美尔对三角关系（triad）到经纪行为（brokerage）再到强健行动（robust action）的研究。齐美尔注意到，有一种第三方角色可以称为tertius gaudens，它可以从另外两方的冲突中获利，甚至使用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的策略来“故意制造冲突以此获得主导性地位”（Simmel，1950：162）。荷兰裔美国学者斯皮克曼将齐美尔的社会学智慧运用到国际政治，因《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一书而被誉为遏制战略的教父，该书特别指出美国必须在欧亚大陆两端都扮演平衡大国关系的角色。尽管当时二战正酣，斯皮克曼却富有预见性地指出，盟军一旦击败德国和日本，美国就应该与德国结盟来牵制苏联、与日本结盟来牵制中国（Sp⁃ kyman，1941/2017：460）。60年后，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出了“离岸平衡手”概念，指出英国和美国在历史上都通过扮演第三方角色来控制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平衡。

在社会网络等研究领域，齐美尔的这一概念被系统地发展为“经纪”而大放异彩（Gould & Fernandez，1989；Padgett & Ansell，1993；White，2012）。学者发现，一些行动者在网络中占据了优势的结构性位置，并借助这些位置采取相应的操纵策略，从而最大限度地从中谋取利益和保持主导地位。最著名的例子大概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该家族在政治、经济和婚姻多重网络中获得了主宰性地位。其行动被称为“强健行动”，即行为者通过保持多重认同（multivocal identities）和模糊性行动来搭建有利的关系网络。“胜利——在佛罗伦萨、国际象棋，抑或是围棋中——意味着锁定对方而不是锁定自己。”（Padgett & Ansell，1993：1264）在19世纪下半叶，俾斯麦被认为在德国国内政治和欧洲地缘政治中都扮演了类似角色。

帕吉特和安塞尔的研究如今已成经典，但也留下不少问题。第一，在等级森严的关系网络中，位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主宰者可能强势而灵活；但在相对平等的关系网络中，这样的“强健行动者”十分罕见。在这样的网络中，成功的主导者与其说“强健”，不如说“稳健”，即防御而灵活地维持关系网络，尽量使自己不处于危险境地，从而给处理危机留出余地。第二，这个理论暗示了结构的静态化和行动者的理性化，但现实中的结构往往变化迅速，行动者的优势位置并不是给定的，而策略更不可能是步步最优。事实上，最初提出这个概念的利弗尔就指出，只有在时序关系中考察稳健行动才有意义（Leifer，1983）。某个时刻的最佳策略能够平衡短期收益和长期适应性，并向更多的可能性敞开（Leifer，1988）。而在帕吉特和安塞尔改造过的概念里，仿佛有神秘的行动者在给定的优势位置为所欲为，从而失去了利弗尔概念原本的过程意蕴，也就是积健为雄、行稳致远的神韵。第三，关于行动者如何通过稳健行动而获得主导地位的研究很多，但显示相反的社会过程——关系结构主导者如何因为非稳健的行动而导致关系拆解（unraveling）甚至崩溃（breakdown）的研究很少。稳健行动的拆除过程中，过去的关系资产容易变为关系负担。本来处于优势位置者不但丧失了身份模糊性和行动自主空间，并且很可能因为曾经身处显赫位置而被敌人锁定、盟友绑定，成为众多矛盾的焦点，在冲突中成为众矢之的。

回到19、20世纪之交，当时地缘政治环境错综复杂、敌友难辨。英德从交好到交恶再到交战并非结构性因素的产物，而首先是关系结构在若干次集体应对危机中重组所致。最后萨拉热窝危机导致了一战爆发，也源于主要行动者对彼此所处关系位置的理解存在偏差从而导致集体协调失败。

在19世纪后半期，虽然英国是世界第一大国，但在欧洲政局中，德国首相俾斯麦才是操控棋局的稳健行动者。他通过战略模糊和对冲，为德国编织了复杂盟友网络，从而使之占据了欧洲大国关系的有利位置。而威廉二世在1890年主政后，战略由模糊变为清晰，拆解了俾斯麦编织的复杂关系网络，德国逐渐左右支绌、身陷困局。更吊诡的是，俾斯麦成功的布局反倒成为威廉二世的负担。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并无有意的、清晰的、连续的进攻性战略，也没有蓄意挑起一战；但德国逐步被盟友和对手锁定行动空间而几乎别无选择，只有为其唯一盟友奥匈帝国的军事冒险出头。在拆解关系网络和丢失优势位置这一点上，威廉二世政府做的恰好是俾斯麦的反面。

美国尽管对欧洲和英国一度威胁更大，与英国、西班牙、德国等都存在利益争端，但其处于相对边缘的地带，所以周旋的空间更大。克利夫兰（1893—1897）和麦金莱（1897—1901）两位总统外交决策的主要考量都是国内政治，其偶尔的强硬冲动也缺乏周全考虑，甚至差点造成欧洲形成对美联盟。罗斯福总统（1901—1909）有地缘政治野心，但彼时的英国已经决定对美采取容忍、绥靖政策。概言之，并非美国的行为有多低调，只不过因其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才没有因为强势鲁莽的行为招致欧洲大国的对抗。

俾斯麦下台之后，英国从采取“光荣孤立”政策到打造复杂盟约体系，逐步成为新的稳健行动者。19世纪后期英国霸权已然衰落，在欧洲、非洲、中亚、东亚和美洲受到法国、德国、沙俄、美国和日本的挑战（Friedberg，1988；Al⁃ lison，2017：71-83）。英国先是通过保持“光荣孤立”而在欧洲的均势政治获得独特地位，为关键时刻出手留出余地（Hase，1993：34）；首相索尔兹伯里和贝尔福又以绥靖政策来构建复杂盟友体系，并最终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Kennedy，1976）。同时，英国保持了必要的战略模糊，一直与德国谈判，避免英德直接对抗，甚至在1912年以后改善了对德关系。但吊诡的是，恰好是因为英国的战略模糊以及双方关系的改善，让德国觉得英国会在大陆战争中保持中立，从而在七月危机中冒险取道比利时进攻法国。总之，英德冲突并不是结构导致的注定为敌，两国始终是在敌友之间；两国爆发战争也非蓄意为之，而只不过是英国对被锁定的德国因为误判做出的军事行为的被迫反应。

四、关系分流与反转的历史过程

（一）俾斯麦棋局的中心与边缘：1883—1890

19世纪末期世界主要大国是欧洲的英、法、德、俄、奥、意六国，以及日益强大的美国与日本。在欧洲，完成统一后的德国势不可当。首相俾斯麦的核心外交目标是防止欧洲大国针对德国崛起而组成一个敌对联盟。特别地，他很清楚普法战争之后的法国是德国在欧洲的唯一主要敌人。于是，俾斯麦构建了现代历史上最复杂的盟友体系，并使德国占据这一体系的中心位置，自己也成为欧洲政治的话事人（Kissinger，2014：77-78）。俾斯麦的主要策略如下。

第一，精心打造了多重复合甚至看似冲突的盟友体系：1879年与奥匈帝国修复关系并结盟，并通过各种手段在1881年6月促成曾经敌对的沙俄、奥匈帝国在柏林签订第二次“三皇同盟”；1882年5月再推动德、奥、意三国同盟成立，进一步编织以德国为中心的盟友网络。俾斯麦也善于处理危机。 1886年保加利亚危机造成俄奥矛盾加剧，“三皇同盟”随之破裂。俾斯麦双管齐下进行补救：在1887年6月促成了德俄“再保险”条约签订，以防止法俄结盟对付德国；同时，推动英、意、奥达成地中海协定，让英国来承担助奥制俄之责，而使德国保持更大的行动灵活性。英国这一阶段的主要敌人是法俄，也不得不被俾斯麦织入局中。

第二，停止德国在欧洲的军事扩张行为，避免在欧洲四面受敌。俾斯麦体系也包含与英国交好这个重要原则，他甚至积极（而虚情假意地）与劲敌法国寻求改善关系（俾斯麦，2006：第二卷，200-201）。与此同时，他灵活处理了各种危机比如1882年埃及危机，静待英法矛盾在这些危机中扩大。

第三，在欧洲各国竞相进行殖民扩张之际，俾斯麦对德国的海外殖民事业却相当克制。即使从1883年开始海外殖民，他也自我设限，同时鼓励其他欧洲大国特别是英法在非洲的殖民竞争（Röhl，2014：73）。在1883—1885年有利、安全的外交环境下，德国没有通过战争就在非洲西南、多哥与喀麦隆、东非等地开拓了超过100万平方千米的殖民地，占一战前德国殖民地总面积的90%，而且没有引起英国的反制（Conard，2012）。

综上，俾斯麦精心编制并维系了多重对冲盟友体系，以创造一种不确定的局面，在短期收益和长期战略之间寻找平衡，模糊自身的身份以尽量避免树敌，同时耐心等待其他行动者之间产生矛盾。若干年后，俾斯麦的英国知音丘吉尔准确地分析了他的战略意图：“他将他的全部权力与天才致力于打造一个精致的盟友系统，使之为德国的不断崛起和维持其战利品保驾护航。”（Churchill，2015：4-5）俾斯麦绝不仅仅是铁血首相：“这位在1863年到 1870年间老谋深算的侵略者，到了1878 年却变成了一个诚实的经纪人及殖民冒险的反对者。”（Polanyi，1944/2001：19）俾斯麦体系的运转依赖于他的持续掌权，或者培养出一批才智过人之辈来继承其衣钵，否则这个体系会因过于复杂而容易被破坏。1888年威廉二世继位后，俾斯麦与年轻的君主矛盾扩大。1890年3月，俾斯麦突然被迫辞职后，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复存在（徐弃郁，2021：113-115）。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尽管内战后经济迅速发展，但在地缘政治上美国次于六个欧洲大国（May，1961：6）。随着国力上升，美国政府和公众也日益好战，1888年因为渔业纠纷差点与英属加拿大开战，1889年因为萨摩亚（Sa⁃moa）群岛纠纷与德国发生争端。显然，美国此时缺乏协调的外交策略，就像一个鲁莽的青年闯入大厅，幸好因为缺乏关注而没有惹出大祸。

（二）德国盟友体系的松动：1890—1895

威廉二世主政后，他及其团队无力以及无意驾驭俾斯麦留下来的外交棋局，德国的盟友体系很快开始松动。威廉二世对俾斯麦自我设限的外交政策不屑一顾，踌躇满志地要树立德国的大国地位。这阶段的德国首相卡普里维和主导外交政策的官员荷尔斯坦因，都反感俾斯麦模糊甚至看似矛盾的战略，破坏了他刻意营造的平衡外交关系。

在没有俾斯麦约束之后，威廉二世对德国外交决策横加干涉。他曾多次声称：“你们都一无所知；只有我知道，只有我做决定”，“外交部？为什么？我就是外交部！”（Clark，2012：178；Röhl，2014a：58）。他甚至说：“我是德国政策的唯一主人，我的国家必须遵照我的命令——不管我走向何方。”（Röhl，2014a：57）此时的普鲁士政治家更像是威廉二世的国务秘书。他们不从议会产生，而是一群由德皇任命、直接听命于他的职业官僚。

俾斯麦下台后，德国外交的第一项决策便是不再延长德俄“再保险”条约，其主要理由竟是担心过于密切的德俄关系会影响德奥和德英关系。殊不知俾斯麦刻意保持的模糊性正是德国在夹缝中左右逢源的秘密。而代之以战略清晰之后，德国的外交行动空间显然被缩小。在失去与德国结盟机会以后，俄国转向联合法国。1892年8月，法俄结为同盟，而且两国的军事同盟条约针对德国及其盟国。

不过在此阶段，英德关系还算不错，甚至尝试正式结盟。英、德王室之间的关系在当时是维系两国友谊的重要纽带。1890年6月，英德之间达成协议，开启了短暂的“殖民联姻”岁月（1890—1896）。此阶段英国领袖分别是二度出任首相的保守党政治家索尔兹伯里（1886—1892）和四度出任首相的自由党政治家格莱斯顿（1892—1894）。索尔兹伯里手腕圆滑，很早就看出德皇急躁，故而扭转了英德关系过去为俾斯麦所主导的局面。而自由派首相格莱斯顿则对德国更不友好，不过为其仇法的外交大臣所平衡。更重要的是，随着在欧陆内部德奥意和法俄对垒局面的形成，英国处于一个更为有利的居中平衡的位置，而不再需要与俾斯麦推动的英意奥三国联盟。也就是说，俾斯麦时期德国处于中心的关系网络在此阶段已经变为英国处于优势位置的网络。失去优势位置的德国曾经在1893—1895年摇摆于英国与沙俄之间，但已经是进退失据。

大洋彼岸的美国依然处于大国政治棋局的边缘，但工业实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一，雄心勃勃。1890年，马汉发表《海权论》，影响了美国（和德国）之后若干年的海军发展思路。这一年也成为美国海军扩张元年。与此同时，美国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变得日益强势：1891—1892年差点卷入在智利的战争，1894年则在尼加拉瓜挑战英国的权威。但两次事件都不算大，没有造成英美矛盾升级。

（三）英德关系的恶化与英美修好：1895—1903

1895—1903年英德、英美关系分流：英德从友好转为敌意深重，而英美从矛盾激化到逐步修好。在这个阶段，三个国家卷入了几次重大的地缘政治危机，包括两次委内瑞拉危机、两次布尔战争以及美西战争。正是在危机处理过程中，英德、英美关系出现关键性分流，而英国进一步明确了其稳健行动者的位置。

此时，英国作为一个全球帝国已相对衰落，与法俄德日美都有竞争，其能力与资源已经不足以平均分配。随着法俄关系的改善，英国需要在与法俄对抗和与德国为敌之间做出取舍。另一方面，美国主宰西半球的意图越来越强，英国也必须决定是否再分配资源和精力来与美国抗衡。在此阶段，英国首相是三度出马的索尔兹伯里（1895—1902）以及他的侄儿阿瑟·贝尔福（1902—1905），而有影响力的约瑟夫·张伯伦出任殖民大臣。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1893—1897）是位守成之主，但共和党总统麦金莱（1897— 1901）却被认为是开创美国世纪的第一位现代总统，而他的继任者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更是奠定了美国霸业，作风强硬而果断，不惧与欧洲大国碰撞。在德国，威廉二世从1897年开始实施所谓的世界政策。他先后任命伯恩哈德·冯·比洛为外交国务秘书（1897—1900）和帝国首相（1900— 1909），并任命提尔皮茨为帝国海军大臣（1897—1916），强化了他的个人决策体制。比洛就任首相以后，坚定支持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提尔皮茨也全力扩充海军为其世界政策服务。

当然，德国的世界政策在海外并没有多大实质成就，而更多的是服务国内政治与舆论的需要。真正影响这个阶段大国关系结构的是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危机事件，以及几国政治家在其中的互动。英德、英美关系的戏剧性转变始于1895年年底和1896年年初的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南美的委内瑞拉危机和在非洲由詹姆森袭击引发的克鲁格电报事件。

1895年，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纳的边境危机持续恶化，两国爆发冲突。美国向英国发出强硬信号，提出要将门罗主义原则用于解决危机。特别是5月新国务卿奥尔尼上台后，作风强悍，富于攻击性。7月，克利夫兰和奥尔尼向英国发出强硬的照会，可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收到照会后却“漫不经心”地将其搁置了四个月。11月危机进一步升级后，索尔兹伯里才给美国发了回复照会，行文老练而态度强硬。克利夫兰和奥尔尼非常生气，迅速起草了一份国会咨文，并于12月18日送到国会。一时美国舆论群情激愤，似乎英美战争迫在眉睫（May，1961；徐弃郁，2014：93）。

就在这个时候，12月底英国人策划的旨在推翻非洲德兰士瓦政府的詹姆森袭击（Jameson Raid）失败，德皇威廉二世于1896年1月3日向该国总统克鲁格（Kruger）拍发了电报，祝贺他击败了侵略者。哪怕在德国政策圈子里，这封电报也被视为德皇失当干涉外交事务的例证（Röhl，2014a：75）。英国的外交斗争矛头迅速转向了德国。1月4日，张伯伦给索尔兹伯里的信中写道：“对哪一个敌人进行反击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我们应该对其中某一个进行反击。”（Langer，1935：244）克鲁格电报事件不但引发了外交风波，还引发了双方媒体口水大战。在肯尼迪看来，这次对抗是19世纪中叶以来“英德政治关系中毫无疑问的最严重的时刻”（Kennedy，1980：220）。

正是因为这次事件，英国政府调整了外交策略，与美国展开谈判。双方在牺牲委内瑞拉利益的情况下做了妥协，但英国承认了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宰地位（Crapol，1993：18）。英国让步的决定“与其说是对军事实力尚不如英国的美国的惧怕，不如说是与新世界的崛起大国建立友谊的睿智决定的结果”（Healy，1988：35）。自此，照顾美国利益、维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成为英国外交的优先事项。正如克鲁格电报是英德关系从好到坏的转折点一样，委内瑞拉危机的和平解决通常被视为英美和解的开始（Perkins，1968）。简言之，1896年是英德与英美关系重大分水岭的开端。

1898年，古巴起义引发的危机持续发酵，美西战争爆发。美国国内好战舆论涌动，少壮派官员诸如时任海军助理部长罗斯福更是冲动无畏。虽然美国在这场“绝妙的小战争”中轻易击败了西班牙，显示了一个崛起大国强大的实力，但是“这些政治家缺乏考虑甚至轻率地冒险，差点儿造成欧洲形成一个对付美国的联盟”（May，1961：279）。在欧洲，奥地利和德国一度试图推动欧洲统一联盟来针对美国，但当它们发现各国都是口惠而实不至之后，这个统一战线也就不了了之。英国成为欧洲列强实际上唯一站队美国的国家，阻止了欧洲干涉美西战争的提议落实。美西战争不但成为美国转向海洋帝国的开端，也是所谓“英语民族”联盟关系的开始（Gelber，1938）。

1899年10月，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英国与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在南非陷入三年苦战。德国在1899年10月和1900年1月两次提议组建一个欧陆联盟来限制英国，但欧洲各国都虚以逶迤，所以两次提议都无疾而终（Taylor，1954：401-402）。如果说第一次布尔战争英德两国已经因为德皇的克鲁格电报互不信任，那么第二次布尔战争之后，英国公众已对德国十分厌恶：1901—1902年是“英国对德公共舆论的转折点……在布尔战争以前，英国人对德国并没有天然、根本的敌意”（Kennedy，1980：251）。

相比之下，尽管美国公众舆论也不支持英国，但美国是政府和精英没有在布尔战争中谴责英国的唯一国家（Burk，2018：347-348，355-356）。时任美国国务卿海伊甚至支持英国在南非的集中营政策：在他看来，英国对南非的控制——正如美国对菲律宾的控制——有助于文明的播散。无可争议的是，英美的这种互相支持（或者狼狈为奸）与种族主义有关系：1890年代后期以来，英美的部分精英都对盎格鲁-撒克逊主义越发认同，代表人物如英国首相、外交大臣贝尔福和美国国务卿海伊（Crapol，1993：20；Bell，2020）。

1902年，委内瑞拉政府债台高筑，无力偿还；2月，德英公使向委内瑞拉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第二次委内瑞拉危机爆发。两天后，德、英、意三国舰队封锁委内瑞拉海岸，扣留拉瓜伊拉港的委内瑞拉舰艇，炮轰卡贝略港。德、英、意的军事行动导致美国出面干预，罗斯福总统要求德英接受仲裁并给出限期十天的通牒。在罗斯福的压力和国内舆论反对下，英国首先退缩（Hase，1993：51）。一番犹豫之后，德国也无奈接受美国提议的海牙国际法庭仲裁方案，并于1903年2月签订《华盛顿议定书》。委内瑞拉危机是“欧洲国家最后一次在西半球的海面上扬威耀武”（Gelber，1938：109）。危机结束后，基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义的英美和好趋势愈发明显，而德国成为事件的替罪羔羊（Vucetic，2011：46-47）。

第二次布尔战争之后，英国开始调整殖民战略，收缩海外扩张。索尔兹伯里复制了俾斯麦的防守性稳健行动，开始尝试与多国结盟。1898—1903年，英国多次对德试探，试图结盟；1902年，英日结盟后，英国曾经邀请德国加入这一联盟；1903年，英国再次邀请德国一起解决摩洛哥问题，并讨论可能的结盟。直到1902年，英国海军的主要假想敌还是法国和俄国，而不是德国。在这个阶段，“尽管很多英国人不喜欢德国，但是他们更不喜欢俄国和法国……德国看上去还是英国在欧陆上唯一的朋友”（Taylor，1954：401）。正如邱吉尔多年之后回忆，当时距离英法俄结盟对抗德国还有很长一段路，特别是英国对德国敌意的形成是个漫长的过程（Churchill，2015：11）。

同样重要的是，1895—1903年见证了英美关系修好：英国对美国的总体政策转为绥靖和妥协，一个标志就是英国政府对门罗原则从拒绝到承认。美国与欧洲大国关系的危险期自此基本结束，地缘环境进入安全期。1902年，在给海伊的信中，英国首相贝尔福承认美国未来将成为英语民族的最强者，此刻是美国世纪的开始（Crapol，1993：22-25）。一个盎格鲁-美利坚联手主宰世界的时代呼之欲出。

（四）协约国形成与德国外交困局：1903—1907

本阶段英国继续稳步推进广泛结盟的稳健行动。这一阶段英国与法国签署解决殖民问题的《英法协约》（1904），展开秘密军事谈判，并与俄国签署协约解决纠纷（1907），最后形成了英、法、俄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1907）。英国复制了俾斯麦对冲结盟策略：英国与日、法、俄的这些协定并不主要是针对德国，而是为了解决各自双边的一些纠纷和争议，但当把这些协定放在一起，同时考虑到德国与英、法、俄都缺乏类似的协定，那么德国看上去就很像被三国包围。这也使得德国更加依赖与德奥的盟友关系，甚至受制于奥国——两者之间的弱者。德国的外交关系从此更加脆弱，而整个欧洲的权力平衡体系也失去了灵活性而变得危险（Kissinger，2014：79）。

在放弃了俾斯麦纵横捭阖的策略许久以后，威廉二世主导的德国政府似乎还以为能控制大局，特别是认为英国与法、俄矛盾深重，所以关系永远不可能修复。这种对关系结构静态而固化的认识正是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大忌。所以，1904年英法结盟让德国高层大吃一惊。1905年3月，德皇发表强硬讲话，支持摩洛哥独立，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爆发。德国与法国本可以通过谈判处理好这次危机，但外交部霍尔斯泰因等人却东施效颦，试图重复俾斯麦在柏林会议上的多边外交胜利。然后，在德国建议召开的1906年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德国代表团发现自己孤立无援，仅仅获得了奥匈帝国（以及当事国摩洛哥）的支持；而法国获得广泛支持，取得外交胜利。这其实已经是德国外交关系陷入困境的表现（Murray，2018：103-111）。

此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1905—1916）是“德国威胁论”的主要推动者，对英国外交战略影响深远。1907 年元旦，英国外交部首席德国问题专家艾尔·克劳受命完成评估英国对法德关系的备忘录，影响巨大。1907 年，英、法、俄签订三国协约。现在看来，“并非是对德国的敌对导致了德国的孤立，而是这一新体系本身创造并强化了对德意志帝国的敌意”（Clark，2012：159）。当然，我们并不能目的论式地认为这种结盟必然会走向战争，但这种可能性确实在危机时刻变大了（Kennedy，1980：435）。换言之，关系的变迁进一步塑造了行动和互动的可能性，影响（但尚未完全锁定）了历史的方向。

这个时期，考虑到英德都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美国已经处于英、德、美三角关系的有利位置：英国继续对美绥靖，海军撤出西半球；而德国因为英德谈判的失败，在委内瑞拉危机之后又试图联合美国来限制英国（Hase，1993：51）。罗斯福总统欢迎英国、德国与美国交好，但考虑到与德国在拉丁美洲潜在的敌对关系，他支持与英国保持更近的关系。

（五）英德关系从紧张到改善再到碰撞：1907—1914

如果我们比较英德在俾斯麦下台时（1890年）和1907年年底的盟友体系，会发现惊人的反转。1907年的英国几乎复制了俾斯麦打造的复合对冲结盟体系，而1907年的德国却仅仅剩下奥匈帝国这一个“可靠”盟友。正如俾斯麦精心设计英国必须在俄奥冲突中支持奥方一样，1907年之后的德国也被绑定支持这个唯一的盟友；而此时的英国还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度。

但是，这个阶段英德关系的恶化却不是线性的。英德的海军军备竞赛确实在无畏舰出现后加剧。1911年，丘吉尔被任命为第一海军大臣之后，一方面意识到英国需要大力扩充海军应对战争风险，另一方面没有放弃与德国沟通，避免敌意（Churchill，2015：11，161-162）。双方海军军备竞赛在1912年以后缓和下来，这实际上是英德关系反转之后的一次为人忽略的再反转。一战前夕，英德关系处于十多年来的最佳状态，英国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一战的爆发是一次集体危机管理失败，而使一次暗杀演变为一场世界大战。

1908年，奥匈帝国吞并波黑，波斯尼亚危机爆发，俄奥矛盾激化。德国一方面懊恼奥匈帝国的擅自冒险，另一方面却又不敢失去这个唯一盟友，甚至开出了军事支持的支票。这不但鼓励了奥匈帝国进一步的军事冒险，也把德奥联盟的主动权交给了后者。这次危机虽然以德奥取胜结束，但德国将自己置于了矛盾中心，欧洲第一次处于大战边缘（Taylor，1954：457）。

波斯尼亚危机之后，德法、德俄关系有所改善，这也说明三国协约并不代表欧洲体系已经无可避免地两极化。1911年3月，摩洛哥爆发反法殖民起义，法国出兵镇压，而德国借此机会干涉以图获得利益，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爆发。德法双方谈判拖而不决，俄国因为法国在波斯尼亚危机中袖手旁观而表态中立，但英国明确表示支持法国。7月，本属温和派的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对德发表强硬演讲，向德国发出严厉信号。英国海军甚至进行了远征法国的军事动员，英德两国前所未有地接近战争状态。英、法、德三国民意汹涌，还好最后法德在11月达成正式妥协。危机之后，为了应对德奥联盟，英法、法俄的军事同盟关系得到加强。其中，1912年7月，英国决定将其地中海舰队全部调回，部署在北海，以应对德国海军压力；与此同时，法国将其所有重型军舰部署在地中海。英法两国在海军部署方面互相依赖。不过，这之后德国首相霍尔维格采取温和的外交政策，限制德国海军军备扩张，努力促使英德和解。英德两国关系在一战前得到改善（Ward，2017：94-97）。

1912年和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爆发。战争中奥匈帝国的衰弱呈现出来，而德国进一步被其绑架。德俄之间的安全困境愈加明显，每次危机都有演变为战争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战争在爆发之前是不可避免的”（Tay⁃ lor，1954：518）。在英德关系有所缓解的同时，英俄关系反倒因为在中亚和中国的竞争而重新紧张（Clark，2012：322-324）。英国确实更可能在法德冲突中支持法国，但英国并不必然会因为德俄战争就加入战局。英国继续以稳健行动在德俄之间维持这种模糊状态。

1914年夏天之前，欧洲出奇地宁静，并没有大战的气息。整个春夏，英国在为爱尔兰内战发愁（Churchill，2015：123）。1914年，俄德关系恶化，但英德关系却在继续改善（Taylor，1954：513）。6月28日，奥匈帝国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但直到7月底，一场欧洲大战依然不可想象。威廉二世和丘吉尔都在休假。英国内阁大部分决策者认为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甚微：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即使两国交战，沙俄不太可能介入；即使沙俄介入，德国不一定参战；即使德国对俄宣战，德法也不至于交战（Churchill，2015：139）。尽管鲁莽好斗，但威廉二世直到7月29日中午还认为没有理由发动一次大战（Röhl，2014a：1055）。

一战从局部冲突变为包括英德在内的世界大战具有多重讽刺意味。首先，德国没有预谋这场大战，更没有打算与英国直接起冲突。德国卷入战争不是因为三国协约的存在，而是因为它无法拒绝对奥地利施以援手（Taylor，1954：520）。其次，英国政府直到最后一刻确实都可能不介入战局（Otte，2014：514）。再次，德国进军比利时不是因为英、法、俄联盟有多坚固——如果那样的话德国或许不敢轻易西进——而恰好是因为英国模糊的信号和保持中立的可能性鼓励了德国的冒险行动（Papayoanou，1996：72-74）。最后，直到八月初，各国决策者并不清楚自身的行动会导致多坏的后果，他们也被关系结构所限制乃至锁定而一步步连动反应，直到整个欧洲卷入战局。

在大西洋彼岸，罗斯福之后的两届美国总统——塔夫脱（1909—1913）和威尔逊（1913—1917）——对全球事务兴趣降低。一战爆发后，威尔逊总统尽量保持中立，避免卷入欧洲战争，为此受到老罗斯福的严厉批评。威尔逊1917年连任之后，决定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毕竟此时留给美国政府的选项只有形式上中立和参战支持英国两种（Hase，1993：60）。

五、结论

本文分析了19、20世纪之交英德、英美关系的双重反转。普鲁士统一德国以后，俾斯麦行动稳健，搭建了多重对冲的盟友体系。这些措施减轻了德国的地缘政治压力，而使其获得了长时间的和平发展机会。相反，威廉二世主政后的一系列决策导致俾斯麦搭建的复合盟友体系瓦解，让法俄联手针对德国，更让盟国奥匈帝国绑架了德国，将其置于各种矛盾的焦点，最后在萨拉热窝危机之后将之锁定，令其不得不支持奥匈帝国的冒险军事行为。

与处于欧洲地缘棋局中心的德国相比，美国并不需要模糊战略。美国领导人强势外交所带来的清晰信号，逐渐迫使英德等欧洲大国妥协。尽管这也导致了美西战争，但战争的胜利加速了美国在西半球取得霸主地位。除了罗斯福在谋划美国的全球大国地位，之前的总统对外交并无全盘规划。美国跌跌撞撞但有惊无险地成为一个海洋帝国与世界大国（May，1961）。

英国在1895年之后保持模糊身份，搭建多重对冲关系网络，逐步成为欧洲政局的稳健行动者。因此，英国一直保有高度的自主性和行动空间。只是在德国开启西线战场后，英国才不得不对德宣战。德国有没有机会避免和英国交战？当然有，直到最后一刻依然还有，但正是英国的模糊姿态鼓励了德国冒险进攻比利时。如果英国决策者能更早向德国发出强硬信号，或许战火不至于烧到西欧而只是又一场巴尔干战争。

概言之，英德关系从友到敌的“大反转”并非一个结构决定的线性过程，而至少包括多个时间跨度不同的反转。如果说1907年英法俄结盟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反转时刻，那么一战爆发前两年英德关系则有第二次反转——而且是好转。只不过这个好转反而导致了双方关系在1914年七月危机中的第三次反转——这次是致命反转。这种反复反转当然不能用静态的结构性因素解释。

在理论上，本文着重分析嵌于关系网络的行动者的互动是如何逐步改变结构的。本文继续发展了稳健行动者这一概念，阐述了其积健为雄、行稳致远的特征，以及呈现了当稳健行动者不再稳健之后，关系结构拆解过程可能带来的影响。在方法上，本文运用包含性比较与序列比较，分析了行动者对不断重现的危机的反应与互动。英德关系的反转也可能是历史变迁的一般性现象：结果往往不是结构预定的线性发展所致；历史变迁充满着反复反转的吊诡戏码。本文也说明，比较与全球历史社会学可以通过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论视角，对重大历史变迁贡献新颖的解释（Go & Lawson，2017）。

历史类比能给后人思考当下提供有趣视角，但也充满各种误导。类比既是思考的拐杖，也是思维的牢笼。世界历史毕竟是单一的、不可逆的过程；任何事件都不会简单重复。何况，影响关键时刻历史走向的，往往并非宏观局势，而是其表面之下那些隐而不显却有迹可循的关系潜流。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