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治中的幕次：作为政治空间的探讨

王刚

原文载于：《学术研究》，2014年5期

【内容提要】幕次是两宋朝廷中央普遍使用的临时性等待、休息场所，主要设置在各种日常政治运行和行礼仪式场合。幕次的配给分合与尊卑次序体现出当时的政治秩序，其内人员的言行交流会产生深刻的政治意义。幕次在宋代政治生活中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空间，是研究宋代政治史的一个特殊切入口。

【关 键 词】宋代/幕次/政治空间/政治运作

幕次是两宋朝廷中央普遍使用的临时性等待、休息场所，主要设置在各种日常政治运行和行礼仪式场合。幕次在宋代政治生活中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空间，是研究宋代政治史的一个特殊切入口。遗憾的是，幕次这一特殊设施与空间目前尚未有专门研究成果，与此问题相关联而有必要借鉴的成果主要来自唐宋礼制研究、宋代政治空间与政治日常运作研究和宋代政治文化史研究等领域。①笔者拟从将幕次作为一种政治空间来理解的角度出发，探讨幕次在宋代日常政治运作中的作用及意义。

一、宋代幕次的概念形制与普遍使用

中国古代幕字经常与军事方面的字词连用，多指军事机构或行动中搭设的帐幕，产生了诸如幕府、军幕、兵幕等词。唐宋时期已经出现了“幕次”两字连用的情况，但有两种用法与本文所要研究的幕次尚有距离：其一，“次”字用作动词，指驻扎之意。如唐代《陈拾遗集》中所载：“丙戌岁，余从左补阙乔公北征。夏四月，军幕次于张掖河。”[1]其二，“幕次”已经合为一个名词使用，但仍然用以指代军幕、兵幕。《旧唐书》记载浑?{与吐蕃尚结赞约盟之事：“初，瑊与结赞约，以兵三千人列于坛之东西，散手四百人至坛下。及将盟，又约各益游军相觇伺。结赞拥精骑数万于坛西，蕃之游军贯穿我师。瑊之将梁奉贞率六十骑为游军，才至蕃中，皆被执留，瑊不虞也。结赞又遣人?请?{曰：‘请侍中以下服衣冠剑珮以俟命。’盖诱其下马，将劫持之。瑊与崔汉衡、监军特进宋凤朝等皆入幕次，坦无他虑。”[2]虽然此幕次与本文所要探讨的日常政治运作中的幕次形貌大体类似，但作为考察政治秩序和政治空间的对象时，二者是有区?别的。这种指代军幕的用法宋代仍然存在，但使用频率不高。

本文讨论的幕次，专指布置在日常政治运行、行礼仪式等场合中，作为临时性等待和休息场所的设施，相当于用幕布搭设而成的简易房间(并非总由幕布搭成)。这种幕次唐代已经出现，如李肇《翰林志》载：“凡郊庙大礼、乘舆行幸，皆设幕次于御幄之侧，侍从亲近人臣第一。”[3]而在宋代使用最为普遍，且更加深入日常政治运作之中。宋人笔记《麈史》中记载：“文德殿门外为朝堂。常以殿前东庑设幕，下置连榻，冬毡夏席，谓之百官幕次。凡朝会必集于此，以待进班，然后入。”[4]这则史料比较具体地解释了本文所要探讨的幕次概念。幕次作为一种特别的设施和空间由此进入了研究视野。总的来说，唐宋时期“幕次”一词的军事含义不断褪去。而与日常政治的关联愈发紧密。

幕次的基本形制，正如前揭《麈史》记载，常以幕布搭设，内置坐席。宋人解释杜甫诗作时，夹杂着自己见闻中的幕次样貌。《杜工部草堂诗笺》中解释“就中云幕椒房亲”一句时说：“云幕，谓铺设幕次如云雾之垂也。”[5]在解释“云幕随开府”一句时，同书又记载：“云幕，谓大将铺设幕次如云之垂也。”[6]这两处比较生动地描述了军幕的外形，军幕与幕次虽意义不同，但外形并无太大区别。此外，周煇在《清波杂志》中记载：“郑顾道侍郎居上饶，享高寿，烽不及识也。尝见其除夕小诗亲笔：‘可是今年老也无？儿孙次第饮屠苏。一门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时到老夫。’”其后原注道：“胡德辉《苍梧志》云，或问酴酥(屠苏)事于鲍钦止，鲍曰：‘平屋谓之酴酥，若今幕次之类。往往取其少长均平之义。’”[7]可见幕次外形一般为平顶状。

幕次所用布料除缣帛外，遇雨雪天气还会使用油幕。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闰五月七日，“太常礼院言：‘郊庙及诸坛祠祭，准体例，雨雪沾服失容，即于斋宫望祭。所有五郊斋宫已造望祭殿外，有太庙、后庙自来如遇雨雪沾服，即于斋宫门道序班，赴东神门上行礼。参详行事公卿于斋宫序班，至神门上立班行礼，升降之际，未免冲冒雨雪，沾服失容。欲望自今飨庙，令宗正寺预先指挥仪鸾司准备油幕，如值雨雪，即各于东神门外阙庭前设油幕次，及于神门里循墙直北设油幕行廊，至殿东侧陛。仍备散搏，临时铺荐升降踏道。’从之。”[8]幕布上涂油起到防水作用，而且不但设置油幕幕次，还延展出油幕行廊，覆盖了行礼人员走动的范围，可谓十分周到。遇皇帝下令简朴行事时，幕次的布料就不用高级的缣帛，而用一般青布。《翰苑新书》引《绍兴十三年进呈郊礼宿斋法如望祭青城幕次事》：“上曰：‘止是一宿，不必枉费人力。所有宿斋处、望祭殿，只随宜绞缚，用芦席青布之类，不得侈大。’”[9]

另外，幕次本意虽表明其材料为幕布，但幕次并不总是由幕布搭成。南于两宋时期幕次逐渐成为官员朝参、郊祀典礼等活动中的常设设施和政治、仪式运作的一环，故而该词语有时脱离其实物含义，而用以抽象地指代此种空间场所。因此史籍中既可见到幕布幕次，也可看到实体房间充当幕次的情况。

《宋会要辑稿》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八日，权礼部侍郎王赏等言：‘检会在京青城宫殿……所有将来郊祀大礼，如车驾前一日赴青城宿斋，欲乞令仪鸾司同临安府预先于已踏逐地步内，体仿前项青城制度，随宜绞缚。所有行事、执事、陪祀官宿斋幕次，亦乞令临安府同仪鸾司预先踏逐侧近寺院，贴占钉设排办。’诏依，令随宜绞缚，不得侈大。三月十九日，诏令有司遵守施行，仍不得建造瓦屋。”[10]这条史料明确指出绞缚的幕次绝不是砖瓦房屋。同样，也有史料明确记载以房屋充当幕次的事例。绍兴十九年(1149年)，礼部针对官员批评斋宫简陋破败之事采取措施，“相度得惠照寺望祭斋宫，见今行路与营寨一处通行。欲于西向筑墙截断，于南向河内填筑土桥一道，通彻旧斋宫门出入。所有殿宇，今欲去拆搀檐，及两廊脱换损烂去处重行修整，取令明爽。及于西壁创建斋宫一所，厅屋五间，挟屋七间，两廊屋十八间，充行事宿斋、省牲视馔幕次。所有营寨墙屋迫近，欲乞朝廷札付殿前司行下本军，量行展入一丈，免致喧哗。”[11]这里朝廷以新修造斋宫中的部分房间充当幕次。此外也有以空闲房屋充当幕次的情况。[12]《宋会要辑稿》又载：“(淳熙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御史台言：‘勘会今来郊祀大礼，前一日朝飨太庙，至日圆坛行礼，所有皇太子、皇孙平阳郡王合用幕次：皇太子前二日太庙宿斋，今贴占斋殿前西壁四间；前一日圆坛宿斋，今贴占龙华寺。皇孙平阳郡王前二日太庙宿斋，今贴占斋殿前皇太子幕次南壁四间；前一日圆坛宿斋，今贴占龙华寺东廊当屋三间。’诏依。”[13]此处，御史台用“幕次”一词统称所有的宿斋地点，尤其是东廊当屋三间，均可表明此处幕次所指为实体房屋，也反映了幕次概念逐渐脱离具体实物而抽象化的现象。耐得翁《都城纪胜》中还记载道：“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惟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晨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如遇元宵尤盛，排门和买民居作观玩幕次，盖不可胜纪云。”[14]这里官府采取和买的办法以民居充当观赏游玩的幕次，亦是一则以房屋当作幕次的例证。可见，当时幕布幕次和房屋幕次两种基本形貌是并存的。

幕次在两宋时期的朝廷中央普遍设置使用，从时间跨度上讲几乎贯穿了两宋300余年的时间。目前史籍中可见最早有明确时间的记载出现在乾德元年(963年)，[15]最晚的则在嘉定十三年(1220年)。[16]考虑到南宋末期尤其是理宗之后的史料局限，可以说两宋几乎所有皇帝在位期间都有设置幕次的记载。从使用场合上讲，涉及了日常政治运作场合与贴合五礼内容的行礼场合两类，参与到以朝廷中央为中心的各种国家大事之中，成为政务和礼仪运行的重要环节与展开空间。兹仅举几则记载以示例证。《宋朝事实》中记载了幕次用于新授仆射都省上事的场合：“大中祥符五年敕：新授仆射于都省上事日，仆射、尚书丞郎、郎中、员外、三司使、副、学士、两省、御史台文武诸司，常参官并集省内幕次以俟。”[17]科举考试后封赏的场合中亦可见幕次的设置：“十三日，上御文德殿，移御榻临轩，引见前三甲人。三名前作一班，相去才咫尺，日表龙姿俨然在前。余四甲五甲人只在殿门之外，不及见也。礼毕，三名前就幕次，各赐酒食七品，罗满几案，精美可挹，累科所无也。”[18]册公主仪式上也临时搭设幕次：“前一日有司设册使等幕次于内东门外，设内命妇次于公主受册印本位门之外。”[19]阅兵式中也会设置幕次：“……五阵皆毕，始令军士下营散饭。宣皇太子、执政、使相、管军对御宴饮。侍从、修注官于御台下幕次赐酒食。”[20]总之，两宋时期朝廷中央普遍使用幕次，也正因为如此，使得针对幕次的分析具备研究基础和价值。

二、宋代幕次的配给分合与尊卑秩序

宋代日常政治运作和行礼仪式场合中文武百官幕次的具体分配办法以及分合状况时有变化。《石林燕语》记载：“殿庐幕次，三省官为一幕，枢密院为一幕，两省官为一幕，尚书省官为一幕，御史台为一幕。中司则独设椅子坐于隔门之内。惟翰林学士与知开封府同幕，盖旧制知府常以翰林学士兼故也。始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同一幕，赵中令末年，太祖恶其专，而枢密使李崇矩乃其子妇之父，故特命拆之，迄今不改。”[21]此处的三省官也可能系指三司官，而中司即御史中丞的别称，本条所记���可能是常参情形。可见，重要的中央机构如枢密院、中书门下、御史台等都有自己机构的专属幕次，而知开封府与翰林学士共用一个幕次。进一步探求可知，先前枢密院、中书门下曾经共用同一个幕次，太祖鉴于赵普权位过重，且和枢密使李崇矩有姻亲关系，为避免二府形成政治上的联合力量而将它们拆为二幕，这符合宋太祖时期分化官僚机构事权避免权力集中的基本政策。同时，颇值得玩味的是，这恰好证明宋太祖注意到幕次空间可能给二府的联合造就一定便利条件，反过来说明幕次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宋会要辑稿》记载此事：“(开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诏中书门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今后宜令宰相赵普与居正等轮知。先是，宰臣、枢密每候对长春殿，同止庐中。时帝闻赵普子承宗娶枢密使李崇矩女，因诏分为幕次。”[22]可见，幕次也是皇帝集权需要顾及之处，而纳入今天的研究视野以充实宋代政治史，也是理所应当的。

东西二府分别幕次自太祖以后成为定制。张邦昌僭立期间，似乎出现过二府合用同一幕次的情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建炎元年夏四月)庚午，元祐皇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邦昌以太宰退处资善堂。侍从官以上诣祥曦殿起居元祐皇后毕，邦昌服紫袍、金鱼、犀带独班归两府幕次。”[23]这里的两府幕次可能为枢密院与三省合用。另外，孝宗在位期间，似乎也采取过二府合一幕次之制。[24]

常参时，大部分机构的幕次设于朝堂，只有两省官幕次位于中书门外。这种情况后来又有变动，《宋会要辑稿》记载：“两省官幕次旧在中书门外，近制就使权就朝堂门南上将军幕次。”[25]两省官与武官班中的上将军合用同一幕次。至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六月十七日，御史中丞温仲舒言：‘两省幕次不合在朝堂，乞依旧例移归中书。’从之。”[26]至此两省官幕次又移出朝堂，回到独用幕次时的情况。

御史中丞作为御史台的长官，并不与御史台其他官员同处御史台幕次内，而是独自坐于隔门之内。在台参辞谢仪式上，御史中丞与三院御史亦不处同一幕次。熙宁三年(1070年)“十一月三日，御史台言：‘台参辞谢，臣僚自来于朝堂先赴三院御史幕次，又赴中丞幕次，得以体接老疾之人。今若只于御史厅一员对拜，不惟有失旧仪，兼恐不能公共参验。乞依旧例，朝堂拜揖，如遇放常朝，即于御史台。’从之。”[27]可见常朝时，如有官员需要就其辞任、就职等事参拜台官，便需先于朝堂内的御史台幕次参拜，再去御史中丞幕次参拜。这反映出三点：一是御史中丞的确不与御史台其他官员同处一个幕次内。二是与前揭《石林燕语》中的记载稍有不同。此处表明御史中丞仍有其专属幕次，而《石林燕语》所载只说御史中丞独设椅子坐于隔门之内，并未说是否是隔门内的幕次之内。照此处《宋会要辑稿》的材料来看，很可能御史中丞也是有其幕次的。三是幕次虽由幕布绞缚而成，但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不影响朝堂所具有的公共参验功能。

此外，谏院曾经长期没有其专属幕次，直到庆历七年(1047年)才在御史建议下设置。该年“五月一日，御史知杂李兑奏：‘谏院旧无条制，不私私谒，及有带馆职臣僚并尚省差谏院者，其起居、横行，并只在百官幕次交杂。乞应但系谏院供职臣僚，今后一依台官例，除朝参、非公事不得乱出入及看谒。所有起居、衡行并诸处集会，乞于两省台官侧近别设幕次。其序班立，即自依本官本品。’从之。”[28]北宋前期，受使职差遣影响，谏院供职者多为本官为他官者差充，在朝参时曾长期依据其本官使用幕次而没有谏院自己的专属幕次。直到此时才设置了谏院幕次，采取使用幕次时谏院官员共处一幕，而出幕次立班时则按照官员各自本官品位分别立班的办法。元丰改制之前，有许多机构都由其他部门的官员临时差充，这种专门设置幕次的除谏院外还比较少见，谏院获得专属幕次，与庆历年间的政策重心和政局变动有密切关系。另外还可知，使职差遣制下虽然差遣意味着实际职责和事权，但在仪式上往往还是以本官为准，这对我们理解使职差遣制在国家政治、礼仪上产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幕次的等级排序及空间位置，都可以表现出一定的尊卑次序。皇太子幕次与宰执幕次的序位高下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一般情况下，宗室、亲王序位在宰臣之下。就地理位置来说，宰执所处常在东，而宗室亲王所处常在西，以示对宰臣的尊崇。据《东宫备览》记载，北宋至道元年(995年)“皇太子上言：‘旧与越王元份等同朝于崇德门西幕次，入则同班起居。今蒙册命即移于崇德门东宰执幙次，与元份等别班起居。虽恩荣益增，忝冒伏望明恩俾从旧贯，庶因辨色之会，时接同气之欢，倦倦之诚，实在于此。’帝览奏谓宰相曰：‘皇太子孝悌之性出于自然，诚可嘉也。’乃诏仍旧。”[29]可见，未立为皇太子前，其幕次低于宰执，处于崇德门西侧，而宰执幕次位于崇德门东侧。建储之后，则与其他宗室皇子区别开来，转移到崇德门东侧的宰执幕次待班。皇子在立为皇太子后其幕次序位有所上升，但并未超越宰执。且此处记载，最后又由宰执幕次改回了之前的崇德门西幕次。这基本上符合宋代尊崇文官的政策。高宗绍兴年间，关于皇子(宋孝宗)使用幕次的问题也有过专门规定。“(绍兴)十二年三月二日，御史台、合门言：‘普安郡王出外第，合趁赴朝参及非次庆贺、拜表等。待漏合于皇城门外，待班合于殿门外，并在宗室正任幕次。其忌辰行香，合于百官之前先入。’从之。”[30]后来随着官爵的变化，其幕次也发生变化，“(绍兴)三十年三月四日，合门言：‘奉诏，皇子已除开府仪同三司，进封建王。其人从待班幕次，令有司条具。今讨论亲王趁赴起居，其丽正、和宁门外待漏合子合在西廊，与宰职合子相对，在见今使相之上。如遇拜表、庆贺等，垂拱殿门外待班幕次合在宰执之次，垂拱殿门内侍班合子合在西廊，与宰执合子相对。’”[31]可见，就孝宗曾使用的幕次来说，由原来的宗室正任幕次转移到了宰执幕次，是其由普安郡王进封为建王、开府仪同三司后得到的相应提升，但丽正门、和宁门外和垂拱殿门内的待漏合子仍是与宰执相对，宰执处于较尊崇的东侧。因此，高宗时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仍然没有在幕次序位上超越宰执。宋孝宗后期，又就皇太子的垂拱殿待班幕次做出规定，“淳熙乙巳九月七日有旨皇太子垂拱殿幕次移在东廊。初，亲王序位宰相下，故殿幕宰执在东，亲王在西。既升储，仍不改。予为詹事时，东宫尝及此，予以告诸公，不能正也。”皇太子幕次移在东廊，开始与宰执平起平坐，然而事情的发展不止于此，几天后，“至十二日常朝，皇太子侍班幕次移在宰执之上。初宣谕时，梁相奏乞移皇太子于东廊而宰执过西廊。合门疑宰执过西，则使相却在东。予时为枢密使，谓不若只在东廊，但移皇太子在宰执上可也。合门云适商量亦如此，兼集英及后殿皆然，于是遂定。”[32]至此，皇太子幕次不但在东廊，而且序位于宰执之上，突破了之前的界限。这似乎与南宋以来政治专制的加强不无关系。

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册命贵妃郑氏为皇后，其礼仪规定比较特殊：“文武百官、未升朝官由右掖门，宗室及诸司使副至殿直由东华门、左掖门，入赴朝堂内外幕次换朝服，未升朝官公服。”[33]此处既已说文武百官，则诸司使副当指内侍。可见，当时在文武百官、宗室以及内侍共同参与的仪式中，宗室作为皇帝宗族、内侍作为皇室私人，其序位要高于文武百官：因此，文武官及未升朝官走右掖门，而宗室及诸司使副走东华门和左掖门。《东京梦华录》记载正月十六日的节庆活动时也讲道：“两朵楼相对，左楼相对郓王以次彩棚幕次，右楼相对蔡太师以次执政、戚里幕次。”[34]同样是宗室亲王位于左，执政位于右。这或许与当时的特殊政局相关，如内侍势力的膨胀和徽宗皇权专制的加强。

此外，幕次位序也能从一个侧面表现文武官之间的尊卑次序。文武官内，宋代所贯彻的崇文抑武政策使文官处左，武官处右。皇祐二年(1050年)明堂大礼，“文官设次左升龙门外，武官设次右升龙门外”，[35]即体现了这一尊卑关系。

幕次位序有时也可体现出不同机构之间的高下关系。李宗谔在《论两省与台司非统摄》一文中提出八点两省与御史台不相统摄的理由，其中第七点为：“文武常参官幕次并在朝堂，惟两省官在中书门内。每遇殿起居及大朝会、燕集，并设次在御史中丞之上。盖地望亲近在宪司之右。”[36]这里李宗谔一语道破幕次排序意味着机构与皇权之间的关系亲疏。

三、幕次空间及其政治意义

幕次并非纯粹简单的附属设施，而是一层微妙的政治空间。因此，幕次空间有相当的私密性和保密要求。据史料记载，在一些仪式中，使用幕次的官员需要持有相应的敕号：(绍兴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礼部、太常寺言：“据修武郎程宗亮等八十五员状：‘各蒙吏部发遣前来太常寺，充捧、执笾、豆、簠、簋等官，系赴圆坛、太庙、景灵宫行事。缘各系是在部官，即无轿马，窃虑临时趁赴不前。欲乞备申朝廷下所属，权行各关借马一匹、兵士二人。’今契勘，伏乞朝廷指挥，于殿前司权行每员差借马一匹，鞍辔全，并控马兵士二人。及乞支破逐官每员到幕次敕号二道。”诏依。[37]发给每名进入幕次的官员两道敕号作为对号入位的凭由，意味着可能还需要届时两道敕号相印合才能使用幕次。敕号代表着权限，表明幕次这一设施在仪式场合上具有的严肃性和保密性。幕次虽是过渡性的中转空间，但官员出入也要对号入座，不能肆意妄为。

一般情况下官员的随从和闲杂人等不许随意进入幕次，而一般官员也不可无故进入宰执幕次。《宋会要辑稿》记载宣和二年(1120年)八月十一日门下省制敕库房所拟规定为：“诸杂人入幕次，契勘自熙、丰年有约束指挥。不应入者，无故入门，许人告。今来宰执幕次自合除合祗应人外，诸杂人并不得入幕次。”此外，还进一步规定“官员就幕次取覆，契勘自熙宁年官员参辞谢呈敕告并本职公事，方许赴都堂。仍取禀指挥相见外，余并依于尚书省投状。今来官员自不合入宰执幕次及下马步行处接便唱喏，并待漏院及合子内出头呈纳文字。欲已上并依元丰旧制。如违，徒二年。因而听采漏泄，依中书漏泄法”。[38]第一则记载意在限制杂人进入幕次，指出熙宁、元丰年间已经有限制杂人入幕次的规定。据文意，当时指挥内规定了杂人之应入者与不应入者，同时其指涉的幕次似乎并不限于宰执幕次。宣和二年的重申，更进一步指明宰执幕次与其他幕次相较限制更为严格，除了必须的祗应人外，其余闲杂人等一律不准入内。第二则记载主要在于限制宰执以外的官员进入宰执幕次。其中将宣和年间的宰执幕次与熙宁年间的都堂相提并论，二者皆为宰执办公之处，幕次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这两则规程由门下省制敕库房拟定，主要在于防止宰相机构的信息泄露出去。反过来可推想而知，宰执幕次内必然会产生高度机密的政治情报，才会引起这些严格的出入限制。因此，幕次虽不是常规的办公地点，但同样是政治决策产生地之一，其机密程度几乎可与都堂比肩。南宋初，也对官员随从进入幕次做出限制，“(绍兴)十三年二月三日，诏：‘三公、三少、亲王、使相趁赴常朝，许带直省官二人入殿门，至幕次止。’”[39]所带官员可以随入殿门，但不可进入幕次。这也说明，就政治上的重要性和保密性考虑，幕次要重于殿门。此外，《续资治通鉴长编》还记载道：“(熙宁十年三月戊午)又诏：‘谏官遇起居、横行诸处集会，或有职事与台官通议，听于侧近幕次往还。’”[40]从这一则材料反推可知，在某些场合中，对部分官员来说幕次不但不能随意出入，甚至不可在其周围随意走动、过分靠近。可见，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幕次空间是需要特别保护的。

幕次内人员之间的言行交流，对决策和政局走向产生影响，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祐五年(1090年)六月丁未事：“大防曰：‘未审如何加恩礼？’谕曰：‘欲遣人押令受命供职。’众皆赞之。于是遣内东门使臣押焘、光庭赴合门受命，初至幕次，又遣御药院陈衍面谕二人，遂命入榭。”[41]同书载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事，引《旧录》：“移刻，都知刘友方、梁从政至幕次中宣谕云：‘皇帝有指挥事，召二府入对。’”[42]某些特殊情势下，幕次甚至作为草遗制的场所，如徽宗即位，“宰臣等称贺毕，召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于内东门幕次草遗制进入。”[43]官员们可以在幕次中商议政事。李纲《梁溪集》记载：“臣拜辞登岸，因召内侍杨修、李俅等三人坐幕次，与再道前语。三人者皆宁德宫官也，以臣言为然。”[44]又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丁未事后的注文内有：“冯檝《临安录》云：‘……檝近前白丞相，有紧急事拜禀，丞相云，只今晚朝可来幕次说。檝随后到宰执幕次，有七人同坐。’”[45]所举几个例证，关乎宣谕、草制、奉迎、复辟等，都是重大事件。政治权威的贯彻施加和最初政治决策的产生，都在幕次这个特殊的空间内展开。

有时，幕次俨然成为几方力量相互博弈的空间。《涑水记闻》记载这样一件事：保安军奏获李继迁母，太宗甚喜。是时寇准为枢密副使，吕端为宰相，上独召准与之谋。准退，自宰相幕次前过不入，端使人邀之曰：“向者主上召君何为？”准曰：“议边事耳。”端曰：“陛下戒君勿分言于端乎？”准曰：“不然。”端曰：“若边鄙常事，枢密院之职，端不般与知。若军国大计，端备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准以获继迁母告，端曰：“君何以处之？”准曰：“准欲斩于保安军北门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为何如？”准曰：“陛下以为然，令准之密院行文书耳。”端曰：“必若此，非计之得者也。愿君少缓其事，文书勿亟下，端将覆奏之。”即召合门吏，使奏“宰相吕端请对”，上召入之。端见，具道准言，且曰：“昔项羽得太公，欲烹之，汉高祖曰：“愿遗我一杯羹。”夫举大事者，胡以固不顾其亲，况继迁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杀继迁之母，继迁可擒乎？若不然，徒树怨仇而坚其叛心耳。”上曰：“然则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谓宜置于延州，使善养视之，以招徕继迁。虽不能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抚髀称善，曰：“微卿，几误我事。”即用端策。[46]太宗本来回避宰相，只与枢密商议，寇准所谓“议边事耳”，本意也不愿与吕端商讨此事。在这种特定情形下，幕次成为了皇帝、枢密副使与宰相吕端三方博弈的空间，展现的是通过对信息的占有来争夺权柄。最终吕端占了上风，更改了皇帝的决策，同时势必使寇准在太宗心目中的地位打了折扣。

元祐八年十月末，距哲宗亲政不久，内廷降旨更换内供奉官，苏辙等人认为此举不妥，“奏曰：‘陛下方亲政，中外贤士大夫未曾进用，而推恩先于近习，外议深以为非。臣等浅陋，前日失不开陈，今已无及。陛下今后慎之而已。’至十日，密院复出内批，以刘惟简随龙权入内押班，梁从政、吴靖方先帝随龙，除从政内侍省都知，靖方带御器械。十一日，垂拱殿幕次，商量本欲伸前议，以非初政所宜。方进呈，未及开陈，微仲卷起文字曰：‘依已得圣旨。’众愕然而退。”[47]幕次充当官僚集议之地，是臣僚建议形成之处，成为与皇权博弈的一个阵地。仁宗后期开始商讨立皇嗣之事，韩琦、欧阳修支持仁宗立英宗为皇嗣，面对英宗的推辞，韩琦指出“若名分正则自辞不得”，于是仁宗决定于明堂直接宣布立皇嗣并积极取得枢密院的支持，“翌日，二府同进呈。幕次中，欧公曰：‘皇嗣莫大分明，不若只为皇子。’公以为然。”[48]可见，幕次也是宰臣之间取得一致、相互确认政务方针的地点。

正因为对信息的占有往往关系到对权力和利益的占有，所以有时官员故意利用幕次的特殊空间阻断信息交流，成为官员间政治联合与对抗的武器。官员在幕次内耳语或于幕次之间隔幕私语，将政情信息垄断在自己圈子内，排斥政见不同的官员，可能对皇帝接收到的奏议和提议产生片面的影响。元祐二年吕陶就御史台反对皇帝罢张舜民事分析相关情况：“臣伏见近日以来，欲言一事，本台上下往往预先商议，定为一说，以至谏官结为一党，不顾事理是非，务以众力求胜公议，取必朝廷……缘臣是远方寒士，在朝孤立，自辨明朱光庭弹奏苏轼策题，后来尧俞、岩叟常怀恨怒，并不与臣论议。近日又为讲筵臣僚欲于别殿说书，臣独论奏，尧俞自此相见往往不交一谈。数人者，或在台中，或于幕次，多是嗫嚅耳语，臣皆不得预闻，臣亦不敢强去亲之。每询访得朝廷政事及民间利害，只是自度是非，或言或不言，往往与众不同，亦不可一一告人。”[49]可见，御史台的其他官员为了孤立吕陶，手段之一即在幕次中低声耳语，不容陶均获知众人商议之事。幕次内的行为助长了所谓谏官结为一党的现象，进而对朝政决策和人事任免产生不良影响。在与曾布讨论邢恕、林希争斗事件时，哲宗说：“路昌衡言恕常与京密语，他人莫得闻。虽不同一幕次，往往于隔幕私语，无得闻者。”[50]这种密语对促成官员之间的政治联合乃至形成初步的提议都有重大影响。可见，无论幕次内的交流渠道通与不通、意见相左或是一致，幕次空间都是政治情报和信息流通的一个微妙管道，也是各种力量结合或对抗的一片阵地。

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幕次空间内的交流行为可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孝宗即位不久，朝廷有意收复北方故土。《宝庆四明志》为史浩立传，记载了当时的一件事：“一日，浩与浚对坐待漏院幕次，康伯以病告不至。浩谓浚曰：‘今日锐意欲用兵，岂非以祖宗大仇未复，必欲一举空朔庭以洗中外积年之愤。然而医人之国当观其时、审其势。方今上新即位，内政未立而遽动干戈，于边鄙则财用必竭，人心易摇。是徒慕复仇之名，初无其实也。莫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浚曰：‘此言良是，但浚老矣。’浩曰：‘晋灭吴，杜预之功也。而当时归功于羊太傅，以叔子立规模而元凯成其功也。相公若为后人立规模，使后人藉是以有成，则亦相公之功，何必身自为之。’及奏对，浚不复言边事。寻内引朝辞，乃立请于上曰：‘臣早间再与史浩议，其意已不可回，恐失机会，惟陛下英断。’上由是不由三省、枢密院，径以金书牌，自命诸将出兵。外廷莫之知也。”[51]史浩认为孝宗新即位之初不宜大举北伐，而张浚力主立刻出兵。幕次内的对话看似待漏时对朝政的闲谈，实际上依照张浚所言“早间再与史浩议，其意已不可回”，乃是当作两种意见之间的最后沟通。幕次内的言行，演变为后来张浚给孝宗最后通牒的依据，进而又促使孝宗做出绕过三省枢密院直接下令出兵的决策。不得不说，幕次空间比起衙门、殿堂看似微不足道，但很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

总之，幕次如果作为一种政治空间来理解，那么它在政治运作、政治秩序结构的构造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值得重视和挖掘，这对更加深刻地理解宋代政治很有帮助。

注释：

①唐宋礼制研究较多关注《大唐开元礼》以来的国家礼典修撰以及礼典内的具体行礼活动。如陈戍国的《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任爽的《唐代礼制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刘安志的《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杨建宏的《礼制背后的政治诉求解读——以北宋官方礼书制作为中心》(《船山学刊》2009年第1期)、陈峰、刘缙的《北宋讲武礼初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等论著，较少关注政治机构日常的运作仪式和规程。宋代政治空间和日常运作方面的研究，往往关注正式的政治场合和都市空间，且着眼于时间、空间转换方面的整理和分析，如平田茂树的《宋代的政治空间：皇帝与臣僚交流方式的变化》(《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平田茂树、远藤隆俊、冈元司编的《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以及平田茂树新著《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等成果，都较少关注幕次这类半正式的空间和具体的政仪。宋代政治文化史研究上，以往成果以研究宋代意识形态、统治策略、政治与文化的互动为主，尤其是关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占据了大多数，涉及宋代士大夫及其儒学思想与政治的关联和相互渗透。分析日常性政治意识、政治符号及其象征意义有过一些高水平的成果，如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和邓小南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等成果，但分析宋代日常政治仪式的较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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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翰苑新书·后集》卷8，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74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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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5，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9页。

[23][45]［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5、458页。

[24][51]［宋］胡榘修，方万里、罗濬纂修：《宝庆四明志》，宋志英选编：《宋元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第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511、511－513页。

[29]［宋］陈模：《东宫备览》第709册，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08－309页。

[32]［宋］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81《皇太子幕次》，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52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775页。

[34]［宋］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2页。

[36]［宋］李宗谔：《论两省与台司非统摄》，［宋］吕祖谦编：《皇朝文鉴》卷42，［宋］吕祖谦著，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21页。

[40]][41][42][43][49][5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882、12365、12357、11825、9753－9754、11825页。

[44]［宋］李纲：《梁溪集》，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6册，第141页。

[46]［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2，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4－35页。

[47]［宋］苏辙：《龙川略志》卷9“议除张茂则换内侍旧人”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5－56页。

[48]［宋］韩忠彦：《忠献韩魏王家传》卷5，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6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649页。^

【作者简介】王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湖北　武汉 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