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整合型社会治理：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的中国范式

赵 黎

原文刊发于《中国农村观察》2020年第6期。

一、引言

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和长期演进的结果。对社会治理体系和制度优劣的讨论应从其历史和社会发展背景出发。相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而言，其社会治理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从依赖西方话语到建构本土话语的转向和过渡阶段。为此，需要对西方学界构想出来的民主自由、市民社会、普世价值等理论和话语所暗含的优越性进行反思，重新认识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模式的价值，以推动中国社会治理理论体系的建构，提高中国社会治理的创新能力。

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生命力应通过实践来检验。这种检验既需要在常态化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来衡量，也需要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的实践中来判断。2020年，全世界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行动与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优势。这既为探察社会治理的中国范式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也为重构后疫情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体系、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本土资源。

二、社会治理的两种研究进路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受到西方经典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通常从“国家—社会”关系这一传统而又常新的分析框架及其应用衍生出来的研究范式出发。中国本土历史情境的转换与社会环境的变化给西方“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解释效力带来了挑战，也给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带来了“规范认识危机”（黄宗智，2020）。

近年来，中国学界提出一系列相关概念，新的理论经验不断得到总结，这为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更多的启示。相关研究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研究视角开始从“大历史”“大事件”等整体性的宏大、抽象、结构的叙事更多地转向了微观、细致、行动的视角，开始通过对底层领域变迁的探寻和微观证据的发现，关注群体与个体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以及具体的社会关系和行为过程。在马克·格兰诺维特的经济行动对社会关系嵌入研究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学界在研究中引入策略行动维度，通过深描与探寻行动动态，注重在实践中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同时，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间组织的兴起，中国政治学界在对以社会自治发展为特征的社会自主空间扩大的现象进行观察与分析的基础上，将“国家—社会”关系与“党政”关系结合起来，形成了政党、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林尚立，2001），并在对乡村关系和村民自治的讨论中得到深化（景跃进，2005）。随着从政党维度来分析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界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政党治理作为社会治理与转型分析的一个核心范畴得到凸显。笔者认为，这种“将政党带进来”（景跃进，2019）的分析理路体现出对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深刻理解与独到观察。这一理路不仅为打破简单依赖西方现代治理模式的分析路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为学界进一步采用新的方法和视角来认识和理解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然而，虽然若干深入的观察和分析已经出现，但对政党维度下的社会治理的相关理论研究却寥寥可数，而这容易导致对“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产生认识上的误区与实践上的偏差。本文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尝试对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理论重构进行一些思考。

三、政党整合型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体系的理论超越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党组织领导是中国社会治理最大的特色。现代国家在中国的成长使得执政党逐渐融入到国家制度建设中，形成一个以执政党为整个社会的核心、国家与社会相互融合和互动互促的同心圆，实现了政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化和一体化。笔者将这种以体现政党对社会整合力为特征的社会治理体系称为“政党整合型社会治理”。

政党整合型社会治理可以整合和优化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发展路径，有效化解当前基层社会的治理困境。这一社会治理体系立足于建构长效行动策略和治理机制，是推动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逻辑与行动逻辑的重要动力与制度保障。政党整合型社会治理通过独特的组织嵌入机制、功能作用机制以及目标预期机制，体现出鲜明的本土化和时代性特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和城市治理的探索与转型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长期、稳定的保障机制、发展战略和制度框架，实现了社会多层级治理体系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性和运转韧性。

（一）组织嵌入机制

立足于中国国情，考察建党史和建国史变迁的逻辑，可以看到，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将社会动员作为革命与建设新中国的基本工作机制，通过运用自上而下的组织化力量，将党组织延伸到基层社会，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和广泛动员。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将社会动员与群众路线转化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不断密切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提高政府的治理权威，增强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共识。党组织系统是迈克尔·曼意义上的国家基础性权力扩张的重要载体。

在“政党—国家”体制下，组织嵌入机制主要意味着治理体系的组织化和网络化。一方面，所谓组织化，主要是指党组织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组织网络，向基层社会延伸和拓展，以此体现国家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提高国家的理性行政能力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另一方面，所谓网络化，主要是指党组织在既有的国家与社会单向度关系的基础上，将基层党组织嵌入基层社区治理结构之中，建构政党嵌入社会的“网络化”治理机制（赵黎，2017）。

（二）功能作用机制

在“政党—国家”体制中，社会整合和社会动员是执政党最为重要的功能。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社会整合，为国家政权建设提供稳定的制度基础，实现国家和基层社会的有效联结；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动员，激发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和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够将社会治理同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连接在一起。

（三）目标预期机制

在政府多层级治理体系的实际运作中，压力型体制的运作逻辑（荣敬本等，1998）容易导致基层治理中存在以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为主要形式的官僚主义（谭秋成，2019），使得基层政府倾向于采用短期、工具主义的治理策略（黄晓春、周黎安，2017）。为克服上述弊端，目标预期机制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长期、稳定的保障机制，并为组织嵌入机制与功能作用机制的有效运行指明了行动方向。

总结而言，以整合型共治为特征的政党整合型社会治理，通过组织嵌入机制，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的组织化和网络化；通过功能作用机制，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和广泛的社会动员；通过目标预期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促进城乡社区治理协调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党整合型社会治理是中国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基于本土资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的社会治理体系。这种社会治理与以市民社会话语建构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不同，具有鲜明的本土性特征。

四、从“社会”到“市民社会”：西方“市民社会”的语义辨析及反思

在讨论社会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时，市民社会的话语建构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近代西方“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理论本质。辨析西方“市民社会”的语义，对认识中国社会治理的本土性十分必要。

（一）“市民社会”：一个“本质上争议的概念”

根据沃尔特·加利对“本质上争议的概念”的诠释，约翰·格雷（2014）讨论了社会政治理论中一些主要概念的可争议性。遵循这一分析进路，可以说，“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多重不同用法的概念，是一个“本质上争议的概念”。自从市民社会(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这一概念在18世纪的德语中产生以来，概念本身所涵盖的不同意义导致它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运用呈现出开放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特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概念至少包括三重涵义。首先，从广义上说，“市民社会”是指“社会发展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其次，从狭义上说，“市民社会”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即“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这里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应理解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再次，“市民社会”的第三重涵义，是一种对“组织”或“社会组织”的特定意指。

（二）语义缺陷：双重维度的论争

由上可见，为“市民社会”赋予一个广为接受的精确涵义并非易事。在各国的不同译本中，这一用语或被译成“市民社会”，或被译成“资产阶级社会”。概念本身具有多重涵义，而译法的不同更为研究与讨论带来了解释的差异与分歧。“市民社会”概念至少在两个维度上存在语义缺陷。概念模糊与认知偏狭阻碍了学界对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与时俱进的理解，也影响到对中国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总结拓展和认知升级。

反观本文提出的政党整合型社会治理范式，从政党维度重新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党组织为核心形成的社会治理组织体系，不仅可以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而且可以推动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和谐有序发展，进而拓展“强国家—强社会”的合作博弈关系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可能。

五、政党整合型社会治理的经验支持：以疫情危机应对为例

本文从国家与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关系维度，以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与实践为例，对文中提出的政党整合型社会治理的三个关键机制进行了“从理论到经验”的考察。

在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行动和实践中，政党整合型社会治理的组织嵌入、功能作用和目标预期这三个关键机制交互作用，为政党视域下中国社会治理范式的有效���和正当性提供了有力的实践经验的支持，通过以组织嵌入机制为依托，形成社会共识和全民动员；通过以功能作用机制为纽带，重构经济和社会秩序；通过以目标预期机制为引领，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和使命。

六、结论

本文从“国家—社会”关系框架及其应用中衍生出来的研究范式出发，考察了中国社会治理研究领域的两种主要分析进路，提出从政党维度理解中国情境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必要性与适用性。立足于“政党—国家—社会”的三元视角，本文尝试提出了政党整合型社会治理的理论概念，并围绕这一理论概念，从整合的结构、功能和目的三个方面，建构出组织嵌入机制、功能作用机制和目标预期机制对推进政党整合型社会治理体系运转的规范性认识，试图形成一个基于中国本土的分析性理论范式。同时，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文本分析出发，立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关系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与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社区为单元的抗疫行动呈现出政党整合型社会治理三个关键机制的内在逻辑，为政党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范式的有效性与正当性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以党组织为核心形成社会治理组织体系的社会合力，可以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和谐有序发展。这为进一步完善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笔者认为，对“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考察以及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辨析本身不是目的，关键在于从中可以建构出适合中国情境的分析性概念。在全球化时代，对社会治理中国特色的倡导和主张绝非表明闭关锁国或与世隔绝。完善和创新中国社会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需要面向未来，也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有益经验和适用性实践。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概念的语义辨析与语义再造的反思，通过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世界各国都在遭遇的、超出意识形态讨论范畴的公共卫生危机作为案例展开分析，笔者认为，政党整合型社会治理体系可以呈现出中国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如何得以有效运转。这一分析性理论范式避免了以“市民社会”研究路径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范式适用上的缺陷或不足，反映了中国社会治理发展的独特道路，丰富了对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运作机制的观察与探索，在形成与西方相关经典理论进行比较与对话的可能的基础上，也为建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提供了一种思维路径和理论表述。 

在对中国发展模式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分析中，有西方学者将中国比喻为塔勒布似的“黑天鹅”意义上的“红天鹅”，认为把西方当作理所当然的榜样来学习的时代已经过去（韩博天，2018）。随着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技术变革、治理转型、认知迭代等方面竞争的加剧，未来的发展趋势并非可以准确观察或预测，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将会长期存在。中国的治理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制度优势，这个问题也许无需在此过多争论。不过，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生命力在其实践发展中已得到充分检验，而笔者也乐于将其付诸未来去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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