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地图不是对地理空间的再现，而是人们对地理空间的主观解释。而对空间的解释，直接关系着对这个空间的使用和占有方式。现代殖民帝国兴起于欧洲“地理大发现”。伴随着对地球空间的重新理解，帝国也开始了对新空间的占取和利用。因此，16—19世纪代表性的欧洲地图作品，不但是殖民帝国新地理知识的体现，也是其殖民权力和帝国意识形态的体现。本文从地图切入，讨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国际法权力的空间机理。从开拓商路到占领殖民地，现代帝国的兴起伴随着早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与传统帝国不同，现代殖民帝国源起于对地理空间的新认知，也带来了一系列重塑空间秩序的行为。全球空间被整体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资本主导的生产-运输-消费链条中，形成相互关系和等级次序。同时，为这种秩序辩护的欧洲国际法也在地理空间的重塑过程中诞生和发展。15 世纪后兴起的欧洲地图学则是这一系列变化最为鲜明的视觉表现。

关键词：地图；地理学；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际法

作者简介：宋念申，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

2020年的美国，哥伦布突然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明尼苏达州的白人警察虐杀黑人弗洛伊德一案引发了新一波“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抗议运动，并迅速燃遍全美。抗议活动的集体行为之一，就是破除一系列带有种族压迫、殖民暴政象征的符号，特别是树立于公共空间的人物雕像。除了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将领的雕像外，芝加哥等数个城市中所矗立的500多年前“发现美洲”的哥伦布雕像也被移除。

有关哥伦布的争议并不是新的话题。就连大洋彼岸的中国，在20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曾展开过他究竟是残酷的殖民海盗还是伟大的资产阶级先驱的争论。即使在每年以“哥伦布日”纪念他的美国，人们也已经将当今社会结构性不平等根源，追溯到5个多世纪前的“发现美洲”。

本文的主题——地图帝国主义与哥伦布相关。笔者试图表达的主要观点是：现代殖民性帝国的兴起，首先表现为对地理空间的全新认知和处理方式。这种新认知虽然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古希腊以来的欧洲思想传统，但主要是在以哥伦布为代表的“地理大发现”的刺激下形成的。与之相伴，对地理空间的新处理方式，则是从开拓商路到占领殖民地的一系列重塑空间秩序的行为。全球空间第一次被整体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资本主导的生产-运输-消费链条中，形成相互关系和等级次序。同时，为这种秩序辩护的欧洲国际法，也在地理空间的重塑过程中诞生和发展。这一系列变化最为鲜明的视觉表现就是15世纪后兴起的欧洲地图学。因此，近代以来代表性的欧洲地图作品，不但是殖民帝国地理知识的体现，也是其殖民权力和帝国意识形态的体现。

说得更直白一些：现代殖民帝国最根本的特质在于占取，而占取首先是对空间的占取（包括领土、港口、运输线等），其最重要的目的是资本积累。随之而来的则是对被占取地原住民的排挤、奴役和压迫。支撑这种殖民行为的，是一套新的想象、建构、安排地理空间的方式，以及对占取的“合法性”论述。现代地图则是这套话语重要的表达形式之一。

一、祛魅：条约分割的世界

1502年，意大利北部的费拉拉是欧洲城邦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在公爵埃尔科莱一世·德斯特（Ercole I d’Este）的治理下，这里成为最具文艺复兴精神的艺术之城。这一年，公爵派他的仆人阿尔贝托·坎迪诺（Alberto Canti⁃ no）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花费重金请当地的制图师制作了一张世界地图。当时，因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和葡萄牙正激烈争夺“新世界”，地图是被严格管控的国家机密。坎迪诺不得不把地图偷偷带出，运回费拉拉。

今天，这张以偷运者名字命名的《坎迪诺平面球形图》（The Cantino Pla⁃ nisphere）被公认为欧洲地图学史上一座里程碑。它以非洲大陆为中心，勾勒了南美洲东海岸以西一直到东亚和东南半岛的广大地域。但是它最突出的特征，是在图的左侧画上了一条直直的竖线，把已知世界切割成两部分。这条线是1494年《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所规定的西葡两大帝国的势力分界线。坎迪诺图也成为现存最古老的反映这条边界线的地图。

1494年6月7日签订的《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被地图史学家杰里·布罗顿称为“欧洲全球帝国地理学最早也最狂妄的法令之一”（Brotton，2012：186；布罗顿，2016）。它把想象中的地球一分为二，将分界线以东的半个地球划归葡萄牙，以西则归于卡斯蒂利亚。其实，它不是平分地球空间的条约，更为严谨的说法是：它是平分地球上非欧洲世界的条约。欧洲地区虽然整体位于分界线以东，但显然不归葡萄牙所有。

《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是1493年哥伦布从“新大陆”归来的直接产物。卡斯蒂利亚王室敦请教皇承认哥伦布发现的土地归其所有，以平衡葡萄牙此前对非洲新发现部分的占取。我们都知道，哥伦布本人从没想过要发现新大陆。他根据托勒密的地理学思想、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以及其他文献，固执地认为，只要朝西航行，就可以绕开葡萄牙控制的非洲沿岸，以更短的距离抵达中国和印度，打破葡萄牙对海上贸易通道的垄断。直至1506年去世，他都不认为自己发现了一块此前未知的地域，而是到达了亚洲。当然，他对地球周长的估计严重偏小。从《坎迪诺平面球形图》我们便可看出，当时大部分地理学者都未接受他的解释。就在此图制作前不久，1501年到1502年，葡萄牙派遣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探索了今天乌拉圭到巴西一带的海岸，确认南美洲东部这一部分是位于《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规定的葡萄牙一侧，也进一步证实此海岸属于一块未知的新大陆。就这样阴差阳错，人们没用哥伦布的名字，而是用亚美利哥的名字，把新大陆叫作“亚美利加”。

如果说《坎迪诺平面球形图》代表了《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时代早期欧洲帝国眼中的世界（至少是葡萄牙眼中的世界），则这两份文献其实都暗示了这个世界并不完整。因为根据这个瓜分地球条约，两国只明确了在欧洲以西的分界，即从葡萄牙控制的佛得角群岛，连线至哥伦布登陆的加勒比海的西班牙岛，取中间点，按经线划出。但地球是球形的，这条经线必须和另一面对称的经线一起才构成完整的360度，让两国平均分到各180度的球面。

两国此后不断向两端开疆拓土。葡萄牙绕过非洲南端进入印度洋，并在1511年攻占了马六甲，距离最重要的香料产地、今天印尼东部的摩鹿加群岛仅一步之遥。两年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探险家首次抵达巴拿马地峡，得知在新大陆的东面还有一片大洋。而曾经参与葡萄牙攻占马六甲行动的费迪南·麦哲伦，数年后转投对手阵营——已是哈布斯堡帝国的西班牙。据说麦哲伦认为马六甲已经是《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规定的葡萄牙领地的尽头，再往东的摩鹿加群岛理应落入西班牙统治范围，而“发现”新大洋的消息则鼓舞了麦哲伦。像哥伦布一样，他认为可以绕过美洲继续向东，跨过他所命名的“太平洋”，开辟更直接的香料贸易路线。麦哲伦漫长航行的结果，如后世所知，是实现了人类第一次环游地球一周。但这又是一次误打误撞的地理“大发现”：死于航行途中的麦哲伦，本意只是开辟商路，而非环游地球（Brotton，2012：192；布罗顿，2016）。

西葡两国随即陷入激烈争执，双方都认为自己拥有摩鹿加群岛，享有香料贸易的垄断性权力。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体现在第奥古·里贝罗（Diogo Riberiro）几张著名的《王家地籍图》（Padrón Real）中。里贝罗是效忠于西班牙的葡萄牙人，他作为制图师参与了两大帝国的分界谈判。他于1525年至1529年绘制的几张地图在地图学史上有着崇高地位：非洲轮廓描绘得相当完整，南美洲东部的海岸线也呈现得较为准确。虽然没有澳洲和南极洲，但太平洋第一次被完整纳入已知世界，而从南亚到东亚的海岸线也比《坎迪诺平面球型图》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在当时，里贝罗地图的政治性远大于其科学性或艺术性。里贝罗巧妙地把《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规定的分界线作为地图中轴，世界沿着这条线向左右两边展开，而摩鹿加群岛被置于最左（西）侧，亦即刚好落入西班牙统治范围。也就是说，作为争议最核心的香料群岛，被故意摆在不起眼的“世界尽头”，与实际上近在咫尺的马六甲分别在地图两端，天各一方。

最后，迫于财政方面的压力，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同意让步，由葡萄牙出钱，向西班牙“购买”了摩鹿加群岛所有权。双方于1529年签订《萨拉戈萨条约》，再次明确了对欧洲以外地球的平分原则。里贝罗的地图显然为西班牙宣称其对东南亚小岛的“主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布罗顿所言：“对于西欧的帝国来说，首先是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接着是荷兰和英格兰，这种先在地图上，接着在地球仪上画一条线，宣示拥有那些他们君主从未去过的地方的做法，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塑造了随后500年中欧洲在全球的殖民政策。”(Brotton，2012：217；布罗顿，2016)

如果把《坎迪诺平面球形图》、里贝罗的前后几幅世界图同它们之前的代表性的世界地图对比，能够很清楚地意识到，随着现代殖民帝国兴起，人们的地理感觉也发生了革命。中世纪时代，欧洲精英对世界的想象，很大程度上基于《圣经》所提供的宗教图景。最典型的视觉呈现，以统称为“世界图”（mappa mundi）的“T-O 型”地图（即欧、亚、非三大洲构成圆形世界）为代表(Woodward，1987)。其地理观念是基于陆地的，表达的是宗教和仪式性的空间感。14世纪上半叶，古希腊宇宙学家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经由君士坦丁堡重新传入欧洲后，激发了欧洲知识分子以科学方法重新认知这个世界。不过，托勒密的地理认知，是基于对地球的数学想象，而非实地探测。根据《地理学指南》推导出的世界地图，虽然包括了印度洋，但大洋被南北两大相连的陆地板块所包围，状如一个巨大的内陆湖。因为数学家托勒密认为，只有存在一块目前未知的、极大的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才能解释为什么地球能保持平衡。不论是在宗教想象中，还是在数学想象中，欧洲、北非和近东以外的那片广大空间都只是作为概念而存在，不具有实体意义。

应当承认，“地理大发现”的背后，的确有一部分宗教冲动（寻找“祭司王约翰”以夹击奥斯曼帝国），也得到科学计算的助力。但它最主要的动力，毫无疑问是寻求财富。帝国在探寻商路的同时，以殖民手段巩固对财富和贸易的垄断性占有。此时的欧洲地图学，随着不断的地理探险而日益精准地反映出海岸线的轮廓以及大陆的形状。欧洲之外的世界，也随之被祛魅，从想象的、抽象的空间，变成可以被探访、认知、了解，进而掌控的具象空间。

如果查考地球空间的“祛魅”，我们也可以发现被庸俗“现代化”理论所忽略的一些内容。一般谈及祛魅理论，人们更侧重于理性化、世俗化等内容。空间的理性化，表现为空间的可被测量和计算。但如果仅限于此，那么托勒密在文艺复兴时的重新引入，似乎就已经是祛魅的了。可是不论是托勒密所生活的时代，还是他被重新发现的时代，科学和理性本身都没有构成推进人类地理观念现代化的充分条件，只是必要条件之一。比如，郑和的航海探索早于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几十年，船队高超的航海技术当然体现着相当程度的理性和科技水平，但郑和的远航未能引出一套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说明仅有理性和科技，并不必然导致“现代”。而促使欧洲帝国前赴后继展开航海开拓的，除了理性，更有作为强大驱动力的资本逐利目的。当逐利冲动得到科学助力，原有的商贸秩序可以被轻易打破，并建立起新的暴力性垄断，“现代”空间秩序才在帝国争夺的背景下，以早期全球化的形态出现。

地球空间既然可被全方位了解、探查，也就意味着此空间可被征服、处置、分割。西葡两帝国以国际条约形式平分世界正体现了这一点。须知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欧洲还没有出现今天意义上的边界——这一点和非欧世界并没有多大差异。而《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以及《萨拉戈萨条约》，则是第一次以地球表面并不真的存在的抽象直线（经线）作为排他性的主权边界。这种边界想象的大胆性，不仅在于其领土野心，还在于它对大地全新的理解方式。山川、城池、村庄、林木、海岸线，都不足以成为地理坐标了，经纬度这一古希腊人发明的、纯粹数学性的度量网格，被用来当作现实中的地缘政治分界。

最让人称奇的是，这种地缘政治分界，虽然由两个相邻欧洲帝国达成，却不是为了明确两者之间的领土，而是为了分割它们当前和未来的海外殖民地。可见，现代地理知识、国际条约、法律边界，都不是欧洲人为了处理内部事务而发明出来的。虽然人们一般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订视作现代国家和国际秩序的源头，但是很难想象，如果没有15世纪以来的殖民争夺，主权、边界、条约、国际法这些现代观念，会在17世纪的欧洲凭空诞生。这些观念的真正源起，我们都可以在16世纪早期的地图中找到清晰的表达。

二、重魅：命名领土与虚构的地域

1570年，弗拉芒地图学家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编纂的《寰宇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在安特卫普首度出版。这份地图集中，出现了一幅以“东印度”为标题的地图（Indiae Orientalis，Insularumque Adiacientium Typus），它以中国南海为中心，将中国大陆到东南亚群岛的广大地域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向西延伸至印度次大陆，向东则包括了太平洋，一直到北美大陆边缘。《寰宇大观》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现代地图集（atlas），首版收录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制图学家创作的53幅全球及地区图。此后，这本世界图集不断更新，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甚至在奥特柳斯1598年去世后，仍然不断再版，直到17世纪中期才被新一代地图集完全取代。16世纪到18世纪，荷兰地区成为欧洲制图学的中心，所谓“尼德兰制图学派”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崛起（Sutton，2015）。奥特柳斯《寰宇大观》的出现，即被认为是尼德兰学派黄金时代的登台亮相。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在此后的近200年中，它成为欧洲对亚洲贸易和殖民的最重要机构之一。尼德兰学派的兴起，与荷兰制图学家服务于东印度公司（及西印度公司）关系巨大。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第一幅以China命名的中国地图，就出现在1584年版的《寰宇大观》中（奎尼、卡斯特诺威，2015：150）。

把从印度到东南亚群岛的地域称为“东印度”，是为了区别于哥伦布所“发现”的、当时由西班牙控制的所谓“西印度”。这种命名方式，生动地折射出“地理大发现”的根本动力。哥伦布的探险，本就是为了找寻通往印度及东亚之路，他把自己看到的美洲原住民称为“indios”（西班牙语“印度人”），后来“印第安人”这个误称成为欧洲人对美洲原住民的通用称谓，流行了几个世纪。但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个“印度”和东方“印度”的关系呢？欧洲语言逐渐将哥伦布登陆的这一带群岛称为“西印度群岛”。而与之相对应的“东印度”，则视具体情况，指称不同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殖民空间。各国纷纷组建“东印度公司”，其贸易范围几乎涵盖整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今天“印度尼西亚”这个名字，就来自“荷属东印度群岛”，在20世纪之前，这个地域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本土名称。

但是，16世纪欧洲地图中的“印度”又是一个非常模糊、矛盾的地理空间。1575年，西班牙“首席印度宇宙志-编年史家”胡安·洛佩兹·德·维拉斯科（Juan Lopez de Velasco）制作了一幅《西印度诸岛描述图》（Descripcion de las Yndias occidentales），该图后收录于1601年由安东尼·德·赫雷拉（Antonio de Herrera）编纂的《印度描述》（Descripcion de las Indias）中。这张地图西起中国东海岸，东至伊比利亚半岛和非洲西北端海岸，表现了西班牙帝国的势力范围，几乎囊括了整个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彼时，西班牙殖民者已在美洲大量开采白银，他们将白银运到东亚，换取香料以及中国的商品，再将这些商品输送到欧洲出售，为帝国积聚财富。有趣的是，这张地图把西班牙的殖民范围统称为“西印度诸岛”，此“西印度”甚至涵盖了被奥特柳斯及大多数欧洲人称为“东印度”的东南亚群岛。这种命名体现了一种帝国的政治宣言，在把西班牙的殖民半球视为一个整体空间的同时，畅想了由西班牙掌控的跨太平洋贸易路线的畅通无阻(Padrón，2009)。

“一副地图并不是按照某物创造的模型，而是创造某物时参照的模型。”（威尼差恭，2016：162）早期的现代欧洲地图充满了类似的对地理世界的“创造”，而且往往是地图的构想在先，实体空间中的征服在后。前述两幅地图背后的命名冲突，与两国在现实世界中的冲突也是一致的。荷兰联合省本是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从16世纪末开始，为争取独立而同西班牙陷入漫长战争。双方的冲突不但发生在陆地，也发生在海上。荷兰与伊比利亚半岛帝国对亚洲贸易航路的利益争夺，后来成为现代战争法和海洋法的起源之一。

把本来不存在固定身份的空间单元创制出来，并以一厢情愿的想象来命名此单元，由此固化这个地理空间的神话（myth），这是地理学走入现代后一个显著的特征。“东、西印度”的例子，再次让我们想起祛魅理论。祛魅，描述的只是现代认知的一个单向度趋向。在祛魅的同时，新的神话也不断产生。有学者以re⁃enchantment 来形容理性时代人们对宗教、魔术、神秘感，以及回归自然状态的诉求（Bergman，1981；Landy & Saler，2009）。这个词在很多时候被翻译为“返魅”。笔者在此处则更倾向于将其翻译为“重魅”，因为新神话并非对过去的简单复归，而是在理性基础上生成的，甚至就是对全新认知方式的迷信。无论是奥特柳斯的“东印度”，还是维拉斯科的“西印度”，它们和科学、理性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符合或对立，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此命名既借助了科学与理性，也凌驾于科学与理性之上。

另外一种重魅方式可被称为“虚构”。虚构是将并不存在的地域政治想象强加在已知的空间上。17世纪是欧洲现代地图学大发展的时期，随着殖民、探险和商贸活动的展开，地球上的未知区域被不断探索，越来越多的地图集里加入了中国、日本甚至朝鲜等非欧国家的专图。不过在有关亚洲的地图集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并不存在的实体“：鞑靼地”（Tartary 或Tartaria）。

鞑靼（Tatar）是汉地对蒙古一部的称呼。或许在蒙古帝国向西扩张时，此名称传入了欧洲。欧立德（Mark Elliott）引用一位中世纪史家的说法，认为蒙古西征带来的巨大破坏，令欧洲人想到希腊神话中冥王黑第斯所统治的地府“塔尔塔罗斯”（拉丁文 Tartarus），因此Tatar就成了Tartar（Elliott，2000）。蒙古帝国衰落后，鞑靼在欧洲成为对亚洲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民族的泛称，随后“鞑靼地”也就用来指称从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部曾经为游牧民统治的区域。

也是从奥特柳斯1570年首版的《寰宇大观》开始，“鞑靼地”就作为一个单独的地理区域出现在欧洲地图集中——这比单幅“中国地图”出现得还略早。从其中的《亚洲图》和《鞑靼帝国图》可以看到，中国和莫斯科公国（Moscovi）中间的广阔空间被统称为“鞑靼地”，面积几乎占了整个亚洲大陆的一半，与北美洲隔海相望（两大洲之间的海峡被命名为“阿尼安海峡”，这也是一个虚构的地名）。此时俄罗斯的东扩尚未开始，荷兰以及整个欧洲的地理学者虽然对东南亚有了相对深入的了解，但对于亚洲北部草原地带的认知还基本停留在蒙古帝国时代。他们大概无从了解，从西伯利亚到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帝国或政治体，生活在这个地域的人群，从语言、宗教到生产生活方式都很多元，并没有形成整体性的认同。

16-17世纪，耶稣会士前赴后继来到东亚，亲历了诸多历史事件，为欧洲世界带回第一手的观察和理解。借鉴罗洪先《广舆图》而制作了《中国新地图集》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以《鞑靼战纪》（De Bel⁃ lo Tartarica Historia）为题，记录了满族人入主中原的历史。此后欧洲人开始认定，存在不同的“鞑靼人”，满人属于“东鞑靼”，蒙古人属于“西鞑靼”，并在地图上延续了将“中国”（China）与“鞑靼地”分开的做法。尽管传教士们知道“鞑靼地”这个称谓并不存在于本土地理知识之中，但还是坚持使用这个名称。比如曾经跟随康熙皇帝巡游盛京和蒙古的南怀仁就在日记中把盛京（即中国东北）称作“东鞑靼地”，把蒙古称作“西鞑靼地”(Verbiest，1854)。

19世纪之前，欧洲地图中的“鞑靼地”出现过许多变种，比如“俄罗斯鞑靼”“中国鞑靼”“独立鞑靼”等。似乎对这个鞑靼空间的纠结并没有随着地理知识的增加而有所改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康熙年间法国耶稣会士领衔的清朝全国测绘（韩昭庆，2015）。在完成测绘后，耶稣会士为康熙制成《皇舆全览图》，分别以满汉文字标记地名，图上并没有鞑靼字样。但图样传回法国，国王地理学家唐维勒对其加工后，于1737年出版了一本新的中国地图集，此地图集的标题就是《中国、中国鞑靼地和中国西藏新地图集》（Ribeiro & O’Malley，2014）。在18世纪多数地图中，“中国”（China）和“鞑靼地”被画成以长城为界的两个“国家”，只不过两者同属于“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这个政治体。

随着清朝对内亚边疆地带统治的巩固，以及俄罗斯的东扩，“鞑靼地”逐渐被“满洲”“蒙古”“西伯利亚”等词汇取代。但直到1806年，英国制图家约翰·卡利（John Carey）还发表了一幅《中国鞑靼与独立鞑靼新图》，把从中国东北到西藏的整个内亚边疆视为“中国鞑靼”，而把阿富汗及中亚视为“独立鞑靼”。当然，此时出现这种人为建构的地理认知，恐怕需要联系当时英国在印度及中亚的地缘扩张才能更好理解。

可见，地理知识的产生，一方面是通过实地调查、测量而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自然知识积累；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特定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地人为塑造。地图不仅传递某一空间的信息，它本身就是人们主动塑造这个空间的产物。换句话说，不是地理信息塑造了地图，而是地图创制了地理信息，或者说，两者至少是互相生成的。

绘制地图既是将空间理性化、秩序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对空间重新发现、发明的过程。所谓西印度、东印度、鞑靼的命名，不但意味着发现，也同时意味着认知和掌控。正因为如此，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历史，始终是一个关于“发现”的叙事。经由“发现”而来的掌控，通常连接着“占有”的法律概念。地图测绘虽然不必然意味着暴力占取，但它为空间赋予意义和秩序。以殖民主义的逻辑看来，这是对空间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

三、空间秩序：未知领地和“自由”的海

地图所体现的绝不仅仅是知识或技术，而是赤裸裸的权力。和所有权力一样，地图是为了制造和强化等级格局而存在的。“当一个个人类群体被纳入文明等级的体系之后，他们拥有自然的资格，便也出现了等级。”（唐晓峰，2016）在帝国时代，地图和殖民特权紧紧相连。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1950年出版的名作《地球规治》（一般译为《大地的法》①）中，把这层等级关系说得很直白。他觉得，那种认为印第安人可以像欧洲人测绘美洲一样，准确地测绘欧洲的想法，是“可笑的时代错置”。为什么呢？因为“印第安人不具备基督教-欧洲理性的那种科学之力”。施米特断言：“智识优势全然在欧洲一边，以至于新世界可被径直‘拿来’。至于亚洲那个非基督教的旧世界，以及伊斯兰的非洲，在那些地方，只可能建立一些属国或者欧洲行使治外法权之地。”（Schmitt，2006：132）

在他看来，“基督教-欧洲理性”的科学之力（英译为scientific power，可理解为“科学权力”），是欧洲知识天然优于（非欧洲）本土知识的重要依据，也是判断智识优劣的重要标准。地图测绘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体现了知识层级的高低。问题是，这种准确性是基于欧洲标准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基于航海、通商、占有商品产地或港口、组织生产和贸易这种特定的资本主义需求。在15—19世纪的世界，不是所有国家、所有社会都必然共享这些需求。所谓准确性，尤其是地图的准确性，从来因时、因地、因人、因用途而异，并无一套完全固定的标准。如果欧洲的测绘方法是“准确”的唯一模板，我们也不会看到前文所说的那些刻意的虚构和想象了。

围绕殖民资本主义的需求，15、16世纪之后欧洲制作的世界地图有着鲜明的发展轨迹。首先，对海岸线精确测量：这在当时是与航海、贸易路线密切相关的。与海岸线相比，内陆的地理信息显然不是此时制图学家的关注焦点。其次，将陆地和海洋二分，各大陆的轮廓线日益清晰。最后，以边界线和色块区分不同国家/政治体，国家被想象成了以陆地领土为基础、内部同质、外部边缘清晰的空间主权体（Biggs，1999）。在地图的装饰方面，物产和民族志图像逐渐取代了过去宗教性、神话性的图像。表面上看，人类社会的多元和差异性被一套科学理性的大地测量标准抹平了，作为地理单元的欧洲，似乎与非欧世界并无不同。但正是这种均质化地看待地球的方式，凸显了欧洲“智识”的优越感：欧洲人比那些生活在非欧世界的土著更了解他们家园的地理形态。一个全球等级秩序，也在这种智识和文明论的意义上被创造了出来。这就是刘禾所提出的以“地球空间”和“地球上的人心”为双重轴线的地缘政治结构（刘禾，2016a：1-14）。

著名地图史家约翰·布莱恩·哈雷（John Brian Harley）指出：“和枪炮及战舰一样，地图也是帝国主义的武器。地图被用来推动殖民，土地在纸面上先于实际中被宣称占有，在这个意义上，地图预期了帝国。”（Harley，2002：57）。但是，地图毕竟不是像坚船利炮那样以暴力手段征服。它是和所谓“发现”的知识意义、思想意义联系在一起的，为暴力征服提供合法性依据。施米特将“发现”的法律隐喻说得很明确：发现一块未知地域本身，并不自然赋予发现者合法资格。发现行为得到国际法秩序认可方才有效。而“发现”并非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谁都可以引用的概念，它必须与“特定的历史甚至是思想史情境”相关，这个情境即（欧洲人主导的）“地理大发现”。换句话说，施米特认为，只有欧洲人从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发现”才具备法律意义，可以获得承认，其他的“发现”都不能自动具备合法性。那么为什么原住民的发现不合法，只有欧洲人的发现（不论上面是否有原住民）才合法呢？他这样解释道：

作为法律概念的“发现”，其含义必须诉诸：发现者比被发现者有更高的历史地位……若站在被发现者的立场，这种发现从来都不合法。

不论是哥伦布还是其他发现者，都未得到被发现的王公的准许便不请自来。这些发现事先未获批准。所以，发现的法理依据必来自更高的合法性。只有当发现者在思想和历史上足够先进，能以更优越的知识和意识理解被发现者，此发现才合法。套用布鲁诺·鲍威尔的一句黑格尔式格言：“发现者比其对象更了解他自身，并能够以更优越的教育和知识来驯服之。”（Schmitt，2006:131-132）

在这里，施米特用文明的优越性来解释殖民主义的法源。他把资本逐利带来的暴力侵占描绘为“基督教-欧洲理性的科学之力”对本土知识的征服。且不管本土知识本身是怎样的，它们必须被认定为非理性、落后、愚昧。因此他接着说：“地图学档案在航海和国际法论辩两方面都极具意义，一份科学的地图测绘，宣示了对一块未知领土（terra incognita）的真正法权。”（Schmitt，2006：132-133）。所以，地理大发现并不只是关乎地理意识，与之相伴的还有欧洲一套安排地球空间的法律意识。这便是欧洲国际法（施米特称为“地球规治”）的起源。“当地球第一次被欧洲人的全球意识所包裹和测量，原初的陆地世界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就被改变了。其结果就是最初的大地法。它建基于两种空间秩序的特定关系：固定陆地与自由海洋，并在400年来支撑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法。”（Schmitt，2006：49）

从这种鲜明的殖民帝国视角出发，地球空间在近代欧洲地图上表现为三种形态：一种是“已知”空间，包括欧亚大陆主要部分和北非，对当地的统治已经获得普遍认可；一种是“未知领土”（terra incognita），主要用于美洲、非洲、南方大陆（澳洲及南极洲），也包括过去无人涉足的岛屿和极地；最后一种是海洋。所谓“未知领土”，当然是指对殖民者而言的未知，通常在地图上以空白表示。但正如澳大利亚学者西蒙·瑞安（Simon Ryan）指出的，把未知的空间在地图上留白，并不只是简单反映欧洲知识的空缺，而是急于抹去当地业已存在的社会和地理文化形式，并准备以新秩序投射其上、取而代之（Ryan，1994）。借由对这片土地的定义，殖民者就可以把掠夺行为，用欧洲人听得懂的法律术语合理化。地图上的“未知领土”，对应着日后国际法中的“无主地”（terra nullius）原则，将发现、利用与占有紧密结合在一起（Fitzmaurice，2014）。这是欧洲国际法最基本的产生背景。因此施米特坦陈：“国际法的传统历史，也是一部攫取土地的历史。”（Schmitt，2006：48）

现代国际法的起源，最早便来自“发现”美洲之后带来的一系列与占取有关的争论。其核心命题就是：欧洲人究竟凭什么可以占有别人已经居住其上的土地并为了获取利益而发动战争？西班牙学者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本身是神学家，但他之所以被后世追授为现代国际法的鼻祖，就是因为他在著作中精妙地论证了这些问题。维多利亚首先认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在土地的所有权和管辖权上是平等的，西班牙不能以宗教或者文明理由剥夺印第安人的财产权。但是，他并不认为西班牙因此便无权占领美洲。恰恰相反，他采取了一套与神学理由不同的，基于“万民法”（jus gentium）的论证。万民法赋予所有人迁徙、通商、传教的权利，而印第安人拒绝西班牙人的此项权利，则可以被视为战争中的交战方，西班牙因此有理由对其发动正义战争。表面上，种族、宗教不成为战争的理由了，但欧洲人的行为准则以普遍权利的名义成为正义标准，这为掠夺、奴役原住民提供了更为隐蔽的、法律性的借口（Schmitt，2016：101-125；刘禾，2016b：60-62；安德森，2018）。听上去，这和英国后来以清朝“拒绝自由贸易”为由发动鸦片战争颇有几分相似。

现代国际法的另一个起源，是对海洋空间秩序的规定。《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和《萨拉戈萨条约》以抽象的经线为界，其瓜分的领域既包含陆地，也包括海洋。这自然让所有后来崛起的殖民国家不满，特别是信奉新教的荷兰和英国。它们不断挑战西葡两国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海上劫掠，也就是海盗。国际法的另一位鼻祖，荷兰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就以“自然法”为依据，为打破西班牙对海洋的垄断，把海上劫掠行为合理化。1603年，一艘从澳门出发、驶往马六甲的葡萄牙商船，在今天的新加坡海峡附近，被三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战船劫掠。官司打到欧洲，荷兰东印度公司聘请年轻的法律天才格劳秀斯来为抢劫辩护。格劳秀斯并不纠结于事情对错，而是提出了一个地缘政治命题：海洋究竟算是国家的领土，还是所有国家都可以自由往来的公共空间？他提出了一个根本原则，即海洋是各国都可进行自由贸易的空间，各国都享有所谓“航行自由”。而因为荷兰与葡萄牙帝国当时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在海洋上的劫掠行动属于战争中获取战利品的行为。后来他的部分辩护词以《海洋自由论》发表，成为现代国际法的奠基之作。

我们如果由此认定，欧洲国际法主张海洋的绝对开放和自由，那就又过于天真了。国际法是殖民帝国争霸的产物，它的根本目的从来不是提出所有人都适用的普遍性原则。在格劳秀斯的时代，自由开放的海洋本身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论点——英国法学家、东方学家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为了维护英国在北海的专属权益而著有《封闭的海》，与格劳秀斯针锋相对。而当英国东印度公司希图用格劳秀斯的“航行自由”理论，从荷兰垄断的东南亚香料贸易中分一杯羹时，格劳秀斯却以商贸合约为由，阻挠了英国 的企图（Brook，2013）。

和在陆地上的争夺不同，殖民帝国的海上之争，争夺的不是空间，而是航道。各霸权国也将陆地主权的专属特性延伸到船只和航道上。由此，“开放”的海面布满“主权走廊”（sovereign corridor），海洋是开放的，但船只和航线是有主权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会尽量避开葡萄牙船队的航线；英国则曾寄望于开辟一条从北极地区通向东亚的“东北航道”，以免直接和老牌海上强权国直接竞争。经过多年的战争和论辩，欧洲的法学家们基本认定，海洋既不是国家领土（只有靠近陆地的领海除外），也不是无主地（因为这意味着可以先占先得），而是属“全体人之物”（res communes）（Benton，2010：111-121）。由此，国际法区分了海洋的所有权和国家在海洋的司法管辖权。无人可视海洋为领土，但海洋也并非空洞而无法律的空间，国家可以在海洋上行使法权。当然，几百年以来，真正享有这种自由航行能力和管辖能力的国家并没有多少。更多时候，“航行自由”是殖民帝国的垄断性特权。

反映在地图上，我们看到，16世纪的西葡地图还明确标上了两国瓜分地球条约所规定的子午线边界（尽管具体位置不同），但奠定了现代地图形态的尼德兰学派地图则并不承认这条边界线。17、18世纪欧洲制作的代表性地图也都未标注。和大陆上斑斓的色块与清晰的边界线不同，海洋被表现为一个贯通、均质的整体。陆地被分割，海洋却没有。这种在今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空间表达脱胎于殖民竞争。它和欧洲国际法一样，带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文明主义因素，因此，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客观和普遍。

四、帝国地图：张扬与隐藏之间

1886年7月24日，英国伦敦的《绘图》（The Graphic）杂志发表了一幅地图，全题为《帝国联盟：表现1886年英帝国幅员的世界地图》（Imperial Feder⁃ ation：Map of the World Showing the Extent of British Empire in 1886）。因为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登基50周年庆典在即，此地图很快作为彰显日不落帝国辉煌殖民业绩的代表性图像之一被广为印制。直到今天，这幅地图仍然引发了诸多学者的热情，成为英帝国研究、批判帝国研究中经常被引用的图像。

英帝国在19世纪80年代正处于黄金时期，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如日中天，达到了哥伦布以来所有殖民帝国的顶峰。《帝国联盟》生动体现了这种高扬的意识形态。它采用墨卡托投影法，对具体的地理信息表达得很少，重点突出的是英国的全球殖民地，以及各个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紧密的物质联系。以格林尼治子午线为中心，地图上的英属殖民地以粉红色填充，包括加拿大、英属西印度、西非、南部非洲、英属印度、英属海峡殖民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另外还标注了英国掌控的要塞及港口，比如中国香港，以及1885年刚刚占领的朝鲜巨文岛。在亚洲大陆北部的空白处，附有一张展示1786年英国殖民地的小地图，讲述了100年来帝国空间的大拓展。现在的殖民地由横跨三大洋的航线紧密连缀。在印度、加拿大、南非、西非、西印度群岛、澳洲和英国本土旁边还附有统计表格，对比了1851年和当前的面积、人口、贸易总量，以及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进出口数额。

《帝国联盟》最显眼的特征在于环绕地图的装饰图像。地图下方，象征英国的不列颠尼亚女神（Britannia）手执三叉戟和米字盾牌，端坐在标注着“世界”的地球之上，地球由希腊神话中的擎天神亚特拉斯①托于肩上。女神两旁环伺着代表殖民者和被殖民土著的人像，以及各殖民地的代表性动物：殖民者大多手持猎枪，土著大多捧着异域奇珍，向不列颠尼亚行注目之礼。右侧由上至下的三位女性，代表希腊、日本和罗马，她们虽然与英国的殖民地无关，但暗示了帝国“文明”的传统之深与散布之广。地图上方另有三位女神侧卧在藤床之上，举起“自由”（freedom）、“博爱”（fraternity）和“联盟”（federation）的横幅，在她们之间则是口衔橄榄枝的鸽子。

于是，《帝国联盟》完成了对大英帝国从实体到精神的完整宣传，以毫不遮掩的方式赞颂了英国殖民者所达到的前无古人的“伟业”。殖民主义不再是地图后面的隐秘文本，而是地图本身的表现对象。海洋与陆地、占领和攫取、资本与统计、种族与秩序，所有帝国治理的要素，都汇聚于“自由”“博爱”和“联盟”的政治话语之下。图像学（iconology）与地图学（cartography）水乳交融。

有趣的是，这幅地图的作者、著名插图画家沃尔特·克伦（Walter Crane）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这一身份引发了人们对《帝国联盟》更为丰富的解读和讨论。有学者认为，此地图的图像要素，来自为伦敦当时正在举办的“印度与殖民地博览会”创作的另一幅地图。对比之下，克伦的地图突出了劳动者的意象（画面右下的澳洲矿工，以及亚特拉斯神身上的“人力”字样），并且将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并列在一起，意在表达以劳动促成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团结。此图的统计数字来自同期杂志上一篇与地图同名的文章，文章的主旨，是呼吁改革帝国政策，给予殖民地更多外交自主，以利联邦团结（Biltcliffe，2005）。但即便这幅地图真的隐含了对帝国的温和批评和改革吁求，这种表达也还是根植于对帝国“团结”殖民地的期待。实际上，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在殖民帝国扩张的事业中，很多开创了“自由”“进步”理念的欧洲思想者，同时也是帝国孜孜不倦的建设者（Pitts，2005）。一旦涉及殖民地问题，他们的“自由”更多是指殖民者有“教化”被殖民者以促使他们“进步”的自由，而不是相反。

以地图来彰显帝国，并不只限于《帝国联盟》这种宣传品。地图测绘本身也是一种公开的宣示。1871年，历时近70年的印度“大三角测量”（Great Trigonometrical Survey）终于完成。此项耗时耗资巨大的测绘工程，最早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监督，后归由印度测量局负责，以三角测量法实现了对印度次大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网格状测绘。测绘不仅让帝国对殖民地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是实施殖民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尽管由于技术和后勤保障的原因，前后700多名测量员在漫长的70年中也并未走遍整个印度次大陆，但此次三角大测量仍然在“实践和话语两方面支持了殖民统治”，凸显了殖民者的“理性、科学和自由”（Branch，2015：116-117）。

在19世纪，自由主义成为英帝国标榜的意识形态，自由与殖民霸权并行不悖。新兴的美国也同样高举自由、文明大旗，其殖民扩张的速度和对原住民及黑奴的野蛮压迫，比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1816年，美国就出版发行了第一张将本国画成横亘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全国地图。此地图题为《美利坚合众国地图：含邻近之英国与西班牙领地》（Map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ith the Contiguous British and Spanish Possessions），作者是苏格兰制图师约翰·麦里氏（John Melish）。彼时美国领土虽然已经由“路易斯安娜收购”而翻倍，但也只占今天美国大陆部分的一半，远未扩张到当时尚在西班牙手中的西海岸。尽管如此，此图仍得到第三任美国总统杰斐逊的肯定和喜爱，乃至杰斐逊一直把它挂在位于弗吉尼亚蒙蒂塞洛庄园的家中。这或许正说明，这张地图充分表达了殖民者不断西进、实现“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使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图早于实际几十年就预言了美国的领土扩张。

不过美国毕竟不同于英国，虽然两者皆是宣称“自由”的霸权国家，但采取了相当不同的自由主义空间论述。英国标榜自己是自由的帝国，美国政治精英却不喜“帝国”一词，始终小心翼翼地回避国家论述中的“帝国”字眼。从表面上看，美帝国的扩张方式似乎不同于传统帝国：至少在菲律宾获得独立后，美国已经不谋求直接占据领土，转而以不断增加的海外驻军来牢牢把控全球空间。

在今天标准的世界地图中，美国看上去和其他国家差不多，也是由边界所包围的、内部同质的政治空间。地图中的美国就是本土48州所组成的“地缘机体”（geo⁃body）形状，最多在角落里，以附加形式放上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两个“海外州”。然而，这种标准的“图标地图”（Immarwahr, 2019：8）远未能反映美国真正的司法边界。历史学家丹尼尔·伊默瓦尔（Daniel Immarwahr）在《如何隐藏帝国：大美利坚合众国史》中提醒说，除了两个“海外州”，图标地图完全隐藏了波多黎各、美属萨摩亚、关岛、美属维尔京群岛、北马里亚纳以及众多美国兼并的小岛屿（Immarwahr，2019：8-9）。这些领地的陆地面积超过1 万平方千米，人口超过400万，它们由美国联邦政府掌控，居民虽是美国国民（national），但却不享受宪法规定的公民（citizen）权利。其中一些地方，美国的统治已超过一个多世纪，实质等于殖民地。

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令美国完成了国家建设和帝国的塑形（Cum-ings，2010）。实际上，西进运动并没有停止在西海岸。19世纪末的美西战争让美国的殖民地扩展到整个太平洋，一直延伸到菲律宾。即使在今天，美国领土也向西延伸至关岛，而非阿拉斯加或夏威夷。以关岛为最西端，以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属维尔京群岛为最东端，“大美国”领土的中间线（西经140度左右），应该落在阿拉斯加到中东部太平洋，比夏威夷略往东一些，离大陆本土的西海岸还很远。当然，没有任何地图这样如实展现美国的辽阔幅员。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帝国性已经不表现在领土上。借由数百个（具体数量始终不明）海外军事基地，帝国的触角伸入所有大洲和大洋，其势力范围之广和控制程度之深，远超过鼎盛时期的英帝国。

以封闭的陆地领土空间定义国家，本是欧洲地图学在殖民时代的发明。随着殖民的深入，当代的世界地图也理所当然地只以封闭的边界标明国家。正是巧妙地利用这一点，美国隐藏了自己作为“无边界帝国”的属性，让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全世界都错误地以陆地边界和海岸线来认知美国的形状。可见，地图可以将英国的殖民霸权赤裸裸展现出来，也可以把美国的殖民霸权悄悄遮掩起来。

五、结 论

斯蒂芬·卢克斯的“权力三面向”理论分析了权力的三个层次：“决定力”“预防性的非决定力”和“议程设置力”（Lukes，1974），它们对应着暴力强制（cohesion）、规训（discipline）和同意（consent）这三种权力压迫方式。就殖民帝国的霸权而言，坚船利炮是其暴力强制之一面；法律和仪轨——特别是国际法和外交是其规训之一面；而“同意”的议程设置和意识形态力，则是三种殖民力量中最隐蔽的，它塑造一种貌似放之四海皆准的知识体系，在以文明、科学、理性重新解释世界的同时，掌控了世界。现代地图就属于最为深层隐蔽的权力。它是一种深刻的知识议程塑造，以对空间的重新组合和切割，配合着对人类社会的分类和等级化，以及对人类历史的线性排列。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地图测绘与暴力征伐、国际法规训互为表里、相互支持。“权力从地图中走来，又行走于打造地图的道路上。”（Harley，1989：13）

“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欧洲地图学发展，表面上看是服务于殖民帝国对地理知识“科学性”和“准确性”的需求，但其实，帝国与地图的关系远比这种笼统的论述复杂微妙。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有一篇被广为引用的短故事《论科学之精确》，讲述帝国的制图师们制作了一幅与帝国一样大的地图，图与现实严格对应。但后世终于发现这种精确性毫无用处，于是地图被废弃。这篇小故事清楚传达了“呈现”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地图的作用从来就不是对空间的复制，而是以高度选择性的方法，构建对空间秩序的想象。在所有地图上（哪怕是谷歌地球），我们看到的都不是现实，而是用线条、色块以及象征符号等建构的选择性视觉表现。很多时候，地图的内容超出地形地貌，还包含了民情、风俗、殖产、历史等。这些“数据”的选择和地图制作者的政治、文化理念紧密相联。近世帝国追求的那种可视空间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也指向特定内容，比如资源、商路、财富、殖民以及地缘战略。

就这样，起源于欧洲的现代地图学，为兴起于殖民时代的现代地理知识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论述框架，而现代地理观念又沿着地图学所规定的框架和方向延伸和发展，成为帝国意识形态在空间领域最为强大的表达者和宣传者。而在其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也开始日益指向具有特定目的的“真确性”和科学性。在地缘政治斗争、国际交涉、国际法的创制中，这种带有特定目的的地图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15世纪以来的欧洲地理“发现”和地图学发展，还铺陈着一条晦暗的主题线：对“东方”的征服。从哥伦布、麦哲伦到英国和美国，现代殖民帝国的形成机理中，有一项历史情境至关重要，那就是对“亚洲”的想象、进取、控制和争夺。能动者虽然主要是欧洲，但对象始终是亚洲。在寻找、控制“亚洲”的过程中，欧洲拓殖非洲、发现美洲、征服太平洋、开发西伯利亚和澳洲。Orient，既意味着“东方”，也意味着“方向”。哪怕是帝国家族的后来者——日本，其殖民对象也同样是亚洲。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海洋帝国”和“陆地帝国”的分野，其实无非反映出通往亚洲的手段是海路还是陆路而已，很难说是民族性格或政治文化的不同造就了帝国的不同性质。

施米特在写作《地球规治》时，已经明确感觉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法面临着巨大挑战：人们对地球的争夺已经突破大地和海洋而延展到天空。“这种转变是巨大的，因为从天空看，并以空袭角度视之，大地和海洋表面并无差别。但对人的生命而言，无论是在地面还是水面上，来自天空的危险是一样的。”（Schmitt，2006：320）然而，到了今天，网络世界为人类构筑了全新的空间感，大地-海洋-天空的三重空间不再约束着人的生产和消费。再一次，我们所处身的空间需要重新理解、丈量和管治，而帝国新的殖民行动也早已开始。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