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治社会化研究三十年述论

苗红娜

原文载于：《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12期

 

摘要：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在国内，政治社会化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从最初译介西方的理论到概念及研究问题的不断本土化，研究成果渐丰。但总体来讲，中国政治社会化的研究领域有待拓展，研究内容有待深入，研究方法有待突破。本文回顾国内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学术历程，缕析其研究的脉络，梳理和归纳当前的研究议题和观点，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国内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基本特点，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对需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 键 词：

政治社会化、学术历程、研究议题、学科展望

 

20世纪中叶兴起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为政治文化研究插上了科学、实证的翅膀。作为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变迁的重要方式，政治社会化的研究也得以发展。随着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的发展，政治社会化作为这些学科的交叉领域也在式微之后复兴。国内政治社会化研究在此背景下兴起，本文回顾了国内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学术历程，梳理了其相关研究成果，总结了该领域研究的主要特征，并展望研究的前景。

一、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学术历程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西方自20世纪中叶开始的政治社会化研究受到学界的关注。最早一篇关于政治社会化的译文发表于1982年的《国外社会科学》，自此拉开了中国学界关于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序幕。以“政治社会化”为主题在CNKI中搜索，得到相关论文2460篇，其中期刊论文2051篇、博士学位论文78篇和优秀硕士论文331篇①。根据不同时期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政治社会化研究面临的外部政治社会环境，可以将政治社会化研究划分为学习积累阶段、反思探索阶段以及发展创新阶段。

1.学习积累阶段：1982—1992年。

20世纪80年代初，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P221)的思想指导下，中国政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治社会化研究也开始补课。以《国外社会科学》和《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为主要阵地，西方政治社会化研究开始被译介，包括美国和日本成年人的政治社会化、法国的青少年与政治以及对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学的介绍。同时一些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方面的著作也得以翻译出版，如《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阿尔蒙德和鲍威尔，1987)《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戴维·伊斯顿，1989)、《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阿尔蒙德和维巴，1989)和《政治社会学》(奥罗姆，1989)等。这些译作对中国学者了解西方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理论起到了学术引领的作用。这一时期也是国内政治学学科体系的形成时期，大量学术讨论会出现，确定了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等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学科定位，也为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学术领地。该阶段研究重点是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对西方政治社会化研究的介绍和评论，以及对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相关概念的讨论。

2.反思与探索阶段：1993—2000年。

这一阶段在继续介绍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对政治社会化的概念、机构、过程、功能等进行规范化研究，并以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反思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政治社会化资源。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市场化成为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重要背景，也成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限定条件。发表的期刊论文主要关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社会化所面临的挑战及有效性问题，并将政治社会化研究置于提高政权合法性、加快政治民主化、重建政治信仰以及治理腐败的情景中。这种研究视角的调整具有战略眼光与时代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发展的基础。

此间出版的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学科的教材纷纷涉及这一话题，但只是学术“面”的延展，经验性分析与基础理论研究仍相当匮乏。从学术交流的角度审之，对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的研究述评大多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认知基础上，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社会化研究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成果关注甚少。

3.发展与创新阶段：2001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市场化与民主化的双轮驱动，国内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更加多元。更多的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以“政治社会化”为主题的硕士、博士论文和专著大量出现，研究视角也进一步多维化，研究更为具体、深入，而且出现了一些颇有思想深度的学术成果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转型时期政治社会化所面临的新背景，尤其是新媒介的运用和国际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和政治社会化国际比较研究；(2)在介绍和总结西方及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基础上，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政治社会化等概念的混淆并用状况有所改善，伴随着公民文化研究高潮的到来，以培养公民意识和塑造合格公民为主要内容的公民教育也被思想政治工作者、教育者以及政治学者纳入政治社会化的研究议题；(3)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化研究增加，如对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以及从政治社会化视角对“民谣”、“样板戏”、“典型”和“黑板报”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不仅面广量大，学术含量也有所提高。学者更加注重从中国传统资源中寻求政治社会化的路径及有效性的资源。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等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跨学科性更加明显。实证研究方法开始应用于政治社会化的研究，但数量较少，对数据多限于描述性分析。

二、国内政治社会化研究的相关议题及观点

 

国内政治社会化研究经过30多年的发展，研究成果的累积甚丰。总体来看，主要集中在政治社会化的内涵、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及公民教育的关系、政治社会化的机构、政治社会化的环境、政治社会化的实效性以及政治社会化的传统资源等方面。

1.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政治社会化的内涵是政治社会化研究的起点，但多学科交叉性造成了其内涵的多样性。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将政治社会化视为社会化的政治方面，是个体在接受社会政治的改造以及在改造社会政治的相互作用中形成政治角色的过程。心理学视角的研究认为个体的政治社会化与心理学尤其是发展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密切相关，并利用皮亚杰的认知发生理论将政治社会化的心理过程划分为顺从、认同和内化三个阶段。[2]政治学视角强调政治社会化是在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中，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与统一。教育学视角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人通过社会环境的教育形成其基本政治态度的过程。传播学视角强调，政治社会化就是社会政治机构为了影响社会大众的心理而不停地传播具有倾向性的政治信息的过程。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是选取上述的某些视角提出理解政治社会化的多个维度。如政治社会化是政治体系对人们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以及个人通过学习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模式的双重过程。[3]李元书根据学者的不同研究角度，将政治社会化归纳为五种观点，即社会教化论、个体学习论、文化传承论、政治传播论和社会环境论，[4]形成了中国学界常被引用的政治社会化概念。

笔者认为，对政治社会化内涵不能从单一的角度来界定，要跨越学科研究的边界。政治学和传播学从宏观政治系统稳定和发展角度来界定政治社会化；心理学和教育学则从微观个体角度讨论个体政治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习得过程；社会学强调个体学习与社会教化的互动性。可以说，政治社会化归根结底是研究个体与政治体系的关系，也就是个体习得政治系统的规范，同时政治体系通过对其成员进行观念和技能的教育，培养其对政体的认同和支持，最小化其治理成本，在这个双向过程中，蕴涵着政治信息的传播和个体政治心理的发展。

2.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及公民教育的关系。

在对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进行本土化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投入大量精力讨论“政治社会化”、“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公民教育”之间的关系。概括起来，学者们提出了四种关系：一是等同关系，如宋迎法认为西方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中将“教育”与“社会化”替换使用。[5]高峰认为西方政治社会化与公民教育是同一含义的概念并相互通用，公民教育实际上是西方语境下的一种政治教育，与中国的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是同一概念。[6]二是包含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政治社会化的外延更大，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特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和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过程。”而政治社会化是“政治人”的形成过程。因此，从外延上看���政治社会化的范畴比思想政治教育宽泛得多。[7]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社会化是对学生进行的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除此之外还包括了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比政治社会化具有更大外延的概念。[8]三是目的与手段关系，即思想政治教育和公民教育是统治阶级加强意识形态的手段，是促进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两种实现形式和手段。[9]学校公民教育的本质是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培养学生的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政治行为的过程，是形成学生个体政治价值观的过程，与学生个体政治社会化互为目的、相互促进。[10]甚至有学者提出由于非政治学专业青年学生的政治知识大多来自大学教育之外的西方政治话语，因此有必要通过共同课程、专题讲座与实践教学等环节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社会化功能。[11]四是发展关系，即随着现代社会成员身份从“革命者”向“公民”的目标转换，传统的政治教育必将向“公民教育”转化。[12]因此，有必要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途径和方式，提高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性。

综观学界对三者关系的研究，其目的可归为通过论证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公民教育之间的内在契合性，从而将政治社会化及公民教育理论作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参照。如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作用、合理设置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等。[13]这样的研究视角无可厚非，但真正缕析三者的关系需要追溯各自的理论源头并考察其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进行详尽的比较。

3.政治社会化机构。

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强调家庭、学校、社团组织、大众传播媒介等社会化机制在传递政治信息、传播政治知识、灌输政治思想、激发政治参与和形塑政治人格中的作用。国内政治社会化研究对于上述机构均有涉及，但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学校，尤其是大学作为正式的教育机构受到的关注最多。学者们认为学校作为教育政策的贯彻主体，教科书、课程、课堂仪式活动和教师是学校政治社会化的直接方式，而课外活动、文化氛围、学生政治群体、学校的社会构成和学校类型[14]等是政治社会化的间接方式。除上述少量宏观研究外，关于学校的政治社会化研究主要强调政治教育，尤其是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青年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由于政治社会化贯穿于个体一生的成长阶段，[15]因此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各级学校都是政治社会化的主体，也应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在学校教育中，教科书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和观念传播载体并没有受到国内学者的足够关注。从这方面来说，我们对学校这一主体的研究仍需挖掘。

大众媒介包括了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传统媒体，也包括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微信、微博等新兴社交媒体。既有的研究表明，大众媒介在传播政治文化、构建政治价值以及影响政治态度等方面的功能不是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决定的，而是媒体作为思想控制工具的“喉舌”，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统治。”[16]目前学界关于大众媒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发展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影响方面，这是由于青年是网络的主要受众，对其依赖性强、批判力相对薄弱。[17]而对于传统大众媒介的研究比较弱，只有少量的研究涉及了电影和一些电视节目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如宋震和张彪的研究指出电影具有提升政治认知、激发政治情感、灌输政治文化规范以及向现实中特定政治权威提供政治支持等功能。[18]

家庭作为初级社会化机构，对于个体政治价值观念的确立发挥着先入为主的作用。学界的研究指出，在政治态度上，代际共识多于代际差异。[19]但当前中国的家庭模式从传统权威型向民主开放型转变有可能对家庭的传统政治社会化功能带来挑战，这需要从提高家长素质、增强政治意识与责任意识、注重积极的示范效应以及加强家庭中的决策参与和实践能力等方面改善中国的家庭教育。[20]

同侪群体的研究指明，在传统家庭结构日益式微，社会成员与同侪群体接触沟通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强时，同侪群体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进程中的作用比较明显。同侪群体通过语言、时尚、亲疏等各种非暴力符号使大学生与群体成员保持一致，对大学生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具有引导和调控作用，其作用机制表现为：“政治自我感知—群体认知与传播—价值内化与融合—个体价值选择与行为—政治心理强化”。[21]

对于社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共青团、高校学生社团、基层党团组织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研究认为，社团作为同侪群体的一部分，具有自组织性、志愿公益性、弱独立性与强依存性等特征，并通过政策宣讲、举办活动、节日纪念等形式开展政治模仿、政治专业训练以及政治实践，在大学生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因此，要注重对社团组织的能力建设以及保持政治社会化媒介传导的一致性来引导社团的发展。[22]

此外，学者也对“政治民谣”、“样板戏”、“典型”和“黑板报”等极富中国特色的媒介形式进行了饶有兴趣的研究，政治民谣具有信息传递、舆论监督和道德评价的积极功能和弱化正式机构的政治社会化效果及政府权威的消极功能；[23]而作为文学艺术政治化的“样板戏”发挥着促进观众与演员格式化的政治人格形成，以及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功能，[24]“黑板报”则有助于儿童参与新闻传播。[25]

总体来说，政治社会化的机构研究是当前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的重要方面，但相对于学校和大众媒介，家庭、社团以及同侪群体这些被西方学者所强调的机构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其他的政治社会化主体，如社区、政府，也越来越被学界重视，但研究大多是点到为止，针对某一机构的深度理论探讨或实证研究比较缺少，更鲜有对政治社会化机构功能的综合研究。

4.政治社会化的环境。

社会转型、网络化和国际化是当前政治社会化的现实环境，也是大多学者研究的焦点。“分析宏观环境特征、指出政治社会化的机遇和复杂性、提出应对策略”是该问题的惯用研究框架。

(1)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对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第一，经济市场化转型增强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使个人对国家的依附关系大大减弱，个人利益普遍觉醒，政治主体意识增强，但社会责任感淡漠；第二，社会流动增加、社会分化加剧，以及人口结构变迁，影响着公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政治生存环境，出现政治热情匮乏和政治意识淡漠；第三，全球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文化价值的世俗化和多样化，挑战既有的政治意识、政治态度和政治取向，这需要增强主流文化对社会变革的适应性和容纳吸收异质文化的开放性；第四，政治民主化有利于提升公民意识，但政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如官员腐败等则弱化了群众的政治认同。也就是说，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四重转型带来了“价值主体的本位倾向、价值评价的功利化倾向、价值选择的多样化倾向”，[26]尤其是当受化者处于中国社会转型及全球化所带来的“时空压缩”之中时，[27]可能产生政治价值危机、制度认同危机、政策认同危机、政治参与危机和政治整合危机。学界提出的应对之策也主要从宏观角度出发，以政治控制场域为限度，从建构高效的具体治理模式的视角，探讨社会变革中的中国政治社会化治理机制。[28]并提出执政党要从政党整合功能的调整出发，以社会主义的人文关怀为方向，由革命型向建设型转化，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29]

(2)网络化。随着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普及，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以及博客、微信、微博、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成为当前政治社会化研究的热点。学者们的研究认为，网络的拓扑结构带来了政治社会化的范式转变，即政治社会化的途径由单向线性的硬性灌输向互动多维的潜移默化和主动参与转变、时空定位角度由有限的点对点到交叉混合架构、目标及内容由传统政治人向现代网络政治人转变。[30]在这一过程中，网络对政治社会化产生了双重作用：一方面，互联网的开放性、即时性、交互性和平等性有助于政治知识的加速传播、形成新的政治文化，为政治社会化开辟了新的空间；另一方面，网络的虚拟性易导致政治社会化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31]弱化国家对个体政治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冲击青年对主导政治文化的认同，也可能导致其价值观念的混乱、政治角色的认同危机和政治践行的缺失。因此，要以积极的态度适应和推动互联网的发展，加强政府对网络信息传播的监管力度，构建健康的网络政治社会化环境；优化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政治社会化功能；[32]加强当代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的社会实践锻炼并构建青少年网络伦理规范体系，[33]实现互联网与青年政治社会化的良性互动。

大量的实证研究集中在这一研究领域，样本往往是某地区或某高校的大学生，样本数量从几十人到两千多人不等。总体研究显示，网络社会里大学生政治认知程度不深、政治情感比较淡漠，而且陈炳的实证研究表明，上网频率与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也有研究表明，互联网对网民政治意识的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34]可见，这一领域的研究还需要深入。

(3)国际政治社会化。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和社会学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渗透，国际政治社会化成为政治社会化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但目前学界对于国际政治社会化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内涵模糊性。刘中民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认为，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呈现出的以一定经济关系为枢纽，以共同的利益目标为导向的竞争共处、依存互动的新趋势，是国际政治的社会化。[35]佟德志等认为，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国际主体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政治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主要是西方普世主义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推行及其对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冲击和后者的回应。[36]因此，国际政治社会化既包括了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通过国际组织等国际行为体的教化过程，也包括了非西方国家的主动学习过程。[37]但西方的国际政治社会化研究注重于在国际化场域中对微观个体的研究，是关于“何时、通过何种手段、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哪些人获得了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知识或信条、观点、态度、价值观、行为意图和行为类型，以及这些认知之间的关系如何、对国际及国内政治系统的影响如何？”[38]

综上，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种路径来研究国际政治社会化。宏观路径的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国际政治主体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进行的政治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过程，微观路径的国际政治社会化是政治个体的国际经验对其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的影响过程。当前中国学界主要是以刘中民等为代表的关于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内涵及作用的理论研究，微观实证研究也开始出现，如唐桦对两岸青年交流的政治社会化机制的研究、[39]龙耀和李娟对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政治社会化问题的研究、[40]钱春元对美国私人基金会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功能研究。[41]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

5.政治社会化的实效性及传统资源。

提高政治社会化的效果是中国政治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必然要面临的重要课题。学者们主要从政治社会化影响因素、效果评估以及对策等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从公民角度，强调协调公民的政治心理、调动公民的政治积极性，使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42]二是从政治社会化的方式、内容角度，如丰富和扩展政治社会化的内容，注意政治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亲和度，优化政治社会化的方式，注意其潜隐性和渗透性，强调各政治社会化机构间的一致性、发挥个体的主动性和其政治参与技能的提高；[43]三是宏观层面，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文化事业，深入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由于政治社会化是个体与社会政治系统的互动过程，因此政治社会化的实效性研究要跳出宏观路径，增加针对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

对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化特征的分析是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的一个特色。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化主要包括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机制、排斥异端邪说的强抑制机制、以注经为主线的损益机制、以吏为师的政治教化机制、以儒家为中心的儒道佛互补机制，[44]以及政治录用机制，[45]较成功地形成了牢固的民族政治思维和政治心理，实现了传统政治文化的传播和延续。因此，当代的政治社会化应当重视对传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和扬弃，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其注入法治文化的基本要素，形成更科学的文化，发挥其在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政治社会化研究的特点

 

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一领域研究的基本特点：

第一，仍处于起步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自80年代初开始对这一领域的译介以来，一直到20世纪末，学界停留在对西方政治社会化研究的翻译上，随后展开的政治社会化研究也主要是以大学生和青年群体为主，对其他主体的研究不足。二是学科基础薄弱，政治社会化是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其理论需要多学科的支撑，而从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的研究也处于探索阶段。三是研究人员不足。在30多年的发展中，虽然政治社会化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但研究者大部分是初入研究领域的研究生，具有中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寥寥可数③，这些人中大多是从事思想教育研究的学者，而且大多缺少对这一领域的长久、持续性的关注，从这个角度讲，政治社会化似乎也成了“一个许多人路过但少有人驻足的大交叉路口之一。”④四是研究任务的艰巨性。如果西方的研究分别经历了以儿童、青少年和转型国家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变迁为内容的三个阶段的话，[46]那么我国的政治社会化研究则是要同时进行三个阶段的研究，既要关注儿童、青少年及其他个体融入社会整体及内化政治文化的途径，关注这些社会个体成长为政治人的过程，注重对这一过程中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重要机构的研究；同时也要以国家为整体，研究转型时期国家政治文化变迁的过程以及政治传播的重要作用。

第二，政治社会化研究的时代性和中国特色。自政治社会化研究进入中国以来，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便与政治现实密切结合，使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价值。一是在理论构建上，将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角度讨论公民政治教育和公民意识培养问题；二是注意新的时代背景对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影响，包括转型时期、互联网时代、政治文明建设等，注重在时代背景下发展自身理论体系；三是注意对传统政治资源和中国政治符号的研究，学界关注中国丰富的政治实践，不再拘泥于西方政治社会化的理论框架，表现出较强的理论自觉性。

第三，政治社会化研究议题的集中性与理论的分散性并存。大学生和青年群体作为社会中最活跃的群体，受到学界的关注最多，也是实证研究的主要对象。这是由于一方面青少年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极大的可塑性，而大学阶段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所以对青年和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群体相对来讲比较集中，最易于进行问卷调查。这对实证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的政治社会化研究领域来讲值得提倡，也为我们理解重要阶段的政治态度做出了贡献，但政治社会化是贯穿人一生的过程，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主体对于政治信息的获取渠道以及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都会受其经验性参与的影响而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不同群体的政治习得过程进行研究。虽然自2006年之后，对农民、农民工及其子女、乡村政治精英、儿童以及老龄人口等群体的研究也进入政治社会化学者的视野，但总体来讲，其研究的数量和内容都远远不够。另外，由于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问题性，当前国内政治社会化研究在集中于特定对象和主题之后，还没有很好的分类标准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尽管对该领域的研究已有30多年，仍没有形成严密的知识统一体，学界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重复性。

第四，理论阐述与概念演绎的分析方法。中国学界对政治社会化的兴趣从上世纪末开始升温，但由于研究方法的限制，研究并没有出现热潮。当前政治社会化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阐述和概念演绎等规范分析路径之上，实证研究虽不断增多，但大多是针对某地区或某案例的研究，样本受到限制，而且超越高校大学生的实证研究较为罕见。这种定性研究方法可以加深对政治社会化的总体认识和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政治社会化本身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严格结合的课题，这种单一的定性研究限制了政治社会化研究的深入发展，使研究缺乏现实针对性。

五、政治社会化研究的未来展望

 

展望国内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未来的着力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化理论。通过对西方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政治传播理论、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的深度研究和综合，结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和特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化理论，解决中国政治过程中的政治整合和政治认同问题。

第二，扩展政治社会化的研究内容。首先，加强对儿童、同辈群体等主体的政治社会化研究。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认为，儿童时期的政治社会化对政治系统的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我们目前对这一领域的关心不够。另外，对转型社会中农民工的再政治社会化进程及其复杂性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其次，深入研究各种政治文化传导机制的作用、特点，包括家庭、非政府组织、政府、大众媒介特别是网络在政治社会化和政治稳定中的作用都需做出恰当的实证研究与分析。再次，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背景下，将政治社会化研究与公民意识培养结合起来，加强政治社会化的实践效用研究。

第三，加强规范的经验性研究，这是提升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水平的着力之处。由于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社会化不再是政治规范、价值和行为的简单、直接的灌输。文化多元化、价值多元化以及日常接触的符号的多元化意味着追踪身份获得的精确过程的难度，[47](P152)这就意味着政治社会化研究需要多种研究路径并存与平衡发展，重视规范比较路径、历史路径和实证路径的综合运用，尤其是应该多采用调查抽样、访谈、问卷设计、态度与个性测量、数据分析等技术，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政治社会化的规律。由于当前研究方法规范性不足，有价值的经验性研究成果甚少，使得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不成比例，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而若没有扎实、高水平的经验性研究，中国的政治社会化研究水平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提升。随着统计技术的运用和国际交流的加强，以及学科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跨学科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是政治社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四，加强与国际政治社会化研究的交流，一方面继续加强对西方政治社会化经典理论和最新发展的译介，注重对相关理论与方法的批判；另一方面在相互交流中实现研究的本土化和研究范式的更新。在开放世界中理论的完整性和适用性需要大量最佳实践来验证和补充，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国际交流将促进中国教育者和学者改进研究方法并关注微观和经验研究。

 

注释：

①截至2014年9月18日。其中博士论文和优秀硕士论文分别是在CNKI的“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的搜索结果，前者收录了全国420家博士培养单位的博士学位论文；后者收录了全国600家硕士培养单位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②如《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赵渭荣，2001年)、《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马振清，2001年)、《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张昆，2003年)、《美国政治社会化研究》(高峰，2004年)、《知识信仰现代化：中国政治社会化中的高等教育》(董雅华，2005年)、《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概论》(黄金柱、鹿军主编，2006年)、《从农民到公民：中国农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匡和平，2009年)、《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熊易寒，2010年)、《成长中的政治人：角色社会化与当代大学生政治心理变迁》(王晓燕，2010年)、《当代中国青年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论：一个与美国比较的视角》(赖黎��，2010年)、《当代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程颖，2011年)、《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研究：以“社会互构论”为理论视角》(吴鲁平等，2013年)、《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中的公民认同研究》(李冰，2013年)以及《当代中国电影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研究》(宋震，2013年)等。

③主要有复旦大学的赵渭荣和熊易寒、吉林大学的陈秉公和娄淑华、南开大学的张东升和季乃礼、首都师范大学的高峰、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李元书、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马振清、安徽师范大学的程晓敏和李祥兴、西华师范大学的李俊、中国地质大学的阮一帆和傅安洲以及电子科技大学的匡和平。

④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观点，参见薛忠义、刘舒、李晓颖：《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综述》，《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5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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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苗红娜，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项目号：011713304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