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成本、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之间的关系分析

时立荣 田丽娜  蒋卓晔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北京　100083）

 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10（4）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公共交往空间不断增大，在社会公共领域，NGO越来越成为人们建立交往关系的组织载体。特别是社团，如学会、协会、联合会等的社会交往性质最为明显。社团根据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组织的内部结构，寻找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优势，设计确定具体形式与运行模式，维护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在交往成本、组织技术因素和环境的共同制约情境中，社团会采取适应性的生存策略。按照开放自然系统的组织观点，任何组织诞生后其第一要务就是生存，组织本身是要消耗资源的，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直接用于实现组织的既定目标，特别是政治制度和经济资源的限制对于社团有重要影响。事实上，在灵活应对环境的资源交换中，组织成就了各不相同的模式，来维护生存与发展以降低会员的交往成本，增加会员的交往受益。

作为动力核心的交往成本

人们在采取参与行动之前，通常要考虑是否参加社团，然后做出决定，这是一个理性选择过程。

对于个人而言，首先选择参与社团的行动。如果通过社团行为能够比通过个人行为更为便利地满足愿望，那么，成本则更为节约，个人便会倾向于通过社团组织进行交往议定。参与者不仅从社团的价值观、社会情感、与成员在目标上的一致性、活动内容、开展活动的频率、提供信息的质量、内部的信任范围、群体内合作程度、社团凝聚力等方面进行考虑，也会依据参加社团所能获得的收益进行考虑。他们可以对社团提供的交往产品的质量、价格、数量和方式进行选择，通过成本收益比较选择是否加入。对于会员来讲，社团是否能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是他们肯于付出成本的行动力量。当然，社团也可以选择会员，主要通过缩小集体行为的规模和划定范围进行选择，我们可以看到任何学会或协会的章程，都明确规定自己活动的成员对象、成员资格和服务领域。也可以使用排他法进行机会选择，如收取会费和提高入会的条件，要求会员要承诺组织的规范要求才能加入组织。所以，会员个人的交往成本在性质上是可以选择的机会成本。由于个人的交往成本，社团的存在成为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会员将采取“用脚投票”的行动原则。

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以团体为中介构建社会关系以及形成网络关系活动时在精力、物力、财力、情感和时间等各方面都需要有所投入，随着交往行为的出现，交往成本便随之发生了。通过组织途径，交往可以被理解为关系建立、网络沟通和个人社会资本积累，如果通过社团行动比通过个人行为更为便利地满足自己的愿望，可视为成本节约。组织以个人无法比拟的优势给其成员带来个人难以获得的诸多的益处，尤其在现代社会，组织的方式更适合人们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帮助。所以，从投入产出来看，社团存在与发展本身就包含了会员的交往收益高于交往投入的前提。

总之，会员在对组织的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上，通过社团进行交往互动所发生的投入的总和，即会员为追求团体的公益性目标，满足自己的需求，获得信息、体验、扩大联系、挖掘资源和享有组织带给个人的益处，在获得成员资格、参与组织活动时在时间、精力、财（物）力、社会资本和社会情感投入等方面要有所支出，这是会员个人同社团之间进行交往互动时所必需的付出，我们称之为交往成本。交往成本来源于人们进行交往行动时的付出，无论个人之间还是通过组织之间的交往互动，个人都必然有所支出，只要有交往行为就会发生交往成本。

其二，依据交往成本筛选初始社团。人们“聚群”交往的需要促使社团出现，社团就是提供“交往产品和服务”的一种形式，交往也是社团生产和消费的行动模式。为考察这个问题，本文提出如下观点：人们选择社团组织是因为它能够在降低交往成本的同时增加互动收益，所以，在个体同社团的互动交往行为中，交往成本起着决定性作用；初始社团的生成直接受制于会员交往成本；社团组织的存在与发展是交往成本优化选择的结果。

所有的组织都具有各种要素——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参与者、目标、技术和环境[i]。根据不同的社会功能，使各种要素组合运作，可以建立起各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但是，所有的组织都要遵从成本与收益优化的原则，从组织的形式结构到运转机制其实都受到成本的刚性制约，因为它决定了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社团这种组织也同样遵从这个规律，在交往成本的制约下进行规制结构设计和运行机制选择。由于交往成本的决定作用，不仅社团的存在成为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且社团具体的存在形式也遵循了降低会员的交往成本、提高交往收益的理性选择行为。

根据上述两点，我们以会员的需要为前提，做高和低两个水平与满足目标（会员交往意愿）和交往成本两个变量因素交叉分析。H-满足会员的交往意愿高,h-成员交往所需成本高,L-满足会员意愿程度低,l-交往成本低,经过交叉生成四种组合类型。

表1     变量交叉结果

A：Hh满足会员的交往意愿高,但成员交往所需成本高的社团A类型；

B：Hl满足会员意愿程度低且会员交往成本高的社团B类型；

C：Lh满足会员交往的意愿高且交往成本低的社团C类型；

D：Ll满足会员意愿程度低且交往成本低的社团D类型。

设A、B、C、D类型为初始状态，与Hh、hl、Lh相比较，Lh满足会员交往的意愿高且交往成本低，由于受会员交往成本的制约，根据交往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只有这样的组织才会被选择，被构建，其他三种情况都会被淘汰，所以，本文将C类型称为标准化社团。可见，社团组织的生成是交往成本优化选择结果。

由此得出结论，尽管人们有加入社团的愿望，但是，如果交往成本过高造成阻碍必然限制人们的交往沟通行为。为了满足人们社会性交往的需求，实现交往的愿望，人们趋向选择一种能够降低交往成本、增加互动收益的形式。

上述交叉划分的结果还表明，社团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同交往成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旦交往成本由优势变为劣势，组织必然会出现危机，为了避免这种危机，组织往往根据资源占有情况配置运行模式。也就是说交往成本和目标利益的实现程度是相对的。一是Hh和Ll两种状况表明，一味地追求绝对最大化目的或绝对最低化成本在实际上运行中难以维持组织的存在。二是不同类型对应着不同意义，在C类型情况下的组织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在A类型情况下，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常常遭遇困境，在D类型情况下，即便有组织，也名存实亡，B类型生成组织不存在。三是四种情况之间存在转化的可能，它们之间的情形会随着目标（会员意愿）和交往成本这两个变量因素之间的关系变化而变化，一个组织在实际运行中也可能出现从一种情况变为另外几种情况的可能。

社团运作的组织成本

社团自身生存和开展对内对外的活动耗费的资源就是组织成本。社团组织以生产非物质产品为特点，使得信息产品的生产、加工与服务成为社团的重要功能，组织、倡导、传播和集会运动是社团活动的主要内容。社团组织成本是所有构成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的情景。

从理论上看，组织成本其实分为两个层面，外在工具层面即经济方面，内在的价值层面即公益价值成本，它是高耗能的成本，要求工具性的成本投入必须为其服务。从交往的范围看可分为内部交往成本和外部交往成本；从交往的支出形式上可以分为物质成本与非物质成本；从交往的约束角度看可以分为正式制度成本和非正式制度成本，从社团组织运行的角度看，可以分为规制结构和运行模式选择成本。从内容与功能来看，组织成本分为行政办公支出、组织协调成本和价值维护成本。依据内容和功能分类，社团的组织成本构成如下：

第一，社团组织的基本行政实务开支。

从功能分类角度，社团组织的基本实务管理需要成本开支。无论是为了经济目的还是为了社会目的，所有的组织都必须有维持组织生存的物质及资金投入。尽管社团组织是互益性的非经济的，社团开展活动可以节约开支，但是，所有工作的进行却需要一定的花费，才能保持组织的生存和基本运行，这一部分成本基本体现了组织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支出。一是一定数目的财务经费存量，二办公场所、装备、办公设备、办公用品、资料、邮寄通信、通讯、交通、会议、培训等等。三是人力成本，一般情况下，社团配备的专职人员很少，但给付工资，志愿者的志愿行动也要有花费，大规模的活动仍然需要资深的专职管理人员负责任。日常专职人员的工资和兼职人员开支等都是社团的基本成本。人力成本也可以转化为货币成本支出来计算。总之，财力、物力和人力支出是组织生存得以维持的基本要素，是社团不可避免的实务成本。

第二，组织协调管理成本。

最初的决策管理行为是创建组织的治理结构。为了成立组织，社团内部开展了一系列筹建活动。起草协议，如筹备申请书、批准文件、验资报告、章程草案、备案等，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等一系列信息搜集、程序经办事宜，都需付出事前契约签订成本。另一方面，必须按照行政机关官僚制和程序的管理要求登记、备案，形式有机构文书、行政长官签字、符号标志和成立仪式等，通过授权、注册等方式确立社团组织行为主体资格。

社团发生在组织一系列运行过程中的沟通、协调、信息传递、沟通网络、决策和组织管理成本，这类似于企业的交易成本，这些过程主要是：一是整合过程，通过何种权威层次协调公共行政组织中人的工作的过程。二是分配过程，根据社团组织活动项目实施中获得的效益来处理的社团成员的服务和分配问题，采取成本—效用/成本—效益分析是主要的技术和有效手段。三是社团组织中的边际交换过程是指组织与其他机关组织及目标群体之间建立共生关系的过程。社团与政府、企业、社会公众、服务对象以及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等群体之间建立共生关系，通过社团的对外公共关系表现出来，体现为社团组织将自己的地位、名誉、权威、权力、资源同其他组织和群体交换获得有价值回报的行为。四是社团通过分配、整合、边际交换过程，建立管理机制，进行效率管理。为了提高效率，组织需要建立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和筹资机制，进行战略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自我监督管理和绩效管理，内部的协调管理成本便由此产生。组织管理成本主要是对社团组织运行过程中的沟通、协调、信息传递和项目活动的付出。管理成本不仅涉及组织对内交往也涉及组织对外交往。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团组织在社会结构中地位不断上升，目标具体化和结构形式化——规范化程度不断得到加强，使集团行动能力提升，导致它同其它组织在进行资源交换的时候，内外部交往成本的压力不断增加，结构之间的变动必然导致组织之间摩擦与冲突的发生，各种社会组织和结构之间并不会自然达致和谐，所以，就要加大组织的协调管理成本。

第三，价值维护。

现代社团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为意识形态和价值情感所付出的外部协调成本是重要的付出。社会价值选择是实现互益目标的价值取舍，可以转化为性质同政府关系来讨论，它包括三个方面：选择何种价值取向、体现该价值类型的目标与主流价值观念的协调，包括冲突与融合、社会其他组织和群体对该社团价值观的接受。社会价值维护是对社团意义的终极关怀。

首先，由于人们有多种的社会价值倾向，社团要努力维护本社团的特定价值，为此有所付出。

其次，社团要努力维护社会价值不被经济的和政治的动机侵蚀。超越了这种约束条件行为，就会出现 “价值谴责”，令组织失去动力，价值投入、价值收益和价值制裁既是社团组织的目的也是手段。

再次，社团要按照“社会性价值存在”的“社会期待”维护自己的公信力，维护自己的社会声誉，否则，完全可以像亏损令企业倒闭一样令价值导向团体灭亡。正如迈克· 赫德森所言:第三域团体必须为社会目的而存在，“价值观导向”是第三域团体共有的特性。因此，维护这个价值观导向成为社团的必须。但是，价值维护在实践中会遇到操作性的困难，一来目标容易模糊，二来社团组织内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也会带来一些伴随问题：独立性与资源依赖、平等和参与理念以及道德冲突。这些无疑加大了价值维护的困难。

作为条件制约的环境制度成本

作为开放系统，社团要从外部环境得到资源，就必然面临制度环境问题。制度环境“指那些影响公民结社行为和民间组织活动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 ^[ii]对于社团，宏观层面上的制度环境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因素，面对市场化的压力、政府的限制条件及鼓励发展程度和公民社会发育状况，社团如何在与这些制度打交道，是社团面临的制度成本问题。社团制度成本可以分为正式制度成本和非正式制度成本，当社团同政府规定的法律合法性和市场经济规则发生资源依附关系时，正式制度成本就出现了。当社会文化、社会价值观和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对社团产生作用的时候非正式制度成本就出现了。制度成本属于外部成本，是社团内部的资源需求和外部环境限制的冲突调节时发生的非物质成本，用组织学的制度主义观点来说制度成本的核心体现为为合法性问题。社团面临的制度成本包括：

第一，政治性的制度成本。政治资源的影响体现为对社团的价值和法律合法性的约束，在政府的法律法规、条例和行政管理规定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外部强制政治法律制度规定在与社团进行政治资源交换时发生作用，核心是政治合法性即政治制度的约束程度问题。在我国政府对社团一般采取管控措施，社团的政府行政色彩较浓，这个问题引发的制度成本较高。

社团强调的自我治理往往同政府的强制性权力运作逻辑不同，所以，政治合法性主要在政府和社团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展开，政府或是接受或是限制社团，社团是否接受政府的法律规定限制需要视情况而定，在法律和制度较为严格的社会，社团的发展受到政治资源的严重束缚，民间自主性会受到扼制，受到限制的民间组织也会以忽略制度规定以非法社团的形式存在。在社团受到限制的社会，坚守民间性有时会受到正式制度的排斥，除非得到政府的认可，而对民间性的妥协又会失去组织的自主权，两种情况都会在不同条件下增加制度成本。

第二，市场制度的经济资源的制约——资金瓶颈。经济因素的影响主要是组织提供给会员的交往产品受到的经济约束，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影响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组织的经济行为要为社会性的目的服务，在实际运行中，首先要保持组织的经济性存活，才能保证组织的价值实现。即使是成本最为节约的交往结构形式也必须付出基本费用。社团是按照非市场的运作逻辑开展行动的，但是，现代市场制度的利益攫取导向对其构成巨大的压力。对于社团，组织运行和发展所需的持续性、稳定性和可靠性经济资源始终是一个威胁。所以经济性的市场制度对组织生存构成压力，成为制度成本的一种。

按着诺斯的观点，各种要素组合在一起使交易费用达到最小才是经济合理的制度选择。本文理解这里的 “最小”为一种底线标准，虽然它来自于诺斯对交易成本的解释，但底线标准的思维取向可以采用，它对于社团的组织成本有重要的分析判定意义。对于社团，最小的组织成本就是维持组织生存的资源。底线经济指标是维持组织运行的成本，如果没有这个基本底线，发挥组织功能和实现组织愿望就无从谈起；在组织运行过程中，最低必要组织成本是关键因素。为解决生存问题而采取的筹资行为，也可以对组织性质、目标和形式产生重要影响。

社团交往行动的“资金瓶颈”一直威胁着社团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它直接关涉“交往”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供给量，是社团组织乃至非营利组织共同面对的难题。如果生产投入不足也无法达到最优化的交往。所以，社团的经济因素不仅包含了维持组织生存的底线成本还包含了交往产品的生产投入。不能简单地认为成本越低收益越好，提高效率节约交往成本是以保证基本生产成本为前提的。投入不足、经费缺乏致使社团活动陷入停滞，在一定的外部环境制约下，必然造成组织状态的低效、组织形态扭曲、组织目标变异，直至组织瘫痪。社团开展交往活动的障碍，一般不是契约双方的摩擦成本所致，而是由于生产和服务的必要组织成本投入不足造成的。

第三，社会文化、社会价值观和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由于社团必须为社会目的而存在，因而文化、价值观的作用在社团中具有特殊地位。社团非物质性产品的主观建构特点，使其具备高社会价值含量，交往过程就表现为成员的认同行为。这种价值认同行为贯穿于社团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始终，是支持三者统一的内在力量。因为“当团体中的人们享有共同的价值并接收团体的目的及其运作风格时，便是第三域团体最有成效之时。…问题并不是其他域的团体不具有价值，而是在第三域团体中，需要以更大的敏感性来对待价值”。^[iii]从组织内部交往的价值投入看，共同的社会价值选择使社团成员具有了共享价值观念，^[iv]这种自发的高度同一，产生了组织内部的一致性同意，这种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摒弃了威廉姆森所说的资产专用性要挟。共享价值观念在社团组织的规范结构方面，包括了社团价值观、社团规章制度和社团角色期待体现出来。团体成员个人内心的“志同道合”的追求，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一个共同的视角点，得出的共同意义，使互动以最少分歧的方式顺利进行，社团文化要求社团组织行为选择的动机要平等地考虑人们的利益和价值观、需要真诚和如实、需要提倡公平、必须不偏不倚地行事、以一致的方式普遍实践道德准则。这些都有助于组织决策成本的降低。但是，下列价值因素的变化必然造成制度成本增高。

组织的道德冲突。对价值的坚守是组织道德的要求，道德规范应反映组织的性质和目标，并起实现各种目标的标准的作用，但许多社团严重依赖于外部供给，丧失了作为社团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的独立性，从而改变了组织性质；许多志愿组织赞同平等和参与的理想，但对平等和参与的强调意味着在服务过程中，每个人既对每件事情都负有责任，但又没有对任何事负责，产生无人负责的公共性行为。

社团在维护组织的价值原则和维护组织生存之间进行的选择，实际上是对价值优化选择做取舍。使命价值观导向是社团的特性，在这样的组织中价值必须得到珍视，需要以更大的敏感性来对待价值。社团组织目标的核心点就是对于价值的使命感，社团组织的目标一般多体现为自愿互助、公益、协调关系和福利健康等含有公益性、道德性和伦理性的价值观，而不以金钱和权力为目标，这种选择决定了它的付出在本质上不以追求经济利润和不能采取强制的控制方式。社团组织的价值目标既体现在章程规定中，又体现在社团行动的目的中。所以，社团的组织运作要直接受到社会性价值的约束。一旦社团的行为违背了这一评判标准，也就违背了人们对其角色的社会期望，组织就不能再得到认同。

实际上，道德冲突存在于所有的组织中，当志愿和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或为不利群体服务，必须权衡服务成本和团体目标时这个冲突尤其明显，主要表现为目标置换、公益退化^[v]和GONGO。

三种互动关系制约下的现实社团组织的形成

分析政治制度与政府政策、市场供给和公民社会发育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较为复杂，组织的经济依附会失去政治权力，争取回来要靠政治手段。政治依附会换来组织生存的资源，但会丧失组织的既定价值目标，容易产生“目标置换”，争取政治权利会产生冲突与矛盾，或许是正式形式的合法性或是经济资源流失。在民间组织不发达的社会，社会捐助和善款也是缺乏的，它迫使民间组织在经济上倾向于政府，这又恰好迎合了政府在政治上的控制，所以，社团依赖政府的倾向比较严重，往往成为政府的附庸。而社团的性质要求组织以为成员服务的互惠性、非营利、公益性和不依附于他人的自治性为原则，由此产生冲突和对冲突的协调。在运行过程中，面对市场制度的压力，社团在服务会员与否、在公益性与营利性上的选择上，也会产生公益退化问题。

总之，在制度环境的制约下，组织在倡导公民社会的自治、民主和利他价值观并由此演化而来的道德规范和公益方面会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所以制度环境条件限制下的现实中社团生成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

１．交往成本、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之间的关系

应对市场压力的束缚、政府法规和政策的限定及激励条件下的组织运作，成为现实中交往成本的分析环境。本质上，社团组织的运作规定为“基于志愿精神和社会公正性的价值观，是培养公民精神、产生社会资本的地方。其志愿性与政府的运作原则构成区别，而追求结果的公正、公民社会精神以及以信任、社会纽带等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却又是与市场相对立的。”^[vi]这一特征使我们能够深入地理解交往成本、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之间的关系。

与政府的政治关系的实质在于主流意识形态和社团小群体的意识形态的融通与冲突关系，与社会公众的关系实质上是社团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非营利组织与市场的关系就是在寻找一种降低成本提高社会组织与管理效率的最佳匹配状态。但是，驾驭市场经济服务于社会公益在目标上却常常发生冲突，这就是所有社团都会遇到的问题。交往成本、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就反应了上述的变化关系。

在交往成本、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体系之间的关系中，交往成本居于核心地位，它是需要——满足这对充分必要条件的功能性要素，是内发的本质要素，如果没有它，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就无从谈起，所以，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围绕着交往成本形成不同的关系。特别是交往成本中的价值成本内容，对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的规定性较高，实际上起着维护会员交往成本性质的作用。

制度成本从外部环境入手对交往成本发生间接地影响，在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处于条件供给的地位，无论是政治制度成本还是市场制度成本，无论正式制度成本还是非正式制度成本，都是一定条件下的环境资源类型，它们所起的作用不同，在我国，正式制度，特别是国家的法律、条例和管理规定与社团的多元化社会治理导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大，政治制度表现出强大的约束，与此类型政治制度环境打交道，社团的制度成本较高。但是，制度成本不是直接地作用交往成本的，它通过组织通道发生影响。

交往成本和制度成本都要通过组织成本的表现发生作用，因此，组织成本在成本体系中处于运作的地位。内部和外部的成本压力通过社团这一载体转化为服务投入与收益产出，在社团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来各自的作用方向和力度，比如，政治制度成本大可以改变社团的自治性，市场成本高可以改变社团的非营利性，从而改变交往成本的性质，使民主自治、服务公益／互益的目标扭曲。组织成本的实质是社团在工作环境中的经济存活性。“经济存活是由收费、补助或捐献而产生的盈余”^[vii]­­，因此，组织成本和会员的交往成本存在直接的关系。社团的交往成本优化不仅取决于社团的规制结构形式，还取决于组织成本，组织成本高低对会员个人的交往成本起制约作用。组织成本的降低能够有助于提高组织运行的效率，从而降低会员个人的交往成本，提高交往收益。只有这样，社团的存在才是最有价值的。对于组织，当交往效益大于成本时，低成本——高效益格局将促进会员的积极参与，组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当成本与收益趋于均衡时，交往受益的优势不明显，且开始出现路径依赖问题。当组织运行的成本高于收益时，组织绩效降低，制度僵化问题就出现了。低成本——高收益的组织必将取代那些高成本低产出的组织。

组织成本发生在具体的组织管理过程中，因此，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注重制度建设非常重要。如果制度能够和组织目标方向达成一致，功能运转能够匹配，那么，也会大大节约会员的交往成本，令社团更有效率，令会员更为收益，否则社团也会成为空壳和灭亡。总之，交往成本、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构成了一套成本体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有冲突消极的一面，又有配合积极的可能。

２．现实环境下社团组织的具体存在模式

回顾表1中我们的假设和C类社团，对C类社团的分析假设是在封闭的理性系统中进行的，C可作为标准的社团。现在把C放到开放的现实生存环境中，加入政治（自主程度）和资金来源变量(代表交往成本变量)，出现以下几种性质不同的情况：

表2　自主程度、资金来源与社团模式

政府办社团。社团的自主程度较低，直接受政府控制产生了官办社团，官办社团的资源支持以政府权威部门为主，拥有法律合法性、在社会结构中地位高、位置稳固、拥有动员社会资源的优越权力，甚至垄断性；社团的目标符合政府的需要，常被称为“二政府”。

自治社团。自主程度较高，直接应社会公众的需要产生了自治性社团，自治性社团的资源支持来自社会动员，包括会员和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认同与资金支持，合法性来自国家法律和政府管理部门的规章，如果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要求，即使存在也是非法社团，自治社团保持社团使命和宗旨，有独立控制权，保持自治，也常常被称为“民间社团”或“草根组织”，由于制度的规定，许多这样的社团不愿意受制度成本的要挟，常常不登记成为非制度化合法社团。

半官办社团。介于官办社团和自治社团之间。受政府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又有较开放的自主管理权。一般有依赖政府的心理，合法性来自国家法律和政府管理部门的规章，资源支持主要来自与政府部门极其相关的赞助和社会动员，组织目的一般和政府需要保持一致。

分析表2，对政府资源的依赖程度决定了社团组织以何种性质出现。这些不同模式是社团合作技术的体现，分别或不同程度地含有授权关系、契约关系、伙伴关系、政府内部化关系、社会运作关系和市场化运作关系。可见，组织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关系对社团起着关键的作用。政治和经济资源的控制程度及其相互制约的关系导致社团交往两难困境的产生。为了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面对两难困境，社团出现了不同的被动或主动选择，不同的选择产生不同的模式。当环境资源条件分别同社团这种规制结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在社团交往成本的要求下，就出现了多种生成模式和多种运行模式。结合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过程，本文将我国社团细化为四种生成模式：“草根内生模式”、“行政举办模式”、“脱壳衍生模式”，“国外移植模式”。

分析不同生成模式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和市场的关联程度，我们发现，“行政制定模式”、“脱壳衍生模式”、“国外移植模式”、“草根内生模式”与政府之间的关联程度依次递减，也说明“行政制定模式”、“脱壳衍生模式”的非营利组织更容易和政府达成合作，“草根内生模式”、“外化移植模式”更容易与非政府组织达成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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