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统主义”及其后——“单位制”的视角与分析

李路路 王修晓 苗大雷

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年第1期

摘 要：从“单位制”的视角透视中国城市社会基层的组织制度和秩序的研究，一般被认为肇始于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模型。之后的讨论和工作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展开：1) “新传统主义”与历史是什么关系？2) “新传统主义”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3)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中的权力和权威关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和分析表明：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辩证地同时关注结构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真正深入到单位组织的变革现场，以把握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秩序结构。

关键词：“新传统主义”；“单位制”研究；权力与权威；中国基层社会的秩序结构

导　论

　　中国的“单位组织”和“单位体制”被认为是极富中国特色的组织与制度。尽管其典型形态形成于改革开放之前，但“单位制”至今仍然对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制度和社会秩序及其变迁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内的“单位制”研究一般都把这个领域的研究起点认定为魏昂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一书问世的1986年[ 1 - 3 ]，尽管该书通篇很少提及“单位” (Danwei/ [work ] unit) 这个概念，其初衷也不是为了把中国的工厂看做一种单位组织来加以研究，而是想要弄清楚“共产党社会的劳工关系”，进而“探讨现代中国工业中的权力关系及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以达到“帮助人们理解共产党国家政治结构的社会基础”这一目的。换句话说，他的研究旨趣在于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揭示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结构，回答“中国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以何种方式来加以组织和管理”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单位研究并不完全一致。此外，在该书出版之前，中国独特的单位现象就已经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浓厚兴趣，他们深入中国基层单位的现场进行田野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形成了若干明确以“单位” (或单位现象) 作为分析对象的著作。甚至就连对中国工厂基层结构的研究，早于魏昂德之前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不管从资料的可靠程度，还��研究的起始时间上来说，单位研究的起源都要早于魏昂德的工作，那么，为什么学界如此重视《新传统主义》一书在“单位制”研究中的重要性呢？

　　如果非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原因可能就在于，魏昂德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中国城市国有企业(在那时基本都属于“单位组织”的范畴) 的权力结构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并且提出了一个颇具新意的概念——“新传统主义”，使得“单位”从此可以被作为一种组织制度加以分析和言说( accountable) 。在此之前，人们只是模糊地对“单位”这一中国独特的政治社会组织现象有一些零散的感性认识，没有从中概括、提炼出某种具有分析和比较意义的概念工具。相比较而言，之前的研究要么止步于描述性的民族志叙述，要么即使做出了相对深入的分析，但也没有给出一个像“新传统主义”、“有原则的任人唯亲”、或“工具性庇护—依附关系”那样同时具有理论和现实穿透力的类型概念( type2concep t) 。可能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新传统主义》一书一经出版，就在西方中国研究领域中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和讨论。肯定、赞扬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批判、抨击的贬损意见也纷至沓来，光直接针对该书的书评，我们读到的就不下十篇，至于它引发的后续研究， 更是不胜枚举。本文的目的，就是对围绕“新传统主义”模式所展开的一系列讨论， 从“单位制”研究的视角进行一个系统的分析，以推动这一富有理论潜力的研究领域。

一、新传统主义： 内容界定与概念辨析

　　从理论逻辑的角度看，《新传统主义》一书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更重要的，还与西方学界的学术传统或者说研究范式的转换密切相关。按照魏昂德自己的概括，之前对共产党社会的研究被两种分析范式所主导：极权主义理论( totalitarinism) 和集团利益理论( group theory，又叫集团—多元主义理论)。在这两种理论模式的主导下，以往的研究要么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观念偏见，把共产党社会描述成类监狱式的专制机器，要么采取多元主义的分析路径，认为一旦政治动员(即革命) 阶段结束，社会集团就会再次分化，多元竞争和利益博弈成为常态，集团政治步入科层制程序，共产党国家与西方社会日渐趋同[ 4 ]；另外，也有学者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共产党社会充满了天真的想象。现在看来，不管是极权主义的“恐怖”报道，多元主义的社会趋同论，还是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想象，他们对于共产党基层社会现实情况的描述，都差强人意，多少有失偏颇，有些甚至相去甚远。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下，《新传统主义》突破了以往研究的条条框框，通过具体翔实的访谈资料和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呈现和描绘了一幅(相对) 真实的图景，帮助西方学界(重新) 找回了共产党社会的日常生活实践( bring the everyday realities back in) 。

　　所以，在《新传统主义》开篇“导论”里，魏昂德就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学术目标：用“新传统主义”来替代极权主义和多元集团利益理论。他认为，自己的“新传统主义理论模式与上述两种理论模式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5 ]6。具体而言，三者的差别如下：

　　(1) “新传统主义”与极权主义理论的区别在于，首先，极权主义强调政党权力的强制性和控制，而“新传统主义”更加关注共产党对于服从的正面鼓励。其次，“新传统主义”看到了被极权主义忽视了的一个意外后果：共产党非人格化的意识形态导致了领导与积极分子之间形成一种上下互惠的庇护主义关系。最后，“新传统主义”反对极权主义所谓“人际关系隔绝”的原子化假设，而是认为在共产党社会里存在一种实用主义的人际关系网络，概括地说，就是“有原则的特殊主义” (p rincip led particularism) 亚文化。

　　(2) “新传统主义”与集团—多元主义有两点相左的看法：首先，后者认为，“真正的”政治与社会力量是集团力量，这些集团力量通过正式的政治组织机构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施加自己的影响。“新传统主义”则认为，这些正式政治组织机构是共产党(不是利益集团) 为了现实的统治需求而设计的，不仅决定政治行为的方式，还创造出了一整套独特的政治忠诚与个人关系，甚至在这个过程中造就了社会结构本身。因此，政治行为和社会行动的基本单位不是“利益集团”，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s，包括领导与积极分子的垂直庇护关系) 。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极权主义和集团—多元主义是一个连续统的两极，前者是代表专制政权，后者象征西方民主社会。不过，两者背后都隐含着一个相同的基本假设：社会趋同论。魏昂德反对这种简单的趋同论，认为共产党社会确实在很多方面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实体，它却越来越表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独特性，用他的话来讲，这种独特性就是“新传统化”。

　　那么，他反复强调的所谓“新传统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用魏昂德自己的话来说，这个概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在雇佣关系上，共产党社会的工厂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经济企业，因而雇佣也不是一种市场关系，其次，除了是一种经济组织之外，工作单位还承担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功能。这些因素和特征导致工人全方位地依附于他们的工作单位，在经济和社会上依附于企业，在政治上依附于工厂的党政领导，在个人关系上依附于车间的直接领导。简而言之，“新传统主义”可以概括为两个组织特征：制度性依附，以及由此导致的独特制度文化。前者指的是单位的结构特征，后者指与组织化依附的制度框架相适应的理性行动模式。这里，“新传统主义”是一个理性行动模型，与文化情境无关，所以，这样的工厂是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社会结构。

　　“新传统主义”对于中国城市社会基层结构和组织制度的阐述，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赞成者、批评者、继承者皆有之。在该书发表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因而，现在重新审视围绕“新传统主义”展开的讨论，从单位制的视角加以分析，对于我们推进中国城市社会基层结构和组织制度的研究具有了新的意义。本文将从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展开分析：“新传统主义”与历史是什么关系？“新传统主义”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中国基层社会的权力和权威关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二、新传统主义与历史： 何为传统， 新在哪里？

　　“新传统主义”是魏昂德用来概括中国现代工业(工厂) 权力结构模式的核心概念。但“新”和“传统”本身就是两个对立的概念。那么，在中国现代工业的权力结构中，何为传统，新在哪里？ 作者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让我们先来看看魏昂德自己的说法。可能是已经意识到这个概念会引起诸多迷惑和质疑⑤，在开始界定其内涵之前，他首先澄清了这样一个观点：“新传统主义”是一个分析性，而非历史性的概念。[ 5 ]10例如，乍眼看去，当代中国和日本的工业权力结构或许带有传统的味道，但事实上这些结构性特征在两国早期的工业组织里并没有先例。

　　那么，为什么要用“新传统”这个说法来命名一个与传统毫无关系的概念？魏昂德的回答是，答案必须在西方社会科学自身的传统中去寻找。在西方学术传统里，“传统”这一概念总是与依附、顺从、特殊主义等现象相关联，而同“现代”这一概念相联系的，则是独立、契约、平等一类的观念。后者的典型模式是西方现代工业中的权力关系，但共产党社会与西方现代工业不同，所以，他采用了“新传统”这个概念来强调这种差别。与人们以往约定俗成的用法(把传统等同于历史) 不同，这里的“传统”指的是与依附、顺从、特殊主义等现象相关联的制度文化。我们的理解是，如果把“新传统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有原则的特殊主义”，那么，“传统”就是特殊主义，而“新”是指非个人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的内涵：是历史，还是模式变量意义上的类型学范畴？毫无疑问，魏昂德选择了后者。

　　这里我们看到了帕森斯一般行动理论的影子，这与美国早期社会学者的中国研究普遍都带有结构功能主义的倾向密不可分。例如，帕森斯曾经指出，人的行动受到三种“体系”的影响：文化、社会和性格，而舒尔曼( Franz Schurmann) 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 6 ]一书中就几乎原封不动地搬用了这个分析框架。在他看来，近百年的革命彻底摧毁了传统中国人社会行动的三个要素：文化(儒教) 、社会(以士绅领导为基础的精英统治体制) 和性格(父权家长制) 。所以，他认为传统的中国已经土崩瓦解了，现在的中国是一个由共产党重新组织起来的新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魏昂德才坚信，中国工业权力结构中存在着的带有“传统”色彩的特殊主义并是历史延续下来的结果，而是一种和共产党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类型的工业权力结构。因此，“新传统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结构论的解释视角。大多数身处改革开放时期并开始研究单位制的中国学者，关注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和组织制度的变迁，从而自觉不自觉地遵循同样的解释逻辑来分析中国的单位组织。

　　这一结构论的解释视角，吸引了一批同好。例如，安戈[ 7 ]154就认为，东欧的共产党执政国家也有类似的特征这一情况，证明了结构论视角的正确性。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纷纷指出，我们应该从1949年后的“共产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 工业组织结构本身，而不是“传统”文化或制度，来寻找庇护主义的基础。[ 8 ]所以，尽管中国的社会结构很独特，但我们没有必要回到过去，从几千年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去寻找这种独特性的起源。[ 9 ]共产主义革命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体系和制度结构，所以要解释建国后的政治行为，我们只能从新中国的制度要素和组织变量中去寻找。[ 6 ] [ 10 - 11 ] “新传统主义”不仅与革命前中国的历史传统无关，而且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经济权威模式，在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蓝图和现实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找不到。[ 12 ]886在很多学者看来，把“新传统主义”的起源归因于共产主义的独特制度结构是该书最主要的理论创新之处，未来的研究应该致力于检验书中的假设。[ 13 ]最为明确、坚定的追随者， 莫过于该书的中文译者龚小夏，她在该书的译者前言里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来阐述这种区别，认为“西方的中国研究主流..经常被不假思索地把历史与现实中现象上的相似性相提并论， 而且往往不经仔细论证便假定了它们彼此之间的前后继承关系。本书..批评了纯粹用历史来解释现实..的方法，强调了现代中国社会中许多看上去是“传统”的现象和制度不过是某种独特的现代体制的产物。”

　　这种结构论的解释视角遭到了大量的批评，特别是来自文化论分析路径的非难。[ 14 ]后者认为，新中国的建立并没有完全切断历史，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就无法把握当下人们的政治行为逻辑。[ 15 - 17 ]

　　不同的批评者强调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例如，戴慧思[ 18 ]487 - 497强调一般的历史传统。在她看来，任何权威研究都必须考虑历史因素。历史因素极大地刺激特殊主义、依附和服从，而不是客观、独立和公开冲突。中国历来都强调集体，而不是个人中心主义，鼓励对一个具体的人或群体、而不是抽象的真理忠诚。就像工人和领导之间的工具性互惠网络关系，即使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但是，这种人际关系网络一开始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一问题依然要求我们考虑社会背景和文化取向。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和谐重于冲突，忠诚高于反抗，依附是中国社会结构中众多因素的产物。并非所有结构都是革命后政治体制的产物，其中有很多在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共产党本身就是在这种历史文化传统中发展起来的。

　　裴宜理[ 19 ]则从中国工业化史的角度提出了批评，认为魏昂德所说的依附与解放前的劳工运动历史就有很大的关系，不仅相关，而且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20 ] 。她还引用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只有“把历史和政治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构建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政治变迁理论。[ 19 ]590

　　还有学者强调社会主义历史的影响，认为魏昂德和戴慕珍( Jean Oi) 一样，夸大了“新传统主义”与历史的断裂。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魏昂德对中国工厂制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乔维特的思想，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把乔维特的新传统主义模型用于分析中国的情况需要注意两个问题。首先，斯大林模式的三个组成部分中，中国只借鉴了两个：无产阶级专政和高度计划经济( the commanding heights strategy) ，第三个部分，用经济发展来推动文化变迁，遭到了中国的抵制。其次，中国的共产党制度绝不像魏昂德说的那样，是一种一般性的制度体系。中国的领导人向来对苏联模式持怀疑和保留态度，强调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修改苏联模式。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要比魏昂德所说的要大很多。[ 14 ]103 - 118

　　与之相对照的是，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似乎不是很感兴趣，(很大部分) 原因在于，中国学者几乎不会怀疑传统文化对当代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影响，甚至是决定作用。[ 3 ] [ 21 - 23 ]除此之外，国内(包括一些华裔) 学者尤其重视解放前的革命根据地建设经验，认为军事供给制和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是造成建国后单位“小而全”、“单位办社会”、“单位福利化”的主要原因。[ 21 - 22 ] [ 24 ] [ 25 ]31另外一些中国学者则更喜欢用当代的环境来解释单位制度的形成，比如严重的短缺经济、人口压力和意识形态形成的刚性就业体制和历史上参与性动员与政治运动周期[ 2 ] ；社会资源总量不足和社会调控之间的矛盾[ 26 - 31 ] ；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模式和东北的地方性因素[ 32 ] ，等等。这与魏昂德的思路似乎存在某种一致的地方，即从建国后的制度结构来寻找解释变量。但是，国内学界更为关心的是“单位”的制度特征、现状和变化。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争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问题其实不在于每一种因素本身，分歧的焦点实际上在于如何辩证地同时把握结构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14 ]103魏昂德面临的困境在于，既然是在帕森斯模式变量(普遍主义vs特殊主义) 的意义上说“传统”，那么这个传统就应该涵盖历史上的中国，怎么又推出“新传统主义与解放前的中国没有关系”这个结论呢？此外，经验事实也告诉我们，建国后政治经济体制经历了如此大的变革，可人们的行为模式依然维持不变。这说明，单是政治结构和制度模式无法解释行为模式产生的原因。所以，“新传统主义”其实没有魏昂德强调的那么“新”，单从共产主义体制的制度结构中寻找解释，显然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较为妥当的做法，是像赵文词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道德与权力》[ 33 ]一书中试图做到的那样，辩证地看待中国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即国家深受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而社会亦被国家所改造。国家和社会都不是西方模式(现代) 政治组织或(传统) 乡村社区，两者都极具中国特性，是一种独特的、不断变化的、包含昨日和今天中国文化之各种成分的混合体。[ 34 ]47

三、新传统主义的适用范围： 个案特例还是普遍结论？

　　围绕《新传统主义》一书，学界普遍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概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即“新传统主义”是不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普遍特征？这个问题又可分为两个维度：在横向上，对于其他部门(比如集体、私营企业) 、地区(农村)和国家(苏联、东欧) ，“新传统主义”是否适用？ 在纵向上，经过改革和变迁之后，中国社会的组织制度是否还由“新传统主义”主导？同样，我们先来看魏昂德自己的说法。

　　在1996年中译本序言里，魏昂德再次明确提出这个问题，认为“本书所讨论的不仅仅限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工厂和工厂生活状况。至今我仍然坚持认为，在中国客观依附制度所造成的个人行为方式中只有风格——而不是内容——才属于中国人所特有”。与此同时，他也承认，“尽管中国‘单位’制度中的许多特点在今日依然存在，但中国的政治氛围自文革结束以来已经有了大幅度的转变。过去十五年来的政治变化，再加上这期间内高速的经济发展，给中国人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在我看来，这些变化使得回复到本书中描述的那种工厂生活方式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起码也会是非常困难”。但不管怎样，他还是认为自己精心构建的“新传统主义”模型不仅局限于中国。其实，仅书名就已经体现了作者的立场：我说的“新传统主义”不只是指中国，而是所有共产党社会。

　　可以说，魏昂德的这一立场与影响美国学术研究的社会思潮②的转变密不可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美学界普遍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具有不可避免的普世性。尽管具体的形式可能会有所差别，但现代化必然会推动韦伯所谓的“理性化”。我们至少可以区分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市场国家，即将一切社会关系改造成达致经济目的之手段的理性化；另一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它们把理性化的目标优先指向政治目的。尽管承认具体形式的差异，但当时的美国学界认为，后者必将为前者所取代。直到后来，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遭遇挫折，且其他多种模式(包括社会主义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等) 纷纷涌现，这种思维模式才逐渐让位于所谓的多元现代性( alternative modernities) ，即承认非西方国家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和前进方向。不难发现，魏昂德批评极权主义和多元—集团理论隐含的“社会趋同论”，提出要用“新传统主义”来替代前两种分析范式，并把结论推广到整个共产党社会，而不是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政体个案特例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美国学界思维方式的这一转变。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对于任何一个科学研究来说，基本的问题之一都是其发现或结论的适用边界。自然科学研究如此，社会科学研究也如此，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极端复杂的社会中更是如此。赞成“新传统主义”具有普遍性的不乏其人，他们认为，虽然魏昂德只研究了这些权力金字塔的基层部分， 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他的结论超越基层社会，同样适用于精英阶层；因为整个政党—国家都是由这种庇护—依附式的“新传统主义”关系联结起来的，因此，魏昂德的结论不仅适用于工业组织，还符合中国的其他组织类型，例如中国的大学和农村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7 ]155 [ 9 ]135此外， 韩德森和科恩对文革刚结束时武汉一家医院的研究[ 35 ]也佐证了魏昂德的发现。其中，齐洛特的观点最为激进，他甚至比魏昂德本人还大胆，把“新传统主义”扩展为一个足以揭示所有共产党社会基层权力结构的理论模式。[ 9 ]

　　但是，对“新传统主义”概念的普遍性表示怀疑的学者显然要更多，他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提出了商榷意见。简单概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有人认为，国有企业的职工只占中国就业人口的一小部分，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如此。同样，工作组织中，包括国有企业在内，存在众多人际关系，庇护—依附关系只是其中的一种。魏昂德显然没有考虑到单位与单位之间以及同一个单位在不同时间段的差异。一种可能的情况是，魏昂德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受到国家特殊支助、处于国家全面控制、且权威等级严格的企业；那些资源较少、留不住人、基层领导薄弱的单位，庇护—依附关系就很难维持。[ 18 ]裴宜理也认为，魏昂德把自己针对某个具体行业、具体地域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应用于整个中国，没有考虑地区差异。中国的大部分工人受雇于农村和城市的集体企业，或者是国有工厂的临时工，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政党/国家的统治就不那么明显，他们看不到国家给他们发放稀缺资源，也觉察不到各种政治信号。[ 19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发生了大规模的非集体化，党的控制能力大幅度削弱，在蓬勃发展的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工人对政党组织的依附程度更是大幅度减少，现在大多数需求都可以在单位以外得到满足。[ 13 ]

　　第二，社会关系的全面性。虽然在单位体制下，单位承担的职能几乎包罗万象，但人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很多领域处于单位的控制之外，再有，有不到10%的工人在同一个单位里工作一辈子，即使在这部分工人的生活里，也有很多地方是单位领导管不到的。这时，起主导作用的，是横向的家庭、朋友关系，而不是纵向的权威关系。特别是个人的横向关系， 很多时候带有一种伦理的特征，强调信任和义务(例如同学之间) 以及非物质、非政治的情感(如家庭成员之间) [ 18 ] 。

　　第三，庇护关系的对象。魏昂德强调地庇护关系只存在领导和积极分子之间，而积极分子永远是少数，那么权威对剩下的大多数工人来说是怎么运作的呢？这是个空白。[ 8 ]

　　第四，权威关系的变动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由于权力、政策和意识形态的争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权威关系是经常发生变动的，甚至会表现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种变动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新中国40多年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政策重点始终处在剧烈变动之中，因此，基层工业组织里的权威关系势必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影响，经常处于变动之中。[ 19 ]需要指出的是，魏昂德关于中国特色的工业权威关系的分析，所依据的绝大部分经验材料都是关于毛泽东时代的，而这个时代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特定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很多新的变化，使中国逐渐向着东亚新型工业化国家的方向发展。种种迹象表明，即使“新传统主义”曾经一度主导着中国工厂的基层秩序，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种现象可能也正在走向消亡。[ 12 ]

　　第五，上层权威结构和基层的差别。尽管魏昂德希望能够通过基层组织的权力结构透视共产党社会整体权力结构，但在很多批评者看来，权威结构的上层和下层之间还是存在本质上的差别，特别是在精英和基层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沃马克[ 36 ]就指出，中国社会上层精英的权力关系和基层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大型工厂里，车间主任并不是诸多福利的直接分配者，而是由厂长或书记决定的，但厂长和书记和基层之间存在较远的距离，因为二者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对于他们来讲没有办法做到因人而异的特殊主义。此外，中国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个单位的集合体，中间组织和中央机构或许有它们自己的政治逻辑。[ 37 ]

　　第六，权力的互动性。魏昂德所描述的庇护模式，是建立在“依附关系”基础上的。在这样的模式下，积极分子、下级或低级别单位绝对依附于领导或“上级”，形成的是一种单向度的权力关系。这一解释也特别为批评者所诟病。有学者就指出，“新传统主义”过分强调领导的权力，忽视了单位成员的反抗能力，没有注意到普通群众的利益表达方式，结果是旧瓶装新酒，还是没能跳出极权主义的桎梏，可谓一针见血。[ 2 ] [ 36 ]的确，在魏昂德的描述中，工人只能通过巴结领导来获取自己的利益，但是他忽略了，在国有企业中，1) 稀缺资源有限，因此领导无法靠有限资源形成对大多数人的权威；2) 平均主义使得职工对领导的依赖减少；3) 终身雇佣制使得职工对企业的依赖变得不可剥夺，从而实际上就转化为一种隐性权力， 即职工向企业索取资源的权力(软预算约束)。所以，国企资源分配的身份化(铁饭碗，无法解雇)，合法性认同的非科层职位化(靠人格魅力而非职位权力)，产权不清(没有实质性的管理权力，只是看门人)，角色混同(职工既是所有者，又是劳动者)，导致了国企实际上存在严重的领导权威不足现象。[ 38 - 39 ]

　　第七，单位制的变革。中国学者由于身处单位体制和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因此对于单位制的变革问题有着特殊的兴趣，而且也可能做出更为恰当的判断。由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关注���点的不同，国内学者对于单位体制的存续问题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所谓“维续论”和“变革论”。持维续论的学者强调渐进式改革和路径依赖机制，认为尽管历经众多改革，但单位制依然是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例如丘海雄[ 40 ]就认为，改革开放后国营企业内部仍然普遍存在互惠关系。李铒金[ 41 ]以车间政治为研究问题，通过对东北两家国有工厂下岗名单确定过程的考察，也得出了“新传统主义”延续至今的结论。持变革论的学者则强调市场化改革与再分配体制的对立，认为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伴随着市场转型，已经从身份到契约、从抽象整体利益为主的单位组织转向以具体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契约组织。[ 42 ]单位已经不是原来的单位，即使形式相仿，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特别是处于市场化改革程度比较高的沿海开放地区，单位制或“新传统主义”已经在国有中小企业基本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去组织化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 43 ]或者在产权改革后，工人与管理者的关系不再是“庇护—依附”的关系，也不是纯市场关系，而是基于利益考虑的“对抗式的联盟”关系。[ 44 ]即使是过去典型的单位组织(如那些占据垄断地位的大型国企)，经过改革之后，原先的单位制也变成了现在的“新单位制”，资源从国家的社会化占有到单位化占有。这导致工人从对国家的依赖变为对单位的依赖，在企业内部，工人之间出现严重的分化，工人和领导之间的关系也从原先的派系结构，变成现在的层化结构：效率取代政治忠诚，事本取代人本。[ 45 ]

　　总结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和结论，可以发现：不同的看法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不同的研究方法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维续论”的结论，也并不否认单位体制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重要变化，传统体制下的“典型单位制”[ 32 ]在今天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转变为：在哪些领域、哪些组织，单位制的因素延续了下来，或者发生了改变。如果是延续，在多大程度上？如果是变革，那现在的城市基层组织是个什么东西？更重要的是，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变革的机制是什么，变革的趋势又是什么。

四、中国基层社会的权力和权威关系： 新传统主义抑或其他？

　　最后一个问题与上面讨论的“新传统主义”的适用范围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魏昂德的判断仅限于国有企业，或者更具体一些，特定时期的国有企业， 那么，批评者应该回答的是：中国社会其他部门和层面(集体、私营、农村、精英) 的权力和权威关系是什么样的？如果走得更远一些，我们不妨假设，甚至特殊时期的国有企业也不是“新传统主义”的模式，而是根据另外一种逻辑和机制在运转。那么，中国基层社会的权力和权威关系究竟是什么模式？按照赵文词的划分，美国社会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可以分为五代。[ 32 ]他把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模式归入第三代，认为这一模式的特点在于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因而是一种比较全面、辩证的视角。赞同魏昂德的学者认为，这是关于共产主义国家权威、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书中最好的一本[ 9 ]134 ，“新传统主义”不仅适用于工业组织，还符合中国的其他组织类型。[ 7 ]155

　　但是，更多的还是批评性意见。首先，“新传统主义”模式本身就值得质疑。前面已经提到过，有批评者认为，“新传统主义”仍未摆脱极权主义的嫌疑，还有批评者进一步指出，“新传统主义”实质上是沿袭了结构主义的传统，强调制度约束，过分夸大了庇护—依附关系，把压制程度看得过于严重，忽视了个体对国家的反抗。人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一些政治运动中，积极分子遭到了其他群众的严厉惩罚，这说明，依靠领导获取特殊照顾有很大的风险。在改革开放前的实际生活中，靠走关系实现工作调动也很常见，很多调走的都是非积极分子，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母亲为了孩子上学而不得不调动工作。他们并没有或很少和领导形成庇护—依附关系。所以，魏昂德所说的庇护关系可能确实存在，但应该不是占主流的制度化模式。[ 18 ]在李猛等人看来，至少与庇护关系模式并存的，还有所谓的“派系结构”。单位组织中的领导并非像魏昂德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意见一致的行动整体，领导之间存在着很多分歧，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因此， 他们指出，我们必须要关注单位的内部机制和单位体制的各种意外后果，并认为，表面仪式性的“一致性政治学”和实际操作过程的“幕后解决”导致单位中的权力模式是一种上下延伸、平行断裂的派系结构。[ 2 ]

　　其次，如果真如赵文祠所说，“新传统主义”模型属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那么，魏昂德提供的就不是一幅完整的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图像。他分析的是中国城市的情况，给出了一幅国家控制一切资源，工人只能全面依附于工作单位的画面；但另一位学者许慧文[ 46 ]关注的则是中国的农村，她给出的画面是农民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国家权力。两者截然相反，那么究竟孰对孰错？较为妥帖的做法，是把两幅图景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对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和理解。[ 19 ]

　　第三，如果“新传统主义”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关系模式，那么，什么是占主导地位的模式呢？沃马克在系统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更具包容性” (换句话说，更适合中国的情况，可以涵盖更广泛的社会层面) 的替代性概念——“单位社会主义“ (work unit social2ism)。他认为，与魏昂德“隐蔽”的极权主义范式不同，“单位社会主义”充分考虑了不可抗拒的国家权力和单位成员永久性就业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张力。在一个永久性的固定社区里，领导者的行为需要得到下属的长期合作。“新传统主义”作为一个理想类型，一旦具体到经验细节，就漏洞百出。相比之下，“单位社会主义”与中国基层社会的现实更加相符。在沃马克看来，中国可以形成一种不同于西方理性计算的行为逻辑，“单位社会主义”在传统—现代这个连续统里找不到相应的位置，因而是一种独特的秩序结构[ 36 ]313 - 332。

　　第四，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例如，行为和态度之间的关系。在有些学者看来，权威这个问题具有现象学的一面，工人的感知不能等同于实际情况。魏昂德所说的“表现”只是表面现象，不等于人们的实际态度和想法。许多研究表明， 行为和态度经常不一致。[ 8 ]所以，魏昂德把中国描绘成一个人人都是马屁精的国家，误导了大众和学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14 ]再如，魏昂德的样本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他的分析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里的固定职工，连他自己也承认，这2 700万工人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少数群体，只占总人口的215%[ 19 ] ， 这其中，只有42%的工人在国有企业拥有永久工作，且大多数是男性。[ 13 ]在此基础上做推论，显然不是很可靠。另外，很多访谈材料证明的是庇护关系的反面， 但魏昂德将其作为庇护关系的证明。更刻薄的评价是：“新传统主义”的理论逻辑很精致，但像皇帝的新装，与现实情况有很大的差距。[ 8 ]

　　虽然对“新传统主义”持批评或怀疑的学者提出了很多富有洞察力的观点和概念，但遗憾的是，与魏昂德系统的访谈和分析相比，这些新的观点和概念大多只停留在“想象或感觉”上，普遍缺乏系统的资料支持。我们认为，对于单位制度的研究传统来说，批评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像裴宜理倡议的那样，“挽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把比较政治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19 ]589 真正深入到中国基层社会的变革现场。在此之前，恐怕任何严肃的、负责任的学者都无法对中国城市基层社会中的权力和权威关系给出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模式。

结　语

　　可能是出于寻找未来研究课题的考虑和需要，也可能是当“新传统主义”概念进入中国时，中国已经开始了巨大的变革，学界对《新传统主义》一书的反应，批判多于肯定，但是，我们切不可因此就否定魏昂德的贡献。白宜理的话或许能够恰如其分地概括学界的评价，“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困境是，政治学的一般理论范式(极权主义和多元主义) 无法把握中国的特殊性；而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自身又没有产生出令人信服的理论成果。魏昂德的研究弥补了上述遗憾”[ 19 ]579 - 580。沃马克也指出，“尽管存在诸多缺陷，新传统主义仍然是近十几年来中国研究领域令人印象最为深刻、最能给人以启发的理论贡献之一”[ 36 ]323。所以我们在本文一开始就指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西方学界， 《新传统主义》一书都足以称得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创性研究。

　　最后，当我们要结束这篇关于“新传统主义”和“单位制”研究的分析时，我们更愿意引用魏昂德在《新传统主义》一书的中文版序言里提出的一个倡议作为结尾：“今日的中国工厂和中国工人与一九七八年改革之前已经有了根本性的不同。但是，对于究竟差别何在，许多学者都有推论，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就改革时代中国的工厂和工人的状况写出一本新的著作。许多出色的学者正在研究中国的农村改革，也写出了不少著作，然而还没有人去描写从八十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城市工厂，尽管这样的一本著作早已应该出现。”这样研究成果已经开始出现，只不过还不够多、不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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