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以及组织结构的“非中心化”

张康之

原文来源：《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

内容提要：人类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以及组织结构都出现了“非中心化”的趋势,传统社会及其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将为网络结构所取代。后工业化是走向合作社会的运动,而合作社会及其合作制组织在结构上就是网络结构,这一结构是与组织中的信任与合作联系在一起的。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根据社会以及组织的网络结构特征来认识信任与合作的价值。

关键词：社会组织结构　非中心化　中心—边缘　信任与合作　官僚制

　　组织起来的社会是一个拥有中心—边缘结构的社会。直到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都是围绕着某一中心展开的,一个国家或一个边界清晰的社会,总会有一个或一些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各种类型的权力也从中心伸展开来,并以中心为根据地而实施着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任何一个社会,它的中心—边缘结构越是清晰就越会显示出高度的有序特征,从而表明处于这个社会中心的权力控制力越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应当通过强化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去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以便使它拥有一种超强秩序? 近一个时期,有些学者常常提起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所谓“盛世”,认为那些都是和谐社会的“样板”,根据这种看法,上一问题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我们承认,在历史上存在着一些比较而言的“盛世”,但那绝不是和谐社会,那只是在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实现了权力有效控制的证明。今天,我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个特定的社会目标。也就是说,它是在人类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这一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有着全新的内涵,它不仅是我国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而且对于全球来说,也是一个需要致力追求的目标。在此意义上,我们所应追求的和谐社会将是一个在社会结构上非中心化的社会。在国际上,它不是由霸权主导的社会;在国内,它不是由集权控制的社会。它应是一个平等、自由和公正自觉实现了的社会。当今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组织是社会的缩影,对组织结构非中心化的揭示也正是理解整个社会非中心化的最好切入点。

官僚制的“中心—边缘”结构

马克斯·韦伯在历史研究中梳理出一种官僚制结构,对此,人们更多地从组织结构的角度来加以理解,认为韦伯提出了官僚制组织理论,是对组织理论的贡献。其实,官僚制不仅是一种组织结构,而且,也是人类亘古以来的社会结构形态。社会的演进史是一步步地朝着官僚制组织模式所组织起来的方向前进的。也就是说,官僚制早已有之,在古代文明国家中,普遍存在着以官僚制为特征的组织类型。但是,官僚制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渗透并在一切社会生活方面发挥着支配作用的进程,是发生在近代以来的历史演进中的。到了工业社会的后期阶段“, 在全面官僚主义化的条件下,自愿的结合和以实现价值为主的双方一致同意的关系日益遭到破坏并被有目的的合理组织所取代。这些组织力求通过把一切情况当作问题———这些问题随后可以通过计算得到解决———来下定义和控制的办法实现它们各自的目的。”①结果,现代社会成了一个官僚制无孔不入的社会,不仅是公共领域,而且包括日常生活领域,都被纳入到官僚制的组织结构之中去了。以至于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 权力的行使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各种管理方法、专业化和科学技术。其结果是,各种官僚机构正在使自己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圈子,看来谁也不允许离开这个圈子。”②

官僚制是建立在社会等级化的条件下的,反过来,官僚制也是借助于社会的等级化来实现自己的。只要有等级的地方,就会有官僚制,就会有中心—边缘结构存在。费孝通在阐述中国农业社会的差序格局时,把人们之间交往关系的结构比喻成水面丢石所引起的同心圆波纹状。他说:“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③这是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视角中所看到的情况,如果把视角转向政治学和管理学的话,就会看到,整个社会也存在着这样一个“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状态。石头丢在水中,产生了波纹,这个波纹是从某一中心开始的,然后不断地向边缘扩展开去。政治学视角中的社会结构就是这样,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差别,由中心向边缘展开,最后形成边界。

在工业社会,最有标志性的现象就是城市的出现,人们往往把工业化与城市化联系在一起考虑,这是有道理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的结果,同时,城市又是工业化的载体,是因为有了城市才有了工业化。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工业化程度,是以城市为标志的。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社会和国家中,城市也是社会的中心。工业社会在结构上就是以城市为中心而铺开的。也就是说,自工业社会诞生以来的中心—边缘结构是等级化的中心—边缘结构,一个国家有一个终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大的国家最多有两个或三个这样的中心城市,以这个或这些中心城市为圆心,扩散开来而形成次一级的中心城市,这些次一级的城市又是次一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可以相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社会还会保持着以城市为中心的格局。但是,许多迹象显示,这种中心—边缘结构自身也在发生着变化,与工业社会诞生以来的那种单一的中心结构不同,在我们的社会正在开始从单一性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向一种多元化的中心—边缘结构转变。这种现象是由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所造成的。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虽然局部性的城市中心结构还会存在很长时间,但是,这样的中心不一定必然是政治、经济、文化合一性的中心,它(们) 将会呈现出单一功能中心的性状。即使还有许多中心城市集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于一体,但是它原先作为中心城市的统治地位将失去。总的说来,在后工业社会,我们将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城市与城市,都只不过是一个网络上的纽结,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担负起最终的或最高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使命。孤立地看,一个城市与它周围的农村之间构成中心—边缘的结构。实际上,这种结构仅仅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结构,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意义上,中心—边缘结构不再存在,这是一个多中心的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无中心的网络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我们看到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那种根源于中心—边缘结构的支配模式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在网络结构中,每一城市的地位,都取决于它与其他城市之间有效合作的情况。

需要指出,在宏观的历史叙事中,中心—边缘结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次变革,在此前的农业社会,等级化的中心—边缘结构仅属于政治统治意义上的,经济和文化的功能也存在于这种结构中,但属于从属性的,表面特征并不明显。工业化把政治统治中心的经济、文化功能突出出来,形成了由政治、经济、文化集合而成的中心城市。因而,在等级化的序列中逐层地形成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合中心。后工业社会是这种中心—边缘结构的彻底解体。城市网络不仅消解了这种集合中心,而且网络的“无界”特征也使中心—边缘结构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结果,工业社会的支配模式将让位于后工业社会的合作模式,中心—边缘结构将为网络结构所取代,官僚制社会从而转化为合作制的社会。

近代工业社会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在文化方面也有着同样的特征,中心国家或地区的主导性文化具有强势的压迫性能力,秉承这种文化的人群对边缘地区或国家的文化采取轻蔑和歧视的态度。结果,不是造成文化隔绝,就是造成文化冲突。如果说在以往的世代,文化隔绝是主要现象,那么,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文化冲突则成了普遍问题,而且这种冲突也时常导致暴力甚至战争。虽然20 世纪后期以来,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出现了文化多元主义的主张,但大多局限在书斋和各种论坛中,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政策中,都还无法发现文化多元主义的踪迹。反而,工业社会中心—边缘结构条件下的文化霸权和文化压迫却越来越浓烈地体现在国际和国内政策中,甚至文化冲突被定位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这样一来,只能使文化冲突愈演愈烈。由是观之,在工业社会中心—边缘结构衰微的过程中,中心优越的文化观念也需要摒弃,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以合作制为特征的新型世界秩序,也才能同样发现国内的合作治理方案。总之,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文化上的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将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有了这种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才会出现一个和谐的国际社会。

组织结构非中心化的意义

现代社会中的组织是官僚制表现得最为典型的领域,它以浓缩了的和典型化的官僚制特征反映整个现代社会。所以,我们对社会中心—边缘结构的考察还需关注组织的状况。事实上,官僚制组织是最倾向制造组织成员边缘化感受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的层级结构、用科学追求取代文化价值整合的制度模式,都倾向于制造组织成员的边缘化。官僚制组织中的管理层之所以会出现官僚主义的问题,也应当归因于管理人员的边缘化意识。因为,这种组织使管理人员认为组织是与他相分离的,组织目标的实现与他的相关性甚微,他在组织中只是可有可无的边缘人。因而,他不信任组织以及其他组织成员,相应地,他也失去了其他组织成员的信任。所以,在官僚制组织的现实运行中,那些有着独立意识、善于思考和有着较高知识素养的人往往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反而那些“没头脑”的人显得更为合适,因为,这些“没头脑”的人对边缘化的感受往往比较迟钝,即使他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上,也会卖力工作。所以,说官僚制组织是适合于“愚人”的组织一点也不为过。

官僚制组织的科学设计是通过强化组织的统一性来把组织变成一个效率实体的。但是,事实证明,由于它丧失了信任机制而使组织成员分化为许许多多的边缘群体,这些边缘群体之间由于出现了价值对抗而相互隔离,从而在本质的意义上破坏了组织的统一性。结果,官僚制成为最没有效率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官僚制组织通过制度、体制和管理方式方法的改进能够重新整合出协作机制,但也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正效应,过了一段时间,就又重新陷入困境。虽然现代官僚制组织发展出了一套通过定期更换领导人员的做法来改变管理方式方法,并且有时也能起到改变体制的效果,但是,官僚制的制度和结构无法得到根本性触动,所以也就无法实现对组织成员的统一性整合,无法消除这种组织中大量存在着的边缘群体问题,更不可能在组织成员间建立起普遍的信任。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当组织领导人员更换之后,某一个或某些边缘群体中心化了,而更多的边缘群体产生了。如果新任领导人试图利用边缘群体间的价值隔阂来稳固自己的地位,那么组织整体的统一性状况就会迅速恶化,以至于他不得不在任期中的下半段时间内疲于应付纷至沓来的问题甚至危机。

当然,在组织成员普遍边缘化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自觉地制造出一个明显的边缘群体来降低现有组织成员的边缘化感受。比如,这样的组织可以通过招募一批临时雇员,形成一个新的边缘群体来缓解组织正式成员的边缘感。但是,这只能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必须在进行这一步的时候迅速地对组织成员进行新的整合,使他们从边缘群体中彻底地退出来。否则,不仅那些临时雇员的边缘地位不会改变,如果正式成员发现自己的许多任务和工作有可能为临时雇员所取代,那么,这些已经边缘化的正式成员就会采取破坏性的过激行动,甚至有些行动对于组织来说是灾难性的。这正如政府有时为了抵消公众对行政管理的不满,可以运用公共舆论来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对危机管理问题的关注,但是,当公众出现了对危机管理的注意力疲劳,转过头来重新审视政府的常态管理,而它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时,可能政府就真正要面对危机管理的问题了。也就是说,政府借助于吸引公众注意力的“危机管理”却成了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所以,组织试图通过制造边缘群体来抵消组织成员边缘化的做法也是非常危险的,运用不好的话,有可能把组织中的一切成员都打入到边缘状态。

一般说来,即使组织较好地完善了组织成员角色地位的平等保障机制,也还会出现部分组织成员成为“边缘人”的可能性。事实上,在现存的一切组织中,都存在着组织成员边缘化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一个组织中只有极少数人构成了组织的核心,而很大一部分组织成员成了组织中的“边缘人”,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中就会弥漫起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感。反过来,这种不信任感又会销蚀组织的凝聚力,进一步扩大组织的分化,使更多的组织成员进入一个个分散的边缘群体,一旦众多的边缘群体出现了,也就意味着组织的生命力走向了衰竭。一般说来,能够成功地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组织,都是成功地避免了组织成员边缘化的组织。这些组织往往在两个方面有效地避免了组织成员的边缘化:其一,提高组织成员与组织的一体化意识,使组织成员无法产生被边缘化的意识;其二,增加组织的开放性,让那些已经产生了边缘意识的组织成员流动到组织体系之外。总之,尽可能地消除组织成员边缘化的现象。这样看来,如果组织缺乏充分的开放性,同时又不能有效地消除组织成员的边缘化意识,就会使组织丧失信任机制,进而滋生矛盾甚至冲突。这就可能导致一切组织成员甚至最高层、最核心的管理人员,都会有着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感觉,从而导致组织不信任问题的循环升级。

今天,人类正处在一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展望后工业社会,可以看到,随着知识价值显得日益重要,随着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对于组织生命力变得至关重要,官僚制这种适应于“愚人”的组织模式也就不再适应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了。所以,它必将为一种能够容纳组织成员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组织模式所取代。这种组织就是一种合作制的组织。最为重要的是,这种组织不再把中心—边缘结构作为组织存在和运行的基础,反而是中心—边缘结构遭到消解。没有中心—边缘结构的组织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呢? 解剖一个硕满的石榴也许会得到启示,错落有致的石榴仁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一起,有一些石榴仁是直接排列在外皮内的,有些石榴仁是排列在较里层的位置上,分布均匀,而且个个成熟饱满,有一个由内到外的层次结构。后工业社会的组织就是这样一种形状,它不是官僚制的,而是合作制的,它在结构上将是网络式的。

人们可以争辩说,官僚制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是从属于效率目标的,因为有了这种结构,命令才能统一并被逐级地贯彻下去,才会以一个整体的形式营造出较高的效率。但是,网络结构将会带来更高的效率。因为,组织的网络结构将以对环境的适应性程度的提高来获得整体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说,这种组织的合作性质决定了它会实现与环境的互动,会积极地把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吸收到组织运动的动力机制中来,而对于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也会作出灵活的回应,可以说,在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上,合作制组织的网络结构更加显示出高于以往一切组织的优越性。以往的一切组织都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面对环境的,当环境的压力作用于组织的某一部分时,组织在整体上很难觉察到,即使环境的压力已经作用于组织的整体时,由于组织的决策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在作出回应时,也往往是极其迟钝的。在很多情况下,积极的压力所提供的机遇被丧失掉了,而消极压力往往被持续地积聚起来,以至于对组织的存在构成威胁。网络结构把组织整体与环境互动的单一通路分解到组织的每一构成要素之中,环境压力总能被及时地觉察并作出无时滞的回应,从而增强组织整体上对环境的适应性,实现组织与环境的充分互动。所以,网络结构赋予组织高度的适应性,使之成为最有效率的组织。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传统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使资源配置条块分割,而合作状态下的组织网络的非中心化结构则打破了条块分割的边界,使合作体系中的一切资源都融合起来而成为一个总体性的存在。

我们知道,当组织是一个控制体系时,总会存在着强化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的倾向,从而使组织中的信任关系受到削弱。比如,在领导与下属之间,领导对下属的监督控制每加强一分,下属与领导以及下属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就会同比例地受到削弱。所以,并不是组织成员天生具有不信任、不合作的禀赋,而是组织的控制功能破坏了组织成员的信任与合作。例如,我们看到过这样的案例,在某种天灾面前,人们之间表现出高度的信任与合作,但是,当灾后把他们组织起来抗灾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合作行为迅速瓦解。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是应当归结为人性的缺陷还是组织的缺陷呢? 长期以来,学者们为了维护基于人性缺陷假设而形成的组织,往往进一步强化关于人性缺陷的观念,认为上述情况证明了人性的缺陷。实际上,上述情况恰恰证明了组织的缺陷,它说明迄今为止的一切组织形式,无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精心设计的,都存在着去激发人性中那些消极因素的动力,包含对人性中积极方面的破坏和压抑。因为用反人性的组织形式把人组织起来,必然会激发出人性中的消极方面。如果通过这一点来证明人的人性缺陷的话,虽然使理论假说得到了证明,但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来说,则是消极的。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应当是在组织理论与实践中彻底告别传统,进而为组织的未来确立一个新的起点。具体地说,我们需要终结“组织是一个控制体系”的观念,而根据合作理念来重建组织,用作为合作体系的组织取代作为控制体系的组织。在现实表现中,这一追求就会反映在组织结构的非中心化上。

信任与合作的出场

合作制组织可以看作是一种构成性的组织,正是它的构成性特征决定了它不同于官僚制组织。因为,官僚制组织能够发挥作用的力量来源于它的中心—边缘结构,在官僚制组织的设计和完善中,一切都需要指向其结构,即如何强化其中心—边缘结构,如何使这个结构的中心与边缘梯级更加清晰。尽管到了20 世纪后期出现了许多从文化、价值、实质合理性的角度来补救官僚制的方案,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由于官僚制组织本身就是中心—边缘结构的组织形态。合作制组织作为一种构成性的组织,也必然会拥有自身的结构,但是,它的组织结构表现出了非中心化的特征。而且正是这一非中心化特征决定了组织理论的研究将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它的结构上,而是更多地关注它的构成因素。其中,信任与合作就是最为基本的构成因素。合作制组织是一种拥有网络结构的组织,或者说,合作制组织在结构形态上是以网络的形式出现的,它对组织成员间的信任有着很高的要求。“在低信任度的社会里,采取网络形态的组织可能极容易在莫衷一是的情况下瘫痪或毫无动作,这种网络的每个成员在面对集体行动的需求时,心理盘算的是如何利用网络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会怀疑其他成员公司和自己有一样的打算。”④合作制组织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因而它在信任中自然生成合作。

“信任促进了权力的分散,增进了真实的传播,并通过分配稀有资源实现合作。因而,拥有高度信任的组织更可能成功地度过危机。”⑤其实,即使对于传统组织来说,信任也是组织生产力的重要构成因素。但是,传统组织为了增强自身的生产力,需要自觉地去营建信任的氛围,因为,传统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缺乏自动生成信任关系的内在动力。合作制组织比传统组织优越的地方,恰恰表现在这种组织的非中心结构包含着生成信任关系的机制,这种组织的运行机制本身,就是信任关系的调整和健全的过程。反过来,信任又促进组织结构从非中心化向网络结构生成的转变,并产生了合作秩序。组织的网络结构是建立在组织成员以及组织间高度信任的基础上的。反过来,组织的网络结构又能够促进组织成员和组织间信任关系的提升。它们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由于信任与组织的网络结构的统一性,使组织的整体能力得到提升,从而表现出:信任赋予组织凝聚力,增强组织为实现目标而共同行动的能力,使组织的结构效率和制度效率达到最佳状态。这就是福山所说的,信任促进组织的凝聚和增强社会的团结“, 社会具有高度团结心和共通的道德观,能使这个社会的经济更有效率,这其间还有另一番道理,因为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必须处处提防‘坐享其成’的投机分子,但道德心强、团结力大的社会则比较没有这种问题”⑥。当然,在组织成员个人这里,也可以从信任中获得力量。但是,这种存在于个人这里的信任力量还是很微弱的,如果扩大到组织的层面上,信任的力量就可以得到无限放大。可见,信任作为组织的一种资源是最具有开发价值的,因为这种资源不会因为使用而消耗,反而会在使用中迅速增长。如果这种资源能够得以培育,不仅不会出现损耗,而且会愈用愈多。重视信任的组织管理,会在组织内无限地生成信任资源。

合作制组织中的信任产生于组织的网络结构,而合作制组织的合作机制又是建立在组织成员的信任关系上的,组织成员间缺乏信任,就意味着组织的合作机制失灵,组织的效率和效益都会大幅度下降,以至于组织只有通过缩小其规模才能重建信任机制。应当承认,合作制组织也会存在着一个建立与解体的问题。但是,一般说来,当组织中的信任度较高的时候,组织在规模上是可以扩张的。当组织中的信任度趋低的时候,合作机制会出现失灵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如果能够自觉地缩小其规模来重建信任,肯定是最为明智的举措,如果无视组织中的信任问题而不在组织规模上做“手术”的话,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组织彻底解体的命运。

在合作制组织中,组织成员以及他们与组织间的信任是具有权威性的,而且这种权威导致自愿的合作行为,这与传统组织中角色与职位的权威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为,在官僚制组织以及所有的传统组织中,角色与职位的权威所要求的是服从和依附的回应。同时,虽然信任本身并不是组织成员增强责任感的途径,但合作制组织中组织成员的责任感却可以追溯到信任这一根源上。因为,信任为合作提供了基础,而合作关系又促使组织成员生成主观责任,即责任感,进而反映到合作行为中。所以,信任也经由合作关系而增强了组织成员的责任感。正如福山所指出的:“信任度高的社会能够以更具弹性的方式组织其工作场所,而且组织方式也较具团体导向,使组织的责任得以分散到较低的层级;反之,低信任度的社会必须处处提防、孤立他们的员工,所借助的手段不外是一大堆官僚式的规章。当员工觉得组织以信任的方式对待他们,信任他们群体能有所贡献,而不把他们当作是一部庞大机器上的小螺丝,任由旁人来支使,这时候员工通常会对他们的工作场所更满意。”⑦因而,他们就更倾向于负责任。

在20 世纪后期,团队组织是一种预示着合作制组织出现的新的组织现象,这种团队组织不实行层级和职位分类的官僚制,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组织管理阶层与一般成员之间的隔阂,由于职位分类而造成的身份差异也不再明显地为组织成员所感受到。这种情况下,组织在人员和资源的配置上有着高度的弹性,在群体取向下,职位和岗位责任转化成组织成员的主体化责任,他们之间相互合作并且相互信任,每一个组织成员都能通过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去创造性地补足组织运行中的有机性失调部分。

认识人类的社会生活,信任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任何一个社会都包含着起码的信任,学者们常常评论的“信任危机”或“信任缺失”只是指信任度低,而不是指没有信任。没有信任,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存续下去,更不用说能够有正常的人际关系和交往行为了。信任对于社会就像空气和水之于生命。“我们通常将起码的信任和诚实视为理所当然,忘记它们在每天的经济生活里多么普遍,对于我们经济活动又发挥多么大的润滑功能。”⑧也许正是信任之于人类社会的这种普遍必要性而使人们往往忽视了它,直到它的稀薄已经带来严重社会后果的时候,才会想起它,正如到了空气稀薄的高原或严重空气污染的环境中才意识到空气的重要一样。正如福山所说:“我们假想一下,如果人与人之间完全没有信任感,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这样一想,可能就比较懂得珍惜信任感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了。”⑨其实何止经济价值,对于一切社会活动的价值也是不言自明的。正如清洁的空气和水对于健康的人体一样,人们之间充分或高度的信任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也是必要的。但是,福山也看到:“工业化的过程,特别是大规模生产的兴起,将无可避免地导致法规叠床架屋,最后终会销蚀职场中的技术和信任关系。”⑩

现在,当我们呼吁信任与合作出场时,所看到的是社会和组织结构的非中心化。我们把“信任危机”或信任的匮乏归因于社会和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是这种结构破坏了信任甚至瓦解了信任,而社会和组织结构的非中心化所带来的也正是信任与合作重建的机遇,或者说,社会和组织结构的非中心化为信任和合作的出场提供了客观前提。

参考文献：

①②[英]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第28、5～6 页。引文中的“官僚主义”一词实指“官僚制”。

③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26 页。

④⑥⑦⑧⑨⑩[美]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1998 年版,第225、177、42、174、175、243 页。

⑤[美]罗德里克·M. 克雷默、汤姆·R. 泰勒:《组织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年版,第11 页。

作者简介: 张康之,1957 年生,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