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型社会组织孵化的厦门模式

——基于对“新厦门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的研究

朱仁显，彭丰民

原文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摘要：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合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整合、联结、引领与培育社会组织的公益孵化器在促进流动人口社区融合方面应该也可以大有作为。“新厦门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经验表明：公益孵化器整合多方资源，搭建集体平台，扩宽了新厦门人参与互动的渠道，形成了社会组织融合功能的规模化效应；它源于社会需求，更细化和回应社会需求，整体调动了新老市民的参与自主性，促进了社区融合资本的形成，实现了城市社区的互动共治与和谐共融，是推动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合的载体创新。

关键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公益孵化器；城市社区

新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已进入人口流动迁移最为活跃的时期，2015年底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6.1%。城镇化的核心和本质是人口城镇化。在这个过程中，人口的流动迁移日益引发出社会发展的潜在矛盾：流入易、融合难，入乡易、随俗难。城市社区作为城市的微型单元面临巨大的治理压力。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在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中，以“新厦门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为载体，通过社会化方式，培育公益型社会组织，广泛吸收社会力量推动新老厦门人的互动共治与和谐共融，是颇具厦门特色的社会融合机制创新。

一、新厦门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及其运行特点

所谓公益孵化器，又称社会组织孵化器或非营利组织孵化器，是指占据一定的物理空间，为初创期或成长期的社会组织提供资源、平台和能力培训的集中支持系统。［1］公益孵化器的主要目标是孵化公益型社会组织，是支持型社会组织的一种重要类型。理论上，公益孵化器作为一种解决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合的载体，具备搭建平台，整合资源，联结多方主体，引领、孵化、培育大批量的融合型社会组织，可以形成规模化、整体化功能效应。本文以“新厦门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以下简称“孵化基地”）为案例，通过对其融合功能结构的事实评价与定量测评，试图检验公益孵化器在推动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合中的实际效果。

（一）流动人口剧增与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的建立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软硬件条件的改善，厦门市的流动人口数量随之迅速增加。据统计，厦门市2003年底流动人口约为70.2万人，2014年底达到220万，10年间增长了两倍多，占到全市总人口一半以上。有鉴于此，2014年厦门市成为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试点城市，其主要任务是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难点工作上先行先试，在促进流动人口家庭发展和社会融合平台建设上做好引领示范。

海沧区是厦门快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区，近年来面临流动人口剧增的巨大压力。该区现有人口43万，其中流动人口就有30万，特别是辖区的新阳街道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区，有1400多家企业，外地到厦门工作、生活的新厦门人15.6万人，占到海沧区全部流动人口的一半以上，是厦门市流动人口分布最密集的（街）区。这些新厦门人在为辖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劳动就业、计划生育、生活居住、社会治安等管理与发展的新难题。这些难题如果处置不当，很有可能成为社会矛盾的激发点、爆发点。

在传统的二元户籍制度下，对本地和外来人口实行“分治”管理的模式形成了制度隔阂，直接导致新厦门人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失衡，容易引发社会问题。为此，海沧区积极探索社会融合机制，着力推动新老厦门人的互动共治与和谐共融。“新厦门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

新厦门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成立于2013年9月，经过半年试运营，于2014年3月2日正式投入使用，基地地点位于新阳街道海新阳光公寓之中，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经过一年半的“孵化”，目前已成功培育兴旺社企同驻共建理事会、新厦门人亲子关爱服务队、新阳街道社企志愿服务队等34家公益型社会组织。

（二）基地合作架构与孵化流程

作为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下的新厦门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借力专业孵化机构，为入驻社会组织提供政策咨询、业务指导、资源链接、交流培训、社会实践、项目支持等一系列成长服务。其运作过程中涉及到的政府机构包括新阳街道街政办和新阳街道财经办，而社会方面涉及到的机构和人员包括第三方运营机构“深圳慈善公益网”和社会工作领域的专家学者。其中，新阳街道政街办为孵化基地的引导和监督部门，财经办为孵化基地的资金运作监管部门，第三方运营机构（深圳慈善公益网）负责孵化基地社会组织培育的运营，专家学者为入驻组织提供专业指导服务，多方主体在孵化基地建设和运营中各负其责又相辅相成，因而能够相得益彰（详见图1）。

图1  “新厦门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政社合作架构（略）

孵化基地的扶持培育对象主要是能够促进新老厦门人沟通交流、融合共进、政治参与、志愿服务、组织动员，又在社会管理、服务、公益等领域有较大行业影响力或发展潜力的社会组织，重点孵化处于孕育、萌芽、初创阶段的融合型、服务型和枢纽型社会组织。孵化的流程采取“入壳→孵化→评估→出壳”的模式（详见图2），在每一环节上均对社会组织进行扶持、评估和监管。

图2  “新厦门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孵化流程（略）

（三）基地运行特点

第一，以服务为基石，“软硬兼施”。提供服务是公益孵化器最大的职能。目前，孵化基地的载体服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硬件服务上，通过基地内设的健身房、故事小屋、职工书屋、新厦门人大学等多样化功能室，向辖区全体新厦门人开放，为辖区新厦门人提供科、教、文、体等服务。二是软件服务上，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深圳慈善公益网作为专业运营机构，并联合台湾和本地专业社工机构，大力开展新厦门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工作，为入驻社会组织提供个性化辅导和培训，在项目申报、项目策划、活动举办、财务托管等方面给予协助，促进辖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

第二，以参与为轴心，“共同缔造”。让不同的社会主体参与进来以实现“共同缔造”是孵化基地建设始终坚持的原则。在孵化基地建立前期，新阳街道先后召开座谈会60余场，入户入企3万多人次，征集“新厦门人”意见建议10余万人次，收集梳理意见建议2.6万多条，这些筹备工作有效保证了孵化基地建设“顺民意、接地气”，如实反映辖区居民、企业员工的需求。在孵化基地建设过程中，广泛发动辖区企业和员工共同参与基地建设。目前已有海沧区城建集团无偿提供1200多m2的场地作为基地场所，大博颖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出资200万元设立慈善基金会，厦门卷烟厂、新阳纸业、捷太格特、特宝生物、威迪亚、新阳医院等辖区11家企业和320多名新厦门人纷纷捐资投劳参与基地建设，捐资投劳金额达263万元。［2］

第三，强化自我管理，“自治互助”。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合作型公益孵化器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其功能发挥的重要基础。目前，孵化基地已初步形成“自治互助”的局面。一方面，在社工机构的指导下，孵化基地成立了自治管理小组，轮流无偿负责做好基地功能室和其他设施的维护与管理；另一方面，发动孵化基地社会组织，开展辖区企业和新厦门人互帮互助活动，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实现群众事情群众解决。如，引导大博医疗慈善基金会发挥基金雄厚优势，开展困难子女就学帮扶活动；引导兴旺社企同驻共建理事会发挥环保、法律、投资管理等人才专家多的优势，在综合体设立法务工作室、环保工作室等，为辖区企业和新厦门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

由此可见，孵化基地建立前后都坚持以服务流动人口为基石，以居民社会参与为轴心，加强自我管理，培养互助意识，有效带动了辖区内务工、经商的新厦门人参与到厦门社会治理实践中去，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因此，2014年孵化基地被评为“福建省社会组织孵化示范单位”。

二、孵化基地主观融合评价——以兴旺社区的问卷调研为例

上文所述大都属于定性评价和总结，这里以新阳街道兴旺社区的问卷调研为例，进一步考察检验孵化基地在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合中的实际效果。

（一）评价维度选择

主观评价，并非指评价的主观随意性，而是必须依据科学的标准或经验性指标进行评价。目前国内外尚未发现直接细化到社会组织视角研究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合指标的文献，但有些研究涉及到社区融合测量问题。如黄匡时等（2010）提出了关于流动人口“社区融合”的三个子维度：获取服务子维度、自我管理子维度、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子维度。［3］陆自荣（2013）选择“身份认同”、“地方认同”、“迁移意愿”、“遇到困难求助对象”、“参与社区志愿活动情况”、“参与社区文娱活动情况”、“与城市居民交往意愿”、“与城市居民交往实际情况”、“与生活社区居民交往是否存在语言障碍”、“是否能讲生活社区方言”、“对生活社区节庆是否了解”、“是否习惯生活社区饮食习惯”、“对生活社区居民休闲娱乐方式的认同”、“与生活社区居民一起休闲娱乐机会”、“对当地居民的信任感”、“受当地人的排斥感”等16个二级指标来考察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合度。［4］这些讨论，对本文的评价维度选择大有启发。

本文结合社会组织和公益孵化器的载体特征，对上述所涉指标进行不相关性排查，同时考虑到实地调研的条件，拟择取“（兴旺）社区居民对孵化基地孵化中或孵化出壳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认知度、活动的参与度、活动满意度及其作用的感知”四个维度进行测评，并进行指标细化，具体如表1所列。

表1  孵化基地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合评价维度选择（以兴旺社区为例）（略）

（二）兴旺社区问卷测评

兴旺社区与孵化基地同属新阳街道，目前常住人口2900人左右，流动人口12500多人，是厦门市流动人口最为集中、融合问题最为突出的社区之一。近两年来，孵化基地已为兴旺社区培育、孵化和发展了8个草根类社会组织（以兴趣类为主），成员规模为147人；形成了“台胞志工+社工+义工”的三联动模式，带动公益类社区义工组织和志愿组织规模化孕育。另外，社区公益类社会组织如社企同驻共建理事会、社区发展协会、社区同驻共建理事会等积极发挥了联络企业、聚集社情、反映民情、关注舆情的作用，这些为展开问卷调研都提供了较好的民意基础。因此，选择兴旺社区作为问卷的采样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问卷说明及样本基本信息描述

结合调研条件、调研时间成本、调研人力成本及不涉及相关性分析等众多因素的考量，本问卷采用的抽样方法为偶遇抽样，问卷发放地点为兴旺社区兴旺广场。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400份，问卷回收率为100%。其中，有效问卷357份，无效问卷43份，问卷有效率为89.25%。根据对样本基本信息的统计，在此特别说明的是：在居民户籍分布情况中，本地户籍为90人，非本地户籍267人，验证了兴旺社区流动人口比重大的人口结构特点；在年龄段上，21岁-60岁占比84%，说明兴旺社区居民年龄呈现正态分布，符合人口统计学规律；在受教育程度上，近80%的居民具有高中/中专/技校等级以上的学历，说明样本中兴旺社区居民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2.问卷统计分析

如前所述，本问卷以兴旺社区居民对孵化基地孵化中或孵化出壳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认知度、活动参与度和活动满意度以及作用的感知四个维度进行调研，以下也将从这四个维度检测兴旺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融合的贡献。

第一，认知度测评。认知社会组织是社区居民参与的前提。从问卷统计来看，在认知范围上社区居民的组织知晓程度主要集中于3个以下，占比达样本总体的41.18%，说明社区居民主要接触的仍是与自己需求切身相关的社区社会组织，不过这也在另外一个层面说明，有多达59.82%的社区居民至少知晓4个以上的社区社会组织，表明孵化出的组织能够形成对社区居民的存在感（详见表2）。

表2  兴旺社区居民对社区社会组织总体认知情况统计表（略）

从社区居民对不同性质的社区社会组织举办活动的认知情况来看，绝大部分社区居民对于文娱、体育和公益性质的社区社会组织都有较高的认知度（详见图3）。说明孵化基地培育出的这三类社区社会组织都能较好地承担起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的功能。

图3  兴旺社区居民对各类性质组织举办活动认知情况（略）

第二，活动参与度测评。在参与度上，兴旺社区居民参与到各类性质社区社会组织举办活动的情况较为优良，曾经参与过这三类性质活动的比例均超过了52%，其中公益性质的活动参与比例达到68.07%。结合社区居民参与活动情况的百分比统计图来看，在参加过活动的居民中，对参与文娱和体育性质活动具有较高热情（一半及以上活动都参加）的居民比例均超过了50%（详见表3）。表明孵化出壳的社区社会组织举办的活动对居民有较大的吸引力，在这些组织的带动下，社区居民的活动参与热情较高，积极性得到提升。“当组织成员将组织的特征融入自我概念中时，成员就依赖他们的组织了”［5］。参与度的测评结果既应证了孵化基地“以参与为轴心”逻辑的集体化延伸，也获得了较好的群众依赖。

表3  兴旺社区居民参与各类性质社区社会组织活动情况统计表（略）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有参与活动的社区居民中参与积极性结构”统计中，有超过75%的社区居民“有参加但不经常参加”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活动（详见图4），表明兴旺社区孵化出壳的公益性社区组织在举办公益活动中某一环节存在问题，无法对社区居民形成长久的吸引力，孵化成效有待改进。

图4  有参与活动的社区居民中参与积极性结构（单位：%）（略）

第三，活动满意度测评。在测量兴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举办活动的满意度上，本研究从活动宣传、活动场所、活动器具、活动内容、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6个方面进行测量，测量结果显示兴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举办的活动的满意度较高，选择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重，除活动宣传在63.03%外，其他五项维度的比重均在80%左右（详见表4），显示出经过孵化的社区社会组织工作开展已比较成熟，能够承接社区融合的功能。

表4  兴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活动满意度情况统计表（略）

第四，作用感知测评。通过参与兴旺社区社会组织举办的活动，89.08%的社区居民认为他/她认识了更多本地的朋友，91.60%的社区居民认为他/她认识了更多外地的朋友，91.59%的社区居民认为他/她与社区其他居民的关系变得更好，78.1%的社区居民认为他/她更加热爱所住的社区，而95.8%的社区居民认为社区邻里矛盾减少，更为和谐安宁（详见表5）。总体而言，社区社会组织经过培育之后在扩宽居民社交网络、改善邻里关系、增进社区归属感及促进社区和谐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恰恰是社区社会组织发挥社区融合的重要体现。

表5  兴旺社区居民对社区社会组织作用感知统计表（略）

三、公益孵化器的创新实效与未来发展

（一）公益孵化器的创新实效

流动人口融入当地城市社区普遍面临参与互动渠道有限和参与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上文的定性评价与主观融合检测说明，公益孵化的厦门模式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这两大难题，具有创新性。

第一，公益孵化器整合多方资源，搭建集体平台，极大扩宽了参与互动的渠道，形成了社会组织融合功能的规模化效应。“一个组织……物理空间上的接近会更加容易形成群体，而空间上的距离可能使群体两极化，在不同部门之间产生‘我们’和‘他们’的立场”。［6］孵化基地采取“政府资金扶持、民间力量运作、专业团队管理、社会公众监督、公益组织受益”的模式，基于“物理空间”又超越“物理边界”，搭建起了推动新老厦门人参与互动的大载体。这一载体之“大”，不仅体现在孵化基地硬件上为社区新老厦门人提供的各类服务，也在软件上对入驻的社会组织进行专业化、集体化培育，更重要的是这一载体的功能延伸发挥了巨大的社区融合能量，即由孵化基地孵化、出壳的大量社区社会组织成为新老厦门人参与社区活动和服务的广阔舞台，极大扩宽了社区居民、组织、企业的参与互动渠道，突破了仅依靠个别社会组织发挥价值的局限性，形成了社区融合的规模化效益。

第二，公益孵化器源于社会需求，更细化和回应社会需求，整体调动了新老市民的参与自主性，促进了社区融合资本形成。马斯洛将人类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需求。流动人口脱离了原来的支持网络进入相对陌生的城市社区网络，各层次的需求都有，社交、尊重等需求更是十分强烈。当然，搭建孵化基地平台只是实现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区过程中参与渠道更加多元化的第一步，也是对流动人口群体社交、尊重等需求的政策性回应。以往很多以单个融合型社会组织为平台的实践表明：平台搭建起来了，但流动人口参与的自主性却并未提高。孵化基地的突破就在于细化服务项目，尤其是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扎根基层，了解民意，根据新厦门人的实际需求，分门别类，“对症下药”，开展多元化、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和活动，如兴旺社区的篮球协会、社区合唱团、社区舞蹈社等兴趣类社会组织，“青年汇”、“火凤凰俱乐部”等义工组织，还有环保协会、巡逻队等社区志愿组织，都是源于需求、回应需求。

帕特南在分析公民参与网络时认为，邻里组织、合唱团、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构成了公民横向互动的网络资本，“这类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7］，从而形成和培育一定的互惠互利的规则体系，促进信息沟通，建立与维持信任关系。研究表明孵化基地自身载体及其孵化、出壳的各类社会组织的集体载体，确实满足了新老厦门人参与组织活动或服务的多元化需求，整体调动了参与互动的自主性，更使参与者在活动或服务中建立新的网络，实现信息沟通，增进交流互信，推动了城市社区融合资本的形成。

由此可见，厦门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已成为整合、联结、引领与培育社区力量集体行动的组织载体，吸纳了新老厦门人及社区企业广泛参与社区组织活动和社区公共事务，促进了城市社区的互动共治与和谐共融，集中体现了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合的厦门特色，是值得总结的厦门模式。

（二）公益孵化器的未来发展

今后，这类融合型的公益孵化器要在借鉴国内外社会组织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老厦门人的需求改进空间布局，强化“家”的温馨氛围，进一步拓展服务空间，优化服务功能，正式开启社会组织“孵化器2.0”模式。同时，本文认为还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一，公益孵化器模式在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合乃至社会融合中是否具有推广应用价值，取决于它是否契合流动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否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流动人口还会增加，“流动中国”仍是社会发展的明显特征。加强和创新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也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当前户籍“分治”模式尚未破除、个人诚信管理制度严重缺位的情况下，成立类似“新厦门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的融合型公益孵化器很有必要。从这个意义上看，在经济发达、人口流动较为频繁的城市地区，特别是像长三角、珠三角、东南沿海的大城镇，公益孵化器有较强的推广价值。

第二，公益孵化器如何科学定位的问题。奥尔森在其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曾指出：“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小集团比大集团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一是“较小的集团常常能自愿组织起来采取行动支持共同的利益”，二是“大集团或潜在集团不会组织起来采取合作行动，尽管作为一个集团它有理由这么做，然而小集团会采取这样的行动”［8］。公益孵化器作为一种支持型社会组织同样面临“集体行动的逻辑”。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把公益孵化器定位在城市的区、街镇为宜，尤其是以工业为主的街道或居住社区最为合适。这样才能深入扎根基层、灵敏反映和回应流动人口利益诉求，保持公益孵化器的持久生命力。

［参考文献］

［1］谭志福.公益孵化器：正确的诊断与错误的药方——兼论地方政府在社会组织培育中的角色［J］.中国行政管理，2014（8）.

［2］海沧区探索实践“新厦门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工作模式［EB/OL］.厦门市民政局，2014-09-02.

［3］黄匡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指标体系构建［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0（5）.

［4］陆自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合的因子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3（4）.

［5］JANE E.DUTTON，JANET M.DUKERICH，CELIA V.HARQUIL. Organizational Images and Member Identification［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4，39（2）.

［6］［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英］西蒙·格里菲斯协助.李康译.社会学（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32.

［7］［美］帕特南著.王列，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0.

［8］［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67，151，74.

［基金项目］福建省“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实施战略研究”（12JZ024）

［作者简介］朱仁显，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彭丰民，凯里学院教师。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王佳鑫、李海飞、刘宜超、张芬芬、赵煜、刘喜萍六位同学在本文调研环节上多有贡献，专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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