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正步入新阶段，传统的合法性空间不足问题已得到较大改善，但资源汲取能力不足的发展瓶颈却日益显著。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引入资源汲取理论视角，从社会组织的资源依赖结构、对资源环境的认知能力、资源竞争水平等维度研判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及其面临的深层挑战。这一理论视角可弥补既有研究过于强调宏观制度环境约束而疏于分析社会组织具体运行机制的不足，也可以更好检视由国家、市场、社会多方力量编织的社会组织资源支持体系中蕴含的深层问题，从而找到推动中国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社会组织/研究视角/资源汲取/理论启示

作者简介：嵇欣，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晓春，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许亚敏，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进入快车道。各级政府在创新社会治理、优化公共服务的背景下持续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社会各界也在日益兴起的公益观引导下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更多支持。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宏观鼓励，微观约束”的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有较大转变，突出表现为三点：

一是社会组织发展日益融入当代中国治理创新的整体制度脉络。各级政府将社会组织视为“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载体，充分重视其在提供公共服务、破解治理难题方面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基层治理创新领域，以社会组织化解难题已获广泛共识；以社会组织发展促进社区自治与民主协商也成为社区建设的重要着力点。由此，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成长的重视度不断提升——这改变了已有研究关于“微观约束”的理论预设。

二是社会各界对社会组织的认识度不断提升。汶川地震等灾害事件中，社会组织发挥的专业作用受到社会各界重视。近年来，借由“99公益日”等大型网络慈善活动的宣介，社会组织的作用得到了更多公众的了解，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此外，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背景下，企业普遍重视履行社会责任，越来越多企业倾向于为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活动提供资源支持——这进一步为我国社会组织成长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三是新近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为社会组织成长提供了契机。近年来，我国日益强调各级行政部门依法依规依预算行事，由此收紧了各级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和各类“灵活开支”。尤其在一些引领改革的经济社会发达地区，基层政府的开支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预算管理约束，但事实上却需承担层层“发包”的繁重属地责任。此时，为提高行政部门的灵活性和弹性以应对不确定性，基层政府多采用发展社会组织以行政“借道”社会的方式来化解难题。这类做法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但客观上也为许多社会组织成长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与契机。

上述变化意味着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成长的整体环境与20世纪末21世纪初情况相比已发生重要变化。但总体来看，中国学术界对社会组织发展境遇及挑战的整体认知却是建立在21世纪初一系列经典研究基础上的。这些研究基于“国家—社会”两分的假设，更强调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发展的诸多限制，以及社会组织相对有限的发展空间。在此基础上，既有研究主要围绕着如何提升社会组织合法性空间讨论其发展路径与方向，并提出诸如降低制度准入门槛、减少限制性举措等政策建议。立足于当前社会组织发展的新情势，可以发现早期理论研判所基于的经验事实已发生重大转变——至少，社会组织发展的合法性空间已得到相当程度拓展。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新的经验起点上形成更贴近当前社会组织发展现状的新型理论框架以研判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问题。

二、从合法性获取到资源汲取：中国社会组织研究的视角转换

在一个国家主导的渐进式社会转型进程中，社会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社会自主性的萌生，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国家所赋予的合法发展空间以及资源供给情况。尤其是在初期发展阶段，社会组织的合法性获取更是一个焦点问题。正因为此，21世纪初以来的社会组织经典研究无论从何视角切入，事实上都把社会组织的合法性获取问题置于焦点位置。这一时期的研究虽也涉及社会组织资源汲取问题，但由于主流的“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对国家行为的简化想象以及缺乏对资源汲取的细化分析策略，相应研究普遍存在对社会组织资源供给问题的笼统化讨论现象：论者或在“有—无”“充分—贫瘠”这种抽象层次讨论社会组织的资源供给问题；或将其转化为政府是否支持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进程不断加速，社会组织发展的合法性空间不断拓展。在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下，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的社会组织资源供给系统逐步成型，其决定着多数社会组织的实际发展境遇。在此背景下，再单纯地以“制度约束或鼓励”的合法性维度讨论问题，或简单地强调扩大资源投入规模已不足以研判今日多数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挑战。要与时俱进地推进社会组织研究，就必须进一步拓展“资源汲取”的分析框架，发展出系列中层分析视角，围绕社会组织资源供给结构之特征、资源投入模式、资源供给可预期性以及资源竞争机制展开进一步讨论。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组织研究从宏观结构分析不断向中观机制分析维度演进。

(一)合法性获取视角及其局限

在中国社会组织研究领域长期占据主导位势的是“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预设了“国家”与“社会”相对应的基本假设，并认为中国社会力量的成长以国家所释放的制度化空间为前提。从本质上看，这一理论框架在研判“国家”与“社会”互动模式时，实际上长期将研究重心聚焦于社会组织的合法性获取问题——无论是汇聚于此框架下的“市民社会”还是“法团主义”研究脉络在讨论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焦点以及社会力量发展的趋势时，都或明或暗地涉及社会组织合法性空间及其特征等问题。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合法性”具有宽泛含义，其既包括法律与制度所定义的“合法空间”，也包括日常实践中众所周知所默许的“合理性”。实际上，这两个维度的合法性及其获取问题也恰恰是中国社会组织早期发展所遭遇的最大挑战。由于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组织管理条例中确实存在“准入门槛高”“双重管理与多头管理并存”“制度空间小于实际空间”等现象，因此持“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研究在讨论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态势时显然无法绕过其合法性空间如何获取的问题。尽管在这一问题的分析上，持“结构主义视角”和“行动视角”的研究对于社会组织发展路径有不同的研判，但在实际操作上都聚焦社会组织不同维度的合法性空间及其获取方式等核心问题。表现为：从制度环境特征来辨析社会组织发展的合法性空间；从社会组织合法性空间特征研判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从社会组织策略行动后果来看其合法性再生产过程等。

聚焦合法性空间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力量成长所面临的独特境遇，并找到撬动发展的关键变量。这些研究对中国社会领域的政策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其所引发的政策倡导下，各级地方政府大约自2010年开始就以各种变通方式为社会组织成长提供合法性支持，国家则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不断推动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创新。就此而言，以合法性为聚焦点的早期研究确实找到了中国社会组织成长中的关键节点。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前述研究进路也存在较大不足。首先，以合法性为主要聚焦点的分析视角与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特定阶段有着密切关联，随着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不断变化，这一聚焦点的重要性有所减弱。如前所述，近年来，对于公益类、市场类、科技类以及社区社会组织而言，其合法性空间已不是主要问题，但这些组织发展仍面临许多艰巨挑战——此时，合法性获取视角就难以提供更为深入的分析与研判。此外，随着近年来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不断加大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力度，政府部门随项目制而灵活赋予社会组织合法性的机制得到不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再单纯以合法性空间不足为由来研判社会组织发展困境就显得解释的“分辨率”不足了。

其次，聚焦合法性获取的研究视角更注重分析社会组织与政府间的互动，但却难以深究社会组织与市场、公众之间的复杂关联。由于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将社会组织获取合法性的过程看作是政社互动的产物，因此也就将分析重心置于政社互动机制之上，较少关注市场主体、公众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事实上，这些被忽略的影响机制在当前的背景下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可能恰恰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对行业协会、商会等市场类社会组织和环保等权益保护类社会组织而言，如果不了解其从市场和公众处获得支持的机制与路径，可能很难深入理解此类社会组织发展中的深层挑战。

第三，由于合法性空间的获取问题是在组织整体层次发生的，因此持这一视角的研究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内部动员等活动缺乏足够关注，也不注重研究社会组织的伦理与精神气质。既有研究更倾向于从整体层面理解社会组织(或其负责人)行为，但较少关注到组织内部行动者的观念结构、精神世界以及组织内部治理机制——这导致了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中观运行机制缺乏深度理解。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对于身处相近制度环境的社会组织却会面临迥然不同的发展态势缺乏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视角。

上述不足意味着社会组织研究要不断迈向纵深，就需要补充新的研究视角。尤其需要研究者结合新近的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演变规律，找到能将外部环境与社会组织内部行为机制更好勾连起来的研究进路。本文认为，在合法性空间已得到较大拓展的背景下，围绕社会组织的资源汲取机制推进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二)资源汲取视角及其分析潜力

以资源汲取视角来分析社会组织发展，实际上是把普遍性的组织研究方法引入社会组织研究领域。其后的基本含义是：社会组织虽具有特定价值取向和社会伦理特征，但同时也面临着现代组织发展普遍指向的资源汲取问题，因此可以从其与环境之间的资源依赖机制出发研判组织成长问题。尤其是当社会组织准入门槛有所降低，组织间横向竞争格局越来越突显时，以资源汲取为聚焦点的研究视角就更能解读出社会组织发展中的深层问题。进一步说，由于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资源汲取路径不同，因此其对环境的依赖模式以及组织的自主性水平都不同，这决定了其运作机制、发展特征以及面临挑战各有差异。如果说，聚焦合法性的研究视角更多在宏观层次揭示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设置问题，那么以资源汲取为切入点的研究视角则更多呈现了中观维度的组织机制问题。

资源汲取理论视角有着久远的学术传统。组织研究中的种群生态学理论、权变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都关注来自组织外部的资源以何种方式影响组织发展并促使组织作出反应。概括来看，这一理论视角包含了大量共享相近理论预设却又切入点不一的研究进路，涉及资源环境如何影响组织决策、如何改变组织结构与组织间行为，组织又如何改变环境等基本议题。从操作化视角来看，既有研究在研判资源环境影响组织行为方面主要有三个基本着力点，即：资源依赖结构、组织对资源环境的认知、资源竞争水平。本文认为，从这些切入点出发可以更好揭示出社会组织发展中的许多隐秘而重要的研究线索。

1.资源依赖结构

组织研究的基本共识是：组织间的资源依赖关系在一定程度决定了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如果一个组织的资源汲取总体来自另一组织，这意味着后者对前者有较大的影响力；相反，如果某个组织的资源来自多方且可替代性强，那么其自主性水平也更高。既有研究的理论资源对于社会组织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我们可以从资源依赖结构这一维度揭示社会组织发展中的许多深层特征。

首先，分析社会组织的资源依赖情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其行为逻辑。资源供给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社会组织的行为机制，这一命题具有延展的解释力，意味着：(1)如果社会组织的资源主要来自政府部门，那么需要进一步分析资源供给方的行为逻辑与治理目标。由于中国政府中“条条”“块块”“党群”部门的治理逻辑不一，因此不同部门主导社会组织的资源供给会对社会组织行为施加不同影响机制，导致其在活动地域、活动业务领域、活动过程方面表现出不同特征。(2)如果社会组织的资源主要来自市场部门，那么不同类型市场组织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受其资助的社会组织行为特征。例如：大型企业资助社会组织主要考虑后者是否有利于提升企业形象，尤其是为其开展经营活动提供合法性支持，因此受这些企业资助的社会组织总在贴近其业务的领域中开展各类以追求影响力为目标的活动。中小型企业资助社会组织活动既可能考虑到以此拉近与地方治理部门之间的距离，也可能考虑到行业利益诉求。因此与之相关的社会组织更有可能积极探索提供行业公共物品、增进政企互动的活动。外资企业开展此类行为时还会考虑到国际通行的制度化要求——因此与其合作的社会组织多围绕公益、环保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领域开展活动。

其次，研判社会组织的资源依赖结构有助于理解其自主性空间。从不同类型的资源依赖结构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组织自主性的不同约束机制。例如：某个社会组织的资源主要来自政府部门，则社会组织的行为更多会受到行政治理逻辑的影响；但如果其能发展出多样化的资源汲取渠道，则更有可能借此不断拓展自主性；尤其是在社会组织资源来源异质化、多样化的背景下，组织自主性水平会显著提升。这一视角揭示了社会组织自主性来源的组织基础——与传统“国家与社会”视角不同，资源依赖结构视角可以展现出社会组织自主性更为复杂的维度和约束机理，而不会单纯在“国家控制”“社会反抗”等维度探讨问题。

第三，以资源依赖结构为着眼点可以更好理解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活动。很长时间里，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活动一直疏远于研究聚光灯下。除部分研究致力于对社会组织负责人及其行为进行观察外，人们对于社会组织为何采用不同的组织结构、为何选择不同的交流渠道与政府或公众打交道、为何形成民主或家长制的内部治理机制等问题都缺乏实质性研究。而这些问题其实都与社会组织的资源汲取结构有着紧密关联，以此为线索将为我们探索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活动打开一扇新的研究大门。例如：多样化资源汲取渠道必然要求社会组织形成复杂而精致的组织结构，而单一的资源汲取则对组织内部分工的要求较低；高度例行化的资源汲取方式可能促使社会组织与资源供给方建立紧密的制度化联系渠道，而多样化且碎片化的资源汲取结构则意味着社会组织与各方资源供给者之间松散关联；资源进入社会组织的链接点越单一，越有可能促使组织形成家长制的内部治理氛围，相反则可能预示着相对民主的组织行为伦理。

上述讨论表明，资源依赖结构实际上是社会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链接的重要纽带。因此其结构特征为人们洞察社会组织各种复杂组织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观察窗口”——借此，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中的种种复杂现象可以进行更为精致的讨论。

2.对资源环境的认知

近年来社会组织快速发展中出现了不同的组织发展战术，有些组织以极速扩张的方式扩大规模和领域，另一些组织表现出了深耕特定领域的发展趋势，还有一些组织则本着“有活就接”的态度颇有转变为万能型组织的架势。这一切为何会发生，如何理解背后的组织学机理，是值得探索的重要问题。

从资源汲取的视角出发对此类问题展开讨论，能形成更具分析性的理论洞见。一般来说，组织形成特定发展战术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组织对资源汲取环境的认知是重要影响因素。这一视角提供了多个重要研究切入点。

对环境稳定性的认知。大量研究表明，如果组织对资源供给环境的稳定性水平有积极而清晰的预期，那么其倾向于形成长期稳定的组织发展战术；相反，如果组织对资源供给环境的稳定性无法预期，那么则更有可能实施工具主义的短期发展战术。例如：一些社会组织表现出的“有活就接”发展模式就是后一种认知下形成的组织行为。这些社会组织由于对环境中资源供给总量和增长趋势缺乏预期，因此普遍抱着能拿一单项目就拿一单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其往往并没有清晰的组织发展目标，采取的组织发展战术主要是迎合资源供给方的意图，社会性属性和公共性特征也难以显现。从环境稳定性的视角出发可推论，除了资源供给的规模外，资源供给方式以及对未来资源投入水平的披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例如：如果某个地区能在“养老长期规划”或“卫生事业长期规划”中勾勒该地区未来在这些领域的购买社会服务长期安排，则有助于社会组织形成长期预期，从而更多实施专业纵深化发展战术。

对环境透明度的认知。透明的资源供给环境一方面有助于社会组织形成稳定的资源供给预期，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其对发展方向、路径等组织战术预先评估并作出理性安排。组织学的早期经典研究在关注为何一些企业会“大涨大跌”时发现：由于这些组织所处资源环境透明度低，组织无法了解资源分布和发展情况，因此常错误地制定扩张战略并保留较低的组织松懈，这导致其总是突如其来地遇到资源收缩带来的挑战。近年来，在社会组织领域类似的现象也频繁出现，重要原因是许多社会组织因地方治理创新风头正劲而获得大量地方政府投入，继而开始大规模扩张并采取多样化发展战略。但由于地方治理创新的投入规模、投入方式以及可持续性都难以预知，这些社会组织也不时经历资源突然收缩而引发的组织发展困境——这些问题的根源都与社会组织的资源供给环境低透明性有关。

3.资源竞争水平

一定水平的资源竞争度对于提升社会组织专业能力、促使其更好对接社会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近年来一直在努力构建多层次公共服务外包体系，同时引入竞争机制以筛选社会组织承担服务项目就是基于这一原理。但由于不同地区公共服务转型进程以及治理创新意识各有差异，社会组织面临的资源竞争水平也不尽相同。

适度竞争的资源环境。目前社会组织发展领域过度竞争的情形仍然鲜见，本文先从适度竞争情况谈起。在一些改革前沿地区，政府部门建立了市或区级的公益招投体系，由民政或财政部门统一发布各类政府购买服务需求，并引入竞争机制以确定承担项目的社会组织。这一做法客观上推动了功能相近的社会组织横向竞争。在竞争中，为了获取更多资源，社会组织需要更为审慎地制订投标方案，同时以多种方式培养专业化人才。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适度竞争的资源环境需要相对中立的资源供给方并要求建立以能力论英雄的刚性竞争规则，而这对于公共服务外包体系建设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有研究显示，如果服务外包体系中存在各种隐性的变通做法，或变相的指定机制，就会降低资源竞争机制的作用，使其变成“低度竞争资源环境”。

低度竞争资源环境。这种环境中，数量有限的社会组织面对同样有限的资源供给方，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类熟人网络，多数情况下两者间有相对固定的合作纽带。但由于资源供给方对服务绩效或外包社会效应有一定预期，有时候也会在有限范围内引入竞争机制。此时，这些社会组织的专业化进程会处于一种较为微妙的状态：一方面，由于相对固定合作纽带的存在，其缺少足够动力不断提升专业化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竞争机制并未完全排除，这些社会组织仍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有限活力。这一状态是对我国当前基层治理领域社区社会组织的鲜明写照.

垄断型资源环境。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中，有些社会组织因具有垄断型授权而处于无须竞争的资源环境之中。例如：一些行业协会由于具备发放特定资格证书的授权因而垄断了来自人员培训的资源。这种资源环境会塑造出此类社会组织的准行政组织行为特质，并推动其组织结构日益科层化。但随着我国政府日益强调行政部门与行业协会等官办特征浓厚的社会组织“脱钩”，这类资源环境情况总体处于收减中。

资源竞争水平这一分析维度提供了预测、解释社会组织行为特征的重要研究线索。更重要的是，其也可以对社会组织生态体系的构成机制以及组织间关系模式作出深度解释。从这一线索出发，我们可以在一个资源供给情况日益复杂的时代背景下研判社会组织发展中的种种难题及其诱发因素。

概括来看，上文所涉及的三个基本维度实际上紧紧扣住了当前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几条核心线索：“资源依赖结构”对于揭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特征及其变化机制具有重要“指示器”效应；“对资源环境的认知”这一维度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组织发展中各种重要组织战略和战术的起源；“资源竞争水平”是解释社会组织专业化进程中外生压力的重要切入点。这三个基本维度相互交织、配合还可以进行更为复杂的社会组织生态系统分析。由此看来，资源汲取视角在部分继承了已有研究的宏观结构主义传统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更为具体的中层理论视角。本文认为，以此为出发点将不断推动社会组织研究向纵深化方向发展，进而呈现出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中多维、复杂的新面向。下文将尝试着以此为据对当前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深层挑战作出分析，以展现新视角的分析潜力。

三、新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问题

以资源汲取视角来分析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问题，将不再把社会组织遇到的各种困境简单归因于“制度限制”，而是会从中观和微观层次细究这些困境的组织学肇因。不仅如此，以往研究更多在相对于“国家”的维度讨论社会组织，实际上忽略了社会组织内的许多结构差异——而资源汲取视角由于需要细辨组织的资源环境和资源依赖结构，因而会导入分辨率更高的类型学分析模式。这些都会进一步增进社会组织领域的知识积累。

这一部分将简单运用资源汲取视角来研判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挑战。考虑到历经多年发展，当前不同类型社会组织面临的资源环境各有差异，本文的分析将主要聚焦于三类分析对象：(1)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此类社会组织近年来发展极为迅速，多以协助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而获取资源。(2)市场服务型社会组织。这类社会组织以行业协会、商会为代表，活跃于市场但运作方式却是社会性的。其资源获取途径更复杂，不仅能获得政府资助还能获得市场主体的投入。(3)权益保护类社会组织。此类组织多活跃于环境保护、亚文化等领域。随着我国不断强化“五位一体”建设，此类社会组织发展增速，其资源汲取方式侧重于从国际组织、市场中获取，政府投入相对有限。这三类社会组织当然无法代表整体，但都属于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的类别，且分别代表着政府职能延伸领域、市场领域、社会权益领域的社会自我协调机制。此外，其资源汲取环境有着显著差异，以此为切入点展开讨论，可以更好呈现出资源汲取视角的分析逻辑。

为使研究更有经验质感，我们在2019-2021年三年间分别选取了上述三类社会组织中的代表展开深入田野观察，共访问、调研了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6家，市场服务型社会组织4家以及权益保护类社会组织4家。此外，我们还在过去多年的研究中收集了大量购买服务案例与数据作为研究支持。以下详述研究发现。

(一)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发展中的环境认知难题

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是近年来我国发展速度最快的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都开始以购买服务方式大力支持此类社会组织成长。学界普遍认为，这类社会组织与体制内部门有着紧密关联，其行为方式容易受到作为资源供给方的政府部门影响，因而表现出高度行政化的特征。近来的研究由于突破了“整体政府”的简单化想象，注意到供给资源的政府部门性质、职能各异，因此对社会组织施加的影响也更为复杂，不能简单以“行政化”标签一概论之。由此可见，要更为深入地对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的发展问题进行分析，就需要引入资源汲取的不同分析维度展开进一步观察。

1.资源高度依赖于购买服务体系

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的资源依赖情况大体经历两个阶段。早期大多数地区并不存在规模化的公共服务外包体系，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主要依赖基层政府和民政、人保等民生保障部门的零星购买服务项目以获得支持。此时，这类社会组织大多与固定的政府部门间存在稳定的资源依赖关系。但大约从2014年开始，随着《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等一系列制度的出台，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的资源依赖情况有了新变化。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对购买服务强化了管理举措，因此许多改革前沿地区都开始探索建立政府购买服务体系(或平台)，以招投标方式来寻找合适的社会组织承担项目。自此开始，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的资源汲取高度依赖于各地的购买服务体系。这些社会组织的许多重要组织发展战术也取决于其对购买服务体系的理解和认知。

2.非透明信息下的资源环境认知困境

需说明的是，公共服务外包体系的建设与优化是一个涉及面极广的改革难题。由于多数购买服务资金都来自不同的“条条”“块块”部门，而这些部门出于对项目控制权的掌控等考虑，并不一定都完全支持第三方来统一推动项目发包。因此，各地正在推动建设的服务外包体系都有一些共同特征：首先，项目信息难以在统一的平台上透明化发布。一些部门会绕过现有购买服务制度，以相对隐蔽的方式来实施招标。其次，购买服务部门由于还受到其他复杂约束的影响，因此对于项目的可持续度、后继发包计划缺乏规划。这导致社会组织难以从现有购买服务系统中获知长期资源供给信息。第三，由于开放性民意调查等类似信息源在这一系统中的缺位，服务型社会组织对居民的需求结构以及需求变化情况也缺乏整体性的把握和细致理解。总体来看，公共服务外包体系的这些运行特征导致社会组织在认识资源环境时面临重重挑战。由于缺乏长期预期，这类社会组织频繁切换工作领域，以事本主义和短期工具主义态度承接项目的做法就不难理解了。

举例来说，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于2018年开展的全国性调查表明(以下简称民政部调查数据)，仅有13.4％的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专注于1个领域提供服务；39.98％的此类组织在2-4个领域内展开服务；高达46.62％的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在5个及以上的领域提供服务。考虑到不同领域间的专业要求差距较大，大多数有着明确目标和愿景的组织都不太可能频繁切换服务领域。这种现状实际上说明，在目前地方政府购买服务缺乏长期战略，且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战购买服务的现状下，多数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开始形成了工具主义的发展特征。我们在微观案例中也捕捉到相似的现象：在我们观察的6家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中，普遍存在“跟着项目跑”的发展逻辑。尤其是两家快速成长的规模化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更是存在遇到项目就“海投”的情况。可以想象，这些社会组织之所以这么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不了解资源环境的特征与变化规律，因此只得以机会主义发展策略来应对不确定性环境。

3.低度竞争资源环境下的专业化发展难题

低度透明的资源环境下，投入较大组织资源于竞争行为并非明智选择。此时，多数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会努力与发包项目的属地政府和职能部门发展特殊主义关系纽带。这一做法事实上进一步降低了横向竞争的水平，使得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高度嵌入到地方行政网络。民政部调查数据表明，大约65％的此类社会组织仅在登记(备案)所在的区县范围内开展活动，且约79％的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间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在我们深度观察的6家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中，所有组织都把政府关系经营与维护放在重要位置。我们观察到这些社会组织通过主动对接职能部门、帮助政府部门开展调查、与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建立长期私人友谊等方式形成了各自的资源汲取渠道。在这些特殊主义交往原则覆盖下的领域，横向竞争较少发生或主要停留于形式层面。这导致对于相当一部分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而言，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不足。这些社会组织也缺乏紧迫性以不断提升专业化能力。民政部调查数据表明，约50.5％的受访社会组织认为专业化能力不足是未来发展的最大难题。

以上讨论简要分析和概括了当前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深层挑战。这些挑战与社会组织所处资源环境的非透明性特征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资源环境的这一特征降低了组织间实质性竞争的水平，并诱发了社会组织的相应工具主义发展战术。从这些问题出发，我们将发现运用科学政策手段对公共服务外包体系的运行模式和政府投入方式作出调整对于推动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二)市场服务型社会组织发展中的资源依赖结构转型问题

市场服务型社会组织的最大特点是以社会机制为市场竞争提供公共产品。在组织学的前沿文献中，诸如行业协会等市场服务型社会组织也被看作“非市场治理机制”的核心载体。与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相比，此类组织有着更复杂的资源汲取结构，它们既可以因为承担某些准行政管理性任务而获得行政拨款或政府购买服务资金，也可以因为提供重要行业公共产品而得到行业内企业支持。以下讨论中，我们以市场类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行业协会为例展开具体分析。

1.资源依赖结构转型及其影响

历史地看，我国行业协会的出现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发展初期多数行业协会的资源汲取主要来自政府部门。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越来越多行业协会因为在改革创新过程中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公共物品而从企业处获得资源。今天，多数行业协会的资源汲取结构都兼具政府与市场双重属性。但随着国家近来大力推动行业协会与行政部门“脱钩”改革，行业协会的资源依赖结构开始面临一次历史性的转型。这次转型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行业协会要进一步强化自身社会组织的属性，更多通过提供行业公共物品来获取资源，而不能再依靠政府行政资源输入。

这意味着我国行业协会的资源依赖模式以及相应组织战术都在发生重要转变，表现为：组织运行核心逻辑开始更侧重于向企业端靠拢，更注重倾听企业需求并设计相应产品——这部分改变了之前主管单位意志主导的情况；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仍保持密切联络关系，但转型背景下联络的重要目的已不完全是实现政府治理目标，而是为行业企业利益表达提供支持；组织结构和不同模块人员配比发生变化，尤其是与企业联系、负责行业公共物品供给的部门重要性不断上升。

当然，上述变化还是一种正在发生的趋势，对于多数行业协会而言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传统上资源供给主要来自政府的行业协会而言，这种转型就变得更为艰难。以我们调查的某区卫生工作者协会和互联网金融协会为例：这两个协会虽业务领域不一，但面临的最大困难却高度相同，都处于一种其戏称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状态——一方面，来自行政部门的支持和资源逐渐减少乃至中断；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惯性其对行业企业的资源汲取能力并不足以弥补行政资源中断后产生的“窟窿”。处于这种境况的行业协会开始在短时间内强化向企业端提供公共物品，尤其是尝试着提升对新型资源环境的认知水平。

2.不确定性资源环境认知下的组织行为

资源依赖结构的快速转型，为所有行业协会预测资源环境都提出了重大挑战。首先，对于那些高度依赖行政资源的协会而言，这种挑战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即便对那些在获得行业企业支持上较为成功的协会而言，这种挑战也是显著的。因为之前它们之所以能获得企业资助，主要还是依赖于其身后的行政部门支持。它们的早期战术是一边对接企业需求，另一边从行业主管部门处获得支持以更好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行政部门“脱钩”后，其支持方式、支持力度都有所变化，早先能用的方法也就不一定继续有效了。举例来说，我们在分析某市物业行业协会的资料时就发现，这一组织传统上从职能部门处获得大量支持：包括在星级物业公司评定时能得到行政部门背书；甚至在开展相应培训时也能通过行政渠道向企业发放通知。这些做法为其快速获得企业资源提供了重要支持，但“脱钩”改革后，行政部门支持力度显著下降，该协会对于未来的资源汲取状况也开始“心里没数”。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行业协会对于资源环境的稳定性、透明性都缺乏预期。田野观察发现，其组织战术开始朝着快速拓展资源渠道的方向演化：(1)相比于之前更倾向于吸纳大型企业的做法，最新的策略也开始注重吸纳中小型企业。因为后者数量大且对行业公共产品也有一定需求。虽然中小企业的资源供给能力有限，但其进入可以更好地扩大资源汲取范畴。以上文提到的某市物业行业协会为例，其最近吸纳的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乃至副秘书长单位中都有一定比例的中小企业代表。(2)强化党建、团建、工建等工作纽带，以此在新背景下和体制内部门建立新的联系机制。研究发现，在“脱钩”背景下，党建等工作可以制度化地帮助行业协会与体制内部门强化链接与沟通，这成为不少行业协会的新工作重点。(3)探索更具行业吸引力的公共服务平台。在我们对4家行业协会访谈过程中，其负责人都坦言在“脱钩”背景下，如何打造对企业发展有实质性支持的公共服务平台是未来改革的方向。这些组织战术的短期效应尚难以准确评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战术对于当前市场服务型社会组织的专业化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的竞争环境。

3.垄断型资源环境下的专业提升难题

根据现有社团登记管理制度，一个地区中一个行业只能设立一家行业协会。在这个意义上，行业协会这类的市场服务型社会组织在一定范围内处于接近垄断的资源环境之中。总体来看，其缺少实际的竞争者，一旦行政支持和行政资源支撑弱化后，许多行业协会都面临着一种悖论性发展环境：一方面，出于持续资源汲取的目标，需要强化行业服务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横向竞争，外部压力有限，组织提升服务能力的意愿以及检验做法是否得当的横向竞争标尺都缺乏。在此情况下，除非有其他特殊条件的影响，行业协会的专业提升将面临较大挑战。

根据对受访行业协会负责人的访谈，我们总结出常见的特殊条件包括：(1)行业存在领头羊企业或巨型企业，且承担起行业协会运行的总体责任。由于行业协会与领头羊企业激励兼容，因此后者会承担起协会发展的重要事务，并运用自身的市场经验来推动行业协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2)某些行业具有较高的行业内共享认同，高度专业且通用的知识体系，共享的发展机遇以及较高的集体行动能力。这些行业的行业协会也能借此组织较高水平的集体行动并提升协会的专业化水平。在我们调查的个案中，某市律师行业协会接近这类情况。(3)一些新兴行业，在快速发展中需要高效提升自身的社会认知度，并面对着相近的制度瓶颈。此时这些企业容易依托行业协会形成联盟并共同为协会的专业化提供资源。我们接触的案例中，某区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具有这方面的一些特征。

总体来看，市场服务型社会组织正处于一种资源依赖环境转型的历史进程中。这一进程使其面临着更为不确定的资源汲取环境，由此提出了迫切的专业化能力建设问题。但其所处的垄断型竞争环境客观上不利于专业化提升，如果没有其他特殊组织要素的保障，就难以胜任资源依赖环境转型提出的挑战——这也是当前相当一部分市场服务型社会组织面临的客观发展难题。

(三)权益保护类社会组织面临的开放性竞争难题

本文把诸如环境保护、维权、亚文化等领域的社会组织视为一种基于公民发展权而形成的社会组织。与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相比，此类社会组织的特殊性在于，其关注的问题或多或少都指向社会权利的配置现状，并试图推动更大范围的社会变革。举例来说：多数活跃度高的环保社会组织不仅致力于解决具体的环境问题，更试图改变公众在面对污染制造者(如特殊利益集团)时的弱势地位，并往往采取广泛社会宣传和社会动员的策略以改变污染—环保的力量对比。再比如：亚文化类社会组织的长期目标就是为本群体争取更多的社会权利。由于这类社会组织在社会权利配置结构上有特定的目标与理想，因此很容易与维持既定秩序的治理部门间形成张力与冲突。从全球范围来看，此类社会组织都容易成为各类社会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另一方面，这类组织的成长对于一个尊重多样性的现代文明社会又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尤其是在一个开放、多元和分化的社会中，此类社会组织的成长有助于实现社会多元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因此，如何推动权益保护类社会组织积极有序成长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重要课题。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这类社会组织在发展初期也曾引发过一些地方性的紧张事件，因而一度处于敏感位置，较难在现有社会组织管理体系下找到上级主管单位。于是，这类社会组织长期采取变通策略，以工商企业登记的方式获得合法性，并从国际组织及境外基金处获得资助。近年来，随着我国“五位一体”发展模式不断深入践行，这类社会组织的许多主张获得了国家制度性认可，开始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建设性力量。但总体来看，目前学术界对此类组织的发展特征仍缺乏更为深入细致的研判。以资源依赖视角为据，可以对这类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及面临挑战作出更深入的分析。

1.复杂资源依赖结构与高自主性组织特征

相较于前两类社会组织而言，此类社会组织的资源汲取结构更为复杂：它们既可以从境外获得资金支持，也可以从国内快速兴起的各类基金会处获得资助，还可以因应大企业CSR(企业社会责任)工作需要获得企业投入——不仅如此，近年来这类社会组织也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活动，因此获得了一定的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总体而言，更为多维的资源依赖结构意味着此类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水平更强，网络优势也更大。

运用资源依赖的视角还可以进一步对此类组织的行为机制作出更深的透视。这就需要结合具体运作领域分析其后的资源汲取途径。例如：我们所观察的一家从事海岸线净滩工作的社会组织，其所从事的工作难以列入政府职能部门关注事项，因此最主要的资源都来自跨国企业资助与网络募捐。在此情况下，该组织形成了以普遍性价值追求为组织行动目标、以多元文化为组织底蕴的发展逻辑。而对另一家从事社区环保工作的社会组织而言，由于其工作领域既与政府部门治理工作兼容又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相容，因此该组织形成了依托地方治理网络不断扩大影响继而从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组织发展路径。这些分析表明，从权益保护类社会组织的具体资源依赖结构出发，可以更好地对其行为机制进行细致研判。

2.对开放性资源环境的认知难题

相比之下，权益保护类社会组织在认识其所处资源环境上遇到的困难比前两类社会组织更大。具体而言，前两者所处的资源环境在一定意义上还是有边界的。如：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面对的主要是政府部门，如果考虑到职能分工的因素，每个具体的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还能更清晰地定义其资源供给者边界；市场服务型社会组织面对的主要是行业管理部门和一定区域内的行业内企业。换句话说，对于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和市场服务型社会组织而言，资源环境边界清晰，只是难以洞察其规律。但权益保护类社会组织面对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资源供给方可能是某个国际组织，也有可能是基金会，还有可能是某个大型企业的CSR部门，抑或某个理念与社会组织相投的热心个人或群体——这意味着多数权益保护型社会组织都处于一种开放性资源环境下。我们在访谈中多次听到社会组织负责人提起某些行内逸事，例如某个不知名企业突然花重金资助社会组织；又例如某个热心人突然为某个社会组织提供大量资金——这类故事从侧面印证了开放性资源环境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

在开放性资源环境下，社会组织面对的是众多行动逻辑不一的资源供给方。由于现实中并不存在着将这些资源供给方紧密联系起来的组织体系，因此权益保护类社会组织在认知资源环境方面会遇到很大的挑战。经验观察中，它们也会采取一些方法来搜寻信息，例如：依托熟人网络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又如依托一些重要门户网站获取资助信息——但总体而言这些信息获取手段都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一些成熟的权益保护类社会组织开始探索相近的组织战术，即主动构建行业口碑，以此向环境发出明确的信号并推动资源供给方来主动对接。

3.围绕口碑建构的竞争难题

一般情况下，组织通常依靠竞争形成自身独特口碑。但对于权益保护型社会组织而言，以竞争机制形成口碑却显得颇为困难。由于不同权益保护类社会组织承接的项目不一、受益群体不一、产出形式不一……且又缺乏类似于公共服务外包体系这样的整体性系统来记录其行为，因此不同权益保护型社会组织的产出实际无法进行横向比较。此时，口碑的形成其实并非基于组织间竞争，而是与这类社会组织的自我包装、营销以及宣传活动密切相关。经验观察发现，这类组织在走上发展正轨后普遍会面临把重要组织资源放在“做事”还是“包装”上的关键抉择——而侧重于后者则会影响此类社会组织的纵深化专业能力发展。例如：前文提到的海洋净滩组织负责人在访谈中反复强调自己之所以能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一直在拒绝“自我包装”的诱惑，其也坦承不少同行通过“自我包装”获得了短期内的成功，但长期则走向没落。

概言之，权益保护类社会组织的开放性资源依赖结构一方面为其自主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但另一方面又为其认知环境进而完善组织发展战术提出了新难题。为了更好地从开放性资源环境中汲取资源，这类社会组织开始将发展重心置于良好口碑的构建上。但由于组织间横向竞争缺乏客观标尺，口碑建构战术最终可能引发“自我包装”等行为，由此对组织的长期专业化能力发展产生微妙的影响——这一发现揭示了权益保护类社会组织发展中更为复杂的挑战。

以上分析初步揭示了资源汲取视角下三类社会组织面对的不同挑战。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挑战所蕴含的问题远比“制度约束”“资源不足”等传统解释更为复杂。这些问题展现出了社会组织在汲取外部资源时面临的多维约束——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把资源汲取这个“黑箱”不断打开，人们才能更好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发展遭遇的深层难题。在我们的分析中，三类社会组织遇到的困难看似都有相近之处，如：都表现为资源环境认知能力不足、缺乏实质性竞争等，但具体的问题引发机制却各有不同，具体来看：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之所以会遇到这些难题，本质上与公共服务外包体系的碎片化、权宜化运行特征密切相关，正是由于投入模式的非整合性引发了系列后果；市场服务型社会组织面临的问题则主要是由于资源依赖结构快速转变而引发的，这一转变引发了资源环境认知难题和随之而来的专业化难题；权益保护类社会组织不仅面对更为开放的资源环境，而且还缺乏实质性的竞争机制以传递组织声誉等重要信号，这导致其面临着持久的资源搜寻难题。质言之，通过分析社会组织资源汲取过程中不同维度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我们能以一种系统性思路来梳理不同类型社会组织面临的发展瓶颈，并找寻关键的改革路径。

四、结语

本文基于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进入新阶段这一总体判断，提出要更好分析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与未来挑战就需要引入新型研究视角，在中观资源汲取维度上形成延展、深入的新型因果推断机制。这一判断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研究领域的既有研究范式不重要，相反，我们认为只有将中观层次的分析视角与宏观层次的“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相结合，才能对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全貌进行更为立体多维的剖析。

实际上，从一般化理论演进的维度来看，本文所倡导的研究视角转变问题在社会领域多个研究分支都曾出现。例如：在社会运动与集体行动研究领域，经典的研究视角最初也是结构性分析框架切入，但随着人们对集体行动复杂性的不断深挖，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其后的资源汲取和组织成本等问题，继而形成了社会运动的资源动员研究范式。与之相似，将资源汲取视角引入中国社会组织研究领域，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在宏大叙事结构下深刻理解社会组织经营、发展的具体组织战术及其复杂后果。我们认为，这也是中国社会组织研究不断形成新知识积累的过程。

从资源汲取的视角研究社会组织问题能触发许多新的研究议题。例如：长期以来合法性视角及“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更强调的是不断拓展社会组织的资源投入规模与来源，但却对资源投入模式及其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具体机制缺乏细致探讨。而立足于资源汲取视角，我们将发现不同投入模式将引发迥然不同的社会组织行为策略，由此可以引出对当前社会组织发展多样性的深入探讨。又如：已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组织对外界环境的认知及其可能引发的具体行为机制；而本文中资源环境的认知维度则弥补了这一研究缺失，这一维度启发我们社会组织对环境的认知不是一个无须讨论的过程，其恰恰是决定组织战术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这些新议题的不断拓展，现有研究对当代中国社会组织行为的分析将不断走向纵深化。

从政策科学的角度来看，资源汲取视角可以为当前社会组织领域政策创新提供许多重要而有益的启发。如果说已有研究总体上是在“降低准入门槛”“加大扶持力度”“提升资源投入水平”“科学制定政策与标准”这些宏观维度提出政策建议的话，那么资源汲取视角则会注意到不同资源依赖结构对社会组织行为的复杂影响、不同资源环境可能引发的长期组织行为等更为具体层次的问题。以此为据，资源汲取视角可以帮助政策部门更为系统地研判当前公共服务外包体系蕴含的深层问题、行业协会商会转型改革的重要支持条件以及引领权益保护类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的重要制度举措。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治理转型中不断强调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长期制度目标时，资源汲取视角将为我们理解党建工作的有效切入点提供重要方法论支持。

总体来看，中国社会组织研究是一个伴随经济社会发展步伐而不断演进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理论和方法不断推陈出新的知识积累过程。今天，当我们步入一个社会自主性不断萌生、资源跨界流动态势日趋复杂的新阶段，如何不断提升研究者对中国社会结社现象的解释力无疑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议题。本文试图在此进程中作出有限的尝试。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3年第1期/《学术月刊》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