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网络资本的变迁

张文宏

（原文出处：《社会》2008年第3期）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对社会网络资本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方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进而改变了中国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本文试图分析由宏观社会结构变迁所引起的社会网络资本结构、功能及其运作机制的变化,以期对转型时期社会网络资本投资中面临的挑战和抉择作出初步的分析。

一、社会网络结构与功能的变化

社会网络资本指嵌入在个体或团体行动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网络资本的结构发生了如下显著的变化。

第一,社会网络的构成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改革初期,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与宗族关系在人们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回归,但是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并不是费孝通先生所概括的“差序格局”的简单再现,这种差序格局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表现在横向的夫妻关系取代纵向的亲子关系成为中国亲属关系网络的主轴。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同事关系在社会支持网络中的重要性下降,以自致性为特征的朋友关系和其他非先赋性关系的重要性开始上升。

第二,社会网络的规模不断扩大,趋同性下降,异质性上升,社会网络的密度趋于弱化。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和多元化,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几乎没有禁区,人们的交往半径不断扩大,由此造成了城乡居民社会网络规模的逐步扩大。与此相一致,社会网络成员在性别、年龄、教育、职业、阶层等方面的类似性正在逐步减少,而与之相对的网络异质性正在不断增多,因而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的质量提高。从互惠性、交往频率、情感深度等方面来衡量,社会网络正在从“强关系”向“弱关系”过渡。

第三,社会群体参与的复合性正在经历着从高到低的变化。社会群体参与的复合性高,是指属于某个群体的成员使你自动成为另外一些群体的成员,亦即社会网络成员的角色与团体成员身份的多重复合。从社会网络的结构来看,一个人的亲属同时又可能是他的同事、邻居、朋友、同学或同乡。从社会网络所发挥的功能来看,人们的工具性支持网络、情感性支持网络和社交网络的成员是高度重合的。而社会群体参与的低复合性,是说人们的社会网络成员的角色正在趋于多元化,各类支持网络的功能也正在趋向于单一化。

第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网络存在着明显的区隔和不平等。大量实证调查的数据表明,社会阶层地位对人们的社会资本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体力工人的社会交往是在比较狭窄的社会空间内进行的。他们更可能在阶层内部交往,不大可能与其他阶层的人交往,他们在社交上处在边缘和孤立的状态,是该阶层政治和经济地位下降的真实反映;官僚精英也呈现出独特的阶层内交往特征。这意味着尽管干部阶层仍然占据着资源和机会分配的中心位置,但是在与不同职业阶层建立联系方面并不占据核心位置;在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之间,存在着一种若即若离的交往模式,说明收入相似的群体和个人之间,管理权力发挥着阶层隔离的作用。经济管理精英在社会网络方面占据中心位置,在联系不同职业阶层方面并不发挥关键作用。虽然阶层内交往是任何阶层的社会成员构建、维持和发展社会交往中的一种主要倾向,但是也同时存在着“职业阶层相互隔离”、“阶层间互相渗透”和“阶层间梯次交往”三种倾向。

第五,虚拟网络成为城乡居民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新华网公布(2008-4-23)的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的数据,截至到2008年2月,我国网民数达2. 21亿,超过美国居全球首位。对新增网民的构成分析表明,在2007年新增加的网民中,向各层次扩散的趋势明显: 18岁以下和30岁以上年龄较大的网民增长较快;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网民增长较快;低收入人群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互联网;快速增长的农村网民成为新增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新增的网民中有2917万来自农村,占新增网民的近四成。截至2007 年12 月底,我国农村网民数量达到5262万,年增长率达到127. 7%。商务、政务、娱乐、通信、交友、求职、招聘、信息发布与获取等等在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工作、生活和休闲方式都可以在虚拟网络中找到。总之,计算机网络代表着中国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的一个崭新时代,许多持有新规则和实践的社会行动者直接参与了各类社会资源的流动和共享。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说:“网络在保持工业技术扩张人的社会本质的张力的同时,提供了人与人之间更高的亲合力。互联网对人的亲合,并不像农业生产力那样让人损失社会化张力,同时避免了工业生产力因为张力过度造成的社会断裂,使人性本身在扬弃以前文明的基础上得到提升。”由此,网络社会群体成员间的“感情联系”,使其具有现实社会“内群体”的特征。但网络社会内群体既包括以个人为中轴构建的关系网络,又存在不同内群体之间的交叉与重叠现象,存在网站间的联接打破内群体界限的现象等,因此它比现实社会内群体更具有开放性与异变性。另外,网络社会内群体成员间之所以能够产生较强的“亲合力”,是因为现实社会层级结构中强化的身份、地位和权力等等,在网络社会环境中被忽视了,即“平等”在互联网世界里被放大了。

第六,个人层次上的社会网络正在向中观层次的民间组织(及社区)扩散。据何增科统计, 2005 年,中国各类社团总数达到8802343个,包括NGO、NPO、民办非企业单位、学生社团、社区文娱团体、业主委员会、网上社团等各种草根组织,其中多数是未注册的民间组织。民间组织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组织化形式,反映了社会的自主性和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社会资本,是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一种有效机制。中国的许多民间组织是依靠组织发起人和积极成员个人的社会网络建立和维持的,其所拥有的社会声望、人格魅力以及潜入在其社会关系中的社会资源,对于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随着单位制的逐步弱化和住房商品化的推进,中国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向生活共同体的变迁。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体现在同事、上司和下属不再构成社区成员的主体。社区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民间组织,是人们依照地域开展社会活动的真实空间,是居民社会生活的共同家园。社区建设作为社会网络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向,可以将分散的个人信息积聚起来,根据社区成员的表现而实施奖惩;一个设计良好的社区制度可以监督其成员的行为,提高个人的责任感;社区也可以培育其成员的信任和合作精神,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和“搭便车”行为。总之,单位型社区向生活共同体型社区的转变,可以有效地提高其成员的社会凝聚力,培育人们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增强个人的责任感,促进和谐社会关系的建设。

二、社会网络变迁的宏观社会结构分析

毫无疑问,中国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动是社会网络资本结构变迁的直接原因。

第一,城乡居民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夫妻及其未婚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等退居次属地位。在核心家庭中,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自然成为家庭关系的轴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又恢复了家庭的部分经济功能,表现在以家庭或家族为经营主体的个体、私营或民营企业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蓬勃发展。家庭经济功能的发挥,通常首先是以核心家庭而不是大家庭作为经营单位的,即使在由几个家庭共同经营的经济实体中,也往往以独立的小家庭作为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在家庭事务的决策上,夫妻具有几乎平等的发言权。因为在家庭经济实体的投资和经营中,夫妻双方是作为共同的合伙人或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

第二,单位制度和单位组织的弱化。改革以前的单位组织发挥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功能。在改革之前的中国城市社会,大多数社会成员工作于大大小小的单位组织中,由于单位组织赋予“单位人”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从生存、安全、发展、自尊以至自我实现的全面需求,并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从而控制他们的行为,进而形成了组织依赖国家、个人依赖单位组织的双重依赖,国家也依赖于形形色色的单位组织来实施控制整个社会的宏观目标。在转型之前的中国城市社会,人们只要进入一个单位,特别是国有和集体单位,那么他就获得了终身的保障,在生活必需品短缺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许多单位实际上被称为一个个规模不等的小社会。单位组织为其成员提供的福利或保障涵盖了生存和发展的各个方面,可以概括为“从生包到死”、“从头包到脚”的全方位保障。另一方面,单位组织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直接地决定了单位人的利益和行动策略,特别是在单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领导”和“下属积极分子”之间的庇护或依附性关系,与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忠诚密切结合,形成了单位体制中经济与社会资源分配的“有原则的特殊主义”,存在于单位组织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的关系网络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单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纵横交织的关系网络,特别是上下级之间的庇护或依附关系是单位人获得稀缺资源的一种重要的非制度方式。总之,单位组织对单位人所提供的全方位的保障是单位人对其所属单位产生强烈依赖和服从的根本原因,从而也是转型以前的中国城市社会网络中,同事关系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社会结构之根源。

但是,随着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一些新的结构性要素正逐步产生并日益发展壮大,从而对集政治、经济与社会功能于一体的单位制度、单位组织和单位现象造成了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单位制度。这种改变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个社会逐渐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再分配体制下由国家直接控制和统一分配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计划体制逐渐松动,而市场或其他资源配置机制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和社会资源占有和分配的可以替代的机制,从而打破了过去由国家及其所隶属的各级单位垄断资源配置的单一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或多元化对中国城市单位体制的影响表现为:单位及其单位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活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 2)单位体制、单位组织和单位现象的弱化,使得个人对于单位组织的依赖也大大弱化,从而对于中国城市的基本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在微观的社会结构领域,就是同事关系在城市居民社会网络中的重要性下降,同事关系(包括与工作单位中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对于个人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获得不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单位成员也不必为了自己的资源获得或地位提升而处心积虑地在单位中建立并谨慎地经营社会关系网络。从资源获得的角度来看,单位已经不再是满足其成员全方位需要的“小社会”,人们的许多需要可以在单位以外,通过市场或社会网络等其他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途径得到满足。(3)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或多元化,弱化了单位成员或个人对于所属单位的依赖性。单位体制和单位组织管理及其运行方式的改变,外资、民营、私营以及各种“无行政级别”或“无上级主管部门”的新型社会组织的不断涌现,使得原来的单位成员有了更多的职业选择和社会流动的自由,脱离了原有单位组织对个人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才或职工“部门或单位所有制”的状况。同时,市场化的发展,使人们不必依赖单位就能在市场上获得生活必需品,紧俏商品的概念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也正在改变过去由单位包办一切的传统方式,个人和单位(或由单位代表国家)共同承担的社会保障模式正在向医疗、失业和养老等专业社会保险领域扩展。与此相对应,单位对于个人的直接控制范围也正在逐步缩小。对于个人而言,无论是经济资源还是社会资源的获取,除了单位渠道以外,还有其他的制度性或非制度性的途径可供选择。大量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家和形形色色的自由职业者就是通过脱离单位体制而实现了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升,这是社会机会结构多元化的直接后果。

第三,社会机会结构的增加。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从宏观层次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各种社会娱乐、休闲服务场所的大规模发展(比如社区活动中心、体育场馆、健身俱乐部、歌舞厅、酒吧和网吧等) ,以及各类志愿性团体(比如各种专业性团体、志趣性团体)的大量涌现,使人们在家庭和工作单位以外建立新的社会联系,并进而发展为密切关系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休闲活动场所和社会团体的增多,自然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交往机会。一般而言,每一种休闲场所和志愿性社会团体所吸引的成员,在社会人口特征和经济地位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类似性。某些社会团体的成员在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等方面的趋同性自然大于那些非成员。同先赋性的亲属关系相比,朋友关系是后天获致的结果,且朋友之间的关系更趋于平等和均衡。如果说朋友之间存在着种种的社会交换,那么这种交换更可能是互惠式的。

三、新时期社会网络资本再造中面临的挑战与抉择

毋庸讳言,社会网络资本作为市场和层级制之外的另一种机制,无论在个体行动者的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中,还是在中观和宏观层次的社会行动者的集体行动中,都发挥了明显的积极功能。但是,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网络资本的投资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

第一,对社会网络资本的消极功能认识不足。正如A. 波茨所指出的,社会网络资本的负功能表现在四个方面: (1)阻碍该群体之外的其他人获得为该群体控制的特定社会资源。换言之,使特定群体的成员更为方便地涉取某种稀缺资源的强关系,意味着非群体成员在涉取这种资源时必须要付出更昂贵的代价。(2)个人所属的群体或社区的封闭性,将会阻止成员的创新能力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3)整个群体从社会资本获益,是以牺牲和限制个人自由为代价的。社会联系的加强,必将导致个体服从群体,甚至令个体消失于群体之中的局面。(4)由于少数民族或劣势群体共同的敌视和反对主流社会的经历,在群体团结得到巩固和保持被压制群体成员基本稳定的同时,使更有野心和创新精神的成员被迫离开其熟悉的群体和社区。简言之,社会联系能够极大地控制个人的任性行为,并提供涉取资源的特许渠道;但是社会联系也限制了个人自由,并通过特殊的偏爱阻止局外人进入获取同一资源的渠道。社会网络资本消极作用的产生,与其积累和投资于特定的群体或社会空间密不可分。

第二,人们过多地投资于高密度的亲缘和地缘等“强关系”网络,不注重“弱关系”网络的构建,形成了封闭的低质量的社会网络资本。经济领域企业组织的家族化、宗族化倾向,不仅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且阻碍了现代诚信体系的建设。西方学者将此称为“企业的关系化”;乡村社区中宗族势力的复兴不仅损害了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而且也不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和真正的民主参与精神;对小集团利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过度强调,不仅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也不利于社会整合;对人际关系的过度强调的传统和个人在建构自己的社会资本时权力的广泛介入,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缺乏法治精神。社会网络资本和政治资本的结合成为腐败的催生剂,破坏了清正廉洁政治的基础。

第三,网民间的不信任、非理性以及缺乏自治力是制约虚拟组织中社会网络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互联网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网民之间的相互猜疑、缺乏信任。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是组织(或群体)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一个组织的成员再多,只要成员之间缺乏信任,这个组织只能是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乌合之众;同现实世界中一样,志趣相投的人在网上的联合会放大团体思想而压制独立的思考,导致对个别天才创造性思想的压制,使社会失去活力。同时,社区和社区之间被壁垒区隔开来,对整个网络社会的社会资本都会产生消极影响。这种集体的、自以为是的团体思想会带来集体的非理性后果,还可能从网络上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整合产生不利影响,一些意见领袖很可能会受到网络世界传递的信息的误导,使他们作出错误的选择。

总之,社会网络资本是市场和层级制之外协调社会组织与成员关系的另外一种机制,限定社会网络资本发挥作用的空间和范围,优化社会网络资本的结构,在法制和制度基础上积累现代公民社会基础上的社会网络资本,扩大民间组织的广泛参与性和行动的有效性,赋予各种草根组织以制度上的合法性,用普遍主义的诚信替代传统的特殊主义的信任,解决纵向关系网络中的“过度社会化”和横向关系网络中的“低度社会化”困境,将促进中国和谐社会关系的建设。

责任编辑:李　聆

原文出处：《社会》2008年第3期（第28卷）

 张文宏：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网络资本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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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宏  2008年12月18日 13:49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作者：张文宏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对社会网络资本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方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进而改变了中国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本文试图分析由宏观社会结构变迁所引起的社会网络资本结构、功能及其运作机制的变化,以期对转型时期社会网络资本投资中面临的挑战和抉择作出初步的分析。

一、社会网络结构与功能的变化

社会网络资本指嵌入在个体或团体行动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网络资本的结构发生了如下显著的变化。

第一,社会网络的构成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改革初期,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与宗族关系在人们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回归,但是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并不是费孝通先生所概括的“差序格局”的简单再现,这种差序格局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表现在横向的夫妻关系取代纵向的亲子关系成为中国亲属关系网络的主轴。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同事关系在社会支持网络中的重要性下降,以自致性为特征的朋友关系和其他非先赋性关系的重要性开始上升。

第二,社会网络的规模不断扩大,趋同性下降,异质性上升,社会网络的密度趋于弱化。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和多元化,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几乎没有禁区,人们的交往半径不断扩大,由此造成了城乡居民社会网络规模的逐步扩大。与此相一致,社会网络成员在性别、年龄、教育、职业、阶层等方面的类似性正在逐步减少,而与之相对的网络异质性正在不断增多,因而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的质量提高。从互惠性、交往频率、情感深度等方面来衡量,社会网络正在从“强关系”向“弱关系”过渡。

第三,社会群体参与的复合性正在经历着从高到低的变化。社会群体参与的复合性高,是指属于某个群体的成员使你自动成为另外一些群体的成员,亦即社会网络成员的角色与团体成员身份的多重复合。从社会网络的结构来看,一个人的亲属同时又可能是他的同事、邻居、朋友、同学或同乡。从社会网络所发挥的功能来看,人们的工具性支持网络、情感性支持网络和社交网络的成员是高度重合的。而社会群体参与的低复合性,是说人们的社会网络成员的角色正在趋于多元化,各类支持网络的功能也正在趋向于单一化。

第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网络存在着明显的区隔和不平等。大量实证调查的数据表明,社会阶层地位对人们的社会资本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体力工人的社会交往是在比较狭窄的社会空间内进行的。他们更可能在阶层内部交往,不大可能与其他阶层的人交往,他们在社交上处在边缘和孤立的状态,是该阶层政治和经济地位下降的真实反映;官僚精英也呈现出独特的阶层内交往特征。这意味着尽管干部阶层仍然占据着资源和机会分配的中心位置,但是在与不同职业阶层建立联系方面并不占据核心位置;在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之间,存在着一种若即若离的交往模式,说明收入相似的群体和个人之间,管理权力发挥着阶层隔离的作用。经济管理精英在社会网络方面占据中心位置,在联系不同职业阶层方面并不发挥关键作用。虽然阶层内交往是任何阶层的社会成员构建、维持和发展社会交往中的一种主要倾向,但是也同时存在着“职业阶层相互隔离”、“阶层间互相渗透”和“阶层间梯次交往”三种倾向。

第五,虚拟网络成为城乡居民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新华网公布(2008-4-23)的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的数据,截至到2008年2月,我国网民数达2. 21亿,超过美国居全球首位。对新增网民的构成分析表明,在2007年新增加的网民中,向各层次扩散的趋势明显: 18岁以下和30岁以上年龄较大的网民增长较快;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网民增长较快;低收入人群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互联网;快速增长的农村网民成为新增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新增的网民中有2917万来自农村,占新增网民的近四成。截至2007 年12 月底,我国农村网民数量达到5262万,年增长率达到127. 7%。商务、政务、娱乐、通信、交友、求职、招聘、信息发布与获取等等在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工作、生活和休闲方式都可以在虚拟网络中找到。总之,计算机网络代表着中国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的一个崭新时代,许多持有新规则和实践的社会行动者直接参与了各类社会资源的流动和共享。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说:“网络在保持工业技术扩张人的社会本质的张力的同时,提供了人与人之间更高的亲合力。互联网对人的亲合,并不像农业生产力那样让人损失社会化张力,同时避免了工业生产力因为张力过度造成的社会断裂,使人性本身在扬弃以前文明的基础上得到提升。”由此,网络社会群体成员间的“感情联系”,使其具有现实社会“内群体”的特征。但网络社会内群体既包括以个人为中轴构建的关系网络,又存在不同内群体之间的交叉与重叠现象,存在网站间的联接打破内群体界限的现象等,因此它比现实社会内群体更具有开放性与异变性。另外,网络社会内群体成员间之所以能够产生较强的“亲合力”,是因为现实社会层级结构中强化的身份、地位和权力等等,在网络社会环境中被忽视了,即“平等”在互联网世界里被放大了。

第六,个人层次上的社会网络正在向中观层次的民间组织(及社区)扩散。据何增科统计, 2005 年,中国各类社团总数达到8802343个,包括NGO、NPO、民办非企业单位、学生社团、社区文娱团体、业主委员会、网上社团等各种草根组织,其中多数是未注册的民间组织。民间组织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组织化形式,反映了社会的自主性和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社会资本,是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一种有效机制。中国的许多民间组织是依靠组织发起人和积极成员个人的社会网络建立和维持的,其所拥有的社会声望、人格魅力以及潜入在其社会关系中的社会资源,对于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随着单位制的逐步弱化和住房商品化的推进,中国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向生活共同体的变迁。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体现在同事、上司和下属不再构成社区成员的主体。社区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民间组织,是人们依照地域开展社会活动的真实空间,是居民社会生活的共同家园。社区建设作为社会网络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向,可以将分散的个人信息积聚起来,根据社区成员的表现而实施奖惩;一个设计良好的社区制度可以监督其成员的行为,提高个人的责任感;社区也可以培育其成员的信任和合作精神,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和“搭便车”行为。总之,单位型社区向生活共同体型社区的转变,可以有效地提高其成员的社会凝聚力,培育人们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增强个人的责任感,促进和谐社会关系的建设。

二、社会网络变迁的宏观社会结构分析

毫无疑问,中国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动是社会网络资本结构变迁的直接原因。

第一,城乡居民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夫妻及其未婚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等退居次属地位。在核心家庭中,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自然成为家庭关系的轴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又恢复了家庭的部分经济功能,表现在以家庭或家族为经营主体的个体、私营或民营企业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蓬勃发展。家庭经济功能的发挥,通常首先是以核心家庭而不是大家庭作为经营单位的,即使在由几个家庭共同经营的经济实体中,也往往以独立的小家庭作为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在家庭事务的决策上,夫妻具有几乎平等的发言权。因为在家庭经济实体的投资和经营中,夫妻双方是作为共同的合伙人或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

第二,单位制度和单位组织的弱化。改革以前的单位组织发挥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功能。在改革之前的中国城市社会,大多数社会成员工作于大大小小的单位组织中,由于单位组织赋予“单位人”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从生存、安全、发展、自尊以至自我实现的全面需求,并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从而控制他们的行为,进而形成了组织依赖国家、个人依赖单位组织的双重依赖,国家也依赖于形形色色的单位组织来实施控制整个社会的宏观目标。在转型之前的中国城市社会,人们只要进入一个单位,特别是国有和集体单位,那么他就获得了终身的保障,在生活必需品短缺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许多单位实际上被称为一个个规模不等的小社会。单位组织为其成员提供的福利或保障涵盖了生存和发展的各个方面,可以概括为“从生包到死”、“从头包到脚”的全方位保障。另一方面,单位组织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直接地决定了单位人的利益和行动策略,特别是在单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领导”和“下属积极分子”之间的庇护或依附性关系,与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忠诚密切结合,形成了单位体制中经济与社会资源分配的“有原则的特殊主义”,存在于单位组织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的关系网络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单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纵横交织的关系网络,特别是上下级之间的庇护或依附关系是单位人获得稀缺资源的一种重要的非制度方式。总之,单位组织对单位人所提供的全方位的保障是单位人对其所属单位产生强烈依赖和服从的根本原因,从而也是转型以前的中国城市社会网络中,同事关系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社会结构之根源。

但是,随着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一些新的结构性要素正逐步产生并日益发展壮大,从而对集政治、经济与社会功能于一体的单位制度、单位组织和单位现象造成了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单位制度。这种改变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个社会逐渐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再分配体制下由国家直接控制和统一分配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计划体制逐渐松动,而市场或其他资源配置机制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和社会资源占有和分配的可以替代的机制,从而打破了过去由国家及其所隶属的各级单位垄断资源配置的单一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或多元化对中国城市单位体制的影响表现为:单位及其单位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活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 2)单位体制、单位组织和单位现象的弱化,使得个人对于单位组织的依赖也大大弱化,从而对于中国城市的基本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在微观的社会结构领域,就是同事关系在城市居民社会网络中的重要性下降,同事关系(包括与工作单位中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对于个人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获得不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单位成员也不必为了自己的资源获得或地位提升而处心积虑地在单位中建立并谨慎地经营社会关系网络。从资源获得的角度来看,单位已经不再是满足其成员全方位需要的“小社会”,人们的许多需要可以在单位以外,通过市场或社会网络等其他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途径得到满足。(3)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或多元化,弱化了单位成员或个人对于所属单位的依赖性。单位体制和单位组织管理及其运行方式的改变,外资、民营、私营以及各种“无行政级别”或“无上级主管部门”的新型社会组织的不断涌现,使得原来的单位成员有了更多的职业选择和社会流动的自由,脱离了原有单位组织对个人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才或职工“部门或单位所有制”的状况。同时,市场化的发展,使人们不必依赖单位就能在市场上获得生活必需品,紧俏商品的概念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也正在改变过去由单位包办一切的传统方式,个人和单位(或由单位代表国家)共同承担的社会保障模式正在向医疗、失业和养老等专业社会保险领域扩展。与此相对应,单位对于个人的直接控制范围也正在逐步缩小。对于个人而言,无论是经济资源还是社会资源的获取,除了单位渠道以外,还有其他的制度性或非制度性的途径可供选择。大量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家和形形色色的自由职业者就是通过脱离单位体制而实现了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升,这是社会机会结构多元化的直接后果。

第三,社会机会结构的增加。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从宏观层次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各种社会娱乐、休闲服务场所的大规模发展(比如社区活动中心、体育场馆、健身俱乐部、歌舞厅、酒吧和网吧等) ,以及各类志愿性团体(比如各种专业性团体、志趣性团体)的大量涌现,使人们在家庭和工作单位以外建立新的社会联系,并进而发展为密切关系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休闲活动场所和社会团体的增多,自然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交往机会。一般而言,每一种休闲场所和志愿性社会团体所吸引的成员,在社会人口特征和经济地位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类似性。某些社会团体的成员在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等方面的趋同性自然大于那些非成员。同先赋性的亲属关系相比,朋友关系是后天获致的结果,且朋友之间的关系更趋于平等和均衡。如果说朋友之间存在着种种的社会交换,那么这种交换更可能是互惠式的。

三、新时期社会网络资本再造中面临的挑战与抉择

毋庸讳言,社会网络资本作为市场和层级制之外的另一种机制,无论在个体行动者的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中,还是在中观和宏观层次的社会行动者的集体行动中,都发挥了明显的积极功能。但是,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网络资本的投资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

第一,对社会网络资本的消极功能认识不足。正如A. 波茨所指出的,社会网络资本的负功能表现在四个方面: (1)阻碍该群体之外的其他人获得为该群体控制的特定社会资源。换言之,使特定群体的成员更为方便地涉取某种稀缺资源的强关系,意味着非群体成员在涉取这种资源时必须要付出更昂贵的代价。(2)个人所属的群体或社区的封闭性,将会阻止成员的创新能力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3)整个群体从社会资本获益,是以牺牲和限制个人自由为代价的。社会联系的加强,必将导致个体服从群体,甚至令个体消失于群体之中的局面。(4)由于少数民族或劣势群体共同的敌视和反对主流社会的经历,在群体团结得到巩固和保持被压制群体成员基本稳定的同时,使更有野心和创新精神的成员被迫离开其熟悉的群体和社区。简言之,社会联系能够极大地控制个人的任性行为,并提供涉取资源的特许渠道;但是社会联系也限制了个人自由,并通过特殊的偏爱阻止局外人进入获取同一资源的渠道。社会网络资本消极作用的产生,与其积累和投资于特定的群体或社会空间密不可分。

第二,人们过多地投资于高密度的亲缘和地缘等“强关系”网络,不注重“弱关系”网络的构建,形成了封闭的低质量的社会网络资本。经济领域企业组织的家族化、宗族化倾向,不仅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且阻碍了现代诚信体系的建设。西方学者将此称为“企业的关系化”;乡村社区中宗族势力的复兴不仅损害了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而且也不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和真正的民主参与精神;对小集团利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过度强调,不仅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也不利于社会整合;对人际关系的过度强调的传统和个人在建构自己的社会资本时权力的广泛介入,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缺乏法治精神。社会网络资本和政治资本的结合成为腐败的催生剂,破坏了清正廉洁政治的基础。

第三,网民间的不信任、非理性以及缺乏自治力是制约虚拟组织中社会网络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互联网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网民之间的相互猜疑、缺乏信任。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是组织(或群体)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一个组织的成员再多,只要成员之间缺乏信任,这个组织只能是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乌合之众;同现实世界中一样,志趣相投的人在网上的联合会放大团体思想而压制独立的思考,导致对个别天才创造性思想的压制,使社会失去活力。同时,社区和社区之间被壁垒区隔开来,对整个网络社会的社会资本都会产生消极影响。这种集体的、自以为是的团体思想会带来集体的非理性后果,还可能从网络上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整合产生不利影响,一些意见领袖很可能会受到网络世界传递的信息的误导,使他们作出错误的选择。

总之,社会网络资本是市场和层级制之外协调社会组织与成员关系的另外一种机制,限定社会网络资本发挥作用的空间和范围,优化社会网络资本的结构,在法制和制度基础上积累现代公民社会基础上的社会网络资本,扩大民间组织的广泛参与性和行动的有效性,赋予各种草根组织以制度上的合法性,用普遍主义的诚信替代传统的特殊主义的信任,解决纵向关系网络中的“过度社会化”和横向关系网络中的“低度社会化”困境,将促进中国和谐社会关系的建设。

作者：张文宏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