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呈现出行政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分化发展趋势。对此，相关研究者运用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公益伦理三种分析视角，来理解社会组织的发展动态，推进社会组织研究。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认为社会组织高度依赖于国家逻辑，通过把国家置于更具体的治理意愿和制度环境之中，理解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与国家逻辑视角一样，市场逻辑这一新兴的分析视角同样遵循外部环境决定社会组织发展的分析思路，讨论了市场逻辑对社会组织的影响，相关研究意识到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彼此配合和补充，构成对社会组织的双重约束机制。上述分析视角主要从外部环境要素理解社会组织，而公益伦理分析视角则聚焦社会组织内部的伦理认知及其对维持组织内部活力和对外自主的重要意义。总的来看，上述分析视角互相补充、逐步深入，分别关注了影响社会组织运作的内外部要素，有助于解释社会组织多元分化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社会组织；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公益伦理

作者简介：董慧娜（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导论

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情境下，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深受国家治理意愿和制度安排的影响，政府已经成为社会组织最重要的资源和制度来源。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非营利组织正在积极借鉴与新公共管理、市场化相关的价值理念，表现为更高的专业化追求以及对市场化的组织目标和话语体系的借鉴，以符合市场和政府变革的新自由主义演变趋势。中国社会组织也在近几年出现了类似的转变，国内基金会率先实践和推广市场化运作模式，希望社会组织提升组织效率、绩效和社会影响力，逐渐走上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不过，市场化的发展模式引发社会组织内部争议不断，反对者认为，市场化破坏了社会组织的社会性本质，使其遭受来自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侵蚀。

中国社会组织正在受到来自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这表现为组织行政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分化发展趋势。大量的地方性社会组织高度依赖当地政府的资源支持，成为提供公共服务、提升政府绩效的帮手。但部分社会组织也开始拓展资源来源，减少对政府的依赖，争取自主发展空间；同时，也有草根组织为了维持组织的社会性本质，致力于扎根地方社会，服务公众的实际需求，高度警惕国家和市场权力对自身的改造。

从理论层面来看，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研究主要讨论国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其他分析视角尚未得到充分拓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早期研究将中国社会组织锚定在以法团主义和公民社会理论为主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之中。随着该分析框架逐渐丧失经验解释力，近年来学界研究从结构分析转向行动分析，关注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互动过程的经验研究大量涌现，出现了“国家中心”的分析转向，强调国家在权力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过于强调国家机制使得研究者难以有效解释社会组织内部存在的争议和分化。研究者应该拓展更多元的分析机制和理论，来理解丰富的经验现实。本文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组织研究领域正在形成三种相互作用的分析视角，分别是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公益伦理，这拓展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二、国家逻辑

新制度主义理论旨在揭示组织与环境的关系逻辑，从制度及其逻辑变化角度研究组织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制度逻辑作为某一领域中稳定存在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行动机制，诱发和塑造了这一领域相应的行为方式。早期研究者主要把国家视作内部无差异的整体结构，后续研究强调国家内部存在不同政府层级、部门以及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和权力的冲突和分化。

基于此，国家制度逻辑是指在社会组织领域，基于国家及其代理人的治理意愿，创造并维持的稳定存在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行动机制。总的来看，国家逻辑在当前中国社会组织面临的多重复杂的制度逻辑中居主导地位，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结构性条件，具有强制性、规制性的特征。

基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视角，现有研究围绕国家逻辑的分析视角主要形成了两种研究思路。部分研究延续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问题意识，讨论中国政府对社会组织发展具有的控制或支持的治理意愿；另有部分研究基于组织社会学的理论脉络，侧重讨论国家提供的制度环境，亦即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实践如何影响社会组织的运作和发展。

（一）治理意愿

研究者在延续早期理论界对政社关系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本土分析框架，以便更细致、准确地理解国家的治理态度。“分类控制”模式认为中国政府形成了分类控制这一支配体系，根据组织的社会服务能力和对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性两种属性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之后有学者进一步提出“行政吸纳服务”的概念，认为以往研究过于关注政府“控制”的面向，而忽略了“支持”的面向，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融合，国家“支持”与社会组织“配合”构成理解国家治理取向的核心机制。上述概念指出，国家对社会组织存在支持或限制的差异化治理意愿，但这些研究背后的假设是将国家视为能够计算利益的整体理性人，忽视了政府的内部差异以及政府行为的复杂性。

2012年前后，随着国家治理转型的不断推进，社会组织管理重心经历了从中央向地方转移的过程，地方政府普遍借助购买服务和社会组织孵化培育这两种制度安排实现对社会组织的制度化管理。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出现了从“分类控制”到“嵌入型监管”的转变，国家可以利用“嵌入”机制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与管理，“分类控制”只是“嵌入型监管”模式的部分体现。从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监管意愿和能力两个维度来看，“嵌入型监管”体现在四个方面：较高的制度化水平、较强的合法化吸纳能力、明确的重点识别和区分以及多元化的管理手段。另外，有研究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双向嵌入”的关系——社会组织在资源、合法性、制度支持方面嵌入于国家，而国家的意志与目标又嵌入在社会组织的运作中，从而实现提升治理绩效的目标。随着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不断深入，政府赋权社会组织，为其创造了制度化的发展机会，社会组织作为政府的得力助手，有助于提升治理绩效，两者的关系朝着彼此赋权的良性互动关系推进，“嵌入—赋权”模式被视作建构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现实选择。

综上所述，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治理意愿具有复杂分化的特征，在保持制度化管理和控制的基础上，又呈现出互相依赖、嵌入、合作等多种互动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研究者意识到政府内部的条块分割、层级区分以及地域区分都是导致政府对社会组织差异化的治理态度、策略和实践的重要原因，政府治理结构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加深了国家治理意愿的复杂性，影响着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发展的节奏。

（二）制度环境

在组织社会学视角下，制度环境是指“一个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组织发展受到制度环境的形塑。相关研究着重讨论国家所提供的制度环境及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比如有学者借助“模糊发包”概念讨论了社会组织面临的整体性制度环境，认为当前地方政府提供给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具有风险控制、技术治理和工具主义的特征，这导致社会组织的发展呈现出以公共服务型组织为主体、工具主义发展逻辑、公共性缺失以及高度嵌入地方行政网络的特征。

具体来看，现有研究普遍把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化模式视作国家提供给社会组织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政府购买服务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的产物，基于新公共管理理念，中国引入购买服务制度是希望把竞争机制和绩效导向的理念引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制度化关系之中。研究表明，购买服务带来了社会组织发展的竞争性，这有助于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化、专业化的项目运作和组织管理，提高服务效果。

但相关研究发现，购买服务制度的实际运作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尽管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强调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时采取“公开择优”的竞争筛选原则，但由于制度的针对性和操作性模糊，在实际执行中，地方政府往往优先选择本地注册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跨区参加公益招投标项目的命中率很低。购买服务制度实际上导致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单向度权力控制，而非平等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者进一步揭示了政府购买服务制度背后的行政发包体制逻辑。政府购买服务往往以政府部门内部的需求作为依据，基于多层级行政发包体系的不同运作状态，也就是基于不同的治理情境和条件、约束等，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会在三种状态间调整：（1）强化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助手角色，兼顾风险控制；（2）强调风险控制，适度发挥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功能；（3）社会组织成为基层政府灵活性和弹性的来源，政府与组织之间边界模糊，组织属性趋同。

而且，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的运作过程中，社会组织普遍面临强制度约束、对政府组织过于依附、组织边界模糊、专业标准难以维持等问题，难以真正融入社会治理网络中发掘并提供符合社会实际需求的服务，服务效果不佳。对此，学者们主要从改善制度安排、超越技术治理的国家逻辑方面提出解决方案，比如关注购买服务实践中出现的社会组织发展缺少竞争、鼓励垄断、项目招标不够公平透明等问题，以及运用政党跨领域、跨体系组织优势推动系统改革，努力推动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向下负责。

（三）理论假设及其局限

由上所述，围绕国家逻辑展开的相关研究以国家为中心，将国家视作具有内部差异性的治理主体以及制度环境提供者，建构出诸多具有解释力的中观概念和机制，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也被推向更为具体、精致的分析层面。同时，这一研究取向也引发学者们对其忽视社会组织及其成员能动性的批判。比如相关研究普遍强调社会组织在与政府合作过程中拥有自主性的重要性，而在案例研究中则呈现为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匮乏，以及当研究者用“国家分析”替换“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时，社会组织未被视作独立的分析对象。

总的来看，上述研究始终共享着两个基本的理论假设。第一，尽管现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国家与社会对立二分的分析框架，但国家力量始终被视作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根本要素，研究结论也常常回到对政社关系的讨论之中。第二，无论是借助政治社会学还是组织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多数研究都将社会组织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社会组织被视作内部无差异的统一整体，组织成员被假定为服从于特定理性动机的理性人，其理念和行动可以从组织或者制度环境特征中得到充分解释，无关乎个体的主观认知。然而，正如下文所述，这些假设可能约束着研究者关注并讨论社会组织市场化、专业化发展动态的能力。

三、市场逻辑

在中国社会组织研究领域，市场机制及其影响经常被作为背景性知识一笔带过，市场要素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即使把市场要素纳入研究视野，研究者也主要从宏观层面理解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但在2015年左右，市场和资本开始在公益领域寻求发展机遇，并大力倡导公益市场化、规模化的发展理念，部分研究者开始将市场视作除国家之外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独立要素，市场主体深度参与到社会组织的发展变革之中。

市场逻辑是指在社会组织领域，市场主体凭借自身的资金、技术和影响力优势，创造并不断推广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和相应的行动机制，主要表现为以国内基金会、网络平台为代表的大型机构倡导社会组织借鉴商业思维和企业管理模式，希望通过资助和管理过程提升社会组织的运作效率、绩效和社会影响力。

实际上，国家也在借鉴市场逻辑，购买服务制度便是引入市场化思路的产物。国家和市场都希望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化、专业化和效率化运作。不过，正如上节分析所提到的，政府购买服务的过程中存在国家逻辑侵蚀社会组织专业性等不足，由此造成服务效果不佳等问题。相比之下，市场有着独特的资助和管理逻辑，更看重培育社会组织的竞争力、服务项目的影响力和服务规模。本节主要讨论区别于国家逻辑的市场逻辑如何影响社会组织的发展。

（一）对社会组织场域的塑造

目前，国内基金会尤其是资助型基金会对市场运作模式高度认同，被视为市场逻辑的主要载体。研究表明，基金会主要是借助概念创新、价值理念传播以及最为关键的资助实践三种策略机制向社会组织部门输入市场逻辑。基于自身的话语和资源优势地位，基金会大力倡导“科学公益”“影响力规模化”“公益产业链”等概念，借鉴西方现代公益的创投资助模式，促进部门的机构、人才以及行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与发展，强调参与和陪伴，关注影响力、可持续性、低成本和绩效成果。社会组织被期待借鉴商业思维和管理模式，走向专业化、市场化的发展道路。同时，基于影响力规模化理念对公益项目提出了低成本、可复制和影响力等要求，发展相对成熟的基金会和平台型社会组织致力于设计符合要求的公益项目，并通过配套的项目支持模式吸引更多的地方社会组织承接项目，实现公益项目的大规模推广。

在市场逻辑的运作过程中，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不断加强，研究者进一步考察了市场逻辑如何影响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研究指出，基金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资助关系具有利他的互惠性质，组织间的信任关系影响着基金会所采取的资助形式。相关研究还从制度文化角度解释了资助关系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基金会和社会组织由于早期发展路径不同，彼此存在较大的价值文化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基金会通常强调组织发展的专业化和结果导向的评估方式，而地方社会组织更关注组织的独立性及受益对象的需求，这一制度文化因素导致中国的基金会宁可自己亲自执行项目，也不愿意投入有助于地方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性工作中。而且，双方在制度文化上的差异不仅能够解释基金会对社会组织的“不资助”，同样可以帮助理解基金会与社会组织在资助关系中的“不和谐”问题。

最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公益市场化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社会组织间的关系网络不断深化，具有立体、动态特征的公益生态系统成为理解社会组织之间关系形态的重要机制。生态系统是一种新型的组织场域，被定义为一个动态的、有目标的价值创造网络，信息、资源和创新在系统内有效流动，网络内的参与者在中介角色的协调作用下共同创造价值。基于价值共识、资源共享机制，公益生态系统正在国内社会组织部门中走向成熟，该判断也在一些研究观察中得以印证。有研究认为，自然、民间和政府三种力量分别建立起三种系统结构，共同支配着中国公益生态系统的运作；也有研究将市场化取向的社会组织生态发展现象理解为“社会价值链”（social value chains），包括一线执行组织、支持型组织、资助机构和提供基础设施的组织。这四类社会组织可以从下游到上游建立一系列链状的互动与协作，以期大规模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和创造社会价值。此外，研究者以遵循市场逻辑的平台型社会组织为例，分析平台型社会组织如何以公益项目的大规模、低成本推广为目标，打造出以功能分化、价值联合为主要特征的组织合作网络。

总而言之，市场逻辑正在社会组织场域的建构中发挥重要影响，有效建构着社会组织及其内部运作结构、各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场域等不同组织层面的互动关系。

（二）资本公益的破坏性

在以基金会为载体的市场化兴起的同时，资本公益现象——主要表现为网络公益和企业家公益现象——也同样引人注目。无论是一线社会组织还是基金会，都被迫卷入资本的运作之中。资本家凭借其财富、话语、商业管理以及技术优势，一跃成为公益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代言人，他们希望借助市场和商业思想改造本土公益的理念和组织运作模式。相关研究致力于讨论资本及其意识形态如何影响社会组织的公益理念和组织运作，从而揭示出资本公益对公益社会性的消解作用。

如今，无论是在全球语境还是在中国语境下，慈善资本主义成为解释资本公益的关键概念。慈善资本主义是指自21世纪以来，资本家们试图借助自身巨量的财富和影响力，为社会组织领域引入商业思维，创新公益模式，发挥其造福社会的巨大力量。有研究认为，西方慈善资本主义现象也正在中国国内兴起，具有资源优势的慈善资本家通过直接创办基金会、社会企业，或者作为背后的出资方，积极倡导公益市场化理念。他们希望引入商业思维，提升中国社会组织运作的效率和社会影响力。

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讨论了资本和技术联手打造的网络公益这一现象。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官办社会组织面临运作不透明、缺乏有效监管、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等质疑。资本公益声称将以技术化、去中介化的方式解决中国公益事业的信任危机，打造出包括“水滴筹”“腾讯公益日”等在内的网络公益项目，一度掀起全民公益的风潮。资本平台基于自身强大的流量生态，连带性吸纳多方主体参与其中，包括作为募捐主体的社会组织和基金会、作为捐款方的企业与个体等。平台被期待帮助社会组织筹款、开拓专业化发展空间、增强社会合法性和知名度。

实质上，技术并非中立，资本逻辑控制着技术规则，为公益项目和社会问题设置规则和标准，打造出一个各种不幸相互竞争的爱心超市。捐款者是超市消费者，组织不得不将自身和项目视作有待出售的产品，通过项目包装来吸引大众捐款，消费主义逻辑在此过程中浮现。平台算法逻辑、商业利益以及消费主义文化正在把“同情文化”改造为越来越功利的数字游戏和朋友圈的爱心表演。结合数据统计，在每年的网络众筹活动中，获得捐款最多的均是大型社会组织和基金会巨头，关注劳工/流动人口等议题的边缘社会组织被排挤，社会组织间的不平等、歧视和分化问题被进一步激化。可见，技术和资本合力打造的平台公益似乎并不能真正传播利他、平等的公益本质，而是扭曲着公益文化，用消费主义逻辑消解公益本质，用竞争逻辑再造不平等。

总的来看，市场逻辑深刻影响着社会组织的发展，但其影响具有正负两面性。一方面，市场化运作有利于社会组织拓展资源来源、增强组织的专业性和彼此的协作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政策倡导。同时，研究者注意到，随着资本渗透到公益市场化的发展过程中，公益的社会性本质遭到消解和破坏。资本主导可能引发社会组织的使命漂移，被迫转变为类似于营利企业的资源追逐机器。

（三）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关系

随着市场逻辑在社会组织的发展变革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逻辑不再是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唯一具有强制性和规制性特征的制度逻辑，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讨论。

从国家法律规定层面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于2016年相继颁布，《慈善法》的颁布意味着国家对本土基金会的政治管控日益常规化，基金会逐渐被纳入政治议程中。《管理法》的出台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国内的合法性身份，但研究表明，这项法律的实际运作使得国内社会组织对境外组织持有更加敏感和谨慎的态度，境外组织资源进入中国的难度加大。

至此，在国家的制度化引导下，国内市场部门顺势承担起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资源支持的责任，在社会组织领域寻求发展机遇，市场和政府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最重要的资源和制度来源。研究指出，市场逻辑由于符合国家关于社会福利供给多元化的战略目标获得了来自国家的制度性认可。以基金会和平台企业为主的市场主体在资助和管理过程中遵循并迎合政府的治理意愿，甚至主动充当政府和地方社会组织之间的中介。国家和市场在资助理念和组织管理方面具有相似性，二者对公益议题、项目设计、绩效要求和管理方面的标准趋于一致，都强调效率和绩效。但这进一步导致中国社会组织无法直面社会问题产生的结构性原因，而是被引向片面关注微观社会问题解决与微小社会需求满足的发展方向。

上述研究似乎指向同一个结论，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彼此配合、相互补充，构成对社会组织的双重引导与管控。但由于目前学界关于市场逻辑影响的分析刚刚起步，已有研究还不足以解释政府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究竟构成了一种竞争关系、补充关系还是替代关系。这一问题未能解决也导致学者们难以有效评估日益兴盛的市场化模式对社会组织发展的长远影响。

四、公益伦理

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分析视角都是从外部环境要素出发解释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社会组织及其成员被视作服从组织或制度环境约束的理性人，这一假设对个体丰富的心灵做了非常简单的理解。本文发现，近期的研究开始关注社会组织内部的伦理理念，认为公益伦理深刻影响着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价值理念和行为选择，有力地挑战了上诉分析视角所秉持的理性选择范式。“伦理”概念具有明显的文化意味，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和社会规范等内涵，也表示行动过程和结果，强调伦理是个体在面对各异的生命情境时，通过相关的行动而形成的存在。

基于伦理分析视角，研究要素从社会组织面临的外部环境转向内部伦理，分析重点也就转化为如何理解公益伦理及其对社会组织内部运作和对外行动的影响。现有研究一方面讨论了外部权力关系对公益伦理的建构作用，另一方面关注社会组织自身公共性取向的伦理内容，以及组织内部的伦理认知与来自外部权力主体的伦理输出之间的冲突。

（一）自上而下的伦理建构

现有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伦理建构过程受到国家和市场两大权力主体的影响。国家和市场正在自上而下地推广符合自身意愿的公益伦理，而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积极回应也是实现伦理建构的重要环节。

自古以来，中国重视对公益慈善伦理的塑造，以此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中国古代的慈善机构，比如善堂善会等多在官方支持下运作，其主要功能除了救济贫民外，便是依据儒释道的思想传统教化民众，维持社会秩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雷锋精神为代表的集体主义志愿精神盛行，到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转型，原先强调纯粹利他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念受到排斥，国家开始倡导个人收获与履行公民责任并重的现代公益伦理。国家主导的现代公益伦理契合了公益行动者的价值需求，它们往往渴望打破常规，参与更有意义的活动，在公益实践中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学习新技能、寻求自我发展。

研究发现，当前国内的文明城市建设工作成为国家建构公益伦理的重要治理技术，以社区为基础的城市治理和热爱公益事业、讲文明、有素质的党员和市民群体构成文明城市的重要内容，党员和市民被鼓励参与到与社区治理相关的公益服务之中，成为对自我和他人负责、具有公益服务意识、为城市的精神文明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新自由主义公民。国家和政府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宣传主流价值观、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组织逐渐成为政府部门推动公益慈善道德化、社会责任个体化的重要助手，政府将越来越多的责任转移给个体或者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成员作为现代公益伦理的核心受众，需要积极地做出回应，把内化的公益伦理运用到组织内部生活和对外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之中。研究表明，特定的伦理观念会在社会组织成员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加强，也将有效地改造、强化新加入成员的理念认知，进而影响到组织结构、制度设置和项目运作。同时，研究者也意识到，社会组织成员的公益行为难以超越国家主流意识框架，只能在符合主流规范的范畴内寻求自我改造和个体的公共性成长。以一个读书协会成员的伦理实践为例，组织成员基于追求“真正自我”、不断“上进”的伦理认同，推动个人脱离家庭的限制，积极融入集体，为社会和国家创造符合公共需求的贡献。

此外，市场作为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往往与国家意志保持一致，资本主导的公益形态中同样充斥着新自由主义公益伦理。有研究以腾讯平台发起的“微信运动”这一网络公益项目为例，指出网络公益实质上代表了一种市场驱动、企业赞助和消费者授权的新自由主义治理形式，迎合了中国年轻人自我完善、自我管理的需求，试图在一个既符合市场逻辑又顺应国家意志的制度框架内塑造出自我负责的公民。但这实际上忽视了那些被帮助的人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这一更根本和深层的结构性因素。而且，资本主导的公益具有一种去政治化的“伪行动主义”特征。在中国语境下，这主要表现为关乎社会正义的议题去除了公众的质询和讨论，转化为技术官僚可以解决的治理问题，或者成为公益明星们的一呼一哭或一条微博，社会问题无需进一步诉诸其他层面的讨论和改革。

支持市场导向的组织管理者还试图在社会组织内部形塑一种市场化的公益伦理，充满社会价值和意义的公益工作被描述为需要使用企业文化的工具来计算、衡量和实现的事情。社会组织将商业领域推崇的“狼性文化”引入组织内部，希望员工成为具有商业管理和运营能力的职业公益人，具备敏锐的洞察力、时刻充满危机感和竞争意识，深刻影响着员工的工作体验。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和市场两大权力主体正在自上而下地建构和推广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公益伦理，努力使其成为约束、规范和评估社会大众和社会组织成员理念和行为的道德准则。与此同时，当特定的公益伦理被相关行动者感知和内化，转化为改变自己、服务他人的伦理信念，个体就会有意识地将自身作为伦理主体，积极实践和反思，寻求自我的成长。

（二）公共性取向的公益伦理

近年来，国家和市场主导的公益伦理深刻影响着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公益理念和行为模式，但其传播和推广过程并非顺利无阻，甚至可能与社会组织内部独特的公共性取向的伦理认知产生冲突和矛盾。新托克维尔主义是公民社会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话语，关注到结社活动以公共生活和价值为导向，在此过程中平等、自由等民主原则得到实践，人们的心灵得以充实，公共性的再生产成为社会组织的内生动力。“公共性”是规避极端个人主义的基本路径，个人价值只有在群体互动中才能得到彰显。

在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背景下，社会组织承担着促进公共性生产和建设的重要使命，现代公益既有助于培育超越私人关系网络的“公共空间”，也是塑造现代公民的有效途径。公共性生产始终是社会组织的本质性追求，这深刻地表现在社会组织的伦理实践之中。比如近年来，社会组织部门内部兴起了关于“规模化”还是“小而美”的公益伦理之争。反对意见旨在维护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主体的独立地位和社会价值取向，比如认为随着大量市场资本涌入社会组织领域，公益人只谈效率和规模。而且，效仿商业逻辑将导致非政府组织独立精神的消失，使其受到来自国家和市场的双重规训，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将导致中国80%以上的非政府组织面临生存危机。由此可知，对行业发展路径的争论背后蕴含着社会组织对自身公共性取向的伦理坚守。

此外，研究者进一步讨论了社会组织日常运营过程中的伦理理念。有研究梳理了草根公益人的相关话语，发现其与政府和市场倡导的公益理念相反，民间社会组织强调与市场和政府保持距离、抵制科层化和专业化运作，更侧重从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求伦理依据，将公益视作小的善行、在助人的活动中开展个人的精神修炼之旅以及强调从中获取的幸福感。另外，有研究发现，从事生命道德事业的社会组织成员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伴中开展工作，在奉献中体验到生命情动力本身的飞扬与实现，实践着一种不断为善而进取的伦理生活。总的来看，社会组织内部有着差异化的伦理认知，比如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善行观、基于国际人道主义的生命道德观以及公民社会的价值主张，这些构成了社会组织保持内在活力和对外自主的重要基础。

但随着国家和市场所倡导的公益伦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市场和国家逻辑保持距离的社会组织在话语和实践方面都受到严重排挤。一方面，他们被公益精英批评为固守一种落后保守的“阿Q心态”，不思进取。另外，在实践过程中，如果社会组织与地方政治精英存在价值理念冲突，还可能丧失权力主体的信任，最终导致项目的失败，社会组织惨淡退场。面对主流话语的排斥和压迫，部分社会组织选择进一步自我边缘化以“保持纯洁”。大多数社会组织则被迫顺应政府与市场的吸纳逻辑，将自身改造为符合科层化、专业化要求的组织样态。研究表明，专注生命道德事业的社会组织逐渐发现自身无法在资源更为丰富、更具有影响力的主流社会组织部门中获得认可。而且，随着项目制度的生存环境逐渐转变为被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组织已经出现被项目推着走的情况，缺少了为最初设定的愿景与使命而奋斗的热情。

综上所述，社会组织公共性取向的伦理认知与国家和市场主导的现代公益伦理存在矛盾和冲突，面对强势的国家和市场的伦理输出，社会组织仍然坚守着公共性取向的公益伦理。另外，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公益事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多元伦理冲突使得无论是国家、市场还是民间力量，在推广自身秉持的公益伦理的过程中都面临来自其他理念的阻碍，导致公益事业难以真正嵌入基层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困境可以从伦理分析视角得到解释。

五、总结与展望

通过梳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本文发现，除了国家逻辑这一主流的分析视角，市场逻辑和公益伦理两种新兴的分析视角正在形成，多重分析视角互相补充、逐步深入，分别关注了影响社会组织运作的内外部要素，敏锐地捕捉到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场域存在的市场化、专业化以及伦理冲突等发展特征（见表1）。

总的来看，围绕国家逻辑的研究普遍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国家逻辑，研究者通过把国家置于更具体的治理取向和制度环境之中，细致地解释了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和发展模式。与国家逻辑视角一样，市场逻辑这一新兴的分析视角同样遵循外部环境决定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的分析思路，但市场逻辑在完善社会组织场域以及破坏公益的社会性本质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复杂化了社会组织面临的外部环境。此外，研究进一步表明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相互配合和补充，构成对社会组织的双重约束机制。不同于上述分析视角主要讨论外部环境要素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公益伦理的分析视角关注到社会组织内部的伦理要素。研究表明，国家和市场不仅是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化的外部环境要素，还深入社会组织内部的伦理建构过程之中。不过，国家和市场的伦理输出与社会组织自身的伦理取向存在冲突，对公共性伦理的坚守成为社会组织保持内在活力和对外自主的重要基础。

最后，结合上述讨论，本文进一步梳理出三个具有潜力的研究方向，希望促进社会组织研究视角的丰富化和多元化，拓展社会组织研究视野。

（一）重新审视国家—市场—社会三元分析框架

随着研究者将市场力量作为独立影响要素纳入社会组织研究领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政社关系分析框架遭到挑战，国家—市场—社会三元分析框架获得重新审视的机会。实际上，强调市场、国家和社会相互独立的划分方式早已在现当代理论中获得支持，比如葛兰西在继承和批判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建构的“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三分结构，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对资产阶级国家权力通过政党、经济团体对公共领域的扭曲和入侵的分析。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置身新自由主义浪潮之中，市场更是与国家一起构成了侵犯社会力量的外在他者，将市场维度引入对社会组织的结构分析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市场和资本涉足公益事业，在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占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和资源控制力，继而参与到解决特定社会问题、推动国家政策变革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为学界重新评估政商、市社关系、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研究机遇。例如，基于市场逻辑的分析视角，评估市场力量对社会组织的组织结构、运营模式等过程的实际影响，澄清政府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的关系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关乎市场力量能否有效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长期由国家主导的社会建设过程中切实发挥作用。

（二）转向文化主义范式

公共性是社会组织部门的重要特征，公共性的再生产是社会组织得以维系的内部动力。但以往研究往往把社会组织的兴起视作对中国特定的制度和权力结构的策略性适应，忽视了组织成员丰富的情感、价值和伦理等文化性需求。但本文关于公益伦理的分析表明，社会组织成员的伦理认知和实践不仅深刻影响着社会组织的行为逻辑和结果，还为解释公益事业的推广困境提供了重要启发。

因此，本文认为，未来研究需要重视情感、价值和伦理等文化内容对社会组织运作逻辑的影响，这一思路与近年来组织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相契合。研究者可以通过关注文化性机制的生产、传播与实践，解释组织成员的价值认知以及社会组织的制度逻辑变迁。另外，直接关注社会组织成员及其主观认知的研究不多，少数关注个体伦理的研究也主要是针对单个社会组织的个案研究，尚未覆盖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因此，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及其成员是否形成了不同的伦理认知，以及差异化的价值观是否在单个社会组织内并存，又是否导致组织内部成员间的价值冲突，继而影响组织的生存和发展。

（三）关注社会组织的内部运作

随着社会组织的市场化、专业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被吸纳到社会组织部门，参与社会组织愈发成为个人的职业选择，也是个体实践伦理信念的重要方式。因此，本文认为，后续研究还应该深入讨论针对社会组织成员的动员和管理机制，继而阐释社会组织的内部运作如何建构社会组织相应的发展特征。

未来研究可以广泛借鉴组织社会学、劳动社会学、职业社会学以及知识社会学等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将阶级、意识形态、性别、劳动过程以及知识生产与运作等分析机制纳入研究范畴，更充分地考察组织内部的政治性、经济性和文化性运作过程，继而全面呈现这些运作机制如何形塑着现代职业公益人的伦理信念、职业认同、生活方式及其反映出的更深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内容。这一研究方向使得社会组织研究从关注外部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转向关注组织内部的政治运作如何塑造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其问题意识摆脱了政社关系分析范式，由内而外地理解社会组织现象有助于建构更具解释力的中观理论。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建设》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