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的演化逻辑：理论回顾、困境与展望

李孔岳

来源:《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0期

自格伦•劳瑞（Glen Loury,1977）提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概念以来，罗伯特•普特南等都对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多年来，社会资本理论发展迅速，然而，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目前仍然没有统一的定义。

自格伦•劳瑞（Glen Loury,1977）提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概念以来，罗伯特•普特南等都对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多年来，社会资本理论发展迅速，然而，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目前仍然没有统一的定义，导致社会资本的分析方法以及测量没有统一的标准，社会资本仍然面临着产权归属以及价值决定方面的理论困境。

一、资本内涵与外延的扩展

古典经济学的资本主要指物质资本，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资本的内涵与外延获得了扩展，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先后被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一）从物质资本到技术资本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一国国民财富的增长，即经济增长。李嘉图则关注国民财富的分配研究，即“全部土地产品在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名义下”如何在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和从事耕种的劳动者这三个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分配。然而，无论是国民财富的生产还是分配，都要依赖于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交换，斯密用“看不见的手”解释了市场交换过程最终会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即“萨伊定律”所表示的均衡状态。

新古典经济学抛弃了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开始专注规模经济研究。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型，长期来看，如果一个国家人口不增长或负增长，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然而，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工业化国家国民收入逐年递增，人口增长相对缓慢，甚至负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型无法解释这种现象。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哈罗德—多马模型有一个隐含假设——劳动与资本的比例、资本与产量的比例固定不变。到了20世纪50年代，人们针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存在的问题，开始用生产函数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差异现象以及经济增长的源泉。索洛（Robet M.Solow,1957）将技术进步因素引入生产函数，强调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丹尼森（Denison,1985）等人又在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中把增长率的“余值”归结为技术进步的结果，从而巩固了索洛的观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已经意识到人的各种能力可以作为资本了。但是，斯密的这一智慧火花很长时间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哈罗德—多马更是强调劳动与物质资料（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的重要，并将这两种生产要素扩展到对宏观经济增长的研究。索洛包含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将投入要素由劳动、资本、土地逐渐延伸到劳动、资本、土地、技术。于是，资本概念第一次从物质资本扩展到技术资本，但是，技术资本仍然依附于物质载体，技术资本仍然是广义的物质资本。

（二）从技术资本到人力资本

1960年，西奥多.W.舒尔茨（Schultz，1960）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强调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生产要素的利用率，正式把人力资本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且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的认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罗默（Romer，1986）和卢卡斯（Lucas，1988）等人又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专业化知识、技术创新、劳动分工、人力资本、技术扩散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他们构建了内生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突破了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减的限制性假定，充分解释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

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一方面完善了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使得经济学家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解释更加科学；另一方面也使得“资本”内涵与外延再一次扩展，人本身的各种能力也可以看作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增加自身能力的投入来增强自己的人力资本，从而获得更大的回报。于是，资本可以脱离物质实体而存在，为社会资本的提出奠定了词源基础。

（三）从人力资本到社会资本

按照罗默和卢卡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如果一个地区有同样的生产要素投入、同样的技术水平、同样的人力资本积累，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一样的。在诺思（North，1973）看来，技术创新、教育和资本积累等并非经济增长的源泉，它们都是经济增长本身，一个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提供适当的有效率的制度（尤其是财产权利制度）来刺激个人行动，促使私人收益接近于社会收益。没有明确的产权制度，私人经营及其收入就没有合法保障，或者说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和提供个人经营的刺激，工业革命就不可能产生。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制度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为突出，西方工业革命的变革过程，与私人财产地位的变革有很强的关联性。

罗伯特.普特南对意大利进行了长达20年的研究，发现区域文化不同，正式制度运行绩效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

诺思把技术创新、教育和资本积累等看作经济增长本身，更注重正规的、成文的制度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罗伯特.普特南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正规规则方面，而且更体现在非正规规则方面。诺思意义的制度已经具有了资本的内涵，但是，制度绩效的发挥则依赖于地区文化。地区文化的差异会使得物质资本的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本的协调效应出现偏差，进而导致制度绩效出现差异，经济增长出现差异。在这种背景下，地区文化本身也变成了资本，资本的意义��外延第三次得到扩展。资本不仅可以脱离物质实体而存在，也可以不依附于人本身，这种形式的资本就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仅可以提高物质资本的配置效率，而且可以协调各种人力资本，促使人力资本产生合作效应，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二、社会资本研究的理论困境

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学家和政治学家解释经济增长、企业成长以及制度绩效的差异找到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工具。但是，由于社会资本内涵的不统一，社会资本不可能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那样有着明确的产权归属关系，这又会导致社会资本价值决定面临很大的理论困境。

（一）社会资本概念的非统一性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内涵和外延相对明确，不同学科的定义相对统一。然而，社会资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则存在很大差别，学者们由于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视角不同，对社会资本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与外延。

普特南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5）主要从地区文化层面定义社会资本。普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特别强调公民精神），并用公民精神的差异来解释意大利南北民主制度运行绩效的差异。福山围绕信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文化对信用的作用来定义社会资本，强调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人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这种社会资本的积累不是来自于理性投资，而是来自于宗教、传统、习俗等积累过程。

格伦•劳瑞、皮埃尔•布迪厄、詹姆斯•科尔曼、罗纳德•博特则从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层面定义社会资本。格伦•劳瑞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家庭关系与社区的社会组织之中，这是导致不同种族人力资本差异的根源。皮埃尔•布迪厄明确提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某种持久的网络占有密不可分，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公认的体制化网络。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不是单一体，而是处于社会结构之中的某些方面的共同体，社会资本不仅是增加个人利益的手段，也是解决集体行动的重要资源。罗纳德•博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为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亦即结构洞的社会资本。

林南则从个体层面来定义社会资本，强调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因此，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汲取或动员的资源。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沿着林南思路，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通过社会联系获取社会稀缺资源并由此受益的能力。

（二）社会资本的产权

物质资本的所有权属于所有者，物质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具有可分离性（Berle  and  Means，1932），人力资本产权具有不同于非人力资本产权的特征，人力资本的产权天然地属于其所有者（周其仁，1996）。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经济学的解释比较清晰，但是社会资本的产权归属与产权特性则非常模糊。

普特南和福山用地区文化和信任界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产权只能属于某一地区，并没有明确的主体。采用这种社会资本的概念，虽然可以相对清楚地解释制度绩效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但是让人感觉是用一种宏观现象解释另一种宏观现象，缺乏微观基础。结构层面的社会资本侧重于从个人行为的约束条件思考问题，把社会资本看作社会关系网络本身，结构意义的社会资本是一种静态意义的资本，忽视了资本本身的投资与追求利润的本性。这种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具有俱乐部产权属性，网络内部成员可以占有社会资本的好处，且内部成员对社会资本的使用并不会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降低网络中的其他人所能享有的社会资本，网络外的成员则不能获得和使用该社会资本。林南意义的社会资本以个体为中心，把社会资本看作是个人利用已有的社会关系或通过关系运作建立广泛社会关系而汲取资源的一种资源。可以说，林南意义的社会资本抓住了资本的动态投资和追逐利润的本质属性，且这种意义上的社会资本产权关系比较明确。

（三）社会资本的价值决定

关于物质资本的价值决定问题，19世纪70年代，以杰文斯（Jevons，1871）、门格尔（Menger，1868）和瓦尔拉斯（Walras，1874）为代表的学者掀起了一场边际革命。物质资本的价值由边际产值决定，这已成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共识。

关于人力资本的价值决定问题，虽然存在诸多争论，但是人力资本的间接定价理论基本达成经济学的共识。周其仁认为，资本增值的真正来源是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企业家才能是“未来收入增长的源泉”，这种才能本身就是一种“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定价可以通过喊价与还价在“企业家市场”自动达成，企业家才能的均衡价格是合法喊价权交易的结果。然而，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非常高，企业家才能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又非常强，通过市场为企业家才能定价的交易费用极其高昂，因而，企业家才能直接定价难以实现。既然人力资本相对于非人力资本更难监督，那如何为人力资本定价呢？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1972）的团队生产理论，明确地表示通过赋予人力资本所有者剩余索取权可以间接地为人力资本定价。杨小凯和黄有光（1933）认为，度量从事难以捉摸的管理活动所付出的努力及其产出水平要花费极高的成本，结果提供管理服务的劳动的交易效率远远低于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因此，对管理服务直接定价的成本过高，最好让管理者获得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管理者的剩余索取权体现了管理服务的间接价格。

关于社会资本的价值决定问题，由于其概念的不统一及其产权归属关系不清，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人们往往针对具体研究的问题而设计指标对社会资本进行初步地测量。普特南主要利用组织的类型、组织的数量、组织的密度与组织的参与人数来间接测量一个地区的社会资本。这种测量不但与普特南所定义的社会资本内涵不吻合，而且测量本身也面临着问题。李路路(1995)、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以企业家为中心测量社会资本，虽然明确了社会资本的产权主体，但是既定的社会资本与其创造的价值之间的理论研究仍然没有突破性进展，社会资本的价值决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结论与展望

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虽然亚当•斯密已经意识到人的各种能力具有资本的含义，但是并没有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古典经济学的资本主要是指物质资本，它是一种能够生产产品和带来价值���殖的产品，主要包括土地、劳动、物质资料等生产要素。索洛模型针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不足，用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投入要素也由劳动、资本、土地逐渐延伸到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资本内涵第一次从物质资本扩展到了技术资本，但是，技术资本仍然依附于物质载体，技术资本仍然是广义的物质资本。舒尔茨将人力资本概念正式纳入经济学的体系后，资本的物质属性改变了，资本的内涵与外延获得了第二次扩展，资本可以脱离物质实体而存在，人本身的各种能力也可以变成资本。然而，人力资本的增强不仅依赖于个人的天赋，更依赖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结构和家庭背景，良好社会结构和家庭背景有利于增强个人的人力资本。另外，个人的社会环境、结构和家庭背景不同，同样的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程度也不一样。于是，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结构和家庭背景等因素也变成了一种资本，这种资本既可以不依附于物质实体，也可以不完全依附于个人，资本的内涵与外延第三次获得扩展，结果社会资本的概念就被创造出来。

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的，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我们才能理解具体经济活动的内容和形式（Granovetter&Mark，1985；周雪光，2003）。所以，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开始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学家、政治学家重新重视那些被忽略，却对经济生活有重要影响的非制度性因素。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开启了学者的视野，为解释经济增长、企业成长以及制度绩效的差异增添新的工具。但是，按照经济学的逻辑，要把投入要素当作资本，必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资本的产权归属;二是资本的价值决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权清晰，物质资本的价值由其边际产值决定，人力资本的价值采用剩余索取权的方式间接定价，这已经形成理论共识。然而，由于社会资本的概念不统一，分析方法的多样性，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仍然面临两大困境：一是社会资本的产权归属问题；二是社会资本的价值决定问题。今后，社会资本要成为各个学科的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就应该坚持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就应该建立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统一与规范的社会资本概念，这将有利于社会资本的产权界定、价值决定等深层理论问题的探讨，推动社会资本理论体系的完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