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志愿服务中青年学生的参与驱动力分化研究

——基于共青团组织凝聚青年现状研究(2016年)的调查数据

宋辰婷

《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6期

摘要:运用共青团组织凝聚青年现状研究(2016年)的数据，本研究分析了影响当代中国青年学生参加共青团志愿服务驱动力分化的因素。通过因子分析，根据因子中不同载荷的意义，研究提取了“外生功利性因子”“内生非功利性因子”“内生功利性因子”和“外生非功利性因子”4个因子。通过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发现，在社会关系网络机制作用下，组织培训程度、志愿者之间的关系强度等社会群体特征与参与度的关系显著;在志愿服务参与动机的作用下，内生非功利性因子、外生非功利性因子和外生功利性因子与参与度关系显著。即，影响青年学生在共青团志愿服务中的参与程度的因素多为自致性因素，背后的动机也呈现复杂的分化。

关键词:志愿服务;中国青年学生;参与驱动力

青年学生是共青团志愿服务中的重要群体，他们一直弘扬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积极活跃在志愿服务的第一线。与此同时，目前许多高校还普遍存在着“义工学分制”和“不完成义工不能拿奖学金”等规定。那么，在当前利益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青年学生参与志愿活动的动机是否单纯，是否符合志愿精神的内涵?青年学生在志愿服务的参与动机上是否发生了分化?如果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具体是什么?本文将通过实证数据分析，对影响青年学生共青团志愿服务参与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因子分析辨别青年学生在志愿活动中的参与驱动力分化结果。

一、青年学生共青团志愿服务参与的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

1.两种社会特征:社会群体特征与社会背景特征

影响志愿服务参与度的因素类型很多，其内在作用机制也较为复杂。就个体志愿服务行为来说，国内外研究影响志愿服务参与度的因素主要分为以下3个维度:一是组织层次的因素，即组织财务和时间支持[1][2]、组织的奖励措施[3]和组织的信息支持[4][5]等组织层次因素会影响组织内成员的志愿服务行为;二是志愿服务的特征，即志愿服务的不同隶属单位[6]、志愿服务的具体内容[7][8]、志愿服务的意义感[9]、志愿服务的设计[10][11]等志愿服务的特征因素会影响个体参与该志愿服务的程度;三是个体的社会背景特征，即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宗教信仰[12]、人格特质[13]等社会背景特征会影响个体的志愿服务参与度。

根据以往研究，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差异性因素都可能构成社会成员参与性行为选择的社会特征变量。分别与“先赋性”和“自致性”相对应，研究将“性别”“民族”“年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定义为“无意而得”的社会背景特征，将“受教育程度”“组织方的培训程度”“社会关系网络”“志愿服务参与动机”定义为“有意获取”的社会群体特征。因为本研究更侧重关注青年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能动性，所以这两者的区分使得我们将社会背景特征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处理，而将社会群体特征作为本研究的“自变量”处理。进一步，研究需要考虑的是，具备个性化特征的社会群体特征如何与青年学生志愿服务参与行为选择产生因果联系，即本研究的“自变量”(社会群体特征)与“因变量”(志愿服务参与度:从来没有参与志愿服务、偶尔参与志愿服务、多次参与志愿服务)是如何发生因果关系的。

2.两种驱动力机制:社会关系网络与志愿服务参与动机

出于志愿服务的公益性和无偿性，对志愿服务参与的驱动力的研究不可忽视，只有明确了志愿服务参与的驱动力机制，才能从本质上认识志愿服务，并构建起长效的志愿服务制度。当前，国内外对志愿活动的参与驱动力研究分为两种取向:一是从功能角度解释驱动力机制;另一种是从动机来源解释志愿服务行为。

1970年代以来，志愿活动的参与驱动力研究经历了志愿服务是利他或利己的大讨论[14]。90年代末，克拉瑞等打破了这场大讨论，从功能主义视角提出，志愿服务具有提升自我、价值观传递、理解世界、社会交往、职业发展和保护性等6项功能[15][16]。目前国内大量的青年学生志愿服务的研究均应用该理论及相关量表进行驱动力研究[17][18]。而动机理论更关注的是引起和维持个体的志愿服务参与活动，并使个体参与统一朝向某一目标的内部动力[19]。有的国内学者把志愿服务参与动机划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种[20]。有的国内学者以中国志愿服务中的自发参与和组织化动员为划分维度，把参与动机分为以报恩或自我实现需要为出发点的主动参与和群体压力下的被动参与等两种类型[21];还有的国内学者以外在诱因和志愿者个体的内在需求为参照指标，把参与动机分为盲目型、交往型、回报型、学习型和理想型等5种类型[22];与日常生活中的其他社会行为相比，志愿服务行为的无偿性、自愿性和公益性特征更加明显。基于此，动机研究是志愿活动参与驱动力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这也正是动机理论与功能理论相比的优势所在。但是，动机研究也存在研究类别单一、研究标准主观、动机与行为研究割裂等弊端。于是，目前在国内，带有“工具主义”的功能理论似乎更占有理论市场，但是任何一种“单向度”的理论视角都不足以对当前中国青年学生复杂的志愿服务的驱动力机制提供足够说服力的解释。只有充分考虑国内志愿服务参与的本土特色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整合中国青年志愿者动机中的三观、兴趣、爱好等内在驱动力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外在驱动两种属性，才能充分反映出中国青年学生志愿服务参与的驱动力机制。

基于这些考量，我们引入“社会网络关系”和“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作为相对应的两种驱动力“因果关联机制”展开分析。社会关系网络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系统概念，关系网络“嵌入于”中国人的社会行动。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是外在环境和个体努力的共同结果。在志愿服务参与中，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非正式的关系网络，能够为个体提供情感、物质、人力等各方面的社会支持，成为青年学生志愿服务参与的重要驱动力机制之一。在本研究中，作为驱动力机制之一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保留了动机理论的主体内涵，但是不再强调动机的主观性，而是认为参与动机的形成是个体和外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3.研究假设

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中，“资源”是构成“游戏机会的函数”的主要变量[23]，同时，这种资源也构成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本要素。在本研究中，这种“游戏机会”就是青年学生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机会。受教育程度是指个人接受国家正式教育的年限、学历和综合素质的水平，组织方的培训程度在问卷设计中包括权利与义务培训、服务技能培训、规章制度培训和礼仪培训等4个维度。以上两者都增加了青年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行为砝码。于是，我们选取受教育程度、组织方的培训程度这两个问卷中具有典型资源性质的变量，建立青年学生的社会群体特征与志愿服务行为选择之间关系的研究假设。研究假设1如下:

假设1-1在当代中国，处于越高教育程度的青年学生，越容易更多地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假设1-2在当代中国，组织方的培训程度越高，越容易使青年学生更多地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不仅来源于网络中的资源，也源于网络结构本身。个体在一个关系亲密的社会网络中，很容易提高利用与他人或机构的关系而获取对自身有利的知识和资源的能力[24]。不论是这种关系亲密感，还是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能力提升，都可能使社会关系网络成为青年学生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重要驱动力机制。与参与志愿服务相关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正式与非正式两大类[25]，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通常来自家庭、朋友，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自社区、机构和工作单位。本调查中，对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问卷设计涉及其他志愿者、从事志愿者管理工作的工作人员和志愿服务对象3类非正式社会关系。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人的影响没有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直接，但是根据社会关系理论，仍可以推测，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紧密程度和志愿服务参与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2:

假设2-1在当代中国，青年学生与其他志愿者的关系强度越高，越容易更多地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假设2-2在当代中国，青年学生与从事志愿者管理工作的工作人员的关系强度越高，越容易更多地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假设2-3在当代中国，青年学生与志愿服务对象的关系强度越高，越容易更多地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不同的青年学生群体的参与动机也可能是影响他们志愿服务参与度的重要因素。对于志愿服务参与动机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继续了利己性动机和利他性动机的理论讨论，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例如，通过对美国红十字会455名志愿者的调查，弗瑞克等发现，老年志愿者的动机更倾向于利他，青年志愿者的动机更倾向于利己;但在中国研究中，涂敏霞等学者发现志愿者动机更多来自集体主义和利他驱动[26]。同时，还有学者开展了内生性动机和外生性动机的讨论，例如，通过对文化背景不同的6个国家的5794名学生的志愿者服务动机的研究，莱丝里·休斯廷克丝等发现相比社会力量的影响，志愿活动的参与更多地由个人自身决定[27];中国研究也显示，相比外在诱因，青年志愿者对偏向自身内心需求的动机的认同程度更高[28]。

根据以往研究结果，多数研究认为青年学生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呈现多元化，并且，青年学生群体对于利己性动机的认同度高于利他性动机，对于内生性动机的认同度高于外生性动机。青年学生群体对于动机的认同度越高，动机才越具备成为他们参与志愿服务的驱动力，动机的差异性可能会导致志愿服务参与度的差异。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3:

假设3在当代中国，青年学生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呈现多元化，持有不同动机的青年学生选择志愿服务活动的参与度的行为倾向不同。

二、青年学生共青团志愿服务参与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1.数据和模型设计

(1)数据基本情况

本文赖以分析的数据是共青团组织凝聚青年现状研究(2016年)的原始数据。该调查为网络填答问卷，由组织方发放网络链接，组织被调查者通过网络终端自行填答。调查内容是关于青年群体，主要是青年学生群体对共青团组织、团干部以及对共青团工作的看法、评价和感受，调查对象主要为中国青年群体，共完成有效样本6048个。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选取了本数据库中的5184个子集。这些子集是青年群体中的学生群体，即选取了职业选择为“全日制学生”的子群体，去除了其他职业类型。在此基础上，我们去除了存在数据异常的样本，共得到5184个子集。

(2)变量描述统计

对于个人的社会背景特征“性别”“民族”“年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和社会群体特征“受教育程度”“组织方的培训程度”“关系网络结构”，以及提取“外生功利性因子”“内生非功利性因子”“内生功利性因子”“外生非功利性因子”。

为避免极值影响，减少各个群体频次差异，研究主要依据数据库中教育程度分布的大致情况，对教育程度进行重新划分，将调查对象合并成4个高低有序的群体:高中及以下、大专(含在读)、大学本科(含在读)和研究生(含在读)及以上。另外，“组织方的培训程度”包括“接受组织方的权利与义务培训情况”“接受组织方的服务技能培训情况”“接受组织方的规章制度培训情况”和“接受组织方的礼仪培训情况”4个自变量。“关系网络结构”包括“与其他志愿者”“与从事志愿者管理工作的工作人员”和“与志愿服务对象”3个自变量。通过对原问卷中的10项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研究得到了测量“志愿服务参与动机”的4个因子。

在样本容量为5184的样本中，因变量“参与志愿服务次数”选择“从来没有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是8%，选择“偶尔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是53.8%，选择“参与过多次志愿服务”的比例是38.2%。其中，控制变量中的“性别、民族、政治面貌、宗教信仰”为定类变量，“年龄”为连续变量;自变量中的“与其他志愿者的关系强度、与管理人员的关系强度、与志愿服务对象的关系强度”为连续变量，其他自变量均为定序变量。

2.模型设计

我们采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来检验多个主体特征变量的效应，考察社会群体因素在社会关系网络与志愿服务参与动机等驱动力机制作用下与“参与志愿服务次数”的函数关系。鉴于被解释变量为志愿服务参与度的多分类变量，有“从来没有”“偶尔参与”和“参与过多次”3个类别。我们以“参与过多次”为参照类别建立Logit模型。

控制变量在本研究中是表示个体社会背景特征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宗教信仰等变量。社会群体特征变量包括:社会关系网络机制，包括受教育程度、组织方的培训程度(由“接受组织方的权利与义务培训情况”“接受组织方的服务技能培训情况”“接受组织方的规章制度培训情况”和“接受组织方的礼仪培训情况”4个自变量相加而得，作为连续变量处理，取值越大代表组织方的培训程度越高)、关系网络结构(包括“与其他志愿者的关系强度”“与管理人员的关系强度”“与志愿服务对象的关系强度”)等变量;志愿服务参与动机机制，包括外生功利性因子、内生非功利性因子、内生功利性因子、外生非功利性因子等4个从原始变量提出的因子。

除组织方的培训程度、关系网络结构外，研究将其他变量转换成为虚拟变量。对于模型中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变量，根据研究假设对志愿服务驱动力内容的界定，在数据库中选取10个变量作为指标进行测量(如表1所示)。为了达到降维目的，简化“志愿服务参与动机”的测量指标，研究建立了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本研究以碎石图和特征值作为提取因子的标准，采用最大平衡值法并经过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以特征值大于1，因子负载大于0.5作为采纳标准。旋转结果显示10个变量都进入了因子分析，数据结果显示:样本充分性KMO测试系数是0.804，样本分布的Bartlett球形卡方检验值是19277.641，显著性水平P是0.000，证明该样本适合因子分析。

如表1所示，以特征值>1为抽取原则，共提取了4个因子。累计因子可解释总方差贡献率为74.841%，并且每个变量在各自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0.60，表明本研究中的数据具备较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根据4个因子中不同载荷的含义，分别将这些动机因子进行命名。第一个因子包含“可以保送研究生”“暂时没有合适工作，参加志愿服务是权宜之计”“看到别人报名也就跟着报名了”等变量，共同特点是凸显了影响青年志愿者参与的外在诱因，并且也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因此命名为外生功利性因子;第二个因子包含“想了解这个领域”“想证明自己的能力”等变量，共同特点是基于青年志愿者的内在需求，但却与各自的自身利益不存在直接关系，因此命名为内生非功利性因子;第三个因子包含“可以积累政治资本，考公务员有优势”“可以增加工作经历”“可以为以后的求职就业增加砝码”等变量，共同特点是体现了志愿服务参与中青年志愿者的内在需求，且与满足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命名为内生功利性因子;第四个因子包含“通过帮助他人实现个人价值”“身边有从事志愿服务的人鼓励”等变量，共同特点是青年志愿者受到外在诱因，并且与自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命名为外生非功利性因子。

3.回归分析结果

由于因变量志愿服务参与度是包含3个范畴的定类变量，因此使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来检验多个主体特征变量的效应，并将“参与过多次”作为因变量的参考类别群体。表2给出了回归分析基于参照类别群体的两个模型，分别对应的是“从来没有”和“偶尔参与”相对于“参与过多次”的发生比效应。在模型的整体解释水平上，拟合后的R2值为29.2%，似然估计值较大，并且卡方检验显著，表明选取的社会背景变量和社会群体特征变量对志愿服务参与度有较好的综合解释力。

(1)社会关系网络机制作用下，社会群体特征变量与志愿服务参与度之间的相关性检验

如表2回归模型所示，首先，对“从来没有”参与志愿服务的青年学生的影响因素方面，在控制了性别、民族、年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后，组织方的培训程度和社会关系网络都对“从来没有”参与志愿服务的青年学生的参与度产生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却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相对于“参与过多次”志愿服务的青年学生，组织方的培训程度越高，其选择“从来没有”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越小。组织培训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青年学生选择“从来没有”的志愿服务参与度的发生比是选择“参与过多次”志愿服务的0.652倍。在关系网络结构方面，与其他志愿者的关系强度越高，青年学生选择“从来没有”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越小。与其他志愿者的关系强度每增加一个单位，青年学生选择“从来没有”参与志愿服务的发生比是选择“参与过多次”志愿服务的0.79倍。但是与管理人员和志愿服务对象的关系强度对其影响不显著。

其次，对“偶尔参与”志愿服务的青年学生的影响因素方面，同样，在控制了控制变量后，组织方的培训程度和社会关系网络对“偶尔参与”志愿服务的青年学生的参与度的影响显著，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却不显著。相对于“参与过多次”志愿服务的青年学生，组织方的培训程度越高，其选择“偶尔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越小。组织培训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青年学生选择“偶尔参与”志愿服务的发生比是选择“参与过多次”志愿服务的0.835倍。在关系网络结构方面，也只有与其他志愿者的关系强度与选择“偶尔参与”志愿服务的关系显著。关系强度越高，青年学生选择“偶尔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越小。与其他志愿者的关系强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偶尔参与”志愿服务参与度的发生比是选择“参与过多次”志愿服务的0.881倍。

综上，从不同志愿服务参与度的发生比来看，相比“参与过多次”志愿服务的青年学生，参与度范畴为“从来没有”和“偶尔参与”的青年学生，更有可能接受的组织培训程度不高，与其他志愿者的关系强度较弱。假设1中的假设1-2“在当代中国，组织方的培训程度越高，越容易使青年学生更多地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得到了验证，假设1中的其他假设没有通过验证;假设2中的假设2-1“在当代中国，青年学生与其他志愿者的关系强度越高，越容易更多地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得到了验证，假设2中的其他假设没有通过验证。

(2)志愿服务参与动机机制作用下，社会群体特征变量与志愿服务参与度之间的相关性检验

由表2可见，志愿服务参与动机对青年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度有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从来没有”和“偶尔参与”两种参与度范畴中存在差异。对于“参与动机”类变量，首先，对“从来没有”参与志愿服务的青年学生的影响因素方面，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内生功利性因子的影响不显著;内生非功利性因子、外生非功利性因子的系数为正，外生功利性因子的系数为负，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较之“参与过多次”志愿服务的青年学生，内生非功利性因子值增加1(提取的因子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取值范围在0~100之间，因子值只表示数值的大小)，其选择“从来没有”参与志愿服务的发生比率是因子值未增减群体的0.719倍;外生非功利性因子值增加1，其选择“从来没有”参与志愿服务的发生比率是因子值未增减群体的0.778倍;外生功利性因子值增加1，其选择“从来没有”参与志愿服务的发生比率是因子值未增减群体的1.370倍。

其次，对“偶尔参与”志愿服务的青年学生的影响因素方面，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同样，内生功利性因子的影响不显著;内生非功利性因子、外生非功利性因子的系数为正，外生功利性因子的系数为负，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较之“参与过多次”志愿服务的青年学生，内生非功利性因子值增加1，其选择“从来没有”参与志愿服务的发生比率是因子值未增减群体的0.906倍;外生非功利性因子值增加1，其选择“从来没有”参与志愿服务的发生比率是因子值未增减群体的0.848倍;外生功利性因子值增加1，其选择“从来没有”参与志愿服务的发生比率是因子值未增减群体的1.328倍。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参与动机的4个因子中有3个因子—内生非功利性因子、外生非功利性因子和外生功利性因子，都与青年学生的志愿服务参与度有显著关系，其中前两者与之呈现正相关，外生功利性因子与之呈现负相关。整体而言，参与动机对青年学生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度产生影响。从具体数据来看，参与动机是非功利性的，青年学生更倾向于多次参与志愿服务;参与动机是外生功利性的，相比多次参与，青年学生更倾向于不参与或偶尔参与;内生功利性的参与动机与志愿服务参与度没有显著关系。这部分验证了假设3“在当代中国，青年学生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呈现多元化，持有不同动机的青年学生选择志愿服务活动的参与度的行为倾向不同”。

三、结论与讨论

青年学生本应是志愿服务的生力军。但是，现实情况是共青团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常常达不到动员和凝聚青年学生的预期效果，青年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度并不高。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受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校园环境变迁等诸多外在因素影响，以及青年学生自身目的的内在因素的多样化影响，青年学生对于志愿服务活动的考量日益复杂，这直接影响了青年学生群体对于志愿服务活动的参与度。本研究基于“自致性”的社会群体特征，在“社会关系网络”与“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两种驱动力机制的框架下，分析了青年学生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度的影响因素，试图探讨当代中国青年学生志愿服务参与程度下降和动机复杂的原因。

本文运用共青团组织凝聚青年现状研究(2016年)的数据，分析了当代中国青年学生共青团志愿服务参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社会关系网络机制作用下，组织培训程度、与其他志愿者的关系强度等社会群体特征与参与度关系显著;在志愿服务参与动机机制作用下，内生非功利性因子、外生非功利性因子和外生功利性因子与参与度关系显著。具体而言，本研究得出了“相比多次参与志愿服务，接受组织培训程度不高、与其他志愿者的关系强度较弱、参与动机中非功利性因素较弱、外生功利性因素较强的青年学生，更容易选择不参与或者偶尔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结论。这意味着，在当代中国，在“两种因果关系机制”作用下的青年学生志愿服务的行为选择中，具有以上特征的人更可能成为志愿服务的积极分子，达到理想中的志愿服务动员青年的效果，反之，则可能使青年学生这一预期中的重要群体并不会或很少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

首先，我们认识到了青年学生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自致性”。本研究中的自变量都是“自致性”的社会群体特征变量，控制变量是“先赋性”的社会背景特征变量。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控制变量中，相较多次参与志愿活动，对“从来没有”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因素方面，性别、民族、宗教信仰对志愿服务参与度的影响都不显著，只有相比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民主党派的参与度发生比率较低，年龄对志愿服务参与度有显著影响;对“偶尔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因素方面，只有相比少数民族，汉族的参与度发生比率较低，其余控制变量对参与度影响均不显著。相比较而言，“社会关系网络”与“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两种驱动力机制下的组织培训程度、与其他志愿者的关系强度、内生非功利性因子、外生非功利性因子和外生功利性因子都对青年学生的志愿服务参与度影响显著。

其次，我们证实了部分社会关系网络形态与青年学生的志愿服务参与度呈正相关关系。假设1和假设2提出的5个假设是验证社会关系网络和参与度相关关系的假设。其中证实了组织培训程度、与其他志愿者的关系强度和参与度的相关关系，而受教育程度、与管理人员的关系强度、与志愿服务对象的关系强度和参与度的相关关系没有得到验证。这提醒我们，与志愿服务组织直接相关的关系网络对于青年学生参与的影响力更大，良好的组织内的培训效果、组织内其他志愿者同伴的密切关系都成为促进青年学生群体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的推手。泛化的由教育资源编织的网络和与基于官僚制的管理人员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充分影响青年学生的志愿服务参与度。而与志愿服务对象的关系强度和参与不存在相关关系，可能是由于青年学生的志愿服务的时间长度的限制，他们没有条件与志愿服务对象建立足够亲密的关系。

最后，我们发现了青年学生在志愿服务参与方面的“双轨动机”。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并综合国内外对志愿者动机不同维度的研究，得到的4个因子恰好符合以参与志愿服务的行为功能(从功利性到非功利性)和参与志愿服务的个体驱动力来源(从内在因素到外部因素)的双轨划分:内生功利性因子、外生功利性因子、内生非功利性因子和外生非功利性因子。通过回归分析得到，内生非功利性因子、外生非功利性因子和外生功利性因子，都与参与度有显著关系，其中前两者与之呈现正相关，外生功利性因子与之呈现负相关。内生功利性因子与参与度关系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当代中国青年学生所面临较大的学业和生活压力，加之志愿服务的公益性，使得他们自身无法从功利性维度产生持续参与志愿服务的动力。而外生功利性因子与参与度的负相关关系可以表现出，外在经济社会因素存在诸多对青年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阻力。

对于“双轨动机”，我们得到的推论是非功利性动机是动员青年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强大推动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功利性动机的内生和外生在实践中有很大区别。虽然外生非功利性动机也对志愿服务参与有促进作用，但在该动机作用下，青年学生很有可能或是出于外在环境的压力而不得不参与，或是无明确自我意识的随大流行为。而内生非功利性动机多源于青年学生助人的主观意愿，也更符合志愿精神的真正本质和内核。

因此，鉴于影响因素的“自致性”，中国共青团动员青年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有进一步完善相关措施的空间和必要性。尤其是在关系营造方面，如何增强青年学生之间的亲密度和青年学生组织的凝聚力是关键，因为这种凝聚力将会极大地提升青年学生的志愿服务参与度。在参与动机层面，应该侧重从非功利性动机，尤其是内生非功利性动机的角度进行引导，注重青年学生内在需求的挖掘和响应，培养青年一代的志愿精神。如此，才能构建青年学生志愿服务参与的内在长效动力机制，促进志愿服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宋辰婷: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wy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