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的网络结构

张康之

原文出处：《理论学刊》2008年第3期

摘　要：20世纪后期以来的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变革,促使人类社会正在生成一种基础性的网络结构,人类的政治以及社会生活都因这种网络结构的出现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对政府以及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也提出了变革的要求。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都是人类确立边界的运动,在地理的、心理的、领域的、学科的等等人类行为所及的一切方面,都要确立边界,而社会网络结构的出现,则意味着打破一切边界的历史运动起步了。社会网络结构也将改变着人类社会所拥有的空间概念,将会循着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把自然空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逻辑,推动着客观空间向主观空间的转化。因而,主观空间中的自由、平等将会彻底地扬弃以往社会空间中的等级及其中心—边缘结构。

关键词：网络技术;社会网络;边界;去中心化

一、网络技术改变了社会

检视20世纪的伟大技术成就,可以看到,网络(信息)技术是一项影响最为深远的技术发明。网络技术正在改变着我们的观念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虽然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今天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但是,它给予人类历史的推动作用已经让人瞠目。如果说在网络技术出现之前,人类历史可能百年才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话,那么在今天,五年的时间就是一个时代了,我们总感到社会节奏是那样的快,总是在未及回首的时候,一个时代就已经过去了。正是网络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加速了社会变革的进程。许多学者断定,网络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在直接的意义上被称作为信息社会,而在与近代工业社会的比照中,则被称作为后工业社会。的确如此,网络技术开启了人类历史新阶段的门扉,正在发生的一切变革都是人类迈向历史新阶段的步伐。

早在网络信息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托夫勒就预言到:“这是明天可能实行直接民主的一个最初的迹象。利用先进的计算机、人造卫星、电话、有线电视、投票技术以及其他工具,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开始作出自己的许多政治决定。”[ 1 ] ( P533)关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公众参与,福克斯和米勒作出了这样的描述:“成百上千的布告板和服务器在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上,专门从事每一件事情,从懒散的闲聊、脏话到严肃的科学和哲学思考。互联网包括一个相对严肃的系列,大多数公告牌不是用来和政治精英联系的,而是为了和处于同等地位的人保持联系用的。那些在色情消息、数学、中东政治,或者讲授社会学入门知识中寻求最新东西的人总是固执地想发现对方。这些虚拟的社区不受地域限制,更多地是依据亚文化、爱好、相互的魅力等走到一起。因此,多数人的对话意味着话语的初始形式。如果继续维持的话,它会发展成无中心的、专业化的、分小组的,还可能是不可通约的话语。寻找同类总想发展对方。所有的人聚合在一起,数不胜数的专业化群体以及同等专业化的语言游戏都有可能出现。”[ 2 ] ( P134)

事实上,网络技术向社会治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我们知道,近代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受到法制的规范,而在家庭等农业社会留传下来的生活领域则依然接受习俗的制约。但是,在社会交往以及一切社会活动中,法制的规范处于主导地位,而习俗性的制约因素越来越被边缘化。从这个历史演进过程中,我们也自然而然地获得一种启发:工业社会生成的以法制为特征的社会规范体系,在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中也将会不断地向边缘位置移动。社会交往以及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将会生长出合乎后工业社会特征的规范体系。契约、合同、依法而行等等,虽然依然是人们行为的依据和规范性因素,但是,它们不再在规范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而是不断地被边缘化和不断地受到怀疑甚至受到冲击的规范因素。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变的因素的话,那就是人们对公正、平等、正义等基本的社会生活价值的追求依然不变。一切客观性的自然和社会过程,都可以通过科学和技术的手段来加以认识和规范;而一切主观性的社会和行为过程,都需要在基本价值的发现中才能找到规范的途径。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客观性的方面,都可以实施以法治理,而对于一切主观性的方面,都是无法进行依法治理的。网络作为一个新的生活世界,更多地表现出主观性的一面,所以,一切“依法治网”的构想,都是不切实际的,唯有通过一些基本价值的确立,才能找到有效治理它的途径。同样,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也要求我们寻求全新的途径。

信息技术在组织的运行方面造成了根本性的变化,简·芳汀是这样描述的:“作为在复杂组织里管理信息以及进行信息处理的手段,劳动的职责区别和分工明确正让位于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而进行的信息建构。如果消除亚单位和人之间的人为界限,组织结构更多的任务可由信息系统承担。当亚团队开始管理更多工作并进行决策的时候,作为一种控制方式的等级制度,其重要性正在下降。这样一来,为了适应跨功能的网络机构,工作角色和工作内容变得更加富有弹性。官僚系统下,所有的单位和工作曾热衷文档管理,工作报告、员工的工作情况以及中层管理事务的全部档案被保留,以用于信息的积累和分类。许多中层管理人员处理的紧急事务是不能自动化的,这一点现在人们都清楚。但大量程序化的信息处理,先前是在复杂组织的中层机构进行,现在可由计算机完成。另外,数字文件允许信息在全球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被提取,如果信息系统是那样设计的。”[ 3 ] ( P30)

网络技术对组织机构的影响是:“在整合信息、决策过程以及跨组织边界的流动等方面,机构的能力正在增长。随着整合过程的继续,管辖权的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整合化的信息处理不仅大大加速了跨机构信息和服务的流动,而且还通过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而改变了一些权限规则。⋯⋯组织、协调以及控制复杂政策领域的能力正在发生变化。这种能力还会继续调整政府的结构、政府成员间竞争和合作的关系以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3 ] ( P31) 的确,网络技术的出现,使人们的生活空间从物理空间扩展到电子空间,人们在交流信息、知识和沟通情感方面都采取了新的方式,甚至许多社会行为也在网络中发生和通过网络而达成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原有生活和交往的时间和空间规范发生了改变,或者说,最终将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改变。如果我们不能根据人类社会这一新的变化去作出新的制度安排,就会把网络所带来的新的变化置于人类和谐生活的破坏性因素的地位上去。

也许人们会说,网络技术仅仅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工具的出现,但是,因社会生活工具的变革造成了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可以相信,知识创新、信息化、互联网等的发展,越来越强有力地推动社会朝着系统化甚至总体化的方向前进,既使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作为社会生活内容的资本也未在征服过程中表现出如此强势的打破地域分隔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全球都开始被迅速地纳入到一个系统的网络之中,而互联网在促成社会网络生成方面的意义可能远远高于它作为符号的象征意义。就此而言,网络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作为一项技术的价值,它对于社会变革的意义在于:促成了社会的网络化,让人类社会在它的启发下重新以网络的形式来加以建构。甚至可以说,网络技术直接作用于社会,造就了一个拥有网络结构的社会。这个社会由于拥有了网络结构而正在迅速打破它在以往各个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地域以及族阈边界,朝着总体化的方向迅速迈进。

我们知道,以某种技术特征来标识政府并不是当代的发明,杰弗逊就使用过“机器式政府”的说法,当代人所经常谈论的“电子政府”,这在表面看来,同“机器式政府”的提法相比,并没有本质区别,用近代哲学的术语,这是机械论的表现,如果在更高的层面上来加以谈论,也是被称作为“技术论”的。实际上, 20世纪在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以及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都能够满足机械论的规定。考虑到近代哲学家们把机械论看作为哲学庸俗观的话,那么把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等的政府称作“电子政府”也是一种庸俗的表述了。然而,网络技术的前景却给我们提供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果考虑到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今天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那么,在它的进一步发展中,将会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虚拟世

界”。在人类出现之后,我们拥有两个世界,那就是自然界和社会,但是,一个虚拟世界的出现,将会把人类置于一个全新的境地。在人类所创造的这个虚拟世界中,完全可以设置一个电子政府,而且,人类自身的政府由于被电子技术充分地置换了,也会以“电子政府”的形式出现。也许我们今天所谈论的电子政府还仅仅是就它使用了电子技术而言的,而即将出现的电子政府可能会在一些实质性的政府职能方面出现替代的情况。

二、网络结构消融了边界

网络技术的发展促成了社会结构的网络化,这是技术发展促进社会变革的典型表现,而社会网络结构所提出的现实要求则是:摧垮一切明晰的边界。农业社会是地域化的社会。当我们这样来描述它的时候,人们可能会以为在不同的地域之间存在着明晰的边界。实则不然,在农业社会,往往很难看到明晰的边界,不同地域的人们构成了不同的族群,它们更多的是以文化共同体的形式出现的,是有着特定习俗、习惯的人群,他们生活在某一固定的地域之中,却没有明晰的地域边界。在需要(比如,逃避灾荒、饥馑)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地走出地域,却不会考虑任何地域边界的限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在社会的一切领域和一切方面,都表现出边界的明晰化,社会在各个层面上的分化越迅速,划界的工作量也就越大,而且划界本身就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社会中心议题。任何边界都会立起一道有形的或无形的篱笆,限制交往和抑制开放,边界是封闭的标志和互动的阻力。比如,哲学、文学、历史等学科之间,大学的系科之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官与民之间⋯⋯就存在着几乎是不容逾越的边界。

虽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表现出打破封闭和促进开放的历史性状,但工业社会无处不在的边界又限制开放和把社会整体分割成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单元存在。进而,使每一个单元存在都处于支配与被支配、决定与被决定的所谓决定论模式中,形成固定的、决定论模式的线型结构。比如,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使人们聚居到人口密度极大的区域中,使人们的空间距离变得很小很小,但是,社会学家发现,人口密度越大,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越小,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就越大,他们之间物理上的依存性与心理上的依存性形成极大的反差。所以说,工业社会的社会依存性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在社会整体的意义上,是单向度的物理或物质依存结构,由于缺乏了心理依存结构而成为不完整的、不具总体性意义的结构。因此,作为工业社会物理或物质依存结构替代物的后工业社会的依存结构,应当是物理上的和心理上的完整结合,是一个具有总体性的社会依存结构。在形式上,就表现为以社会的网络结构为基础。

社会网络结构完全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线性决定模式,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完全成为自由的创造活动的主体,它有充分的自主性空间去挥洒自如地展现自己的创造力。最起码,社会网络结构不是压抑人和泯灭人的主体性的结构,这是它与以往任何一种社会结构不同的地方。以往的社会结构以一种绝对的客观性把人编织在其中,特别是近代社会,把每个人都变成被动的单子,格式化在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网格中,失去自由,因而也失去自我。人是社会动物,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异化,使人分隔开来,成为孤立无助的个体。社会的网络结构则打破了将人分隔开来的边界,使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当然,在人类社会的很早的历史阶段中就存在着网络关系,即使是在农业社会,区域性的网络关系就已经存在。但是,我们主张把社会中的网络关系与网络结构区分开来,社会的网络结构是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开始逐渐生成的,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结果。网络关系可以存在于等级社会,而网络结构则是在社会非等级条件下出现的,或者说,它既是社会非等级化的产物,也是促使社会彻底告别等级化结构的原因。等级本身就意味着边界,即人群之间的边界,而非等级化则是消除人群边界的第一步。所以,我们把社会的非等级化作为网络结构生成的基本前提。在网络结构中生成合作关系将表现出一种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是说,就网络结构而言,是历史地形成的,而不是出于主观构建的过程,更不能在工具的意义上来加以考虑。对于社会的网络结构,只能加以认识并根据其特性去作出制度设计和安排,既使我们怀着优化社会网络结构的愿望,也只能从合作关系的改善入手。回顾以往,当社会结构不能为人们的合作提供充分支持的时候,集体认同是极为重要的合作基础。但是,随着社会网络结构的出现,人们的合作有了客观基础,这时,集体认同只是优化合作的一个调节因素了。所以,社会网络结构的出现,所意味着的是一个合作社会的到来。

网络结构无疑也是社会存在形式的方面,但是,这一新的形式的出现,必然会把人类带入一个合作的社会中去。网络结构作为合作社会的客观基础,是由人创造的,人在创造这种社会结构的时候将其主体性物化于其中而保证它不被异化。人所创造的这个网络结构无非是人的活动空间,正如蜘蛛织网而不被网所束缚一样。所以,就人的主体性而言,以往的社会结构只能比喻成蚕茧,而合作社会的网络结构则可以比喻成蛛网。就此而言,社会网络结构是人真正获得自由的条件,人也只有处于这一社会结构之中,才是自由的。如果说“自由人的共同体”在康德那里仅仅是一种虚构的话,那么马克思则试图用自己的全部叙述来证明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形态是可能的。但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的网络结构是不可思议的,既使关于人的社会关系的认识也是非常含混的和简单化的,特别是对人的社会关系结构的认识,除了在等级和阶级的意义上加以定义之外,主要是现象的描述。也就是说,还没有对人的社会关系结构自觉的理论探讨,所以,不可能包含着理解人的社会关系的网络结构的问题,假使那个时代有人试图把握人的社会关系的结构,网络结构也尚未出现。人的社会关系的网络结构是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才初露端倪。

同样,马克思也设想了一条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的道路,但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只能完成“政治解放”的任务,而“社会解放”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目标。比如,各种各样的经济剥削和社会压迫从来也没有因为政治解放而有所缓解。然而, 20世纪后期网络技术的出现,特别是社会网络结构的���成,却向人们展示了社会解放的可能性。所以说,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解放进程,是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开始的,正是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不仅使政治统治失去了客观基础,而且使一切形式的社会统治趋于寂灭。随着合作关系成为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本内容,任何回归社会支配过程的道路都将被彻底封闭了起来。社会网络结构将造就一个真正的共生的世界,就如哈拉尔所说的那样:“在这种关于社会现实的共生概念中,世界不是由分离的单位构成的,而是一个由相互联系在一起、彼此从对方获得生命的社会系统组成的无缝的网络。”[ 4 ] ( P314)在这种网络中,共生的需求是合作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合作,每一个组织和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实现了存在的价值。

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反对从个体的角度理解社会和从社会出发理解个体这两种近代社会的主流思想时,也提出了社会网络的思想。在他看来,人们之间是互为关联的,社会就像一个网状的编织物,“在一个这样的编织物里,有许多被缠绕在一起的单个绳线。但不管是这个交织物的整体,还是单个绳线在其中获得的形态,都不应单单根据某一根绳线,或者根据所有的单个绳线本身来加以理解;相反,只能根据这些绳线的连接,根据它们相互间的联系来理解。由这种连接关系便产生出一种强力系统,它的秩序自行传输给每一根连线,而且是传输给每一根根据自己在这个交织物整体中的不同地位和功能具有或多或少不同的表现方式的连线。当整个交织物的强力和构造起了变化,单个连线的形态也会随之改变。”[ 4 ] ( P38) 这是一个绝妙的比喻,包含着对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由于社会的发展,走向后工业社会过程中的人际关系越来越证实了这种理解的正确,越来越证实他关于单个人“是从一个已经先他存在的人际编织网中走出,进而跻身另一个由他自己参与构织的人际编织网”[ 5 ] ( P39)的论断。根据人们之间这种客观的网络关系,那种教育、教化和生活方式的安排去改造人和把人塑造成满足共同体生活需要的人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同样,那种把社会看作个人目标实现的工具和途径,并要求基于个人的需要改造社会和进行制度安排的做法,也是没有根据的。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只能在这两种做法中作出选择,却没有能够基于人们之间的网络关系去考虑普遍社会合作的方案。现在,社会网络结构的出现,要求我们去根据这一社会结构的特征去重新理解和界定人们之间的关系,重新在人们之间的网络关系基础上设计社会合作的行动方案。

总之,社会的网络结构是一种立体的结构,它在每一个层面上都会表现出网络关系的特征,或者说,网络关系是多种关系构成的网络整体,是一种复合性的关系模式。对于这种网络关系来说,“关系网络中的他人能够在另一种关系中发挥直接作用。如果信任构成网络联系的基础,那么成员就会发挥作用维持他们的和其他成员的关系。当事人会选择去惩罚那些不值得信任的行为。”[ 6 ] ( P195) 所以,网络也是一种消除不信任的机制,在健全的网络结构中,无论不信任产生于何种基础上,人们之间的合作都会有效地抑制它和迅速地制止它。

三、网络结构改变了空间特性

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也具有网络的特征,但那是一种平面网络,是有边界的,而且在结构上是从某一中心延伸开来的。我们所讲的社会网络结构,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立体网络,它的每一个网结都在多维的方向上展开,作网络的节点,在每一个平面上都会具有中心性的假象,而在多重平面上,又不是中心,在本质上,任一网结的展开的关系都不构成中心—边缘结构。社会的网络结构是社会“去中心化”的结果,在这种结构中,无数的节点并不是一个个分别独立的中心,反而是构成网络不可缺少的部分。网络结构在其理想状态中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地域等每一个方面,都可以被理解成无中心的状态。这个社会的到来,实际上也就宣布了比如“自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个体中心论”、“集体中心论”等所有强调中心结构的理论不再具有存在的价值。

我们的社会,可以相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还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格局,但是,这种中心—边缘结构将与工业社会诞生以来的那种单一中心结构有着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工业社会诞生以来的中心—边缘结构是等级化的中心—边缘结构,一个国家有一个终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大的国家最多有两个或三个这样的中心城市,以这个或这些中心城市为圆心,扩散开来而形成次一级的中心城市,这些次一级的城市又是次一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使这种等级化的单一性中心—边缘结构逐渐为一种多元化的中心—边缘结构所取代。当然,局部性的城市中心结构还会存在很长时期,但是,这样的中心不一定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合一性的中心,它(们)将会呈现出单一功能中心的性状。既使还有许多中心城市集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为一体,而它原先作为中心城市的统治地位,将会失去。

应当看到,中心—边缘结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次变革,在此前的农业社会,等级化的中心—边缘结构仅属于政治统治意义上的,经济和文化的功能也存在于这种结构中,却是从属性的,表面特征不是非常明显。工业化把政治统治中心的经济、文化功能突出了出来,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集合中心的城市,因而,在等级化的序列中逐层地形成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的集合中心。后工业社会是这种中心—边缘结构的彻底解体。城市网络不仅消解这种集合中心,而且网络的无界特征也使中心—边缘结构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在后工业社会,我们将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城市与城市,都只不过是一个网络上的纽结,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担负起最终的或最高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使命,孤立地看,一个城市与它周围的农村之间构成中心—边缘的结构,实际上,这种结构仅仅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结构,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意义上,中心—边缘结构不再存在,这是一个多中心的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无中心的网络图景。所以,城市网络与原先那种以中心城市为内核的辐辏型态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中,从形式上看,城市网络打破了中心—边缘结构,它不再使城市的边缘地带成为襄助城市的存在物,而是把它们转化成城市间的连接地带,对于城市间的交往和互动来说,这些地区扮演着可能比城市本身更为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不再附属于城市,反而是城市间必要的桥梁,甚至不同城市在谋求它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支持方面还可能会展开一定程度的竞争。可见,在这幅图景中,我们看到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那种根源于中心—边缘结构的支配模式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在网络结构中,每一城市的地位,都取决于它与其他城市之间有效合作的情况。结果,工业社会的支配模式让位于后工业社会的合作模式。

无论是在中心—边缘结构还是在网络结构中看城市,所看到的都是社会表面的空间结构。即使是在这一层面,也可以看到社会网络结构在空间特性上所实现的变革。其实,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反映在空间特性的改变上。起初,人类与其他物类一样,都存在于自然空间中,受自然空间的规定、限制和制约,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空间不断地被改造并有许多部分被转化为社会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工业化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空间能力的增强,在整个工业社会,人类所取得的每一项重大成就,都是社会空间的扩大和对自然空间的征服、同化,特别是晚近时期,人类征服自然空间的热情持续高涨,随着近距的、与人类生活关联密切的自然空间被改造为社会空间的程度越来越高,视线也越来越转向那些远距的自然空间之上,似乎表明人类试图把自然空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行动可以无尽地开展下去。我们相信,科学技术的进步还会不断地增强人类征服自然空间的能力,还会有更大更多的自然空间可以期待着向社会空间转化。但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

的转型也开辟了另一条空间转化的路径,在这条路径上,是社会空间向人的主观世界转化的运动,是人对社会空间的内化。

自然空间是纯粹的客观性空间,社会空间虽然与人的主观世界密切相联,但也是作为一种客观力量规定、限制、制约着人的存在、行为和思想的。比如,交通法规虽然要考虑人的各种主观因素,但它在作用于人的行为时,却是确定无疑的客观力量。所以,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一样,都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力量,即便是这种社会空间以伦理或道德规范的形式出现,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客观性的社会力量。

然而,当社会空间被内化为人的主观空间的时候,人的存在、行为和思想的外在约束就会大大地弱化,反过来,也就是人的自主性的增强。当然,正如自然空间被转化为社会空间或者人类在建构社会空间的时候并没有消除自然空间一样,当人把客观空间内化为主观空间的时候,客观空间也还会发挥作用。不过,应当看到的是,当人类像动物一样仅仅拥有自然空间的时候,其生活形态是与他在拥有自然空间的同时也拥有社会空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的,当人类开始在由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构成的客观空间之外又拥有了主观空间,他的生活形态也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所以,理解后工业社会的人类生活形态、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为,是需要从主观空间的建构出发的。

应当承认,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主观空间一直存在着,但是,此前的主观空间主要是以认知、审美和道德感知的形式存在的,是从属于认识、理解和把握客观空间的需要,根据认识论框架是可以对这种主观空间进行分析的。也就是说,此前的主观空间并不在人的存在、行为和思想中发挥直接作用,在人的生活模式建构中,也仅仅具有间接的功能。在合作社会中,主观空间具有了实体性的特征,它不仅存在于认知、审美和道德感知的过程中,也不再是包含于社会空间中的零碎的空间形态,而是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是与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并存的系统化的空间形态。此时,人的存在、行为、思想和生活模式建构,都把它作为一个与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相对等的空间向量而加以考虑。在自然空间社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自然—社会缠结难分的空间形态,造成了许多认知和理解上的困难,人们因此而论争不休。在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内化为主观空间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客观空间与主观空间缠结不清的空间形态,从而为基于主观空间的视角出发认知、理解和安排人们的合作制度提供根据。其实,合作社会中的合作关系、合作行为更多地需要从人的主观空间中来加以认知、理解和把握,需要根据主观空间形态的特性来加以建构。虽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不断地把自然空间社会化,但社会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自然空间的结构特性,比如,自然秩序中的等级结构被保留了下来,生态链的等级序列在社会空间得到了惟妙惟肖的模仿。在社会空间向人的主观空间转化的过程中,一些因素将会被扬弃,那就是它的中心—边缘结构将不再出现于主观空间中,但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为社会空间所确立起的自由、平等等内容,将会被保留下来,并获得实质性的内涵。

总的说来,社会空间在结构上的创造性建构是以中心—边缘结构的出现为标志的。因为,自然空间是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的,只有社会空间才有中心—边缘结构,既使人对自然空间作出中心—边缘的理解,那也是基于社会的视角。宇宙本来无所谓中心,但托勒密却要宣称地球是中心,当哥白尼向托勒密提出挑战时,也仅仅意味着人类思维的革命,宇宙没有因这种革命而发生丝毫的变动。所以,社会空间是用等级结构和中心—边缘结构两条丝线编织起来的。随着社会网络结构的出现,在人把社会空间内化为人的主观空间的时候,空间的等级结构和中心—边缘结构应当被拒之于门外,主观空间在我与你之间既无上下的分层线也没有左右的边界。所以,人类正迎来空间结构的变革,在网络技术促成了社会网络结构的时候,我们需要建立起全新的观念,主观空间结构上的去中心化正是我们重塑未来的基本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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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康之(1957—　) ,男,江苏铜山人,西北政法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