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大转型下的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模式变迁*

——以A市南厂“入厂包工”模式兴起过程为例（2001—2013）

贾文娟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在劳动过程理论框架下对一家国有重型工业企业的生产模式“入厂包工”——其运作方式、出现和发展过程进行分析，揭示经济全球化下跨国劳动过程的兴起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下国企改革这两组结构性力量推动下，国有企业生产模式变迁的实践逻辑，并探索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将自身纳入以“灵活积累”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地方性实践。本文发现，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模式的变迁是在“跨国劳动过程下的生产重组”与“车间政治下的劳动力置换”两种逻辑的共同推动下进行的。如果说西方工业企业是通过“空间调整”的策略完成从“福特-凯恩斯主义”向灵活积累的转变，那么国有工业企业则是通过直接转变生产模式而将自身纳入了以灵活积累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

【关键词】国有企业　入厂包工　灵活积累

 

一、变迁中的国有企业生产模式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国有企业的生产模式是集政治整合、社会控制与生产激励为一体的“单位—工厂制”模式。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国家对企业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进行了直接规范：一方面，通过指令性生产指标对企业生产过程进行全方位监控；另一方面，通过政治运动推行“鞍钢宪法”等管理方法，对企业生产中的社会关系进行强制性的规定。上世纪90年代，国企生产的“单位—工厂制”模式出现了明显松动。研究者发现，工厂管理层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力急剧膨胀，并开始使用多种新方式来强化生产管理，“无序专制主义”成为国企在劳动控制上的特征（Ching Kwan Lee， 1999）。接下来的国企改革彻底地改变了“单位—工厂制”生产模式，赵炜通过对两家改制企业的对比研究发现，改制后的国有企业管理者取消终身雇佣制度，并争相推行如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生产维护、5S管理等现代企业管理方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赵炜，2010）。如同加拉格尔的判断，国有企业在劳工管理和生产管理控制上与其他所有制企业趋于一致（玛丽·E·加拉格尔，2010）。与此同时，随着国企下岗工人的“波兰尼式”抗争逐渐被社会吸纳，曾经辉煌的工人阶级湮没于历史中，有关国有企业生产模式的研究也逐渐淡出了学者的视野。

 

但是，历史的脚步不曾停下。国企改革十余年后的今天，国企生产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10年至2013年间，笔者在对A市的一家国有重型机械生产企业——南厂——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该企业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协包工队”：管理者将包工队引入生产车间，为其提供场地、板材、设备、电、气等一切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包工头则招收劳动力、负责部分生产任务。因为包工生产是发生在企业车间而非私人作坊，所以本文将这种形式的包工制称为“入厂包工”，并将采取了这种包工制的生产模式称为“入厂包工”模式。

 

包工制在新自由主义下的重现并非新议题。很多学者对建筑业、服装和玩具制造业等劳动密集产业中的包工现象进行过深入研究，但鲜有研究涉及这种生产模式在国有工业企业的出现和运作方式。本文不仅将介绍包工制在国有企业中的运作方式，呈现案例厂在经济全球化与市场转型的影响下，其生产模式从“工厂制”向“入厂包工”转变的过程，还将通过历史的、微观的和劳动过程的视角分析国企生产模式变迁的实践逻辑。

 

对国有企业生产模式变迁的研究能帮助我们发现中国国有企业走出计划经济体制、将自身纳入以“灵活积累”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体制的地方性实践。根据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观点，全球资本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历了从“福特—凯恩斯主义”向“灵活积累”的历史性转变。所谓“灵活积累”，是指以更加灵活的劳动过程、市场和地理上的流动性，以及消费实践中各种迅速变化为特征的资本积累新体制。他认为，西方资本借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通过“空间调整”战略，即将生产场所从西方国家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解决了利润率下滑问题，完成了这种历史性转变（戴维·哈维，2004）。本文发现，与西方企业不同的是，中国国有企业通过直接转变生产模式的策略将自身纳入了灵活积累体制中。

 

二、南厂与“入厂包工”模式下的生产组织方式

 

（一）南厂简介

 

南厂是一家始建于1953年的全资国有重型装备企业，位于珠江三角洲核心地带A市。笔者于2010年11月到2011年7月间在该厂S分公司进行工业民族志的调查，并于2013年7月与11月对其进行了重访。在计划经济时代，南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部第一工业局下属的6所重型机器厂之一，是南中国最大的通用机械制造企业。20个世纪90年代，南厂开始施行多种经营、并组建了43家具有法人资格的子公司。2000年，南厂陷入了困境，其银行欠债高达7.8亿元。为了减轻企业负担、盘活企业，南厂于2002年—2003年间对超过三千名职工进行了下岗分流处理。南厂1950年至2013年的职工数量变化请看图1。①

 

2001年，在A市市政府“以市场换技术”战略下，南厂开始与全球最大的隧道掘进机械生产商之一——德国H公司展开合作。该公司进入中国前已经占有欧洲市场的七成。②中国入世后，德国H公司开始进军中国市场，并在四川、北京等地与当地国有企业合作，建立代工、组装基地，时至2012年，H公司已经占有中国盾构机市场份额的70％以上。③与德国H公司的合作改变了南厂的主营业务。南厂S分公司是珠三角地区少数拥有AR1级别压力容器设计制造资质的厂家之一，2001年之前，其主营业务为自主设计并生产耐酸泵与各类金属压力容器，其生产方式以机械加工、高精度的火煀和铆焊为主。这些压力容器从原材料采购、切割下料，到压弯、焊接、零件生产，以及装配、油漆等所有生产环节都由南厂独立完成。与H公司合作后，S分公司的主营业务转变成，生产盾构机的机体、刀盘、拖车等结构件，成为盾构机生产跨国劳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南厂业务状况请参看图2。

 

（二）“入厂包工”模式的运作状况

 

2001年，南厂S分公司开始引入少量包工队补充铆焊工种的缺口，2008年后，外协包工队的数量迅速增加，2011年，南厂开始在赶工时期引入下料包工队，2013年，南厂车间有4支铆焊外协包工队，超过了本厂班组数量。目前，在“入厂包工”模式下，外协包工队承担了S分公司生产任务的四分之一、铆焊生产的三分之二（南厂S分公司组织结构见图3）。在日常生产中，铆焊工段大概有八十到一百名外协工人进行生产，而在赶工时期，外协工人总数能够达到二百人以上，而本厂铆焊工人数量仅为五十多人。

 

1. 外协包工队在生产中的作用

 

在南厂盾构机生产中，采购部门购买规定规格的型材后，下料工段划线组会按图纸在这些型材上做出标记，割焊组负责将大型板材裁剪成适合生产的大小与形状。在车间调度进行生产工序登记、工序分配与工票发放后，绝大多数板材进入了铆焊工序。铆焊工序是盾构机机体生产的核心，在盾构机机体外壁的生产中，铆焊工人要将大型钢板压弯并焊接在一起。而在机体内部或辅助件的钢结构生产中，焊工将不同规格的板材进行焊接。除此之外，部分钢材会进入机加工工段，由各式机床生产盾构机所需要的其他工件。在盾构机刀体的制造中，则需要借助200镗床或龙门镗床等设备进行大型工件的加工。上述步骤完成后，则由装配组进行产品组装，最后经过油漆组上色，就可以验收出货了。南厂铆焊单元的生产中大量使用了外协包工队，下料单元与机加工、装配单元也酌情引入了包工队。这些包工队利用南厂的工作场地、使用南厂提供的原材料和工具进行生产。

 

2001年到2008年间，与南厂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正式工是生产主力，外协工仅是辅助。但2008年后，外协包工队的重要性变得与本厂班组难分伯仲。南厂S分公司某管理者告诉笔者：“只要有准入制度和考核制度，再加上市场，盾构机不用本厂职工都能做出来。”正式工也常埋怨：“唉……现在什么活都给外协包工队去做，我们自己的任务减少了很多，感觉他们是主力，我们才是外协！”利用本厂工人威胁外协包工队，或利用外协包工队威胁本厂工人成为有效的管理策略，结果，无论外协包工队还是本厂正式工都认为自己在生产中只是边缘和补充。

 

对自己在生产中地位的认知使外协工与正式工相互敌视。正式工认为外协工人是缺乏技术、毫无远见、唯利是图，并且抢了自己工作的人。一名正式工说：“外协工人又直落又加班的，钱都是另外给的，你以为他们肯那么勤力干活？他们都没有社保，是干了就走的！你看，出工伤的都是他们！”而外协工人则认为正式工人是懒惰、毫无所长，却能够享受企业保护的人。当笔者问一名外协工人是否想要社会保险时，他以鄙视的口气说：“谁需要那些东西？我们工资是他们的两倍！”

 

2. 外协工人的构成与收入

 

绝大多数的外协工是没有A市户籍的农民工，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年龄集中在20岁以下和50岁以上，全部是男性。与建筑工人相似，外协工人都是在熟人介绍下，跟随包工头如同一串葡萄般地进入生产场所。这些工人往往来自同一地区，大多存在亲缘或血缘关系，他们分享着同样的语言、饮食习惯和穿着习惯，形成了一个个与南厂单位社区格格不入的“包工头王国”。外协工大多教育水平不高，很多人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跟随队中的老工人学习简单的手焊、氧焊和二氧化碳焊技术。他们没有与包工头签署劳动合同，亦不享受任何社会福利与保障。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下，这些通过非正规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的人成为了高度灵活的劳动力。

 

外协工拿的并不是计件工资，而是月薪，具体金额由包工头根据工人技术、劳动情况而定。以一家来自湖北的包工队为例，工人最高月工资水平为6000元，最低水平的为2500元，大多数工人月工资处于3500元到4000元之间。南厂往往遵照产品合同按时向包工头支付费用，故而包工队基本不存在工资拖欠的问题。适时，A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300元，广东省职工平均工资为3763元，由此可见，外协工的收入状况比想象中要好。

 

3. 外协包工队的管理状况

 

包工队多以两班倒的方式进行生产，每班工作十小时左右，包工头通常以家长制的方式管理手下工人。还是以湖北的铆焊包工队为例，负责进行管理的是一名四十岁左右的工头，工人悉数服从于这位中年男性。工头的月工资为6000元，享有五险一金，并配备了工作车辆。工头每天很早就来到南厂，负责工人的签到事宜，如若工人没有按时到厂，就会遭到批评或呵斥。在工作时间中，除非与车间调度商量进度、讨论图纸，与车间管理者沟通材料配备、工具、场地事宜，工头如影随形地守在工人身边监督生产。外协工的工资悉数由工头决定，他还有权力根据工人劳动状况进行扣罚。如果工人工作懒散，工头会对其进行批评与劝诫，如若工人不加以改正，工头可以扣罚其工资，如果这种处置不奏效，这名工人就会被“炒鱿鱼”。“黑名单”是更严厉的处罚方式，如果工人怠工或闹事，他就会被“拉黑”，包工头会告知其同行不要雇佣该名工人。

 

南厂对“入厂包工”模式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生产的灵活性：第一，劳动力使用灵活性的增加。外协工与包工头和南厂都未签订劳动合同，是一批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有利于雇主根据任务量调节劳动力数量；第二，劳动控制灵活性的提高。包工头对外协工的劳动控制既不依靠刻板的制度，又不在工会、职代会或党委会的监督之下，而完全交由工头或包工头个人进行；第三，劳动力价格灵活性的提高。企业管理者与包工头不仅可以根据经营状况调节外协工的月工资，而且不必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总之，采取这种生产模式后，企业资本周转时间得以缩短、劳动力成本得以降低。

 

三、中国社会的双重大转型：“入厂包工”在国有企业出现的政治经济基础

 

南厂的“入厂包工”生产模式并非管理者的有意设计，而是在政治经济环境变迁的影响下，产生于企业生产管理制度转变之时，建立在国企“单位—工厂制”的废墟之上，并成长于旧体制与新体制冲突的缝隙中。那么，这种生产模式在国有企业得以产生的政治经济基础是什么？在此政治经济基础之上，我们如何理解国有企业生产模式变迁的实践逻辑？

 

不同于“工厂制”，“包工制”是一种以生产发包为基础、以计件付酬为原则，通过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包工头进行代理控制的生产过程；其中，包工头不掌握生产资料，部分能够提供少量生产工具，其利润主要来自资本所有者支付的劳动价格与他们实际支付给工人的那部分劳动价格之间的差额（马克思、恩格斯，2004：636-637）。传统包工制以英国“中间人制度”、美国“厂内包工”、旧上海包工制等为典型，其产生的政治经济基础是，原初资本主义情况下城市与农村的相互阻隔。④进一步说，在英国原初工业化时期，身处农村的手工业生产者只有借助中间人才能够将产品卖到城市和海外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与消费市场的城乡阻隔使中间人得以存在，并发展成为筹设生产的包工头；而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在正规劳动力市场建立之前，处于城市的用工企业只有通过具有帮会背景的包工头才能够获得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总之，城乡隔离助长了包工制的气焰。但是，与传统包工制不同，今天各类包工制度在中国国有工业领域得以复兴的政治经济基础是经济全球化与市场转型。

 

中国在近三十年间处于“波兰尼的大转型”与“布洛维的大转型”的交汇点上。（沈原，2006）“波兰尼的大转型”指涉了市场逻辑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性逻辑。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比波兰尼时代的大转型更为广泛和深刻。戴维·哈维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通过地理扩张来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全球战略，这套战略“借助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机制得到了极大推动，成功的国家或地区迫使他人也跟随其脚步。层出不穷地把各个国家、地区，甚或城市带到了资本积累的前哨”（戴维·哈维，2010：87）。随着中国入世，曾经大门紧闭的国有工业企业也被裹挟进全球市场，成为跨国资本的代工厂，满足迅速变动和高度不确定的世界市场需求。“布洛维的大转型”是指中国从计划经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正如加拉格尔（2010）所述，中国的市场转型开始于私有领域，90年代后才逐渐渗透到国有领域。尽管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就已经提出“国有企业改革要进一步从放权让利为主，转向机制转换、制度建设”，但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决定才正式宣告了这场变革的开始。此后，国家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对国有中小企业进行改造，并采取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建设“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改造。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有企业最终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这一转变完成后，增加资本积累、提高企业利润率成为中国国企的目标，而管理者能够通过自主决策来达到这一目标。

 

如果说中国社会的双重大转型构成了国有企业生产模式变迁的政治经济基础，那么迥异的地方性实践则决定了它的实际走向与结果。在新马克思理论中，劳动过程理论为分析工业生产模式的变化提供了一系列概念工具。劳动过程指的是，“男人和女人面对自然之时，依据他们的想象，把原料变成物品时所进入的关系”，它是由两个分析上有别但实际上并不可分的两个面向构成：第一，技术与实践面向——生产过程，即人们使用工具将原料转化为成品的一组行为；第二，社会与关系面向——生产中的关系，即生产过程中工人之间、工人与经理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车间政治指涉了这种关系的冲突性本质在工作场所的表现（迈可·布若威，2005：130-131）。生产模式指的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结构化而定型的劳动过程，生产过程与生产中的关系的变化都会带来生产模式的变化。中国双重大转型下的政治经济结构变迁是推动国有企业生产模式向包工制迈进的根本性力量，但正如历史制度主义所认为，制度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中，各种事件及行动过程的结果充斥其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塑了特定制度的发展走向（凯瑟琳·西伦，2010：262）。从这个意义上看，结构性力量具体以怎样的逻辑推动南厂生产模式从“单位—工厂制”走向“入厂包工”，只有回到劳动过程的历史性实践中才能够被理解。

 

四、“入厂包工”的源起：跨国劳动过程下的生产重组

 

借助于全球化，西方企业采取了“空间调整”策略，将生产安排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以规避国内工会的强大力量，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资本跨国流动（贝弗里·J·希尔弗：2012）。资本跨国流动使得产品生产过程发生了重要转变。“跨国劳动过程”指的是，“受到跨国资本流动、劳动力流动和工厂组织实践等三者影响的生产过程不仅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同时在结构和空间定位上也具有多层次、跨国性以及全球性的特征”。（任焰、潘毅，2006：23）在资本灵活积累的趋势下，跨国劳动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生产流程在世界范围内的拆分和精细化，而这种拆分方式与全球地理的不平等相结合，将劳动密集型的代工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借由全球市场，盾构机的生产也进行了跨国化的重组。H公司的产品被拆分成不同部分：关乎核心技术的产品在德国研发；技术复杂的部分由H公司控股的合资厂制造；机体所需的大型结构件则由南厂S分公司生产。随着南厂S分公司被裹挟入跨国劳动过程，其生产过程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第一，从生产技术看，代工厂承担的是跨国劳动过程中被拆解的环节，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其所需要的研发能力、生产技术和劳动技能。在自主研发和生产压力容器时期，南厂S分公司需要较高水平的工程师指导生产，工人则要掌握各种技能以应对纷繁复杂的生产需要，而私营厂和包工队根本不具备这些压力容器生产的资质与技术。⑤铆焊1班的班组长告诉笔者：“我们这个工种，学校出来的话，要八年以上的经验才能够胜任。我们对经验和看图能力，以及数学、操作能力的要求都很高，既要动脑，又要体力”。然而，与德国H公司的合作改变了生产的技术要求：一方面，生产图纸均由上游品牌商提供，而这些图纸已经被拆解得很简单，在生产中基本不需要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因为产品较为单一、工艺相对简单，工人仅需基本技能即可胜任。南厂焊工虽然掌握了全面的焊接技术，但大多数在生产中用不到，不少工人埋怨自己的技工证白考了。

 

第二，从生产周期看，南厂产品生产时间急剧缩短了。在自主研发和生产压力容器时期，出货时间往往是在额定时间基础上延后一个月，国内厂商对此都习以为常。南厂与德国H公司合作后，成为品牌商“及时供应系统”（JIT）的一部分，需要达到后者“加速生产”和“及时生产”的要求，否则就会被罚款甚至撤销订单，结果南厂产品生产时间变得非常紧张。S分公司生产部部长告诉笔者：

 

盾构机一般要四个月才出货，但H公司不可能给我们四个月。像盾构机的刀盘，他们自己做都要四个半月，却要求我们三个月就出货。材料采购通常要用30天，这就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来生产了。很多生产任务的难度都是这么大！（HKJ，2011年7月3日）

 

第三，从生产协调看，个别工序成为生产核心。进行压力容器整机生产时，南厂依据“成组生产”方法按工艺将工件分配给不同生产单元来加工，最后进行汇总装配。此时，下料、机加工、铆焊、装配等工序在生产中的重要性相差不大，如何使各工序妥善配合是生产工作的核心。南厂为H公司代工生产盾构机后，不同工序配合协调的需要降低，如何提高个别工序——尤其是铆焊工序——的生产速度成为极重要的问题。

 

南厂S分公司的生产过程原本是按照成组方式进行组织的。这种“成组生产”源于社会主义时期的苏联工厂，它强调生产组织上的精细配合、工艺设计上的相互衔接和工人技能的提高，通过成组布置机床、使用成组夹具、按成组零件编制工艺，使各组零件都在各自的成组生产单元内加工，以应对多品种、小批量产品的规律生产要求（张昭，1980）。2001年后，南厂管理者意识到，如果他们不进行生产重组、改变“成组生产方式”，就难以应对上游厂商的灵活生产要求。珠三角的劳动力市场上一直活跃着承揽“钢结构”生产的铆焊包工队，这些包工队以掌握专项技能的熟练工人为主力、以数人互相配合的小组为单位、以能够灵活调整劳动力数量为优势，恰好契合南厂生产的新需要。于是，南厂S分公司于2001年开始向车间中引入少数包工队协助其生产。

 

外协包工队在生产中的作用连本厂铆焊班组长都不得不承认：

 

外协包工队，他们的能力说实话，不行的。说做钢结构还行，铆焊件呢无所谓，但是我们压力容器、锅炉这些东西，一般是要按照国家标准做的，他们都没资格做的。再急他们也不能做。但是，做钢结构我们肯定比不上他们嘛！钢结构要求快、质量好，外面到处都是做钢结构，他们天天做这个，我们跟他们比，肯定比不上。（MHZ，2011年6月30日）

 

可见，“跨国劳动过程下的生产重组”是最初促使国有企业生产模式变迁的实践逻辑。需要注意的是，2008年以前，包工队仅仅是生产的补充，本厂工人仍是生产主力。制度起源的过程并不简单等同于制度演进与发展的过程，制度往往是在调和与周边环境关系中得到发展的（凯瑟琳·西伦，2010：261）。那么，令南厂管理者扩大“入厂包工”的原因是什么？前文曾提及，新生产模式的形成有赖于“生产过程”与“生产中的关系”这两个面向的共同变化。若要分析国有企业生产模式变迁的实践逻辑，还需要分析在市场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企业“生产中的关系”的转变。

 

五、“入厂包工”的发展：车间政治下的劳动力置换

 

（一）国有企业改革之前的“生产中的关系”

 

国企改革之前，工业企业作为“单位”，并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它还以国家的名义赋予人们合法的权益、身份与地位，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维持人们安稳的生活，并担任着整合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功能（Lv & Elizabeth， 1997）。在单位制下，工人与国家普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即国家向工人提供永久雇佣与各种社会福利，相应地，工人则以 “主人翁”身份积极投入生产，并在政治上保持对国家的忠诚（Lee， 2007：12）。“新传统主义”概念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基于施恩回报的社会关系，车间领导作为“道德—政治”权威，需要向工人提供庇护来获得后者在生产中的配合，而这种相互依赖拉近了双方的社会关系（华尔德，1996）。南厂老工人告诉笔者，在计划经济时期，领导很尊敬工人：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要进行家访、聊天，解决工人的生活困难；在生产中，要协助工人解决技术问题、与工人共同商议对策。这一时期的“生产中的关系”以干群互惠为特征，冲突往往在不同工人群体之间展开，例如，华尔德所描述的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间的矛盾，或者南厂常见的因调资升级而产生的职工利益冲突，但这些矛盾基本不会影响工厂生产的进行。

 

（二）工人利益受损与车间政治的兴起

 

国企改革的实质是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即从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转变为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目的是将国企由承担社会职能的“单位”转变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其核心是劳动力商品化与企业社会职能的剥离，而具体方式是下岗分流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0年，南厂入选广东省现代企业制的百户骨干企业，⑥并于2000年—2002年间减员2349人，随之通过一系列新制度的推行而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⑦结果是，南厂的管理权力集中到最高管理层手中，工人则从“主人翁”转变为工资劳动力。此后，工人丧失了计划经济时期曾享有的利益：第一，工人丧失了大部分单位福利；第二，工人丧失了在生产中的社会地位与声望，成为被管理者配置的“资源”；第三，工资过低，而克扣工资的情况又经常发生。

 

国企正式工显然不认同自己低管理者一等的“工资劳动力”身份。入厂调查期间，一名女工向笔者抱怨：“怎么说的，我们工人也不傻不呆，我们只不过比他们少读几年书。说得不好听，你比我们幸运一点，当了领导，但是不应该这样不重视工人。”一名操作200镗的男性技工也一肚子怨气：“现在的领导就一味地让你干活、干活、干活，根本不关心工人，没有一点关心和问候，没有重视工人的角色！”这些正式工对光荣岁月的追忆、对社会主义传统的怀念、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剥削的反感成为其对抗管理的内在动力。

 

本文用车间政治指代冲突性的“生产中的关系”在生产场所的实践。从2001年到2013年，南厂的车间政治形态发生了明显变化。在2001年—2005年间，利益受损虽然引起工人的不满，但出于对惩罚的惧怕，工人仅以发牢骚这种“弱者的武器”回应严苛的管理。2006年后，车间中出现了工人与管理者的个别冲突。例如，焊工肥仔干完活后因为天气太热坐在地上休息，被管理者看到并威胁扣罚其工资，肥仔在与管理者争执中抄起身边的钢条就要追打管理者，引起多人围观起哄；钻床操作工侯师傅操作机床时用凳子垫着工件的另一头，却被管理者误认为他工作时坐着凳子，在管理者准备对他进行罚款时，阿宁突然对管理者大打出手，并引起围观工人喝彩。这类冲突使管理开始出现松动。

 

2007年后，车间中的劳资冲突愈加频繁。工人同管理者对抗的策略包括：第一，故意违反规定。铆焊工人有时会聚在一起吸烟、说笑，有时会借打开水之机到机加工班组串岗。钳工张师傅会把20块钱夹在机床灯泡下方，然后点上一支烟、放着音乐工作，如果遇到管理者，他会指一下灯泡说：“钱在这里，你自己去拿。”第二，怠工和拒工。铣床操作工袁姐因在工作时间内上厕所被降工资后就开始拒工，她会对派工的班组长说：“我一个月工资才1700元，我这么低等级的工人做不了高等级的事情，你给别人去做吧。”而在生产中处于核心位置的铆焊班组工人则以家里小孩生病、家里有事为理由拒绝在晚上和周末加班。第三，争论与挑衅。管理者在国企改革后曾以“炒鱿鱼”威胁工人，但2007年以后，这反而成为工人挑衅管理者的方法。一次开车床的阿巴因琐事与管理者起了争执，管理者威胁说要炒了阿巴，阿巴反道：“我正想早点退休，给我两万我就走！你今天炒我，我明天就请你吃饭！”

 

贝弗里·J·希尔弗用“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指涉因经济转变而被消解的工人阶级和那些曾经从已经建立起来但正被从上而下抛弃的社会契约中获益的工人们所进行的反冲式抗争，南厂工人对管理的抵制就属于这一类型（贝弗里·J·希尔弗，2012：25）。这种抵制因为中国转型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而被加强。李静君（Lee， 2007：25）将该政治经济结构称为“分散积累的法律威权主义”， ⑧即在国企改革下，一方面企业成为自主盈亏的市场主体，具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另一方面，企业必须实施中央政府为缓解劳动问题、保证社会稳定而颁布的各项劳动法规。⑨这种政治经济结构使得企业面对着资本积累与守法遵规之间的张力、面对自身经济利益与国家要求之间的张力；这种政治经济结构还使得工人在地位丧失的情况下，能借助各种政策法规与管理者进行博弈。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正式工不仅拥有20年到40年不等的连续工龄和社会保障，还重新获得诸如高温补贴、技术津贴、住房补贴、用餐补贴等政策性福利。⑩在《劳动合同法》的限制下，南厂必须严格遵守八小时工作制，不能随意安排工人加班，且不能随意扣罚和解雇工人，否则就会遭到检举。南厂前董事WYX说：

 

职工会因为很多事情去告你，包括补偿啊，加班工资发不发啊，什么加班时间长短，节假日的工资是不是按照300％给的呀，哪怕夏天发的清凉饮料都在告的范围之内。员工非常明白，只要你这些东西不按法律规定来，就一告一个准！（WYX，2011年4月8日）

 

更重要的是，他们难以解雇工人。南厂S分公司生产部长告诉我，解雇工人需要总公司人力资源部和劳动局批准，还要到社保局申办失业保险，如果不能证明工人违规，还需要按照工龄、工资对其进行补偿，再加上工人自己会把多年前的补休单拿出索取补偿，所以企业基本不去自找麻烦。

 

南厂管理者也曾试图通过大量招收新工人的方式填补劳动力的不足，但这些年轻工人要么被老工人劝走了，要么在老工人的影响下习得了消极怠工11。在正式工的抵制下，管理者发现，任何指示都难以得到积极服从，通过提高生产强度、增长劳动时间达到“及时生产”和“加速生产”的目的障碍重重。

 

（三）“劳动力置换”逻辑与“入厂包工”的发展

 

随着正式工的反对愈加直接与激烈，管理者决定，采取“劳动力置换”策略予以应对。“劳动力置换”指的是用临时的、灵活的、无契约和社会福利的边缘就业群体替代具有永久身份、受法律保护、享有社会福利的核心就业群体。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并没有解雇正式工，而是增加对外协包工队的使用，以在生产中将正式工边缘化。正如南厂副总经理HKJ所说：

 

我们工人来和你闹和吵的话，无非就是不干活嘛！我坐在那里不干，反正我天天也来这里上班。行！那我就不安排你做，你靠边，你叫别人做，你不能把机床占住，我要安排别人来做。外包队把它做了以后，你自己就没什么活了，你自己活少了以后，是你自己赚的少。（HKJ，2011年7月3日）

 

南厂S分公司前质量部长也表示：

 

做一两个亿的盾构机项目，只靠这两个施工组，都可以搞下去。我甚至都可以再引进两个施工组，只要价格合理，还有很多包工队想进来的。你看德国H公司，外协比他们自己的编制还多，我们就是他们的外协！（FXF，2013年8月17日）

 

笔者的朋友在对几家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中也曾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她发现，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遭到正式工强烈抵制、管理者又不能解雇这些工人的情况下，包工队会被引入车间，以代替正式工进行生产。待正式工逐渐退休，这些企业便会重启严苛的生产管理制度。

 

2008年之后，南厂S分公司加大在生产中引进外协包工队，在铆焊工段将厂内外协包工队扩大为四支。更重要的是，2011年1月起，南厂取消了以往的结构工资制度，在铆焊工段和下料工段推行吨位计件工资，在机加工工段推行工时计件工资。工资制度改革后，正式工任务量的减少会导致其收入的显著减少。此后，正式工感受到了切实的威胁——外协工人在抢他们的生计。结果，正式工拥有的工作场所讨价还价能力迅速丧失。微薄的基础工资令他们感到一种背弃感，但是，即便是曾经最积极的反抗分子也对现状感到无可奈何。此后，尽管正式工心存不满，但不得不加快生产速度、增加加班时间、提高生产强度，成为国有资本灵活积累机器中快速运转的齿轮。2013年以后，随着正式工逐渐退休，管理者基本扫除了正式工的阻碍，掌握了生产场所的控制权，提高了利润率，步入了资本灵活积累的轨道。

 

六、结论与讨论：国有企业生产模式变迁的政治经济意涵

 

生产模式变迁是由企业劳动过程的根本性转变所造就。本文从结构性环境影响下的劳动过程变化入手，呈现了在2001年到2013年间A市南厂生产模式从“单位—工厂制”向“包工制”变迁的具体过程，并归纳了国有企业生产模式变迁的实践逻辑，即“跨国劳动过程下的生产重组”与“车间政治下的劳动力置换”。前者是指，从生产过程面向来看，中国入世后，国有工业企业以“代工厂”的身份成为跨国劳动过程的一个环节，生产技术简单化、生产周期短期化和生产协调次要化所构成的生产过程变化使企业原有“成组生产”方式难以为继，管理者开始转变生产组织方式以适应全球市场的新要求。南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引入了外协包工队，开启了生产模式的变迁。而后者是指，市场转型与国企改革时期下，国企工人利益受损导致车间政治不断激化，企业生产受到了威胁。管理者采取劳动力置换策略，即以缺乏福利保障、用工成本较低的外协工人替代本厂正式工人进行生产，以获得在车间政治中的主导权。南厂就是在此逻辑下大举引入外协包工队，其生产模式随之转变为“入厂包工”模式。

 

正如前文所指出，研究国有企业生产模式变迁更重要的意义是，帮助我们发现中国国有工业企业走出计划经济、将自身纳入“灵活积累”体制的地方性实践。那么，什么是“灵活积累”体制？西方工业企业如何将自身纳入到灵活积累体制中的？中国国有企业与之有何不同？

 

所谓“灵活积累”体制，是指以更加灵活可变的劳动过程、在地理上更加分散的市场、更加便捷和多样的消费实践、更加灵活和迅速的资本流动与周转为特征的资本积累新体制。根据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观点，80年代以后，“灵活积累”体制取代了二战后的“福特-凯恩斯主义”——这是一种以大规模生产体系、标准化的大众消费、国家提供社会福利为特征的刻板经济体制，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主导。中国国有企业必须将自身整合到灵活积累体制中才能持续生存。根据戴维·哈维的分析，资本的灵活积累是两种传统资本积累策略的再结合：第一种，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削减实际工资或降低福利而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第二种，通过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变化增加“相对”剩余价值（戴维·哈维，2004）。对于西方企业而言，这两种积累策略遭遇了两种阻力：一种是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另一种是本国法律对劳动力使用与社会福利的规定。研究显示，西方工业企业往往借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通过“空间调整”策略——即生产在地理方位上的重组，将企业生产场所转移到工会力量薄弱、法制相对落后、用工成本低廉、政策相对宽松的边缘国家，进而破除上述阻力。例如，美国和欧洲的汽车制造厂商大规模将投资转移到巴西、墨西哥、南非、中国等国家，得以躲避国内强大的工会组织（贝弗里·J·希尔弗，2012）。

 

中国国有工业企业面临着相似的阻力：一方面，国企改革后，仍有大量老工人留在原厂，这些工人拒绝遵从严苛的劳动标准；另一方面，中国劳动法规日趋健全，限制了企业对劳动力的剥削性使用。然而，不同于西方企业，中国国有工业企业找到了较“空间调整”更为简便的策略以突破上述限制。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正规就业市场的存在，以及劳动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对非正规就业者劳动权益的无视与罔顾，使得国有企业得以轻易获得廉价、驯服且灵活的劳动力，直接通过劳动力置换与企业生产模式转变就能够达到资本灵活积累的目的。

 

南厂故事的结局并不新奇，国有工业企业得以通过劳动力置换和生产模式变迁加快了生产销售速度、减少资本周转时间、降低劳动力成本，成功地将自身纳入了以“灵活积累”为特征的世界经济体系。然而，国有企业为发展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的同时，也走向了一个更不确定的未来。正如戴维·哈维的警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跨越地球表面的逐渐移植，这只能作为过渡积累问题的一种短期解决方法。这种解决方法目的在于重新安排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时间和空间，并将最严重的后果转移到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戴维·哈维，2010：242）。随着国有工业企业在生产中不再依赖技术工人，转而依赖国外市场和国外技术，也将自身放在面对突发危机时的脆弱地位。这可能意味着，一旦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卷土重来，不仅企业生产系统会遭受巨大打击，而且在劳资双方社会信任被破坏的情况下，企业与工人难以团结起来应对危机，而是在各自具体利益的驱使下，走向彼此之间的社会冲突。

 

*本研究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6批面上资助项目“二元生产体制的兴起：社会转型与国企生产体制的变迁”（D.10-0137-14-B02）、蔡禾教授主持的“国有企业组织变迁研究”项目以及哈佛燕京学社“中国底层社会与民众文化研究项目”（2011—2012）的资助。本文受惠于第三届清华大学劳工研究工作坊以及第十一届组织社会学工作坊中的讨论，感谢沈原、李静君、刘玉照、李国武等教授的建议与批评。

 

参考文献：

贝弗里·J·希尔弗，2012，《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张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戴维·哈维，2004，《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华尔德，1996，《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凯瑟琳·西伦，2010，《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王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玛丽·加拉格尔，2010，《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郁建兴、肖扬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2004，《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迈可·布若威，2005，《制造甘愿：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林宗弘等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任焰、潘毅，2006，《跨国劳动过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载《社会学研究》第4期。

沈原，2006，《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载《社会学研究》第2期。

谢国雄，1989，《外包制度——比较历史的回顾》，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期。

张昭，1980，《成组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机床制造业中的应用》，载《机床》第7期。

赵炜，2010，《工厂制度重建中的工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Lee， Ching Kwan， 2007，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ee， Ching Kwan， 1999， “From Organized Depe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spotism： Changing Labour Regimes in Chinese Facto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57， pp. 44-71.

Lv， Xiaobo & Elizabeth Perry， 1997，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M. E. Sharpe.

【注释】

①南厂正式建立于1953年，但这里的员工数从1950年开始统计是因为南厂的前身在1947年就已经存在，1950年的员工数是南厂前身各家工厂员工数之和。

②请参看马伟：《盾构机：正在出炉的大蛋糕？》，载《中国机电工业》2006年第6期。

③请参看《盾构机正在领衔主演城市“地道战”》， 中国机经网，http://www.mei.net.cn/news/2012/01/409307.html ，2013年9月20日访问。

④关于英国原初资本主义情况下包工制度的进一步论述请参看谢国雄（1989）。关于美国厂内包工制度的详细论述请参看Ernest J. Englander， “The Inside Contract System of Production and Organization： A neglected Aspect of the History of the Firm，”Labor History， Vol. 28， 1987， pp. 429-446；John Buttrick， “The Inside Contract System，”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2， 1952， pp. 205-221；Jones. S. R. H.， “The Organization of Work： A Historical Dimen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No. 3， 1982， pp. 117-137。关于新中国成立前旧上海棉纱厂的包工制度请参看刘明逵（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611页；旧上海船厂包工制请参看经江：《解放前上海造船工业中的包工制度》，载《学术月刊》1981年第11期，第17页；关于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码头工人的“把头”和“脚行”制度请参看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8—59页、第274页；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⑤南厂焊工大都掌握了手工焊、氧焊、立焊、自动焊、二氧化碳焊、透视焊等焊接技能。而外协工人仅掌握了集中常用的铆焊技术，但因为经常使用，故而其熟练程度更高。

⑥资料来源：《关于下发我省2000年建立现代企业制的百户骨干企业名单的通知》，载《南厂档案2000年（永久）》第1卷。

⑦减员分流之后，南厂推行了《总经理办公会议制度》、《董事会办公会议制度》、《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南厂中层班子议事规则》、《中层领导班子成员谈话制度》；进行了岗位工资的改革，出台了《主体生产车间员工绩效考核管理办法》、《集团公司职能部门员工绩效考核管理办法》、《集团公司经营部门员工绩效考核管理办法》、《车间岗位职责》、《科室岗位职责》、《员工行为守则》、《员工行为守则（修订版）》、《员工行为守则（二次修订版）》、《实行佩戴胸卡上岗管理和打卡考勤管理制度》、《6SK生产管理制度》、《南厂压力容器分公司机械加工及装配岗位激励机制实施方案》、《班组综合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对员工进行管理。国企改革之后，南厂的工资制度为“岗位工资＋奖金”，工人的岗位工资为1100元—2000元／月不等，而奖金则根据工人绩效考核情况酌情给予。

⑧“分散的法律威权主义”（decentralized legal authoritarianism）， “分散的”指的是市场转型以后中国地方经济决策上的“分散积累方式”，即地方政府被赋予财政权力与行政权力，其经济决策能力增加；“法律威权主义”指的是国家合法性基础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乌托邦式意识形态、个人权威、行政命令转变为“法律治理”的努力。具体请参考Lee（2007）。

⑨例如，2011年1月，A市国资委主任来南厂考察时提醒管理者要重视稳定工作，指示：“要正确处理好企业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国资委主任强调，全力推进企业的科学发展是我们的重任，但同时要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该资料源于：《今日南厂》，2011年。

⑩南厂正式工主要有三批人：第一批是1972年左右入厂的老工人，笔者在厂期间，他们正在逐渐退休；第二批是1991年左右入厂的工人，他们是当前南厂的主要劳动力；第三批是2000年以后招收的技校工人，这些工人流动性较高，留在南厂的并不多。1972年入厂工人与1991年入厂工人都是经历下岗分流后依然留在南厂的工人，他们的工龄是从入厂时算起的，所以这些人的工龄都是四十年或二十多年的。

11南厂每年都会招收上百名技校学生，但留在南厂的仅有不到二十人，“留不住人”在职代会上一直是笑谈。铆焊生产需要多人合作进行，在生产中，老工人通常会告诉年轻工人：自己努力工作了几十年，工资也就只有2000元，这里工资太低、待遇太差，他们就是在南厂努力工作几十年，工资也不会增加多少的。自己年龄大了，没有办法离开，也没有必要离开，但年轻人还有资本离开，去私营厂工作赚钱，否则，他们连媳妇都娶不了。

 

贾文娟：上海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