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的环境组织模式与发展的环境运动网络

——对福建省Ｐ 县一起环境抗争运动的分析∗

童志锋

(浙江财经大学　社会工作系，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来源：《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4年13期。

摘　要：在动员结构与社会运动发展关系的研究中，西方学者比较强调正式组织与运动网络在社会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由于我国运动组织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制度制约，其组织模式与网络关系呈现出独特的模式，其组织模式和网络关系未必是静态的，而是随着运动的发展不断变动的。本文通过对发生在福建省Ｐ县的一起环境抗争运动的分析，展现了组织模式从无组织化到维权组织再到环境正义团体发展的可能路径。当一个地方性的环境正义团体被纳入全球化的绿色网络中后，运动网络将不仅限于熟人关系网络，这也表明，运动网络也会随着运动的发展和组织模式的变迁而不断重构。

关键词：环境抗争；社会运动；组织模式；运动网络

 

当前中国环境保护运动主要分为两类：一中产阶层发起的、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的自然育运动，二是针对具体污染问题的环境抗争运动本研究重点关注农村环境抗争运动中组织模式和运动网络的演变。

一、文献回顾

在环境抗争运动研究中，组织模式和运动网络是一个长久不衰的热点问题。对于西方社会的环境抗争运动研究而言，组织及其资源动员已经成为社会运动的主流研究范式并影响到很多的实证研究。例如，Ｗａｌｌ在Ｅａｒｔｈ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ｒｏａｄ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一书中，从比较社会运动的视角对倡导绿色出行的激进环保主义者及其组织进行了深度案例剖析，强调运动网络成员的认同、组织动员所发挥的作用[１] 。Ｓｅｅｌ 等在Ｄｉｒｅｃｔ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一书中也指出了地方性运动团体、媒体建构等在直接行动中的重要性[２] 。

在关于中国社会环境抗争运动中的组织与网络研究中，有学者通过对三起农民环境抗争案例的分析表明，中国文化在动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动员过程中，村民们常常诉诸亲属关系、宗教、道德意识、传统的公正观等资源[３]。还有学者以一个街区的环保抗争运动为例，揭示了关系网络在基层社会运动过程中的重要性[４]。笔者也在发表的几篇论文中，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在环境抗争运动过程中熟人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强调了媒体的开放性、行政体系的分裂等政治机会结构因素对抗争运动的影响[５－６]。但是，这些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农村环境抗争运动中组织和网络的复杂性ꎮ这主要是由于之前的研究更多的是从静态的视角来理解农村环境抗争运动中的组织与网络，而忽视了环境抗争运动过程中组织与网络的发展与变化。本研究的目标在于试图弥补这一缺陷，通过一起发生在福建省Ｐ县农村环境抗争运动的过程描述，展现环境抗争运动中变动的组织模式和发展的运动网络以及组织模式和运动网络之间的关联，以丰富学术界对于社会运动动员机制的理解。

二、ＲＰ反化工厂事件①

ＲＰ反化工厂事件发生在福建省Ｐ县，是农村村民反污染抗争中的一起典型案例，时间持续二十年之久。

１.事件起因

１９９２年，福州第一化工厂(以下简称福州一化)计划将高耗能的氯酸钾产品的生产向能源丰富、电价较低的山区转移。Ｐ县廉价、丰富的水电资源和优惠的落地政策吸引了福州一化，这也与福建省当时出台的经济发达地区帮助和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山海协助”政策契合ꎮ在福建省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与支持下，福州一化、Ｐ县电力公司分别出资７０％和３０％共同组建了ＲＰ 联营化工厂(以下简称ＲＰ化工厂)，并落户Ｐ 县某村１９９３年，ＲＰ 化工厂建成投产，并于１９９８年进行扩建，从年产氯酸钾一万吨扩展到年产三万吨氯酸钾和一万吨氯酸钠，成为德市(Ｐ 县的上级行政部门)唯一产值超亿元的企业。ＲＰ化工厂也是Ｐ县的财政支柱，包揽了全县财政收入的１/３，解决当地６００多人的就业问题，每年能为当地提供５００ 万元的运输业务。Ｐ 县某副县长这样评论:“没有ＲＰ厂的贡献，我们的公务员、教师的工资可能就难以按时发放”。

然而，ＲＰ化工厂一期工程投产之后，工厂周边村庄就发生了农作物、果树歉收和竹木死亡现象。在二期工程投产后，污染加剧，村民身体也出现了各种不适。从1994年开始，村民不断与ＲＰ化工厂展开交涉，并向地方政府陈情，要求赔偿损失。1995年，ＲＰ化工厂也曾对个别村民给予了象征性的补偿ꎮ随着时间的流逝，污染的累积效应爆发，尤其是二期工程上马之后，污染更是加剧，而ＲＰ化工厂并没有进一步的赔偿，在村民不断的信访中，也逐渐产生了反污染的领头人与抗争群体、

２.事件发展

在１９９９年之后，身为乡村医生的章金山继村民柳大元之后成为村民投诉化工厂的主力。２０００年下半年他开始通过网络在各大媒体上发帖，据他介绍，在此期间也曾收到国家环保总局宣教中心的回信，但是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ꎮ２００２ 年１月，由于章金山不断的投诉，«方圆»杂志的记者杨建民来到了Ｐ县进行采访并撰写了«还我们青山绿水»的报道，并提供了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以下简称“法大帮助中心”)的信息ꎮ 村民了解到可以通过司法途径保护权益，大受鼓舞。３月１２日，收到杂志之后的第二天，村民就开始在县政府前的广场募捐，准备状告ＲＰ化工厂。３月１３日，县委召开专题会议讨论ＲＰ 化工厂污染问题，并形成会议纪要——“坚决反对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搞非法活动，破坏社会稳定，对触犯法律的，要坚决依法严肃处理”。３月15-16日，章金山等募款村民与县城管队发生了冲突。４月的一天，“法大帮助中心” 包括中心工作人员、律师、记者、环境医学专家在内的一行四人前来Ｐ县调查，经过六天走访调查之后，调查组详细指出了提起诉讼应该注意的问题，这也为之后的“千人大诉讼”奠定了基础。

①从村庄事件到社会事件。村民的抗争行动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包括«法制晚报»、«光明日报»在内的新闻媒体开始报道，媒体的声音得到了国家环保总局的回应。2002年７月１１日，国家环保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重点查处的５５家环境违法企业名单，福建省Ｐ县ＲＰ化工厂名列其中。当天，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来到Ｐ县，虽然村民最终没有见到总局领导，但他们抗争的信心大增。

１１月２０日，福建省环保局在Ｐ县主持召开了ＲＰ化工厂年产二万吨氯酸盐技改项目环保验收征求意见会，村民受邀参加，并形成了环境保护的“十条纪要”。之后，福建Ｐ县ＲＰ化工厂作为破坏环境的典型陆续出现在国家环保总局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和国家信访局«群众反映»内刊中，«中国环境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等媒体也跟进报道ꎮ尤其是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２日«新闻调查»播出后，更是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据统计，２００３年，在各大媒体上，最少出现了１５篇深入采访报道ꎮＲＰ 化工厂与村民的冲突完成了从村庄事件向社会事件的转变。

②千人环保诉讼。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７日，１６４３名(后来增加到1721名)村民向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集体诉讼，诉讼费为１.６ 万元，其中“法大帮助中心”援助了０.８ 万元ꎻ五天后，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ꎻ同年１２月，村民向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鉴定、评估申请书»。２００３ 年４月１日，在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预交委托鉴定、评估费的第二天，村民们缴纳了３万元费用，其中“法大帮助中心”援助了１.５ 万元。

由于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既不委托相关部门开展鉴定，也不认可村民自己提交的损失评估，案件一直无法开庭审理ꎮ村民认为法院在有意偏袒ＲＰ化工厂。经过村民和代理律师多次与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交涉，２００４年４月，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江西惠普会计师事务所做评估鉴定。接到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的评估鉴定报告后，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４日，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ꎮ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５日，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他们的判决结果，村民和ＲＰ化工厂双方均不服从判决结果并都于５月３０ 日上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６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判决结果，ＲＰ化工厂需要支付村民６８万多元赔偿款ꎮ 虽然这与村民１３５３４６４０元(其中经济损失１０３３１４４０元，精神损失３２０３２００元)的赔偿请求相差太大，但在环境诉讼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也算是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３.事件结果

在判决结果生效后，地方人民法院由于担心赔偿款分配出现不公，扣留了赔偿款，并要求只有在所有村民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发放赔偿款ꎮ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在“法大帮助中心”的律师的斡旋下，村民们拿到了６８万多元的赔偿款。然而，对于章金山等积极分子而言，对ＲＰ 化工厂环境集体诉讼的结束，只是反对环境污染的开始，此后，他基于自己创办的Ｐ县绿色之家环保组织，不断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与地方政府角力，并成为民间环保领域的农民环保代表人物之一。

三、组织模式:从“维权小组”到“环境正义团体”

资源动员理论强调社会运动组织在运动中的核心作用。学术界也指出，在中国，维权类的社会运动组织由于环境因素而生存艰难。因此，即使出于策略的考虑，大多数的抗争运动维持在无组织化或低组织化的状态。但由于本案例持续时间长，涉及人数广，同时又有外界的广泛支持，便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不同于一般的突发性环境事件的组织模式的机会。

１.无组织化:抗争积极分子的上访

从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２年３月长达八年的时间里，Ｐ县的环境抗争都处于“无组织化”的阶段，期间，产生了两个上访积极分子，先是柳大元，后是章金山ꎮ 他们两人都积极投诉、上访，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维权小组。

１９９４年，ＲＰ化工厂建成投产，由于废气和废水任意排放，导致农田河流污染，农民经济受损，Ｐ县的村民开始信访，村民柳大元带头向县、市政府、中央机构寄发举报信，但均未得到回复，村民热情逐渐消减。

１９９９年底，章金山成为信访牵头人，在发送给德市环保局和德市市政府的举报信没有回应后，他并没有气馁，反而加快了举报的频率和层级。２０００年下半年买了电脑之后，又不断在网上各大论坛发帖子揭露问题。２００１ 年１２ 月６ 日，章金山声称收到国家环保总局宣教中心发来的回复邮件。

２.维权小组:推动运动发展的动力

维权小组是目前中国环境抗争中最为普遍的形式。这样的小组具有如下的特点：①暂时性的联合。一般而言，事件结束之后，就自然解体。 ②不稳定性。地方政府或者污染企业常常会对此类小组中的核心成员进行压制、分化，因此，小组成员会出现变动。

在Ｐ县环境抗争运动中，１９９９年章金山参与环境维权后，推动了事件向前发展。由于村民们经常到章金山的诊所去看病，诊所成为很多村民讨论村里疾病、死亡现象和ＲＰ化工厂污染的主要地方，后来集体诉讼代表的核心人物几乎都是从章金山诊所经常聊天的村民中选出来的ꎮ 对于章金山的信访，各级政府反映不一，地方政府基本上对这些信访投诉不置可否，而投诉到国家机关(国家环保总局)的大量的信访信件都被转给省里，省又转到市，市里最后都是督促县里办理，这使得大量的投诉基本上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ꎮ据章金山介绍，他被县委、县政府多次找去谈话，县领导直接给他看了他们的投诉信件，并告知他，“最后还是得县里来处理”。在此期间，县政府也开过协调会，但是污染问题依旧，而且在１９９８年，ＲＰ化工厂不但没有停止污染，还开始了第二期工程的扩建。

３.环境正义团体:链接环保ＮＧＯ界这里的环境正义团体不同于自然之友等全国性的环保ＮＧＯ，基层性是其核心特征，其主要专注于社区健康与环境保护，而不是生态保育。

２００４年，Ｐ县绿色之家以组织名义开展活动，从形式上看，该组织是一个较为正式的草根环保社团，它有网站、有章程，也有愿景、使命、核心理念、战略发展目标、迫切的需求等组织发展规划ꎮ但是，从大量的村民访谈与实地观察来看，其还只是一个准组织，组织中的分工并不明确。

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Ｐ县绿色之家就设在章金山家中。２００４ 年，章金山开始谋求在县民政局正式注册，但由于无业务主管单位，一直未获得回应。２００７年９月，民政局通告取缔Ｐ 县绿色之家ꎮ绿色之家成立之后，前期以环境诉讼为主，其后也通过写材料的方式参与其他环境问题的维权。

有两个原因促使了Ｐ县绿色之家的成立:一是得到了地球村、绿色家园、绿色和平等诸多环保ＮＧＯ 的帮助ꎻ二是如章金山所言，“当时想，要想使我们的行动能够维持下去并产生长远的影响的话，就应该成立个组织”ꎮ事实上，正是由于章金山在环保ＮＧＯ 界不断资助下参加各种会议，使其产生了成立组织的想法，最终该组织在环保ＮＧＯ的帮助下成立。例如，２００４ 年３ 月，章金山首次作为污染受害者代表参与了“法大帮助中心”与日本环境会议联合在日本熊本大学召开的环境纠纷处理研讨会ꎻ同年，他又参与了两次环保ＮＧＯ领域的会议ꎻ也是在这一年，Ｐ县绿色之家正式宣布成立ꎮ该组织运行的资金大多来源于环保ＮＧＯ领域的资助ꎮ 在绿色和平有毒物污染防治项目主任赖芸的帮助下，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分别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００６年４月共计资助绿色之家３.１万美元。另一环保ＮＧＯ“绿网”帮助Ｐ 县绿色之家设计了网站。

四、运动网络的初始:熟人关系网络

一个关系网络紧密结合的熟人社会客观上为集体行动的发生发展提供了管道。有学者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既有的家族、邻里、朋友、教友、同事、同学关系都是重要的人际网络，可以提供社会运动的管道”[７]１０６－１０７ꎮ 当前，以家族、地缘、宗族等为核心的熟人关系网络已经成为农村集体行动的管道基础并承担了沟通、团结的功能，具有其独特优势[５] 。

１.邻里网络与动员

在农村，自然村仍是村民生产、生活活动的主要发生地。人民公社化运动强化了农村的地缘联系，共属一个生产队的村民居住在一起，常年从事集体劳动，增强了人际交往和沟通ꎮ这种地缘关系因其中渗透的行政管理、人情往来、共同经济利益(如与地缘有关的水利、生产协作等)等得到不断的加强[８] 。如在农村社会，在遇到盖房子、婚丧嫁娶等重要事情时，邻里之间都会相互帮助，形成了互助网络。这样一种以地缘为基础的邻里网络有助于集体行动的动员，如维权核心人物章金山家门口每天都聚集了很多村民，这些村民大多是章金山家的左邻右舍或者亲朋好友，这些村民也是在集团诉讼、集体募款过程中出力最大、最多的人员。

２.家族网络与动员

通过血缘、姻亲等亲属关系进行动员是农村集体行动中较为常见的方式ꎮ在农村社会，起作用的仍是五服以内的宗亲及姻亲ꎮ 这与传统的家族��义不同，家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男性继嗣群，而在今日农村，姻亲的人际联系功能越来越强[９] 。这样一种以血缘、姻亲关系为核心的动员网络在集体行动中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在Ｐ县ＲＰ 化工厂集团诉讼的准备阶段，要发动村民共同诉讼，其中，一些积极分子就是通过血缘、姻亲关系的口口相传，把信息和其中的利弊解释清楚，使得有上千人参与了签名并支持集团诉讼。

３.宗族网络与动员

莫里斯弗里德曼认为在中国尤其是在东南沿海等宗族观念较为强盛的区域，宗族在农村的抗争过程中也非常重要[１０]。Ｐ县环境抗争运动恰巧发生在宗族观念强盛的福建Ｐ 县。也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农村宗族血缘内部，关系宗族集体最大利益时，个人利益一般服从于集体利益，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宗族械斗时，双方宗族组织都能动员全体男性加入到流血冲突行列中去[１１] 。而在宗族观念强的地方，宗族就是认同单位[１２] 。例如，在Ｐ县环境抗争运动中，宗族在增强村民的凝聚力方面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ꎮ在化工厂所在地——溪坪村，村里的宗族势力是很强大的，村里主要是宋、张两大家族，两大家族都建有宗祠，像宋家每年８月初都会举行一次活动，会有１００多人参加，通过这些活动可以增加家族的凝聚力ꎮ老人理事会是由家族里比较有威望的老人组成。家族、宗族与老人理事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很多家族、宗族中的老者本身也是老年人理事会的核心成员ꎮ 而章金山又在老年人理事会中担任秘书长，这使得他们能够共同推动环境维权。

五、运动网络的拓展:资源链接与绿色网络

Ｍａｃａｒｔｈｙ等指出资源即是金钱和人力[１３]。Ｌｉｐｓｋｙ 指出，组织资源是构成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但是他只是列举了专业人士的能力与财力两种资源[１４] 。其实，除了这两项基本的类型，空间、知名度、决策管道等要素也可列入资源的内容ꎮ何明修指出，要详尽列出所有的资源种类是不可能的任务，也是没有必要的工作ꎮ简单地来说，资源即是社运组织能够控制，并且有助于动员过程的东西[７]。那么，在Ｐ 县环境抗争运动中，章金山及其诉讼小组是如何进行资源运作，其中影响运动发展的关键性资源是什么呢?

１.资源运作与关键性资源的获得

①信访与资源的获得。１９９９年之后，章金山等人就开始了不断的信访，到２０００ 年下半年，章金山买了一台电脑并学会了上网ꎮ 此后，他借助网络，不断在强国论坛、天涯等大论坛上发帖举报投诉，在访谈中，他谈到“先开始在论坛上发帖子很少人理会，后来附上了一些照片，回的人就比较多了”。他也开始不断向政府机构、各个媒体发送投诉电子邮件，“能找到邮件地址的有关单位和领导都给他们发了，包括国家的各大部委，但基本都没有回应”。２００１年１２ 月６ 日，章金山声称收到了国家环保总局宣教中心的回信。２００２ 年１ 月１２日，章金山又声称收到了中央某领导的回信。之后，他加紧了向各大媒体的投诉力度。２００２年１月，他的投诉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方圆»杂志的回应，杂志社派出了记者杨建民来到Ｐ县了解调查，并曝光了ＲＰ 化工厂的污染。

由此可见，信访是获得资源的非常重要的方式ꎮ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并不认识记者，也不认识人大代表，他们要获得外界的关注，一般是通过两种方式:一是信访(上访)，二是引起新闻媒体的重视与关注。对于农村的环境抗争运动而言，从信访渠道和媒体渠道中获得资源可以相互补充，例如，一旦维权的农民获得了任何的政府部门的回复或者得到了新闻媒体的报道，在下一次上访或向新闻媒体投诉的过程中，他们或者在上访信件中引述新闻媒体的报导、或者在给新闻媒体的投诉中引述政府部门的回复。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不断地盘活有利于自己的资源。

②关键性资源的作用。所谓关键性资源是指在运动事件中发挥着极为重要作用的资源。在农村环境抗争运动中，中央媒体的支持性报道成为了关键性的资源。新闻媒体掌握话语设置权，尤其是诸如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对于地方环境污染的报道，会使得基层政府受到来自上级部门和社会舆论的双重压力ꎮ因此，媒体的支持成为农民环境维权的关键性资源。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阻止污染事件的曝光，而环境维权的农民也千方百计地希望引起舆论与上层的重视ꎮ在Ｐ县环境抗争运动中中，除了媒体的支持性报道外，专业环保法律援助(帮助)组织的支持与ＮＧＯ的支持也起到了独特的作用。Ｐ县环境抗争运动中能够坚持下来并获得集团诉讼的成功，与后两种资源的支持同样密不可分。

第一，媒体的支持性报道。对于环境污染问题，一旦在全国媒体上“亮相”，上级部门就会逐级要求督办，这就会对地方政府造成压力ꎮ因此，媒体对于环境污染的曝光，实际上是村民的增量资源，能够增强其对抗以污染企业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的实力。获得此类资源，尤其中央级别媒体的支持，就成为了环境抗争运动能否获得转机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但是，由于农民整体上的弱势地位使得他们并不能通过关系网络而直接获得此类资源的支持，很多情况下都是因媒体的主动介入使得环境抗争运动发生转机。在Ｐ县环境抗争运动中，继«方圆»杂志、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先后曝光了Ｐ县的环境污染问题之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中国环境报»等全国各大新闻媒体跟进报道５０ 余篇，网上转载不计其数ꎮ 这对Ｐ县的村民环境抗争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也对地方政府造成了较大的压力[６]。

第二，专业环保法律援助(帮助)组织的支持ꎮ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帮助中心是一家专业提供环境法律维权帮助或援助的民间组织，自１９９９年成立以来，该中心已经援助了数百起环境侵权案件。Ｐ县千人集体环境诉讼案件之所以能够成功，显然是与“法大援助中心”密不可分的。该中心提供了包括环境法律师、环境工程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员，他们为村民收集污染证据提供了技术支持，并帮助村民统计损害结果，寻找评估鉴定机构。同时，该中心也提供免费诉讼支持，据统计，在Ｐ县环境诉讼案件中，该中心共投入了近２０万元援助资金。随着民间环保组织的不断专业化，环境法律援助类的组织或者设有环境维权项目的组织在逐渐增多，并对普通村民的维权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１５] 。由于环境诉讼中的证据收集等环节都需要专业人员的指导，如果没有“法大帮助中心”律师的帮助，农民甚至不懂最基本的采集污水的规则。更为关键的是，由于集体诉讼的费用较高，没有相关组织的援助，司法途径就要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三，环境ＮＧＯ网络的支持。随着中国环境ＮＧＯ 的不断发展，各ＮＧＯ 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环境ＮＧＯ 网络。由于环境ＮＧＯ 网络已经能够动员起更多的资源，因此，环境ＮＧＯ网络的关注与支持将会对农村的环境抗争运动产生一定的影响。以Ｐ县环境抗争运动为例，自“法大帮助中心”介入集体诉讼案件之后，中华环保联合会、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绿色和平组织、天下溪、阿拉善生态协会、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绿网、厦大绿野协会等诸多的环保ＮＧＯ都给予了村民实际的支持或道义的支持。

２００４年３月，章金山首次作为污染受害者代表参与了法大帮助中心与日本环境会议联合在日本熊本大学召开的环境纠纷处理研讨会。此次会议之后，截至２００７年７月，章金山或为演讲嘉宾，或者参加培训会总共参与了国内外各种ＮＧＯ机构组织的活动１６ 次，其中２００４年三次，２００５ 年七次，２００６年上半年六次。２００８ 年８月，Ｐ县绿色之家创设人章金山被«财经»杂志社评为２００８ 年度环保人物，并被邀请到北京观看奥运ꎮ２０１１年６月，章金山荣获第四届ＳＥＥＴＮＣ生态奖，这表明章金山及其所代表的机构已经成功地被吸纳到ＮＧＯ 环境网络中ꎮ 这些环保ＮＧＯ 的介入以及章金山不断的参与环境领域的会议，不但丰富了章金山等人的社会资本，也提高了污染问题的曝光度。

２.资源再生

资源并非是一个常量，是可以在社会运动的过程中不断被创造出来的，这主要取决于运动核心人物的动员能力。

在Ｐ县环境抗争运动中，正是因为«方圆»杂志的曝光，使得村民维护自己权益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也正是在«方圆»杂志记者的介绍下，“法大帮助中心”得以介入。由于“法大帮助中心”也是一个环保ＮＧＯ，它又为章金山等提供了参与国内外环境会议的机会ꎮ而章金山在会议期间认识的环保ＮＧＯ 人士，又给予了章金山诸多支持ꎮ在这个过程中，Ｐ县绿色之家也宣告成立(虽然未注册成功)，这又使得他能够以组织的名义参与更多的会议，获得更多的资源。

六、小结

一方面，随着社会运动的发展，组织模式是处于变化之中的。本研究就展示了社会运动从无组织化到维权组织再到环境正义团体的发展过程ꎮ这未必是所有环境抗争运动的通常路径，但却提供了一种环境抗争运动发展的可能路径ꎮ另一方面，运动网络也会随着运动的发展和组织模式的变迁而不断重构。当一个地方性的环境正义团体被纳入全球化的绿色网络中后，运动网络将不局限于熟人关系网络。

熟人关系网络是农村环境抗争运动的组织动员基础。其中，邻里、家族、宗族关系仍然在动员的过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与村民独特的生活场域与相似的村庄社会记忆紧密相连。尤其是这样一种共同生活的经历使得村民能够共享基本相似的认知逻辑，这样一种认知逻辑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空间中不断地传播、共振，会强化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共同认同感，当村庄中出现了维权的领头人物时，这样一种网络机制就能够迅速地发挥作用并推动集体行动的发生与发展ꎮ

在农村的环境抗争运动中，新闻媒体报道、民间环保组织的支持等关键性资源对于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类资源往往会成为改变环境抗争运动中双方力量平衡的突破口，如果运动积极分子能够成功地运作资源，可以不断创生对抗争一方有利的新资源。

 

参考文献、英文摘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