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形成的必要条件，群学则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改造和发展群学，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兼收并蓄群学要义，扎根中国大地，直面中国问题，寻求解释中国社会之道、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之策，极大地增强了认识、改造和建设中国社会的能力，是世界社会学史上的伟大丰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共产党

作者简介：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高和荣，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100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断中国化的100年，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持续深化发展的100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是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必经之路，中国古已有之的群学则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落地生根提供了文化土壤，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相结合，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以之认识、改造和建设中国社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探索历程十分曲折，成果极为丰硕，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光辉篇章，在世界社会学史上竖起了伟大丰碑。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形成的必要条件。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就不可能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的古典社会学——群学，关注群、群众，认同和依靠劳动大众，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承接作用。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把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自身的“初心”与“使命”，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兼收并蓄群学要义，扎根中国大地，直面中国问题，寻求解释中国社会之道、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之策，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的契合性

从人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不仅在内容上具有一致性，而且在价值倾向上具有亲和性，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土壤和文化基础。

(1)群众观点与结群成众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人是处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特定社会关系的人，绝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或固定不变状态”的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个体的抽象物，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这些观点与群学关于“人之生不能无群”(《荀子·富国》)的表述高度契合。荀子认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之所以“牛马为用”，就在于“人能群”(《荀子·王制》)。从这个角度看，“群”“能群”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从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出发去理解人，强调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成为“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共有的基本观点。

(2)人民主体与民本民贵

马克思从有群之人角度解释了历史的生成，把人看作历史的创造者，认为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的活动也就是劳动构成了全部历史的根据与条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行动。只有通过革命，人民群众才能成为历史与社会的真正主人。中国自古就有“民为邦本”“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等思想传统，把“民”作为“群”的基本单元，强调“治国之道民为本”，善养民生、施民以惠是群学的重要内容。在群学话语中，历史就是个人在“明分”基础上合成为群、治理“群”的过程。群学强调明长幼之序，通人伦之道，合群、能群、善群，最终使整个社会美于斯、乐于斯，达到天下大同的乐群状态。这种先后相承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思想，虽有区别，亦可契合。

(3)大公无私与克己奉公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群学都重视群己、公私关系，倡导克己奉公。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从对“物的依赖”，经过“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到达“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群己、公私关系的历史性以及发展性特征，论证了人的合群与能群本性的社会基础与历史必然。群学作为“合群的学问”，一直强调“合群性”乃人之本性。群学主张先公后私、公而忘私乃至于大公无私。荀子将“贵己”与“贵群”相统一，希望达到“群居和一”(《荀子·荣辱》)。到了近代，梁启超等人强调群术与合群的重要性。所谓“群术”，与“独术”相对应，是一种有效治理并团结国民的治国之术。这是一种群本主义，对于个人来说，合群则成为一种利他主义的群德。在群己、公私关系上，群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暗合性。

(4)人类解放与天下大同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群学都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群学以礼义为准则处理种种社会关系，认为人人各司其职，各得其宜，则“天下莫不均平”(《荀子·王霸》)，达到“至平”社会(《荀子·荣辱》)。在族群关系上，群学主张在尊重各自差异性的同时追求内在的统一性，实现“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议兵》)。《礼记·礼运》描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愿景，大同社会是群学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实现天下大同是群学的“使命与抱负”。马克思的学说从来都不仅仅是为某一民族、某一地域、某一国家谋求解放，而是面向全人类，指出“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就是从合群到乐群的跃迁，它指向的无产阶级解放、共产主义社会的光明未来，是群学话语中“大同社会”更科学的表述。

2.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形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逐渐传入中国。五四运动后，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马克思主义日益深入中国并得到了广泛传播，很快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指导与理论武装。从此以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及社会建设相结合就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1)马克思主义与群学的相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广为传播。李大钊于1918年下半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1919年5月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群学相结合、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进程。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并以之认识、批判和改造中国社会。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情人民群众。李大钊目睹人力车夫、乞丐、煤工、童工等的悲惨境况，深感他们无法追求自由与幸福的痛楚，发出“吾惟哀吾民而已矣”的感叹。但李大钊并不认为底层群众是羸弱的，反而认为劳动者才是真正的“有实力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他提倡“劳工神圣”，赋予群众主体性地位。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李大钊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看到了群众的能动性。他积极看待群众运动，认为群众运动将扫清一切旧时代的糟粕，是人民掌握政权的手段。瞿秋白把群众作为依靠的对象，认为“世间一切靠不住”，“靠得住的是群众”。恽代英指出，“主义”只有贴合群众的需求，才能取得足够的号召力。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群众的联合。他们从合群是人的本性出发，把“协合”当成人类的普遍法则。李大钊认为，在马克思之后，人类终于来到了阶级竞争的最后阶段，“互助的光明”快要出现了。恽代英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先天的，是国家强盛、社会团结的根本。他在与蔡和森一起起草的中共二大文件中，更是提倡“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瞿秋白指出，在本国的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应当“联合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而行民族革命；以至于与世界无产阶级携手，而促成伟大的长期的世界社会革命，彻底颠覆帝国主义”。邓中夏则主张“团结是力”，应该将其“扩大到一个地方的团结，更扩大到全国的团结，并且要扩大到全世界的团结”。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群学的改造

首先，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扬弃了传统社会中的“四民”(士农工商)秩序，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重新解释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

其次，提升了群众特别是农民和工人的历史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无产阶级从一无所有、备受压迫的阶级，一跃成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最先进的阶级乃至于领导阶级。李达认为，唯有无产阶级才能作为民族革命的中流砥柱。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力地回击了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认为农民群众打倒了土豪劣绅，使得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和绅士的地位从此反转。瞿秋白认为，大量的工人农民沦落到“一无所有，无可再失”的境地，他们唯有通过阶级斗争与革命，才能解放自己，阶级斗争与革命才是中国社会的唯一出路。艾思奇指出，“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并且首先是劳动人民群众的历史”，正是这群“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创造了时势。

再次，明确了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对传统群学中的君、臣、民关系加以彻底改造，以群众路线与民主政治为原则构建新型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对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命令主义与争取群众是不能并存的”。艾思奇指出，群众、社会组织在面对政府时，双方的关系应当是“相互推动、相互助长”的，唯其如此，群众才能信任政府，这样的信任就不会变成迷信与依赖，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不会欺压平民百姓，而是“爱护人民，依靠人民”。

最后，重新明确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在传统“四民”秩序中，“士”居首。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只是经济强势阶级的附庸，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不过，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具有积极作用。李达因为知识分子没有恒产而将其归为“准无产阶级”，认为他们可以与“劳动者为友”。毛泽东主张共产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艾思奇号召知识分子采取“中国大众的立场”，即“‘聚精会神’为服务人民而工作，从‘现实的教训’中虚心学习，从群众的实际要求出发，来创造工作、改进工作”。总之，知识分子必须积极融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发挥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应有作用。

(3)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群学的发展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群学有关个人与家庭、自我与社会关系等思想的改造和发展，赋予其革命的、能动的因素，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性。

第一，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相信群众、扎根群众，带领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坚持的根本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醒党员应该多关心群众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多方面的生活问题，以动员广大群众参与革命战争。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历数近代史的重大事件，指出唯一正确的革命之路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因此，中国将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最根本的群众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强调密切联系群众、相信群众，积极关注并着力解决群众的基本需求，注重善养民生，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担当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时俱进的品格。习近平总结说，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必须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第二，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呼吁争取广大同胞，共同参与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抗日战争三周年之际，毛泽东再次强调最大限度地团结群众的重要性，指出抗战与团结互为前提，向全党发出号召：“一切共产党员须知：我们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统一战线。”

第三，阶级联合。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从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化需要分两步走，其中第一步又有“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化”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共和国，采用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和民主集中制的政体。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反复强调，应当分门别类地看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不能轻易放弃曾经团结过的群体。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阶级团结、阶级斗争与阶级改造的行动是同时进行的，最终目的仍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最大的合力。

第四，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逐渐恢复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中国走向了善治的康庄大道。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行动逻辑，背后就是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价值取向，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价值导向。“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就要坚决避免“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3.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的成功结合，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汲取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之精华，特别是群学中有关讲礼义、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合群、能群、善群、乐群等治理思想与方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使之对中国社会更有解释力，更易实现大众化，逐渐形成一套烙有中国印记、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的社会学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的成功结合，为实现社会学的中西会通提供了最佳路径。近代以来，大批仁人志士向西方寻求救国图强的真理，进化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社会理论悉数登场，“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各种路径也都尝试过。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的结合是最佳范例。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适合分析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矛盾和问题，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得到了广泛认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百年奋斗中经受住了实践检验。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的成功结合，极大地增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实践的认识能力、改造能力与建设能力。经过百年来的不懈探索，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社会认识理论以及指导性极强的社会建设理论。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社会认识理论

如果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首要任务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那么如何在把握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洞察社会结构、揭示社会矛盾、探索社会发展道路，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必须回答的一系列重要问题。100年来，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中形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论”“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小康社会论”等重要理论，以及关于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认识和判断，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等，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关于中国社会认识的重大成果。

1.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客观揭示

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国情的正确认识，不仅是确定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途径和阶段等的基本依据，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前提。

(1)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揭示

早在20世纪中期，列宁就用“农业”“半封建”“半殖民地”等形容中国的社会性质。1926年，蔡和森首次联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形容中国社会。不过，这个提法当时还没有得到公认，国际上也存在争论。斯大林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落后，还存在许多半封建的残余力量。托洛茨基则认为，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就推翻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早已确立。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中共六大报告确认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社会性质，有力批驳了以陈独秀、彭述之、尹宽为代表的“托派”错误观点。1929年，中共中央首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来表述中国社会的性质。正是在正确揭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才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

(2)新旧民主主义两个阶段的划分

随着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到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为基础，将中国革命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时保留了“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实行“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由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主体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即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

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在内的各项基本政治制度，恢复并整顿了国民经济。由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党中央决定以改造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其总路线就是“一化三改”，即“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定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一化三改”到1956年就完成了，新中国由此步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针对党内存在的种种混乱思想和错误观点，毛泽东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并指出“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此后，数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强调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直到21世纪中叶，这段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以及社会主义道路的复杂性的清醒认识。

(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

在群学语境下，小康乃是天下大同的必经之路。《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1979年，邓小平用“小康之家”概括中国式的现代化，以说明中国式的现代化与西方式的现代化的不同。此后，小康社会得到学界的深刻阐释。费孝通认为，小康社会是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精神生活充足的社会。陆学艺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应该以经济发展为要点，以农村为重点，社会发展则是难点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强调发展水平，更注重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把小康社会作为建设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贡献，直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在目标取向上的交融。

2.对中国社会矛盾的科学判断

社会发展总是以不断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呈现出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回避社会矛盾，承认社会矛盾存在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揭示中国社会矛盾的独特性，努力探索解决社会矛盾的良方。

(1)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复杂性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与此同时，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的对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各派军阀作为帝国主义诸势力的国内代理人，压迫广大人民。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顶的“三座大山”，中国革命“只能”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2)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需要矛盾的长期性

社会主义过渡完成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得到基本解决。为此，中共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这个判断后来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替代。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回到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强调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3)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矛盾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习近平指出，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我们需要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尽管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

3.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把握

社会结构是认识社会的重要维度，善于从社会结构中分析社会问题是社会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主要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注重从阶级结构、阶层结构、工农结构、城乡结构出发，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

(1)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动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特色，透过阶级分析，可以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认为，中国存在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将社会阶级划分为工业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城市贫民、游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中农、富农、地主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13种类型，形成了自己的阶级理论。

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官僚买办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逐渐形成并定型，与旧有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并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变。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被消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四种主要的社会阶级。过渡时期结束后，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构成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级格局。

(2)社会阶层呈现新类型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推动社会阶层分化，“阶级”逐渐为表征社会分化的“阶层”概念所取代，阶层分析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议题。陆学艺等人从职业分类出发，结合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10个阶层。这种划分覆盖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阶层，承认了各阶层在社会地位上的分化。

党的十六大在强调“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新社会阶层”这个概念，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等群体界定为“新社会阶层”，承认他们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新社会阶层”由此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3)工农结构仍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轴

工农结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特别关注的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推翻旧社会，动员广大工农群众投身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将阶级、职业、产业等多方面综合起来考察工农结构。

近几十年来，从现代化角度认识工农结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特色之一。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农业从业者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下降，而工业、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52年到1978年再到2018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在GDP总量中的比例关系由50∶21∶29演变为28∶48∶24，再发展为7∶41∶52；从1949年到1978年再到2009年，中国农业与非农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分别由86.21％与5.31％转变为69.25％与7.06％，再发展为37.65％与22.45％。这些变化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中的实践和理论贡献。

(4)城乡结构演变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鲜明特征

城乡结构的演变“最能体现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大农村地区人口最多，在总人口中占比很高。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快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建立了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体制，“城乡分治”成为整个社会的治理格局，城镇人口增长较为缓慢，从1949年到197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从10.64％增长至17％左右。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提出了“城乡一体”命题，“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提出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现“乡村振兴”。针对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探索出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新道路，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城乡治理理论。

4.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矛盾、社会结构，就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从对以民为本、天下大同等理念的吸收，到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观点的批判，以及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创新，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1)对工业立国、农业立国、教育救国等主张的批评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救亡与图存、立国与强国等现实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一些仁人志士勾画中国发展道路，提出了工业立国、农业立国、实业救国、农工并重等思想，各种思想之间多有论争，其中最重要的是“以农立国”派与“以工立国”派之间的争论。章士钊、梁漱溟、杨开道等人认为中国应当以农业为基础进行发展，用农业促进工业才是“翻身之路”。而吴景超、周宪文、章乃器等人则坚持以工业立国，认为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中国就不能走出危机。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把实业发展当作“中国存亡之关键”。同时，教育救国是另一种有影响力的思潮。

然而，这种种主张都没有科学把握中国社会性质、社会矛盾以及社会结构，因而无论怎么兴办产业、开展教育都无法引导中国走向光明。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梦想必定会幻灭；“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只有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救国理想才能真正实现。

(2)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四个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资源有限，经济基础薄弱，加上西方国家的封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阐释了工业经济的重要性，认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观点，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各方面需要协调发展，重工业取得优先地位的同时，并不能忽视轻工业以及农业的发展。所以，毛泽东强调发展国民经济应当“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认为，现代化的维度是多元的。为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任务，这个任务被写入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后来，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1975年，周恩来发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号召。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指出，新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设想的提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3)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自己的道路”。换句话说，改革开放并不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而是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以便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改革开放就是“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这条发展道路，才能真正将“以人民为中心”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既重视对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认识，同样重视对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和则一，一则多力”(《荀子·王制》)，这是经济全球化、中国自身发展和文化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倡导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乐群理念异曲同工，坚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强调兼爱相利，追求天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坚持基本政治制度、持续改革开放、奋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起，构成了中国走向更高级社会阶段的发展道路，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总体性认识。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社会建设理论

认识指导行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社会认识理论具有极强的指导性与实践性。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本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吸取中华文化精华，提升已有的民生等概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建设理论。

1.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民生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概念。民生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中国传统社会围绕“兴仁政、行其义、推礼治”三个维度展开民生建设。到了近代，孙中山将发展民生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结合起来，提出“民生主义”，并将其作为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之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传入，使民生思想得到创造性转化和有效应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民生的地位更为凸显。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要求“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兜牢民生底线、补齐民生短板、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主张。从治理属性来看，与“福利”“福祉”等概念有所不同，民生展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有利于本土学术话语权的提升及话语体系的构建。

首先，保障和改善民生蕴含国家治理理念。国家是理解民生事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一方面，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使民生事业与国家稳定繁荣紧密联系；另一方面，民生国家的出场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表明民生成了治理目的而非手段。

其次，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满足民众多层次需要。它描述了民众的生活状态，体现着社会生活的总体要求，寄托着人们的生活理想。民生概念凸显了多层次需求，这在群学中早有体现。例如，刘向《说苑·反质》引《墨子》佚文云：“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马克思论述过人的多层次需求：“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毛泽东指出，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问题，婚姻问题，这些关乎人民生活的问题都应得到重视。从历史上看，民生是“保民”“安民”“利民”“富民”四个层次的统一。

最后，保障和改善民生彰显人民的权利。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习近平指出，“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国际社会应该积极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尤其是要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将在更高水平上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是在更高水平上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社会建设理论的建构

“社会建设”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本土性概念，是对“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社会事业”等方面的规划、实施和发展实践的概括，反映了中国学术界难能可贵的理论自觉。

对群学而言，群即社会，家庭是群的基本单元，最大的群则是天下，因此便形成了“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循序渐进的社会建设路径。在传统社会，人们制定了家规家训并利用血缘亲情维系家庭关系；通过亲仁善邻、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病相扶以及发展经济，使乡里秩序得以维持；通过隆礼重法、善养民生、制民恒产、文教化成等措施维护国家的稳定以及社会运作的顺畅。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建设就是通过社会革命，构建“自由人联合体”，实现“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陆学艺认为，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即“通过有目的、有规划、有组织的行动，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增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福祉，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现代化”。郑杭生认为，社会建设是“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地形成各种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景天魁认为，社会建设包括“调整社会结构、健全社会组织、改善社会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简言之，社会建设就是通过完善社会结构、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使群或社会得以和谐发展。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更加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更加注重城乡关系的和谐，“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更要注重公平正义的建设，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取消现在的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对所有的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最终到达“各尽其能，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提供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上述思想的具体化。在教育方面，坚持劳动与教育相结合，实现教育公平；在医疗卫生领域，主张中西医相结合，强调“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在就业方面，开展对“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在分配领域，强调社会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反对过度的平均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加注重依靠人民群众进行社会建设，从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社会管理以及生态环境等多个角度提出了社会建设方略，形成了“三步走”战略，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积极建立待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努力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为此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明确社会建设的具体目的是让“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民生为本，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3.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实践

民生问题是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本源性问题，社会建设始终围绕民生在进行。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在中国有深厚的思想资源。群学倡导爱民、保民、惠民、教民，历朝历代不乏反映这些思想的具体实践。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了相当齐全的生活救助制度、敬老爱老制度、灾荒赈济制度、孤寡扶助制度、官学私学制度、为疾疫者置医施救制度、丧葬抚恤制度，通过劝课农桑鼓励生产，以仁德礼义教化百姓，崇好儒雅，敦明庠序，培育社会良俗等，奠定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更加凸显了民生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

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具有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基础。在前提条件方面，马克思认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以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在社会关系方面，恩格斯认为“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在人的发展方面，强调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马克思指出，要“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在资金保障方面，应该建立社会保险金，以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应对意外与危险。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出“共同富裕”“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社会建设理论，要求“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强调从教育、就业、收入、社会保障体系、健康和社会管理角度重点进行社会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4.注重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着力研究民众关注的重点社会问题，推进扶贫、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服务等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在扶贫支持体系建设方面，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战略，创新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通过发展生产扶贫、转移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等途径脱贫致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要求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根据致贫原因分类施策，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收入增长超过25倍，8.5亿人摆脱了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成功实践，为世界各国的扶贫支持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教育支持体系建设方面，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完成了对旧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造，向工农大众敞开了教育之门，保障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改革开放后，以“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针，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十八大以来，做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部署，将“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作为教育发展的目标。70年来，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建构起了基本完善的现代化教育体系，基本实现了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的历史性转变。

在公共卫生与健康支持体系建设方面，主要从医疗资源、医疗主体以及医疗客体进行支持系统的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

在公共服务支持体系建设方面，涉及就业、劳动关系、收入分配关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事业、社会秩序、人民内部矛盾等多方面内容，公平正义与发展的思想贯穿始终，不仅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医育娱等需要，还注重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调整。公共服务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导向，以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以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生产、生活和发展为主要切入点，构建完整的支持体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百年史，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拥有二千多年深厚积淀的群学实现结合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如何转型与变迁、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及民族复兴的历史。这一结合，既让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能够接地气、深入人心、不断丰富和发展，也让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群学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大理论优势，成为社会学理论中西会通的典范，在社会学史上震古烁今。展望未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仍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深化。

一是注重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贯通与会通。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要想成为能够有效“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就需要解决古今贯通与中西会通问题。古今贯通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践根基，是中西会通的前提，离开了古今贯通，一味地强调中西会通，将导致中国社会学的西化。古今贯通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如何在继承传统群学基础上不断创新；而中西会通则要求在取长补短、兼容并包基础上展开与西方社会学的对话，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成为人类社会学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可靠保证。如何实现古今贯通与中西会通，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题。

二是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汲取了中国古典社会学与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合理成分，成为一门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社会科学。这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绝对不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也不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而是经过古今贯通与中西会通后形成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全部，当今的中国社会学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地位、学科内容、学科功能及学科任务，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回答古今中外社会学未能解决或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定型与完善。

三是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百年史，是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紧密关联的历史，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关联的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所以能够形成与发展，就在于始终立足中国革命及建设的伟大实践，科学回答实践所提出的时代性课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续奋斗，不仅给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提出了时代性课题，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实践支撑。这就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回应时代关切，增强实践指向，投身社会建设，彰显经世致用，对社会建设实践进行理论概括与理论总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自信。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1年第9期/《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