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邓小平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

作者简介：段华明，广东省委党校特聘“岭南学者”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灾害社会学。

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新时期预见、判断和应对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多使用的是“风险”概念，涵盖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文化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等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国内利益调整和社会转型加快，大量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大的影响全局的国内外突发事件频繁发生。邓小平在复杂严峻乃至惊心动魄的情势下，果断处理和妥善解决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突发事件，把握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的风险特质，开创了改革、发展和稳定内在统一的风险观——当代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如何认识风险，怎样防范和应对风险的“历史性”、“重大课题”。

一、改革风险观：改革开放一方面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另一方面善于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错的赶快改。

预估和应对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险，是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对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险有着超前的预见与判断，是突破了对风险传统理解的改革风险观。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使得改革开放充满着风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我们在确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对外开放也会有风险，资本主义腐朽东西会乘机而入。”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是担着风险在闯关，“天天在风浪中前进”。“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

以不断改革来应对和纾解改革的风险，是贯穿邓小平改革风险观的根本主线。邓小平强调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才可以抵御风险。改革开放的风险必然存在，在理性判断下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使风险破坏或损失的概率减少或不出现，不仅可以规避风险，还可能带来机会。风险对改革开放能起到反思和完善的作用，转化为一种动力，体现出遇难呈祥的建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对风险的认识能更好地决策行动，避免更大的风险，从而更有效地推进改革开放。

邓小平是积极防御的改革风险控制论。“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总结经验，看到不妥当的就赶快改。”既大刀阔斧地搞改革开放，又选择“渐进”而不是“激进”的改革。采取先试验后推广的渐进方式，通过实践不断反馈，实现风险最小化，不断增强承担和防范风险的能力。“摸着石头过河”是对待改革开放风险的科学态度和基本策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二、发展风险观：处理好发展与风险的关系，调整发展方式，做到既实现现代化又规避现代风险。

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是典型的发展风险观。“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邓小平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着眼于保证而不偏离现代化建设中心，并用搞好中心工作来促进危机事件的根本解决。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后，他十分突出地提出了防止经济滑坡的问题，认为任何处置突发事件的举措，都不能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他把应对突发事件摆到发展的全局中统盘考虑谋划，坚决避免因小失大、贻误全局的现象。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应对风险关键，是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真正消弭突发事件的根源，从根本上增强承担、化解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即使发生较大突发事件，也可以应付裕如，顺利地加以解决，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

如何处理发展与风险的关系是西方风险社会的两难问题，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现实课题。邓小平的发展风险观提供了解决难题的思路：一方面大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展市场经济和高科技，仍然是中国富民强国的不二选择；另一方面，要处理好发展与风险的关系，做到既实现现代化又规避现代风险。邓小平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全面持续发展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把协调好人口、资源和环境三者之间关系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全局。邓小平指出：“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控制”，“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深刻指出:“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他高度警觉，认为如果政策失误,引起社会动荡，这就违背了我们的初衷。“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做出了时间安排：“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着力倡导“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结合起来，把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与公众的共享和普惠结合起来，成为走出发展与风险两难困境的体制机制性创新。邓小平发展风险观基于对发展与风险关系的深刻洞见，关注中国快速发展中显现的问题，吸收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理性认识和科学应对风险，从改革发展体制、调整发展方式来规避风险，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防范、规避和化解风险，展现出处理发展和风险问题上的高屋建瓴，体现发展伦理，超越发展悖论，乃是解决风险问题的长远方略。

三、稳定风险观：在一定情况下，稳定会成为压倒一切的前提，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具体目标。

    邓小平还是行稳致远的稳定风险观。面对关系到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邓小平清醒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如果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竟然发生了矛盾怎么办？那就一定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1989年的政治风波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突发事件推到了高峰，邓小平沉着坚定地指出：“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在谈到为什么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时，邓小平理直气壮地指出，中国实现战略发展目标，第一个条件，就需要政治稳定。要向人们讲清是非，讲清利害。“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根本目标，即能不能达到我们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为什么我们对学生闹事问题处理得这么严肃，而且是迅速处理呢，因为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

只有保持稳定才能改革和发展，这是由稳定作为前提条件的关键性作用所决定的。邓小平同改革、发展结合统一起来的稳定风险观，认为“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开放不简单，比开放更难的是改革，必须有秩序地进行。”在一定情况下，稳定会成为压倒一切的前提，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具体目标，表现为条件与目的的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响亮提出：“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邓小平还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要更稳。必须是有领导、有秩序自上而下地进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推进，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完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避免了苏联政治体制改革急功冒进而导致政治失控的灾难。从总的趋势看，稳定寓于发展之中，稳定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发展是稳定的结果。但对于发展过程而言，稳定既是手段，又是进一步发展的目的。实践表明，要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邓小平还认为，中国需要稳定，世界也需要中国稳定。一方面，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中国是这个主题的不可替代的推进者，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另一方面，中国也乱不得，中国乱了，不可避免地会危害到国际社会。中国如果一乱，便是一片灾难。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什么“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中国不能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联系今天的国际难民问题来看这些观点，实属先见之明。

邓小平关于改革、发展和稳定内在统一的风险观，深化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理性认识，对于走出发展与风险困境做到了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我们看到，邓小平使用“风险”这一工作语言的理论站位，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有一定契合点。如何破解风险社会难题？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了值得关注的维度和观点，不过它主要针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完全套用其框架和观点，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显然是不适合的。中国面临的风险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盲区。邓小平立足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应对风险的宏大实践，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与风险的深刻思想，开创了当代马克思主义风险观，不仅与时俱进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而且能够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学术对话——使得不只是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独占国际话语权。有理由说，树立当代马克思主义风险观，有利于真正解决发展中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最大程度地减少风险和抵御风险，推动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朝着健康持续的方向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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