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建构

张康之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这些成就。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值人类社会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的兴起时刻，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背景完全不同。这种背景下的不同意味着中国3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是走在一条独特的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但是，我们并未建立起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称的话语体系，因而，中国所走的这条道路尚未得到理论确认。没有得到理论确认的实践哪怕是走在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上，都会得而复失。所以，建立中国话语体系是坚持改革开放道路和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的必要保障。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中国开始面临着全球治理的新课题，这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也同样要求中国建立起全新的话语体系去为全球治理提供支持。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性也说明，我们所拥有的丰富的历史遗产可以成为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可贵资源。

［关键词］话语体系；中国道路；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7）01-0025-06

［收稿日期］2017-01-10

［作者简介］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

原文出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一、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从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看，这条道路是成功的。在此过程中，社会发展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社会治理创新的名义下，我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治理方案，其中，建立起中国独特的社会体制是我们未来若干年所要实现的目标。虽然在是否有一条中国道路的问题上有着不同意见，但毫无疑问，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已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也许人们可以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纳入西方理论的解释框架中，特别是当前中国所遭遇的诸多社会问题也似乎表明中国是因为走在追赶发达国家的道路上而出现了这些问题，是西方国家进入发达状态后出现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中国也遭遇了一些在西方国家不曾遇到的问题。如果不是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那是一些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是一些仅仅属于中国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就必须在逻辑上承认，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在经济体制建设方面突出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表明的是一种探索中国道路的追求的话，那么今天看来，已经成为现实。

其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建设面对着与早期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世界环境。西方国家在近代早期所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世界化的道路，面对的是一个有待开发的世界，即通过建立殖民地、开拓海外市场去获取资源和商品销售的市场，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所面对的是全球化环境，无法通过军事等手段去海外获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而是要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基础上去获取资源和销售商品。在世界已经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中，这些规则又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遵守这些规则，也就意味着必须接受边缘弱势的事实。这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国际环境而走了一条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道路。

其二，市场经济肯定有着一般性的规律和共有的基本特征，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是一个自发过程，而是在政府的引导下建立起来的。在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而且，这些讨论更多的是基于西方理论做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要求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市场，让市场自然发育。从实践来看，关于政府定位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政府，但中国政府并没有采用放任的方式，而是在干预和引导之间进行选择，事实上，中国政府在职能实现方式方面走出了一条建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道路。这也是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可以认为，即便是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期，西方国家也没有放弃自由主义原则，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却从来也没有按照自由主义原则去处理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而言，中国实践是成功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在实践中找到了一种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并成功地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上述可以说明，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在正在开展的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体制进程中，这条道路会坚持下来。也就是说，基于中国的现实，从中国实际出发，回应时代的要求，去探索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体制，也必将是一条中国独特的社会发展之路。

要承认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诸多可以批评的问题，但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是必须看到的基本面。事实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这么短的时期内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空前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是坚持走中国道路所取得的成果。既然中国在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上取得了这么巨大的成就，它是否应反映在话语上？答案是肯定的。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也意味着它应该拥有独特的话语。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以党的方针政策的形式提出来，准确反映了国家发展的要求。

二、话语以及话语权的产生

从学术的角度看，话语的问题是在近代以来才出现的，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运动中，出现了话语问题。具体地说，正是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建立起了今天处于统治地位的话语体系。

我们知道，农业社会是一个地域性的社会，在隔离的一个一个的地域中，语言以及由语言所承载的观念都具有单一性，就每一个地域而言，不存在语言的多样性，也没有意识形态冲突。所以，在人们的生活中没有并立的或同时存在的多元话语，因而，人们不会意识到话语问题。工业化、城市化打破了地域，当人们流入城市后，混杂地居住在一起，才有了语言的多样性，也把不同地域中的观念、习俗、习惯等带入了共同生活的空间中，从而有了语言、观念、习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促使人们产生了话语意识。当然，这种话语意识并未引发普遍性的话语冲突，即便出现了话语冲突，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得以深化的过程中也很快就得到了消解和实现了融合。真正引发话语冲突的是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即在那些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开始海外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话语对立和话语冲突，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对立和冲突是持续展开的，有的时候甚至会表现得非常激烈。所以，话语问题产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我们今天在学术活动中使用“东方”“西方”等概念，虽然在泛泛的意义上也可以用来指政治、经济、军事、生活方式等，但更多的时候，所指的是不同话语体系的存在，甚至包含着话语并立、对立和冲突的内涵。

总的说来，在农业社会地域隔离的条件下，人们并没有明晰的世界观念，而是拥有着非常模糊的天下观念，可以认为，“世界”这个词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产生的，它意味着那些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所征服的地域范围。也就是说，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兴起和率先实现了工业化，进入了对外扩张、殖民、开拓海外市场的进程中，它们“走到了哪里，哪里就变成它的世界”。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化”。在今天，当我们谈到世界的时候，必然隐含着一个判断，那就是谁的世界?虽然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之中，但这个世界其实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开拓出来的世界，在本质上属于西方国家的世界。因而，西方话语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得到传播，在世界所及的地方，遍布着西方话语。开始的时候，西方话语的传播可能是不自觉的，从近代早期的情况看，传教士的传教并不属于现代西方话语传播的范畴，只是到了后来，西方国家才发现，话语有着某种独特的力量，可以产生资本和军事所无法企及的征服效果。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杜勒斯才提出“和平演变”的策略。

进而言之，世界属于谁，谁就有权为世界确立一种话语。在一种话语无法将其他话语完全消灭的情况下，或者说在多种话语并存的条件下，就会出现话语权的问题。也就是说，主宰世界的人（民族、国家等）就会将自己的话语凌驾于其他话语之上，成为一种强势话语。所以，人们今天在谈论话语的问题时，基本上是在话语权的意义上使用“话语”概念的，只有在严格的学术探讨的意义上才会将“话语”与“话语权”加以区分。

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生成的，它是率先发展起来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开拓出来的世界。开拓了这个世界的国家处在世界的中心，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处在世界的边缘，是层层展开的边缘。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有着中心-边缘结构。反映在话语上，也同样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当人们谈论“西方中心主义”时，首先所指的就是西方话��处于中心地位，也可以说西方拥有话语权。从现实来看，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不仅造就了西方国家的话语权，而且这种话语权是以话语霸权的形式出现的。如果说近代以来——直到冷战结束——西方国家的霸权主要是以经济霸权、军事霸权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时间内重建起来的西方霸权则主要是以话语霸权的形式出现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图谱：话语霸权处在国家间关系的前沿地带，军事霸权是保障，经济霸权是目的。

应当说，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构图中，18世纪启蒙运动所确立起来的话语体系一直处于中心地位，二战之后，特别是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一直努力将这种处在中心地位的话语转化为话语霸权。杜勒斯提出的“和平演变”策略就包含着这重内容，或者说，在杜勒斯看来，西方已经建立起了话语霸权，基于话语霸权可以实施“和平演变”策略。然而，从“二战”后以及冷战期间的实际情况看，西方话语霸权的地位并不稳固，或者说并未完全建立起来，因而，“和平演变”策略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冷战后的情况则是，西方话语霸权完全确立了起来，以至于西方国家在推动颜色革命方面显得得心应手。虽然在一些地区，颜色革命后出现的社会动荡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一些利益上的损失，但从战略上看，这些利益上的损失则可以看作是维护和增强话语霸权的必要成本。可以认为，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基本策略就是经营话语霸权，希望通过话语霸权去维护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和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之所以西方国家在冷战后如此重视话语权的经营，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关于行为的文明标准得到了进化，军事霸权受到了更多的诟病；另一方面，可能得益于文化人类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门类的研究，使得人们发现通过话语权能够获得比经济手段、军事手段更多的利益，而且成本是非常低廉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西方国家早已认识到，掌握了话语权也就能够掌握世界，并实现对世界更为充分的控制。冷战的结束，只是为西方国家建立话语霸权提供了一个机遇，使得西方国家最终建立起了话语霸权，通过话语霸权去控制世界和实现颜色革命，并从中获得所期望的利益。

三、中国需要建构自己的话语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却没有在话语建设方面取得相应的成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是一个富裕了起来的失语了的国家，即使发声，也是学着人家的腔调和复述人家的语言。如果有创新的话，也只是接着人家的话头再多说几句。用此来描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绝不过分。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不仅其中缺失了中国话语，而且是服务于西方话语传播和增强西方话语霸权的。

一种话语必然包含着一定的观念，反映着一定的价值，并会以一定的判断标准的形式出现。当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走在对西方话语的使用、推广、维护和增强的道路上时，其直接后果就是引发对中国道路的怀疑。也许人们会在表面上承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却会在享用这些成就的同时对取得这些成就的道路做出怀疑。不难想象的是，一旦怀疑自己走过的道路，就会提出重新选择前进道路的要求。由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所谓研究更多地致力于使用、推广、维护和增强西方话语，致使我们的思想和观念都受到了西方话语的控制，一旦提出重新选择道路的话，会走向哪个方向也就非常清楚了。

我们看到，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已经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这一点是举世瞩目的，没有人怀疑和否认；其二，就是中国在取得这些成就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作为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过程，人们也不会怀疑，但是，在回答是否应当继续走在这条道路上的问题时，出现了不同意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就是中国虽然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却没有得到理论总结和科学概括，即使对中国道路给予肯定的人，也只是提出了一些口号，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更没有以话语形式出现的力量，更不用说让人信服了。

必须承认，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历程中，我们没有去解决建构中国话语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曾有一段时间有过朦胧的话语意识，但那是在“拒绝”的意义上认识话语问题的，即防止和反对西方的和平演变。可是，话语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是与工业社会的科学乃至工业文明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我们需要向世界开放和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情况下，只能在国家安全行动的意义上去防止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图谋，在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上，不仅无法拒绝西方话语，反而在学习和引进方面表现出了如饥似渴的状态。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现状来看，直到今天，基本上属于学习和引进的范畴，对中国现实，特别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系统化理论总结的成果少之又少，更不用说有着明确的中国话语建构意识了。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正在成为经济大国，而且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话语的话，也就没有立国之本，也就不可能成为举世承认的大国。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缺乏自己的话语，就无法凝聚共识，所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也有可能付之东流。对于中国而言，拥有自己的话语是能否成为一个真正大国的前提，也决定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承担国际责任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所以，中国的话语建构已经成为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大致经历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引进，即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引进管理经验；第二阶段是输出，这就是当前正在进行的以资本输出为主的“走出去”策略，所谓“一带一路”，当前也主要反映为资本的输出。中国的话语建构也许可以复制这条道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大量翻译引进西方文献，这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阶段，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处在这个阶段中。如果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也像经济发展那样经历两个阶段的话，那就可望在下一个阶段输出中国的思想和理论。然而，与经济发展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思想和理论的建构，都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上缺乏话语自觉的话，不仅无法产生可以对外输出的科学成果，反而会在引进和学习的过程中失去自我。思想和理论是中国话语的构成要素，反过来，没有中国话语，也就不可能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和理论，也就没有可资向外输出的东西了。

近些年来，“本土化”“中国化”等词语成为热词，这反映出一种积极追求。但是，在如何实现“本土化”的问题上，一直无法破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多地希望把西方的思想和理论转化为中国实际。在这样做的时候，往往无法把西方的思想和理论与西方话语区分开来，因而受到怀疑甚至抵制。其实，本土化的正确道路应是从中国现实出发，基于中国现实需要去决定对西方思想和理论的取舍。那样的话，就会在引进和学习的过程中把西方的思想和理论与西方话语区分开来，并使之服务于中国话语的建构。进一步地说，中国话语应当反映中国经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应当以中国话语的形式确立起来。如果实现了这一点，中国就可以回馈人类，就可以把中国成功的经验推广到世界，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受益。

对于中国自身而言，虽然我们笼统地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如果我们把经济与社会分开来看的话，又必须看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它表现在社会问题的增多，有些社会问题解决起来还是非常棘手的。在此过程中，很多人会首先想到引进西方经验和理论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考察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学习西方经验是必要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与经济相比，社会问题要更为复杂，而且，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社会，一些问题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也许可以在对西方经验的引进中去加以解决；也有一些问题是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这就有一个新旧冲突的问题，旧的东西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而是一些中国自身传承中特有的问题，即便假设中国社会历史转型中出现的新的因素与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遭遇相一致，由于旧的因素的不同，也会在解决其所引发的问题方面有所不同，甚至完全不同；再者，如上所说，中国启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时，在时间节点上已经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了，无论是在国际关系还是国内环境方面，都完全不同，因而，所遭遇的社会问题即便在形式上类似于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而在实质上，也是不同的，因而，解决方式也会不同。事实上，这些方面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纠缠在一起的。所以，中国是无法从西方谋求既成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而是需要像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那样，做出自己的探索。在此意义上，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道路以及所取得的经验，建构起中国话语，不仅对于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体制建构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是一项迫切性程度极高的任务。

四、中国话语的全球价值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历史的又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都进入了改革的季节，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致力于一场持续的改革运动。然而，正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世界迎来了恐怖主义，危机事件频发，陷入了全球风险社会。这是令人深思的，也是值得忧虑的，它不能不让我们重新检视各个国家所走过的改革历程。在我看来，全球性的改革运动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巨大的，如果没有这场全球性的改革浪潮，也许会有许多问题已经爆发了，甚至是人类不堪承受的。但是，现状又促使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也许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这场全球性的改革并没有触及根本性的问题，而是停留在表象的层面，仅仅解决了那些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治标不治本”。如果这个提问是正确的，我们就更应当看到中国经验的可贵之处。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时间点上是与全球性的改革重合的，也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就中国的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可以认为是纯粹的中国问题，但中国改革的环境却是与全球性的改革相同的，那就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包含着双重内容，一方面，要通过改革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在承担这项任务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压力。可以认为，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是把这两项任务同时承担了起来。比较而言，西方国家的改革更多的是对全球化、后工业化��力的回应，要单纯得多了。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们认为，中国经验中也包含了回应全球化、后工业化压力的内涵。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因为承担着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使得中国的改革实践者没有背负起工业文明中的那些政治上的、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包袱，而是轻装上阵地去进行探索，从而取得了许多可以去发掘和进行理论概括的经验。与中国改革实践中所做出的那些探索相比，西方国家则背负着沉重的工业文明的包袱，以至于其改革更多地停留在社会转型的表象层面去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且，由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对于根本性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只能维护而不会触动。

我们看到，从今天我们所在的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所拥有的是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比肩的发达农业文明。然而，在人类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启动的时候，中国伟大而辉煌的农业文明则成了压垮这个民族的包袱，致使中国经历了百年战争也无法走进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使一个有着发达文明的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审视这个问题，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显然，首先是话语，是中国农业社会所建立起来的那个发达的、无所不在的话语，是因为这一话语太过发达，而且有着很强的自我维护、自我修复功能，以至于抛弃它的一切努力都无法收获预想的效果。

中国社会的这段历史经历会不会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得到复制，显然是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也就是说，有着发达工业文明的国家和地区会不会成为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巨大阻力，它不仅会绊住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脚步而且会成为全球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强大阻力。如果这个问题是存在着的，那么，可以想象，那些背负着工业文明包袱不甚沉重的国家和地区，就有可能探索出一条新路，从而引导人类顺利地走上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从现实来看，近些年来，中国社会是如此热情地拥抱着全球化，而在西方国家，则出现了反全球化的声音，甚至有了一些反全球化的行动。我们可以断言，之所以在西方国家中出现了反全球化的声音和行动，是合乎我们的判断的，那就是工业社会的话语力量已经转化成了人类后工业化的阻力。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世界化为工业化开辟了道路，而正在发生的全球化则必然要为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开辟道路，如果说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反全球化则属于倒行逆施。那样的话，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会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从工业化、现代化的经验来看，几乎在所有国家、所有地区都发生过战争，如果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也出现这种情况，那将是何等可怕。因为，人类今天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顷刻毁灭地球，一旦发生战争，其后果肯定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战争无法相比。

第一，人类社会处在一种非常不确定的状态，人类能否有一个乐观的未来，不能寄托于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既有的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人类必将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话，恰恰是要扬弃工业社会所建构起来的模式。因为，后工业社会意味着人类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如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的时候没有把农业社会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完整地继承下来，而是从根本上摧毁了农业社会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切。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社会所建构起来的一切也都需要重新审视，需要得到扬弃。这是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运动，其中，工业社会的话语所发挥的是阻碍作用，要突破工业社会的话语，就必须建构起全新的话语。而且，只有建构起新的话语，才有可能引导人类顺利地走在后工业化进程。

第二，由于中国在开始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时候遭遇了后工业化的课题，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同时承担起了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项任务，也由于中国社会尚未完全背负起工业文明的包袱，所以，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做出的探索是积极的，所形成的经验是有价值的，对于全球而言，都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只不过，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尚未形成话语意识，不愿意去总结中国经验并制作成中国话语，才致使我们的行动缺乏话语依据，致使中国“走出去”的战略受到某种怀疑。如果我们自此开始按照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精神去形成话语意识并自觉地建构中国话语的话，就能够实现中国话语对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引领作用。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在人类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做出的一项巨大贡献。

第三，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并不是一项单纯的经济行动，也不应理解成政治行动，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无非是复制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化的道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历史已经为全球所诟病，受到抵制。事实上，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包含着让全人类受益的追求，反映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趋势。然而，从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来的美国和日本表现来看，极尽破坏之能事，而且也并未得到沿路国家的充分理解，它们往往看到和想到的只是经济上的利益。这无疑会增加“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难度。由此也可以看出，对于这项战略性的行动而言，得到话语支持是何等重要。可惜的是，我们并未建立起这样的话语。正是因为我们面对着话语缺失的问题，也就无法避免其他国家戴着西方话语的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行动。

另外，从中国近年来在国外开办孔子学院来看，表现出一种积极追求。但是，它更多地停留在宣传中国形象和汉语推广的层面上，所传播的内容也以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为主。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是这个民族的根，能够说明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东西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是我们的先祖们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创造出来的伟大的农业文明成果。其实，全世界最想了解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即中国取得巨大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的奥秘。可惜的是，由于我们未建构起中国话语，也就无法将中国经验介绍给世界。总之，中国话语建构已经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我们这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应当承担起这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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