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社会中的时间及其价值

张康之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摘要：在认识和解释风险社会产生的众多原因时，也需要从时间的角度去看问题。在人所利用的物质资源消耗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时间的资源价值日益彰显，对时间的开发和利用，以及时间资源的稀缺化，都导致了风险社会特征的日益强化。于此过程中，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是不同步的，特别是人的观念还停留在工业社会的框架中，并未在政治等活动中把时间的维度纳入，致使社会风险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时间以及对时间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风险社会生成的奥秘。不过，时间是可以分解的，可以分成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旦作出这种分解，就会发现作为时间当下的现在中包含着人的能动性，而人的这种能动性则可以在风险社会中充分诠释时间的价值。时间还有着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两种存在形式，社会时间是建构性的。在风险社会中，社会时间的质的属性其实就是人的时间拥有和利用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恰恰是合作行动的前提。

 

关键词：风险社会；自然时间；社会时间；时间资源；合作行动

 

 

在工业社会的后期，当人们关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问题时，当人们把视线投向了社会生活的时间维度时，开始将时间区分为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当我们有了两个时间概念的时候，本身就意味着时间复杂化了，特别是社会时间具有不确定性。时间的不确定性对人的行为选择有着决定性影响。比如，当人们对自己的人生前景有着明确的确定性预期时，会放下对眼前利益的计较，会为未来作出更多的体力和智力投资，会追求爱情并精心选择配偶。但是，如果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就会缩短投资收益的时间单元，会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来计算自己的损益，会及时行乐，会更看重性欲的实现而不是爱情。个人这样，群体亦如此，甚至会以一种社会风气的形式出现。这说明，不确定性会被人们解读为风险，即人们在不确定性中产生了风险意识，并带着风险意识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做出行为选择。总之，在未来是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会把春播与秋收分开，认为春播并不必然带来丰硕的秋收，因而更希望把种子作为食物消费掉。这种情况，也可以称为一种“末日心态”，是由不确定性引起的末日心态，甚至在不确定性中生成了一种恐慌感。风险社会中的人在这方面有着典型的表现。

 

不确定性往往被人们解读成风险，而我们当前所在的社会恰恰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因而，当下的社会也被人们称为风险社会。在20世纪后期，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在人类踏入21世纪的门槛时，我们已经置身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状态中了，并以风险社会的形式呈现出来。

 

在风险社会中，如果人们生成一种末日心态的话，必然会大大增加社会治理的困难，会更多地受到社会风险的困扰和遭遇更多的危机事件。当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展示出的就是一个复杂化和不确定化的演进趋势，今天我们所遭遇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人类历史演化的结果，而且也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是无法改变和逆转的。

 

在我们已经陷入了风险社会的情况下，谋求人的普遍性理想建构变得几乎不可能了，但是，我们又不应无所作为。其实，目前这种状况的出现恰恰是社会治理以及思想建构应当有所作为的时刻。

 

首先，应当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认识到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是有着各种可能性的，尤其是要人们认识到根源于传统的既有生活模式、价值观念、行为偏好等正在遭遇挑战，并指出一种全新的走向和未来的方向。

 

其次，需要带着变革的意识去看一切既有的社会设置，即根据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去对各个方面进行重构。其中，对时间及其价值的认识，并形成一种新的时间观念，可以为风险社会中的行动提供一个坐标。

 

一、风险、速度与时间

 

全球风险社会是出现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可以认为它是在人类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或者说它是一种新的社会特征。风险无处不在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状态，人们是因为风险无处不在而将它命名为风险社会。而且，如贝克所说，这是一个“全球风险社会”，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而覆盖全球。

 

在某种意义上，风险是由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带来的。正如我们开车一样，随着车速提升的要求不断增长，也就意味着出现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增加了。为了避免和降低交通事故，就必须对道路以及系统性的服务加以改善，即建设高速公路。速度本身是一个时间问题，根据相对性的原理，如果把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比喻为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运动中的加速，就会想像到时间变长了。那样的话，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速度越大，我们所拥有的时间也就会越多。然而，经验事实所提供的恰恰是相反的证明。也就是说，我们感受到的是，时间越来越少了，甚至会经常性地感受到时间的紧张对我们构成了压力。

 

时间成了每一个人的稀缺资源，时间资源的稀缺化对每个人都构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会导致个人的心理疾患，而且也意味着社会风险。从某个视角看，时间紧张即时间资源的稀缺性是与风险社会同构的。一方面，时间压力让我们认识和感受到的风险社会是：与我们相关的一切都陷入了一种紧迫状态之中，有那么多迫在眉睫的事项需要我们去应对。实际上，时间资源的稀缺化本身就带来了社会风险，被我们感知为风险社会的一个特征。

 

关于风险社会、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速度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认识：

 

其一，我们处在社会之中，而不是处在社会之外去观察社会的运动，而且，社会是不能被视为一种实体性存在物的。即便把社会作为一个实体性存在看待，运动速度的加大也会引发其致密度的增强，从而对人构成的压力也会随着速度的增大而变大。就其表现而言，由致密度引起的压力会首先反映在人的时间体验上，并被感知为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使人受到时间资源稀缺化的困扰。这样一种认识反映了狭义相对论的原理。

 

不过，我们必须指出，社会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无非是所有社会构成因素联动的表现形式。社会整体上的运行和变化的速度是可以通过自然时间的标准去加以度量的，即还原成各种各样的关于各个领域的指标，然后再加以综合，形成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概观。我们关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看法，就是这样形成的。

 

不过，在社会构成因素的联动、互动等之中，所包含着的是社会时间而不是自然时间，也可以认为社会时间是从社会构成因素的联动、互动中产生的。所谓时间资源的稀缺也就是社会时间的稀缺，而不是自然时间的稀缺。

 

其二，自然时间没有归属者，而社会时间是归属于人的，人所拥有、利用和支配的是社会时间。人们在支配和利用社会时间时，是以其他社会构成要素为参照的。表面看来，人对所消耗的时间进行计量时是对自然时间的度量，实际上，在这种计量中不仅包含着社会参照物，而且隐含着各种各样的价值。

 

一方面，人在运用时间计量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比较，进行比较的似乎是自然时间，但在比较中形成的时间概念却改变了时间的属性而使之成为社会时间，并被赋予价值；另一方面，时间计量以及时间意识中所包含和隐含着的价值对人的行为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有的时候，这种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社会时间是获得了价值的时间，其价值能否满足人的需要会被人们所感知到。所以，人们才会有着时间多寡的感受。这种感受被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作出理论提升后，也就把时间作为资源对待了。当时间成为资源的时候，本身就意味着某种价值，当人想到或提出“时间去哪儿了”这一问题时，实际上所表达的是关于时间稀缺性的判断。正是因为时间具有稀缺性，才促使人们去对时间进行开发和利用。

 

在个人这里，为了适应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要求，为了应对时间资源的稀缺化，需要获得多任务承担能力，而这种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归结为时间分配和时间利用技术的。萨弗兰斯基认为，在加速的社会中，人们“如何将复杂的任务分解为单个步骤，并且防止想要同时做多件事情，而这通常不会带来时间节约，相反会导致更大的迷茫和压力；如何将类似的任务捆绑起来，为每一天设置固定点和休息点，并利用礼仪和习惯的善意的影响力。”[1]萨弗兰斯基所推荐的是后者。与所有加速理论的倡导者一样，他也认为，在社会加速化的条件下，人的多任务承担能力有着重要的价值，但不应被动地进行多任务承担，而是需要“联系加速，而且完全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在一个总体上讲加速的领域里，捍卫自己的时间独立性，并遵从自己的原时。”

 

目前看来，人的多任务承担能力的提升及其表现仍然是非常被动的，是因为时间紧张迫使人们努力提升多任务承担能力。这对于风险社会中的人的存在状况来说，是于事无补的，也并未能证明节约了时间。所以，需要通过社会治理的相应安排去为人们的时间独立性提供保障。也就是说，“要求一种新的时间政策，一种社会的，在心理、文化和经济层面设计每种原时的保护和展开可能性的、对于时间制度的革命。因为来自时间管理的问题越积越多，而它们都与面对原时的无所顾忌有关。”

 

时间资源的稀缺化本身就是社会风险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社会风险的一种表现形式。比如，时间资源的稀缺化对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生产是不利的。我们看到，在时间资源稀缺化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和知识生产等都明显地呈现出了加速化的状况，这种加速化是以物质材料的消耗为代价的。所以，大量的物质消费以“一次性用品”“快餐”等形式出现了。这可以说是一种技术创新和知识生产的畸形状态，从中榨取了一定的时间，却对人的生存环境造成了综合性的破坏。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显然应从对时间的利用那里寻求解释，就如罗萨所指出的：“几乎不证自明的是，把不恰当的论点加以过滤，以及对论点进行集体审议与权衡，都是需要时间的。甚至在科学领域当中也是如此。人们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说，研讨会和会议的举办速度如此快，数量如此密集，出版量如此庞大，使得在高校界‘非升即走’年代里工作的学者，几乎找不到时间可以写或聊一些较为深入的事情，也几乎没有时间把论点发展得足够成熟清楚。而听众和读者则身陷一大堆不完整的或是老调重弹的学术报告，且对此感到眼花缭乱。不论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目前的学术论述很难发展出更好的论点逻辑……也几乎没办法进行集体的思量，因为科学讨论已经都在失控地、狂热地追求更多的出版、会议、研究经费了。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成功已经不在于或几乎不在于有没有提出什么强而有力的论点，而是只去看论文发表量的多寡而已。”

 

也许正是人们因为时间资源的限制而无法深入思考，才没有发现工业社会中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的风险，没有意识到风险的积累导致了风险社会。从经济的角度看，知识生产者向传播者付费制度的出现，也对知识生产造成极大的冲击，它在制造出学术繁荣的假象时，让知识生产堕落成粗制滥造。这样做的直接效应就是将个人推向了时间紧张、安全感丧失的境地，而其社会效应则反映在了无形中生产出社会风险，不仅造成了学术危机，也带来了道德沦丧，引发了人对人以及人对社会的怨恨等。甚至导致了一个群体的声誉危机。比如，当专家被称为“砖家”的时候，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面临着声名扫地。

 

经济的发展为社会加速化提供了基本动力，其中，在资本运行的逻辑中包含着似乎无限的促进社会加速化的动力。贝尔对经济增长的心理上的、文化上的效应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马克思曾经认为，资本主义必须不断扩充，否则就会崩溃。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是资本家的竞争——他们竭力提高技术对劳动力的比率，以维持剩余价值率。资本积累因而被视作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动机。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作为资本积累的果实，经济增长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却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的期望。资本主义制度发现，要给这些期望降调十分困难。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隆起来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它们就会为经济动荡和政治动荡创造条件，而政府则会发现这些动荡越来越难以对付。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

 

总之，经济增长被施了魔咒，必须保持在一定的增幅之上，只要出现了放缓的迹象，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这甚至构成了社会加速化的主要动因。在传统的资源类型都得到了深度挖掘的情况下，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必然要依靠时间资源。对时间资源的压榨，直接地反映在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上了。社会加速化是由社会各领域中人的活动目标引起的。在各个领域的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由于物质资源的稀缺化，就必须用时间去替代；反过来，时间替代本身又必须得到物质资源的支持。这样一来，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之中。在这种死循环中生产出来的，正是社会风险。

 

总的说来，如果希望将经济增长维持在某个速度上，就需要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做出努力，经济增长并不单纯是经济的事，而是几乎全部社会构成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是这些社会构成要素的综合作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虽然更多的人往往并不把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看作好事，甚至有可能对此抱有畏惧心理，但经济增速放缓也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如果出现经济衰退或萧条的话，也许人们因为失业等原因而被迫过上了“悠闲的”生活，却会认为那是灾难性的。

 

所以，经济发展被认为是降低社会风险的途径，而在经济发展中，又生产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得到流动性的支持，只有当经济以及社会的构成要素流动了起来，才能为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同时，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再度生产出了流动性。这说明，社会的流动性是与这个社会的发展速度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个社会处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时，社会流动性的程度也就处于较高的水平，而流动性本身又对即存的一切构成了冲击，并以风险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发展的速度意味着人的机遇的增加，在社会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中，似乎每个人都有着多种机遇，当这些机遇转化为个人发展的现实时，也就表现为社会流动性增强的状况。社会流动性的另一面却是，社会风险随着流动性的增长而增长。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中，政治与经济的行进速度是不一致的，以至于政治的进化被经济全球化的脚步甩得越来越远。鲍曼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从两个世纪的现代民主那里继承的政治机构，并没有像经济那样也进入到全球空间……政治依旧像先前那样是区域性的……这样的体系显然是不平衡的。”政治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同，已经带来了消极后果，也是国际冲突等社会风险的原因之一。

 

最为重要的是，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区域性政治阻碍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且，随着经济活动在国家间的频繁展开，狭隘的政治观念不时地在这种经济活动中挑起冲突，在国家间制造了各种各样的不公平，一方面是强国、大国走向更富裕的一极，另一方面则是小国、弱国向相反的方向运动。这种国家间的不公平、不平等以及发展的两极化，导致了矛盾和冲突。在小的、弱的民族国家无力向大的、强的民族国家提出抗议的情况下，非国家力量却悄悄地成长，并以恐怖行动去宣示它的存在和发泄它的不满。所以，全球化运动虽然是由经济开辟道路的，而政治的发展则迫切需要自觉的推进，只有政治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实现了平衡，或者说，只有当政治走出民族国家的框架而获得了全球政治的属性，才能找到一条真正健康的全球化道路。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可以成为全球政治建构的出发点的。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不是所有的工业体系支柱——工厂范式、生产部门的轮廓、大规模生产形式以及工资劳动在时间、空间和法律上的标准化——突然之间以��领域的方式遭到松懈和消除，仍旧存在一种劳动和生产的系统转化，它使工业社会的经济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的强制联合进入到它的大约延续一百年的短暂历史过渡阶段的相对语境中。”我们并不把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联合看作是一个过渡阶段，尽管它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过渡阶段。实际上，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是同构的，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的阶段，介于农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之间。全球化也是一场后工业化运动，它是人类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中，工业社会的组织形式、生产方式以及它们的那些基本规定仍然坚挺地存在着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其生命力的日益衰减也是必然的，都会最终让位于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在此过程中，社会风险的肆虐也就是必然的了。

 

二、时间意识与时间标注的意义

 

经历了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大致是在20世纪后期起，我们被置于一种境况中：“生产、消费和交通方面由于加速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在介质的密集炮火后形成的荒芜现象。加速的工业世界以及贫穷和非发达国家的非自由的慢速之间的充满纷争的对立；以及不断地、越来越经常地出现的时间病理学，抑郁和歇斯底里。倘若个体被过于强烈地置于潮流之下，或者两手空空和被燃尽地丢下，就会产生这类现象。”那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也表现为社会风险。

 

然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政治的和全部社会治理的模式、运行机制，在设计和建立的时候，都没有预料到这类问题的出现。结果是，随着这类社会问题变得日益严重，既有的政治和社会治理也无从干预，甚至根本就找不到加以干预的路径。这就是我们当前遭遇的困难，也是我们陷入风险社会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们当前就面临着这样的任务，需要在行动指向上从政治和整个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入手，通过这种变革去建构起凸显时间管理内容的新型政治和社会治理模式。当然，在这种变革尚未起步的时候，我们会有前景茫然的时刻，我们会感到很多问题困扰着我们。不过，“即使间歇会有争议地留下，比如一种时间政治在细节中看上去该是怎样的，尤其是，该如何贯彻这种政治，我们还是到达一个点，也许在历史上是首次，那里时间和对于每种原时的考虑，必须成为政治的一个对象。”

 

就萨弗兰斯基的上述论述来看，是有着浓重的传统人本主义色彩的，而且他赖以出发的时间概念——原时——本身就是个体的人的生命时间，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理解成是个人的生物性个体的时间。尽管如此，他要求政治和社会治理充分关注时间因素的建议是值得听取的。这是因为，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条件下，时间因素对于个人、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以至于政治和社会治理必须在处理每一事项的时候都需要首先考虑时间的因素。应当说，“与时间打交道当然以前也曾是政治讨论中的一个题目，比如在为了8小时工作制的工人运动斗争中。”但是，从总体上看，那只是被作为一个（些）政治议题提出来并加以解决的，并不是在政治和社会治理模式中添加了时间的维度。在加速化的社会中，在实践考量越来越成为思想和社会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时，在政治的和社会治理的变革中依据时间进行模式重构，或者说，把时间作为政治和社会治理模式的一个维度建立起来，应当成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因此，萨弗兰斯基断言，时间必将成为一个政治题目，我们需要“发展和贯彻时间社会化和管理的其他类型。” 然而，迄今为止，“政界尚未确实地领会这点。”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我们陷入了风险社会这一点已经取得了共识的情况下，却不知道如何在风险社会中开展行动，而是一直援用既有的行动模式。

 

不过，这也说明需要由时间去唤醒政界，乃至唤醒所有的社会成员。可是，如果这种唤醒是一个自然过程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在风险社会中将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从历史上看，“指导人们发现自然是政治题目，这也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直到时间这个伟大的题目在政治的议事日程中作为绝对的紧迫性显现，时间还会持续。这里涉及赢得时间的独立性和维护原时的多样性。现在大家以个人的身份已经能做一些事，倘若人们停止，仅仅空谈客观的压抑。人们相当清楚，是什么在追赶，什么偷走时间，在哪里浪费时间，该将时间送给谁，该如何更多地使用和享受时间，什么时候把时间搁置一旁。在这里人们可以发展一种新的注意力。泰然自若是练习之事。超越个人，这将涉及政治的权力问题。让不同的速度——经济的和民主制度的决定程序——互相协调，这是一个政治的权力问题，其目的是，迫使经济服从民主制的决定的原时，而非相反。决定我们准备支付给环境损害和生命负担什么价钱，是个政治的权力问题——只是为了让一种更加快速的继续运动变得可能。我们愿意给孩子们和孩子们有多少时间——还有给老人和父母，这是个政治的权力问题。”

 

当自然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时，环境污染、生态链断裂等不仅成了政治问题，而且在公共政策中，在公众参与治理的行动中，都做出了安排。同样，当时间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时，当我们的生活承受着各种各样的时间异化时，特别是当我们意识到了时间与风险社会的关联性时，即便是在最保守的意义上，也会要求政治去做出相应的安排。如果不愿意采取抱残守缺的保守立场，那么，就会提出政治和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要求。萨弗兰斯基从个人的“原时”出发所作出的关于政治变革思考仍然是走在个人主义的路线上的，所以，他关于与时间相关的政治权力的思考或许是没有参考价值的。但是，作为一个问题却是真切的，是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的。其实，在近代以来的诸多社会安排和行动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把时间的维度纳入视野之中的内涵。显然，民主的程序是建立在时间轴上的，是通过时间去定义程序各环节的次序的。其实，任何一项包括政治活动在内的社会活动，都需要得到时间的支持。

 

在人的感觉而不是理性思维能够把握的尺度中，“时间是均匀的、无限的、线性的、可任意分割的连续，而且因此这是由知识缺乏当下含义的任意瞬间组成的。相反地，对轴心时间的参照则属于现象学。对于过去的人来说，轴心时间是与任意瞬间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鲜活的今天，根据它才有了明天和昨天。这鲜活的今天是新的事件，人们认为这中断了前面的时代而开启了不同于整个先前的一个过程。从这轴心时间出发，也即从真正的历史当下出发，时间确实可以在两个方向上被经历。”这就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时间是一维”的观点。

 

由于时间是一维的，所以，当人站在时间之轴的当下时，可以面向两个方向：一是静止的或者已死了的历史；二是正在向我们展开的无法确定的未来。与这两个方向上的存在相比，只有当下才是鲜活的。当下时间之所以是鲜活的，并不是时间本身包含着可以让它表现出鲜活特征的因素，而是因为人的能动性使当下表现为鲜活的时间。我们从利科关于时间的这些论述中看到了时间的可塑性，即人的能动性可以赋予时间以色彩，使时间具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我们在时间的维度上看到，当下是风险社会，但与这个风险社会相伴的当下又是存在着人的能动性的。这种能动性可以表现为对风险社会的适应上，也可以表现为应对社会风险的努力上。所以，在风险社会中，我们更应看到人的能动性的一面，寻求开发和发挥人的能动性的路径。

 

因为人的能动性，时间会有不同的表现，而一旦时间具有不同的表现，也就不再是一维的了。进一步地说，人可以为时间确定内容。这就是我们把时间分割成过去、现在和未来后，专注于时间的现在即当下时间的解读时看到的。也就是说，时间在当下的鲜活性是根源于人的能动性的。人通过和借助于自身的能动性，不仅赋予时间内容，而且建构了时间的性质，从而使当下的时间具有了多样性。对于历史和未来，时间又可以成为标记。对于一般的理解来说，时间之轴上的过去即历史在得到时间标记时，次序变得清晰，历史事件的性质也就能够得到准确把握。对于未来的标记往往会显得模糊一些，属于一种想象性标记。但总的来说，对于时间而言，“在标注日期的现象里，找到了它最显著的表达……使得任意瞬间和准当下（也就是说虚拟的今天，通过现象我们可以设身处于这虚拟的今天里）协调一致的日期概念。而且，日期把时间里的某个位置授予所有可能的事件中，它根据的就是这些事件与轴心时刻的距离；通过日期，总是有可能使得关系到过去的和可能将来的事件的主观处境与宇宙时间里的客观位置对应起来。最后，通过标注日期，我们可以使自己在历史的辽阔里占据一个位置，这是一个在过往人类和过往事情的无限连续中制定给我们的位置。这样，一切都建立在轴心时刻之上，即在时间计算的零点之上。”

 

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时间之轴上的任意一点，都因为有了时间标注而成为鲜活的当下。过去的每个点上，都是已经实现了人的能动性的当下，而未来的得到标注的每个点，也都是人的能动性准备彰显自我的点。这样一来，时间为我们确定的历史观就是把过去与未来的每个点都当作鲜活的当下，从中发现行动的轨迹和有益于行动的要素。

 

事实上，这种历史观向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面，所有的瞬间对于轴的时刻来说都是具有同样权利的候选者。另一方面，在日历上抽取的某一天本身并不能指明这是过去、当下还是未来；同样的日期可以表示将来��事件，例如在合约的条款里，或者可以表示过去的事件，例如在编年史里；为了产生当下，至少需要有人说话；那么，当下就是通过事件和表述事件的话语之间的一致而被赋予意义；为了从历法时间（它作为所有可能日期的系统）出发连接经验时间和它的当下，需要经过话语现时发生的当下，需要经过话语现时发生的当下；这就是为什么某个完整的清楚的日期既不能被说成是过去的，如果我们忽略了宣布这个日期的表述日期。”

 

关于日期的过去还是未来的确认，取决于宣布日期的人的立足点。同时，也取决于宣布日期的意图。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一旦用日期去加以标注，去进行标注的人即标注者的目的就已经注入其中。认同这种标注和在这种标注中去开展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人，不管愿意与否，都会受到标注者的目的的影响，甚至被这种目的领着走。由此可见，得到标注的日期，或者宣布日期的行为，是把宣布日期的那个日期作为历史的起点的。尽管宣布日期的人在历史的表象方面宣称某个日期是历史的过去或未来的某个点，实际上，他是把他自己的立足点作为历史的起点的。因为，他在标注日期和宣布日期的时候，把他的目的等诸多价值给了历史，而历史正是他的建构。也许在认识论的视角中会宣布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看法，然而，在解释学的视角中去看，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典型的建构主义主张。

 

总之，在历史的表象上，可以看到历史似一条流动的河流，从某个源头开始，流经许多地方而到达一个也许永远不能到达的入海口。然而，在对历史意义的解读中，或者说，当我们把历史当作文本看待时，那么，历史这个文本的读者就是立足于当下去进行解释的，从历史中揭示意义的过程也就变成了赋予历史意义的过程。历史不再是一个集成事实的过去，也不再是想象中的未来，而是存在于和立足于当下的解释之中的。正是解释者，建构了历史。之所以解释者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所使用的秘密武器就是时间，通过不断地变换时间概念，去发现意义和建构历史。对时间的使用，又反映了人的能动性。

 

解释者所立足的当下是处于社会时间之中的，但在他去标注历史的时候，呈现给人的似乎是自然时间。实际上，却是把社会时间偷偷地置放在了自然时间之中了，并通过这种做法去达成自己的目的。通过这种操作，解释者就能够为自己所建构的意义谋取权威性，并形塑出具有广泛社会性的行动模式。进而，通过这种行动模式去进一步形塑历史。可以认为，迄今为止，特别是在近代以来的这一整个历史阶段中，所谓“创造历史”的活动，都是在这种解释范式中展开的。当然，为了保证解释不误入歧途，需要得到形形色色的批判理论的支持。因此，各种名目的批判理论总能激励人们不知疲倦地进行反思、省察。

 

不过，我们今天开始遭遇的是全新的情况，那就是社会的多元化带来的思想多样化，致使为某种（些）解释确定权威性的努力有时会落空，普遍主义对一般真理的宣示有时会被人们当作臆语对待，更不用说形塑出某种广泛的和占主导地位的行动模式了。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特别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也使既有的解释瞬间变化，所有的解释和意义建构都可能会随时得到超越和遭遇否定，任何被确认为意义的东西，都可能没有时间去为自己建立起权威性，也不可能付诸于形塑行动模式。所有这些，都增强了我们对风险社会的感受。

 

三、社会时间与合作行动

 

就像一幅画，仅仅有了画布（或纸）还不是画，只有在画布（或纸）上去画了什么能够给予人美感的东西之后，它才能被称作画。自然时间就是画布（或纸），对于作画来说是必要的，但不是画的全部。只有当人在自然时间的基础上创造出社会时间后，才使时间变得有价值。所以，所谓时间的资源化，围绕时间而进行的技术发明和持续创新，对时间开展管理等，都是根据社会时间而做出的创造、生产和安排。只不过我们长期以来都没有意识到社会时间的存在，致使我们的头脑中只有自然时间这一根筋。

 

在我们把时间与空间放在一起来认识时，就会看到时间与空间都是可以转化的，自然的时间和空间是可以转化为社会的时间和空间的。正是因为这种转化，使得时间与空间可以分离，进而也使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选择成为可能。比如，“现代的旅行者与时钟做斗争，因为他们必须要到达中转站和遵守约定的期限，而不再与空间作对，因而，在这里也反映了在定位维度中从空间优先向时间优先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也涉及行动计划和障碍的出现。所以，并非罕见的是，现在空间在确切的意义上确实只是时间的一个功能：人们在什么地方，取决于时间，反向的确定关系现在已经过时了。”其实，无论是把时间看作空间的一个功能还是把空间看作时间的一个功能，都是针对社会的时间和空间而言的，都是受到人的关注中心不同决定的，包含着人在价值上的取舍，并以人的行为选择的形式出现，即通过人的行为选择去加以证实。

 

在物理学中，当爱因斯坦把时间引入空间范畴中的时候，只是为空间增加了一个维度，即形成了四维空间形态。从这个理论的隐喻来看，时间无非是空间的一种特性，是指运动着的空间所具有的特性。现在，当罗萨指出空间是时间的一个功能时，其实是对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即把它们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实际上，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具有时间与空间相互置换和相互替代的特征。

 

目前我们较多看到的是时间替代空间的情况，比如，空间的缩小就是用时间置换空间的结果。由于这种置换和替代是可行的，以致我们时代的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关注重心更多地放在时间上，从而造成空间消失的幻觉。“在因特网中，尽管仍然记录了数据输入和查询的时间，但是不再登记他们的地点了——后者对于很多时间都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而与此同时，有关时间的报告进一步在全球活动链条的协调和同步化方面赢得了重要性。越来越多的社会事件将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全球化时代变得仿佛是‘没有地点的’。”

 

作为资源，时间针对不同的人而呈现出来的差异也证明了社会时间的存在。显然，自然时间是一个常量，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然时间在可视的时段中是相等的，谁也不会比他人多拥有一秒。但是，对于不同的人而言，总会有着不同的时间感受，每个个体都不同于他人所拥有的时间资源，特别是在时间资源稀缺方面的感受差距巨大。有的人总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而一些人却并不怎么着意关注时间的价值。这种在个体间存在差异的时间显然是一种社会时间而不是自然时间。如果拿工业社会后期的人们所拥有的时间与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拥有的时间相比，这种差异尤显巨大，我们时代中的人们甚至会羡慕农业社会中的人们在时间上的那种富足状况。

 

如果我们在社会时间中区分出了个人时间与群体时间的话，就会发现，个人时间的价值可以归入到心理学、生理学研究的范畴之中。如果个人需要在社会中去实现自我的价值，就应当把个人时间归并到社会时间之中，或者说，个人所应遵循的是社会时间的规约。因为，“个体适应社会的基础不可能是个人的不可靠的时间经验，而必须是对所有的个人来说都是不变的和共同的时间，只有在这种时间的基础之上，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合作才是可能的。”

 

应当说，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时间表现为个人时间的同一性，因而，可以认为，在无数的个人时间之间存在着“不变的和共同的”社会时间。然而，在由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带来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可能并不存在这种“不变的和共同的”社会时间。或者说，社会时间也是具有复杂性的，往往是由具体的行动加以定义的。但是，就个人在社会活动中遵循社会时间而言，是不变的。

 

时间的价值最先是在劳动中被发现的。“17世纪中期，很多农场主都在‘计算被雇佣者的每日工作为他们带来的预期收入’。”马克思则从时间切入发现了雇佣劳动的实质，那就是应当把“劳动”与“劳动力”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进而揭示出剩余价值的秘密。

 

随着时间价值的发现，也就使时间获得了质的属性。这也是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相分离的过程。也就是说，自然时间只有量，而社会时间则是量与质的统一。随着“时间就是金钱”的意识出现，社会时间的质也就具有了明显的资本主义属性。当然，我们只能说资本主义促进了社会时间的生成和发育，却不能把社会时间看作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社会时间的资本主义属性只是暂时的甚至是虚假的，只是在资本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才显现出来的一种属性。实际上，社会时间的属性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在资本主义得到了否定的社会中，社会时间的资本主义��性也将被抹去。今天看来，在质的意义上属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时间制造出了风险社会，而在风险社会中，当社会时间的性质发生改变，则可以成为应对社会风险的有力武器。

 

“社会时间是质的，不完全是量的。社会时间的这些性质来源于为群体所共有的信念和习惯。还有，这些性质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它们在其中被发现的不同社会的节奏、律动和韵律。”所谓社会时间的质，其实也就是它的意义，这种意义也就是它相对于人的价值，是作为资源的价值。这种价值是可以度量的，即便不能做出确定性的度量，也会让人获得关于它的量的模糊性认识。从根本上看，社会时间的质是来源于人的建构，或者说，是因为人建构了社会时间，才在建构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意义注入到了时间之中，使时间获得了社会属性，成为社会时间。

 

从历史的维度上看，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时间的建构性特征越来越显现了出来。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人的流动性和交往、互动的增强，提出了对基于信念和习俗的时间进行调整的要求，从而让我们看到，“随着互动领域的扩展，那些由具有相同社会节奏，彼此关系很近的小群体所共有的时间体系就会变得不再适合了。个人从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聚合到一起，如果他们想要协调他们的行动，使他们的行动保持同步的话，就会要求某种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同样可以理解的时间安排。”这样一来，就会产生自觉的时间建构冲动，并转化为时间建构实践。通过时间建构，也就使时间的组织功能得到了强化，使得人们能够根据时间的标志而去自觉地调整相互间的行为。

 

既然社会时间是建构性的，那么在风险社会中，通过社会时间的建构去寻求风险应对策略就是可能的。在人的一切建构性行动中，都包含着人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是与合作行动中的自主性相一致的。其实，随着社会时间概念提出后，就出现了劳动量应当以自然时间来计量还是以社会时间来计量的问题。

 

在经典时期的经济学理论中，显然是以自然时间作为计量标准的，但实践上的劳动定价往往是引入了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理由去对不平等的价格进行辩护。在告别了经典时期后，经济学似乎很少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了，而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进行随机性的调节。也就是说，劳动定价不再是一个经济学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时间的角度去看的话，也许关于劳动的计量方式和劳动力的定价问题包含着很大的理论探讨空间，只是我们当前只能将此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而不是贡献思路。不过，不难想象的是，对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而言，如果也需要去考虑个体行动者的贡献度的话，肯定是无法根据自然时间去计算他的劳动量的，因为他的活动无法还原为自然时间这样一个简单的标准。特别是对于合作行动中的创新活动来说，是无法用自然时间来计量的，也不是复杂劳动或简单劳动的说辞能够给予解释的。

 

因此，我们的设想是，应当从社会时间的概念中发展出一种关于个体的合作行动者贡献度的计量方式。不过，对于风险社会中的行动而言，个人在行动中的表现是不应根据外在于他的某种标准去计量的，不是应当由他人去做出计量并根据计量的结果而给予奖惩的。风险社会中的一切行动者，无论是以个体的形式还是集体的形式出现，都被赋予以充分的自主性，行动本身就是其自主性实现的过程。在这里，当下时间中的人的能动性转化为了自主性。

 

从流动性的角度看，时间和空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虽然根据动态的观点看资源的意义已经变得很弱了，但是，一切行动都需要得到相应资源的支持，这一点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在合作行动中，物质资源的地位下降了，但时间和空间资源的重要性依然是必须加以特别关注的。在风险社会中，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提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也不可能知道其演变规律。变化是难以应对的，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创造、发明、发现与构造的过程。”在这里，实体性存在的运动轨迹变得无法识别、无法把握，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消失了，唯一剩下的就是时间的维度。而且，时间的结构也呈现出复杂性，这意味着行动赖以展开的平台和依据都是不确定的。用一句当下流行的话说，就是失去了“抓手”，而面对的行动事项却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

 

因而，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在行动中都更多地需要通过学习去获得能力，特别是通过学习去获得即时反应的能力。学习本身就是行动者相互适应的合作行动过程。就学习是一个行动过程而言，可以增强互动的有机性；就学习是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言，本身就是解决问题和承担任务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学习过程是在时间的维度上展开的，学习的重心就在于掌握时间资源的应用技巧。所以，对于风险社会中的合作行动，需要在时间的维度上来加以认识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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