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更高水平的社会进步

洪大用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

本文为洪大用教授2016年于安徽大学文典大讲堂演讲内容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叫“迈向更高水平的社会进步”。能够在安徽大学“文典大讲堂”演讲，实在是非常荣幸。我们都知道安徽大学历史上有位非常著名的刘文典校长，我听说过一些他与蒋介石先生的故事，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也反映了刘文典校长自己对学生的关爱，对教育的热爱。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典大讲堂”代表着安徽大学非常高的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所以，我在这里演讲也是诚惶诚恐的。

我的这个题目主要想讲三点。第一点是我们怎么看待当前中国的社会进步；第二点是我们的社会进步面临着哪些突出的问题；第三点是我们怎么推动更高水平的社会进步？

首先，我们可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那就是问一下什么叫“进步”？所谓进步，一般来讲，指一种向上或者说向前的运动。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进步这个概念被赋予了价值的内涵。我们说要求进步、追求进步，我们的社会在不断进步，其实讲的都是向好的方向去发展。

当我们把进步跟社会联系在一起时，它的含义也是多种多样的。讲社会进步的时候，一般讲整体社会的发展，比如说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这样一种运动的趋势。马克思主义讲，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客观阶段。但是，老实说，这样一种社会进步的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尽管中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讲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所讲的还只是社会变化，并没有说社会在不断进步。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管是东方和西方，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都受循环史观的主导，甚至还有倒退史观的影响，也是就是说人类社会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世道每况日下。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在寻求推动社会变革的时候，往往都要发掘和重释古典时期的文化。在中国，托古改制的事情是经常有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尧舜禹汤时代被建构为美好的时代，所谓“六亿神州尽舜尧”，不过就是以古喻今，后世最好的时代无非就是回归到曾经的尧舜时代。

社会进步的观点是到近代才系统提出的。19世纪，准确地说，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提出生物进化论。他说人并非是上帝造的，好比说中国人也不是“女娲”或某个神仙造出来的。实际上，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是从动物演变过来的。《物种起源》这本书产生的影响不仅在生物学上，而且对于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各个学科都产生重大影响。所以，现在还有人把《物种起源》当作影响世界最重要的书之一。

当一些学者把生物进化的观点应用于人类社会与历史文化的研究时，就催生了一种社会理论，即社会进化论，这种理论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19世纪以来的许多社会科学，其实都受到了社会进化论的影响。我本人的专业是社会学，社会学在19世纪诞生，很大程度上跟进化论有密切的关系。著名社会学家斯宾塞所讲的就是社会进化论。从那时开始，社会进化的概念逐渐与社会进步成了同义词。这个意义上的社会进步指的是整体上的社会发展、变化，是人类社会在生存竞争、技术发展基础上不断迈向更高的、更好的、更复杂的社会的演化趋势。

刚才我讲到了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概念。我今天这个题目要讲的社会进步，不仅仅是我刚才所讲的内涵，它包含了社会进步的自然过程，但不仅仅是指这一点。我所强调的社会进步，更多的是指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群众福利水平的提升，或者说是生活质量持续改善的过程和结果，重点是与经济发展相对应，与广大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我们经常讲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我们是在这种意义上讲社会方面的进步。我们需要深入关注的是：我们的社会跟经济是否协调，我们社会领域的事业发展是否能够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我们社会领域未来走向更高水平的进步应该怎么做。这个题目的部分内容我在《求是》杂志已经撰文阐述过，今天我继续做些拓展。

我的演讲题目中还有一个“更高水平”的定语，这就直接涉及到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内容。为什么说要迈向更高水平的社会进步？这个题目本身就是承认了我们社会进步取得了显著成绩。我昨天乘飞机从北京到安徽只需两个小时，以前我坐火车上学去北京至少要花一整天的时间。现在有高铁，只需要四个多小时。我们在坐的很多同学可能体会没有那么深刻。我们这一代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迅速变化。我们今天面临的社会比我们三十年前所看到的社会是非常不同的。

如果社会进步已经取得显著成绩，除了感性的认识之外，那么应该从那个地方去看、去科学地测量？我们社会学有很多非常复杂的测量方法和指标体系。其中，有一个HDI，即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测量指标。这个指标其实是由三项基础指标演化而来的，即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其背后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进步最终要落实到人民群众可感的生活上，要让大家能够感觉到健康的促进，感觉到选择性的增加，感觉到生活福利的增加。自从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创立该指标以来，它已经成为衡量各个国家人类发展水平、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

如果从人类发展指数来看，我们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进步是非常之快的。首先我们看人均收入，这是生活质量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都是很快的。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这样一个水平和上个世纪70年代末相比翻了很多倍。改革开放之初，所谓“万元户”是一般家庭很难企及的。所以说，社会进步还是很快的。大家可能听到这句话：“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是反映了新问题。毕竟，是有肉可吃了，虽然还有埋怨。

从教育水平看，我们的文盲率持续下降，大家受教育的机会不断扩展。2015年，在学前教育方面，现在农村也有幼儿园，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5%，是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普及程度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7%。我们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也是大大增加的。你们这么多学生有机会在安徽大学读书，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我是1985年参加高考的，那时候是全国统考，高考录取率很低，我的很多同龄人不能进入大学学习。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加速扩张，大学入学机会迅速增加，高校在校学生规模持续扩大。有一个指标叫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的是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数之比，这里适龄人口是指在18岁-22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国际上通常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197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55%，1998年升至9.76%，在1999年扩招之后，2002年就达到了15%，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国家在2010年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目标是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但是我们去年（2015年）已经达到了40%，我们提前了五年！我们已经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所以，大家有机会上大学，是得益于整个宏观的教育政策的变化，得益于我们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不断地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现在看，我们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八个字：教育质量，教育公平。教育质量问题就是地区之间、学校之间教育质量很不平衡，优质教育资源还是不足。教育公平问题就是说大家都能够公平地获得教育机会，特别是优质教育机会。比如说，大学里面是否城里的孩子越来越多而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尤其是来自中西部地区边远农村的孩子少了？国家很重视这个问题，出台了很多专门政策，我们人民大学较早组织实施了“圆梦计划”，支持农村优秀学生报考人民大学。

前面我们分析了两个指标：一是收入，一是教育。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健康。人的生活好不好，寿命长不长，是实实在在地反映社会进步的。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国家表现更为突出。在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为40.7周岁。到2015年，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5岁。男性的预期寿命比女性要短一些，高龄老人中女性要多一些。这样看来，我们的预期寿命比60多年前增加了差不多35岁。所以说，现在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人口政策造成的问题，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老年人口客观上在增加。在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情况下，不会出现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如果在世界上横向比较，上个世纪50年代，整个世界的平均水平是45.9岁，比当时中国的水平略高。到2015年，世界平均水平是68岁，则比我们国家的要低。我们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所以，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会讲到，中国经济发展对于社会进步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在不断增长。我们经常听到“看病难”、“看病贵”、“小病治成大病”、“大病治死”等声音，这反映了我们医疗卫生体系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整体上还是延长了人的预期寿命。

以上收入、教育和健康三个基本指标综合起来，就可以计算出人类发展指数。

2012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是0.699，世界平均水平是0.694，我们已经超越了世界平均水平，在世界18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01位。回过头看，1980年的时候我们是0.407，远低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0.561，在世界11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0位。按照百分位来算，1980年我们排在第72位，2012年我们已经排到第54位，进步非常快。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4年7月24日报告，我们2013年的HDI指数达到了0.719。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我们第一次成为高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家，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多年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对社��进步的贡献非常显著。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来否定整个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步，甚至否定建国60多年来的进步，这样是不实事求是的。我们要充分看到社会进步的巨大成就。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忽视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看不到不足的一面，那也是非常危险的，同样也是不实事求是的。

那么，究竟如何全面看待我们当前社会进步的状况，尤其是其面临的问题？首先，相对于世界发展水平来讲，我们还不是处在很乐观的位置。我们在去年（2015年）的时候，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我们在GDP总量上已经是世界第二位。但是中国是13.6亿人口的国家，很多小的事情乘以13亿都会变成很大的事情，很大的事情除以13亿又变成很小的事情。虽然我们GDP的总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二，但人均GDP水平还非常低，排第76位，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多一点。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非常有限的、非常不充分的。我们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整个阶段要持续很长时间，到本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离目前还有30多年。第一个一百年，即2021年建党一百年的时候，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还在实现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理由过于高估当前中国社会取得的进步，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社会已经取得的重大进步。

第二点，我们社会当中，在社会进步方面，跟经济发展一样，也是存在巨大的差距。我们讲人均收入提高了，我们在整体上摆脱了贫困，满足了温饱，正在迈向小康，但是我们在整体上摆脱贫困的同时，各地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贫富差距一直居于高位。比如说，在1998年之前，我们不承认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是很高的，政府认为贫富差距有，但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大概0.39左右，不超过警戒线0.40。那时，政府也没有连续公开发布基尼系数，都是学界在不断调查研究。前几年，国家统计局开始连续发布基尼系数并进行回溯。我们可以看到，在2008年以前，基尼系数确实在持续上升，2008年之后开始有微小幅度的下降趋势。2013年是0.473，2014年是0.469。上海大学一位教授讲到他在六个城市做的调查，基尼系数大约是0.6。我们自己在2003年的全国城市抽样调查中发现大概是0.51。北京大学发表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表明，中国1%的人口占有的财产是全部财产的三分之一，25%的人口只占有全部财产的1%。这个数据当时引起了很多媒体关注。所以说，不管用收入还是财富来衡量社会不平等，只要用基尼系数来测量，这个不平等程度还是非常高的。

大家现在应该能够感觉到合肥变化很大，我经常路过合肥，确实感觉到这几年合肥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合肥跟北京比，明显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你走到乡镇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你有可能会发现那里的变化并不是很大。当然，交通、通讯和医疗等等方面，还是有变化的。但是，村庄几乎没有人在里面住，尤其是在夏天。很多人外出打工，村庄已经开始空心了、衰落了。你若从繁华的大城市一直走进乡村角落里，你会发现很多乡村在衰败，城乡差距非常大。我们以东部，比如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跟西部的像云南、贵州、西藏、甘肃、宁夏这样的地区相比，那种差距不仅仅是量的方面，甚至还有本质的差别。所以，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经常鼓励学生要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但是仅仅是口头上的鼓励是不行的，要有实际的政策。学生看到北京、上海的工作这么好，为什么要到西部、农村去呢？我们知道地区差距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才的单向流失。我现在分管学生就业工作，一直在推动学生多元就业、均衡就业，学校也尽可能给予配套政策支持。但是，客观地讲，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正在催生和强化马太效应，如果没有进一步促进社会均衡发展的有效政策的话。这样还是会影响学生的就业选择。

稍微总结一下，可以说，在国际范围内，我们的发展是有限的，还不是高水平的发展。在国内层面，我们的发展是有差距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差距还非常大，发展成果共享的水平还不高。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我们在社会进步方面还有很明显的短板，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目前还有数千万绝对贫困人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该是一个消灭了绝对贫困现象的社会。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中央已经提出了要打脱贫攻坚战，在2020年消除贫困。若是简单地从学术意义上讲，贫困现象是不能被彻底消除的，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只要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都会存在贫困的现象，当然这里强调较多的是相对意义的贫困。中央讲的消除“贫困”，是绝对贫困，也就是按照国家的贫困线来划分，到2020年贫困线下的农村人口整体摆脱贫困。我这里的数据反映的是从198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变化情况。在这一时期，贫困发生率从最初的26.8%一直下降到2.8%，当然这是基于一个比较低的贫困标准。后来，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变化，把贫困标准提高了，提高到年人均收入2300元，这样我们的贫困人口规模又上升了，贫困发生率也增加了。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大概还有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切实抓好扶贫工作，补好短板。国家在“十三五”期间已经制定了脱贫攻坚的实施方案，特别是强调要通过多种有效措施精准帮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除了农村的绝对贫困，我们还有一个依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得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群体，这也是应该关注的，是我们社会贫富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城镇和农村低保对象加起来将近8000万人。如何有效改进这个群体的生活状况，也是我们持续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方面。

进一步来看，我们快速的经济发展，其代价非常大，包括环境损失。这些方面的代价影响了社会进步的质量，甚至威胁到了社会的可持续性，现在连老百姓都开始关注并抱怨了。我们口袋里的钱多了，但是每天要呼吸污染了的空气，要喝污染了的水，要吃被污染的东西，等你想明白这个之后，你会发现这样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口袋里的钱又有什么意义？现在，整个中国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地区都有经常性的雾霾。根据国家发布的环境状况公报，在全国在监测的161个城市中，只有16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不到10%，其他145个城市空气质量都超标。全国有470个城市（区、县）开展了降水监测，酸雨城市比例为29.8%，酸雨频率平均为17.4%。水质量一般分为一类二类三类等，三类以下勉强可以喝，三类以上不能喝。数据显示，四类五类和劣五类水占到了近40%，这是地表径流。从地下水来看，甚至质量更差。在全国4896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水质优良级的监测点比例为10.8%，良好级的监测点比例为25.9%，较好级的监测点比例为1.8%，较差级的监测点比例为45.4%，极差级的监测点比例为16.1%。我们面临的几乎是有水皆污的局面。还有，土壤污染也非常严重，我们吃的东西，很多是从土壤里长出来的啊。我们生态环境质量为“优”和“良”的县域占国土面积的46.7%，“一般”的县域占23.0%，“较差”和“差”的县域占到了30.3%。所以，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政府发布了大气十条，水十条，集中力量治理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下一步还要推进土壤治理，解决土地的毒化问题。

如果我们把视线投放到非物质层面，我们还会发现我们在物质方面的进步与非物质方面的进步很不均衡。我们很难说现在的精神文明程度比以前进步很多。的确，物质富裕了，受教育程度增加了，但是支配物质的精神世界似乎更加荒芜了，有知识没文化的现象也很普遍。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不少人没有理想，没有底线，唯利是图。价值迷失、道德沦丧的现象并非只是一时一地的。前段时间媒体报道某省出现了针对孩子的问题疫苗，涉及到全国很多省份、很多受害者，类似这种以摧残孩子健康来牟利的行为，还有做人的底线吗？根据有关报道，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过1亿人，其中1600万人是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其余大多数是抑郁症、自闭症等精神障碍或心理行为障碍患者。这个问题就不是精神文明的问题了，而是精神健康都得不到保障。精神健康问题与精神文明程度不高是不是有关联？我认为肯定是有的。社会学研究表明，类似自杀这样的个体行为都与社会结构和集体意识相关。今天，很多人生活的意义世界是否充实？很多人为什么留恋以前所经历的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是个问题。毕竟，生活并不只是物质，物质的丰裕对于生活幸福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

总之，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但是也应该充分认识到我们社会进步中的不足。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内部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我们发展的环境代价非常大、不可持续，我们生活的安全感、舒适感和幸福感还有很大不足。这些状况总起来看，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时期，如果应对不好，是有可能掉入某种陷阱的。

大家知道，现在经常讲三个陷阱：塔西陀陷阱，讲的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问题；修昔底德陷阱，讲的是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和现存的大国发生对抗；中等收入陷阱，讲的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失衡所导致的社会困境。我们现在反腐败，讲和平崛起，讲促进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互动，都是为了避免掉到陷阱中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研究发现，在一些拉美国家、东南亚甚至非洲地区有些国家，一开始发展状况很好，例如巴西、阿根廷等，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始终徘徊不前，贫富差距很大、社会内部分裂、环境污染很严重、官员腐败很严重、社会失序严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缺乏有效动力。这些情况是否与我们当下面临的一些情况很相似？2006年，世界银行提出一个概念叫“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我们有些人对这一概念有所批评，有时还很激烈。但是，现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国家政策选项了。我们暂且不管是否有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至少我们在这一发展阶段受到了几个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一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会削弱整个社会对于继续发展的共识。大家为什么要支持发展？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放了生产力，蛋糕在做大，大家都很高兴，都支持发展。但后来发现蛋糕做得越来越大，自己所得的份额却始终没变，甚至还变小了，这时候一些人就感觉到了相对剥夺，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当社会存在不公平的时候，再讲以整体和长远利益为重、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时候，就会受到一些人的抵制，或者说难以获得整体的支持。这是对发展共识的一种消解，问题很大。还有很重要的问题，当一个社会贫富差距非常悬殊、发展非常不均衡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会巩固自身利益，利益剥夺者要求获得利益，这就会引起群体内部的直接对抗和矛盾冲突，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阶段也是社会矛盾多发期，社会面临失序的风险。进一步而言，当一个社会长期只注重资本的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公共福利体系建立不起来，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也非常不利。最终，社会发展就会出现人力资源支撑不足的情况。同学们在这里上大学，你们毕业后有多大的意愿回到老家去就业？我想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薄弱，会对很多人的就业选择有影响。目前的教育体系实际上是把农村的优秀人才往城镇输送，把中小城市的人才向大城市输送，甚至再从大城市向发达国家输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成了优秀人才的集中地。这样单向的人才流动，导致了农村社区空心化、农村发展不足、城乡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很明显，这个情况也是跟我们对于社会发展的忽视、对于社会进步的投入不足是相关的。面对���样一种局面，我们确实有可能在一个发展阶段停滞、徘徊不前，甚至真的掉到中等收入陷阱里。所以说，我们当下和今后一段时间，确实有必要推动更高水平的社会进步，引领经济新发展，创造社会新形态。

从本质上讲，推动更高水平的社会进步是由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决定的。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基本的社会制度安排。社会主义要发展，但更要公平的发展、全面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满足老百姓的需要，是造福于全体人民。如果这种发展没有让广大老百姓受益，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保障，生活质量没有改进，我们的发展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大家知道，从2003年开始，我们讲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强调要以人为本，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去年（2015年），中央又提出了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这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我们发展的实践推动着发展理论的演化，这种演化是在不断地修正发展、完善发展，引导发展新的方向，使得我们的发展更有包容性，让更多的人受益，更加有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循环。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来讨论如何推动更高水平的社会进步？我想首要的是底线思维。我们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在发展的实践中，要始终坚守四条底线。第一条底线就是坚守“发展”的底线。现在有人认为我们的主要问题不是追求发展，而是要更多考虑分配，强调利益均沾，甚至有人质疑“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否过时？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别的方面？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今天不是发展太充分了，不是发展水平太高了，我们面临的仍然是发展不足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五大发展理念，其核心都还是讲发展，是讲如何更好地发展。中国有13亿多人口，人均GDP水平还很低，社会发育程度比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发展还是硬道理，我们还是要推动物质财富的增加，扩大公共资源的供给。所以，中央很强调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化，还是要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因为国内国际的各种因素而动摇这个大局和底线。谁对发展进行否定，不管以什么形式，都会犯颠覆性历史性的错误。确实，我们要调整发展方式，提高发展效率，要增强发展的科学性，但是继续推动发展是不能动摇的底线。

第二条底线是环境保护的底线。在中国迈向更高水平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我们要坚守环境保护的底线。环境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并不被重视。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后，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资本主义在其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之前的财富总和，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他们也看到了这种生产力的解放对于资源环境的影响。但是，当时人们陶醉在进步时代，陶醉在对自然征服和利用的胜利中，并没有觉得资源环境问题是一个突出问题。大家真正认识到发展是有资源和环境限制的时候，人类社会已经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出版了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发表了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成果的问世，引发了对于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从那时起到今天，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一个很明确的基本共识——发展是有环境约束的发展，不可能是无限的发展。不过，在世界各国还在讲发展和现代化的时候，中国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生态文明建设。我们想要现代化，但要的是把生态因素考虑在内的现代化。我们要推动生产生活和整个社会体系的变革，因为我们已经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环境保护的底线不能突破，一旦突破，不仅发展不可持续，而且意味着各种各样的灾难。在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之后，我们13亿多人该如何生活？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最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环境。十八大以来，中央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力度都是空前的，反映了对于环境保护底线的坚守。

第三条底线是坚守共同富裕的底线。中国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不均衡。特别是，一方面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奢侈无度，另一方面还有几千万的绝对贫困人口。如果发展造成两极分化而不是走向共同富裕，如果还有几千万的绝对贫困人口，如何说我们实现了全面小康呢？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全面小康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补短板，短板之一就是消除绝对贫困人口。这是一个立即行动的问题。从理论上讲，中国社会只有把贫困消除了才能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我们不朝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努力，社会的凝聚力就会受到影响，社会秩序会受到威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要被削弱。更重要的是，这样有违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

第四条底线就是价值建设的底线。有人讲，中国人从古到今缺乏宗教信仰，这话不全面。尤其是，中国人并非没有信仰。我们有学说和主义的信仰，比如儒家学说、马克思主义等。问题在于，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很多人没有坚守住信仰，很多人浑浑噩噩，变得毫无信仰，完全受着本能、欲望和利益的支配。这样的状况说明很多人失去了一种底线，一种精神上的底线，一种道德上的底线。这种底线实际上规定了一个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为了什么样的生活，它也限定了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见利忘义的现象很多，凡是能够赚钱的事都可以做，没有任何内在的约束，连孩子也可以毒害，食品药品都可以造假，这就是没有价值底线的表现，是价值扭曲的反映。所以我们要强调价值建设，要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种信仰、一种坚守、一种源自内心的敬畏。如果心灵是荒芜虚空的，人也就不成为人，更谈不上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坚守这四条底线呢？这确实是一个大课题，需要大家深入研究。我个人有一些粗浅的体会，与大家分享。一是关于如何坚守“发展”的底线。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条，我们要走出赶超型发展的束缚。从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百多年，我们基本上是跟随西方发达国家走。当年被洋枪洋炮打怕了，所以我们要搞军工企业，发展近代洋务。到后来说我们的制度不行，要实行立宪制；说文化不行，要搞新文化。再到后来，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目标就是西方发达国家，要赶英超美。我们现在在很多方面已经赶上英国超过美国了，比如说钢产量就是世界最大的。赶超型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种普遍战略，不是中国独有的。但赶超型发展战略走到一定程度，继续这样一种发展路径，就永远不可能超过发达国家，永远活在发达国家的阴影中。所以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种自主创新的能力，必须独辟蹊径。如果我们一直走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我们永远也做不到一流，成不了强国。第二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是政府主导的模式，政府在推进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国家今年开始实施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我们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发展成就，跟我们党和政府的精心规划与有效推动是密不可分的。政府在中国高速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我们目前处在一个迫切需要创新的时代，处在一个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特别需要灵活性和适应性，需要来自社会自身的活力与创意。所以，仅仅依靠政府的局限性就越来越突出。国家在深化体制改革的规划中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合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的作用，怎样使政府又强大、又有效，但又不是把一切都管得死死的，这就需要合理界定政府的作用空间和作用形式。我认为，把握住这两条，是守住发展的底线、促进更好更有活力更有前途的发展的关键。

二是关于如何坚守环境保护的底线。我想也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国土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中国西北地广人稀，东南人口密集。中国有些地方是不适合现代形式的所谓发展的，不适合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国家已经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种类型。整个国家这么做，每个市县也应该这么做。关键点是要科学划分、严格落实。第二条就是加强公共参与的制度建设。一个地方，发展什么项目，怎么样去发展，不能简单地由资本、权力和专家说了算，特别是官员不能拍脑袋做决策。老百姓应该充分参与，应该有发表意见和维护权益的权力和机会。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和实践还有不少需要落细落实的，任重而道远。

三是关于如何坚守共同富裕的底线。我想比较重要的是促进竞争起点、竞争过程的公平，特别是要注意人力资本的公平投资，要在初次分配的时候确保公平公正。如果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获得的就很少，那么就会出现生产过剩、内需不足的问题。我们要在初次分配中，让国家少拿一点，企业少拿一点，更加合理地保障劳动者的收益，让劳动者的收益与劳动贡献和经济增长同步，这样才能促进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才能避免增加再分配的麻烦和压力。我们在初次分配中一定要防止垄断，排除过度倾向于资本和权力的各项分配政策，确保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拥有适当的份额。当然，在此基础上完善各种形式的再分配体系，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其中比较核心的就是现代意义上保障公民共享福利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可以说，我们发展到今天，还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比较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这应是民生保障的最重要方面，也是社会进步最重要的载体。我们要继续推进，加快完善的进程。

四是关于如何坚守价值建设的底线。我想首先是要在观念上明确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而不只是改善其物质状况。其次，要高度重视教育，抵制教育的功利化。教育的前提是把人当人，其本质是发扬光大人自身的善，而不是把人训练为某种工具。在这方面，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要密切合作、同频共振。真正让教育回归本质是价值建设的重要基础。另外，我们要明确并宣传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通过法制建设、道德建设等等一系列相互耦合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对那些违背社会底线、触犯社会核心价值的人要有非常切实的惩罚。

总而言之，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迈向更高水平的社会进步。我讲了三个方面：一是要正视我们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所取得的社会进步，二是要正视我们社会进步方面所存在的突出问题，三是要着眼于社会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宗旨，持续推动更高水平的社会进步，特别是要坚守推动发展的底线、环境保护的底线、共同富裕的底线和价值建设的底线。在如何坚守这些底线方面，我简单地阐述了一些认识和体会，仅供大家参考。我相信，只要我们守住底线，我们就有继续前行的巨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就可以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进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我今天就报告这些内容。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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