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探究

 

赵鼎新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来源：《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摘要：本文首先讨论了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兴起、发展以及这一体系的长处和弱点。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建立新的社会科学范式的关键在于本体创新，而不仅仅在于问题意识、概念和方法的创新。本文随后提出了一个高质量的社会科学范式需要遵从的四个方法论条件：（1）该范式的本体命题能被定义为互相独立的理想形态，并且每一命题都具有很强的经验上的不证自明性；（2）任何其他相关命题都是该范式本体命题的推论或组合，即范式具有完备性；（3）其他范式很容易被吸纳为该范式的一部分，即范式具有包容性；（4）该范式中的每一本体命题都应当指向一些重要的社会机制，即与社会机制有直接的连接。本文最后讨论了道家时间观对于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范式体系的重要性。

关键词：实用主义；本体创新；社会科学范式；中国特色；道家时间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文革”期间曾在西北的一个工厂工作了八年，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了一些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并且在进入社会学领域前有多年的自然科学学习和研究经历。可以说在从事社会学研究前，我就已经形成了一套看问题的方法。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后，我看问题的方法发生了变化，同时也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视角有了很大的区别，并给我带来了困惑。比如，在教育社会学领域，大量美国学者的研究致力于通过精细的实验设计和复杂的统计来考察不同教育手段对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影响（即所谓的事前测验和事后测验对照)。但是稍微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教育手段，而在于穷人集中的街区的学校没钱请好老师，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又不能或者说不愿出钱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社会学这种研究方法及其相应的结论和具体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之间的严重脱节使我对美国社会科学的现状很不满，并促使我多年来一直努力试图建立一套能融合中国智慧和西方学术的社会科学方法和范式。我不敢说我的努力是否成功，但是多年的思考的确给了我一些心得。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一观点（习近平，2016）,该讲话在社会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李培林，2016；李友梅，2016；宋林飞，2016；边燕杰，2017；王宁，2017）。值此机会，笔者想把自己多年来有关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范式体系的思考总结一下，抛砖引玉，供大家讨论和批评。

本文的论证分两部分。要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范式体系，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目前主宰全球的具有美国特色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社会科学是怎么形成的，以及这一范式的特色、要素和弱点是什么。随后，笔者将根据自己的心得，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范式体系应当从何处入手，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笔者对社会学的文献较为熟悉，本文的大多数例子来自笔者对美国和西方社会学发展的观察，但是本文讨论的问题同样也适用于受实用主义哲学影响较深的其他社会科学基础性学科，比如政治学和历史学。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学问并不见得就是好学问，而没有中国特色的学问也不见得就没有意义，但是，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在经验研究上更容易与现实脱节。它既不可能为世界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作出贡献，也不可能为中国在世界上争得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范式极其重要。

 

二、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

 

西方主要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都带有自身的特点，构成了不同的范式。虽然可以举出大量的反例，但我们一般会同意近代的法国知识分子比较浪漫和极端，德国知识分子重思辨和推理，英国知识分子比较有现实感和重归纳，而主宰当下世界范围内社会科学范式体系的则是美国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笔者尚未见到分析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在美国兴起、在世界占据主宰地位背后之原因的很好的研究成果。以下是笔者这方面思考的一个扼要总结。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几千万欧洲人移民美国。这些移民给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新的“问题”，包括当时欧洲盛行的各式各样的阶级运动和“主义”。美国建国时代的精英是英国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产物，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也反映了这一点。到了19世纪后半叶，美国建国时代结晶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精英共识。对于这些精英来说，从欧洲传来的阶级政治以及各种“主义”是一个需要面对的新问题，而19世纪末出现的实用主义就是美国本土精英在哲学层面上的一个应对。实用主义思想本身就十分驳杂，而且自其形成至今已有了许多不同的发展，因此不可能在三言两语之间就作出很好的总结。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实用主义不讲主义，只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重经验事实、归纳（以及归纳的方法）和即时效果，轻理论、演绎和长远后果。实用主义重经验的倾向使得它与经验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与实用主义相比，经验主义并不排斥宏观理论，也不太注重知识的即时效果。而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理论和概念的价值则取决于它们是否能产生即时的应用效果。可以说，实用主义是一个弱化本体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和强化科学认识论（scientific epistemology)的哲学体系。

美国是有了实用主义哲学本体之后才逐渐产生属于自己的��会科学范式的。在社会学领域，在实用主义哲学的主导下，欧洲移民带到新大陆的阶级政治和族群矛盾被问题化为不同人群居住地域空间不同而带来的城市生态问题（芝加哥城市研究）（如Park, 1928；Park et al., 1925），以及不同个体在互动中的交流障碍或者错误信息被不断强化而带来的冲突的问题（符号互动理论）（如Blumer, 1946; Garfinkel, 1967;Turner & Surace, 1956)。这就是芝加哥社会学学派思想的精髓。在实用主义哲学的引导下，美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逐渐被引向旨在寻找因果关系内在机制的“中层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Merton, 1967)。例如供需和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构成了价格机制（price mechanism)。二战前，西欧各国国内阶级和民族矛盾深重，国际关系也十分紧张，各种看上去是救世良方的“主义”因此得以盛行。不讲主义、只研究问题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的影响仅仅限于美国国内。二战后，随着欧洲阶级政治逐渐式微和政党去意识形态化（赵鼎新，2017），美式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逐渐在欧洲和全世界扩展，于是一个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就成了全球性的霸权知识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并不是西方世界惟一的社会科学范式体系。解读和解构传统在人类学中有很大影响。注重宏观结构和历史背景的现实主义在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主流地位。功能主义曾经在美国占据很大的市场，最终被以实用主义为内核的“中层理论”取代。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主流杂志，如《美国社会学评论》（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和《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仍然有推广和批判辩证法在社会学领域运用的文章（如Ball, 1979; Gouldner, 1975; Schneider, 1971)。同样，马克思主义导向的社会学经典著作在美国也时有出现(如Anderson, 1974; Moore, 1966; O’Connor, 1973; Paige, 1975; Wallerstein, 1974)。但是，实用主义社会学在美国越来越占据主导，并向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扩张也是不争的事实。

实用主义社会科学有许多值得称道的长处。第一，它引导习惯于大而化之看问题的人文社科学者去关注微观和中观层面的社会现象以及各种机制性规律，关注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第二，它帮助我们发现和了解了许许多多、方方面面的社会机制，以及这些社会机制在不同场合下不同的作用方式。可以说，如果没有实用主义社会科学方法的发展，今天的社会科学离哲学不会太远。第三，它迫使我们反思学术概念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进而认识到从观念出发来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往往是靠不住的。第四，由于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强调实证和注重寻找在逻辑上具有可靠性的归纳方法，它因此还大大促进了一整套基于科学认识论的定量方法，比如统计、网络分析、博弈论、计算机模拟和大数据分析在社会科学中的发展。

面对近代以来各种“主义”对人类思维的轰炸，实用主义社会科学有着很大的正面意义。但是，随着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不断增多和研究方法的分化和发展，每个不同的领域都出现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并且学者们对经验现象之间的细小差别和能精确描述这些差别的方法越来越感兴趣，实用主义社会科学于是就从弱本体承诺转向了无本体承诺，实用主义哲学主宰下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弱点也越来越明显。第一，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过于就事论事，笔者先前所举的那个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问题就是一例。实用主义社会学家往往会从改进教育手段这一层面来思考这一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教育手段。因此，实用主义研究的结论也许很可靠，结论的应用效果在实验条件下也许也很好，但是对于解决美国贫穷街区中小学教育质量问题却无济于事。

第二，实用主义强调经验事实和归纳。在这一哲学导向下，社会科学知识积累得越来越多，但是知识却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这一问题的影响并不只限于社会学。比如，当前西方的历史学被分割为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科技史、宗教史、文化史、性别史、法律史、艺术史、人口史、移民史等等，并且每个领域内部又有很多更细的分割。历史学的研究议题在变小，议题覆盖的时间段也在变短。在这一趋势下，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不再有全局观，并且因为偏狭地强调自己领域的特有材料和视角对于理解历史发展的重要性，经常展开瞎子摸象式的批判和论战。比如对于经济史专家来说，世界经济发展，乃至于工业资本主义是否能在某个地区发生，完全取决于该地区的一些经济史专家关心的指标（如人口、资源、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质量）是否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笔者对这种看问题的方法在多种场合进行过批评（赵鼎新，2014；Zhao,2015），在此不再赘述。可以说，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在积累大量知识的同时也弱化了我们的直觉和智慧，使得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三，当我们看到某一社会现象时（比如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问题），我们一般不但会去了解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比如有些学校教师素质很差、教育方法老旧），还会去了解是什么样的宏观结构条件使得这一原因变得如此重要。但是实用主义社会学家往往会带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心态，把注意力只集中在导致这一社会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上，这就使得西方许多领域的社会学理论显得非常肤浅。比如在宗教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家往往会从民众对于宗教的需求（Glock, 1964; Lofland & Stark, 1965)、人际网络(Smilde, 2005; Snow et al., 1980)、理性选择以及某个宗教的组织和制度特性来分析宗教势力的消长（Stark & Finke, 2000; Finke & Stark, 2005; Kelley, 1972）。殊不知，导致任何一个宗教势力消长的最重要的原因往往不是与该宗教本身有关的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Sun, 2017)。再比如，西方的社会运动研究者往往会从一个社会运动组织所掌握的资源、组织能力和社会网络、话语策略的有效性、是否存在政治机会等原因来研究一个社会运动的成败（赵鼎新，2006）。殊不知在逻辑上这些因素充其量只是没有根基的“中间变量”，因为它们本身都是需要解释的社会现象。

第四，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追求即时效果，反过来也就缺乏时间性和历史感，或者说目光短浅。比如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历史感很强的英国学派（如Bull, 1977; Bull et al., 1990; Wight, 1991）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而所谓的现实主义——即一个一定要把崛起之国想象成潜在敌人，结果是可以把它国给逼成敌人还说自己预测准确的理论——却能大行其道。又比如，在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大量学者会把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关键期所具有的一些在国家或者企业层面的制度特征总结成该国经济成功的关键甚至是普适性的规律（杨宏兴、赵鼎新，2013）。殊不知这些制度特征有些可能与该国家的经济成功没有关系，而有些制度也许在今天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到了明天就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有过详细的讨论（赵鼎新，2016a），笔者在后文中谈到道家时间性时也会再次加以阐述。

第五，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家注重发展旨在刻画某一因果关系内在机制的中层理论(如Coleman, 1990; Elster, 1989, 1998; Hedstrom & Swedberg, 1998; McAdam et al., 2001; Stinchombe, 1991)。但是，笔者在另外一篇文章（赵鼎新，2015）中指出，社会机制和经验现象并不具有一对一的确定关系，或者说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现象，我们一般都能找到多个——有些甚至是和经验现象毫无关系的——解释机制。因此，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貌似很科学，但是社会科学家自身的价值观、秉性甚至狭隘和无知都从后门中走了进来。比如，市场经济搞得不好，自由派肯定会去找与垄断和腐败相关的机制，而左派会说这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后果。有一定逻辑能力的学者都能找到有利证据来构建一个自洽的论证。

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并不是不知道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的弱点。这就是解读和解构传统在人类��和定性社会学的研究中一直有很大影响的原因所在。也有社会科学家试图建立同时超越解构传统和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的理论。比较瞩目的有阿博特（Abbott, 2005）的联系生态理论和基于巴斯卡尔（Bhaskar, 1975, 1986, 1993，2012）哲学的批判现实主义理论。这些学者都看到了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存在许多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可行的解决途径。

阿博特的联系生态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社会是一个由许多彼此具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制约的元件组成的生态系统。这一定义的优点在于能启发学者采取关系的（relational)、历史的而不是单向因果和静止的方法来看问题。但是，阿博特理论的核心仅仅是一个与任何社会情景都没有关系的（context free）本体陈述，或者说是一个包括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社会学家在内的任何一个明智的学者都能接受的本体性论点。早期的实用主义社会学研究，即芝加哥城市研究和符号互动理论就是从生态的角度来分析社会问题的。但是，阿博特并没有像早期芝加哥学派学者那样通过寻找生态性机制［比如布鲁默（Blumer,1946）的“闹事”群体形成的循环反应机制］来分析社会形态，而是提出了一套转喻系统，比如行动者（actors)、位置（locations）和联系（ligations）等等，并试图以此来分析社会。阿博特提出这些概念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区分社会现象，而在于对性质差别巨大的社会现象作不加区分的高度抽象。因为这些概念所对应的社会现象的内在差异很大，它们很难与具体的社会机制有实质性的联系。以这些概念为核心所建立的叙事只能流于描述和解读，而不可能是旨在通过寻找因果关系来解释经验现象之间的差异原因的社会学分析。总之，本体论断并不能替代社会学方法，联系生态理论在本体、认知和方法三个层面并没有打通。它是一个社会理论，而不是社会学理论。

阿博特对非历史性的实用主义社会学分析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同时也想给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装上一系列具有一定系统意义的软性本体。可以说，阿博特的目的旨在改进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而由巴斯卡尔创立、受到不少历史社会学家推崇的（如Archer，2015； Gorski，2013； Steonmetz，1998）批判现实主义理论则不同。它是现实主义对来自实用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双重挑战的回应。该理论所涉及的面要广得多，也要复杂得多。对该理论进行总结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与本文直接有关的是，批判现实主义与阿博特的联系生态理论有着同样的问题，具体说就是该理论也是由若干个本体性命题构成的，并且该理论在本体、认知和方法三个层面也没有打通。至少从目前来看，批判现实主义尚处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或者说它也是一个社会理论，而不是社会科学理论。

 

三、社会学范式和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国内学者们分别从中国社会问题导向、中国问题意识、中国方法、中国本土化概念及本土概念的国际化等方面就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李培林，2016；李友梅，2016；宋林飞，2016；边燕杰，2017；王宁，2017）。但是，从笔者对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范式在美国的出现和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历程的分析来看，一个社会科学范式得以确立的最大关键在于本体创新，而不只是问题意识、概念和方法的创新。美国社会学早期的本土问题意识、本土概念和本土方法（比如芝加哥城市研究和符号互动理论）之所以有生命力，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这些问题意识、概念和方法本身，而在于这些问题意识和方法都是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范式在经验层面的自然延伸。此外，从方法论角度来说，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范式还有一个其他许多西方社会科学体系所没有的特点，那就是它很容易就能把本体性论述转化为机制性论述，从而打通了本体和认知/方法层面的联系。

郑杭生在20世纪80年代就从本体立场出发提出了“社会运行理论”（郑杭生，1987，2011；郑杭生、李强等，1993；郑杭生、杨敏，2010）。这可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特例。但是，笔者在后文中会谈到，一个能在世界上得到广泛承认的社会科学范式必须遵从一些基本的方法论原则，而“社会运行理论”的本体论断尚不符合这些原则。建立社会科学本体论述其实非常容易，你说几句话，并且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或者说看问题的出发点，那么你这些话就有了本体论述的性质了。但是，一个高质量的社会科学范式体系的建立却并不容易。实用主义社会科学主宰世界的背后有很多原因，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实用主义社会科学不但有本体创新，并且还打通了本体性论述与机制性叙事之间的联系。它与其他西方社会科学体系相比的确有许多优点。但是，其弱点也需要更完善的社会科学范式才能加以弥补。

在下文中，笔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入手，提出建立一个高质量的社会科学范式需要具备的四个基本条件（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并不满足这四个条件）。有数学背景的读者可能会看出，笔者建立社会科学范式体系的思路与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发起的对20世纪数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公理化运动的思路有相似之处。笔者会在讨论建立社会科学范式时与数学公理系统的建立进行简单类比。同时，笔者还会在讨论中对“社会运行理论”的问题作出扼要点评。

第一，一个社会学范式的本体系统中的命题都应当能被定义为互相独立（即正交）的韦伯所说的理想形态（ideal-type)。从理想形态出发来分析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人的行为和动机的驳杂性导致人类所创造的任何有关社会现象的概念都有很大的不纯性，使得日常概念的背后隐藏着许多不同性质的内容，将其用于社会科学分析时常常会带来很大的误区。

任何关于社会现象的命题的背后都会有某种意识形态，因此社会科学中很难提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具有“公理”性质的本体性命题。但是这不等于社会科学的本体性命题之间没有客观性大小之分。一个具有更大分析力量和生命力的本土命题一般在经验上具有更大的客观性。比如，“供需关系决定价格”这个命题提出的背后的确是有其意识形态立场。但是我们也必须得承认，“供需关系决定价格”抓住了人的“物以稀为贵”的实际需求本质和人类的心理学基础，并且我们在生活中能看到这一规律无处不在。它因此能成为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并且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推动下，在中国也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换句话说，对社会学范式的本体系统中命题客观性的追求还要求我们提出的命题必须与具体的社会行动者，或者直接可观察到的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方式有直接的对应，而不是从观念出发的价值陈述。

用这一标准来衡量的话，“社会运行理论”的本体论���断，即社会运行可以分为“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就出现了问题。良性、中性和恶性既不对应于具体的社会行动者，也不对应于任何具体的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方式，而仅仅是客观性可大可小的非类别性（non-categorical)主观评判。作为非类别性主观评判，我们也很难把它们定义为具有客观性的相互正交的理想形态，因此对于经验分析来说意义也不大。这里并不是说社会的“运行”没有好坏可言，但是我们对社会运行的好坏评判很难离开自己的价值观。传统儒家认为按照三纲五常运行的社会肯定是个良性运行社会，但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肯定会把它看作是恶性运行社会（“社会运行理论”的本体论论断也不符合笔者在下文提出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原则，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专门分析）。

笔者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大众对于国家绩效的评价和他们对于国家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赵鼎新，2016b）。在同一篇文章中，笔者还指出了政权合法性只能建立在意识形态、绩效和程序这三个理想类型的基础之上。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本体系统。这一本体命题系统具有很强的客观可观察性，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方方面面的行为，比如宣传、加强政府绩效以及按照各种政治程序行事的手法都与意识形态、绩效和程序这三个合法性基础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尽管国家政权在建立合法性方面的努力以及大众对国家合法性的评判方式在经验层面都十分驳杂，这三个合法性基础还是很容易被定义为完全不同的类别，或者说是相互正交的。具体而言，国家在政权合法化上的任何努力或者大众对国家合法性的任何评判方式都只能是这三个本源性合法性基础的某种组合。

第二，在一个特定的问题域中（比如政权合法性问题），如果任何其他的有关命题都是某一组最为基本的本体性命题的推论或者组合，我们可以说该组本体命题是完备的。一个完备的命题组相当于数学领域的一个公理系统（axiomatic system)。一个优质的社会科学范式体系的本体系统必须具有完备性，就如笔者提出的政权合法性的三个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假设——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不平等经济交换是造成世界各国贫富差距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就不是一个完备的本体性系统。因为除了不平等的经济交换关系外，国家能力和国家政策、领土大小、人口基数和素质、地缘政治、资源、文化等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往往会有更大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和政治学界盛行的理性选择理论的本体假设也不具有完备性，因为人除了工具理性外还有价值理性和计算错误，个体计算和集体决策的机制很不相同，并且人的大多数行动都是理性和情感综合的结果。

本体性论断不完备的理论都具有很大的片面性。绝大多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都很片面，片面的理论对社会科学也非常重要。片面的理论不但可以用来解释某些简单的社会现象，也可以鼓励我们随着一个逻辑往下推，做到片面深刻。虽然片面理论在解释复杂社会现象时会走入不同的误区，但是通过这些误区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某理论及其相应的社会机制在社会上的作用和局限。最后，片面的理论的背后往往是先前的学者对某些社会倾向的忽视和当前的学者对某些社会面向的向往与焦虑，它是社会力量和声音的体现。但是，如果一个片面的理论成了一个国家的主导性社会科学范式体系，并且指导了该国的政治活动，这个国家的发展就可能会步入严重误区。从实践的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本体论述的完备性也很重要。

第三，社会科学的本体系统是多元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提出不同的本体性论述。但是，能作为一个社会科学范式体系的本体系统还需要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或者说其他本体系统可以被看作是该总体性范式的一部分。不完备的本体系统一般不具有包容性，但是完备的本体系统也不见得一定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比如，涂尔干的著述甚多，但是他的大量工作是建立在人是规范动物、规范性的礼仪是社会活动最为重要的基础这一本体性假设之上的。对于社会心理和人类互动方式这些特定问题域来说，该本体性论断具有很大的公理性和完备性，因为除了规范和礼仪外，我还想不出另外一个建构人类心态并使得社会活动得以延续的基础。涂尔干的本体论断很容易被其他理论所包容，但是它却很难包容那些旨在解释宏观社会变迁的理论。这就是涂尔干视角在笔者的著作中随处可见但笔者的理论却与涂尔干关系不大的原因。

在社会学理论中，迈克尔·曼（Mann, 1986, 1993)的社会变迁理论不但有比较大的客观性和完备性，还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他的理论基于如下的本体性论断：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是人类社会权力的四种基本表达形式。笔者的另外一篇文章（赵鼎新，2015）曾有如下分析：人和猿是很接近。猿是政治动物和地域动物，人也是。有些猿甚至能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来帮助自己更好地生存，这与人的复杂的经济活动并无本质区别。人与猿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会论证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和自己生命的意义，这就是说人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动物。可以说曼的理论的本体是基于人类的动物特性，因而具有很强的不证自明的客观性。他的理论是基于人类所有的动物特性，而不是某一特性，因而有较大的完备性（甚至比韦伯的理论还完备，因为韦伯忽略了人类的地域性一面）。

曼的理论的本体系统也有很大的包容性。比如先前讨论过的笔者提出的政权合法性本体系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分析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理论，或者说曼的本体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还比如笔者曾经提出如下的本体性理论假设：国家仅有三种理想状态的手段去驱使民众打仗：强制、给利益或给民众赋予一个意识形态，让他们觉得是在为自己而战，而每一种手段都会激发不同的社会机制和形塑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Zhao, 2015）。笔者的这个关于战争手段和国家社会关系的本体系统也完全可以被看作一个分析政治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理论，或者说也是曼的本体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第四，社会科学理论与社会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社会科学理论的本体论述能与相应的一套社会机制相连接，使之成为能用于解释和分析各种社会现象之间差异的结构性原因的工具，而不仅仅是浮在表面对社会现象进行标签化解读的转喻系统。

因此，一个合理的社会科学范式还必须要在本体性论述与社会机制之间建立紧密关系。笔者在前文中谈到阿博特的联系生态理论和巴斯卡尔的批判现实主义其实都只能算是社会理论而不是社会学理论，说的就是他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都未能在本体论述和社会机制论述之间建立紧密的桥梁。其实，绝大多数著名西方学者的理论，比如卢曼的系统理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布迪厄的“场域”等，都没有打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些理论最多也只能提供一种新的解读视角，或者说就是利用社会事件可解读方式无穷多样这一现象学原理在庆祝多样性，而不是试图去解释经验现象之间的复杂差异背后的原因。

迈克尔·曼的社会变迁理论的本体系统有很大的客观性、完备性和包容性，因此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理论。但是在理论与社会机制结合这一点上，曼的理论还是有很大的欠缺。曼的理论其实很容易与社会机制结合，但是他却没有致力于此。这可能是因为曼过分强调了缝隙中增长（interstitial development)缝隙中增长，即认为历史变迁往往是存在于旧有权力结构缝隙中的社会行动者和社会力量发展的出乎意料的结果。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也可能是因为英国学者的经验主义倾向使得他们比较不信任演绎得来的知识。曼的理论弱点给我提供了机会。在最近的著作中（Zhao,2015)，笔者把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看作人类竞争的四个理想维度（类似于一个四维欧几里得空间），然后通过演绎来对每一个维度所隐含的社会学机制作出解析，或者说通过演绎来确定每一个维度坐标的多重特殊性质。以下是连接经济竞争和相关社会机制的两个例子：经济竞争促进人类社会在组织能力和财富积累能力上的发展，因此，经济竞争在一个社会中越重要，该社会就越有可能处在积累性发展状态。经济竞争输赢准则清晰，而且目的是为了私利。因此，经济竞争在一个社会中越重要，以私利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在这个社会中就越会处于强势。如同笔者在另外一篇文章（赵鼎新，2016c：51）中指出的，一旦了解了这些社会机制之后，“如果我们能够找出一定时空下四个社会权力的一个特殊耦合（即四维空间中的一个特殊位点），我们就能知道什么样的社会行动者和什么社会机制会在此时此刻的历史变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比如，西汉后中国政治行动者和意识形态行动者逐渐合二为一（即儒学成了统治意识形态，儒士成了统治精英），经济和军事行动者逐渐走向边缘，这就大大压制了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以及相应的社会行动者和社会机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为了保证所找到的那个在一定时空下四个社会权力的特殊耦合方式在经验上比较可靠，或者说为了减小叙事的解读圈（hermeneutic circle)，笔者还引进了一个源于古希腊哲学的认识论：一个理论的合理性取决于它能解释或者解读的经验现象的广度（Zhao，2015：24-28）。因此我在研究中都会问一大堆“为什么”，并试图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来解答这些问题。我的这一方法给严肃的批评者增加了难度，因为对采取这一叙事方法的有效的批评不能只是指出我的叙事中忽略了什么，或者说对同样的历史现象还有别的解读方式，而是必须提出另外一个理论。那个理论不仅得能够解释我所提出的一大堆问题，而且还得能解释我所“忽视”的那些历史事实和解读方式。但这一源于古希腊哲学的认识论的重要性在西方社会科学中长期被忽视，以至于大多数西方学者都不真正懂得这一认识论原则。可以说，在社会学分析中加入这一认识论原则是笔者试图创建的社会科学范式中的一个重要的本体承诺。

以上四个原则是有意建立社会科学范式体系的学者都应该注意的共性。有必要点明，如果用这四个原则来衡量的话，各种时髦的西方理论能过关的很少。但是，即使我们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符合这四个原则的社会科学范式，如果这范式在本体性假设方面没有突破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本体承诺的话，那它在本质上还只是一个改进版的西方理论。比如，我在《儒法国家》（Zhao,2015)中用了社会权力的四个来源，这是从曼和韦伯那儿学来的。我把社会权力的四个来源想象成一个互相正交的四维欧几里得空间，并对每一个“轴线”的特性进行了演绎，这是从笛卡尔那儿来的灵感。我反社会科学常规研究而行之，试图在同一理论框架下对大量的历史现象进行解释，但这只是一个古希腊哲学的认识论。我的努力到此为止并没有脱离西方哲学体系。

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范式体系，我们在做到以上四点的同时还必须在本体论上加入中国元素。但是，西方哲学涉及的面很广，给我们留下的空隙并不多，真正做到具有中国元素的本体创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儒学，如果把它的一些本体假设发展成为社会科学范式的话，我们会发觉它与西方曾经盛行并且饱受批判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较为雷同。还比如，中国有法家思想，西方有近世发展起来的现实主义哲学。因此从儒法哲学入手很难建立中国特色鲜明的社会科学范式体系。

就笔者多年来的心得来说，面对强大的西方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也许有两个可以帮助我们突破的地方：多元折衷的看问题的方法和道家辩证法。多元折衷的看问题的方法曾经使我们失去了发展西式的片面深刻的现代科学的机会，但是在各种片面深刻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主宰世界的今天，它不失为一种能给我们带来智慧的看问题的方法。但是在本文中，我只讨论道家辩证法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范式的意义。对于本文来说，道家辩证法的核心是一个中国特有的对历史和时间意义的理解。

 

四、对时间具有不同理解的四种西方社会科学方法

 

近年来国内有不少学者倡议把历史带回社会学研究（如冯仕政，2012；菅志翔、马戎，2015；渠敬东，2016；孙砚菲，2014；应星，2016；周飞舟，2015），并且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多有讨论（如成伯清，2015；周飞舟，2016）。需要强调的是，把历史带回社会学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更多地去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它应该是指我们在研究任何社会现象时必须考虑时间在其中的意义以及社会时间的性质。因此在讲解和分析道家辩证法前，我有必要对当前社会科学对历史和时间的四种常见态度和相应的方法作个简略讲解。

 

第一种是对时间不敏感的横向历史比较。这种做法在社会学、政治学中最为常见。采取这一做法的学者往往会找几个发生在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案例进行比较，其目的是寻找造成案例之间某些差异（或相似）的结构性原因。他们的问题可以是“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日本走向了法西斯，而中国发生了革命”，“为什么英国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但是中国却没有，而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与中国江南的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等指标仍然处在同一水平上”，等等。对于大多数采取这类研究方法的学者来说，历史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能为我们揭示某些社会结构和相应的社会机制的作用。西方社会学这类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名著，但这类研究也因为在方法论上不能克服以下两个问题而饱受诟病：（1）社会学比较与自然科学的控制实验很不相同。自然科学家能做到控制样本之间任何不想看到的差异，因此他们的结论比较可靠。但是社会科学的案例之间往往存在着大量作者不愿看到却不能被控制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某位学者提出的用于解释案例之间某些差异的结构因素和机制不见得就是造成那些差异产生的真正原因。（2）这类研究往往因为注重结构因素而忽略了行动者的策略、误判以及重大转折性事件等与时间相关的因素对案例的影响。阿博特、塞维尔（William H. Sewell, Jr.）和笔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理解为对这类忽略了时间的横向比较研究在方法层面上的批评（Abbott, 2001; Sewell, 1985; Zhao, 2004, 2015)。

第二种是纵向比较。做这类研究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指出某些历史上的文化和制度在今天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是为了指出时间过程中不变的一面。这类研究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非常普遍。白鲁恂和裴宜理的大量工作就追随着这个传统（Perry, 2002; Pye, 1981, 1988; Wasserstrom & Perry, 1992）。我的问题是，古代与当代当然在许多地方会有相似之处，但这些相似到底多少是来自文化的传承，多少是由于人类处理此类问题的方法和手段本来就不多？此外，如果某种相似的确是来自于文化传承，那我们必须要问：这一文化是怎么传承下来的？毕竟，文化不是基因，文化发展遵从拉马克原理，或者说其本身并不具有稳定性（Zhao, 2015)，文化必须要靠某种权力所维持的制度才能延续。因此，对于这类研究来说，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也许是为什么当代的某些做法与古代十分相似，而某些做法却有了根本的改变？当然，最为要紧的是在做纵向比较研究时千万不要把鞭挞现代或者留恋古代作为目的，这往往会把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引向误区。

第三种是进步史观驱动下的研究。进步史观的类型很多，包括自由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等等各种类型。这类研究也会采用各种方法，包括前面所介绍的两类方法。这类学者在做研究前都会或直接或隐蔽地对时间有一个进步主义的道德假设，即认为历史规律会把我们带入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他们研究的目的就是论证某一个关于美好的理论在经验上的正确性。在各种进步史观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黑格尔的历史发展辩证法。对于时间和时间意义的进步主义的理解在学术和社会实践层面都有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在实践层面上，进步史观给了蹂躏弱小国家的西方列强一种道德优越感而不是良心负担，它也是掩饰各种文化和种族歧视以及对其他群体的不尊重行为的借口。

第四种是多元史观。多元史观可以说是西方历史学对于进步史观的一种反动。它也是目前西方历史学的主流。多元史观的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历史不存在进步也没有目的，每一个历史都是它自身的历史。这一史观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各种进步史观方面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意义。并且这一史观引导历史学家去研究各式各样的历史，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但反过来，随着历史知识的日益丰富，我们对时间的理解也变得日益破碎，造成了一个只长知识不长智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年代。这类研究也很难回答这样的诘难：既然历史没有规律，我们研究它还有什么意义？最后，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理论家小威廉·塞维尔所说（Sewell，2005：49），当历史学家“愉快地把结构决定论扔到一边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改变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历史虽然没有什么终极目标，但却还是有许多规律的。

 

五、作为本体的道家时间

 

从时间和时间规律在研究中的意义这一角度来看，以上四种方法也许可以被称为没有时间的历史研究、固定时间的历史研究、终极时间的历史研究以及无规律性时间的历史研究。与以上的时间本体观不同，道家时间本体的关键在于转化和否定，而不是螺旋式发展的“否定之否定”。既然没有螺旋式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历史也就没有什么终极目标和意义。道家时间就像是一幅太极图，它没有终极目标和意义，但却是有规律的、不断转化的。

中国哲学一般会把世界看作一个由许多相互依存的部件组成的系统。这种哲学促使我们全面地看问题，但它同时也阻碍了旨在刻画某一法则或机制运行方式的片面深刻的西式“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但是在大家对西方现代科学都很熟悉的今天，我们可以把道家的时间观看作一个对社会机制在时间中的作用方式变化规律的高度抽象和智慧的总结。道家的时间本体论很容易与社会机制相结合并发展为社会科学理论，因为它背后是一个涵盖性法则（covering law)：任何性质的社会组织、思想和制度，随着它的日益强大，削弱其力量的社会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涵盖性法则是对大量的能刻画事物转化的社会机制的一个总结。以下举三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1）在农业社会中，国家的持续强盛会加快人口增加。这时，人多地少现象就会越发严重，国家税收能力和对社会的控制力就会不断减小。（2）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的持续强盛会引发人口老龄化、社会福利比重加大和民众的吃苦耐劳精神下降。（3）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商业的成功往往会提高公司职员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提高商业成本；商业的成功也往往会使得公司成功阶段的组织和经营模式固定化，从而对以后的变化形成困难；商业的成功也会刺激其他公司进行模仿，并研究超越手段。以上的例子和大量其他类似性质的社会机制都会把一个公司从成功逐渐引向困境。

在笔者的著作中，读者会看到大量的运用道家辩证法的机制性分析。以下仅是两个例子。在分析楚国在春秋时代十分强大而在战国时代始终积弱的原因时，笔者曾指出（Zhao，2015：235-237）：楚国的官僚体制在春秋时代要比晋国完善，国家权力较为集中在国王手里。这一体制不但保证了楚国在春秋时持续强大，并且还使楚国免于发生在北方诸侯国中的诸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和“三桓专政”这样的贵族削弱国家权力的“封建危机”。但是，正是封建危机摧毁了晋国，给了“分晋”后兴起的魏、韩、赵发起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改革的契机和动力，从而建立了更为强大的以赢得战争为导向的官僚制国家。楚国则因为未发生封建危机，保留了古老的政治体制，相比法家改革后的其他国家，楚国的贵族权力大得多，因此在战国时期长期积弱。

在分析社会科学范式交替变化的原因时，笔者指出：“社会科学范式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些客观事实，而且是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的看问题的方法，并且每一看法都是误区和事实的混合，非常复杂。因此，一旦一种观念在社会上或者在学术圈盛行时，它都会引发两个导致事物走向反面的机制。（1）在社会上，一种观念一旦在社会上取得优势，无论是真诚信徒还是机会主义分子都会不遗余力地把这一观念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做大。其结果就是不断显露和放大这一观念的误区，所带来的负面（甚至是灾害性的）后果反倒‘证明’了其他观念的‘正确’。（2）在学术圈内，某一观念一旦占领了学术市场，无论是它的真诚信徒还是跟风者也都会不遗余力地把围绕着这一观念的研究做到极致。学术与经验事实的关系越来越不契合，从而为其他观念和理论的兴起铺平了道路。最为可悲的，但是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场合就是主流社会观念和主流学术观念的合流，学术在这时就会降为权力的附庸和帮凶。在历史上，这种场合带来的总是灾难——古今中外，无不如此。但是，由于以上的两个机制的约束，人类几乎不可能从中真正吸取教训”（赵鼎新，2015：16）。

西方自古以来就缺乏像中国古代一样强大的史学传统。古希腊出过几个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历史学家”的人物，但是他们的地位远不能与同时期的希腊哲学家相比。除了黑格尔的历史发展辩证法外，西方哲学中很少有专门关于时间的哲学。黑格尔读过当时翻译成西文的《道德经》，他的时间观也很可能受到了道家哲学的影响。但是，对黑格尔影响更大的显然是基督教的目的论时间观。黑格尔的“发展的螺旋形式”既体现了欧洲人在面对其他文明时越来越大的自信（因为他确信欧洲的蓝色文明在人类走向更美好明天的道路上处于大大领先的地位），也体现了基督教时间观对近代西方哲学深刻的影响。黑格尔的历史发展辩证法可以说是消解了东方智慧的辩证时间哲学，但黑格尔却是近代西方少有的能提出系统性的时间哲学的哲学家。

西方哲学缺乏时间智慧的这一面深深影响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范式体系。当前主宰世界社会科学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在很长时间内就没有什么时间观。就是在西方世界专门针对历史议题的研究中，也像笔者先前总结的四种对时间的态度一样，要么是没有时间，要么是凝固的时间，要么是有终极目标的时间，要么是毫无规律的历史。这些时间观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只有聪明，缺乏智慧。

 

近代以来，西方的时间观已经深入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各种线性进步史观长期以来一直主宰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以至于有人在经济落后时就鞭挞中国文化，而在经济发展仅仅取得了初步成功之时就开始骄矜自夸。反观道家的时间本体，除了学术意义外还有更多的智慧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加平和的、非零和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六、总结

本文提出了笔者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范式的一些思考。笔者首先讨论了在当前世界占据主导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并分析了这一范式体系的优缺点。通过这一讨论，笔者还试图指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范式的关键首先在于本体创新，其次在于打通哲学层面的本体论论述和经验层面的机制性叙事，将哲学意义上的社会理论转变为能帮助我们解释各种差异性经验现象的社会科学理论。笔者随后从方法论出发提出了一个高质量的社会科学范式体系所应该具有的四个要素，以及笔者尝试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范式的本体承诺和中国元素。

笔者认为，一个致力于解释差异性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范式在方法论上必须遵从四个条件：（1）这个范式体系的本体系统中的每一个命题都相当于一个理想形态，彼此之间相互独立。这些命题虽然不能被证明，但是它们每一个都应该尽量接近经验意义上的不证自明性。（2）在一个特定的问题域中，这个范式体系的本体命题系统应该具有完备性，或者说任何其他有关的命题都是某一组最为基本的本体性命题的推论或者组合。（3）这个范式体系的本体系统还需要具有包容性，或者说有能力把其他本体系统吸收为该总体性范式的一部分。（4）这个范式体系的每一个本体性论述都必须与社会机制建立直接联系。只有在这四个条件已经满足的条件下，我们才能考虑在范式体系中加入具有中国特色的本体论述，从而发展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的社会科学范式体系。

文章的最后部分讨论了笔者所创建的用于解释社会变迁的一个相当于社会科学范式的理论。这一理论建立在迈克尔·曼的社会变迁理论之上。曼的理论的基本本体命题已经具有较高的公理性、完备性和包容性，笔者进而对曼的理论作了以下四点改造：（1）把曼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看作是人类展开竞争的四个理想面向。（2）通过推理得出各种竞争所激发的社会机制。（3）把道家辩证法作为一个时间本体引入理论，并指出道家的时间本体背后是一个涵盖了大量的刻画事物性质转化的社会机制的法则：任何性质的社会组织、思想和制度，随着它日趋强大，削弱其力���的社会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4）为了保证所找到的那个在一定时空下四个社会权力的特殊耦合方式在经验上比较可靠，笔者在经验研究中问了一大堆“为什么”，并试图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来解答这些问题。这一方法的背后是一个源于古希腊哲学的认识论：一个理论的合理性取决于它能解释或者解读的经验现象的广度。这一古希腊认识论也是我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本体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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