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的构建及其艰巨性

李友梅

（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

来源：《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2期。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将为我们的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个实践的真正认识，必须得到中国自己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团队的全力支持。以反映时代进程、应对现实问题为己任的中国社会学，要跟上这个时代的要求，必须激励自己勇于历史担当，不断提升思想境界和辨析水平，创建更贴切的理论与方法去把握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规律，为我们自己也为世界能够真正认识中国社会转型的推动力及其特有的理性提供更有效的智力支撑。面对这些高要求，中国社会学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对自己的基本能力及其可能遇到的实际困难到底有了多少认识？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些不能不重视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做了一些初步分析，形成以下一些认识。

一、中国社会学尚缺乏共享的学术问题意识

可以说，全球化已然成为中国有机的一部分，而中国也在“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碰到了全球情绪的紧张、焦虑与茫然问题。因此，在我们当今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与其谈论中国，不如谈论与世界关系中的中国。然而当我们试图深入分析和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转型实践时，我们没有一套成熟的概念和相应的知识体系，可以用来恰当地反思和实际地接近正在发生剧变的这个时代。无论是上世纪末以来的全球化趋势还是近来全球化逆转的可能，基本上的解释框架更多还是来自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传统，而国内社会学者鲜有能提出相当的理论模式来展开对等的学术讨论，由于缺乏源自本土实践的分析框架，难以针对西方学者的偏见或错误理解给出及时且有力的回应。另一方面，我们惯于引用和采纳的源自西方的分析框架、概念和方法论，其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推论逻辑即使在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度里，今天也遭遇了失效的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学来说，在这样一个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空前发展的时代，要能够破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核心问题，特别需要智慧和深度地开展原创性和建设性工作，而这个工作的推进将首先依赖于我们对自身基本功尤其是立足本土“从实求知”的能力和在世界与中国发展的大历史中对本学科已有的知识体系进行反思的能力。

我国社会学学科自重建以来取得了很大进步，在一些领域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科研队伍，而且已有较为扎实的研究积累。然而，这些队伍和积累还不足以推动中国社会学形塑其理论、方法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可以说，现代以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以中国逻辑来讲中国故事的话语能力。在近30多年中，我国学术界越来越感受到，以欧美国家的社会发展实践产生的所谓“普世理论”在解释中国本土实践过程中的不足和缺憾，但如果仅仅满足于以中国的实践来修正西方的理论，则会带来一个后果——本土图景呈现碎片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批中国社会学人脚踏实地，深入社会生活，欲想找回“植根中国土壤”的“从实求知”的方法论与知识。无论是“向历史回归”还是躬根于“三农”实践，都反映出这一代学人追求理论和方法自主性的渴求。其实，中国社会学并不欠缺“既面向世界又植根中国”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中国社区学派便是得到国内外广泛承认的中国社会学学派，社区学派在问题设定、话语选择、研究路径这三个关键环节中所具备的创新性意义，对于构建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仍具有积极意义。传统只有可持续才能成为传统，我们需要继承、发扬和再造传统，但不是简单地“重返传统”。然而，在重建的30多年中，我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仍然缺乏共享的学术问题意识，也缺乏相互间的批评式对话，研究成果的重复率较高但提炼水平较低，难以真正促就本土化的知识积累。虽然对于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建设，30年是非常短暂的，但在今天这个急需中国社会学在推进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刻，我们不能持慢慢来的态度而放松自己的努力。

二、中国社会学专业术语的概念化能力还很弱

1999年是中国社会学重建20年，费孝通先生提出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要“重新补一补课”。当时，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带头人纷纷意识到，中国问题的研究要跟上时代需求，不能没有本土学术话语体系的支撑，因此必须完善并提升自己的学科体系。随着世界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大变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格局也出现了重大转型，面对由此提出的史无前例的重大问题，费先生敏锐而严肃地提出了“文化自觉”。郑杭生老师秉承了费老的思想，后来提出中国社会学要理论自觉。可以说，理论自觉是对文化自觉的一种支持，尤其是将其与社会学理论的自主性发展和整体性的中华文明进步结合在一起，为文化自觉能够在学科层面找到现实的基础提供了一种新探索。

文化自觉想要强调的是对文化的自知之明，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发现和提升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我国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是要通过更好地认识中国自身来认识世界，又通过理解和认识其他各国的文化来更好地认识中国。所以，我们不仅要古为今用，还要洋为中用；不仅不能照搬国外学者的成果来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反而需要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对过去的和外国的各种社会学成果进行去伪存真的批判接受，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中贴切地反映我们的社会情况，从而使我们不断提高把握自身文化之“实”的真本。其实当代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早就演变成为文化之间的角力，而能否领先则取决于能否以本民族的发展实践为世界贡献价值理念，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指向，究其根本上还要在自主发展的基础上凝聚共识并实现引领，而这一切的基础都在于本土文化之“实”。

习近平同志的“5·17讲话”深刻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需要我们建设系统性的学科体系、包容性的学术体系以及既能涵盖中国特质，又能与世界其他文化相互沟通进行实质性交流的话语体系，并以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使世界认识中国。然而，我们深深感到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转型实践阐述的专业术语的概念化能力还很弱，其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所需的“理论储备”还远远不够。我们已经认识到，一些原创性概念的提出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要么是在西方概念基础上的嫁接，要么就是缺乏与西方学术对话的基础。这些问题使得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阐释难以呈现整体性、系统性的图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今天全球经济社会的运行逻辑和治理规则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空前的程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尤其是随着近年来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遇到了极为严重的社会治理危机，在西方世界惶惶难以找到出路的背景下，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理念和实践无疑为人类社会走向和谐、稳定与发展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在此趋势下，中国社会学如何提高反映和应对的能力水平很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三、中国社会学建设还必须正视的几个问题

我们之所以还没有真正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强势影响，其主要原因，既来自西方学术话语霸权，也囿于自身学术体制、学术意识和学术实践的制约而难以创新。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寻求改变这种状态的途径。这里，我们就深入优化学科、科研、课程与教材建设的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谈几点初步想法。

1要重视科研能力及其评价标准的建设

近些年来，国内高校似乎越来越强调以国际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作为考核激励的主要指标，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顶尖期刊及其学术评价标准基本在美国。另一方面，由于越来越多的青年骨干选择技术型研究，而且为这些研究成果发表于英文期刊而感到满足，并相信与崇尚科学研究的“积累性”能够“逐渐接近”事物的本质。然而，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复杂性与很多重要领域都很难应用科学的测量方法，于是聚焦这些领域的研究要么失声，要么脱离甚至远离基层社会生活的现实，以至于使中国社会学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判断力和敏锐性趋于不断弱化。正如近期发生的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以及上溯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等事件所展示的，越来越精致化的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无法对西方经济社会状况做出有效的反映、分析和应对。而如果不改变国内这种研究的导向，将有可能使我们重蹈西方的覆辙。

2要重视学科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

学科体系、教材体系与教育方法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这个基础如何，关系到能否培养出真正有用的社会学人才。当年吴文藻先生，就是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为重要抓手，开始编写中国化的社会学教材，运用本土话语进行教学和研究，从而培养出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等著名学者，开创了具有国际影响的社会学“中国学派”。近几十年来，社会学的课程与教材在国内外都处于比较杂乱的状态，不能提供清晰的便于掌握的知识系统，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整体性思考还刚刚开始，尤其是在西方社会学教材不断进入的背景下，我们的相关教材建设还不能将最新本土研究成果反映在课堂上，难以使学生对于鲜活的社会生活实际形成更贴切认识，不利于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更进一步来说，以学科体系、教材体系与教育方法建设为基础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也是为本土人才搭建起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术脉络的他者进行有效交流、思想交锋与深度对话的平台。只有厘清学术交流与争辩中的概念谬误、立场与理解参差，在“共通”的话语体系中通过高质量深层次的对话，才能使得本土研究有可能融合“内在理路”与“外部视角”，从而丰富对整体的认识，进而让我们的思考与认识能够更加接近中国社会生活的现实。

3要重视中国社会学“从实求知”的方法论建设

我们坚持探索能够反映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方法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反而要善于利用国际前沿的研究工具，并在批判、反思和建设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利用，使其既能够服务于本土化社会分析，又能够为现代社会科学丰富更多的中国元素。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立基之本就体现在对“从实求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强调。然而，我们对“从实求知”、“实事求是”内涵的深入挖掘不仅不够甚至是刚刚开始。没有“实”就没有真正的“知”，“知”是从“实”中所生成并由此形成的一套知识体系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说，“从实求知”不仅是我们自身知识体系更新与传承的基础，也是我们从全球性的视野，运用自己的知识体系理解中国并向世界解释中国，就全球新秩序中的中国角色，展开“实事求是”判断的源泉。从方法论建设的角度来看，必须摆脱基于欧美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实践而形成的方法论思维的羁绊，而真正从我们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的现实背景出发，既要从西方借鉴又要能够结合本土实践进行再生产，培育和引导一些较为成熟的、更具有洞察力的方法论学派成长，并由此真正实现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造和更新，更好地完成历史赋予这一代社会学人的重任。

当然，知易行难。在今天这个时代，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包括机遇和挑战的问题链很长也很深，因此要把握好中国社会科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工作，这个艰巨性也许会超出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本身。对此我们要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以上是我的一些认识，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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